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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stic人口预测模型的SPSS拟合方法分析
Logistic模型为荷兰数学家及生物学家Verhulst.Pearl在修正非密度方程时提出,其目的为研究受到生存资源制约的情况下生物种群的增长规律。在Logistic模型中,有限空间内种群不能无限增长,而是存在着数量上限。由于自然资源、环境条件等因素对种群的增长起着阻滞作用,并且随着种群数量的增大,阻滞作用逐步增大,即实测增长率是一个减函数,且随着种群数量的增大而减小,当种群数量趋于上限时,种群增长亦趋于稳定。由于Logistic阻滞增长模型所需的数据少,计算简单,对中短期时间内的种群数量预测较为准确,亦常应用于人口预测方面。
如上文述,人口增长率为以人口数量x为自变量的函数r(x),这里r(x)为减函数。假设r(x)= r ?Sx,S>0,这里r为初始值r(),即当人口无生存环境和资源限制时的固有增长率。当人口数量达到人口最大容量,将有r()=0,此时人口达到稳定状态。由线性关系r()=r-S,可得S=r/。假设x是时间t的函数x(t),从而有解变量可分离方程。
通过模型方程(Ⅰ)可知,Logistic模型拟合的重点为参数和的确定。下采用两种SPSS软件的回归拟合方法,利用1990-2010年人口调查数据(如表1)进行人口数量的预测。
(一)非线性回归(Nonlinear Regression)拟合
在SPSS(SPSS19.0)的变量视图中定义两变量人口数量x及年份t,在数据视图中由上而下录入人口数据(如图1所示)。
在菜单栏依次选择分析(Analyze)―回归(Regression)―非线性估计(Nonlinear),打开非线性回归窗口。将年末总人口[x]送入因变量一栏,在模型表达式输入框中输入模型公式
A/(1 +(A / 114333 - 1)* Exp(- r *(t - 1990)))(如图2)。此处以A代替人口最大容量,由于时间以1990年为初始年份,原方程中的t转为t-1990。选择“参数”项进行参数A和r初始值的设定(如图3),这里A初始值选择人数中的最大值134091(万人),r的初始值选择1991年的人口增长率0.013,“使用上一分析的起始值”一栏选中,单击“继续”。单击“保存”项,打开对话框如图4,选中预测值和残差项,便于检验模型方程的拟合效果,选择“继续”返回非线性回归窗口,选择“确定”运行。在输出(Output)窗口中,可以得到参数A的迭代计算过程、参数估计等内容。由参数估计得参数估计值,=0.0675。R2=1.000。
(二)曲线估计法
采用SPSS的曲线估计进行模型拟合,须先求参数。对估计的方法很多,这里采用三点法进行求取。
选择分析(Analyze)―回归(Regression)―曲线估计(Curve Estimation),打开曲线估计窗口,将年末总人口[x]和年份[t]分别送入因变量和自变量输入框,在“模型”区选中Logistic,在上限一栏填入142515.5576,在“保存”对话框中选中预测值和残差,其他依照默认选择。选择“确定”。
从可决系数R2来看,两种方法所得拟合方程的R2均得1,则两种方法对Logistic人口预测模型的拟合性都很好。分别用两种方法所得方程对2011年和2012年的年末人口数进行估计,结果如下表1。可以看出,曲线估计的拟合相对较好。
考虑二者操作的简便性,前者的拟合性不依赖于A、r初值的选取(选取失当会影响迭代过程所需时间),可靠程度较好,后者则需要利用其它方法预估的值,最终所得方程的拟合性很大程度上亦依赖于的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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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通常集职业身份和公民身份于一身。我们以往对官员身份的认识更多的是看重他的职业身份,强调对官员的道德制约,这与中国传统的 好人当官 的意识相关,也与官民双方对官员身份的认知相关。在加强对官员进行监督的今天,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官员的身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政治生态变化中官员的公民身份认知回归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摘要官员通常集职业身份和公民身份于一身。我们以往对官员身份的认识更多的是看重他的职业身份,强调对官员的道德制约,这与中国传统的“好人当官”的意识相关,也与官民双方对官员身份的认知相关。在加强对官员进行监督的今天,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官员的身份。官员的公民身份表明了他的理性经济人的一面,而官员的职业身份则表明了他的社会性的一面。
中共以来,中国政治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目前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是通过高压反腐确保官员清廉,通过政务公开保证政治清明,以及通过权力集中强化政治清朗。这些行动带来了政治生态和社会心态的重大变化。就政治生态而言,官员觉得官不好做了;从社会心态来看,民众对官员持有一种不信任的心理。简而言之,政治生态和社会心态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官员被前所未有地置放在了社会和公众面前,由此也引发了一个对官员的公民身份的认知问题,也就是从以往对官员的职业身份的注重,回归到注重官员的公民身份和职业身份的双重身份。这种新的认知回归不仅关系到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和管理,而且也关系到改善官民之间关系的问题。
一
社会中有官有民,这既可以从管理的意义上说(官是管理者,民是被管理者――尽管从现代政治学的意义上说,民是终极的管理者,官只是民的仆人);也可以从社会分工的意义上说(社会总是需要一部分人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这些人就成了通常意义上的官);也可以从职业意义上说(官是一种职业,正如民也有各种职业一样,有人当工人,有人当农民,有人当教师,如此等等)。不管官和民在职业身份上有什么区别,实际上他们有一种身份是一样的,即他们都是公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和民都有两种身份,一是职业身份,二是公民身份。
但是,我们以往对官员身份的认识主要停留在职业身份上。职业身份要求官员表现出“公”的一面,表现出为人表率的一面。这一职业要求往往也成了人们对官员的一种期待。因此,官员的举动也常常为社会所注目,其行为也常常被监督。落实八项规定、反四风和反腐败以来,官员的一举一动在更大程度上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网络的日益发达更是将人们对官员的监督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不时看到对官员的举报,官员吃饭被曝,戴表被曝,生活作风被曝,等等。最终的结果,公款吃喝受到处罚,生活作风不良则名声扫地。然后,就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发展:一方面是民众对官员的监督的热情更高,以至于在某些场合走到了偏激的地步,只要是官员吃饭就认为是公款吃喝;甚至是穿衣,一旦感觉衣价太高,与公务员收入不符,马上上网曝光。前不久提出要给公务员加工资,又引来网上一片骂声。
另一方面则是官员的退守,本来可以正大光明进行的公款消费也转入了地下,甚至私人的吃喝也取消了,原因是怕惹麻烦,一旦被曝光就是没事找事。官员隐私受到了侵犯,但据说官员作为公共人物无隐私可言,因而只能隐忍但又感到憋屈和郁闷。工资加得不多,尽管心有不满也不敢表达,怕辱没了“公务员”这一崇高的名声,也怕一旦表达会受到来自四面的攻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此等等。目睹此类现象,使人感觉这个社会似有一股戾气,官民阵垒分明;一旦对决,便以零和为结局;也使人感觉生活的色彩开始变得单一,锦衣美食,豪车美酒再也不敢招摇过市,哪怕是正常收入所得。总之,使人感觉社会缺少了一种祥和友善的氛围,与和谐社会有点格格不入。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我们对官员的身份的认识上。我们关注了官员职业身份的一面,却忽略了官员公民身份的一面。而在中国的文化中,官有它的特殊性,它往往被赋予了很高的道德含义。“好人做官”从孔子以来一直是一种传统,以至于人们对官员的要求高于对其他人的要求。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他们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同一般民众是不一样的,是要高于一般民众的。即便官作为一种职业,它也被认为是高于其他职业的。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农七工八商九儒十丐”之说,有“学而优则仕”之说,官是顶点,官是最高的,是人们追求的最高境界,范进中举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一个故事。即便在今天,我们还难以完全摆脱这种官高民低(这当然与我们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有关,也与我们的选官制度有关)的现象,这使得官在一些人眼里应该是完人,容不得官员犯错,因此动不动就对官员进行道德上的绑架。另一方面,官方的体制和学说也助长了官员的道德责任感,使他们自己感觉不同于民,要优于民(至少在道德上)。“特殊材料制成”说更是将官员和民众做了一个切割。而官民双方的一个共同缺陷在于都关注了官的职业身份而忽略了他的公民身份。
二
以公民身份而言,我们可能对官员的要求就不一样。现代的职业身份与公民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应一个人的社会人和自然人的两种角色。我们对作为社会人的具有官员身份的人的要求肯定会高于一般的人,因为官员就职于一个影响社会的公共部门,他的言行举止具有公共性,因此官员应该是社会的表率。比如,同样一个绯闻,人们会抓住官员不放,而对其他的人可能就轻轻放过,最多把它看做是一个花边新闻而不是一个严重的道德事件。其原因在于作为公共人物的官员的行为具有很强的传导性,具有对社会的一种引领性。官员清廉,社会清廉;官员崇高,社会崇高;官员奢靡,社会奢靡;官员腐败,社会腐败。这也是为什么公众往往会对官员的过错(更不用说犯罪)揪住不放的道理所在,因为他们对官员寄托了一种期望(尽管有时这一期望太高)。
但是,另一方面,官员也是一个自然人,有他的公民身份。而在这一点上,官员同其他人是一样的,他也有自身的需求。马斯洛著名的“人类需要层次”理论并非不适用于官员。官员也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敬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他需要满足这些需要。他也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不能被剥夺的公民权利,比如个人隐私得到保护,言论的自由,行动的自由等。此外,官员也像其他人一样要柴米油盐居家过日子,他们也有自身的利益,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官员和其他人一样,也想钱多一点(当然是正当的钱),日子过得好一点。他也要追求自身的利益,比如得到晋升或受到尊重。
可能是在这一身份认定上导致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一样。西方文化对官员的假定在于他首先是个理性的经济人,他想达到的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企业家想达到的是钞票最大化,政治家想达到的是选票最大化。因此对官员的假定是坏人,会做坏事,会伤害公共利益。因此,解决的方法是法制,建立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制约官员的行为,不让官员作恶,因为官员掌握着公共权力,一旦作恶,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或许是这一不同的假设,引发了中西社会两种不同的取向。由于对官员是好人的假定,产生了中国历史上很发达的道德伦理文化,强调“吾日三省吾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寄希望于官员的自省和做道德模范,道德优良是安身立命的基础。钱穆甚至认为中华文明得以不间断地保留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制,也就是官员以德垂范,最终成为挽社会狂澜于既倒的稳定力量。而在西方,则发展了强大的法制文化,通过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制约官员的行为,而不是主要寄希望于官员的自觉和自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对付之道就是对权力进行限制,使权力行善而不作恶。
此外,西方这种对官员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也产生了非常现实的治官之道。斯蒂芬?贝利在论述保罗?阿普尔的道德思想时指出,一般来讲,仅仅要求道德上的高尚是不够的。只有认识到现实中的利益,公务官员才能够找到那些最强大的行为动力(个人的或是公众的)。通常,只有某项公共利益中包含了作为动力燃料的几项特殊利益时,它才可能进入轨道运转,即被人们纳入议事日程。行政官员的艺术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将私人的和个人的利益寓于公共利益之中。从道德品格来说,那些不愿把(合法的)个人和私人利益纳入支持公私兼顾的事业中来的人,是不适宜于担负行政职务的。[1]这些话或许会使我们有些人听了大惊失色,但冷静一想则不无道理。
官员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也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他做事的动力既来自崇高的使命感的驱使,也来自满足个人利益的需要。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只是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人的利益服从组织的利益,而不是否认或排除他们的个人需要。我们的文化往往忽略了官员“理性经济人”的一面,过分关注和强调了官员的“官员身份”而忽略了他的“公民身份”,忽略了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所具有的听起来不那么崇高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个人利益的追求。把官员看得太高,其结果是,一旦发现他们事实上没有这么高,我们就变得难以容忍。这是只看官员的一面而不是看他的两面所造成的。
简单来说,西方的做法是更多地从公民身份的角度来认识官员(也就是首先他是个人,他同时具备人所具有的优点以及人所具有的缺点),建立严格的法制和监督体系,并配以现实的激励因素。他们通常把官员的行为分成三类,一是违反刑法的行为,二是不道德的行为,三是不恰当的行为,对三类行为分别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违反刑法的行为当然会被抓,不道德不恰当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丢官(比如我们对西方国家里官员因不恰当使用公款而丢官的事时有所闻),但也不一定,比如克林顿在位期间的绯闻事件最终并没有影响到他仍然担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有绯闻,但这并不影响美国人始终把他当做一个伟大的总统来敬仰。
不恰当使用公款导致丢官,而身缠绯闻的总统依然做总统,其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涉及了公与私的问题,侵犯公的利益是规章制度所不允许的,因而丢官实属正常。而后者只是涉及私人的事情,这是属于道德层面的有违一般社会伦理的问题,作为公众人物,社会会加以谴责,但不一定加以制裁。一个有道德瑕疵的人可能是一个很有行政才干的人,不用可惜。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时,已有他的风流韵事的传闻,但美国人还是把他选上了总统宝座(当然克林顿后来也以其亮丽的业绩回报了选民对他的信任)。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公民身份角度出发的认识所具有的一种宽容。
相比之下,我们长期以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强调道德的文化,则是更多地从官员身份的角度去认识官员的,更多地强调思想教育,寄希望于官员的自觉、自律和自省,而疏于法治和监督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此次反腐败斗争中受到查处的腐败的高级官员有如此之多,充分表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监督体系是很不完善的),并在官员的行政行为中完全排除个人利益的考虑,或至少让人感觉在政府组织里谈个人利益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从而放弃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尽管这一追求有时并不伤害组织的利益。这导致我们可能以过高的标准去要求官员,并对官员的道德瑕疵或过错采取不宽容的态度,以捍卫道德高地的纯洁性。
比如民间对犯错官员的重新启用往往一概采取不理解甚至反对的态度(当然这里也有民众还无法参与官员任用的原因)。其次,由于受到道德正当性的影响,公私无法兼容,官员不能有自己的利益,或者至少不能在大庭广众下公开谈论正当的个人利益,或以谈个人利益为耻,这导致官员的一些正当的利益或好处或福利一旦受到影响,也不敢出来争取,甚至在表面上还要表现得很崇高,不屑于这样的利益或好处,但是在私下里却发泄不满,并在行动上采取消极怠工和不作为的方式来加以抵制,庸政和懒政便应运而生。
三
当然,两种身份是集于官员一身的。西方尽管比较盛行的是对官员的理想经济人的假定,但也时常可以看到对这种假定的批评。比如,珍妮特?登哈特和罗伯特?登哈特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政府中的恰当角色之所以被削弱,其原因不是在于邪恶的目的或者精英分子的阴谋,而是因为对治理和管理的探讨始终都假定了我们只能是自利的”[2],因为这种假定忽略了官员职业身份崇高性的一面,官员都被看作是追求自身利益的蝇营狗苟的人,而不是既会追求自身的利益,同时也会追求公共利益,甚至会为公共利益这一崇高的目标牺牲自己的利益。在登哈特看来,“人们之所以被吸引去从事公共服务,是因为他们被公共服务的价值观所促使。这些价值观――为他人服务、使世界更加美好和更加安全,以及促使民主发挥作用――体现了在一个社区的服务中作为一个公民的意义的精华。我们需要培育和鼓励这些更高层次的动机和价值观,而不应该把人当做机器上的嵌齿或者认为似乎他们只具有为自己利益服务的行为,就压抑这些动机和价值观”[3]。
反观我们,尽管我们的文化更多地强调官员的道德自律,更多的是对官员的思想教育,但是事实上我们也有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制约官员的行为,而这些法律和规章制度本身就暗含了官员会犯错,甚至会犯罪的假定,只是我们比较少强调这一点而已。但正如上面所言,对道德伦理的强调可能导致了我们对法治建设的疏忽。而这一疏忽的结果,既导致一些官员或利用法律和规章制度的漏洞大搞腐败或不惜以身试法,同时也导致民众走体制外的道路,尤其是利用网络来进行反腐败或者对官员进行监督,以至于最后出现了本文前面讲到的一些过激的状况。
因此,无论从官方还是民间两个方面来说,都有必要从两种身份的角度去认识我们的官员。如果说我们以往更多考虑的是官员的职业身份的话,那么在走向反腐倡廉和政治清明的今天,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官员的公民身份,考虑官员理性经济人的一面。从这一点出发,来建构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以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并规范官员的行为,从而完善对官员的监督。
如果我们实施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制度,老百姓的一些猜忌和疑虑也会随之消失。有钱的官员进行高消费也实属正常,用不着偷鸡摸狗地去做。当我们的报销制度使得公款吃喝(公务接待不在此列)变得不可能时,那么一些民众再也不会也没必要去盯着吃喝的官员,官员自己要吃喝也有了自由,再不用因怕老百姓指责而放弃吃喝。对公民的最低要求是守法,这应该是一个不高的要求,尽管社会对官员会有更高的要求。但是从理性经济人、也即公民身份的角度去考虑,我们就可能不会对官员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因为就这一身份而言,他们是同我们一样的人。这样,对官员的一些过错、瑕疵或缺点(当然不包括涉及刑事违法犯罪的行为)可能会抱有一种宽容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对官员不伤害、不影响公共利益的谋私行为可能也会有一种理解的态度。
其次,我们当然也必须考虑官员的职业身份,因为这一身份给了官员荣誉,也给了官员责任。这一荣誉不是个人的地位和名声,不是什么“长”或“主席”、“主任”带来的愉悦或自得,而是服务公众的一种满足。具备了这样的一种认识,官员就会很好地去处理公和私的关系,处理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从这一认识出发,需要考虑如何去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准。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职业道德,在政府中也可以称为行政道德;二是个人品行。保罗?阿普尔比在谈到政府体制中的道德时,指出了三个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即乐观、勇气和仁慈的公正。乐观可以使人尽量看到事物光明的一面,可以使人在各种含混的、自相矛盾的事务中不失去信心,增强行为的目的性而减少被动性。勇气则是抱负、责任感和对于无所事事的痛恨。勇气可以使人坚持原则,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并敢于做出可能会给一些人带来痛苦的决定。再者是与仁慈联系在一起的公正。政府是价值的权威分配者,它所用的不可量化的尺度是正义和社会福利。权力必须在公正和富有同情心的情况下行使。
仁慈对于官员在决策中的信息不足和私心介入起到补救作用,否则决策就很难公正。仁慈强调的是劝导而不是强制手段,它激励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果没有这种向往,政府便会成为保护现存特权的令人沮丧的防御壁垒。[4]阿普尔比在这里指的是行政道德,此外,道德还包括个人的素质和品质方面的一些内容,比如我们通常强调的诚实、正派、善良、正义感等。我们不仅要求官员恪守行政道德,而且还要具备良好的私人品德。
回归对官员两种身份集于一身的全面认识,尤其是对官员的公民身份的认识,需要一个调整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涉及政治生态的变化,也涉及整个社会生态的变化,涉及政治的清明、经济的进步、文化的改变和道德的提高。但这一认知的回归是必须的,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因为它有助于促进这样一个过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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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艺术歌曲创作在思想、内容、题材、风格、艺术创意、作曲技法、和声织体,以及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较之民间歌曲和通俗歌曲,更具有自己的规模和相对稳定的模式,并对我国艺术歌曲的繁荣和昌盛,进行着不懈的探索和开拓。同时,又推动着我国声乐表演和声乐教学在技术上和艺术上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基础教育论文范文:论声乐教育与人本回归。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我国的音乐艺术有着十分悠久的发展历史,有着十分灿烂丰富的音乐文化。在音乐文化组成中有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声乐,随着声乐艺术发展,声乐教育在高校内也有着越来越好的发展,并且也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声乐教育过程中,教师应当充分发挥人文主义思想,在实际教学中融八人本回归思想与理念,从而使得在声乐教育过程中真正构建人本回归思想及理念,更好进行声乐教育。
【关键词】声乐教育;人本回归;构建
所谓声乐教育是教授学生声乐艺术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应当有人主观参与,在整个教育过程中都应当以“人”作为出发点,这是因为声乐艺术是以人为主体的,它所表达的是人的情感,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构建人本回归理念,并且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对其真正运用,对于声乐教育水平以及质量的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及意义。
声乐属于音乐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利用人声进行演唱的一种音乐艺术,可以以乐器进行伴奏,声乐主要包括二种,即美声唱法、民族唱法以及通俗唱法,而当前在我国又有一种新式唱法出现,即原生态唱法。一般情况下声乐所指的就是美声唱法,在声乐中也有不同流派流传,其演唱具有自身特色。在声乐中依据人声音域高低以及音色之间差异可分为以下几类:女低音、女中音以及女高音,还有男低音、男中音以及男高音。声乐教育包括很多内容,主要有发声方法、曲风处理以及情感表达等一些内容,其它还包括关于声乐教育理论研究活动以及社会实践活动的相关内容。
声乐教育属于声乐艺术的一个教学过程,在该过程中的重点内容就是人的参与,若无人的参与则就不存在声乐改造以及创新过程,因此在声乐教育中其重要任务就是将声乐教育本人以及人参与过程处理好,使人们能够提高其音乐素养,从而使声乐教育中人本回归理念得以真正实现。在声乐教育过程中,教师应当将教学大纲整体把握好,协调好教与学之间的关系,将人本主义以及声乐教学实践进行结合,使声乐教学效率得到提高。
(一)声乐教学含义
第一,声乐教学主导为教师。新教学模式改革改变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教学关系,由原来以教师为中心转变成为学生为中心,而这些变化对声乐教育思想以及教学方式创新也必然有一定推动作用,声乐教育属于视觉及听觉之间完美结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也只有将教与学结合,才能够真正感受到声乐教育特点。在该过程中,教师引导作用十分重要,在教学过程中坚持教师主导是特别重要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学生主观能动性以及学习自觉性方而,对学生进行引导,使其在教学目标设计以及教学活动中能够积极参与,从而创造和谐自然教学环境,将学生实践性以及创造性提高作为教学目标,教师应当将自身引导作用充分发挥,从而更好为学生主体学习活动服务。
第二,教学主体为学生。学生属于教学服务对象,但同时其也是学习主动群体,将学生作为教学主体即是教学应当而向所有学生,通过由教师进行讲解以及指导,从而将教学相关知识点掌握,进而使学生得以全而发展,其具体表现就是在设计教学目标时应当将学生作为考虑重点,在安排教学时间时应将学生作为主体,在组织教学形式时应当将学科特色以及学生特点进行结合,在教学方式方而应当以学生为本,进行教学创新。
第二,教学中心主轴为声乐。对于声乐艺术而言,其主要思想感情就是人声,在声乐学习方而应当具备高度艺术性、丰富创造性以及较高兴趣性,其与一般文化课知识相比较而言,存在本质区别,声乐所具备高度艺术性在培养人素养方而有着十分积极影响,在声乐教学过程中,必须应进行的两个部分就是知识传授以及技术掌握,然而其并非声乐教学中所有内容以及根本目的,在声乐中将人作为乐器,所以在声乐教学中,“以人为本”应当包括发挥声乐功能。
(二)人本主义中主要观点
第一,目的观。对于人本主义教育方式而言,其所强调的是教育是以促进人个性发展以及发挥为最终目的的,所培养的人应当有个性,使学生能够认识到其所特有个性,帮助学生对其潜在个性进行开发,由于每个人都有不同个人经验以及体验,不同学生也有个体差异存在,在人本主义中就是将这些个体差异以及不同价值观作为出发点,对于人本主义教育而言,其观点就是通过教学能够使学生发展与自身性格特点更加相符合。
第二,教学观。在人本主义教学理念中,所强调的就是将学生当作教学主体,应当将学习者作为中心,尽可能满足学生各个方而需求,使其各自潜能得到发挥,使其能够在一个愉快的环境中进行学习,对其健康心理进行培养,在教学方式方而,应当注重个别教学,将集体教学最大观点改变,为能够使学生形成独特个性,应当尽量选择个性化教学模式。
第三,师生观。教师为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思想成功的关键,在于教师是否能够创造自由和谐环境使学生进行学习,而该环境就是师生之间关系,师生关系属于较特殊的一种人际关系。在该人际关系中,教师不再是管理者与控制者,而是成为学生学习促进者,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学生为主要对象,学生属于不成熟群体,通过教师进行教育以及指导,能够促使学生不断进行发展,从而逐渐成熟。学生群体充满活力与个性,在人格方而而言,其与教师属于平等关系,而人本主义就是认识到该关系,提出将角色转变,将民主、平等新型师生关系以及教学模式建立起来。
第四,课程观。在人本主义教学理念中,教学重点由教材转移至个人,在以往教学过程中,所注重的为分解教材思想结构,但是将学生所具备心理特征及特点忽视,从而导致原本知识的完整性受到破坏,使人很难进行整体把握,在人本主义教育理念中将“统一观”概念提出,应当使教材整体结构符合学生心理发展状况,将情感领域及认知领域结合起来,在这种统一观点中,所注重的为知识广度而非知识深度,其所关心的为知识内容而并不是知识形式,从而使常规课程中所存在不足以及缺陷得到弥补。
三、声乐教育中人本主义思想产生以及发展
(一)人本主义思想产生
在起初人本主义思想属于一种唯物主义说,即人生物化的形而上学,其所强调重点就是以人为本。人本主义思想为一种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思潮,其所主张的是人身白由权利可能受侵犯,在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式教育是十分重要的一种教育思潮,在这种新型教育思潮中所体现的为将学生作为中心,将学生自我价值的发展以及培养作为目标,属于一种新式教育观。所谓人本主义思想就是以人为本,在21世纪社会中,该思想己成为时代潮流,当前所存在人本主义思想是对传统人本主义思想进行延续及继承。
(二)人本主义思想在声乐教育中运用原则
在运用人本主义思想时应当符合一定原则,依据这些原则进行运用才能够使其优势得到最大限度发挥。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当坚持将学生作教学主体,将教师作为教学主导,教师应当能够主动创设对教学有利场景,然后与学生自身实际情况相结合,对学生进行主动引导,通过教师与学生之间进行互动沟通,可传递给学生知识,在该过程中教师所充当角色是对学生辅助及促进。在教学过程中应当遵循循序渐进原则,声乐艺术属于有较强实践性且需创造的一门学科,不可能一步完成,应当循序渐进,通过逐渐进行培训使声乐教育能够符合人本回归教学要求以及目的。在进行教学时应注意启发及引导原则,声乐教育属于艺术类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应用启发及引导方式,激发学生潜能进行创造,使学生成为学习过程中主动执行者,利用启发以及引导而创造和谐与互动氛围进行学习。在教学过程中应当注意因材施教,这就要求教师应当对学生自身实际情况更加关注与尊重,在大教学环境中教师还应当注意调整及改变学生具体情况,从而帮助学生进行更好学习。
(一)在声乐教学中更新理念
声乐教育属于有着较强艺术性的一门学科,应当将学生以及教师思想意识提高,对在声乐教学以及学习过程中自身责任以及任务应当有正确认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能够明确自身所存在价值。对于声乐教育而言,其本质并非是要在演唱形式以及歌曲演唱方而进行教学,而是应当对歌曲演唱技巧进行教学,使学生学会在不同歌曲上巧妙运用演唱技巧,使学生能够学习到音乐本质,从而使自身价值得到最大限度发挥,应学会通过音乐对自身艺术素质进行培养。
(二)通过民族化内容弘扬人本回归理念
在我国民族中少数民族占很大部分,在声乐演唱形式上各个民族也具有其特色,也有很多不同民间流派存在,一些影响力较大歌剧就是源白少数民族中的歌剧形式。在声乐教育过程中,在声乐课堂上可融入这些本土气息较浓厚声乐艺术,使学生对不同民族发声方法进行了解,从而将这些民族歌曲所具有特点以及所蕴含文化气息掌握。除少数民族中声乐歌曲之外,有些地方戏曲也十分有特点,也可将其融入课堂中,通过对比不同民族声乐差异以及演唱技巧,将声乐发声技巧掌握,将综合人文素质提高,但是应注意勿对某民族文化偏重,教师在进行教学过程中应当使学生保留自身特色,以此为基础使其发挥自身优势,传播并弘扬民族文化,从而使声乐课堂大融合得以形成。
(三)教学中以多媒体引导人本思想
在常规声乐教学过程中,学生均是利用自身耳朵及眼睛对音乐进行感知,或者利用教师及学生之间进行互动对声乐思想感情进行表达,这种传统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科学性,仅仅依靠感觉无法完整教学根本目标。在现代课堂上通过多媒体技术能够使声音基本元素显示出来,然后利用多媒体软件比较教师音色,可通过波形显示出来,使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地对自身和教师之间所存在音色差异进行判断,从而使学生视觉、听觉以及主观判断能力得到提高,利用这种较新奇教学模式还能够对学生学习兴趣具有激发作用,使学生对声乐学习更加热爱。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可以选择教师唱,学生录,教师录,学生唱方式,然后比较学生与教师声音效果,学生便能够通过波形图发现自身需改进之处,然后依据所存在差异,教师将正确表达方式传递给学生,通过不断发现以及改进,使学生学习能力得到提高。
(四)将教师队伍重现构建
在高校音乐教学中声乐教学属于必修课程,对学生今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也应当不断加强学习,使自身声乐知识更加丰富,要将不同民族以及不同地域中声乐表现形式以及演唱风格掌握,通过学习使自身不断完善,使自己有越来越宽广的音乐道路,通过教师带动,为学生学习树立较好榜样,将学生积极性调动起来,应当形成教师之间的竞争机制,从而使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能够更加积极投入,尽量多参与国际音乐表演及赛事,使中国传统音乐得到传播,并且世界音乐带入国内,使音乐实现双向互补,发扬中国音乐。
声乐教育要能够适应现代社会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就应当将教学理念不断更新,要能够使所培养声乐人才具备高素质,就应当对新型声乐理念以及声乐知识进行研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将这些知识融入进来,从而使声乐人才培养突破得以实现,使所培养出人才具备全而素质。在现代声乐教育中融人人本回归理念,改变传统教学模式,能够使声乐教育质量以及效率得到提高,促进现代声乐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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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好莱坞 电影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 美国梦 ,美国人将自己敢于冒险、追求刺激的思想注入电影当中,并通过电影这种大众化的娱乐方式传递给世界各地。也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精神内涵,才让好莱坞文学改编电影被大家所接受。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好莱坞文学改编电影的人性回归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好莱坞文学改编电影的魅力在于给人们带来了新的认知和思考,而每部经典作品改编的电影都凝聚着大量的人生智慧和处世哲学,都是新文学作品的诞生,即文学改编电影是一种再创造。好莱坞改编的电影《安娜·卡列尼娜》无疑是最好的诠释,电影侧重于人物刻画,通过对人物的探索来完成对环境的认知和对社会的解析,在商业化充斥着全球电影界的时候,好莱坞文学改编中“以人为本”的精神无疑是对人性回归的最好阐释。
奥斯卡最佳影片中,每十部电影中至少有一半是改编自小说的。电影改编对于原作来说是具有诱惑力的挑战,它把千丝万缕的情感用戏剧的方式表达出来,一通百通。不得不承认一些人读不真切那些著作暗含的深意,好莱坞的导演们用自己的构想完成了对著作的升华,而如何理解就是观众们的个人感觉了。电影和文学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在讲故事,都在告诉我们某种人生故事。但是不同的电影有不同的表达,下面我们来分析好莱坞文学改编电影的人性回归。
表演是一种艺术,是通过各种方式公开地再次呈现作品的风貌。国内的文学改编,就像六小龄童版的《西游记》,是真正人性回归的作品,无论从思想或内涵,都是对原著的一种升华。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一百年来广受人们争议。如今好莱坞将其改编后拍成电影,更使人们在茶余饭后有了可以谈的故事。除了前苏联本土拍过的电影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1935年葛丽泰?嘉宝版本的《安娜?卡列尼娜》了。虽然是黑白影片,可是如今看起来依旧很有味道,是好莱坞黑白电影的瑰宝之一,也是赞赏人性回归的佳作。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会牢牢记着,原来幸福与痛苦是并存的,观众永远忘不了她露出幸福笑容时双眼中的悲戚。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是有生命的,更是有生命力的,可以在历史的长河中漂泊不定,浮浮沉沉,可是等一切尘埃落定后却依然可以看见这些人物傲立在前方。歌剧也是好莱坞流行的表演形式,也不得不说一些小说改编成歌剧后更受人欢迎了。至于改编后与原著相差多少,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观众们在观看电影的同时会有极强的画面感和现场感。而2012年好莱坞新拍的《安娜?卡列尼娜》一开始就用舞台剧的形式做一场“表演”――用一场电影的时间,遇见一场舞台剧的表演。观众们坐在电影院的座位上却像坐在剧场中,因为这部好莱坞大片的编剧是汤姆斯托帕克,是英国最有声望的剧作家之一。已经年逾花甲的老艺术家这次尝试电影创作,与之前的舞台剧创作大不相同,就像一直用右手吃饭用了大半辈子,今天却突然用了左手,当然日后也会愈来愈熟练。电影最重要的是产生情感的共鸣,进而牵动观众的心。好莱坞电影《安娜?卡列尼娜》多多少少做到了这点。无论是怎么样的改编,无论是电影的细节刻画还是气势磅礴的创作背景,都让人更加关注也愿意探索这部名著背后的意义。有人说,这本小说创作的背景就是一场舞台剧,每个人都在台上表演,并且受人瞩目。而好莱坞每次对这部文学作品的改编都让观众耳目一新,最初的嘉宝,或者苏菲?玛索,抑或是费雯?丽,每个人的表演都在让人们不禁思考,安娜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又到底在向人们传达什么样的文化背景?电影对人们现实生活产生的思考,就是电影的价值所在。所以,好莱坞文学改编电影这种别出心裁的表演形式来表达人性的回归,无疑是成功的。
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原著中有这样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当好莱坞的导演把这些电影拍成各种不幸的“悲剧”时,观众们不禁会想,为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幸呢?这就引发了更深的思考。嘉宝演绎的安娜,丝丝入扣,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带着无限风韵,这些为后来的故事埋下了种子。我们从她身上看到了一个女人的不幸,她高贵善良、天真烂漫,已经有了丈夫和可爱的儿子,可她不喜欢单调沉闷、毫无生气的日子。直到她遇到了渥伦斯基,从此她的一生被改变了。那一天,那一年,让一生改变。安娜的丈夫卡列文是高官,仕途一片明朗,而安娜自己活跃在俄罗斯上层交际圈,有着极好的人缘。可是在火车上邂逅的英俊潇洒的渥伦斯基唤醒了她沉睡的爱情。是爱情还是责任?嘉宝的演绎让我们看出了她的为难与坚韧,牺牲与幸福。她有“完美”的家庭,即使这并没有让她感觉幸福。在当时的环境,因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她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追求真正的爱情。可当有一天爱情已经成了燎原之势时,她勇敢地向丈夫坦白了一切并且和心爱的人远走高飞。而私奔后的日子像是浓茶里放着蜜糖,既有让人拍案叫绝的精彩,也有叫人潸然泪下的幸福。每次看到安娜柔弱、痛苦又坚定的眼神,我就在思考为什么有了家庭是不幸福的,和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还是不幸福的,到底什么才能让她真正幸福?或者说,到底什么才能让那个时代的人的眼神不那么悲戚?有人说这是俄罗斯女性追求真挚爱情却失败的伟大悲剧,在这就为好莱坞电影的改编奠定了基调。
这部小说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安娜的爱情故事,另一条是列文的生活。她们相识于舞会,列文喜欢吉蒂,可是吉蒂却中意风流倜傥的渥伦斯基,故事几经波折,还是吉蒂的父亲慧眼识金,觉得列文才是会给女儿幸福的人,于是列文抱得美人归。可是婚后列文却陷入自我的焦虑中,他不满贵族的堕落却无能为力,重视农业是好事,又提出许多有创造性的改革方案,然而收益甚微。有人说列文是托老的化身,一样的思想矛盾和在矛盾中升华。好莱坞电影中对列文的刻画并不是爱情的不幸,而是他自身的环境使他深陷矛盾中。他设想农民与地主大团结,可是试了很多办法都没能成功,使他苦恼得甚至不知道如何继续生活下去。幸而后来得到了提点,才明白原来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为了灵魂。这无论是在原著中还是在好莱坞改编的电影中,都是一种人性的升华。也让人们明白,其实生活的不开心多半是因为不知道为了什么生活。
电影切换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对比,用列文的美满家庭来衬托安娜的颠沛流离。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一开始在火车上安娜和渥伦斯基一见钟情,还是在回去的车上的窃喜,再到后来渥伦斯基对她的表白,安娜始终是压抑自己这种感情的。真正使她关闭了对丈夫的心门的,是丈夫对她的古板说教,这也使得她在马场上看到渥伦斯基受伤时彻底失控了,那时的演绎,真正让人感觉到了情绪的爆发。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安娜是个单纯的人了,因为她没想过这种情绪爆发的后果。 在电影中对人物的刻画与小说中有些不同,看过电影后人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欲望与挣扎”的故事,而不是像原著中的“社会与挣扎”的故事。电影中的安娜刚出现时神采奕奕,光芒四射,敢爱敢恨,勇于追求自我,这些美好的词汇用来形容一个追求真爱的21世纪女性也未尝不可。这就是为什么说这里的安娜无法与喜欢她的人产生共鸣与情感的交流。纵然一千个影迷心中有一千个安娜?卡列尼娜,可是大家对安娜的认可和怜惜却是在当时的背景下的悲剧心理。虽然同样的故事放在21世纪,有些人会觉得这份爱情没有那么感人至深了,但是即使时代变了,价值观也变了,可是大家欣赏的那份勇敢与执著却没变,也不能变。
可能好莱坞的导演和编剧觉得,故事的背景是不太容易被接受的俄国“农奴制”,所以在故事的改编上没有着多少笔墨。而且原著中对宗教信仰和人生哲理的探索也太晦涩难懂,比如安娜的丈夫卡列文,就是一个虔诚的_。他其实不是一个刻薄死板,甚至是迫害安娜的那种男人,他只是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该做的事情罢了。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在他内心深处是爱着安娜的,只是不知道要如何表达,也不知道要如何去关心自己妻子的感情生活。所以在安娜生下一个女儿得了大病时,面对着安娜绝望地祈求他允许自己和渥伦斯基“重归于好”时,他还是同意了,不管是对安娜的压制的爱情还是本着自己的信徒准则。也许电影短短的两个小时无法传达出多种复杂的深意,所以电影的改编侧重于“爱”。这多简单,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说爱,爱就是人的本能。对爱的探索就是对人性的探索,电影中去表达爱就是人性回归的表现。也许这部电影根本就是为了让每个观众体会爱的意义和方式,让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爱。这无疑又是好莱坞电影改编的神来之笔,改编之上还有深意,那就是在爱的基础上感受人性,感受人性的回归。
在苏菲?玛索演绎的安娜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情感的纠葛。影片淡化了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着重描写了安娜、卡列文、渥伦斯基三人之间的爱恨情仇,让观众们在看电影时感受到澎湃汹涌的爱意。好莱坞这种对文学作品的改编是比还原作品更有意义的。因为将经典改编拍成电影其实是很有挑战性的,拍好了是经典的魅力,可以与现代社会完美结合,拍不好就会引发无数诟病,招惹骂声一片。所以好莱坞文学改编电影的意义在于,在延续经典的基础上,对人物进行更加细致的刻画与描写,以人物来衬托环境,用丰满的人物形象传达更多的信息,使人们更加理解经典,并深化对人生的思考和对自我的认知,使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回归了人性。通过对人性进行探索,每部好莱坞的文学改编作品都是精彩的,因为其中凝聚了编剧、导演和演员们自身对文学的深究,每部电影都清楚地阐述了主创们对人生的感悟,使观众也更喜欢思考自己的人生。
渥伦斯基,这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是安娜为之付出一切甚至生命的男人。更巧的是每部电影中他的形象都是风流倜傥的,初见他,只想到一个词语――侬本多情。他没想过结婚的事情,他风流快活,见到美丽的吉蒂会喜欢,见到生动迷人的安娜更会喜欢,而且他也是大众情人,是很多女性的“梦中情人”。可是当他的生命中出现安娜后,一切又都不一样了。是什么改变了他呢?是安娜,更是安娜的爱情。他为了安娜放弃了地位和前途,甘愿与她做一对平凡的幸福情人,甚至不在乎她是否离婚,愿意为她付出一切。只是爱情中,激情退去后又要用什么来维持呢?社会各界的不认同,安娜自身的缺乏安全感,还有他自己的疲倦,使渥伦斯基不得不在激情冷却后面对现实,他想要自由,不愿意人生中只有爱情,这是一种囚禁和束缚。然而安娜不同,安娜同样放弃了一切和他远走高飞,从此她生命的唯一就是渥伦斯基的爱情,是他的爱情使安娜感觉到活着,也让安娜更有生命力。所以后来他对安娜的冷淡使安娜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最终安娜选择了卧轨自杀,而渥伦斯基自己也成了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安娜对这个世界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是虚伪的,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列夫托尔斯泰说我们是有罪的,因为我们没有拯救安娜那样高贵而美丽的灵魂。而今天的好莱坞电影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改编,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对安娜的灵魂心存怜惜。电影的文学改编使我们更加关注人物的内心和性格,也更看重人物的人性,有些悔恨、悲伤、迷茫要用许多写作手法来表达,而电影中只需要安娜一个笑中有泪的神情。很庆幸看到好莱坞改编文学电影不是经典作品的备忘录,而是更重视对人物和人性的探索。这大概就是好莱坞文学改编电影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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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个随机变量Y对另一个(X)或一组(X1,X2,…,Xk)变量的相依关系的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一 个或多个随机变量Y1 ,Y2 ,…,Yi与另一些变量X1、X2,…,Xk之间的关系的统计方法。又称多重回归分析。通常称Y1,Y2,…,Yi为因变量,X1、X2,…,Xk为自变量。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基于二元回归分析的火灾数据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根据国家2003—2007年火灾的相关统计数据,应用回归分析,研究了火灾引起的经济损失与火灾中伤人数目及烧毁建筑面积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二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方程的精度进行了相关性检验。
关键词:火灾;二元线性回归分析;相关性检验
论文正文:
基于二元回归分析的火灾数据研究
火灾属于突发伤害事故,是当前社会中发生频率较高且危害较大的一种灾害,特别是在近年来发生的多起群死群伤突发伤害事故中,火灾事故占相当比例,每年都会造成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鉴于此,本文对造成火灾经济损失的直接相关因素进行了研究,并对相关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
现实生活中,对于具有相关关系的变量,我们往往不能像函数关系那样找到它们之间的精确表达式,但是通过大量的试验(观测)数据,可以发现它们间存在一定的统计规律性,数理统计中研究某一随机变量(因变量)与其他一个或几个普通变量(自变量)之间变动关系的一种有效方法就是回归分析。由回归分析求出的关系式,称为回归方程。回归方程为线性的称为线性回归,否则成为非线性回归。线性回归是回归分析的基本模型,很多复杂的情况都能转化为线性回归进行处理,例如,文献[1]讨探讨了统计学对认识和解决火灾问题的重要性,文献[2~3]利用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相关火灾问题。
本文主要针对国家2003—2007年火灾的相关统计数据,对火灾引起的损失费用与火灾中伤人数目及烧毁建筑面积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建立了二元线性回归模型。
1.收集数据。表1是中国2003—2007年火灾中伤人数目、烧毁建筑面积与直接经济损失的统计数据。
2.设定回归方程。通过定性分析可知火灾中的伤人数越多,烧毁的建筑越多那么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越大,并且如果火灾中没有人烧伤,房屋没有被烧毁,可认为没有经济损失。因此,可设二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回归方程为
=b1x1+b2x2(1)
式中:——因变量(直接损失费用);x1——自变量(伤人数);x2——自变量(烧毁建筑面积);b1,b2——回归系数。
3.确定回归系数。将已知数据代入设定的回归方程,并用最小二乘法(见[4])计算出回归系数,确定回归方程。具体步骤如下:从表1已知,2003—2007年共有五组数据:
(x11,x12,y1),(x21,x22,y2),…,(x51,x52,y5)
设剩余平方和为
Q=(yi-i)2=(yi-bixi1-b2xi2)2
式中:yi——上页表1中第组数据的因变量;xik——第i组数据的第k个自变量(k=1,2)。
通过微积分的知识计算Q的最小值,即令Q关于每个回归系数的偏导数等于零,然后联立这两个方程=0,=0可解得回归系数b1=49.0119,b2=0.0033。因此回归方程为
=49.0119x1+0.0033x2(2)
相关性检验是指对已确定的回归方程能够代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可靠性进行检验。只有通过相关性检验后,才能以此回归方程为依据进行分析和预测。一般用R检验和F检验等方法。下面我们用R检验法。令
Syy=(yi-i)2=(i-y)2 =Q+U
式中:y——上页表1中5个因变量yi的平均值;i——xi1与xi2的值代入(2)式所得的值。
r=是R检验中的相关系数,它越接近于1,就说明回归方程中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线性相关的近似程度越高,该方程的误差越小。通过计算可得r=0.9988,故方程(2)通过了相关检验,可用它定量的描述火灾中伤人数、烧毁建筑面积及直接经济损失的关系。
另外,从回归方程中还可以看出,火灾伤人数前面的偏回归系数较大,这主要是因为统计数据中烧毁建筑面积的数字较高,且没有考虑其他方面,例如火灾中的物资损失等,带来的经济损失。为使以上三个变量量纲一致,我们可采取以下方式,令
zi=yi/y,ti1=xi1/xi1,ti2=xi2/xi2,(3)
式中:y——上页表1中5个因变量yi的平均值,tik——上页表1中5个自变量xik的平均值(k=1,2).
对由(3)式得到的数据,利用上面的方法便得到的回归方程为:
=0.8264x1+0.177x2
相关系数r=0.9990,也通过了相关性检验。
上述回归方程显示火灾引起的经济损失与火灾中伤人数及烧毁的建筑面积均呈正相关关系,这与我们的定性分析一致。有了该定量的关系后,在没有统计出火灾造成的经济损失前,我们可以根据当年的火灾的伤人数及烧毁建筑面积对该年的经济损失作出大致的预测,或者若想把未来一年由火灾引起的经济损失限制到一定数额,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该回归方程,给出火灾伤人数及烧毁建筑面积的上限。
为了减少火灾引起的损失和伤亡,我们必须注重消除火灾隐患,建议针对火灾危险因素采取综合防范措施,加强城市公共消防设施和消防组织建设,加大消防安全宣传力度,提高人们的消防安全意识和火灾自救知识技能。
[1]刘东海,嵇涛,等.火灾统计问题的探讨[J].消防技术与产品信息,2005,(5):35-37.
[2]周崇敏.谈火灾统计与消防监督[J].武警学院学报,2002,(2):28-29.
[3]曹文娟.统计模型在火灾统计中的应用[J].武警学院学报,2006,(2):23-25.
[4]盛骤,谢式千,等.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浙大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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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photography”一词源于拉丁语“photo”(光)和”graphy”(描绘)两个词的重新组合,字面意思是“用光描绘”。最早关于“暗房”的记载来自于公元前5世纪,当时中国的思想家墨子对光的本性和光的反射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记录了光通过小孔在成像平面上倒立的图像。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目睹了日食现象,并在其授课的课本中提出了暗房的概念。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家,艺术家,科学家都在各自领域发现了小孔成像原理,伴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的发展,特别是望远镜的发明,以及具有放大功能的玻璃片制作水平的提高,科学家们开始在暗房的小孔内放置多块不同形状透镜。他们还注意到,通过焦距的大小,可以改变图像的聚焦效果。
当1816年,约瑟夫?尼塞福尔?尼埃普斯利用一张托幼氯化银的纸负片。第一次得到了基于暗房技术的照片,第一个成功的正像照片是尼埃普斯在826年在沥青上拍摄完成的《勒·格拉斯家的窗外一景》,他的合伙人路易·雅克·达盖尔在其成果的基础上发明了银板摄影法,并于1839年8月由法国政府宣布获得摄影术专利,把他的这种工艺称为“达盖尔法”(Daguerreotype),至此,摄影史正式拉开了序幕。
古典工艺的摄影在当今时代肯定不是主流。因为在数字技术的冲击下,传统的胶片以及相纸工业面临困境,会逐渐减少产量,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以后的银盐摄影师只能去选择转印法,而且所必须的化学药品还是要买得到,才能继续进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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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与人文二者自产生以来,就是相互伴随、互相融合,构成人类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本文试图应用逻辑与历史的线索,从理性、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三个角度来分析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科学与人文是人类理性精神所开出的两条向路,而科学与人文最终的融合也是人类理性精神的回归;近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同源,始于人类的求知精神,科学的发展与人文的变更相互关联,二者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中;从人的依赖性社会到物的依赖性社会,再到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发展,是人类生存的需要。
[关键词]科学;人文;理性;人类
人的类本质随着人及其活动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人的依赖性社会到物的依赖性社会,再到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实现融合与共同发展。“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在人的世界中,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发展,是人的类生存的需要。
从古至今,人类的思维方式经过了几个时期的转变,与此相应,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也表现出几个转向,即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又转向实践论。古代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客体性形而上学是本体论思维方式,以自然为中心;近代以笛卡尔、康德等为代表的主体性形而上学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把人抽象化、绝对化,看成是脱离自然的、不受自然规律制约的、无所不能的独立存在;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从对绝对的本体世界的好奇经过近代人性抽象化的形上追求,转向对现实的此岸人类生活的关注,人恢复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是在现实中从事实践活动的活生生的具体的人。
从原始的图腾崇拜,到神权至上,人的主体性只有在理性从神本主义的蒙昧中觉醒之后,才得到了彰显。人从唯神论中解脱出来,争取自由得益于人本主义思想的兴起,可是,近代哲学对理性的推崇,发展到黑格尔那里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人本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人类中心主义”。人类自认为是世界中心,人类认识、改造、利用自然界的时候,科学至上,对抗大自然,破坏生态环境。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曾为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它使欧洲在民主和科学两方面都创建了辉煌成就。但科学技术盲目发展,人对自然横加掠夺、压迫,造成了人与自然乃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极度紧张,工具理性的迅速膨胀遮蔽了价值理性,也剥夺了人作为人而成为人的丰富性,人的生存及其活动的价值和意义被忽视,造成了人本身的工具化和异化,人类陷入尴尬的境地。人成为“经济人”、“理性人”,人作为有意识存在物的主体能动性被忽略,人精神世界的丰富性被抹杀。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因而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人在自然、科学、社会中的地位。
人类的劳动能力包括体力和智力两类,人的体力能力除了依靠自身的工具之外,还要发展体外工具,以获得强化和延伸,而体外工具的发明和应用就是智力能力的展现,但活动空间和生存工具的扩大与强化无法替代内省的精神诉求。人是一个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存在物,他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有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需要,人、人的实践活动是沟通自然、社会的桥梁,世间万物作为有意义的“在”。必须是与人发生关系并被认识到的“在”,反之则是“存在着的无”,人类正是在这个生存和发展自身的劳动实践过程中,体现了物质与精神的融合。人类历史实质上就是人类劳动实践的历史,人文文化是人类历史的积淀。科学在人对客观自然界认识和改造的劳动实践中发展,正是人类为实现自己生存的劳动实践活动实现了人类作为类的生活,在寻求物质生命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的精神生活。
“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科学在古希腊诞生之初,是一种纯粹的对科学的追求,对理性、对真理的追求,科学发展到如今,与技术、社会密切联系,产学研一体化,科学成为当今特有人文文化的产物。科学求真,“真理概念本身就其内容而言就依赖我们的合理的可接受标准,而这些合理的可接受标准则依赖于并预设了我们的价值。”一般作为事实的科学,不应该与价值、人文分开,规律和真理是被人认识到的,各种人文因素掺杂于其中,所以,科学是人的科学,是在人文环境中被人建构出来的,真理是暂时的、有限的、相对的,而不是高高在上脱离于人的社会性存在的绝对客观和真理。对真理性与价值性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也正是在对真理和价值的追求之中,人实现了自己的生存,通过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人类实现其求真、求善、求美的生活。求人与自然之真、求人与人之善、求人与自我之美,以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的真正和谐。这是建立在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基础之上。
现代汉语的“科学”一词译自英文或法文的science,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scientia涵义广泛,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科学。广义上的“科学”就是希腊人所开创的一种自由探求的精神,“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这是希腊和中世纪的“知识”传统。这种“求知”的精神成为孕育近代自然科学的母体,同时也是人文科学的母体,所以,近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同源,始于人类的求知精神,二者亦是同向的:科学研究、认识与掌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及规律,是人生存之基础;人文为人类提供一个意义的世界、心灵的家园,是人为人之本,“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二者即分别处于较低和较高层次。前者是后者的出发点和基础,后者对前者进行批判和引导,与此同时建设与完善自身。”[g’
科学不是一种超越人类历史和文化母体的“事物”,片面强调“科学理性”,关注逻辑性、实证性使得科学成为空洞的逻辑抽象,认知世界与活生生的生命体验世界相分离;科学不是工具,它对人的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提高有重大作用,但是不可忽视其对人的精神生活和人自身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在关注“工具理性”的同时应关注“价值理性”。拒斥意义世界的科学是没有生命的科学,不能称为科学文化。
人类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导致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发展,因而两种文化有对话和交流的共同点和可能性;人类生存的丰富性使得文化具有丰富多样性,把多样性的文化仅仅归结为一种样式。势必导致人的“单向度”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要求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人文环境、科学的应用必然产生出特定的人文效应,科学家的价值观、人生观、情感世界、审美能力、伦理准则、艺术想象等人文旨趣,都参与到具体的科学活动中,这就决定了科学文化必然与人文文化相关联。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二者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生产劳动中,它们有着共同的追求目标,这就是追求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文化丰富多样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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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属于突发伤害事故,是当前社会中发生频率较高且危害较大的一种灾害,特别是在近年来发生的多起群死群伤突发伤害事故中,火灾事故占相当比例,每年都会造成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鉴于此,本文对造成火灾经济损失的直接相关因素进行了研究,并对相关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
现实生活中,对于具有相关关系的变量,我们往往不能像函数关系那样找到它们之间的精确表达式,但是通过大量的试验(观测)数据,可以发现它们间存在一定的统计规律性,数理统计中研究某一随机变量(因变量)与其他一个或几个普通变量(自变量)之间变动关系的一种有效方法就是回归分析。由回归分析求出的关系式,称为回归方程。回归方程为线性的称为线性回归,否则成为非线性回归。线性回归是回归分析的基本模型,很多复杂的情况都能转化为线性回归进行处理,例如,文献[1]讨探讨了统计学对认识和解决火灾问题的重要性,文献[2~3]利用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相关火灾问题。
本文主要针对国家2003—2007年火灾的相关统计数据,对火灾引起的损失费用与火灾中伤人数目及烧毁建筑面积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建立了二元线性回归模型。
上述回归方程显示火灾引起的经济损失与火灾中伤人数及烧毁的建筑面积均呈正相关关系,这与我们的定性分析一致。有了该定量的关系后,在没有统计出火灾造成的经济损失前,我们可以根据当年的火灾的伤人数及烧毁建筑面积对该年的经济损失作出大致的预测,或者若想把未来一年由火灾引起的经济损失限制到一定数额,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该回归方程,给出火灾伤人数及烧毁建筑面积的上限。
为了减少火灾引起的损失和伤亡,我们必须注重消除火灾隐患,建议针对火灾危险因素采取综合防范措施,加强城市公共消防设施和消防组织建设,加大消防安全宣传力度,提高人们的消防安全意识和火灾自救知识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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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国家2003—2007年火灾的相关统计数据,应用回归分析,研究了火灾引起的经济损失与火灾中伤人数目及烧毁建筑面积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二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方程的精度进行了相关性检验。
关键词:火灾;二元线性回归分析;相关性检验
相关性检验是指对已确定的回归方程能够代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可靠性进行检验。只有通过相关性检验后,才能以此回归方程为依据进行分析和预测。一般用R检验和F检验等方法。下面我们用R检验法。令
Syy=(yi-i)2=(i-y)2 =Q+U
式中:y——上页表1中5个因变量yi的平均值;i——xi1与xi2的值代入(2)式所得的值。
r=是R检验中的相关系数,它越接近于1,就说明回归方程中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线性相关的近似程度越高,该方程的误差越小。通过计算可得r=0.9988,故方程(2)通过了相关检验,可用它定量的描述火灾中伤人数、烧毁建筑面积及直接经济损失的关系。
另外,从回归方程中还可以看出,火灾伤人数前面的偏回归系数较大,这主要是因为统计数据中烧毁建筑面积的数字较高,且没有考虑其他方面,例如火灾中的物资损失等,带来的经济损失。为使以上三个变量量纲一致,我们可采取以下方式,令
zi=yi/y,ti1=xi1/xi1,ti2=xi2/xi2,(3)
式中:y——上页表1中5个因变量yi的平均值,tik——上页表1中5个自变量xik的平均值(k=1,2).
对由(3)式得到的数据,利用上面的方法便得到的回归方程为:
=0.8264x1+0.177x2
相关系数r=0.9990,也通过了相关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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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拥有健康心智和人格的儿童关乎社会、民族和国家的未来。越来越技术化的教育让儿童在复杂多变的时代迷失方向,呵护其健康成长的精神家园正在遭受侵蚀。回归儿童的本性,以儿童而非成人的眼光看待儿童的成长过程,给儿童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用美育陶冶儿童的心灵,用传统经典培育儿童的思维、启迪智慧,从而让儿童找到通往高贵灵魂的通途。
关键词:精神家园;儿童发展;侵蚀;重建
儿童独立于成人,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话语体系、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他们有自己独特的需求和渴望,在他们的精神家园里只有天真无邪、自由纯净、快乐游戏和美好想象。教育应当从精神和心灵上给予儿童关怀与呵护,成人应当从儿童的情感世界出发,给他们更多的理解和关爱,以构建丰盈的儿童精神家园。然而,当今儿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家园正在遭受侵蚀,如何守护和建设好儿童的精神家园,成为教育工作者、父母及教育机构的共同心愿。
儿童的精神家园是儿童认知能力、情感、意志、心理需求水平以及个性构成的意识综合体。儿童精神家园建设关乎儿童身心的健康成长,关乎儿童的天性发展,关乎儿童未来人生道路的选择。人是一切民族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而儿童的发展又是人的发展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儿童的发展权,国际《儿童权利公约》指出:“教育目的应该是最充分地发展儿童的个性、才智和身心能力,培养以人权、基本自由、本土文化、各国文化、男女平等、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尊重。”[1]在儿童的发展过程中,要满足儿童接受一切形式教育的权利,也要充分发展儿童的身体、心理、精神和道德。
儿童的发展离不开成人,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儿童的精神世界容易受到不良风气的影响,儿童的精神家园容易遭受侵蚀,从而影响儿童的发展。家长与教育者应当从儿童的情感、心理、道德等内在精神与天性和谐发展出发,对儿童的发展进行引导,使儿童对自身发展有明确的选择,逐步培养其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为造就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奠定良好基础。那种一切以儿童为中心,一味强调儿童生存天性,只考虑儿童价值观的做法不利于儿童的发展。同样,强调以成人价值观影响儿童价值观,忽视儿童精神世界,否定儿童个性发展,也对儿童的发展十分有害。成人需要用儿童发展观来衡量和考虑儿童的发展,要从儿童自身的情感、心理、志趣出发,而不用成人思维方式去左右儿童的发展。关心儿童的精神生活,认识儿童精神生活的特点和规律,构建儿童良好的精神家园,这样有利于帮助儿童过一种更幸福、更充实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从而发展和提高儿童的各种心理品质和人格境界,有利于儿童发展成为健全的人,为儿童成为未来社会中合格的公民、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早在18世纪,卢梭就提出:“要爱护儿童,帮他们做游戏,使他们快乐,培养他们可爱的本能。”[2] 我们要塑造儿童,不应当按照成人的意志去塑造,违背儿童的天性拔苗助长,让他们承受与年龄不符的压力。当前“以学习为中心”“以成人为中心”“以职业为中心”等儿童教育思想正侵蚀着儿童的精神家园,让儿童无法享受纯真的童年时光,影响着儿童天性的发展。
当前有些学校片面追求儿童的学业成绩,忽视了对儿童心灵的呵护。中国的教育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虽然不少有识之士呼吁改革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体制,但回到学生数量庞大的现实,通过考试进入大学却不失为相对公平的录取方式。正因为要通过统一的高考,达到某个统一的分数,才能被大学录取,于是从幼儿园,甚至从出生前的胎教,父母就开始让孩子为未来做准备,点点滴滴都是为了让孩子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小学要应付来自不同方面的教学质量检查,而学习成绩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到了初中竞争变得更为激烈,为了让孩子能进入理想的高中,父母在孩子身上投入更多。高中是孩子进入大学前最紧张,也是最压抑的阶段,为了考出好成绩,从早到晚他们沉浸在题海战术中。家长、学校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上,忽视孩子身心的健康发展。学生考上好学校,对家长和学校而言是双赢局面,但对孩子而言人生有很多缺失,不是用学习成绩可以弥补的。在以学习为中心的教育中,儿童的精神世界被忽视,儿童的个性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纵观当今社会,各种各样的学习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教育日趋功利化。中国教育的竞争从进入幼儿园就开始了。很多时候,拔苗助长式的教育让儿童不堪重负,为了儿童的“健康成长”,父母把他们送入各种英语、奥数、音乐、绘画等培训班,他们就像工厂流水线上的产品,一个个地被打磨,最后出厂,但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过是一件缺乏活力与思维的产品而已。雅斯贝尔斯指出:“教育不是训练,也不应该成为训练。训练是一种心灵隔离的活动,教育则是人与人精神相契合。”[3](P719)教育的过程,也是学习人类历史优秀文化遗产的过程,这种学习不是枯燥的记忆训练,不需要一遍又一遍的死记,而需要儿童用心去理解、领悟和感受。望子成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父母对子女的普遍心态和期望,但在当今工具化的教育中,面对社会带来的强烈冲击,儿童唯有以心灵的柔性去应对。
儿童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对职业有不同的理解。儿童对于工作的最初理解还是模模糊糊的,作为父母,应当让他们去体验和了解不同的职业,学到有用的知识,让他们在比较和鉴别中,形成自己的评判标准。有学者指出:“教育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教养性教育,一是职业性或者生存性的教育。”[4](P10)前者重在个人人格的完满,后者重在个体现实生存的适应。毫无疑问,这两种教育倾向应该互为补充,融为一体。教养性教育给予儿童足够的人文关怀,而职业性或生存性教育可以让儿童在参与未来社会的活动中找到自己人生的定位,找到成为社会一份子的立足点。当下中国的儿童教育,缺失的不是职业性或者生存性的教育,而是教养性教育。一味地让儿童追求不知能否实现的梦想,或是否能从事的工作而盲目投入,让他们失去了教养性教育从心灵上的呵护,培养出来的儿童只能是为日常生活奔波的工具人,无法体验人生的美好。以职业为中心的教育严重损害了儿童的精神和思想,妨碍了儿童心智健全的成长。
现行的小学素质教育要求:“全面将德、智、体、美、劳熔于一炉,将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结为整体,从认知、情感、技能和行为习惯等方面培养教育,加强综合训练,不可厚此薄彼。”[5] 然而现实教育中厚此薄彼的事情常有发生,儿童家长及社会看重的还是儿童学业成绩,忽视了儿童的精神世界。我们要通过给儿童爱的教育、给儿童自由的空间、以美育培育儿童心智、以经典阅读提升儿童灵魂等,实现儿童精神家园的回归与重建。
爱是一切教育的前提和出发点。家长们常常以成人的口吻对儿童进行训斥和说教,让他们感觉不到父母对他们的爱,在极端的情况下还会滋生儿童心中的恨。父母毫无疑问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送他们去参加各种培训班,却忽视了孩子精神上的需要和内心渴求。“望子成龙”思想给儿童带来一种精神上的折磨。在这种教育下,儿童感到自卑、脆弱和不安全,这些会对儿童的心理产生刺激作用,只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教育效果。本来已经残缺的童年(之所以说残缺,是因为儿童已被浩瀚的书海、作业,以及父母和老师的期待所淹没,他们已失去无忧无虑的童年),再加上这样那样的指责,无形的压力变成了囚禁儿童的枷锁。因此,儿童教育中应遵循正面引导的原则。当务之急是要打开通往儿童心灵的那扇窗,让阳光照射进来,让他们感受到冬天里那一丝暖意。与儿童的沟通和交流,要从心开始,用爱去塑造儿童的个性,用广博的知识去引导,使其用儿童的想象力去发现世界的美,那种美不是成人世界里的美,也不是成人展现给他们的美,而是儿童天性中对美的自然的认识。
现在的中国儿童没有很多时间来拓展学习以外的能力,一个主要原因是作业占据了儿童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虽然给小学生减负的呼声时常出现,但面对残酷的教育竞争,父母、学校、老师都不敢掉以轻心。福禄倍尔于1840年建立幼稚园,其目的就是“通过游戏和作业对幼儿提供心理训练”。这里所说的作业,就是通过手工等实践性活动来进行个人的培养,每一种作业都按照儿童心理的进步和发展而定。但现在学校的作业是为了给予儿童不断反复的、机械的训练,这恰恰是违背教育规律,也遭到很多教育工作者的反对。卢梭说:“儿童是有他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的,如果想用我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代替他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简直是最愚蠢的事情。”[2](P91)物化的社会造就物化的学校,进而培养出物化的儿童。儿童从进入幼儿园开始,就已经被预先设计好的教育体制禁锢住了,就要开始为将来的人生做准备。有些幼儿园已经将汉字和英语学习纳入了儿童的日常学习中,在大人眼里语言的学习是越早越好。生活在父母、老师和学校殷殷期待中的儿童,已经被权威、偏见和无知扼杀了可持续发展的乖巧天性。
当下中国过于技术化和功利化的教育将儿童局限在比较狭小的空间里,缺少思维和想象,因此儿童需要美育来平衡、激活他们的想象力。据中国音乐家协会的统计,目前中国学钢琴的人数已超3000万人,并且以少年儿童居多。如此庞大的群体并不能说明中国儿童正在接受音乐的熏陶,相反,很多是父母替儿童做出的选择,儿童被钢琴“绑架”,每天被迫进行训练以通过每年的等级考试。这样的音乐训练很难开启儿童的心智,高强度的过级训练会让儿童失去音乐带来的美的陶冶,会让他们产生对音乐的厌烦情绪,美育也就很难浸入儿童的心灵,更不会牢牢扎根。考级过后,很多儿童早就忘记了自己曾经“热爱”的钢琴。苏格拉底说:“儿童阶段文艺教育最关紧要。一个儿童从小受了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浸入了他的心灵,在那里牢牢地生了根,他就会变得温文有礼。” [6](P110)文艺之美,足以唤醒儿童身上沉睡的细胞,激活儿童的心灵,激发儿童的身体,使他们的身心都接受美育的熏陶。艺术是教育的基础,音乐对于儿童的陶冶如同生命中的水,它可以开启儿童的心智,让音乐细胞在儿童身上萌芽,引导儿童进入更复杂的学习,也让儿童在纷乱嘈杂的世界中找到一份宁静。
儿童的教养性教育不仅来自正规的教育,也来自经典阅读。“经典之为经典,正在于其穿越时空所呈现出来的恒久的生命意义。”[4](P302)读经典的书籍,让儿童能从古人的智慧中寻找到开启心灵的钥匙,增长他们的才智。施特劳斯指出:“自由教育在于以特有的小心,研读最伟大的心灵所留下的伟大的书。”[7](P3)然而日益严重的功利性阅读倾向,阻碍了儿童对经典的阅读。儿童被种类繁多的教材参考书、考试辅导书所困,平时还要参加各类培训班,无暇顾及经典阅读。经典的书籍都是历久弥新的思想,反映了人类重要历史时期的重要成果,包含了丰富的人文信息。经典书籍的阅读能滋养人的心灵,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经典阅读为儿童提供了精神动力和道德基础,它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儿童的进取精神,形成儿童符合社会行为与规范的道德意识。经典阅读也是“灵魂转向”的一种方式,让儿童从混沌中找到指引自己方向的明灯,从而走向通往理性的高贵灵魂。
儿童精神家园的建设关乎儿童未来的发展,关乎教育“培育人”目标的实现,也关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走向。儿童精神家园的建设,儿童的健康发展,需要教育者始终把培养健全心智和人格的儿童放在心中,让儿童按照自己的天性、自己的方式和速度发展,而不是以成人的快速度和高竞争性为参照。拓展儿童心灵发展的空间,不用成人的意识去有意无意地压制儿童的个性发展,给儿童应得的来自成人心中纯净的爱,消除儿童与成人间那道隐形的门槛。成人(包括教育者及父母)要尊重儿童、理解儿童,不以自己的意志为儿童设计“美好的未来”。帮助儿童回归到呵护其生命本真的精神家园,重建儿童精神世界,既是教育者的责任,又是时代发展对教育的要求。
[1]儿童权利宣言[DB/OL].http://baike.baidu.com/view/1175099.htm,2014-03-24.
[2]卢梭著.李平沤译.爱弥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3]单中惠,杨汉麟.西方教育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
[4]刘铁芳.古典传统的回归与教养性教育的重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5]中国素质教育[DB/OL].http://220.231.20.242:8003/NewsInfo.aspx ID=831&Class=2&CID=296,2014-03-24.
[6]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7]刘小枫,陈少明.古典传统与自由教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LackandImprovementofTakingStandardEnglishasTeachingGoalandPriorityDUANNia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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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与人文二者自产生以来,就是相互伴随、互相融合,构成人类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本文试图应用逻辑与历史的线索,从理性、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三个角度来分析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科学与人文是人类理性精神所开出的两条向路,而科学与人文最终的融合也是人类理性精神的回归;近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同源,始于人类的求知精神,科学的发展与人文的变更相互关联,二者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中;从人的依赖性社会到物的依赖性社会,再到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发展,是人类生存的需要。
[关键词]科学;人文;理性;人类
人的类本质随着人及其活动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人的依赖性社会到物的依赖性社会,再到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实现融合与共同发展。“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在人的世界中,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发展,是人的类生存的需要。
从古至今,人类的思维方式经过了几个时期的转变,与此相应,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也表现出几个转向,即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又转向实践论。古代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客体性形而上学是本体论思维方式,以自然为中心;近代以笛卡尔、康德等为代表的主体性形而上学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把人抽象化、绝对化,看成是脱离自然的、不受自然规律制约的、无所不能的独立存在;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从对绝对的本体世界的好奇经过近代人性抽象化的形上追求,转向对现实的此岸人类生活的关注,人恢复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是在现实中从事实践活动的活生生的具体的人。
从原始的图腾崇拜,到神权至上,人的主体性只有在理性从神本主义的蒙昧中觉醒之后,才得到了彰显。人从唯神论中解脱出来,争取自由得益于人本主义思想的兴起,可是,近代哲学对理性的推崇,发展到黑格尔那里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人本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人类中心主义”。人类自认为是世界中心,人类认识、改造、利用自然界的时候,科学至上,对抗大自然,破坏生态环境。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曾为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它使欧洲在民主和科学两方面都创建了辉煌成就。但科学技术盲目发展,人对自然横加掠夺、压迫,造成了人与自然乃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极度紧张,工具理性的迅速膨胀遮蔽了价值理性,也剥夺了人作为人而成为人的丰富性,人的生存及其活动的价值和意义被忽视,造成了人本身的工具化和异化,人类陷入尴尬的境地。人成为“经济人”、“理性人”,人作为有意识存在物的主体能动性被忽略,人精神世界的丰富性被抹杀。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因而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人在自然、科学、社会中的地位。
人类的劳动能力包括体力和智力两类,人的体力能力除了依靠自身的工具之外,还要发展体外工具,以获得强化和延伸,而体外工具的发明和应用就是智力能力的展现,但活动空间和生存工具的扩大与强化无法替代内省的精神诉求。人是一个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存在物,他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有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需要,人、人的实践活动是沟通自然、社会的桥梁,世间万物作为有意义的“在”。必须是与人发生关系并被认识到的“在”,反之则是“存在着的无”,人类正是在这个生存和发展自身的劳动实践过程中,体现了物质与精神的融合。人类历史实质上就是人类劳动实践的历史,人文文化是人类历史的积淀。科学在人对客观自然界认识和改造的劳动实践中发展,正是人类为实现自己生存的劳动实践活动实现了人类作为类的生活,在寻求物质生命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的精神生活。
“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科学在古希腊诞生之初,是一种纯粹的对科学的追求,对理性、对真理的追求,科学发展到如今,与技术、社会密切联系,产学研一体化,科学成为当今特有人文文化的产物。科学求真,“真理概念本身就其内容而言就依赖我们的合理的可接受标准,而这些合理的可接受标准则依赖于并预设了我们的价值。”一般作为事实的科学,不应该与价值、人文分开,规律和真理是被人认识到的,各种人文因素掺杂于其中,所以,科学是人的科学,是在人文环境中被人建构出来的,真理是暂时的、有限的、相对的,而不是高高在上脱离于人的社会性存在的绝对客观和真理。对真理性与价值性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也正是在对真理和价值的追求之中,人实现了自己的生存,通过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人类实现其求真、求善、求美的生活。求人与自然之真、求人与人之善、求人与自我之美,以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的真正和谐。这是建立在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基础之上。
现代汉语的“科学”一词译自英文或法文的science,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scientia涵义广泛,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科学。广义上的“科学”就是希腊人所开创的一种自由探求的精神,“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这是希腊和中世纪的“知识”传统。这种“求知”的精神成为孕育近代自然科学的母体,同时也是人文科学的母体,所以,近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同源,始于人类的求知精神,二者亦是同向的:科学研究、认识与掌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及规律,是人生存之基础;人文为人类提供一个意义的世界、心灵的家园,是人为人之本,“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二者即分别处于较低和较高层次。前者是后者的出发点和基础,后者对前者进行批判和引导,与此同时建设与完善自身。”
科学不是一种超越人类历史和文化母体的“事物”,片面强调“科学理性”,关注逻辑性、实证性使得科学成为空洞的逻辑抽象,认知世界与活生生的生命体验世界相分离;科学不是工具,它对人的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提高有重大作用,但是不可忽视其对人的精神生活和人自身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在关注“工具理性”的同时应关注“价值理性”。拒斥意义世界的科学是没有生命的科学,不能称为科学文化。
人类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导致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发展,因而两种文化有对话和交流的共同点和可能性;人类生存的丰富性使得文化具有丰富多样性,把多样性的文化仅仅归结为一种样式。势必导致人的“单向度”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要求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人文环境、科学的应用必然产生出特定的人文效应,科学家的价值观、人生观、情感世界、审美能力、伦理准则、艺术想象等人文旨趣,都参与到具体的科学活动中,这就决定了科学文化必然与人文文化相关联。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二者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生产劳动中,它们有着共同的追求目标,这就是追求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文化丰富多样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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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国家2003—2007年火灾的相关统计数据,应用回归分析,研究了火灾引起的经济损失与火灾中伤人数目及烧毁建筑面积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二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方程的精度进行了相关性检验。
关键词:火灾;二元线性回归分析;相关性检验
火灾属于突发伤害事故,是当前社会中发生频率较高且危害较大的一种灾害,特别是在近年来发生的多起群死群伤突发伤害事故中,火灾事故占相当比例,每年都会造成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鉴于此,本文对造成火灾经济损失的直接相关因素进行了研究,并对相关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
现实生活中,对于具有相关关系的变量,我们往往不能像函数关系那样找到它们之间的精确表达式,但是通过大量的试验(观测)数据,可以发现它们间存在一定的统计规律性,数理统计中研究某一随机变量(因变量)与其他一个或几个普通变量(自变量)之间变动关系的一种有效方法就是回归分析。由回归分析求出的关系式,称为回归方程。回归方程为线性的称为线性回归,否则成为非线性回归。线性回归是回归分析的基本模型,很多复杂的情况都能转化为线性回归进行处理,例如,文献[1]讨探讨了统计学对认识和解决火灾问题的重要性,文献[2~3]利用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相关火灾问题。
本文主要针对国家2003—2007年火灾的相关统计数据,对火灾引起的损失费用与火灾中伤人数目及烧毁建筑面积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建立了二元线性回归模型。
1.收集数据。表1是中国2003—2007年火灾中伤人数目、烧毁建筑面积与直接经济损失的统计数据。
2.设定回归方程。通过定性分析可知火灾中的伤人数越多,烧毁的建筑越多那么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越大,并且如果火灾中没有人烧伤,房屋没有被烧毁,可认为没有经济损失。因此,可设二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回归方程为
=b1x1+b2x2(1)
式中:——因变量(直接损失费用);x1——自变量(伤人数);x2——自变量(烧毁建筑面积);b1,b2——回归系数。
3.确定回归系数。将已知数据代入设定的回归方程,并用最小二乘法(见[4])计算出回归系数,确定回归方程。具体步骤如下:从表1已知,2003—2007年共有五组数据:
(x11,x12,y1),(x21,x22,y2),…,(x51,x52,y5)
设剩余平方和为
Q=(yi-i)2=(yi-bixi1-b2xi2)2
式中:yi——上页表1中第组数据的因变量;xik——第i组数据的第k个自变量(k=1,2)。
通过微积分的知识计算Q的最小值,即令Q关于每个回归系数的偏导数等于零,然后联立这两个方程=0,=0可解得回归系数b1=49.0119,b2=0.0033。因此回归方程为
=49.0119x1+0.0033x2(2)
相关性检验是指对已确定的回归方程能够代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可靠性进行检验。只有通过相关性检验后,才能以此回归方程为依据进行分析和预测。一般用R检验和F检验等方法。下面我们用R检验法。令
Syy=(yi-i)2=(i-y)2 =Q+U
式中:y——上页表1中5个因变量yi的平均值;i——xi1与xi2的值代入(2)式所得的值。
r=是R检验中的相关系数,它越接近于1,就说明回归方程中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线性相关的近似程度越高,该方程的误差越小。通过计算可得r=0.9988,故方程(2)通过了相关检验,可用它定量的描述火灾中伤人数、烧毁建筑面积及直接经济损失的关系。
另外,从回归方程中还可以看出,火灾伤人数前面的偏回归系数较大,这主要是因为统计数据中烧毁建筑面积的数字较高,且没有考虑其他方面,例如火灾中的物资损失等,带来的经济损失。为使以上三个变量量纲一致,我们可采取以下方式,令
zi=yi/y,ti1=xi1/xi1,ti2=xi2/xi2,(3)
式中:y——上页表1中5个因变量yi的平均值,tik——上页表1中5个自变量xik的平均值(k=1,2).
对由(3)式得到的数据,利用上面的方法便得到的回归方程为:
=0.8264x1+0.177x2
相关系数r=0.9990,也通过了相关性检验。
上述回归方程显示火灾引起的经济损失与火灾中伤人数及烧毁的建筑面积均呈正相关关系,这与我们的定性分析一致。有了该定量的关系后,在没有统计出火灾造成的经济损失前,我们可以根据当年的火灾的伤人数及烧毁建筑面积对该年的经济损失作出大致的预测,或者若想把未来一年由火灾引起的经济损失限制到一定数额,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该回归方程,给出火灾伤人数及烧毁建筑面积的上限。
为了减少火灾引起的损失和伤亡,我们必须注重消除火灾隐患,建议针对火灾危险因素采取综合防范措施,加强城市公共消防设施和消防组织建设,加大消防安全宣传力度,提高人们的消防安全意识和火灾自救知识技能。
[1]刘东海,嵇涛,等.火灾统计问题的探讨[J].消防技术与产品信息,2005,(5):35-37.
[2]周崇敏.谈火灾统计与消防监督[J].武警学院学报,2002,(2):28-29.
[3]曹文娟.统计模型在火灾统计中的应用[J].武警学院学报,2006,(2):23-25.
[4]盛骤,谢式千,等.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浙大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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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类本质随着人及其活动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人的依赖性社会到物的依赖性社会,再到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实现融合与共同发展。“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在人的世界中,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发展,是人的类生存的需要。#p#分页标题#e#
从古至今,人类的思维方式经过了几个时期的转变,与此相应,作为时代精神的哲学,也表现出几个转向,即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又转向实践论。古代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客体性形而上学是本体论思维方式,以自然为中心;近代以笛卡尔、康德等为代表的主体性形而上学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把人抽象化、绝对化,看成是脱离自然的、不受自然规律制约的、无所不能的独立存在;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从对绝对的本体世界的好奇经过近代人性抽象化的形上追求,转向对现实的此岸人类生活的关注,人恢复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是在现实中从事实践活动的活生生的具体的人。
从原始的图腾崇拜,到神权至上,人的主体性只有在理性从神本主义的蒙昧中觉醒之后,才得到了彰显。人从唯神论中解脱出来,争取自由得益于人本主义思想的兴起,可是,近代哲学对理性的推崇,发展到黑格尔那里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人本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人类中心主义”。人类自认为是世界中心,人类认识、改造、利用自然界的时候,科学至上,对抗大自然,破坏生态环境。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曾为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它使欧洲在民主和科学两方面都创建了辉煌成就。但科学技术盲目发展,人对自然横加掠夺、压迫,造成了人与自然乃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极度紧张,工具理性的迅速膨胀遮蔽了价值理性,也剥夺了人作为人而成为人的丰富性,人的生存及其活动的价值和意义被忽视,造成了人本身的工具化和异化,人类陷入尴尬的境地。人成为“经济人”、“理性人”,人作为有意识存在物的主体能动性被忽略,人精神世界的丰富性被抹杀。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因而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人在自然、科学、社会中的地位。
人类的劳动能力包括体力和智力两类,人的体力能力除了依靠自身的工具之外,还要发展体外工具,以获得强化和延伸,而体外工具的发明和应用就是智力能力的展现,但活动空间和生存工具的扩大与强化无法替代内省的精神诉求。人是一个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存在物,他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有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需要,人、人的实践活动是沟通自然、社会的桥梁,世间万物作为有意义的“在”。必须是与人发生关系并被认识到的“在”,反之则是“存在着的无”,人类正是在这个生存和发展自身的劳动实践过程中,体现了物质与精神的融合。人类历史实质上就是人类劳动实践的历史,人文文化是人类历史的积淀。科学在人对客观自然界认识和改造的劳动实践中发展,正是人类为实现自己生存的劳动实践活动实现了人类作为类的生活,在寻求物质生命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的精神生活。
“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科学在古希腊诞生之初,是一种纯粹的对科学的追求,对理性、对真理的追求,科学发展到如今,与技术、社会密切联系,产学研一体化,科学成为当今特有人文文化的产物。科学求真,“真理概念本身就其内容而言就依赖我们的合理的可接受标准,而这些合理的可接受标准则依赖于并预设了我们的价值。”一般作为事实的科学,不应该与价值、人文分开,规律和真理是被人认识到的,各种人文因素掺杂于其中,所以,科学是人的科学,是在人文环境中被人建构出来的,真理是暂时的、有限的、相对的,而不是高高在上脱离于人的社会性存在的绝对客观和真理。对真理性与价值性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也正是在对真理和价值的追求之中,人实现了自己的生存,通过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人类实现其求真、求善、求美的生活。求人与自然之真、求人与人之善、求人与自我之美,以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的真正和谐。这是建立在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基础之上。
现代汉语的“科学”一词译自英文或法文的science,science来自拉丁文scientia。scientia涵义广泛,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科学。广义上的“科学”就是希腊人所开创的一种自由探求的精神,“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这是希腊和中世纪的“知识”传统。这种“求知”的精神成为孕育近代自然科学的母体,同时也是人文科学的母体,所以,近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同源,始于人类的求知精神,二者亦是同向的:科学研究、认识与掌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及规律,是人生存之基础;人文为人类提供一个意义的世界、心灵的家园,是人为人之本,“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二者即分别处于较低和较高层次。前者是后者的出发点和基础,后者对前者进行批判和引导,与此同时建设与完善自身。”[g’
科学不是一种超越人类历史和文化母体的“事物”,片面强调“科学理性”,关注逻辑性、实证性使得科学成为空洞的逻辑抽象,认知世界与活生生的生命体验世界相分离;科学不是工具,它对人的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提高有重大作用,但是不可忽视其对人的精神生活和人自身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在关注“工具理性”的同时应关注“价值理性”。拒斥意义世界的科学是没有生命的科学,不能称为科学文化。
人类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导致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发展,因而两种文化有对话和交流的共同点和可能性;人类生存的丰富性使得文化具有丰富多样性,把多样性的文化仅仅归结为一种样式。势必导致人的“单向度”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要求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人文环境、科学的应用必然产生出特定的人文效应,科学家的价值观、人生观、情感世界、审美能力、伦理准则、艺术想象等人文旨趣,都参与到具体的科学活动中,这就决定了科学文化必然与人文文化相关联。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二者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生产劳动中,它们有着共同的追求目标,这就是追求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文化丰富多样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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