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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stic人口预测模型的SPSS拟合方法分析
Logistic模型为荷兰数学家及生物学家Verhulst.Pearl在修正非密度方程时提出,其目的为研究受到生存资源制约的情况下生物种群的增长规律。在Logistic模型中,有限空间内种群不能无限增长,而是存在着数量上限。由于自然资源、环境条件等因素对种群的增长起着阻滞作用,并且随着种群数量的增大,阻滞作用逐步增大,即实测增长率是一个减函数,且随着种群数量的增大而减小,当种群数量趋于上限时,种群增长亦趋于稳定。由于Logistic阻滞增长模型所需的数据少,计算简单,对中短期时间内的种群数量预测较为准确,亦常应用于人口预测方面。
如上文述,人口增长率为以人口数量x为自变量的函数r(x),这里r(x)为减函数。假设r(x)= r ?Sx,S>0,这里r为初始值r(),即当人口无生存环境和资源限制时的固有增长率。当人口数量达到人口最大容量,将有r()=0,此时人口达到稳定状态。由线性关系r()=r-S,可得S=r/。假设x是时间t的函数x(t),从而有解变量可分离方程。
通过模型方程(Ⅰ)可知,Logistic模型拟合的重点为参数和的确定。下采用两种SPSS软件的回归拟合方法,利用1990-2010年人口调查数据(如表1)进行人口数量的预测。
(一)非线性回归(Nonlinear Regression)拟合
在SPSS(SPSS19.0)的变量视图中定义两变量人口数量x及年份t,在数据视图中由上而下录入人口数据(如图1所示)。
在菜单栏依次选择分析(Analyze)―回归(Regression)―非线性估计(Nonlinear),打开非线性回归窗口。将年末总人口[x]送入因变量一栏,在模型表达式输入框中输入模型公式
A/(1 +(A / 114333 - 1)* Exp(- r *(t - 1990)))(如图2)。此处以A代替人口最大容量,由于时间以1990年为初始年份,原方程中的t转为t-1990。选择“参数”项进行参数A和r初始值的设定(如图3),这里A初始值选择人数中的最大值134091(万人),r的初始值选择1991年的人口增长率0.013,“使用上一分析的起始值”一栏选中,单击“继续”。单击“保存”项,打开对话框如图4,选中预测值和残差项,便于检验模型方程的拟合效果,选择“继续”返回非线性回归窗口,选择“确定”运行。在输出(Output)窗口中,可以得到参数A的迭代计算过程、参数估计等内容。由参数估计得参数估计值,=0.0675。R2=1.000。
(二)曲线估计法
采用SPSS的曲线估计进行模型拟合,须先求参数。对估计的方法很多,这里采用三点法进行求取。
选择分析(Analyze)―回归(Regression)―曲线估计(Curve Estimation),打开曲线估计窗口,将年末总人口[x]和年份[t]分别送入因变量和自变量输入框,在“模型”区选中Logistic,在上限一栏填入142515.5576,在“保存”对话框中选中预测值和残差,其他依照默认选择。选择“确定”。
从可决系数R2来看,两种方法所得拟合方程的R2均得1,则两种方法对Logistic人口预测模型的拟合性都很好。分别用两种方法所得方程对2011年和2012年的年末人口数进行估计,结果如下表1。可以看出,曲线估计的拟合相对较好。
考虑二者操作的简便性,前者的拟合性不依赖于A、r初值的选取(选取失当会影响迭代过程所需时间),可靠程度较好,后者则需要利用其它方法预估的值,最终所得方程的拟合性很大程度上亦依赖于的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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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模型的预测控制(model predictive control)是一种从工业过程控制中产生的一类先进计算机控制算法,包括模型预测、滚动优化和反馈校正三个基本特征。文章阐述了预测控制算法的产生和基本发展,对当今控制领域的先进预测控制和智能预测控制以及非线性预测控制进行了探讨。最后对这类预测控制算法在实际工业过程中的应用做了简要概括。
关键词:预测控制 先进预测控制 智能预测控制 非线性预测控制
上世纪50年代左右,经典控制理论在控制界发展起来,60年代末,由于空间技术的发展需要,促使现代控制理论的发展,从单一的线性定常系统研究发展到可研究线性或非线性、定常或时变的系统。然而,完美的控制理论与控制实践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是因为:首先实际工业过程中对象往往是多输入-多输出,有大滞后和严重非线性的系统,精确的数学模型建立十分困难;其次工业过程系统的结构参数和环境干扰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按照理想模型设计的最优控制器在此情况下难以保持最优。为了克服控制理论与它在实际应用之间的差距,学者除了加强对系统辨识、模型简化、自适应控制、鲁棒控制等控制方法的研究之外,也在寻找一种新的控制算法。70年代后期,从工业过程控制中直接产生出一种新型计算机控制算法——模型预测控制(Model Predictive Control),这类算法对模型要求低、在线计算方便、控制综合质量好,迅速在控制领域发展起来。本文首先介绍了预测控制算法的发展过程和当今控制领域对预测控制的理论研究,最后介绍了这类控制算法在实际工业过程控制中的成功应用。
预测控制自产生以来,有三种基础算法,分别是由Richalet、Mehra等提出的模型算法控制(Model Algorithmic Control (MAC)),由Cutler等提出的动态矩阵控制(Dynamic Matrix Control (DMC)),以及由Clarke提出的广义预测控制(Generalized Predictive Control (GPC))。MAC和DMC都是基于非参数模型的算法,MAC以被控对象的脉冲响应特性为预测模型,DMC以对象的阶跃响应特性为预测模型。而GPC是以受控自回归积分滑动平均(CARIMA)模型为预测模型,结合在线辨识和自校正机制的算法,大大增强了算法的适用性和鲁棒性。
因为脉冲响应和阶跃响应容易从生产现场获得,因此MAC和DMC不需要辨识过程就可以设计控制系统。这类控制算法采用在有限时域内的滚动优化,在滚动优化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反馈校正,克服了对象参数结构不确定带来的影响,增强了系统的鲁棒性。
此外,Morari等在1982年研究出一种新型控制结构——内模控制(Internal Model Control (IMC)),从结构的角度分析了预测控制的动态性能和鲁棒性,对预测控制做了更深入的研究。
近年来,预测控制打破原有的单调的对算法进行研究的模式,开始与其他方法结合,发展出一类先进的预测控制策略。如和极点配置结合的广义极点配置控制(Generalized Pole Placement Control (GPP)),和自适应控制相结合产生的自适应预测控制器,和解耦控制结合产生的解耦预测控制算法等等先进预测控制技术。
随着当今科学技术和智能控制的发展,预测控制与智能控制技术相结合产生出智能预测控制技术,如和模糊控制结合而成的模糊预测控制,和神经网络方法结合形成的神经元网络预测控制,以及遗传算法预测控制等;预测控制与人工智能和大系统递阶原理结合,构成多层智能预测控制模式。除了这类先进的预测控制技术与智能预测控制技术之外,预测控制还发展了多种新型的预测控制理论,例如预测函数控制、多速率采样预测控制、多模型切换预测控制和有约束预测控制等等,这一系列新型的预测控制策略,极大地丰富了预测控制领域的内容,也是近年来控制领域的研究热点。
对于大多实际工业过程系统来说,被控对象都是具有较强非线性的特性,这时,常规的针对线性对象的预测控制策略已经达不到优化控制的目的了,因此在控制中就需要采用非线性预测控制来解决这一问题。现在已提出的非线性预测控制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基于线性化方法的非线性预测控制:对非线性对象模型进行线性化,用线性化之后的模型来替代原有的非线性模型,再按照常规预测控制的滚动优化策略设计控制器,但反馈校正和模型预测的设计仍然使用非线性模型。线性化的方法有Lyapunov线性化和反馈线性化。
(2)基于特殊模型的非线性预测控制:这类特殊模型一般包括Volterra模型、NARMAX模型、Hammerstein模型、Laguerre模型和双线性模型等等。
(3)多模型的非线性预测控制:多模型预测方法可以看作模型调度(Model-Scheduling approach),其特点是将多模型方法引入预测控制中,在整个控制设计中用多个不同的线性模型来逼近非线性过程,从而实现对非线性系统的控制。
70年代中期,MPHC(MAC)算法在锅炉、分馏塔的控制中获得了成功应用,DMC算法在石油加工生产装置中成功应用,标志着预测控制算法进入了工业控制领域。由于预测控制具有建模容易和鲁棒性强等特点,以及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传统控制方法已经难以满足工业中越来越复杂的系统对象的要求,预测控制越来越被人们利用,人们也越来越关注预测控制的理论和应用研究。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预测控制在如炼油、石化、造纸、矿冶、食品、炉窑、水泥、化工、航空、汽车等多个工业领域已经取得了成功应用,在未来,预测控制的应用领域将会越来越广,在控制领域的作用将越来越大。
许多国外公司都开发了自己的商品化预测控制软件包,如Setpoint公司研发的IDCOM软件包,于1981年应用在海湾石油公司Clarkson炼油厂的润滑油加氢反应器的温度控制上,连同三个分馏塔的计算机控制系统一起,使产品粘度变化减少70%,燃料节省25%以上,操作的灵活性也得到提高。Profimatic公司的催化裂化高级过程控制软件包,也在炼油领域取得了很好的应用效果。在国内,预测控制技术同样有广泛的应用,如浙江大学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开发的MCC软件包;机器人控制、激光器自动控制等。
预测控制理论在控制领域中提供了全新的体系结构和方法理论。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预测控制在工业过程控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然而,在鲁棒性、非线性等方面也存在很多待解决的问题。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预测控制理论将会有更多的突破,也将会在控制领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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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问题关系到小至地区大至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以,人口的预测在未来的参考价值也不断提高。文章着手于logistic人口模型,通过matlab等数学软件,利用方程与实际数据相结合,从未知的角度来预测已知,将预测值和真实值进行比较,分析logistic人口模型的在贵州省少数民族自治州的适用情况,分析原因,并结合现实,给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logistic;民族自治州;人口模型;人口流动;贵州
我国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口发展,人口发展又会反作用于经济发展,所以,在我国,要想搞好经济发展,首先就要解决人口问题。
由于我国的地理原因和历史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人口发展属于滞后状态,但是国民经济的发展势必会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民族地区的滞后势必也会成为总是经济发展的弊端,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希望能通过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来提高总体发展的均衡性。
1789年,马尔萨斯就在《人口理论》一书中提出了人口指数增长模型,在当时受到了很大的关注,但同时人们也提出了很多争议,因为指数增长型明显地存在了一些弊端,在当时间趋向无穷的时候,人口总数也会趋向无穷,这与现实情况是不相符合的,但由于当时人口基数小,所以马尔萨斯模型还是活跃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西方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数量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此时,马尔萨斯模型已与当时的人口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误差,人们便愈加重视马尔萨斯人口模型的缺陷,于是Logistic人口模型即阻滞增长模型便应运而生了。
下面文章就贵州省的三个民族自治县用Logistic人口模型做预测,与真实值比较并对结果做分析。
Logisitic人口模型是改进的马尔萨斯人口模型,所以在条件假设方面logistic人口模型还是传承了马尔萨斯人口模型的特点,它们的差异就是,在马尔萨斯人口模型中认为单位时间内人口的增长量与人口总数成正比,比率为常数r;而在logistic人口模型中引入常数Nm,用来表示自然环境条件所能容许的最大人口数,并假设增长率等于r1-,即净增长率随着N(t)的增加而减小,当N(t)→Nm时,净增长率趋于零,按此假定的情况下建立人口预测模型。如果假设在预测期内不会发生大的人口迁移、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
如果考虑自然灾害的突发、城镇化进程与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实施引发的人口迁移、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国家的生育政策颁布的影响因素,以上Logisitic连续状态模型就遭到破坏。
文章以贵州省3个民族自治县作为研究对象,以人口总量最为研究的指标,需要对贵州省这三个自治县做出假设:一是贵州省这3个民族自治县自然条件的情况符合logistic人口模型的基本条件要求;二是在我们所研究的时间范围内自然环境所能容许的最大人口数是一个常量。
根据上式logistic人口模型方程,我们通过求解不难可以得到:
其中Nm表示自然环境条件所能容许的最大人口数,N0表示与初始时刻t0所对应的初始人口,N(t)表示t时刻所对应的人口。我们需要知道三组数据才可以求解此方程,并用其总之后的预测。
通过查看区域经济年鉴,我们可以得到2000-2002年的人口数据,并将2000年的数据看成是方程中的N0,而2001年和2002年的数据则将看成是两个已知的N(t),我们通过matlab软件可以求得这三个自治州所对应的r和Nm,如表1所示:
现在我们就可以得到各个地区的logistic人口预测方程,接着我们将以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为例,将r和Nm代入方程可以得到方程为:
其他两个自治州的方程可容易得到,在这里我们就不逐一写出。根据这些方程我们可以分别得到对应的预测值,如表2所示。
为了更加详细地对上述预测值的可靠性做一个评价,我们需要对上述数据进行误差分析。
为了能与真实值做比较,我们现在给出一个误差率t,根据区域统计年鉴我们可以容易查找到对应的年份这三个自治州的实际年末总人口,我们令
我们同样可以得到对应的误差率的表,如表3所示。
从表3我们可以看到,2003年的预测值和真实值最为接近,误差率分别为0.0702%,0.0431%,0.0658%,但是接下来的所有年份所有的预测的误差率都相对要大得多,数值上都大于0.4850%。据相关资料我们可以明显看到,2004-2006年黔东南和黔南自治州的误差率明显要高于黔西南地区,而在表中,我们可以看到黔南和黔东南的走势大致相同,而黔西南虽然相对而言重心比较接近真实值,但是还是属于起伏不定状态。
显然,本文中的预测值与真实值之间的差异是比较大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分析如下:
第一,本文在求解r和Nm的时候,仅仅单一的选择了2000,2001和2002年的数据,单一的数据必定会存在着误差,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用均值来减小误差。
第二,在文章中所求解的Nm是一个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的量,这种变化在经济有大变化的地方变化的速度越是快,所以我们在文中脱离了经济对Nm的影响。
第三,假设的条件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即满足了假设的条件势必能用logistic人口模型,但是文中所涉及的地方已经不在这种限制范围内。
根据现实情况辅助分析,因为经过西部大开发政策,拉动了西部贫穷落后的地区,刺激当地经济增长,同时,由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严格的户籍制度开始松动,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现象日益频繁,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多,并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庞大的社会群体,因此,马尔萨斯人口模型和logistic人口模型中,无人口流动的封闭式区域这一重要假设条件已经遭到了破坏,在今后的人口预测中,若要用到logistic人口模型,那也必定会是需要将现有的方程进行改进,人口的流动对人口数量的影响已经不容忽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数量,人口质量与人口结构以及经济本身越来越不可分,相互融合相互影响。
1、吕红平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状况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葛渭高,田玉,廉海荣.应用常微分方程[M].科学出版社,2010.
3、梁中堂.我国五个民族自治区经济发展和人口变动研究[J].人口学刊,2008(4).
4、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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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问题与通货膨胀、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一样,是影响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四大难题之一。鉴于中国城镇失业人口再就业的严峻形势和促进再就业的重大意义,本文主要从中国城镇失业人口再就业的影响因素着手,分析了1076位城镇失业人口再就业形势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对中国城镇失业人员的实证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并加入了对城镇失业人口再就业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使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对策更有针对性。另外,运用生存分析法中的Cox模型,分析了影响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的因素。
中国目前失业问题仍然严重,总量上,劳动力供大于求,结构性失业突出,同时,出现四大群体(下岗职工、失地农民、进城务工农民、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的交织。从宏观上看,失业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从微观上看,失业人口成为了城镇弱势群体的源头,其生活水平和生存状况堪忧。中国城镇失业人员失业呈现长期化趋势。调查表明,失业2年以上的占55.2%。城镇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的主要领域为个体私营经济和服务业。从单位性质看,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的去向主要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占全部实现再就业的失业人员的81.7%。从行业看,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的去向主要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占23.3%),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占19.2%),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12.2%)和其他服务业(占14.9%),这些行业占了全部再就业失业人员的近七成。
生存分析就是处理、分析生存数据。由于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数据的选取,只能是确定一定的研究期间,它符合生存数据的特点:在研究期间结束时,所要研究的事件还没有发生,或过早终止,使要收集的数据发生缺失。如:失业人员再就业的时间是不确定的,有可能在研究期间仍然处于失业,也有可能在研究期间实现再就业。所以,本文选取生存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城镇失业人口再就业的影响因素。
由于再就业率是难以估计的,所以不宜采用非参数或参数模型方法。因此,对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的分析主要是运用生存分析中的Cox回归模型进行。我们主要通过Cox模型分析以下问题:失业人员从失业到再就业这段时间,我们称之为失业持续时间。在生存分析法中,失业人员处在失业状态,即表示存活;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即表示死亡。其中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技能水平、原工作单位性质都是影响失业状态转变的危险因素。我们要确定那些危险因素对生存时间有重要影响,也就是确认重要的预后因素。通过建立失业持续时间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技能水平、原工作单位性质因素变化的模型,来确定这些对失业持续时间有影响的预后因素,并根据危险因素在模型中的影响对再就业率进行预测。 4.2数据选取
以2005年社会综合调查数据(CGSS)中普通居民调查问卷数据为计量数据,来分析影响城镇失业人口再就业的因素。这些数据包括失业人员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原单位性质、技术职称、失业时间、再就业时间,其中通过失业人员的失业时间和再就业时间计算出失业人员的失业持续时间。
主要以原工作单位性质这个变量为主要危险因素分析对失业人员持续失业时间的影响。假设失业持续时间丁有一个连续的概率分布f(t),t是T的实现值,则失业者在(0,t)实现再就业的累积概率为:
失业时间一直持续到时间t并将在以后结束的概率为s(t)=1-F(t),S(t)即为存活函数,用以表示失业持续时间的长短。与存活函数相对应的是转机函数h(t),表示失业时间至少持续到t的情况下在(t,dt)内实现再就业的条件概率,表示再就业率,即当dt趋于零时失业者在(t,dt)内实现再就业的条件概率的极限值,即h(t)=limdt→ 0[Pr(t≤T<+dt)|dt]。通过推导可得存活函数与转机函数间的关系为:
由于失业持续时间样本的概率分布f(t)具有不同的形式,则相应的h(t)也要有对应的分布函数,而由于样本分布函数往往难以确认,因此,可使用Cox模型对样本分布没有严格要求的半参数模型进行分析。Cox模型的一般表达式为: h(t,x)=h0(t)exp (x'β)。h0 (t)为基准转机率,是时间的随机非负函数;X是含有一系列影响因素(协变量)的向量,X=β1 X1+β2X2+…+βn Xn,因此,h(t,x)是将在时刻t实现再就业的转机率分解为基准转机率和由向量X引致的增量转机率。β表示当X变化一个单位时引起的转机率改变倍数的自然对数值;而eβ1 就是相对转机度,表示变量X变化所引起的基准转机率改变的倍数。将失业人员的原工作单位性质因素引入Cox模型,可得:
h(t,x)=h0 (t)exp (δI+X'β)
其中I是表示失业人员原工作单位性质的分类变量,δ为I的系数,eδ则表示不同的失业人员原工作单位性质所引起的再就业转机率的变化倍数。
根据存活函数与转机函数间关系以及(2)式,可构建包含失业人员原工作单位性质因素的失业持续时间模型为:
假设失业时间持续到t-1并在时间间隔αt=[t-1,t)内实现再就业的转机率为ht,根据存活函数与转机函数间关系有:
在失业时间已经持续到t的条件下,失业时间能超过时间段αt的概率为 (1-ht),则单个失业者在第rt个时间间隔内实现再就业的似然函数为:
利用STATA统计软件进行Cox回归所得结果。可以看出,原工作单位性质为政党机关、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三资企业之间再就业转机率的差别不是很明显,原工作单位性质为集体企事业单位、个体经营、私/民营企事业的失业人员再就业转机率与其他三类有明显差异,再就业转机率高。原工作单位性质为个体经营、私/民营企事业失业人员的累积失业存活时间最短,原工作单位性质为国有企业和国有事业单位的失业人员的累积失业存活时间最长。
从对个人特征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性别变量HARZ.RATE系数为1.048,说明男性失业者再就业转机率略高于女性;年龄变量系数为0.579,表明再就业转机率随年龄增加而逐步减少,高龄失业者的失业持续时间会相对长一些,甚至转为退休;教育程度变量系数大于1,说明学历越高,再就业转机率越高,失业持续时间会越短;健康状况变量系数为1.019,说明健康是实现再就业的必要条件;技能的系数为1.004,表明具有技能的失业人员的再就业转机率高。
从以上分析得出,原工作单位的性质对失业持续时间具有显著影响。同样地条件下,失业人员原工作单位性质为民营、个体及私企的再就业持续时间会短,而相对的原工作单位为国有企业和国有事业单位的失业人员再就业持续时间会长。而中国的90年代末的国有企事业改革造成了大规模的企业职工下岗,说明了政策性的变化会影响到失业者的再就业。现在,国家应该大力发展民营、个体及私企,这样会有利于失业者的再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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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控制是几乎所有系统(包括计算机系统和非计算机系统)都需要用到的一种技术。它是按用户身份及其所归属的某项定义组来限制用户对某些信息项的访问,或限制对某些控制功能的使用的一种技术,如UniNAC网络准入控制系统的原理就是基于此技术之上。访问控制通常用于系统管理员控制用户对服务器、目录、文件等网络资源的访问。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基于的Windows Azure平台下的访问控制模型的设计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随着互联网中的云计算应用越来越广泛,微软,谷歌等IT业巨头都在不断的扩建自己的云计算平台,但是伴随着云计算应用范围的不断增大,信息安全已经成为了制约与计算平台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涉及到网络安全的技术逐步被人重视,Window Azure平台是微软2008年开发的一款云计算平台,其主要作用是通过Internet平台为其他运行的应用程序服务,最大可能的保证性能不降低。如何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Win⁃dows Azure平台的数据存储安全技术,从而能够保证云计算平台具有开发的安全性和灵活性是目前研究的重点。目前访问控制技术是元计算平台领域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技术,它的思想是采用一定的策略,首先对主体进行验证,然后对客体的访问权限进行设置,可以很好地保证云计算环境中的访问权限的的安全性,从而保证云计算机节点的资源能够合理的被使用,从而避免来自系统内部的破坏。
访问控制是一种重要的技术,是保证云计算平台的信息机密性和完整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针对在Windows Azure 云计算模型的基础上,针对现有的任务-角色访问控制模型,提出一种新的访问控制模型。该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减少资源调度的耗时以及数据访问控制的安全性。
在云计算平台的环境中,由于云端客户的数量逐渐增多,这就要求Windows Azure云计算服务商提供的安全性的资源也在逐渐提高。由于云计算环境中对资源的保护和限制访问的要求比较高,云计算资源的云端用户的种类层次不一,自身的安全性等级不一,自身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制定更加详细的策略来进行控制,从而来保证系统安全的正常运转。
在Windows Azure 模型中,访问控制最关键的就是如何进行授权即授权策略的制度,在进行授权策略下,能够得到授权的用户就是合法用户,无法得到授权的就是非法客户。在WindowsAzure中,需要了解访问主体能够对哪些客体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授权访问,通常访问控制模型由主体、访问、客体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2.1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RBAC)的研究是上个世纪提出的一种访问控制技术,它通过在用户和访问权限中加入了角色这个概念,从而将用户与访问权限进行了有效的分离,同时最大限度的保证了用户和权限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的优点就是可以让用户与角色之间达成1∶N的角色分配,同时保证角色与访问权限之间也是1∶N的联系方式。RBAC模型的优点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用户与访问权限的分离,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动态的访问约束,系统实用性比较强,缺点如下:(1)权限粒度约束不够细化,导致用户权限过宽;(2)权限授予过程复杂;(3)功能和数据权限始终都在一起,无法分离;(4)缺少对客体特征的描述,特别是在云计算环境中的分布式的应用非常频繁,但是每一次过程都需要通过角色来转变,无法面对Windows Azure云计算下的任务流的控制执行。
2.2 基于任务的访问控制
基于任务的访问控制模型(TBAC)是一种新的安全模型,主要是采用了任务工作流的特性,将任务概念引入到访问控制模型中,从而将访问控制中的任务进行动态的管理。通过平台中的任务来对权限进行划分,在TBAC中,主要能对不同的工作流中的不同任务进行访问控制,优点是适合云计算环境下的分布式计算。缺点是没有对客体进行管理,不支持被动访问控制,存在任务分配复杂等问题,从而降低了效率。
3.1 云计算现状
云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涉及到计算机的众多领域,传统的安全保护手段已经无法适应这些变化。在Windows Azaue云计算模型中,服务商提供数据的计算和存储,面对云端的众多用户,这些多用户通过Windows Azaue平台可以将自身的相关私有数据放置到服务器上进行存储和管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用户的成本,但同时对Windows Azaue服务商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如何保障多用户下的数据进行管理,防止涉及安全问题的发生,这是目前Windows Azaue云计算服务商面临的主要的问题。
3.2 多用户访问控制模型
本文在的基础上,将面向多用户的访问控制模型分为用户层和平台层,用户层主要是用来管理用户-角色-任务-权限之间的使用关系,平台层主要是分配权限,角色和任务之间的关系。为了更好地描述多用户的访问控制模型,本文在任务-角色模型的基础上,对模型中涉及到的一些概念进行描述:
(1)角色:云计算中担任访问能力的主体。
(2)任务:云计算中用来完成用户提出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最小单位内容。
(3)权限:云计算中具有访问资格的描述
(4)权限分类:云计算中用户访问要求不同,导致受到访问的资格不同
(5)会话:云计算中的用户与角色之间建立映射的过程,实际上过程是用户与系统之间交互的过程。
(6)会话交互:云计算中用户访问云计算服务商提供服务的过程。
(7)会话的角色集合:云计算中参与会话过程中的角色映射。
(8)角色继承:云计算中为了满足不同的角色需要访问多种不同的资源的要求,在角色的属性和方法的设置中,通过角色继承来进行完成,从而可以避免重复设置。
(9)任务关系:云计算中根据任务之间的分配关系可以分为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分配关系。
3.2.1用户层模型
在Windows Azaue 多用户的用户层中,为了能够更好地方便用户-角色-任务和权限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层次化的结构模型,通过按照角色和权限从高到低来进行设置用户的级别,在设置过程中,根据Windows Azaue云计算资源平台中对于多用户分配的资源要求,在层次化结构模型中,通过对用户分配权限,粒度从小到大。
定义1:用户定义User: =( User_ID∈U_ID, User_name∈U_name, User_Role∈U_Roleset,User_Task∈U_Task)。
定义2:角色定义Role: =( role_ID∈Role_id,Role_name∈Role_N,role_roleList∈Role_L)
定义3:权限定义:Premission:=( Premission_ID∈Premission_ID, Premission_name∈Premission_n, Premission_role∈Premission_R)
定义4:任务定义Task:=< Task_ID∈User_ID∩role_ID∩Permis⁃sion_ID,Task_name∈Task_N,Task_role∈Task_R >
3.3.2平台层模型
在Windows Azaue多用户平台中,将权限和角色的进行合理的映射,在每一个角色节点中,需要进行管理和控制角色与权限的创建与分配,其中,每一个管理节点需要创建或者修改操作权限,在该平台模型中对于角色和权限的管理进行合理的配置。
定义5:管理角色定义Administrator_Role ex⁃tends 角色定义Role: =( Administrator_IDAdministrator_id,Administrator_Rolename∈Admin ⁃istrator_Role_N, Administrator _roleList∈Role_L)
定义6:管理用户权限定义Administrator_Per⁃mission extends Permission: =(Administrator_Permis ⁃sion_ID∈Permission_ID, Administrator_name∈Per⁃mission_N, permission_role∈Permission_R).
为了更好地体现出平台层模型的优点,本文在平台层设计上通过组织模型角色的构建方法,将管理角色结构分为了底层平台管理角色权限,中间层平台管理角色权限和用户层平台管理角色权限管理三个部分。底层平台管理角色权限主要是针对平台中所有的基础权限管理,中间层平台管理角色权限主要是针对平台中专有资源权限管理,用户层平台管理角色权限管理主要是针对所有用户的角色管理。
3.3 访问控制模型的实现
为了进一步描述有关访问控制模型的实现,本文以本地学校图书馆服务器作为云计算资源服务器,将处于同一个城市的其他几所学校的客户器作为云端客户,建立树型的组织模型,从而将这种组织模型想访问控制模型转换,在访问控制模型中,主要针对用户登录,权限访问控制以及权限管理三个部分进行描述,用户首先进行身份验证,然后系统为用户加载权限,用户根据权限来获得对应的功能,最后获得相应的功能权限对应的数据对象。
(1)登录验证
登录验证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用户的合法信息,采用控件chenkUserForm 进行iaoshu,能确保用户输入验证的合法性。
(2)权限访问控制
Windows Azaue模型中的权限访问控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用户访问权限资源,本文在树型模型的基础上,设计首先向用户加载包含一级节点的初始华,然后通过层层级联加载访问叶子节点,提高了用户访问效率,用户在之前的访问登录获得了用户Userid作为参数,从而获得用户对应的角色所需要的权限。用户通过树型组织结构,点击初始权限树中叶子节点对应的功能权限。在层次加载中,判断用户点击所获得节点加载路径来确定是否能够访问到该节点。
采用了这种加载方式之后,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显示相应的功能权限,不需要每次都登录展示整个权限,提高了高效访问控制。
(3)权限管理控制
在用户权限树中设定的Checkbox构造出用户权限管理树,通过点击选中活取消用户权限管理树中的节点,能够非常方便的实现角色权限的授予。
(4)系统验证和分析
为了更好的验证本文模型的具有的时效性,本文采用在酷睿i3,内存为4G的系统中运行,将本人所在学校的图书馆作为云服务端,其他同一个地区的学校的图书馆作为云端访问点,通过CloudSim进行仿真实验,本文假设在云端客户模拟500个访问图书查询要求向云服务端发送查询请求,在云服务端中采用Windows Azaue模型进行服务器的设置,将本文的模型与其他几种模型在访问数量,任务平均完成时间,网络消耗时间上进行了对比。
本文的访问控制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缩短了访问时间,虽然相差不大,但是由于其他三种算法没有将控制模型安全因素考虑进去,所以,本文的模型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从图2中可以发现伴随着云端客户的访问量增多,本文的模型有效的降低任务完成时间,相比于角色-任务模型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伴随着访问数量的不断增大,网络访问失败率已经有了明显的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本文的算法在云平台模型下的控制在优于传统的访问控制模型。
在微软推出的Windows Azaue 云计算模型中,访问控制安全已经成为了研究的重点,本文在传统的角色-任务模型上,提出了面向多用户的访问控制模型,在模型中采用了用户层和平台层两种表示,在用户层中对角色、任务、权限进行了定义,在平台层中针对用户登录,权限访问控制以及权限管理三个部分进行细分,通过仿真实验,本文的模型相比于传统的角色-任务模型具有一定优越性,但在角色继承,模型冲突等方面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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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通常集职业身份和公民身份于一身。我们以往对官员身份的认识更多的是看重他的职业身份,强调对官员的道德制约,这与中国传统的 好人当官 的意识相关,也与官民双方对官员身份的认知相关。在加强对官员进行监督的今天,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官员的身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政治生态变化中官员的公民身份认知回归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摘要官员通常集职业身份和公民身份于一身。我们以往对官员身份的认识更多的是看重他的职业身份,强调对官员的道德制约,这与中国传统的“好人当官”的意识相关,也与官民双方对官员身份的认知相关。在加强对官员进行监督的今天,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官员的身份。官员的公民身份表明了他的理性经济人的一面,而官员的职业身份则表明了他的社会性的一面。
中共以来,中国政治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目前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是通过高压反腐确保官员清廉,通过政务公开保证政治清明,以及通过权力集中强化政治清朗。这些行动带来了政治生态和社会心态的重大变化。就政治生态而言,官员觉得官不好做了;从社会心态来看,民众对官员持有一种不信任的心理。简而言之,政治生态和社会心态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官员被前所未有地置放在了社会和公众面前,由此也引发了一个对官员的公民身份的认知问题,也就是从以往对官员的职业身份的注重,回归到注重官员的公民身份和职业身份的双重身份。这种新的认知回归不仅关系到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和管理,而且也关系到改善官民之间关系的问题。
一
社会中有官有民,这既可以从管理的意义上说(官是管理者,民是被管理者――尽管从现代政治学的意义上说,民是终极的管理者,官只是民的仆人);也可以从社会分工的意义上说(社会总是需要一部分人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这些人就成了通常意义上的官);也可以从职业意义上说(官是一种职业,正如民也有各种职业一样,有人当工人,有人当农民,有人当教师,如此等等)。不管官和民在职业身份上有什么区别,实际上他们有一种身份是一样的,即他们都是公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和民都有两种身份,一是职业身份,二是公民身份。
但是,我们以往对官员身份的认识主要停留在职业身份上。职业身份要求官员表现出“公”的一面,表现出为人表率的一面。这一职业要求往往也成了人们对官员的一种期待。因此,官员的举动也常常为社会所注目,其行为也常常被监督。落实八项规定、反四风和反腐败以来,官员的一举一动在更大程度上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网络的日益发达更是将人们对官员的监督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不时看到对官员的举报,官员吃饭被曝,戴表被曝,生活作风被曝,等等。最终的结果,公款吃喝受到处罚,生活作风不良则名声扫地。然后,就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发展:一方面是民众对官员的监督的热情更高,以至于在某些场合走到了偏激的地步,只要是官员吃饭就认为是公款吃喝;甚至是穿衣,一旦感觉衣价太高,与公务员收入不符,马上上网曝光。前不久提出要给公务员加工资,又引来网上一片骂声。
另一方面则是官员的退守,本来可以正大光明进行的公款消费也转入了地下,甚至私人的吃喝也取消了,原因是怕惹麻烦,一旦被曝光就是没事找事。官员隐私受到了侵犯,但据说官员作为公共人物无隐私可言,因而只能隐忍但又感到憋屈和郁闷。工资加得不多,尽管心有不满也不敢表达,怕辱没了“公务员”这一崇高的名声,也怕一旦表达会受到来自四面的攻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此等等。目睹此类现象,使人感觉这个社会似有一股戾气,官民阵垒分明;一旦对决,便以零和为结局;也使人感觉生活的色彩开始变得单一,锦衣美食,豪车美酒再也不敢招摇过市,哪怕是正常收入所得。总之,使人感觉社会缺少了一种祥和友善的氛围,与和谐社会有点格格不入。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我们对官员的身份的认识上。我们关注了官员职业身份的一面,却忽略了官员公民身份的一面。而在中国的文化中,官有它的特殊性,它往往被赋予了很高的道德含义。“好人做官”从孔子以来一直是一种传统,以至于人们对官员的要求高于对其他人的要求。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他们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同一般民众是不一样的,是要高于一般民众的。即便官作为一种职业,它也被认为是高于其他职业的。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农七工八商九儒十丐”之说,有“学而优则仕”之说,官是顶点,官是最高的,是人们追求的最高境界,范进中举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一个故事。即便在今天,我们还难以完全摆脱这种官高民低(这当然与我们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有关,也与我们的选官制度有关)的现象,这使得官在一些人眼里应该是完人,容不得官员犯错,因此动不动就对官员进行道德上的绑架。另一方面,官方的体制和学说也助长了官员的道德责任感,使他们自己感觉不同于民,要优于民(至少在道德上)。“特殊材料制成”说更是将官员和民众做了一个切割。而官民双方的一个共同缺陷在于都关注了官的职业身份而忽略了他的公民身份。
二
以公民身份而言,我们可能对官员的要求就不一样。现代的职业身份与公民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应一个人的社会人和自然人的两种角色。我们对作为社会人的具有官员身份的人的要求肯定会高于一般的人,因为官员就职于一个影响社会的公共部门,他的言行举止具有公共性,因此官员应该是社会的表率。比如,同样一个绯闻,人们会抓住官员不放,而对其他的人可能就轻轻放过,最多把它看做是一个花边新闻而不是一个严重的道德事件。其原因在于作为公共人物的官员的行为具有很强的传导性,具有对社会的一种引领性。官员清廉,社会清廉;官员崇高,社会崇高;官员奢靡,社会奢靡;官员腐败,社会腐败。这也是为什么公众往往会对官员的过错(更不用说犯罪)揪住不放的道理所在,因为他们对官员寄托了一种期望(尽管有时这一期望太高)。
但是,另一方面,官员也是一个自然人,有他的公民身份。而在这一点上,官员同其他人是一样的,他也有自身的需求。马斯洛著名的“人类需要层次”理论并非不适用于官员。官员也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敬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他需要满足这些需要。他也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不能被剥夺的公民权利,比如个人隐私得到保护,言论的自由,行动的自由等。此外,官员也像其他人一样要柴米油盐居家过日子,他们也有自身的利益,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官员和其他人一样,也想钱多一点(当然是正当的钱),日子过得好一点。他也要追求自身的利益,比如得到晋升或受到尊重。
可能是在这一身份认定上导致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一样。西方文化对官员的假定在于他首先是个理性的经济人,他想达到的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企业家想达到的是钞票最大化,政治家想达到的是选票最大化。因此对官员的假定是坏人,会做坏事,会伤害公共利益。因此,解决的方法是法制,建立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制约官员的行为,不让官员作恶,因为官员掌握着公共权力,一旦作恶,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或许是这一不同的假设,引发了中西社会两种不同的取向。由于对官员是好人的假定,产生了中国历史上很发达的道德伦理文化,强调“吾日三省吾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寄希望于官员的自省和做道德模范,道德优良是安身立命的基础。钱穆甚至认为中华文明得以不间断地保留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制,也就是官员以德垂范,最终成为挽社会狂澜于既倒的稳定力量。而在西方,则发展了强大的法制文化,通过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制约官员的行为,而不是主要寄希望于官员的自觉和自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对付之道就是对权力进行限制,使权力行善而不作恶。
此外,西方这种对官员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也产生了非常现实的治官之道。斯蒂芬?贝利在论述保罗?阿普尔的道德思想时指出,一般来讲,仅仅要求道德上的高尚是不够的。只有认识到现实中的利益,公务官员才能够找到那些最强大的行为动力(个人的或是公众的)。通常,只有某项公共利益中包含了作为动力燃料的几项特殊利益时,它才可能进入轨道运转,即被人们纳入议事日程。行政官员的艺术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将私人的和个人的利益寓于公共利益之中。从道德品格来说,那些不愿把(合法的)个人和私人利益纳入支持公私兼顾的事业中来的人,是不适宜于担负行政职务的。[1]这些话或许会使我们有些人听了大惊失色,但冷静一想则不无道理。
官员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也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他做事的动力既来自崇高的使命感的驱使,也来自满足个人利益的需要。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只是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人的利益服从组织的利益,而不是否认或排除他们的个人需要。我们的文化往往忽略了官员“理性经济人”的一面,过分关注和强调了官员的“官员身份”而忽略了他的“公民身份”,忽略了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所具有的听起来不那么崇高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个人利益的追求。把官员看得太高,其结果是,一旦发现他们事实上没有这么高,我们就变得难以容忍。这是只看官员的一面而不是看他的两面所造成的。
简单来说,西方的做法是更多地从公民身份的角度来认识官员(也就是首先他是个人,他同时具备人所具有的优点以及人所具有的缺点),建立严格的法制和监督体系,并配以现实的激励因素。他们通常把官员的行为分成三类,一是违反刑法的行为,二是不道德的行为,三是不恰当的行为,对三类行为分别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违反刑法的行为当然会被抓,不道德不恰当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丢官(比如我们对西方国家里官员因不恰当使用公款而丢官的事时有所闻),但也不一定,比如克林顿在位期间的绯闻事件最终并没有影响到他仍然担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有绯闻,但这并不影响美国人始终把他当做一个伟大的总统来敬仰。
不恰当使用公款导致丢官,而身缠绯闻的总统依然做总统,其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涉及了公与私的问题,侵犯公的利益是规章制度所不允许的,因而丢官实属正常。而后者只是涉及私人的事情,这是属于道德层面的有违一般社会伦理的问题,作为公众人物,社会会加以谴责,但不一定加以制裁。一个有道德瑕疵的人可能是一个很有行政才干的人,不用可惜。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时,已有他的风流韵事的传闻,但美国人还是把他选上了总统宝座(当然克林顿后来也以其亮丽的业绩回报了选民对他的信任)。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公民身份角度出发的认识所具有的一种宽容。
相比之下,我们长期以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强调道德的文化,则是更多地从官员身份的角度去认识官员的,更多地强调思想教育,寄希望于官员的自觉、自律和自省,而疏于法治和监督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此次反腐败斗争中受到查处的腐败的高级官员有如此之多,充分表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监督体系是很不完善的),并在官员的行政行为中完全排除个人利益的考虑,或至少让人感觉在政府组织里谈个人利益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从而放弃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尽管这一追求有时并不伤害组织的利益。这导致我们可能以过高的标准去要求官员,并对官员的道德瑕疵或过错采取不宽容的态度,以捍卫道德高地的纯洁性。
比如民间对犯错官员的重新启用往往一概采取不理解甚至反对的态度(当然这里也有民众还无法参与官员任用的原因)。其次,由于受到道德正当性的影响,公私无法兼容,官员不能有自己的利益,或者至少不能在大庭广众下公开谈论正当的个人利益,或以谈个人利益为耻,这导致官员的一些正当的利益或好处或福利一旦受到影响,也不敢出来争取,甚至在表面上还要表现得很崇高,不屑于这样的利益或好处,但是在私下里却发泄不满,并在行动上采取消极怠工和不作为的方式来加以抵制,庸政和懒政便应运而生。
三
当然,两种身份是集于官员一身的。西方尽管比较盛行的是对官员的理想经济人的假定,但也时常可以看到对这种假定的批评。比如,珍妮特?登哈特和罗伯特?登哈特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政府中的恰当角色之所以被削弱,其原因不是在于邪恶的目的或者精英分子的阴谋,而是因为对治理和管理的探讨始终都假定了我们只能是自利的”[2],因为这种假定忽略了官员职业身份崇高性的一面,官员都被看作是追求自身利益的蝇营狗苟的人,而不是既会追求自身的利益,同时也会追求公共利益,甚至会为公共利益这一崇高的目标牺牲自己的利益。在登哈特看来,“人们之所以被吸引去从事公共服务,是因为他们被公共服务的价值观所促使。这些价值观――为他人服务、使世界更加美好和更加安全,以及促使民主发挥作用――体现了在一个社区的服务中作为一个公民的意义的精华。我们需要培育和鼓励这些更高层次的动机和价值观,而不应该把人当做机器上的嵌齿或者认为似乎他们只具有为自己利益服务的行为,就压抑这些动机和价值观”[3]。
反观我们,尽管我们的文化更多地强调官员的道德自律,更多的是对官员的思想教育,但是事实上我们也有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制约官员的行为,而这些法律和规章制度本身就暗含了官员会犯错,甚至会犯罪的假定,只是我们比较少强调这一点而已。但正如上面所言,对道德伦理的强调可能导致了我们对法治建设的疏忽。而这一疏忽的结果,既导致一些官员或利用法律和规章制度的漏洞大搞腐败或不惜以身试法,同时也导致民众走体制外的道路,尤其是利用网络来进行反腐败或者对官员进行监督,以至于最后出现了本文前面讲到的一些过激的状况。
因此,无论从官方还是民间两个方面来说,都有必要从两种身份的角度去认识我们的官员。如果说我们以往更多考虑的是官员的职业身份的话,那么在走向反腐倡廉和政治清明的今天,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官员的公民身份,考虑官员理性经济人的一面。从这一点出发,来建构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以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并规范官员的行为,从而完善对官员的监督。
如果我们实施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制度,老百姓的一些猜忌和疑虑也会随之消失。有钱的官员进行高消费也实属正常,用不着偷鸡摸狗地去做。当我们的报销制度使得公款吃喝(公务接待不在此列)变得不可能时,那么一些民众再也不会也没必要去盯着吃喝的官员,官员自己要吃喝也有了自由,再不用因怕老百姓指责而放弃吃喝。对公民的最低要求是守法,这应该是一个不高的要求,尽管社会对官员会有更高的要求。但是从理性经济人、也即公民身份的角度去考虑,我们就可能不会对官员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因为就这一身份而言,他们是同我们一样的人。这样,对官员的一些过错、瑕疵或缺点(当然不包括涉及刑事违法犯罪的行为)可能会抱有一种宽容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对官员不伤害、不影响公共利益的谋私行为可能也会有一种理解的态度。
其次,我们当然也必须考虑官员的职业身份,因为这一身份给了官员荣誉,也给了官员责任。这一荣誉不是个人的地位和名声,不是什么“长”或“主席”、“主任”带来的愉悦或自得,而是服务公众的一种满足。具备了这样的一种认识,官员就会很好地去处理公和私的关系,处理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从这一认识出发,需要考虑如何去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准。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职业道德,在政府中也可以称为行政道德;二是个人品行。保罗?阿普尔比在谈到政府体制中的道德时,指出了三个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即乐观、勇气和仁慈的公正。乐观可以使人尽量看到事物光明的一面,可以使人在各种含混的、自相矛盾的事务中不失去信心,增强行为的目的性而减少被动性。勇气则是抱负、责任感和对于无所事事的痛恨。勇气可以使人坚持原则,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并敢于做出可能会给一些人带来痛苦的决定。再者是与仁慈联系在一起的公正。政府是价值的权威分配者,它所用的不可量化的尺度是正义和社会福利。权力必须在公正和富有同情心的情况下行使。
仁慈对于官员在决策中的信息不足和私心介入起到补救作用,否则决策就很难公正。仁慈强调的是劝导而不是强制手段,它激励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果没有这种向往,政府便会成为保护现存特权的令人沮丧的防御壁垒。[4]阿普尔比在这里指的是行政道德,此外,道德还包括个人的素质和品质方面的一些内容,比如我们通常强调的诚实、正派、善良、正义感等。我们不仅要求官员恪守行政道德,而且还要具备良好的私人品德。
回归对官员两种身份集于一身的全面认识,尤其是对官员的公民身份的认识,需要一个调整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涉及政治生态的变化,也涉及整个社会生态的变化,涉及政治的清明、经济的进步、文化的改变和道德的提高。但这一认知的回归是必须的,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因为它有助于促进这样一个过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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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确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理财问题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的形势下,老年人若做不好理财规划,安度晚年将难以保证。本文梳理出老年人理财存在抗风险能力弱、规划不合理、理财不专业等问题,结合实际提出了可行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年人理财;安度晚年
【Abstract】In an ageing society, without a good financial planning, the aged can’t enjoy themselv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some problems the aged may have when making a financial planning such as poor ability to withstand risks, irrational planning, unprofessional planning and then puts forward some solutions.
【Key words】Ageing population; The financial planning of the aged; Secure old age
目前,世界各国面临一个共同的课题:人口老龄化。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是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或是65岁老人占总人口达到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60岁以上老年人达1.3亿人,占总人口10.2%,我国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还在以年均3.2%的速度递增,预测2050年将突破4亿,老年人口占比将达31.2%,[1]我国将进入严重老龄化。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人口老龄化进程速度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不同步,我国已经进入典型的“未富先老”型社会阶段。近年来我国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而存款一直保持低利率,造成居民储蓄负利率,对以储蓄为主的老年人影响最大。“老有所养”是每个老年人对退休后生活的最基本要求,面对收入减少和养老费用的逐年增加的双重压力,老年人若做不好理财规划,安度晚年将难以保证。
1.1 保证安全性
根据“100-年龄”的个人风险投资比例法则,老年人的年龄越大能承受的风险就越低。再加上老年人年事已高,通过社会劳动获得大额收入的可能性很低,自身积蓄并不是很丰厚,退休金也相对有限,所以,老年人可以用于理财的资金并不多,一旦投资失败,会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因此,老年人投资本金的安全性就至关重要了。
1.2 注重流动性
由于生理机能逐步衰退,意外、医疗保健等支出大笔增加,另外还有子女的婚嫁费用、应急之需的意外支出等,老年人理财一定要注重资金的流动性。做好投资预算,理性选择适合老年人的理财方式,切不可盲目追逐高收益,而将急用和日常家用的资金用于流动性差、期限较长、风险较大的投资。
1.3 坚持分散性
老年人在留足生活日常开销及一部分应急款后,可以选择不同的理财产品。老年人理财要以一些低风险产品为主,如定期存款、国债、货币市场基金、保本的银行理财产品。对稳定的现金流入如退休金可做一些定投;可以把一些近期闲置资金作中期投资;对有一定风险承担能力的老年人也可购买一些债券基金等;而对风险承受能力较强且有丰富的炒股经验的老年人,也可以投资一些股票,即有机会收获高收益,又可以活动头脑延缓身体器官的衰老。对一些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的新潮老人,也可以做一些互联网理财。[2]
2.1 抗风险能力弱
老年人身体状况、生理状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其体能、精力都无法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自身积蓄并不雄厚,退休金又十分有限,收入增长下降,然而用于医疗保健、养老的刚性支出却在不断增加,所以老年人可用于理财的资金较为有限,抗风险能力弱。一旦投资失败,出现亏损,会严重影响其老年生活质量。
高难度的投资理财活动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且对身体素质要求也很高,理财中盈亏的瞬间转换和业绩频繁的波动对老年人心理冲击巨大。盈利产生的过度兴奋和亏损带来的严苛自责都对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产生长期的、巨大的影响,甚至使一些老年人长期失眠,尤其对那些有高血压、心脏疾病的老年人造成的影响更大。老年人的心理和生理抗风险能力较弱。
2.2 规划不合理
老年人在投资理财方面属于极度的风险厌恶型,一方面在心理上难以承受本金损失带来的负面情绪,另一方面投资亏损也会严重影响退休的生活质量。所以老年人在选择理财产品时,多以安全性高、收益稳定的为主,例如定期存款、国债等,而对风险较大的理财产品、基金、股票等比较排斥。例如有些老年人为了获取较高的利息回报,选择三年期和五年期的定期存款,但老年人由于年级大,身体变化难以预测,遇到疾病、意外等急需用钱的突发事件,这些定期存款未到期,取出来又只能按活期算,导致损失利息收入,根本没起到实际的理财作用。
2.3 理财不专业
理财知识系统博大精深,理财市场瞬息万变,理财工具多种多样的,不仅要有理论知识的学习积累和实战经验的摸索总结,还要有良好的悟性,才能在理财市场长袖善舞、游刃有余、应对自如,而大多数老年人不具备这一能力。我国理财市场的发展时间较短,近几年才快速发展,理财知识更新很快,新的理财产品不断涌现,理财方式、渠道层出不穷,理财市场信息瞬息万变。老年人学习能力较弱,接受理解能力较差、反应速度较慢,这些都影响了老年人的理财技能的提高。
老年人理财服务也不够专业。国外专业的理财师选拔都设置了较高的门槛,不仅要高学历,还要经过严格的职业资格认证才能上岗。国外的理财师都是行业的精英,受到社会的尊敬。由于我国理财师认证起步较晚,加上门槛较低,部分理财师其实就是业务员,只要有人脉资源,能够招揽客户,带来业绩就行,对学历、专业素养等都没有严格的要求。老年人在不专业的理财师的指导下理财,让老年人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2.4 易跟风
老年人由于年事已高,在生理上难免出现视力衰退,听觉迟钝,思维不那么灵敏,对于市场上瞬息万变的理财信息和资讯结束不全面、理解不到位。老年人理财往往缺乏主见,喜欢跟风,人云亦云。听说银行新推出国债,老年人一大早就开始扎堆排队购买;或是趁着买菜、逛街的功夫,逛到证券营业大厅看股票走势和变化,买卖股票经常是靠听小道消息;听业务员三言两语的片面介绍后,立马被购买了那些高收益的理财产品,甚至买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这款理财产品收益率高。
2.5 门槛高进入难
目前收益率较高的信托、外汇、券商集合等理财产品,均设置了较高的投资门槛,高门槛挡住了老年人理财路。如信托产品,一般每份投资起点为5万元;外汇理财每份最低为1000美元;人民币理财每份最低1万元。对其他投资者而言,这样的门槛并不算高。但对退休后收入有限,积蓄不多、风险承受能力较差的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高的门槛。
3.1 树立积极的理财观念
传统观念认为老年人应颐养天年,理财这种事情不是老年人做的。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意识到“养儿防老”已经过时了,养老问题要靠老年人自己解决。现在社会年轻人自身压力大,赡养老人的能力较弱,还有一些年轻人成了啃老族。老年人的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甚至有些老年人退休后还打算要接济子女,要为子孙留下一笔财富。老年人的理财意识明显增强了。当然尽责的理财机构也有义务帮助老年人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走进社区,走近老人,为老年人提供舒心、简便的理财服务。
3.2 科学合理的理财规划
理财规划应包括消费支出规划、保险规划、投资规划、退休养老规划、财产分配与传承规划等方面。老年人首先是安排好当前自己的退休生活;其次是规划好未来的生活;最后是规划好家人的生活。可见,老年人理财不是简单的做一项划算的投资或者找到一个挣钱的项目,而是一个系统性的、科学合理的规划。制定科学合理理财规划后,就要严格按规划的思路和步骤进行。老年人要将日常收支进行分类,切合实际地把各项生活安排好,各项开支要做到心中有数,切不可为了理财而节衣缩食。老年人可以通过建立理财账簿进行。理财账可分为日常开销账和理财备忘账两种。日常开销账分收入、支出、结余三栏,每月的收入计入收入栏下,支出记计入支出栏下,大额的支出要备注清楚事由。每日都要计清楚,每周汇总一次,每月结账一次,看看该月是结余还是超支,并分析原因。备忘账是把家庭所有资产分类加以记录,方便老年人保管和查找。由于老年人记性不好,所以备忘账很重要。
3.3 选择适合的理财组合
理财就是要实现财富的积累。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选择各类理财产品、各种理财手段,实现最优的增值。老年人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来合理分配可支配资产,满足安全性和收益性的要求,争取资产增值的最大化。
老年人理财要以稳健为先,首先要留足日常生活必需的现金,另外还要准备足额的意外和医疗等不确定的不时之需。因此,老年人最好以银行活期存款来满足日常生活的资金需要;以货币市场基金、定期存款等流动性较强的投资来准备不时之需;以开放式基金是不错的选择。大型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都是拥有丰富经验的投资专家,通过资产组合投资,降低了投资风险,获得较大的回报。理财期限主要以三个月至一年为宜,以保证资产的流动性。投资期限较长的理财产品,应问清楚是否能提前支取及相关手续,如果提前支取可能造成的损失,自己能不能承受。
3.4 提升理财能力
老年人应有针对性地学习一些理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理财打好基础。老年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特点,进行一些稳健型投资,将风险控制在自身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又可适当增加收益。切忌偏听偏信高收益的产品,或者盲目跟风。由于学习能力的减弱,短时间内大幅提高老年人的理财技能也是不太现实。老年人可以到正规的理财机构请专业的理财师帮忙,虽需承担一定的顾问费用,但会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老年人一旦有理财的意愿,可以找自己信得过的理财顾问帮忙,制定出合理的理财规划。
3.5 合法保障自身利益
社会上关于老年人理财的民事纠纷比较常见,老年人要充分利用法律手段保障自身利益。老年人年事已高,对理财信息缺乏辨识度,一些不法分子就利用老年人这一弱点,误导甚至欺诈老年人,诱使其投资与本身需求不相符的理财产品,甚至造成老年投资者血本无归。要完善相关的法律,加大处罚力度,保障老年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老年人一般不太清楚理财专家介绍的理财产品的投资渠道、预期收益率、年化收益率等概念,但对理财资金的本金安全、流动性及年限较为敏感。理财师应该进行简明扼要的介绍,通俗易懂的讲解,具体形象的解释。理财师要负责任地为老年客户着想,关心老年客户的需求,为老年人提供合理的理财建议。做好老年客户的理财规划需求研究,寻找老年客户的真实需求,深入挖掘其近期需求与远期目标,再推介其适合的理财产品,避免日后的纠纷。
3.6 尝试互联网理财
互联网理财是近年最热的金融话题,老年人对互联网理财这一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相对较弱,但也可以尝试。老年人理财对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都有较高的要求,余额宝这种互联网理财产品就能很好的满足。通过余额宝,用户不仅能够得到收益,还能随时消费支付和转出,像使用支付宝余额一样方便。余额宝本质是天弘基金公司的货币基金,本金安全、风险很小,门槛低、流动性又好,收益率是活期存款十几倍,老年人可以适当作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老年人通过互联网理财将成为一种趋势。
【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理财问题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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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艺术歌曲创作在思想、内容、题材、风格、艺术创意、作曲技法、和声织体,以及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较之民间歌曲和通俗歌曲,更具有自己的规模和相对稳定的模式,并对我国艺术歌曲的繁荣和昌盛,进行着不懈的探索和开拓。同时,又推动着我国声乐表演和声乐教学在技术上和艺术上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基础教育论文范文:论声乐教育与人本回归。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我国的音乐艺术有着十分悠久的发展历史,有着十分灿烂丰富的音乐文化。在音乐文化组成中有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声乐,随着声乐艺术发展,声乐教育在高校内也有着越来越好的发展,并且也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声乐教育过程中,教师应当充分发挥人文主义思想,在实际教学中融八人本回归思想与理念,从而使得在声乐教育过程中真正构建人本回归思想及理念,更好进行声乐教育。
【关键词】声乐教育;人本回归;构建
所谓声乐教育是教授学生声乐艺术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应当有人主观参与,在整个教育过程中都应当以“人”作为出发点,这是因为声乐艺术是以人为主体的,它所表达的是人的情感,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构建人本回归理念,并且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对其真正运用,对于声乐教育水平以及质量的提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及意义。
声乐属于音乐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利用人声进行演唱的一种音乐艺术,可以以乐器进行伴奏,声乐主要包括二种,即美声唱法、民族唱法以及通俗唱法,而当前在我国又有一种新式唱法出现,即原生态唱法。一般情况下声乐所指的就是美声唱法,在声乐中也有不同流派流传,其演唱具有自身特色。在声乐中依据人声音域高低以及音色之间差异可分为以下几类:女低音、女中音以及女高音,还有男低音、男中音以及男高音。声乐教育包括很多内容,主要有发声方法、曲风处理以及情感表达等一些内容,其它还包括关于声乐教育理论研究活动以及社会实践活动的相关内容。
声乐教育属于声乐艺术的一个教学过程,在该过程中的重点内容就是人的参与,若无人的参与则就不存在声乐改造以及创新过程,因此在声乐教育中其重要任务就是将声乐教育本人以及人参与过程处理好,使人们能够提高其音乐素养,从而使声乐教育中人本回归理念得以真正实现。在声乐教育过程中,教师应当将教学大纲整体把握好,协调好教与学之间的关系,将人本主义以及声乐教学实践进行结合,使声乐教学效率得到提高。
(一)声乐教学含义
第一,声乐教学主导为教师。新教学模式改革改变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教学关系,由原来以教师为中心转变成为学生为中心,而这些变化对声乐教育思想以及教学方式创新也必然有一定推动作用,声乐教育属于视觉及听觉之间完美结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也只有将教与学结合,才能够真正感受到声乐教育特点。在该过程中,教师引导作用十分重要,在教学过程中坚持教师主导是特别重要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学生主观能动性以及学习自觉性方而,对学生进行引导,使其在教学目标设计以及教学活动中能够积极参与,从而创造和谐自然教学环境,将学生实践性以及创造性提高作为教学目标,教师应当将自身引导作用充分发挥,从而更好为学生主体学习活动服务。
第二,教学主体为学生。学生属于教学服务对象,但同时其也是学习主动群体,将学生作为教学主体即是教学应当而向所有学生,通过由教师进行讲解以及指导,从而将教学相关知识点掌握,进而使学生得以全而发展,其具体表现就是在设计教学目标时应当将学生作为考虑重点,在安排教学时间时应将学生作为主体,在组织教学形式时应当将学科特色以及学生特点进行结合,在教学方式方而应当以学生为本,进行教学创新。
第二,教学中心主轴为声乐。对于声乐艺术而言,其主要思想感情就是人声,在声乐学习方而应当具备高度艺术性、丰富创造性以及较高兴趣性,其与一般文化课知识相比较而言,存在本质区别,声乐所具备高度艺术性在培养人素养方而有着十分积极影响,在声乐教学过程中,必须应进行的两个部分就是知识传授以及技术掌握,然而其并非声乐教学中所有内容以及根本目的,在声乐中将人作为乐器,所以在声乐教学中,“以人为本”应当包括发挥声乐功能。
(二)人本主义中主要观点
第一,目的观。对于人本主义教育方式而言,其所强调的是教育是以促进人个性发展以及发挥为最终目的的,所培养的人应当有个性,使学生能够认识到其所特有个性,帮助学生对其潜在个性进行开发,由于每个人都有不同个人经验以及体验,不同学生也有个体差异存在,在人本主义中就是将这些个体差异以及不同价值观作为出发点,对于人本主义教育而言,其观点就是通过教学能够使学生发展与自身性格特点更加相符合。
第二,教学观。在人本主义教学理念中,所强调的就是将学生当作教学主体,应当将学习者作为中心,尽可能满足学生各个方而需求,使其各自潜能得到发挥,使其能够在一个愉快的环境中进行学习,对其健康心理进行培养,在教学方式方而,应当注重个别教学,将集体教学最大观点改变,为能够使学生形成独特个性,应当尽量选择个性化教学模式。
第三,师生观。教师为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思想成功的关键,在于教师是否能够创造自由和谐环境使学生进行学习,而该环境就是师生之间关系,师生关系属于较特殊的一种人际关系。在该人际关系中,教师不再是管理者与控制者,而是成为学生学习促进者,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学生为主要对象,学生属于不成熟群体,通过教师进行教育以及指导,能够促使学生不断进行发展,从而逐渐成熟。学生群体充满活力与个性,在人格方而而言,其与教师属于平等关系,而人本主义就是认识到该关系,提出将角色转变,将民主、平等新型师生关系以及教学模式建立起来。
第四,课程观。在人本主义教学理念中,教学重点由教材转移至个人,在以往教学过程中,所注重的为分解教材思想结构,但是将学生所具备心理特征及特点忽视,从而导致原本知识的完整性受到破坏,使人很难进行整体把握,在人本主义教育理念中将“统一观”概念提出,应当使教材整体结构符合学生心理发展状况,将情感领域及认知领域结合起来,在这种统一观点中,所注重的为知识广度而非知识深度,其所关心的为知识内容而并不是知识形式,从而使常规课程中所存在不足以及缺陷得到弥补。
三、声乐教育中人本主义思想产生以及发展
(一)人本主义思想产生
在起初人本主义思想属于一种唯物主义说,即人生物化的形而上学,其所强调重点就是以人为本。人本主义思想为一种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思潮,其所主张的是人身白由权利可能受侵犯,在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式教育是十分重要的一种教育思潮,在这种新型教育思潮中所体现的为将学生作为中心,将学生自我价值的发展以及培养作为目标,属于一种新式教育观。所谓人本主义思想就是以人为本,在21世纪社会中,该思想己成为时代潮流,当前所存在人本主义思想是对传统人本主义思想进行延续及继承。
(二)人本主义思想在声乐教育中运用原则
在运用人本主义思想时应当符合一定原则,依据这些原则进行运用才能够使其优势得到最大限度发挥。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当坚持将学生作教学主体,将教师作为教学主导,教师应当能够主动创设对教学有利场景,然后与学生自身实际情况相结合,对学生进行主动引导,通过教师与学生之间进行互动沟通,可传递给学生知识,在该过程中教师所充当角色是对学生辅助及促进。在教学过程中应当遵循循序渐进原则,声乐艺术属于有较强实践性且需创造的一门学科,不可能一步完成,应当循序渐进,通过逐渐进行培训使声乐教育能够符合人本回归教学要求以及目的。在进行教学时应注意启发及引导原则,声乐教育属于艺术类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应用启发及引导方式,激发学生潜能进行创造,使学生成为学习过程中主动执行者,利用启发以及引导而创造和谐与互动氛围进行学习。在教学过程中应当注意因材施教,这就要求教师应当对学生自身实际情况更加关注与尊重,在大教学环境中教师还应当注意调整及改变学生具体情况,从而帮助学生进行更好学习。
(一)在声乐教学中更新理念
声乐教育属于有着较强艺术性的一门学科,应当将学生以及教师思想意识提高,对在声乐教学以及学习过程中自身责任以及任务应当有正确认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能够明确自身所存在价值。对于声乐教育而言,其本质并非是要在演唱形式以及歌曲演唱方而进行教学,而是应当对歌曲演唱技巧进行教学,使学生学会在不同歌曲上巧妙运用演唱技巧,使学生能够学习到音乐本质,从而使自身价值得到最大限度发挥,应学会通过音乐对自身艺术素质进行培养。
(二)通过民族化内容弘扬人本回归理念
在我国民族中少数民族占很大部分,在声乐演唱形式上各个民族也具有其特色,也有很多不同民间流派存在,一些影响力较大歌剧就是源白少数民族中的歌剧形式。在声乐教育过程中,在声乐课堂上可融入这些本土气息较浓厚声乐艺术,使学生对不同民族发声方法进行了解,从而将这些民族歌曲所具有特点以及所蕴含文化气息掌握。除少数民族中声乐歌曲之外,有些地方戏曲也十分有特点,也可将其融入课堂中,通过对比不同民族声乐差异以及演唱技巧,将声乐发声技巧掌握,将综合人文素质提高,但是应注意勿对某民族文化偏重,教师在进行教学过程中应当使学生保留自身特色,以此为基础使其发挥自身优势,传播并弘扬民族文化,从而使声乐课堂大融合得以形成。
(三)教学中以多媒体引导人本思想
在常规声乐教学过程中,学生均是利用自身耳朵及眼睛对音乐进行感知,或者利用教师及学生之间进行互动对声乐思想感情进行表达,这种传统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科学性,仅仅依靠感觉无法完整教学根本目标。在现代课堂上通过多媒体技术能够使声音基本元素显示出来,然后利用多媒体软件比较教师音色,可通过波形显示出来,使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地对自身和教师之间所存在音色差异进行判断,从而使学生视觉、听觉以及主观判断能力得到提高,利用这种较新奇教学模式还能够对学生学习兴趣具有激发作用,使学生对声乐学习更加热爱。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可以选择教师唱,学生录,教师录,学生唱方式,然后比较学生与教师声音效果,学生便能够通过波形图发现自身需改进之处,然后依据所存在差异,教师将正确表达方式传递给学生,通过不断发现以及改进,使学生学习能力得到提高。
(四)将教师队伍重现构建
在高校音乐教学中声乐教学属于必修课程,对学生今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也应当不断加强学习,使自身声乐知识更加丰富,要将不同民族以及不同地域中声乐表现形式以及演唱风格掌握,通过学习使自身不断完善,使自己有越来越宽广的音乐道路,通过教师带动,为学生学习树立较好榜样,将学生积极性调动起来,应当形成教师之间的竞争机制,从而使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能够更加积极投入,尽量多参与国际音乐表演及赛事,使中国传统音乐得到传播,并且世界音乐带入国内,使音乐实现双向互补,发扬中国音乐。
声乐教育要能够适应现代社会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就应当将教学理念不断更新,要能够使所培养声乐人才具备高素质,就应当对新型声乐理念以及声乐知识进行研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将这些知识融入进来,从而使声乐人才培养突破得以实现,使所培养出人才具备全而素质。在现代声乐教育中融人人本回归理念,改变传统教学模式,能够使声乐教育质量以及效率得到提高,促进现代声乐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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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国家统计局通过人口统计得到的人口数据与实际的人口数据存在一定的差距,此种现象是在多个因素的影响下而出现的,主要包括可避免的人为因素和不可避免的根本性因素。为了降低城镇人口统计的误差,笔者通过国内的城镇人口统计范例来分析城镇人口统计不规范的原因,力求提高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以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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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化问题研究
有关部门会定期进行人口普查工作,进而掌握未来本地区的人口数量,然后根据预测的人口数量来寻找或制定合理的经济制度,力求解决人口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问题,并寻找加快本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方法和策略。然而有关部门在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存在着统计不准的问题,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依据错误的统计结果而制定的经济制度就缺乏适应性,不仅无法满足人们对衣食住行的要求,还会降低经济的发展速度。
甚至会出现许多不和谐的现象,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对此,有关部门必须要寻找城镇人口统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采用正确的方法解决问题,以此来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保障,并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下面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城镇人口统计方面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国家有关部门进行城市规划,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政策所依据的主要内容就是城镇的人口数量。目前,我国的经济正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因而加快了竞争的激烈程度,城镇人口问题也随之显现。对于城镇管理者来说,扩大城市规模是他们最主要的工作任务,所以各个城市的管理者为了提高城镇化水平会产生激烈的竞争,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另外,统计部门进行人口普查时,由于不同城镇适用的统计概念存在差异,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变革,进行人口统计时的统计口径也会发生变化,因而降低了历史统计成果的保存价值,不利于后续管理者制定经济的发展战略,降低了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一般来讲,国家统计局通过人口统计得到的人口数据与实际的人口数据存在一定的差距,此种现象是在多个因素的影响下而出现的,主要包括可避免的人为因素和不可避免的根本性因素。为了降低城镇人口统计的误差,笔者通过国内的城镇人口统计范例来分析城镇人口统计不规范的原因,力求提高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以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1)不同城镇进行人口统计时使用的概念的统一性较差。
对于城镇人口规模来说,主要由人口概念和空间概念这两方面概念组成。人口概念就是指城镇人口的种类,空间概念就是指城镇人口所在的区域。根据相关统计资料可知,不同城镇在进行人口统计时应用的概念存在很大的差距,并且种类繁多,增加了统计的难度。
比如说,进行人口统计使用的人口概念由总人口、常住人口和若干个分类人口等概念组成,空间概念则由市区、中心区和规划建设区等组成,在进行统计时,如果将两种概念叠加起来,就会使得统计工作更加复杂,相关部门为了防止这一现象的发生,已出台了相关规定,但是在实际的人口统计工作中,仍然无法准确把握“城镇人口”这一概念,并且统计人员也无法正确表达城镇人口规模,因而降低了人口统计的准确性。
(2)进行人口统计时统计的口径不同。
统计局在进行城镇人口统计工作的时候,除了要使用种类繁多的统计概念之外,还要明确各类人口的统计口径。然而根据我国历次的人口普查资料可知,进行人口统计的统计口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以暂住人口为例,某些地区将暂住时间为三个月以上的作为暂住人口,二某些地区却将时间定为半年以上或一年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统计局进行的历年人口普查数量的可比性将降低,城镇管理者也不能正确了解本地区人口规模的变化情况,因而制定的方针和政策的适应性就会降低,不利于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1)实现不同城镇进行人口统计时运用的概念的统一。
在进行城镇人口统计的时候,要想提高统计的正确率,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概念混乱以及概念不合理使用的现象,对此,国家有关部门必须要对一些常用的概念进行界定,然后明确这些概念应用的情景。举例说明,城镇总人口、中心城区和常住人口等常用概念必须要进行正确的界定或划分。
另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速度较快,如果采用传统的按户籍登记地点来界定城镇人口,就是失去人口统计的意义。以深圳这个经济发达地区来讲,此地区的外来人口较多,外来人口返回原籍的次数较少,为了准确表示城镇化水平,统计人员可以根据人员的居住时间来确定成镇人口的数量。
(2)实现城镇人口统计中统计口径的一致。
要想实现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化,有关部门必须实现统计口径的一致。对于我国来说,导致人口统计中城镇人口规模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暂住人口的统计口径存在差异,对此,国家统计局已经更改了人口计算所使用的方法,要想提高人口统计的准确性,有关部门必须要加大相关规定的执行力度。
在具体的人口统计工作过程中,统计人员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清楚城镇人口限定范围,然后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口径的下统计城镇常住人口数,进而提高统计数据的准确性,确保城镇管理者指定的方针政策的科学合理性,以此来加快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最终提高我国的整体经济水平。
四、总结语
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能够对城镇制定的方针政策产生严重的影响,为了进行正确的人口规模预测,提高相关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关部门必须要实现不同城镇进行人口统计时运用的概念的统一以及实现城镇人口统计中统计口径的一致,进而提高城镇人口统计的规范性,为城镇管理者提供科学管理本地区域的依据,从而解决人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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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认为这种思想揭示了重商主义的某种特性,表明他们仍处于传统王权的政治思维中,“把人口作为臣民的集合,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上至下对他们施加一系列法律和规则”。[2](56)在这个意义上,人口概念具有松散的特征,区分人口中的个人的方式十分多样,“根据地位、住所、财富、债务和职务”。60)同时,人口政策的制定并非根据人口本身,而是基于一个外在于人口的目标――君主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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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福柯生命权力中的人口概念
福柯的权力理论始终强调对权力这一概念的去概念化。也就是说,不是从权力作为一种恒久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实体出发,而是将权力视作在特定历史场域中产生,受到不同合理性条件支撑,并具有复杂谱系的机制。所以,这种权力机制并非基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单一关系,而是一种具有复杂策略、目标和技术的动态的机制。而权力机制之所以形成,福柯认为根本在于权力与真理的互动模式,“我们屈服于权力来进行真理的生产,而且只能通过真理的生产来使用权力”。
权力以真理作为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条件,而真理产生又同时依赖权力机制的运作和支撑。所以,与其说福柯的权力理论是在追问权力是什么,不如说他致力于揭示西方社会自现代以来形成的权力机制,以及这些权力机制得以合法存在的深层理性。生命权力是福柯关于18世纪西方权力机制分析的重要内容,并且他强调,有关生命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从未得到彻底的反思。
生命权力即为以生命为目标的权力机制,但是所谓的生命并未包含人类生命的所有面向,而仅仅指人类作为生物的物理生命,“从18世纪开始,社会,现代西方社会,是如何把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基本生物特征纳入考虑的。这大概就是我所说的生命―权力”。
同时,生命权力并不以个体的生命为操作目标。福柯特别强调,对于生命权力来说,最重要的特征即其以人口――作为整体的生命为操作目标。可以说,人口概念是我们进入生命权力深层理性的关键,它不但决定了生命权力的运行范围、运行方式和运行的理性,更重要的是,人口概念以科学性和自然性面目出现的历史姿态,使生命权力得以获得合法性和合理性,并掩盖它不易为人觉察的政治暴力。本文将首先阐释人口概念在18世纪发生的重要转变,并以此为基础,阐释生命权力的运行理性和合法性来源,最后,揭示生命权力的合法性只是新的权力理性的产物,其背后依然具有深层的政治暴力。
人口概念古已有之,从词源学来说,人口(population)来自拉丁文populus ,意指人民,具有政治和法律的含义。福柯认为,人口概念的含义在18世纪的欧洲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它作为一个新的政治人物“闪亮登场”了,(54)这意味着人口概念获得了理论独立性和实践影响力。人口概念的这种变化发生于18世纪欧洲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向重农主义经济思想的过渡之中。
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盛行于16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其经济理念为:以君主利益为核心,以获得金银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主张国家对内积极干预和控制经济活动,对外进行贸易垄断,防止金银外流。可以看出,重商主义以僵化、限制、甚至强制的方式对待国家的各种重要组成元素,比如人口、土地等。在重商主义的经济哲学中,人口仅仅是国家力量发展的工具,人口数量越多越好,他们仅具有劳动力和军队储备的工具性作用。
福柯认为这种思想揭示了重商主义的某种特性,表明他们仍处于传统王权的政治思维中,“把人口作为臣民的集合,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上至下对他们施加一系列法律和规则”。[2](56)在这个意义上,人口概念具有松散的特征,区分人口中的个人的方式十分多样,“根据地位、住所、财富、债务和职务”。60)同时,人口政策的制定并非根据人口本身,而是基于一个外在于人口的目标――君主的利益。
如果说重商主义思想中的人口概念还只是国家发展计划中的附庸性工具,那么对于重农主义者来说,人口概念则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性依据。重农主义诞生于18世纪的欧洲,他们主张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同样存在一种自然秩序。这种人类社会自然秩序的实质是,在人类共同存在的社会中,各个组成要素,比如人口、粮食、住所之间发生的自然的动态的关联,“不是自然世界意义上自然本身的程序,而是关乎人的特殊自然性,人们共同居住、在一起、交换、工作、生产……的时候,他们之间自发地会发生什么”。
(312)与此相对,重商主义将所有经济选择与政治方针都置于君主利益扩张的框架就显得过于单薄,并缺乏正当性与合理性了。因此与重商主义相反,重农主义在经济上要求国家采取放任自由、尊重市场规律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主张限制王权,以某种自然的客观规律为依据制定政策。那么人口问题何以成为重农主义理论框架中的重要命题呢?实际上,人类社会各组成要素的动态的自发的关联的表现形式就是人口的活动。福柯认为人口概念得以“登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重农主义把人口活动看作一个独立于君主意志的“客体场域”,把人口看作一个具有“自然性”的实体概念。
福柯着重分析了这种“自然性”的表现方式:
首先,人口总是处于一系列“可变要素的相互制约之下”。[2](57)这些可变要素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它们决定了人口的迁移、出生率和死亡率等等。人口不再是松散的“臣民的集合”,(56)而是被一系列要素决定的整体。其次,人口受欲望的支配。欲望作为人口行为的动机使人口具有一种恒常的普遍利益,进而使得人口成为一个可对其行为进行预测的主体;最后,在人口中总是会发生各种问题和事件,比如各种疾病的发病,各地区的死亡和自杀。通过调查与统计,就可以发现这些问题和事件具有一定的规律。福柯指出,从本质上来说,人口活动的“自然性”或人类社会各要素的自发关联体现了重农主义在一种生物学的层面上思考人类问题,人口与居住环境的关系,以及人口之中个人与个人的关系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单一的物质的关系,“从这一时刻开始,人类就变成人种,它与所有一切物种在同一个场中得到定义,……人类第一次被置入生物圈中”。
根据福柯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中的人口概念所作的对比分析,可作如下概括:重商主义从法律意义上看待人口问题,他们视人口为松散的可任意对之制定政策和法律的“臣民的集合”,而重农主义将之看作具有自然性的实体,他们主张人口的行为活动处于单一的生物学模式中,并具有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我们看到,人口的“自然性”将逐渐取代君主利益,成为权力干预人们的生命、生活的新的依据。实际上,这种新的权力技术就是生命权力。
1.“自然性”作为合法性的来源
生命权力的运作过程为:以承认自然性的存在为前提,对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发病率等等现象进行研究,掌握制约人口的可变要素,人口的欲望,以及人口事件的规律,最后以此为依据制定政策,管理人口。我们看到,人口概念在重农主义经济思想中发展出的“自然性”成为生命权力合法性的基础。权力对待人口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从“基于统治者的意志与人民服从的意志之间”的强制关系,转为基于人口的自然性来管理人口的逻辑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赋予生命权力以一种合理性。
从深层意义来看,福柯认为,权力在18世纪发生了深刻转变――“一种自然进入了权力技术领域”。[2](60)而在此前,权力问题是在一种人为的法律的框架中展开的,可以说,这种“自然性”的进入彻底扭转了权力问题的方向。权力的着力点不再围绕王的意志,也不再围绕一个带有强制性的发展目标,而是基于一个看似外在于权力的领域,一个不受人为意志支配的领域――自然。福柯辨识出18世纪权力思维的性质,“我觉得,人为的权力关系的政治中突然出现人类自然性是某种根本性的东西”。[2](17)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权力获得合法性就是权力思维转变的结果。
2.在“治理术”框架中的“自然”
权力思维中出现“自然”这种现象的实质是权力致力于在自身的范围中划出一个看似不受权力干预的领域。但是,这个领域――“人类的自然性”或人口的“自然性”真的处于权力无法渗透的领域吗?
福柯提出的由16世纪到18世纪的“治理”问题的生发和转变就在回答这个问题。治理(government)是福柯为了阐释西方政治哲学流变的脉络以及理清政治实践发展的历史而探寻到的突破性概念。首先,从其诞生背景看,16世纪到18世纪西方社会正处于对外殖民扩张,对内宗教改革的两大运动之中,在这个时代交汇点上,国家(以统治者之名)之间的战争、王权与神权的对峙等等冲突就凸显出来,这一系列矛盾都可以被简化为这样的问题,“如何接受统治,严格到什么程度,被谁统治,为了什么目的,用什么方法,等等”。(75)这些根本性的冲突使“治理的问题域”被建构出来。
(75)继而,重商主义出现并开始了整合这些矛盾的第一次尝试。他们通过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扩大出口,聚敛金银,同时增大人口数量以保证低价的劳动力与充足的军队储备,福柯指出,重商主义已开始思考如何以一种政治合理性而非统治者个人的权力意志,调节和安排国家内部可利用的资源要素,“重商主义第一次把权力的运用作为治理的实践加以理性化”。
(86)但是,重商主义的尝试未能解决时代的根本危机,福柯列举了17世纪的一系列重大危机,三十年战争、农村和城市的动荡,以及财政危机。这完全是由于重商主义依然在传统的权力思维框架中发展治理术,也就是说,他们的种种改革与实践仍然主观地以“增强统治者的实力”为目标,以固定的“法律、法令、规章”为手段,(86)因而导致治理术调度国家要素以及整合国家资源的功能无法彻底发挥。
随后出现的重农主义开始限制统治者权力的操作空间,并以承认人口、市场、物资等国家基本要素的自然本质为前提,主张充分保障这些要素的自由流通,比如,他们通过主张保障粮食的自由流通,取消由重商主义者颁布的禁止囤积、禁止出口等禁令。可以说,重农主义者为18世纪面临治理危机的国家究竟以何种理性来治理和操控民众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答案,“虽然法学家在17世纪出于维护个体权利、限制王权的考虑对管治国家作了程度不一的批评,但在18世纪尝试提出一种新治理理由来批评管治国家的却是重农主义经济学家,从而促进了治理形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
通过一种全新的经济哲学,重农主义者彻底实现了治理术的解放:治理的问题不再受到统治者利益的束缚,而开始全面围绕一种统治的内在合理性展开。这种内在合理性的核心就是人口,人口问题的出现与治理术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可以说,是治理术的不断发展界定了人口问题的领域,比如出生率,死亡率,人口与粮食的关系,人口的财富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治理科学关注的问题;而人口的特有现象(或规律)又为治理术从统治者的利益领域中独立出来,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客观依据。福柯认为,人口与治理(也可以说对人口的治理)的这种关系对西方权力思想的历史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统治权支配的政体转向了治理技术支配的政体,这个转向是围绕人口而发生的……”。90)
但是,治理术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权力的终结?福柯特别强调,治理术的出现与发展并不意味着权力的消失,相反,权力以一种更为有效与隐秘的形式对人口活动进行观察、监视、操纵与控制,“一种新的治理艺术(甚至那种超过了政治科学阈限的治理艺术)的出现并没有消除统治权。统治权问题不但没有消除,恰恰相反,它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 。[2](90)也可以说,治理术在本质上与王权统治术相同,都是一种权力机制的运转模式,而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亦在解决同一个问题,即应以何种理性来治理的问题。由是观之,人口的“自然性”并非处于外在于权力领域的真空中,它是西方权力理性流变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它是治理术为了突破统治王权框架限制被建构的“自然”现实。人口的内在规律,人口的普遍利益开始取代单一的统治者的利益,成为西方人思考权力问题的新主题。
如果说治理术是福柯为我们理解西方权力思想发展历程给出的基本框架,那么生命权力就是福柯为西方权力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给出的具体名称。在这个意义上,人口与治理术,人口与生命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彼此对应的。生命权力合法性的秘密正在于治理术在试图挣脱传统王权统治模式的过程中所确立的新的统治原则――围绕人口的“自然性”的原则。人口的“自然性”是支撑生命权力的真理性条件,这种关于人口的“自然性”的真理知识愈具有科学理论的纯粹性,治理术的合理性就愈稳固,而生命权力也愈能够不受任何限制地发展与扩张,以一种更合理、更严密的方式渗透进入我们的生活,比如人口统计与调查获得了进入个人、家庭生活的权力,而由此产生的分析数据与模型又能够确立人口活动(比如生育、饮食、财产、居住方式等)的规范。可以说,福柯为我们思考权力问题,特别是人口问题打开了一个新的问题空间:真理究竟用来反思权力理性,还是用来无限制地支撑权力的运作?而“我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政策几乎都绝对地通过人口的范式来计算”,我们又是否应该绝对地“不假思索地将一种政治和经济的问题物质化” “人口的秩序、民生的幸福、社会的安全、国力的强盛是否必须付出公民的驯服、人口的编码、管治的过度这样的代价呢” 。
既然人口“自然性”使生命权力合理合法地渗透进入人口的生命,那么同时,这种“自然性”也确立了生命权力执行“死亡的权力”的依据。[1](194)当然,死亡的形式并不仅仅限于死刑,它也包括间接不平等地、不公正地压制人口中的某些群体,甚至使他们暴露在死亡的危险中。而这种能够兼具合法性和不平等性的“死亡的权力”就是被生命权力隐藏的政治暴力。
在生命权力之前的传统统治权中,“死亡的权力”,或死刑的合法性均来自于君主的利益特权,也就是说,当臣民违反君主的命令,或侵犯君主的利益时,君主有权力直接对其执行死刑。实际上,在王权统治的框架中,权力(君主的权力)可以占有臣民的一切所有物,包括生命,“这里,权力首先是获取的权力:获取东西、时间、肉体和生命的权力。它在消灭生命而占有生命的特权中达到了顶点” 。[5]那么,如前文所示,在18世纪西方传统王权统治被新的治理术逐渐取代或覆盖之后,死亡的特权将会被移至何处呢?福柯认为,正是在此,生命权力将现代种族主义理论引入权力机制中,它使生命权力重新获得了“死亡的权力”。
首先,何为现代种族主义?所谓现代种族主义,就是自18世纪出现的现代生物学对物种,以及物种之间群体差异的理解和分析的一种理论。在19世纪达尔文创立进化论之时,现代种族主义已发展成熟。简言之,这种种族主义认为人类作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其人种之间的形态差异只是某种表面的差异,其根本差异应在于他们各自处于进化链条上的不同等级位置,“人的种族和种族之间一切外表的差异的巨大的变异性,本身就标示他们不可能有太大的重要性”,而“各个民族国家进行竞争,所有取胜的因素不一,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似乎就是文明所已达成的等级,越高就越有利” , [6]可以看出,现代种族主义的出现是当时科学家为殖民战争寻找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一种结果,对于他们来说,殖民问题不是经济掠夺与政治侵犯,而是生物学问题,即具有在“各种理智性能”上“通过自然选择而逐步变得越来越完善的”西方国家对一些“半开化的民族”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淘汰。(199)
正是由于现代种族主义能够将所有政治、伦理与文化的问题都过滤为单一的生物学问题,它才得以进入生命权力的权力理性和运作逻辑中,使生命权力在“确保、维护、强化、增加生命和理顺生命的秩序”89)的同时,拥有使生命死亡,或间接地“增加死亡的风险,或简单地,政治死亡、驱逐、抛弃,等等”的权力。(195)福柯具体呈现了生命权力引入种族主义的过程:首先,在人口内部建立生物学区分。也就是说,在人口内部,群体与群体之间丰富多样的差异(来自语言、文化、历史等等)都被简化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差异。
并且,与其它具有多元性与不可通约性的差异(语言、文化、历史等等)不同,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差异是单一的等级差异,即优等种族与劣等种族的差异。其次,人口内部政治冲突的生物化。福柯认为,种族主义不但在人口内部建立了生物学区分,同时也建立了某种生物学的联系,在人口作为整体的生存与那些“低等生命”、“不正常的个人”、“相对于人类退化者”的死亡之间建立了因果式的关联,“他人的死亡,劣等种族、低等种族(或退化、变态种族)的死亡,将使整体生命更加健康;更加健康更加纯粹” 。
(195)所以,在生命权力的框架中,人口内部群体之间的冲突,那些“军事、战争或政治关系”,都将被生物化。与传统统治权模型围绕君主利益的死亡权力不同,生命权力执行死亡的正当性将在于“消灭生物学上的危险”。
(195)最后,福柯强调生命权力在利用种族主义的过程中,扩大了它所涵盖的范围。在生命权力中,种族主义并非仅限于人种意义的种族主义。如果说人种的种族主义在国家之间的范围存在,那么生命权力同时采取了一种国家“内部的种族主义”,以上两点的种族主义的思维图示将延伸至犯罪问题、疯狂问题、各种畸形问题(包括同性恋问题)等等领域。简言之,种族主义思维图示将建立一种人口内部关于正常的人与不正常的人的区分,“内部的种族主义使人可以在一个确定的社会内部对所有人进行审查”。生命权力的死亡权力将在这个意义上针对作为人口内部劣等种族的不正常群体。
我们看到,传统王权的对臣民的死亡权力是一种强制的法律关系,而生命权力对人口的死亡权力,由于以种族主义为基础,已成为一种自然的逻辑关系。这表现为人口之中群体差异的生物化、群体区分的生物化,以及群体冲突的生物化。但是,差异与冲突的生物化的实质是去差异化、去冲突化,因为在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之间并不存在对等的差异与冲突,而只有以种族进化,或人口健康为单一名义的优等对劣等的淘汰。至此,18世纪出现的生命权力的政治暴力:对内压制某些群体,比如同性恋者与精神病人,对外侵略其他民族,这些做法不但获得了正当性,甚至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必要性。
福柯通过对现代国家生命权力深层理性的剖析确立了一种反思视角,从而揭示出生命权力理性背后的悖论,即“暴力在合理性中却如鱼得水,暴力在合理性形式中深深扎根并获得其持久性”。
对个体生存与死亡的操纵经过人口“自然性”这一科学真理的过滤甚至获得了被操纵者的内在认同,“合理性规划和指引着全部人类行为”,“福柯要确定由国家合理性施加在个体身上的国家暴力的本性”。[8]而对于正面临政治体制改革的当代中国来说,如何避免这种合理与暴力并存的生命权力机制,避免受到西方自18世纪以来持续存在的生命权力理性的影响,应当成为我们确立所有人口政策方向的前提和基础。
18世纪诞生于西方社会的生命权力是现代自由主义治理术不断从传统王权统治模式中挣脱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权力机制重心由君主的利益转移至人口的“自然性”。但这并不是权力理性由主观向客观的进化过程,而是权力技术的改变。以人口“自然性”来治理人口,成为新的权力技术获得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条件。所以,我们看到,生命权力不但在生存的方向全面控制了人口的生活、生命,同时在死亡的方向又得以合理合法地降低某些群体的生存可能,甚至威胁某些群体的生存。 生命权力的理性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可以说,还原这种权力理性的来源与谱系,呈现其背后权力――真理的互动机制,是福柯政治哲学体系的重要内容。
对于当今世界来说,人口问题,包括人口资源分配问题,不同群体(来自文化、语言和历史的差异)和谐共存的问题等,是一个既复杂又迫切的问题;而对正处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当代中国来说,人口问题更是一个关涉到国家进步与发展的关键问题。我们究竟应从以绝对真理姿态出现的生物学思维来判断,还是将之置于由伦理、社会和文化等层面组成的多维视野中来分析,福柯的政治哲学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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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储备是医学术语,指人类女性卵巢皮质内含有的原始卵泡。人类女性卵巢皮质内含有的原始卵泡,称为卵巢储备。在女性,没有生产原始卵泡的生理功能,女婴出生后,原始卵泡不再增加,卵巢皮质内的原始生殖细胞数量不再增加。发生增值的细胞(有丝分裂)常见的是卵细胞周围的颗粒细胞。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是:临床抗苗勒管激素与B预测卵巢存备功能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1. 1研究对象及入组标准
选择2012年1月至2012年9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就诊的患者,共148例。入选标准如下:年龄20-39岁;体重指数(BMI) 19-29 kg /m2,B超检查无子宫内膜异位和(或)子宫腺肌病及子宫肌瘤的改变,无发热及炎症疾病,所有病例均除外甲状腺疾病、肾上腺疾病。本研究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一均知情同意。
1.2分组
按卵巢储备功能小同分为4组:正常组(41例),PCOS组(39例),DOR组(38例)和POF组(30例)。正常组为内分泌检测各项指标正常,月经规律,B超检查AFC在6-12个,无卵巢多囊声像改变。PCOS的诊断参考鹿特丹标准。DOR组为基础内分泌显示卵泡刺激素(FSH)为12-40 U/L,月经周期规律;B超检查基础AFC小于4个。POF组为基础内分泌检查显示FSH>40 U/L,闭经时一间>6个月。4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中,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AFC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01),而基础内分泌激素中基础FSH、黄体生成素(LH) ,E2,睾酮(T)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01),而基础孕酮(P)和基础催乳激素(PRL)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
1. 3标本采集及检测方法
收取思者清晨外周静脉血3-4 ml(月经第2天或第3天,闭经者于就诊当日采血),离心(3000 r/min ) 5分钟后,将血清放于-20℃冰箱保存,待测。
应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方法测定血清基础内分泌,其中FSH, LH, E2, P, PRL, T各个试剂盒的测定范围分别为0-253 U/L,0-269U/L,0-11335. 02 pmol / L, 0-238.384 nmol/L,0-9. 9645 nmol/L,0- 5354 nmol/L。血清中AMH水平通过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试剂盒测定,测定范围为0. 079-14.60 ng/ml,批内及批间差异分别为4. 00%及1. 98%。血清INHB通过ELISA试剂盒测定,测定范围为12. 5-1150 pg/ml,批内及批间差异分别为4. 52%及3. 91 %。
1. 4统计学方法
患者的计量资料都采用χ±s、表示,采用SPSS 17. 0统计学软件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One-vay ANOVA) ,Pearson相关分析进行数据分析。P<0. 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1血清AMH,INHB水平比较
AMH水平在PCOS组最高,在POF组最低,4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01)。INHB水平在PCOS组最高,POF组最低,4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01)。
2.2 AMH,INHB与基础内分泌激素和AFC的相关性分析
AMH与AFC,E2,T呈正相关(P<0. 001),与FSH, LH呈负相关(P < 0. 001) .INHB与AFC, E2 , T呈正相关(P<0.001),与FSH, LH呈负相关(P<0. 001)。AMH和INHB呈正相关(P<0. 001)。
卵巢储备功能是指卵巢皮质中卵子的数量和质量,反映了女性的生殖潜能。卵巢卵泡池中卵子数目减少或是质量下降,导致女性生育能力下降,出现卵巢储备功能减退,卵巢储备功能减退可以与年龄有关,也可以由病理性因素引起,一部分还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为卵巢功能衰竭。PCOS,DOR及POF是影响女性生殖健康,导致女性内分泌紊乱甚至不孕的主要原因,对女性的生殖能力进行准确的评估,选择合理的个体化治疗方案是关键。
3. 1 AMH的检测
AMH属于转化生长因子p(TGF}3)超家族成员之一,主要由窦前卵泡和窦状卵泡的颗粒细胞分泌,其水平在月经周期中无明显波动。通过对人工助孕患者的研究发现,血清AMH水平与获卵数及卵巢反应性呈正相关,可以作为预测卵巢储备功能及促排卵过程中卵巢反应性的血清学标记物。我们通过检测不同卵巢储备功能患者的AMH水平,结果提示PCOS组最高,POF组最低,且正常组、PCOS组、DOR组和POF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01),说明AMH水平与卵巢功能有关,随着卵巢储备功能的不同,AMH值的水平明显不同。Meduri等.通过对POF患者的AMH水平研究认为,AMH水平降低与POF患者窦卵泡中颗粒细胞的缺陷有关。本组资料也证实AMH水平与卵巢储备功能有关。
3. 2 INHB的检测
INHB也是TGF书超家族成员之一,由颗粒细胞产生,从窦前卵泡期开始出现,并不断升高,在早中卵泡期达到高峰,其主要的生理作用是反馈性抑制FSH的分泌,同时FSH可以促进颗粒细胞INHB的分泌。此外,INHB还可以通过旁分泌/自分泌的方式调节E2的产生。本研究中,INHB水平在PCOS组最高,POF组最低,正常组、PCOS组、DOR组、POF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01)。
INHB水平与卵巢功能密切相关,随着卵巢储备功能减退,INHB水平明显下降。研究表明卵巢储备功能与INHB基因多态性有关,在对POF患者的研究中,发现POF患者中出现了INHB基因多态性的改变,此外卵巢颗粒细胞功能异常也会引起IHNB水平异常,任何影响基础卵泡池大小和卵泡消耗速率的因素,都会影响女性的卵巢储备功能和生殖年龄。
3. 3联合检测
目前没有任何一项研究使用单一的标志物预测卵巢储备功能可以获得满意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提高预测标志物的检测闽值虽然可以增加特异度,但是灵敏度会随之下降,反之亦然,所以将标志物联合检测可以提高对卵巢储备功能的预测。本组资料中血清AMH和INHB水平密切相关,呈正相关(P<0.001),在临床土作中可以联合应用检测AMH和INHB水平,以提高对卵巢储备功能的预测。此外,在本研究中AMH及INHB水平还与AFC,FSH水平密切相关(P < 0. 001),而且相关程度较高,因此可以将AMH,INHB水平联合AFC及基础内分泌指标提高对卵巢储备功能的预测。
综上所述,卵巢储备功能减退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早期发现及诊断卵巢储备功能减退,及时进行干预,可以改善女性的生殖潜能,提高受孕能力及妊娠结局。血清基础AMH和INHB水平与卵巢储备功能密切相关,二者是目前有价值的预测指标。检测血清AMH和INHB水平并结合AFC及基础内分泌水平,能更为准确地评估卵巢储备功能。AMH及INHB水平在卵巢储备功能不同组间均有差异,如果将AMH及INHB水平用十检测不同卵巢储备功能,还需进行更大样本的研究以确定检测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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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多年的快速城镇化使得源于制度性差距的人口流动趋于减缓,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也有理由相信政治因素在城镇体系演变中的作用趋于下降;另一方面,集聚效应作为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经济力量,自始至终存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市场经济的环境更有利于其发挥作用。本文的目标正是实证分析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并比较区域经济理论强调的技术外部性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的货币外部性的作用。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集聚效应、人口流动与城市增长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集聚效应、人口流动与城市增长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转变的载体。城镇化不仅仅是城乡人口比例的变动,还包括城镇体系,如大中小城市构成、城市间的分工与专业化等的演化。在城镇化水平超过50%的背景下,城镇体系优化已逐步成为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决定》同时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人口作为一种要素,城镇化与城镇体系演变作为资源配置过程,也应该在市场机制下完成,为此,首先需要认识来自市场的驱动中国城市增长的力量。
忽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微小差异,城市增长与城镇体系演变是人口流动的结果以2011年285个市为例,市辖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均值、中位数、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别为5.32‰、4.9‰、4.0‰和0.752;当年市辖区总人口增长率的均值、中位数、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别为15.7‰、6.5‰、73.5‰和4.682。可见,总人口增长率的差异远大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差异。,但是,应用传统人口流动理论解释城市增长有两个基本不足:首先,在传统的推拉理论、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托达罗人口迁移理论及新家庭经济学中,收入差距是驱动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但收入差距本身通常作为假设出现,外生于理论。实际上,城乡与区际差异导致人口流动的同时,也受到后者的影响,传统理论不能为这种互动关系提供解释和理论框架。
其次,传统人口理论中没有空间,不能为人口空间分布的均衡、城镇体系的形成与演化提供解释。 相对于地区差距的外生性假设,现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表明,城镇化是一个累积的过程[1]。人口分布通过集聚效应内生地决定地区间效率与收入的差距,人口因地区差距而流动时,也将通过集聚效应驱动新的人口流动。从集聚效应出发,现代区域经济理论既可以解释城市的形成和分工,也可以分析人口分布的空间均衡,从而弥补传统人口流动理论的不足。亨德森(Henderson)最早将集聚效应(向心力)和拥挤成本(离心力)互动过程中城市最佳规模、城市分工与城镇体系形成的思想模型化[2~4]。藤田长久(Fujita)等人也系统论述了中心-外围结构(CorePeriphery)、单中心城市与多中心城市的形成和演化[5~6]。华尔兹(Waltz)、鲍德温(Baldwin)、布莱克(Black)、藤田长久等还构建了伴随人口流动的多区域内生增长模型,其中人口分布也是内生决定的[7~10]。
集聚效应被看成区域经济的“三个基石”之一[11],但是,关于集聚效应的性质和来源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理论路径。传统城市经济理论强调外在于企业、内在于产业或区域的溢出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并进一步区分了本地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与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前者是指“相互紧密联系的产业部门形成的综合体”为本地企业创造的生产合作优势,又称“反映单一产业集中程度的外部经济”;后者是指“巨大城市聚集体的组成要素”,又称“反映城市规模的外部经济”[12]。本地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也被称为马歇尔外部性。关于外部规模经济来源,马歇尔提出三个方面的收益:中间投入品的共享、劳动力共享和知识溢出。雅克布斯(Jacobs)强调了多样化集聚在促进新思想产生方面的特殊作用[13]。卢卡斯(Lucas)进一步指出,城市在创新和学习方面的优势不仅表现在重大技术方面,也表现在各种技能和一般知识的产生、扩散与积累等方面[14]。杜兰顿(Duranton)等从共享、组合与学习三个方面概括了外部性产生的微观基础[15]。总体上,外部规模经济对应于米德(Meade)所提出的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y),作为生产函数的特殊形式出现[16],也是唯一因企业之间直接的相互依赖性而产生的外部性[17]。
与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不同,由克鲁格曼(Krugman)、藤田长久等人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理论(New Economic Geography)强调的是内在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18~19]。不完全竞争市场下报酬递增与运输成本的互动过程产生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s)[20~21],即报酬递增产业在具有较高市场潜力的地区集聚[22],并且地区需求的上升导致产出更大比重的增加[23]。新经济地理理论中市场因市场潜力与集聚的交互作用而具有内生性,在循环累积机制上,克鲁格曼强调了人口和劳动力流动因素[24],维纳布尔斯(Venables)的研究则强调了产业内纵向供求关联的作用[25]。在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下,企业、消费者等主体之间的溢出效应在市场机制下产生,是一种间接相互依赖性,西托夫斯基(Scitovsky)称之为货币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26]。
集聚效应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检验。早期研究,如穆瑁(Moomaw)、田渊(Tabuchi)等都发现城市规模增长可以带来生产效率的上升[27~28]。金元(Kanemoto)等人的研究表明集聚效应在20万~4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最大[29]。中村(Nakamura)、亨德森、布莱克等同时检验了本地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的作用[30~32],亨德森发现外部规模经济主要来源于本地化经济而非城市化经济[33],但这种本地化经济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逐渐消失。雷丁(Redding)等对纵向关联模型进行了检验,发现需求与成本关联解释了国家间人均收入差异的70%、制造业工资差异的50%[34]。汉森(Hanson)检验了工资水平变化与市场距离之间的关系[35~36]。布雷克曼(Brakman)等在NEG框架下研究了欧盟地区工资的空间分布[37]。欧振中(Au)、范剑勇、刘修岩、刘长全、赫林(Hering)等用中国城市或产业数据检验产业集聚与生产率、工资的关系,也证实了集聚效应的存在[38~43]。
在集聚效应与人口流动、人口分布方面,克罗泽特(Crozet)、庞斯(Pons)、赫林等分别检验了市场潜力对欧盟和西班牙人口流动的影响[44~46],布莱克等分析了市场潜力对美国城市相对规模变动的影响[47]。帕特里奇(Partridge)等检验了集聚效应对加拿大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48],也是所见为数不多的直接分析集聚效应对城市增长的影响的实证研究。总体来看,虽然集聚效应在主流理论中被认为是塑造人口分布与城镇体系的基础力量,集聚效应的存在也得到广泛研究的验证,但是集聚效应对人口流动和城市增长的实际影响依然缺乏充分的检验。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结论也非完全一致。帕特里奇等人的研究表明,城市人口增长率与人口密度呈负相关,与城市初始规模呈正相关[49]。克罗泽特却发现,向心力非常有限,这些力量无法克服人口流动的障碍(成本),不足以导致快速的空间结构演变和中心外围结构[50]。
目前来看,还没有研究在集聚经济理论框架下检验和识别中国城市增长的驱动力量。长期以来,导致中国人口流动的地区差距有三个显著的外生来源:
第一,城乡分割导致的城乡差距,这为城乡人口流动积蓄了的能量;
第二,改革顺序与自然条件差异导致的区际差距,这为跨区域人口流动提供了能量;第三,政治资源分布不均衡导致基础设施与寻租空间的地区差异,通过对产业布局的影响也会引起人口与就业的流动。相对于这些因素,集聚效应显得过于微弱。但是,依然可以预期,在城镇化由提高城镇化率向优化城镇体系过渡、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不断增强的情况下,集聚效应与传统力量的对比也处于变化之中。
一方面,多年的快速城镇化使得源于制度性差距的人口流动趋于减缓,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也有理由相信政治因素在城镇体系演变中的作用趋于下降;另一方面,集聚效应作为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经济力量,自始至终存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市场经济的环境更有利于其发挥作用。本文的目标正是实证分析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并比较区域经济理论强调的技术外部性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的货币外部性的作用。
二、集聚效应框架下的城市增长模型
1. 单区域的城乡迁移
假设区域由城乡两部分组成,城市与农村代表性居民的效用分别为Vu和Vr,由于迁移成本的存在,只有在迁移前后效用差距达到一定程度时迁移才会发生。遵循普加(Puga)的研究思路,假设迁移成本x在[1,eδ]区间服从密度函数为f(x)=1/(δc)的随机分布[51]。一个代表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的概率为Prob(x
Mr,u=P?r,u=(1/δ)ln(Vu/Vr)Pr(1)
其中,Mr,u是城乡迁移人口,P?r,u是城市(乡村)人口变动,Pr是农村总人口。假设城市生产制成品为m,农村生产农产品为a,城乡居民对制成品、农产品具有不变替代弹性的CD偏好,以γ表示制成品在支出中的份额,城市居民面临通勤成本等生活成本,那么城乡居民的间接效用函数分别为:
Vu=q-γm,uq-(1-γ)a,u(wu-cu)(2)
Vr=q-γm,rq-(1-γ)a,rwr(3)
其中,qm,u、qa,u、qm,r、qa,r分别是城乡制成品与工业品的价格指数,wu、wr分别是城市及乡村的名义工资,cu是城市生活成本。假设制成品与农产品在城乡之间转移具有萨缪尔森(Samuelson)的“冰山”式运输成本τm和τa[52]。以制成品为例,一单位制成品从城市运往农村,只有1/τm单位能够到达(τm>1)。那么,
qm,r=τmqm,u(4)
qa,u=τaqa,r(5)
将式(2)~(5)代入式(1),那么:
P?r,u=(1/δ)ln[τa-(1-γ)(wu-cu)/(τm-γwr)]Pr(6)
假设城市制成品生产存在外部规模经济。虽然外部性的产生可以有不同的微观基础[53],但是,根据康博斯(Combes)等的研究[54],均衡工资(wu)通常取决于城市生产率移动因子(Bu)与城市就业规模(Lu),设为:
wu=BuLθu=BuPθuκθu(7)
其中,κu是城市总人口中就业人口所占比重,Pu是城市人口规模,θ反映了外部规模经济的大小。城市规模增长过程中,通勤成本(及其他与城市规模相联系的不合意因素)等生活成本也随之增长,劳动力的有效劳动供给将会下降[55]。设城市生活成本为:
cu=CuPλu(8)
其中,Cu是城市生活成本的移动因子,λ反映了外部规模不经济的大小。将式(7)、(8)代入式(6),那么:
P?r,u=(1/δ)ln[τa-(1-γ)(BuPθuκθu-CuPλu)/(τm-γwr)]Pr(9)
式(9)描述了城乡人口迁移及城乡人口规模的动态变动过程,影响这个过程的因素有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的大小(θ、λ)、城乡人口规模(Pu、Pr)、迁移成本参数(δ)、产品运输成本(τm、τa)等。动态过程反映了城镇化的累积特征,人口集中会驱动进一步的集中,集聚经济越强,累积效应也越大。但是,两个因素会使城乡人口分布趋向均衡(P?r,u=0),即:①城市中集聚不经济的累积。
亨德森指出,城市规模扩张并达到一个很大的水平时,规模扩大对城市生活成本的边际效应大于对城市生产效率和工资的边际效应。因为城市规模与城市居民效用之间的倒“U”型关系,城市增长的自我累积过程也不是线性的,在达到临界水平后成为限制城市进一步增长的因素。②农业部门工资水平的上升。农村人口的持续转出将提高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在农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并达到临界水平后,也会限制城市进一步增长。
2. 多区域的区际迁移
在多区域的情况下,假设区际迁移由各地区代表性城市居民的效用水平决定。假设地区i和j之间的距离为dij,两地间人口迁移的成本x在[1,edij]区间服从密度函数f(x)=1/(dijx)的随机分布。E(x)/dij=1/dij2>0,迁移成本随着两地间距离的增大而提高,这与现实相符。遵循普加的研究,假设潜在迁移人口从i地区迁移到j地区的概率服从ρPu,j的泊松分布,Pu,j是j地区的城市人口数量,即流向大城市的概率更高一些[57],那么,从i地区到j地区的迁移规模将遵循以下动态过程:
Mi,j=P?i,j=ρ(1/dij)ln(Vj/Vi)PiPu,j(10)
其中,Vi、Vj分别是i地区和j地区代表性城市居民的效用水平
这个假设暗含了农村居民在本地城乡迁移与向其他城市迁移的比较。,假设其具有如下形式:
Vi=q-γm,iq-(1-γ)a,i(wi-ci)(11)
其中,qm,i是i地区制成品的价格指数,qa,i是本地农产品价格指数(假设各地区农产品价格指数相同,即qa,i=qa,j),γ表示制成品在支出中的份额,wi是城市居民名义工资,ci是城市生活成本。假设制成品的区际转移具有与距离正相关的“冰山”式运输成本τ,参照克罗泽特的做法[58],假设地区i和j之间的运输成本为:
τij=Tdijδ(12)
其中,T>0、δ>0。遵循藤田长久等的假设[59],i地区的制成品价格指数具有如下形式:
qm,i=[∑Rr=1nr(pm,rτir)1-σ]1/(1-σ)=[∑Rr=1nr(pm,rBdirδ)1-σ]1/(1-σ)(13)
其中,nr是r地区生产的制成品品种数,pm,r是r地区制成品的离岸价,σ是任意两个制成品之间替代弹性,(σ-1)/σ反映了消费者对制成品多样性的偏好程度。直观来说,由于运输成本的存在,偏远地方和制成品主要靠“进口”的地方,制成品价格指数更高。在名义工资相同的情况下,这些地方的实际工资就更低。市场潜力与价格指数恰好相反。典型市场潜力函数具有如下形式: mpi=∑Rr=1(Yr/dir)(14)
其中,mpi是i地区的市场潜力,Yr是r地区的购买力。显然,购买力加权的权数是距离的减函数,偏远地区的市场潜力更小。正如克罗泽特所指出的,制成品价格指数可以看作市场潜力的逆函数[60]。那么,用如下函数表示制成品价格指数与市场潜力之间的关系:
qm,i=f(mpi)qm,i/mpi<0(15)
假设i地区名义工资wi和生活成本ci分别为:
wi=BiPθiu,iκθii(16)
ci=CiPλiu,i(17)
其中,Bi、Ci分别是生产率与生活成本的移动因子,Pu,i是城市人口,κi是城市总人口中就业人口所占比重,θ、λ反映了外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不经济的大小。将式(11)、(15)、(16)、(17)代入式(10),经简化可得:
P?i,j=ρ(1/dij)ln{[f(mpj)f(mpi)]-γBjPθju,jκθjj-CjPλju,jBiPθiu,iκθii-CiPλiu,i}PiPu,j(18)
式(18)描述了区际人口迁移的动态过程,地区之间市场潜力、外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不经济等的对比关系都影响人口迁移。此时,城市增长一方面产生技术外部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市场潜力的影响产生货币外部性,两方面外部性共同驱动城市增长的累积过程,同时外部规模不经济(拥挤效应)又发挥着限制城市过度增长的作用。
1. 计量模型
根据以上理论模型,本文将实证检验技术外部性、市场外部性等集聚效应与其他力量在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基本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gi,t,j=β0+β1Ai,t-j+β2mpi,t-j+β3Xi,t-j+β4ri+β5μt+εi,t(19)
上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t年第i市;j表示计算城市规模增长的时间跨度;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也都是j期滞后值;gi,t,j是t年i城市在过去j年中规模的增长;Ai,t-j是衡量技术外部性的变量。无论本地化经济还是城市化经济,都是与集聚的绝对规模相关,本文使用城市人口规模(UrbanPopi,t)来衡量。一些学者也强调了用密度衡量的集聚相对规模的效应[61~63],本文还引入城市人口密度(PopDensityi,t)指标;mpi,t-j是衡量货币外部性的市场潜力,参照布莱克等的研究,本文计算以距离倒数为权重的总人口(MP_Popi,t=∑r(Popr,t/dir),其中i≠r)来衡量市场潜力,该指标同时也与本文的核心问题城市增长相联系,反映了城市增长过程中的潜在人口供给;Xi,t-j是其他控制因素,除了集聚效应,城市增长还受到区位、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本文涉及的指标包括的变量有失业率、工业化水平、工资水平、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等;ri是城市固定效应;μt是时间效应;εi,t是独立同分布随机扰动项。根据理论,技术外部性相关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变化特征,故引入UrbanPopi,t、PopDensityi,t的二次方项。城市增长的路径依赖特征、控制变量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性、不可观测异质性等都可能导致城市人口增长率的序列相关性,为此,在控制变量中进一步引入城市规模变动的滞后一期变量,最终的实证模型为:
gi,t,j=β0+ρgi,t-1,j+β1UrbanPop2i,t+β2UrbanPopi,t+β3PopDensity2i,t+
β4PopDensityi,t+β5MP_Popi,t+β6Xi,t-j+β7ri+β8μt+εi,t(20)
2. 计量策略
本文选择j=1,即与前一年同比的城市人口增长率来衡量城市增长。集聚因素与控制变量全部选择滞后一期的值,以反映城市增长与初始状态的关系。由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年份城市增长率可能有系统性的差异,模型的控制变量还将包括年度虚拟变量。
在估计方法上,由于城市规模变动受到不可观测的城市固定效应的影响,城市间规模变动也可能存在空间关联性,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合适[65~66]。但是,引入滞后因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固定效应估计量向下偏误[67~68]。为此,本文将使用阿雷拉诺(Arellano)等以及布伦德尔(Blundell)等提出的系统GMM动态面板方法对式(20)进行估计[69~70]。由于系统GMM方法可以同时利用变量水平变化和差分变化的信息,它比差分GMM方法更有效[71],特别是克服差分GMM方法存在的弱工具变量问题。
就模型设定合理性与工具变量有效性来说,系统GMM估计的关键检验有两个:一个是二阶自相关AR(2)检验,检验的原假设是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本文将报告ArellanoBond自相关检验的显著性;一个是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检验的原假设是所使用的工具变量与误差项不相关,本文将报告Sargan检验及对异方差更稳健的Hansen检验的显著性。
3. 数据与变量
实证分析数据是2000~2011年全国261个地级市共3132个样本的面板,数据全部来自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规模增长用城市人口增长率(GrowthRatei,t,j)来衡量。从图1来看,2000年以来,城市平均规模经历了稳定的增长,但增长速度趋于下降。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城市平均规模最大,平均增长速度也最快。在平均增速上,中部地区城市次之(见图2)。
图1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图2分区域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城市人口规模(UrbanPopi,t)使用的是地级市市辖区总人口;城市人口密度(PopDensityi,t)使用的是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市辖区总人口/建成区面积);市场潜力指标MP_Popi,t中的人口是各城市总人口,权重所用城市间距离是根据城市经纬度计算的直线距离;失业率(Unempi,t)是市辖区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市辖区单位从业人数);工业化水平(Indi,t)是市辖区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RP的比重;工资水平是各城市市辖区职工平均工资(Wagei,t)的对数;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是人均城市道路面积(RoadPerCapitai,t)的对数。表1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四、实证研究结果
表2列出了实证分析的结果。模型1报告了除时间因素外不含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2报告了以工资增长率和失业率为核心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3报告了含所有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添加了城市市场潜力与是否属于东部地区
按照通常口径,东部省份包括京津冀鲁苏浙沪闽粤琼。的虚拟变量的交叉项。为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模型5和模型6分别使用2001~2011、2002~2011年数据在模型4设定下进行估计。在不同模型设定下,不存在二阶自相关且工具变量有效,两个关键假设都高度显著地通过检验,表明模型设定与工具变量选择是合理的;集聚因素与控制变量的系数基本都得到比较稳定和显著的估计结果,仅有人口密度因素在模型5和模型6中的显著性与前几个模型不一致。以下基于模型4并结合稳健性检验情况,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首先来分析各控制变量对城市增长率的影响,模型结果表明:①效用的比较是人口流动的基本动因,收入决定效应,估计结果表明工资增长率与城市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工资增长率
未加说明均指滞后一期。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增长率会相应地上升0.059个百分点。②托达罗的人口迁移理论强调了失业率的重要性,失业率会影响就业预期与收入预期,进而影响到人口流动和城市增长。本文的估计结果支持这一论断,失业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市增长率会下降0.1个百分点,该影响在经济意义上也是比较显著的。③城市化水平越高则城市增长率也越高,弹性达到了0.2,原因可能在于城市化水平提高能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进而促进人口集聚。④城市增长过程中道路建设通过降低通勤成本等拥挤效应进而促进人口集聚,人均道路长度每增长1%,城市增长率会相应地上升0.015个百分点。
本文关注的是集聚因素对城市增长率的影响,根据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如下规律。
首先,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LnUrbanPop的一次项与二次项都在1%水平上显著,二次项小于零。“U”型曲线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在城市人口达到一个门槛规模后,城市增长率将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而增长。按照一次项与二次项的-0.784和0.067估计值计算,LnUrbanPop的门槛值为5.851,对应的城市规模为347万,超过这一规模,城市增长率与城市规模是正相关的。
2011年,达到这一规模的样本城市有17个,占到样本城市总数的6.51%。也就是说,对大多数城市来说,城市增长率因城市规模增长而下降。由于这是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相互抵消后的净效应,所以从技术外部性角度看,大多数城市在人口增长过程中,集聚不经济超过集聚经济效应,进而限制城市过度增长。对于超过门槛规模的城市,城市规模与城市增长率正向关系的出现,可能与这些城市的区域中心、行政中心的地位相关。2011年超过门槛规模的17个城市中,各类中心城市(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等)占到了15个。
其次,模型1~模型4中,城市人口密度与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在人口密度达到一个门槛值之前,城市增长率随着人口密度的增长而增长,超过门槛密度之后则随着人口密度的增长而下降,这个变化反映了人口集聚过程中拥挤效应的存在。按照一、二次项的估计值0.177和-0.011计算,LnPopDensity的门槛值是8.04,对应的人口密度是3120人/平方公里。但是,在模型5~模型6中,人口密度的一次项和二次项都不显著。
综合来看,我们认为人口密度对城市增长中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对此的一个解释是,近年在土地财政的驱动下,中国出现了普遍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情况,人口(就业)密度的溢出效应和拥挤效应因此不能得到真实反映。
最后,货币外部性是驱动城市增长的重要力量。城市增长率与其市场潜力有显著正向关系,市场潜力每提高1%,城市增长率上升0.097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城市来说,市场潜力每提高1%,城市增长率还将额外上升0.008个百分点。
正确认识城市增长动力是我国在市场机制下继续推进城镇化与优化城镇体系的基础。虽然集聚效应被认为是塑造人口分布与城镇体系的基础力量,其存在性也得到广泛验证,但是现有研究对于具有不同微观基础的集聚效应对人口流动和城市增长的实际影响依然缺乏充分检验。本文使用2000~2011年26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引入分别衡量技术外部性与货币外部性的集聚因素,运用系统GMM的动态面板估计方法,检验并确认了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
城市增长是人口自然增长与人口流动两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本研究未剥离城市间人口自然增长率差异的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率主要与人口年龄结构、总和生育率、死亡率等因素有关,与本文强调的集聚效应可能没有直接关系。另外,根据前面数据比较,自然增长率对城市增长的影响比人口流动要小很多。从这两点来看,忽略人口自然增长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应该是比较有限的,但关于这方面的影响仍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一个方向。在此,也向提出这一问题的匿名审稿人表示衷心感谢。中的作用。
具体来说:
①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但是大多数城市处于曲线的左侧,城市增长率因城市规模增长而下降。从技术外部性角度看,这些城市在增长过程中,集聚不经济效应超过集聚经济效应,进而限制城市过度增长。
②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市场临近中的货币外部性,结果表明,根据人口与空间距离计算的市场潜力是驱动中国城市增长的重要力量。
③城市人口密度与城市增长率之间存在的倒“U”型曲线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可能源于土地财政驱动的城市空间过快增长,使得与密度相关的技术外部性在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上都不能得到正常发挥。
④传统人口迁移理论强调的收入预期取决于工资和失业率,结果表明这两个因素对城市增长也有显著影响。⑤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与城市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通过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缓解拥挤效应可以促进城市增长。
上述结论表明城市增长是多重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并有三点政策内涵。首先,集聚效应作为基本经济力量,其对城市增长的作用是发挥市场机制在城镇化与城镇体系优化中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但集聚效应发挥作用仍有赖于市场环境的建设,特别是完善有利于人口流动、资本流动与区际自由贸易的制度。城市增长与城镇体系演变应是基本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任何非市场力量带来的城市结构变动都可能引起资源错配,降低经济效益。
其次,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以缓解拥挤效应是发挥集聚效应促进城市增长作用的内在要求。货币外部性对城市增长具有更加持续的作用,而技术外部性的作用则受限于集聚过程中的拥挤效应,同等规模下,拥挤效应越大,技术外部性抑制城市增长的作用就越突出。最后,工资、失业率等传统因素的显著作用说明,创造就业、降低失业率以提高收入预期仍是促进城市增长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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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预期延长,会增加储蓄率,但在数据统计检验方面并不显著。针对这一现象,Bloom给出的解释为:虽然更长的生命预期会导致预期工作年限的延长,但延长的工作年限所带来的工资收入并不足以弥补更长的生命预期背景下老年人退休后的消费需求。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评述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评述
近些年来,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人口年龄结构从高少儿人口抚养比类型迅速转变为高老年人口抚养比的类型,让我国在经济完全发展之前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即我国的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因此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有助于明晰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将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为我国的人口政策及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总储蓄和总消费会部分地取决于人口的年龄分布,当有更多人处于储蓄年龄时储蓄率就会上升,老年人只消费过去积累的储蓄,如果社会上的老年人比例增大,则消费倾向会提高 (F.Modigliani,Brumberg,1954;Ando,Modigliani,1963)。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为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后对于该领域的研究均以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为基础展开。模型的优化与数据的选取是该领域研究的两个最主要方向。本文分别从Leff模型优化与相关实证研究、数据选取存在的差异两个方面回顾总结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关系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
(一)Leff模型的提出
F.Modigliani(1954)虽然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并且通过列举当时美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的数据验证了其理论的正确性,但并没有对两者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手段进行精确的验证。Leff(1969)是最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生命周期理论进行验证的学者。他的研究着眼于人口年龄结构与总储蓄率的关系,进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通过利率的传导机制对居民总消费影响。首先,Leff将老少人口抚养比这一概念引入他的实证模型,用这两个指标衡量了社会的老龄化和幼儿化程度,解决了老龄化与幼儿化无法量化的难题。之后他分别对74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检验,又将这74个国家划分为发达国家组与发展中国家组,但无论是将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分开讨论还是将两者综合讨论,老少抚养率的提高对于储蓄率都有明显的负效应。
(二)Leff模型的发展与早期应用
在Leff之后,也有许多学者(Attfield和Cannon 2003;Higgins 1998;Horioka 1997;Masson 1996等)运用Leff的实证模型进行研究,研究结果也都支持生命周期理论,即当人口中的老龄人群增加时,居民的储蓄率会下降,整体消费水平会上升。
其中Fair和Dominguez(1991) 将每10年划分为一个生命周期,通过对美国经济数据的研究指出,相对于的收入而言,20-30岁之间的劳动力人口比于其他年龄段的人口消费更少。Kelley和Schmidt(1996)应用Leff模型对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88个国家的抚养比与利率之间的关系进行预测。他们的研究发现不同时代背景下老年人抚养比的影响效果也不同,如在80年代较高的抚养比会明显降低总储蓄率,但在60年代与70年代这一影响效果却十分微小,回归结果也并不显著。
日本学者Horioka(1997)运用日本政府调查数据对日本家庭的储蓄率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退休人口的净储蓄率和预防性动机与生命周期理论十分相和,并且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净储蓄率变动的主导因素。同时他还发现,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人的预防性动机更加强烈,年轻的日本人更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
据此他指出,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与生命周期理论更加契合。Higgins(1998)对于100多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了研究,也发现了老少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他同时也指出这种负相关关系并不一定表明老人减少家庭资产来补贴消费,储蓄的减少也可能是老年人抚养负担加重的后果。总体上讲,这些研究大多围绕生命周期理论,即较高的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是否会导致社会总储蓄的降低。
(三)Leff模型的改进
虽然Leff的模型很好的描述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模型的设计上仍然存在需要改进的方面。Adams(1971),Goldberger(1973)和Ram(1982)对Leff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提出了质疑。其中Adams认为总储蓄率的变动是诸多经济因素的综合体现,抛开各国国情不谈而仅仅考虑老少抚养比这一解释变量是难以得到合理的预期研究成果的;Goldberger则认为居民的储蓄行为拥有较强烈的“棘轮效应”,即储蓄行为不仅要受到当期收入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上一期储蓄水平的影响,显而易见Leff的模型设定没有考虑到这种所谓惯性的存在;Ram则认为Goldberger对于Leff的计量模型修改是合理的,但是当滞后被解释变量被用来作为解释变量时,模型又引入了内生性问题。Ram通过工具变量法对Leff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修正。结合1977年128个国家的数据,应用改进后的Leff模型最终得出了与Leff相似的结论。
Bloom(2003)对Leff的经验模型再次进行了修改,模型中不仅包含了人口抚养比,同时还加入了人口预期寿命这一变量,他的实证结果表明绝对寿命预期延长,会增加储蓄率,但在数据统计检验方面并不显著。针对这一现象,Bloom给出的解释为:虽然更长的生命预期会导致预期工作年限的延长,但延长的工作年限所带来的工资收入并不足以弥补更长的生命预期背景下老年人退休后的消费需求。
因此,从这方面讲理性的劳动力人口倾向于增加储蓄;然而更长的生命预期可能是医疗水准提高和生产力进步的产物,这必然会刺激老年人对于更优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储蓄也会随着消费的提高而降低。基于上述两种考虑,Bloom认为预期寿命的延长对储蓄的影响可能是不明确的。之后为了研究更长的寿命对储蓄的影响效果,Bloom等学者运用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的方法分析储蓄的分离效应,通过1960年至1994年68个国家的人口统计数据发现,不论是人口年龄结构还是预期寿命,都对储蓄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其结论为,较长的生命预期对总储蓄率的影响效应为正,较高的人口抚养比对于总储蓄率的影响为负。
Bloom(2007)等依然沿用之前的经验模型,但模型中不仅保存了原有的预期寿命和老年人口抚养比,还加入了社会保障体系情况这一变量。他们的研究发现预期寿命与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社会保障体系制度是否完善。当国家拥有完善的养老保障金制度并且工人具有强烈的退休动机时,较长的预期寿命会对储蓄率产生正效应;然而当政府采取公共基金的量入为出抚恤金系统或高相似度的养老金系统时,这种正效应便会消失。
如前文所述的研究中,学者大多利用宏观经济数据进行研究,这类研究也基本符合生命周期理论,而且实证检验的指标大多是显著的。然而,另一些学者利用抽样数据时却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分布与消费与储蓄之间并不存在关系,或仅仅存在很微弱的相关关系,如Park(1999)和Bosworth(1991)等。Park对当时的美国2000多个家庭进行了连续十年的抽样调查,调查包括家庭的年龄组成、收入、支出、受教育情况、家庭住房状况、社会保障等方面。通过对这些数的据研究,Parker发现人口年龄分布的变动不会对消费和储蓄率发生影响,或轻微影响,这与之前应用总量宏观经济数据研究所获得的结果是不相符的。
针对这一差异很多学者做出了解释。首先,Weil(1994)指出,如果一个家庭中存在两代人之间相互影响的行为,则该行为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他特别研究了遗产这一关乎两代人之间的经济行为,结果显示,在受到调查的家庭中,那些可以获得或预期会获得丰厚遗产的年轻人具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而由于这类两代人之间经济行为所引起的消费变化是无法从宏观经济数据中得到体现的。
其次,Miles(1999)指出可能导致两类数据估计结果差异的另一方面原因是由于家庭抽样调查数据研究经常使用的储蓄率高估了养老金资产的价值。这种高估往往制造出老年人收入提高的假象。此外,Deaton和Paxson(2000)强调家庭抽样调查数据难免存在抽样误差,因为这些数据都是基于家庭,而不是基于个人。虽然家庭抽样数据在样本选择和抽样方法上存在较大争议,但Demery和Duck(2001)通过对上述问题的修正,首先,该方程在采纳数据前先进行了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尽量保证样本数据对于Spearman秩相关系数检验的显著性,这就降低了Weil所提出的两代人之间经济行为的影响程度;其次,数据选取的时限较短,用季度数据代替年度数据来扩充样本容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削弱过长经济周期所引发的经济坏境与个人决策的不确定性。于是根据1996-2000年的英国家庭抽样调查数据推导出一个符合生命周期模型的短期储蓄年龄分布方程。
Leff模型及其相关改进模型仍然是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关系的主要研究方法。该方法以计量经济模型为基础,科学客观地搭建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桥梁。由于计量经济学方法的多样性,从回归分析的结果出发,能引申出许多更加深入的分析结果。通过Leff模型分析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Leff模型发展至今,虽然经过无数次的改良仍然无法得出一个最具有普遍性与通用性的形式,变量与数据的选取仍然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
从理论上讲,我国2000年以后才步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而学者们真正意义上定量的研究该问题也仅仅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研究的方法与角度也大多模仿西方学者的成果。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虽然不确定,但人口老龄化却是每个新兴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面对的一条鸿沟,如何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才刚刚开始,从时效性上讲,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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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好莱坞 电影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 美国梦 ,美国人将自己敢于冒险、追求刺激的思想注入电影当中,并通过电影这种大众化的娱乐方式传递给世界各地。也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精神内涵,才让好莱坞文学改编电影被大家所接受。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好莱坞文学改编电影的人性回归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好莱坞文学改编电影的魅力在于给人们带来了新的认知和思考,而每部经典作品改编的电影都凝聚着大量的人生智慧和处世哲学,都是新文学作品的诞生,即文学改编电影是一种再创造。好莱坞改编的电影《安娜·卡列尼娜》无疑是最好的诠释,电影侧重于人物刻画,通过对人物的探索来完成对环境的认知和对社会的解析,在商业化充斥着全球电影界的时候,好莱坞文学改编中“以人为本”的精神无疑是对人性回归的最好阐释。
奥斯卡最佳影片中,每十部电影中至少有一半是改编自小说的。电影改编对于原作来说是具有诱惑力的挑战,它把千丝万缕的情感用戏剧的方式表达出来,一通百通。不得不承认一些人读不真切那些著作暗含的深意,好莱坞的导演们用自己的构想完成了对著作的升华,而如何理解就是观众们的个人感觉了。电影和文学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在讲故事,都在告诉我们某种人生故事。但是不同的电影有不同的表达,下面我们来分析好莱坞文学改编电影的人性回归。
表演是一种艺术,是通过各种方式公开地再次呈现作品的风貌。国内的文学改编,就像六小龄童版的《西游记》,是真正人性回归的作品,无论从思想或内涵,都是对原著的一种升华。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一百年来广受人们争议。如今好莱坞将其改编后拍成电影,更使人们在茶余饭后有了可以谈的故事。除了前苏联本土拍过的电影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1935年葛丽泰?嘉宝版本的《安娜?卡列尼娜》了。虽然是黑白影片,可是如今看起来依旧很有味道,是好莱坞黑白电影的瑰宝之一,也是赞赏人性回归的佳作。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会牢牢记着,原来幸福与痛苦是并存的,观众永远忘不了她露出幸福笑容时双眼中的悲戚。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是有生命的,更是有生命力的,可以在历史的长河中漂泊不定,浮浮沉沉,可是等一切尘埃落定后却依然可以看见这些人物傲立在前方。歌剧也是好莱坞流行的表演形式,也不得不说一些小说改编成歌剧后更受人欢迎了。至于改编后与原著相差多少,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观众们在观看电影的同时会有极强的画面感和现场感。而2012年好莱坞新拍的《安娜?卡列尼娜》一开始就用舞台剧的形式做一场“表演”――用一场电影的时间,遇见一场舞台剧的表演。观众们坐在电影院的座位上却像坐在剧场中,因为这部好莱坞大片的编剧是汤姆斯托帕克,是英国最有声望的剧作家之一。已经年逾花甲的老艺术家这次尝试电影创作,与之前的舞台剧创作大不相同,就像一直用右手吃饭用了大半辈子,今天却突然用了左手,当然日后也会愈来愈熟练。电影最重要的是产生情感的共鸣,进而牵动观众的心。好莱坞电影《安娜?卡列尼娜》多多少少做到了这点。无论是怎么样的改编,无论是电影的细节刻画还是气势磅礴的创作背景,都让人更加关注也愿意探索这部名著背后的意义。有人说,这本小说创作的背景就是一场舞台剧,每个人都在台上表演,并且受人瞩目。而好莱坞每次对这部文学作品的改编都让观众耳目一新,最初的嘉宝,或者苏菲?玛索,抑或是费雯?丽,每个人的表演都在让人们不禁思考,安娜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又到底在向人们传达什么样的文化背景?电影对人们现实生活产生的思考,就是电影的价值所在。所以,好莱坞文学改编电影这种别出心裁的表演形式来表达人性的回归,无疑是成功的。
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原著中有这样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当好莱坞的导演把这些电影拍成各种不幸的“悲剧”时,观众们不禁会想,为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幸呢?这就引发了更深的思考。嘉宝演绎的安娜,丝丝入扣,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带着无限风韵,这些为后来的故事埋下了种子。我们从她身上看到了一个女人的不幸,她高贵善良、天真烂漫,已经有了丈夫和可爱的儿子,可她不喜欢单调沉闷、毫无生气的日子。直到她遇到了渥伦斯基,从此她的一生被改变了。那一天,那一年,让一生改变。安娜的丈夫卡列文是高官,仕途一片明朗,而安娜自己活跃在俄罗斯上层交际圈,有着极好的人缘。可是在火车上邂逅的英俊潇洒的渥伦斯基唤醒了她沉睡的爱情。是爱情还是责任?嘉宝的演绎让我们看出了她的为难与坚韧,牺牲与幸福。她有“完美”的家庭,即使这并没有让她感觉幸福。在当时的环境,因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她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追求真正的爱情。可当有一天爱情已经成了燎原之势时,她勇敢地向丈夫坦白了一切并且和心爱的人远走高飞。而私奔后的日子像是浓茶里放着蜜糖,既有让人拍案叫绝的精彩,也有叫人潸然泪下的幸福。每次看到安娜柔弱、痛苦又坚定的眼神,我就在思考为什么有了家庭是不幸福的,和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还是不幸福的,到底什么才能让她真正幸福?或者说,到底什么才能让那个时代的人的眼神不那么悲戚?有人说这是俄罗斯女性追求真挚爱情却失败的伟大悲剧,在这就为好莱坞电影的改编奠定了基调。
这部小说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安娜的爱情故事,另一条是列文的生活。她们相识于舞会,列文喜欢吉蒂,可是吉蒂却中意风流倜傥的渥伦斯基,故事几经波折,还是吉蒂的父亲慧眼识金,觉得列文才是会给女儿幸福的人,于是列文抱得美人归。可是婚后列文却陷入自我的焦虑中,他不满贵族的堕落却无能为力,重视农业是好事,又提出许多有创造性的改革方案,然而收益甚微。有人说列文是托老的化身,一样的思想矛盾和在矛盾中升华。好莱坞电影中对列文的刻画并不是爱情的不幸,而是他自身的环境使他深陷矛盾中。他设想农民与地主大团结,可是试了很多办法都没能成功,使他苦恼得甚至不知道如何继续生活下去。幸而后来得到了提点,才明白原来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为了灵魂。这无论是在原著中还是在好莱坞改编的电影中,都是一种人性的升华。也让人们明白,其实生活的不开心多半是因为不知道为了什么生活。
电影切换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对比,用列文的美满家庭来衬托安娜的颠沛流离。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一开始在火车上安娜和渥伦斯基一见钟情,还是在回去的车上的窃喜,再到后来渥伦斯基对她的表白,安娜始终是压抑自己这种感情的。真正使她关闭了对丈夫的心门的,是丈夫对她的古板说教,这也使得她在马场上看到渥伦斯基受伤时彻底失控了,那时的演绎,真正让人感觉到了情绪的爆发。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安娜是个单纯的人了,因为她没想过这种情绪爆发的后果。 在电影中对人物的刻画与小说中有些不同,看过电影后人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欲望与挣扎”的故事,而不是像原著中的“社会与挣扎”的故事。电影中的安娜刚出现时神采奕奕,光芒四射,敢爱敢恨,勇于追求自我,这些美好的词汇用来形容一个追求真爱的21世纪女性也未尝不可。这就是为什么说这里的安娜无法与喜欢她的人产生共鸣与情感的交流。纵然一千个影迷心中有一千个安娜?卡列尼娜,可是大家对安娜的认可和怜惜却是在当时的背景下的悲剧心理。虽然同样的故事放在21世纪,有些人会觉得这份爱情没有那么感人至深了,但是即使时代变了,价值观也变了,可是大家欣赏的那份勇敢与执著却没变,也不能变。
可能好莱坞的导演和编剧觉得,故事的背景是不太容易被接受的俄国“农奴制”,所以在故事的改编上没有着多少笔墨。而且原著中对宗教信仰和人生哲理的探索也太晦涩难懂,比如安娜的丈夫卡列文,就是一个虔诚的_。他其实不是一个刻薄死板,甚至是迫害安娜的那种男人,他只是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该做的事情罢了。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在他内心深处是爱着安娜的,只是不知道要如何表达,也不知道要如何去关心自己妻子的感情生活。所以在安娜生下一个女儿得了大病时,面对着安娜绝望地祈求他允许自己和渥伦斯基“重归于好”时,他还是同意了,不管是对安娜的压制的爱情还是本着自己的信徒准则。也许电影短短的两个小时无法传达出多种复杂的深意,所以电影的改编侧重于“爱”。这多简单,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说爱,爱就是人的本能。对爱的探索就是对人性的探索,电影中去表达爱就是人性回归的表现。也许这部电影根本就是为了让每个观众体会爱的意义和方式,让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爱。这无疑又是好莱坞电影改编的神来之笔,改编之上还有深意,那就是在爱的基础上感受人性,感受人性的回归。
在苏菲?玛索演绎的安娜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情感的纠葛。影片淡化了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着重描写了安娜、卡列文、渥伦斯基三人之间的爱恨情仇,让观众们在看电影时感受到澎湃汹涌的爱意。好莱坞这种对文学作品的改编是比还原作品更有意义的。因为将经典改编拍成电影其实是很有挑战性的,拍好了是经典的魅力,可以与现代社会完美结合,拍不好就会引发无数诟病,招惹骂声一片。所以好莱坞文学改编电影的意义在于,在延续经典的基础上,对人物进行更加细致的刻画与描写,以人物来衬托环境,用丰满的人物形象传达更多的信息,使人们更加理解经典,并深化对人生的思考和对自我的认知,使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回归了人性。通过对人性进行探索,每部好莱坞的文学改编作品都是精彩的,因为其中凝聚了编剧、导演和演员们自身对文学的深究,每部电影都清楚地阐述了主创们对人生的感悟,使观众也更喜欢思考自己的人生。
渥伦斯基,这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是安娜为之付出一切甚至生命的男人。更巧的是每部电影中他的形象都是风流倜傥的,初见他,只想到一个词语――侬本多情。他没想过结婚的事情,他风流快活,见到美丽的吉蒂会喜欢,见到生动迷人的安娜更会喜欢,而且他也是大众情人,是很多女性的“梦中情人”。可是当他的生命中出现安娜后,一切又都不一样了。是什么改变了他呢?是安娜,更是安娜的爱情。他为了安娜放弃了地位和前途,甘愿与她做一对平凡的幸福情人,甚至不在乎她是否离婚,愿意为她付出一切。只是爱情中,激情退去后又要用什么来维持呢?社会各界的不认同,安娜自身的缺乏安全感,还有他自己的疲倦,使渥伦斯基不得不在激情冷却后面对现实,他想要自由,不愿意人生中只有爱情,这是一种囚禁和束缚。然而安娜不同,安娜同样放弃了一切和他远走高飞,从此她生命的唯一就是渥伦斯基的爱情,是他的爱情使安娜感觉到活着,也让安娜更有生命力。所以后来他对安娜的冷淡使安娜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最终安娜选择了卧轨自杀,而渥伦斯基自己也成了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安娜对这个世界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是虚伪的,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列夫托尔斯泰说我们是有罪的,因为我们没有拯救安娜那样高贵而美丽的灵魂。而今天的好莱坞电影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改编,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对安娜的灵魂心存怜惜。电影的文学改编使我们更加关注人物的内心和性格,也更看重人物的人性,有些悔恨、悲伤、迷茫要用许多写作手法来表达,而电影中只需要安娜一个笑中有泪的神情。很庆幸看到好莱坞改编文学电影不是经典作品的备忘录,而是更重视对人物和人性的探索。这大概就是好莱坞文学改编电影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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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义上讲,融资也叫金融,就是货币资金的融通,当事人通过各种方式到金融市场上筹措或贷放资金的行为。从现代经济发展的状况看,作为企业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全面地了解金融知识、了解金融机构、了解金融市场,因为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企业必须与之打交道。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运用EXCEL VBA语言构建融资租赁成本分析模型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运用EXCEL VBA语言构建融资租赁成本分析模型全文如下:
资租赁是企业资本运营的一种新途径,它实质上是融通资金与设备购买为一体的复合型贸易方式。承租企业只须定期支付租金,就能从租赁公司获得所需的机器设备,并在一定期限内享有专用权,租期结束时还可以选择续租、留购等形式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融资租赁手续比较简单,还款方式比较灵活,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一方面自有资金紧缺,外部融资渠道狭窄,另一方面又急需先进的生产设备,在这种困境中,融资租赁无疑是很好的选择。
在进行设备融资租赁决策时,涉及的影响因素很多,租赁双方一般在租赁合同中仅约定设备价款、租赁时间、手续费率、租金支付方式等,某一项或者几项因素发生变动,都会给承租方决策带来影响。实际的租赁成本需承租方自己测算,如果单纯依靠手工进行计算,不但复杂和繁琐,而且准确度也会受到影响,必将影响到企业融资决策的质量。笔者结合多年企业管理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运用Excel VBA函数,设计出具有一定通用性的融资租赁成本分析模型,承租企业财务人员仅需要根据租赁合同的约定,录入相关变动因素即可得出租赁方案是否可行的结论,对于企业进行融资租赁活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目前的实务中,大多数情况下,租赁企业采用等额年金法核算租金。在这种方法下,企业每期支付的租金由融资费用和应付本金组成,且每期支付的租金金额相等。
例:甲公司计划融资租入A大型设备,经与融资租赁公司协商后,双方约定: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是500 000元,年利率7%,年管理费率3%,租期为5年,租金每半年支付一次,每期期末等额支付。租期结束时甲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名义价款100元后,该设备产权转移至甲公司名下。
(一)建立模型数据区
按照图1所示建立融资租赁成本计算分析表的数据区。
其中:阴影部分标识的项目“租赁成本”、“租期”、“名义年利率”和“手续费率”可以随着实际情况利用滚动条进行调整,滚动条的数据变动幅度从-80%到120%;“名义货价”是固定值,可随着租赁条件的变化,直接在B12单元格调整。其他项目均通过EXCEL函数公式来计算确定,租金支付方式下拉框分为“期初”和“期末”两种支付形式;支付频率下拉框分为“按年支付”、“按季支付”、“按半年支付”、“按月支付”四种情况。
(二)定义等额年金法下模型相关公式
1.每年付款次数。年付租金次数根据支付频率的不同会有不同变化,比如每半年付款一次,一年付款两次;每季度付款一次,一年付款四次,以此类推。在B7单元格输入公式“=IF($B$5="按年支付",1,IF($B$5="按半年支付",2,IF($B$5="按季支付",4,12)))”。这里采用了EXCEL的IF嵌套语句,执行真假值判断。根据逻辑计算的真假值,返回不同结果,对数值和公式进行条件检测。
2.总支付期数。在B8单元格输入“=$B$6*$B$7”;在C8单元格输入“=C6*B7”,即为租期变化后总支付期数的变化情况。
3.计算年利率。是指根据支付频率的不同,在运用公式进行相关运算时,为了函数设置公式能够简洁所使用的利率。在B10单元格输入“=B9/B7”,即随着支付频率不同参与计算的名义利率的变化情况。在C10单元格输入“=C9/B7”,即随着其他条件变化后,参与计算的名义利率的变化情况。
4.等额年金法下租金的确定。等额年金法租金的计算主要有先付租金和后付租金两种形式,若在每期期初支付租金,即可视为预付年金,公式为:
A=P/[(P/A,i,n-1)+1]
其中:A为每期租金,p为实际租赁成本,I为每期的利率,n为总支付期数。
若在每期期末支付租金,即可视为普通年金,公式为:
A=P/(P/A,i,n)
在B13单元格输入“=IF(B4="期初",B3*(1+B11)/((1-1/(1+B10)^(B8-1))/B10)+1),B3*(1+B11)/((1-1/(1+B10)^B8)/B10))”,在C13单元格输入“=IF(B4="期初",C3*(1+C11)/(((1-1/(1+C10)^(C8-1))/C10)+1),C3*(1+C11)/((1-1/(1+C10)^C8)/C10))”,即随着相关条件变化,租金的变化情况;在D13单元格输入“=(C13-B13)/B13”,即随着其他条件变化,租金变动百分比。
5.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确定。最低租赁付款额=各期租金之和+行使优惠购买选择权支付的金额,则在B13单元格输入“=B13*B8+B12”。
6.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的确定。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每期租金×(P/A,I,n)+名义货价×(P/F, I,n),即在B13单元格输入“=B13*((1-(1/(1+B10)^B8))/B10)+B12*(1/(1+B10)^B8)”。按租赁会计准则规定,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按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两者中的较低者入账。本例中,计算后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为515 070.89元,大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500 000元,所以租入资产入账价值应为公允价值500 000元。
C13单元格输入“=C13*((1-(1/(1+B10)^B8))/B10)+B12*(1/(1+B10)^B8)”,即随着其他条件变化,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的变化情况。 7.未确认融资费用的确定。未确认融资费用=最低租赁付款额-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的入账价值。在B16单元格输入“=B14-B3”;在C16单元格输入“=C14-C3”,即为随着其他条件变化,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变化情况。
8.实际资本成本的确定。承租人应当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当期的融资费用。实际资本成本,也称为未确认融资费用分摊率,是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关键步骤。未确认融资费用应当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进行分摊,我们采用内插法计算实际资本成本如下:
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
即:租金×(P/A,I,n)+名义货价×(P/F,I,n)=500 000
当i=i1时,P=P1;当i=i2时,P=P2;则i=?,P=500 000,利用内插法可得:
(i-i1)/(i1-i2)=(500 000-P1)/(P1-P2)
在表格中分别输入变换i值,通过函数计算可得P1和P2 ,解得i=8.1869%。
在B17单元格输入“=IF(B4="期初",RATE(B8,-B13,B3,-B12,1),RATE(B8,-B13,B3,-B12,0))*B7”,在C17单元格输入“=IF(B4="期初",RATE(C8,-C13,C3,-C12,1),RATE(C8,-C13,C3,-C12,0))*B7”,即随着其他条件变化,实际资本成本的变化情况。此处用到了RATE函数,该函数用于计算复利利率,但是其参数年金要与终值或者现值的正负方向相反。
运用EXCEL VBA语言设计融资费用分摊计算表,先要如图2所示建立融资费用分摊测算表格的基本数据区。
其中:
确认融资费用=每期期初应付本金余额×实际资本成本(未确认融资费用分摊率)
应付本金减少=每期租金-确认融资费用
应付本金(余额=每期期初应付本金余额-应付本金减少,运用EXCEL函数也可实现融资费用分摊的测算,但是当租金支付期数发生变化后,此表格需要调整公式重新测算,比较繁琐。如果采用VBA语言来定义,即可大大简化每次因数据变动带来的公式调整的麻烦,而且能够比较准确地自动测算出每期费用分摊情况,不受支付期数等因素变化的限制,极大地提高了效率。
通过运用VBA语言定义融资费用分摊测算表,在租赁条件“租赁成本”、“租期”、“支付方式”、“支付频率”、“名义年利率”、“手续费率”、“名义货价”等任一项或者几项发生变动后,点击费用分摊表的“执行分摊测算”按钮,很直观地看到每期融资费用、本金减少及应付本金的变化情况,即可完成对费用分摊的测算工作。
本文借助EXCEL VBA,针对企业融资租赁设备的实际情况,构建了融资租赁成本的分析模型。在各项相关指标发生变化时,财务管理人员不再需要进行复杂的数据推演,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出变化后的影响结果,据此作为与出租方谈判的依据,为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
在目前融资租赁活动日趋频繁的各个行业,此模型具有较为广阔的应用环境,能够提高企业管理决策水平,使企业增加在投融资活动中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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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年龄结构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确实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人口结构与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实证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人口结构与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取多解释变量研究法,不只把人口年龄结构作为实际汇率的解释变量,还加入了经济增长率。主要因为人口年龄结构和实际汇率两者之间的并没有直接传导的关系,因此引进一个对两者联系都比较紧密的经济增长率作为递进的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利用中美的消费价格指数为基础计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
REER=ER*CPIf/CPI
其中ER是中美名义汇率指数,CPI是中国的消费价格指数,CPIf是美国的消费价格指数。本文选取2000年第三季度--2013年第四季度的季度数据作为数据区间,共54个样本。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中国统计年鉴和美国统计局。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增长率。用CHILDREN表示0-14 岁人口占比,LABOR为15-64岁人口占比,OLD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经济增长率的选取是由我国的GDP决定的,记为RGDP。
由于CHILDREN+LABOR +OLD=1,三个变量完全共线性,所以仅选取劳动力人口占比和老年人口占比作为人口结构解释变量。在此基础上,为了消除异方差性,将REER、LABOR、OLD和RGDP分别取对数,再通过Eviews软件进行季节性调整,记为如下模型:
LNREER_SA=c+β1LNLABOR_SA+β2LNOLD_SA+β3LNRGDP_SA+ε
(一)单位根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具有非平稳性。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需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ADF 检验)以确定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由表1可以看出,LNREER_SA、LNLABOR_SA、LNOLD_SA、LNRGDP
_SA的ADF检验的P值均大于0.05,即时间序列不平稳,存在单位根。进行一阶差分后DLNREER_SA、DLNLABOR_SA、DLNOLD_SA、DLNRGDP_SA的ADF检验的P值均小于0.05,即各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时间序列是平稳的。由于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同是一阶单整,因此可进行协整检验。
表1 各序列的ADF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ADF检验的P值 结论
LNREER_SA 0.7436 非平稳
DLNREER_SA 0.0000 平稳
LNLABOR_SA 0.7917 非平稳
DLNLABOR_SA 0.0043 平稳
LNOLD_SA 0.9921 非平稳
DLNOLD_SA 0.0002 平稳
LNRGDP_SA 0.2674 非平稳
DLNRGDP_SA 0.0000 平稳
数据来源:笔者通过Eviews 检验所得
(二)协整检验
本文研究的是多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因此采用Johansen 协整检验方法。如表2所示,迹检验法和最大特征值法均表明在0.05水平下,变量间存在4个协整关系。因此可以认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表 2 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
Hypothesized No. of CE(s) Trace test Prob.** Max-eigenvalue test Prob.**
None * 0.611900 0.0000 0.0001
At most 1 * 0.471721 0.0001 0.0014
At most 2 * 0.266550 0.0102 0.0356
At most 3 * 0.091447 0.0302 0.0302
Trace test indicates 4 cointegrating eqn(s) at the 0.05 level
Max-eigenvalue test indicates 4 cointegrating eqn(s) at the 0.05 level
数据来源:笔者通过Eviews检验所得。
确定了变量间协整关系的存在,则可以利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的原理推算出具体的协整方程。
表3 标准化协整系数
DLNREER_SA DLNRGDP_SA DLNOLD_SA DLNLABOR_SA
1.000000 -0.503240 -2.277929 1.386025
由表 3可以得出协整方程:
LNREER_SA=0.503LNGDP_SA+2.278LNOLD_SA-1.386LNLABOR_SA。
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确实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我国劳动力人口的上升和经济增长率的上升都会使人民币汇率升值,而老年人口的上升则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贬值的影响,其中,人口结构对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和贬值的影响更大。劳动人口比率每增加1%,会使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1.4%;老年人口比率每增加1%,会使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2.28%。
因此,结合我国的国情,我们要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注重劳动力人口的综合素质。除此之外,我国也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宽对人口限制的政策,保证一定程度的人口出生率,以保证劳动力人口的比重。自2000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因此加快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迫在眉睫,这样才能使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得到有效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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