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社会治理法治化中源头治理与道德机制建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1]报告把源头治理作为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的主要方式，并提出通过道德约束作为源头治理的主要途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制度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相结合，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固然需要制度的保障，但人的德性是问题的根本，社会治理问题的解决最终还需人的自我约束，这就溯源到人的德性。离开了人的德性，社会治理的源头治理就无从谈起。研究人的德性问题与社会治理的关系，探讨社会主体的道德问题对于社会治理机制的形成乃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治理创新中的源头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但带来的社会问题却不容忽视。经济多元化引起了利益格局、社会结构的分化，使得全能型的政府社会管理难以为继。不同的利益主体、社会阶层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使社会更加复杂化，加剧了社会治理的难度，源头治理的问题愈显重要。

源头治理是指从引发社会问题的根源着手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源头治理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从治理对象上看，指社会矛盾起因的源头治理。二是治理方法的源头，指从提升社会主体的道德水平来积极预防各种矛盾的发生，或者从制度创新上防范各种矛盾的发生。

据有关部门统计，2013年全国信访前十位的突出问题依次为：房屋拆迁、劳动社保、农村土地征用、涉法涉诉问题、出租车停运等交通运输问题、民办代课教师待遇、医疗纠纷、复退转业军人问题、环保问题、涉众型经济案件引发的问题。这些问题单一发生，也许对社会秩序的冲击不会很大。但在社会信任度低、底层焦虑严重、沟通机制匮乏等前提下，一个偶然的事件可能导致这些问题叠加发生，往往演化为危害极大的群众性事件。那么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

首先是贫富差距导致的矛盾。改革开放启动了利益多元化的进程，在这利益格局调整时期，个人的能力、社会地位、制度等因素造就了各种差异，成为社会矛盾的根源。这些差异表现为：一是城乡差距，城市因为公共设施发达、就业机会多、社会保障完善、文化素质高等，收入明显高于农村。二是地区差距，改革开放是以东部地区为起点的，改革初期，国家的政策、资源投向，明显倾向于东部地区，造成了东部发展速度高于中西部地区。三是行业差距，由于长期的收入分配体制的缺陷，不同行业因为权力、资源距离的差异，导致了收入比的不正常化。导致这些差异的根源不在于个人的努力，而是先天因素决定的，会加剧个人对社会的怨恨和社会紧张程度。这种情绪一旦找到突破口，就会转化为泄愤性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线。

其次是市场经济中的个人自利行为。人总是处在追求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困境中，为了有效地缓解两者的对立，无论道德社会还是法律社会都有一整套机制来协调人类行为。经济学中把人类行为分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两类。“生产性”的行为，是指人类在追求自身利益同时，给社会带来了利益的增进。如专利技术、物质交流、生产服务等。“非生产性”的行为，是指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却把成本外化于社会，损害了社会利益。如环境污染、坑蒙拐骗、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等。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造成了公共利益的损害。对于“非生产性”行为的发生与否，不仅仅法律制度是否完善的问题，这背后有一个根源性的问题，即主体的德性问题。个人德性的欠缺，是这类社会问题的根源。

再次是传统文化中的家族主义造成社会成员相互间的信任度低、疏离感强。家族文化强化了以家庭或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关系模式，走出家族圈子，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度很低，无法形成跨家族的社会合作，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整个社会缺乏凝聚力，社会秩序处于离散状态中。在共同体内，“宗族之所以能够发挥组织功能，除了传统国家留下了村庄自主治理的政治与社会空间外，更重要的是它能树立村社伦理与准则，保证其实施，并主要通过村庄舆论机制促成村民合作。当然，这种合作空间主要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地缘共同体。传统乡村社会能绵延数千年，实得益于这种村社内部良好的合作。” [2]社会治理所需要的社会基础恰恰是超越家族本位的合作主义，社会成员必须跳出家族的狭隘范围，关注并走向广阔的公共空间，掌握社会治理所必须的信任与合作、沟通与协商、竞争与认同等技巧，从源头上促进社会治理的发展。

在社会治理中，强调源头治理，具有重要的经济与社会价值。第一，源头治理有助于消除社会差别，因为它重视从引发社会矛盾的根源上寻找社会治理的对策，为此，着力与消除社会差别，改善社会底层的福利，缓解贫富阶层的对立。第二，源头治理有助于提高社会认同感，因为它重视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的创立，因而社会不同阶层的协商机制得以建立，在协商中增进共识、达成一致。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各种困境，并不是因为我们缺乏现代化的制度体系，而是因为缺乏制度生存以及培育符合社会治理需要的成员的社会生态环境。第三，源头治理有助于提高社会公德水准，因为它要求社会主体自我约束，因而使社会主体认识到破坏性行为的不道德性，主动地遵循社会规范。第四，源头治理有助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因为社会主体学会了对自身行为的成本与效益分析，减少不合作行为给社会带来的损失。

二、道德机制是源头治理重要的保障机制

所谓社会治理，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恢复社会治理之“道”。这个道，就是精神信仰，就是一种超验的价值观，就是一种伦理，一种终极道德正义性[3]。由于道德规范对人有指令、规导作用，人们一般都会承认，道德文化具有社会治理功能，是一种社会治理工具。道德是通过影响个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对社会治理发生作用的，道德规范所强调的认同、和谐等核心原则，恰恰是源头治理所追求的目标。

道德机制是作为规范形式的道德基于社会秩序的价值追求，对人民的社会行为产生的普遍的、自发的调控。道德机制的作用首先需要一套与社会共同的价值目标一致的、得到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规范体系。道德机制的作用方式是依赖于人们的自觉遵守，表现为社会成员对违反这种规范体系行为的谴责，以及责任人的自我谴责，把任何违背这种规则的行为视为不道德，为遵守共同认可的规则确立心理防线，从而在源头上防范这种行为的发生。

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机制，道德机制的发生依赖于一套精密的机制，相互配合，从内心的自我约束到外界的舆论监督，促成了道德效力。

道德机制运作的逻辑前提是拥有一套道德规范体系。在我国古代社会里，儒家思想指导下的社会运作不是依靠宪法和法律制度来规范，而是将儒家的系列道德伦理内化于心来规范的，这些伦理规则核心内容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系，表现为忠、孝、仁、义、信。但这套道德规范体系往往导致民族认同、公民意识、公共道德低下。社会治理的道德规范体系应该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一致的，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高要求。道德规范在不同场合、对不同主体有不同的要求。在公共场合，社会成员拥有共同的道德要求，即公共道德。对于不同职业群体，道德要求表现为师德、医德、官德等。如，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是从治理主体，即君主的角度来阐释的，主要是指君主要施行仁政、爱民，对官吏的要求就是廉洁、奉公等道德原则。又如，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原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效地处理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交往规则，同时也确立了社会治理的道德原则。

道德机制运作的起点是道德内化。道德来自生活经验的总结、反映了特定区域的人对共同生活秩序的认可，根植于人的意识之中。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机制的道德，在古代中国是依靠“修身”“安人”两套互相配合机制。“修身”是一套自我约束机制，强调自我发展、完善，将道德规范内化于心，形成道德主体内在的道德自律准则;“安人”是一套社会治理机制，强调以德化人、治国安邦。从“修身”到“安人”，正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宏图的展示。“修身”的根本目的不会停留在自我发展上，“安人”的目的在于施展政治理想。道德内化具体表现为一个人的良心。良心作为道德自律性的最高体现，作为道德主体内心的道德法庭，是道德发挥作用的内部机制，在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良心，即道德内化未能形成，道德机制对其就无法形成调控作用。

道德内化是道德机制发挥效力的内部机制，包括引导、评判、反省、自律等机制。引导，是指道德通过人们日常生活将独特的社会规则潜移默化与社会主体的思维与行动中，自觉地调适自身行为，使其符合共同的规则。评判，就是依据这种规则，对自身行为进行预设、对他人行为进行评价，判断是否符合共同的是非、美丑、道义与邪恶的标准。反省，是指社会主体对自己业已发生的行为不停地反思，提升自身的道德认知能力，提醒、检测、责备自己的行为，以期更加符合道德规范的要求。自律，就是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面临着各种诱惑，坚信自身的道德信念，自觉地遵循道德规范的要求，无需舆论的压力，也无需国家的强制，就实现了社会所希冀的行为方式。

道德机制运作的保障是社会舆论。道德效力的最大特征是自律性、非强制性，并不意味着道德是不需要外部强制的。社会舆论就是道德效力的外部机制，没有社会舆论的压力，道德就是纯粹的教化工具，就失去了自我提升的机会。社会舆论是一种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凝聚机制，具有公共性、公开性、生活性、群众性等特征，是群众用日常生活的标准来衡量个人行为的真善美丑等，具有浓郁的生活特色。社会舆论的作用依托于生活共同体，一旦离开这个共同体，舆论的效力将失去基础。在流动的社会里，共同体处于不断变换之中，难以形成共识，对于触犯共同的生活准则的人，无法处于共同体中，才能实施鄙视、抨击、冷落等道德处罚手段。因此，在开放、流动的社会里，外部的道德机制建设尤其困难，也加剧了道德内化的能力，从而发生普遍性的道德滑坡现象。

道德机制的形成有助于优化整个社会环境。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社会道德滑坡现象，其根源在于面对种种诱惑自我调控能力欠缺，作出了各种不道德，乃至违法行为。道德机制从根源上让道德主体树立道德防线，从心灵深处鄙视各类不道德、违法行为，自觉地以高道德标准约束自己，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从而杜绝这类现象的发生，营造良好的、和谐的社会氛围。

道德机制有助于源头治理的实现，许多社会矛盾的源头在于社会成员的道德标准未随着经济社会化的发展而发展，落后于现实生活的需要。社会治理的最终目的不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如果这样认为，统治型和管理型不失为最佳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治理的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即“以人为本”的目标。在这个目标中，自然包括让每一个人发展为一个有道德的人的内容。

道德机制从对社会成员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出发，有助于形成推动社会治理力量社会群体，实现社会治理的目的从工具化到价值化的转变。

道德机制推动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发展。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治理，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它“与服务这一核心的价值理念相联系，与公共管理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及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合作相配套，拥有服务—信任—合作的社会治理机制，是一种服务行政的制度模型、治理工具和行为模式。”[4]在这里，信任成为政府服务和个体社会行为的中介，政府的服务精神与个体的合作通过信任机制发生了互动。在政府的服务理念向个体行为转化与互动环节中，个体的公共道德水准得到了有效的提升。这种道德水准的提升是建立在政府与社会的契约精神中，个体对政府的忠诚、对自身行为的约束，不是建立在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与效益的考量上，而是将契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由个体与政府的这种信任关系而生成的天然无缝的合作，正是源头治理的目标。

三、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道德机制建设途径

从管理到治理，反映了对人与社会关系认识的进步。在管理型社会里，人被剥夺了作为社会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高度依附于形形色色的组织，成为一个任人摆布的棋子，失去了人格独立的渴望，个体的道德建构无从谈起，公共道德与个人道德混淆不清，整个社会道德水准也必然下降。在治理型社会里，人是独立的、自由的个体，个体可以自由地决定加入何种组织，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存在可以判断的界限。在这种社会里，个人道德、公共道德得以建立，尤其是在公共领域的建构中，道德因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社会治理中，道德机制的建构过程，实质就是社会治理的形成过程。

第一，加强国民的道德教育，树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道德自律的形成依赖道德主体强烈的责任感和高度的使命感，通过日常的社会活动，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长期循环中，不断加深对道德的认识，修正与规范个体的行为，逐渐形成与整个社会一致的高尚的道德情操。“道德主体与道德规范才能达到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程度;唯有这样，道德的力量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5](P152)。道德教育就实现了这一功能。

教育要回归生活，超越政治。思想教育的有效性关键在于教育与现实生活的关联度。越是与生活关联的教育，越有实效性。联系现实生活的教育才能使受众联想到现实生活，才能在现实生活中运用教育所得。同时要重视道德楷模的力量。“榜样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主要通过树立榜样——宣传榜样——学习榜样几个环节加以实现。”[6] 将道德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系起来，宣传两者之间的共性，实现道德教育与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双重效果。

第二，完善社会制度建设，将道德内容内化于制度建设之中。道德自律机制不是必须与他律机制的互补才能得以强化。道德机制建设固然需要以自律为根本，来自外界的他律能促进自律的形成;自律机制的强化有助于提升他律机制的实施效果。他律机制就是国家正式制度体系，强调道德机制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不是忽视正式制度的建设。强调源头治理中的道德机制，并非是把所有社会现象归源于道德问题，从道德机制上寻求对策，否则就会沦为泛道德化的批判，忽视了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结构分化带来各种社会问题的制度性根源，忽视制度建设在社会治理建设中的重要性。自利是人的本性，本身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如何约束人追求自利的行为，用制度来规范人的自利行为，这也是社会治理的根本。

第三，推进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在广泛参与中获得道德实践的机会。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核心内容在于建立政府—社会—个人之间的合理关系。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治理格局，需要有效的参与，激活社会活力。政党与政府在全能主义主导下，社会失去了参与的空间，社会从属于国家，只能是单极的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社会治理需要合理界定政府的职能。强政府自然是需要的，但不能以失去社会自治为根本，合理的社会结构应该是政府与社会力量处于均衡状态。政府与社会之间有各自的权限，在政府权力不及的地方，就有了社会参与的机会。通过参与，社会成员才能得到进一步的道德实践，提高道德水准。只有这样，个体的独立道德才有发展的空间。道德在独自的空间内发挥调控功能，既能强化行政伦理建设，又能塑造社会道德体系。

四、结语

社会治理转型实质就是把社会治理的责任部分地从国家转移到社会身上，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进程中，个体德性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德性为个体参与治理确立了一道思想、行为底线，自觉地调整行为方式、目标，使个体追求与社会要求有机地融合起来，从而实现良好社会秩序的源头控制。当然，强调制度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不是把制度等同于有效治理。制度本身不一定带来公平正义，制度甚至可能加剧社会正义的失衡。在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许多社会治理问题也许就是制度带来的，制度建设与道德机制的结合是源头治理的本质要求。在市场经济中，道德具有重要的规范作用。但是，道德规范的有效性离不开正式制度的配合和支持。如果一个社会不能通过正式制度的创新和完善来有效地抑制、惩戒各种非生产性自利行为，则任何道德规范都将失效。只有基于共同价值观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才能建设精神家园。源头治理增强了社会主义法治化的道德底蕴，源头治理依赖道德机制的自我约束与自我管理，把责任、义务等法治精神融入生活，强化了规则意识、契约精神，这些都是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必要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道德机制建设，的确是源头治理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