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法学专业硕士小论文范文
刑法的成立是人类经验积累的结晶，是人类对犯罪和刑罚的认识不断提高的结果。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刑法法学小论文，供大家参考。
刑法法学小论文篇一：《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刑法保护》
一、公民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概述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基本概念
从基本概念进行分析的话，首先，个人信息的主体是公民，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通过法律规定我们可以了解到，个人信息的主体并不仅限于居住在国内的中国公民，还包括获得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士，在这些人的个人信息权受到不法分子侵害时，一律享有我国刑法的保护。其次，关于个人信息的解读，各学派一直存在着争议，无论哪种观点，都没办法准确涵盖个人信息的全部。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是公民个人所拥有的，能够直接或间接的识别本人的特定资料所反映出的内容。如姓名、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肖像、身份证号码、职业、教育状况、联系方式、家庭背景等等和本人人身密切相关的信息，还包括着隐私范畴内的如既往病史、财产收入等信息。与此同时，对于个人信息的定义，还需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在日后的立法过程中进一步完善。
(二)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
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中，其法律属性一直颇具争议，成为法学界研究的重点。就目前来说，关于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所有权学客体说，他们认为个人信息具有实际利用价值，所有者对其具有支配权，可以作为商品买卖出售，从而为信息的所有者带来经济上的收益，具备财产属性，因此被列入所有权范畴;二是以隐私权客体说，认为个人信息属于个人隐私，个人隐私包含个人信息，在这方面美国是最早将个人信息纳入隐私范畴进行立法的国家，比如《隐私权法》和《联邦电子通讯隐私权法案》中对个人信息都有详尽的保护措施;三是人格权客体说，将个人信息划分到人格权中，认为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就是维护公民作为人最基本的尊严，体现的是公民个人的人格利益，因此应该受宪法和其他法律的严格保护。
(三)公民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公民的个人信息涉及内容较广，和很多专有名词的概念都有着相似之处，通过分析，笔者主要将目光集中在个人隐私上面。个人隐私指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比如我国在《侵权责任法》中明确规定:“未经公民许可，公开其姓名、肖像、住址和电话号码”以及“私拆他人信件，偷看他人日记，刺探他人私人文件内容，以及将他们公开”等行为，都属于侵犯公民的隐私权。由此可见，个人隐私大多是公民不希望被外人所知的、敏感的信息，而个人信息不仅包括禁止他人干涉的敏感信息，还包括可以向大众公开的信息。因此，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是两个相互交叉，又在外延方面相互区别的名词概念。就对公民的立法保护工作来说，个人信息的保护比个人隐私的保护更加全面。
二、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法律保护现状
(一)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受侵害的具体表现
当今社会，互联网的使用，让人们的生活被手机、电脑等各种电子产品包绕，在这种大环境下，人们在从事购物、交友、出行、入住宾馆等各种社会活动时，很多情况下都会将自己的个人信息告知与商家，进行登记，这就造成了个人信息泄露的可能和隐患。对于商家而言，信息就是资源，信息就是商机，那么利用信息进行违法犯罪的活动就应运而生了。一些机构疏于管理再加上一些不法分子的违法犯罪行为，致使我国公民信息泄露的情况非常严重，大量兜售车主房主信息、大学毕业生应聘人员信息、商务人士信息、患者信息、电信用户信息的现象在社会上层出不穷，一些商家将自己搜集到的客户信息进行出售，甚至形成了一个新兴的“信息倒卖”产业。商家利用这些信息进行推销，违法犯罪分子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诈骗，甚至通过“人肉搜索”对当事人进行名誉侵害，通过某些编程窃取网银密码盗取用户存款等等，这些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应当给予严厉的打击和制裁。
(二)现有法律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
宪法、民法、行政法和刑法是构建我国法律框架的四个关键部位，对于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应该由这四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个人尊严不容侵犯，任何侵犯公民的行为都要受到法律制裁。”这一规定虽然没有出现“个人信息”的字眼，但个人尊严与个人信息紧密相关，从此种意义上来讲，宪法对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提供了原则性的保护;其次是民法，对与公民的个人信息有关的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和荣誉权做出了相关的司法解释，任何人如果侵害公民的这四项权益，都将受到民法的制裁;另外，涉及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法近些年才开始颁布施行，有《居民身份证法》、《物业管理法》、《电信条例》等等;直到《刑法修正案(七)》的出台，才首次将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行为定罪入刑，填充了我国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空白。
(三)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必要性
刑法作为法律的最底线，只有在其他法律都无效的前提下，才会实行刑事处罚，给予犯罪分子最沉重的打击。在我国现有阶段，对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的相关法律的制定还不到位，虽然宪法、民法以及行政法都对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有所涉及，但通过施行效果可知，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其中的法律条文尽是原则性的规定，没有触及到根本，仅仅提供了一些原则性的间接性的保护;民法虽然明确提出了对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以及名誉权的保护，但公民的个人信息涉及的内容远远不止于此，过于零散的法律规定，削弱了民法的可操作性，针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制裁;行政法对于破坏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实施主体限制范围相对狭小，主要针对行政机关人员，而且处罚力度较小，不能对公民的个人信息提供全方位的保护。因此，加强刑事立法，对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有着显著的现实意义。
三、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刑法完善建议
(一)明确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和犯罪主体范围
要解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刑事立法问题，首先要明确个人信息的基本概念和犯罪主体范围。现阶段，我国在这方面的刑事法律还不够完善，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七)》中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虽然指出犯罪对象是公民的个人信息，但同宪法、民法、行政法一样，没有对公民的个人信息做出具体的解释，不管是公开信息还是属于个人隐私的信息，在量刑规定中没有针对不同的犯罪情节做出清晰的界定，以至于不法分子得不到相应的惩罚。同时，在条文规定中使用“等”字，也让犯罪主体模糊化。为了避免法律上的漏洞，给犯罪分子以严厉的打击，明确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以及犯罪主体的范围，是当前完善刑法的重中之重。
(二)根据犯罪的行为和情节细致刑罚
《刑法修正案(七)》中，第七条增设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及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根据刑法规定，区别本罪“罪与非罪”的界限就是情节是否严重。而根据我国的立法情况来看，当前并没有任何法律条文对情节是否严重划分出明确的界定范围。因此，在裁判过程中，对于“罪与非罪”就存在争论，司法机关必须根据案情酌情评判情节的轻重，给司法机关的案件处理带来不小的难度。如果出台的法律能够将犯罪行为细致量化，司法机关审判案件的压力将会大大减小，比如立法机关可以根据公民个人信息被出售的份额，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所得利益对刑事处罚的幅度进行划分，份额由小到大对应犯罪情节由轻到重，相应的刑罚也会逐渐增加，尤其是给当事人带来重大人身或财产损失时，犯罪行为更不可姑息。如此一来，犯罪主体都能够得到与之犯罪情节相对应的惩罚，不会出现钻法律漏洞的现象，实现司法的公平性。
(三)构建立法司法执法部门工作一体化机制
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过程中，必须要贯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基本要求。因此，首先从立法层面上讲，立法机关要深入社会调查，根据实际情况构建法律条文，尤其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刑法的完善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其次从执法层面而言，公安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处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侵害的犯罪分子，绝不姑息养奸，让犯罪分子有机会逃脱法网;从司法层面来说，法院及检察院在裁定犯罪结果的过程中，要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给受害者一个满意的答复。同时，立法、执法、司法机构要互相监督，互相制约，才能有效打击此类犯罪。
(四)借鉴学习国外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立法经验
在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中，不仅要完善刑法，宪法、民法、行政法都要同时完善，只有构建完备的法律体系，才能为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提供坚实的堡垒。将来随着立法的逐步完善和条件的逐步成熟，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无疑是明智的选择。从立法模式上，笔者比较倾向于以德国为代表的统一交叉立法模式，制定专门的法律条案，对公民的个人信息进行整体归类，同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罚措施，避免了法律零散化带来的不便。
四、结语
综上所述，刑法作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它的完善对于公民个人权益的保护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于刑法涉及到的“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要切实做好法律宣传，对核心的工作人员做好监督工作。同时，有关部门也要加强对公民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宣传教育，只有提高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行为的产生。
刑法法学小论文篇二：《刑法谦抑性与侵犯著作权论文》
一、刑法谦抑性与侵犯著作权犯罪构成
从整体上看，我国著作权犯罪构成与世界著作权犯罪构成的趋势是一致的，但是，以刑法谦抑性观之，仍有以下问题值得探讨。
(一)“商业规模”是否需要进行全新界定
从根本上说，著作权犯罪侵权行为不仅要求达到商业规模，而且造成危害的结果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否则极有可能以刑法谦抑性为由不认定为犯罪。例如，侵权人以较低的价格将大量盗版作品销售到市场，造成了著作权人很大的利益损害，然而侵权人并不一定达到了“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有其他严重情节”等构罪情节，这就可能使其逍遥法外。TRIPS第41条规定的“商业规模”是指侵权商品的数量达到一定的规模，具备一定的商业规模即可认定为犯罪行为。然而，有些国家和地区将“商业规模”排除在认定犯罪的构成要件之外，只是将其作为量刑轻重的依据之一。如《美国法典》第18编第2318条规定:“(a)在本条(c)款所述的任何情况下，任何人有意地拿贴在或企图贴在录音制品或影片或其他音像作品上的伪造标记进行交易应罚款最多可达25万美元或监禁不超过5年，或既罚款又监禁。”《联邦德国著作权及有关保护权的法律》第106条规定:“对于在法定许可情况外不经权利人允许即复制、传播或公开再现著作或著作的改编物或改动物者，处1年以内监禁或课以罚款。”日本著作权法第119条规定:“侵犯作者人格权、著作权、出版权或作品关系权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三十万以下罚金。”类似的第120条和121条也对侵犯著作权行为处以罚金刑或有期徒刑。韩国著作权法第136条规定:“为了营利以复制等方式习惯性地侵犯知识产权等权利的人，单处或并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五千万元以下的罚金。”韩国根据形势的发展于1986年颁布了《计算机程序保护法》，对计算机程序著作权的侵权犯罪进行了具体规定，第29条对程序著作权的侵犯行为单处或并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五千万元以下的罚金。我国台湾地区著作权法也对侵犯著作权犯罪作出了相应规定，例如，第91条规定:“擅自以重制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财产权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七十五万元以下罚金。”笔者建议，依据刑法的谦抑性，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不低于TRIPS协议“商业规模”入罪标准，但也不能照搬其他国家只要实施了侵权行为就入罪的立法例。
(二)以营利为目的的构成要件是否取消
根据刑法第217条的规定，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必须以营利为目的。对于不以营利为目的，但给著作权人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往往不受刑法规制。例如，对他人拥有著作权的文字作品、电影电视作品、音乐作品上传供他人免费下载等行为，依据我国刑法规定就不属于侵犯著作权罪。但是著作权人因这一行为造成了重大损失于法无据，无法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1971年美国《录音制品法》首次为版权提供刑事保护，其前提是侵权行为人主观上应具备故意且营利性的动机。但1994年DavidLaMacchia案是一个转折点，LaMacchia在互联网上设立一个公告牌，取名Cynosure，他鼓励用户将自己拥有的计算机实用程序上传至公告牌，供他人免费下载。当时的美国版权法无法对LaMacchia作出有罪判决，其被无罪释放。此后，美国通过了《禁止电子盗窃法》，弥补了以前法律规定的漏洞，不再以营利性动机作为构罪的主观要件。美国法典第506条和第2319条规定，只要被告人有故意侵犯他人合法版权的行为，不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都构成侵犯版权罪，营利与否只是量刑时候考虑的因素。2001年美国联邦量刑指南手册第2B5.3条规定营利与否的两级量刑标准，对于以营利为目的的最高处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以非营利为目的的最高处3年有期徒刑和25万美元的罚金。我们认为，在认定著作权犯罪构成时，应当取消“以营利为目的”的规定，实现对著作权的全方位保护。
(三)判断危害性基准是否需要改变
我国著作权刑事立法对复制行为和复制、制作并销售行为，与只销售侵权复制品、不复制、制作行为作了有区别性的规定，确定的罪名分别为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分别作出了不同的刑事处罚。侵犯著作权罪的量刑幅度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单处罚金，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量刑幅度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从立法上来看，我国侵犯著作权罪危害性的基准是社会经济秩序的破坏程度。复制、制作行为是侵害版权犯罪的危害源头，我国刑事立法更注重从源头上控制犯罪，对其予以更严厉的打击。同时，我国在处罚侵犯著作权犯罪时考虑违法所得，将其视为量刑考虑的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著作权刑事立法偏重于维护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根据美国版权法第111条的规定，版权犯罪在衡量其危害性时将其分为三种情况:一是轻罪，即故意并为个人经济利益侵犯他人版权的行为，“应罚款最多可达25000美元或监禁不超过一年，或在任何其他情况下，既罚款又监禁。”二是中罪，即故意并为个人经济利益。“在任何180天期间复制或发行至少100份但少于1000份侵犯一件或多件录音制品或复印件。”“在任何180天期间复制或发行多于7部但少于65部侵犯一部或多部影片或其他音像作品版权的拷贝。”应罚款最多的可达25万美元或监禁不超过2年，或既罚款又监禁。三是重罪，即故意并为个人经济利益“在任何180天期间复制或发行至少1000份侵犯一件或多件录音制品或复印件”“在任何180天期间复制或发行至少65部侵犯一部或多部影片或其他音像作品版权的拷贝。”应罚款最多的可达25万美元或监禁不超过5年，或既罚款又监禁。美国判断版权犯罪的危害性标准是复制、销售作品数量，通常以侵权者对版权所有者利益侵害的角度考量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笔者认为，美国判断危害性的基准更合理。侵权人为了获利往往低价出售侵权复制品，这就造成了其获得的经济利益少于版权人因侵权行为而造成的损失，从保护版权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对版权犯罪予以打击理所当然。日本《著作权法》第119条、120条和121条对危害版权人利益的行为根据轻重程度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刑事处罚①。这些都充分表明，国外版权犯罪立法侧重于对版权人利益的保护，将版权人利益作为衡量犯罪危害性的基准更符合立法原意，更有利于著作权人利益保护，我国在判断危害性基准上有所改变。
二、侵犯著作权罪谦抑性的原因
从中外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立法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著作权刑事犯罪定罪量刑率偏低，即趋向于非罪化。司法实践中，这一现象变得更为明显，立法者、司法者通常以刑法谦抑性为由对侵犯著作权罪作非罪化处理。这种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一)刑事立法不够严密
在著作权刑事立法方面，我国依据TRIPS协议第61条规定的标准，在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并根据犯罪情况进行定罪量刑。在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上，实体方面达到了其所规定的最低实体义务标准，程序方面应当符合其规定的执法程序要求。部分学者和立法界人士普遍认为，通过“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和(二)等司法解释降低入罪门槛。从表面上看，侵犯著作权犯罪的门槛从侵权人非法经营数额由10万元降低为5万元，违法所得数额由5万元降低为3万元，确实对侵权犯罪的发生起到了遏制作用。然而，他们都没有站在著作权人权益的角度考量，这里的“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等并非是著作权人收益的全部，侵权人的损失远远大于这个数额。我国刑法第217条规定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必须具备“以营利为目的”、“违法数额较大”、“严重情节”等等主客观要求。就“以营利为目的”而言，在侵权人没有营利的情况下，著作权人无论受到多大损失，也无法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这势必造成侵权行为的泛滥，挫伤著作权人创作积极性，与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背道而驰。而美国、日本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不具备主客观要求，只要有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就构成犯罪，受到刑法的惩处。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当前，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犯罪，尤其是侵犯著作权犯罪居高不下，但真正追究刑事责任的为数不多。据最高检统计，2008年至2012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11723件，提起公诉17062件。就提起公诉案件而言，全国每年不足3500件。可见，立法之“严”与司法之“宽”极其不对称，也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中严重的倾向“宽”。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来说，它真正的意图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强调非犯罪化、非监禁化等思想。然而，知识产权犯罪不同于普通的刑事犯罪，它危害性大、隐蔽性强，案件难以侦破，如果对其以“宽”的刑事政策，势必会使其犯罪更加猖狂地危害社会。因此，剥夺侵权者的重新犯罪能力是遏制知识产权犯罪抬头的重要途径。我们应当加强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打击力度。例如，对侵权人构成犯罪，应当判处徒刑、拘役等，要坚决定罪处罚，使其丧失犯罪的能力。
(三)行政执法干预过多
我国对著作权保护采取“两条途径，协调运行”的机制，即行政执法与司法两条途径协调运行。行政执法被认为是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一大特色，尽管著作权行政执法是保护著作权有明显的效果，但是著作权行政执法应该慎用，不应盲目扩大，因为它不符合TRIPS协议的要求。TRIPS协议明确了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著作权纠纷不宜以行政执法方式来解决。我国1990年《著作权法》和1994年《对侵犯著作权行为行政处罚的实施办法》对著作权行政执法没有任何限制，2001年《著作权法》和2003年《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对著作权行政执法进行了必要限制，即不仅要求是侵权行为，而且必须是“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尽管这些规定有了明显进步，但是在我国行政权极易膨胀的背景下，特别是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遇到著作权领域内的刑事犯罪通常以“损害公共利益”为借口，由当地行政机关超越管辖范围进行著作权行政执法。我国政府也逐渐认识到著作权行政执法的弊端，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和《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中提出要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以上三个方面如果得不到合理解决，刑法谦抑性的负面效应将会在侵犯著作权罪中或多或少存在，我国著作权刑事保护将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对我国实现由知识产权大国向知识产权强国转变也会产生消极作用。
三、完善立法解决谦抑性产生的负面效应
(一)注重各层面法律的有效衔接
我国刑法第217条规定了犯罪行为的4种具体表现，而著作权法第47条列举了8种侵权行为，但是对于哪些行为可以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没有具体指明，只是笼统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查处侵犯著作权罪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在理论上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侵权行为，且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八种行为之一，但是苦于刑法没有列举的情形，司法者无意识当中援引刑法谦抑性，而使其侵权者逍遥法外。针对这一状况，笔者建议加强著作权法与刑法关于侵犯著作权犯罪相关规定、“两高”司法解释等等的有效衔接，为严惩侵犯著作权罪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同时，我国在著作权刑事立法过程中，应当注重吸收国外先进的经验做法，适度增加刑法对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规制。一方面，要保持与TRIPS协议关于知识产权刑事犯罪规定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注重与其他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刑事立法的衔接。笔者建议，在未来的刑事立法中，认定侵犯著作权罪不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只要侵权行为对著作权人造成了损失，即可认定为侵犯著作权罪。
(二)扩大侵权适用刑种和量刑幅度
我国刑法规定侵犯著作权罪适用的刑种主要有有期徒刑、拘役和罚金，这与我国降低侵犯著作权犯罪入罪门槛不大相称。既然降低入罪门槛，势必会有更多的侵权行为被定罪量刑，立法者应当根据侵权行为的轻重程度不同，扩大刑种。同时，适当地调整量刑幅度。第一，增加资格刑。目前有些国家将资格刑列入知识产权犯罪处罚的刑种。资格刑适用范围较为广泛，主要包括禁止其从事某种特定职业、禁止其担任某种特定职务、剥夺其特定权利等等。例如，法国《刑法》第423—1条规定:刑罚对犯罪分子可以在不超过10年的一定期间内，另行剥夺其参加法庭及工商业联合会、农会和劳资委员会的选举权。我国目前资格刑只有剥夺政治权利，这一般适用于比较严重的刑事犯罪，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不太适合。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对侵犯著作权犯罪分子依法剥夺其从事原来行业的权利，如对盗版、复制侵权人禁止其从事出版业、印刷业等相关的工作。第二，加大罚金刑适用力度。对于侵犯著作权犯罪，我国刑法规定处以实刑并处罚金刑或单处罚金刑。但是，对罚金刑具体比例没有做出合理规定。国外一些国家对罚金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例如，美国版权法规定对侵犯著作权的犯罪分子最高可处25万美元的罚金，日本著作权法定最高可处30万元的罚金。我们应当加大罚金刑的适用力度，并制定一个合理而明确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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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法学小论文篇三：《论互联网金融信贷消费中“冒用行为”的刑法规制》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信贷消费的理念被广大电商所采纳，网络信贷支付技术也得到充分发展。在当前的电商支付平台中，诸如蚂蚁金服旗下的“花呗”、京东的“京东白条”、苏宁的“任性付”等信贷服务得到了广泛运用。这些新兴的金融信贷服务无疑会刺激个体的消费欲望，扩大网络消费的成交额，促进国内市场的进一步拓展。现阶段由于尚未形成完善的风险应对机制，此类服务也存在着被滥用的风险[1]。从犯罪风险防范的角度来看，利用信息网络技术，窃取用户账户信息和支付密码，并进而实施冒用行为，是此类金融信贷服务面临的最大风险。
从刑法的角度看，此类冒用行为不仅会对信贷主体带来巨大的财产损失，还会给整个金融业赖以依存的信用制度造成打击。但此类行为大都发生在虚拟平台，其和传统的犯罪模式有所不同，这给行为法律性质的界定带来了困难。同时，由于“冒用行为”发生在贷款领域，这其中既包含着诸如贷款占有等民刑交叉要素，也包含着“盗”、“骗”、“滥用信息网络技术”等要素，因此如何确定行为的法律属性，明晰相似行为的界限，并梳理行为的罪数关系，也将成为刑事司法的一大挑战。
二、互联网金融信贷消费中的刑事要素分析
(一)互联网金融信贷消费中的法律关系梳理
金融信贷服务，指的是经营者和金融机构，对消费者提供产品、服务，并约定由消费者在将来某个时期进行偿还的信用活动[2]。在当前的互联网金融信贷消费中，消费者需要首先在电商平台或支付平台进行账户申请，通过提供真实的身份信息，设定用户名和密码。各大平台对消费者的消费记录、购物评价等信息进行大数据审核，确定针对该用户的授信额度。在获得的授信额度内，消费者可以购买各自电商平台或者与之有协议的商户的商品，并由电商平台或支付机构代为付款。在借贷期限到达之前，消费者需归还贷款，否则将承担逾期费率。
根据支付方式的不同，当前互联金融信贷可分为第三方信贷支付和电商自行信贷支付两种。例如，对于“蚂蚁花呗”而言，其为蚂蚁金服旗下的信贷服务，和淘宝、天猫等电商平台相互独立，因此利用“蚂蚁花呗”付款属于第三方信贷支付。再如苏宁易购的“任性付”，其为苏宁消费金融公司开发的支付方式，尽管该消费金融公司和苏宁易购具有关联性，但其和消费者之间具有独立的借贷合同关系，因此也属于第三方信贷支付。相较而言，京东商城推广的“京东白条”则属于电商自行开发的支付方式，其本质是电商和消费者之间形成的延期付款约定，具有“赊购”性质。
从民法的角度看，在第三方支付方式中，消费者和电商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消费者和第三方支付机构形成借贷关系，电商则和支付机构形成类似委托关系。在电商自行信贷中，消费者和电商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信贷付款实质上是买卖合同的延期支付条款。在互联网金融信贷消费中，联系不同主体的是信贷服务方提供的信贷款项。
毫无疑问，梳理互联网金融信贷中的法律关系，对于明确各方主体权利义务关系，解决民商事纠纷大有裨益。但笔者同样认为，金融信贷消费中的信贷款项、操作特征等要素，实质上也暗含着刑法的评价，它们是判定具体行为刑法属性的基础。对这些刑事要素的发掘和梳理，将有利于明晰“冒用行为”的法律特征，从而实现刑法归责的准确性。
(二)互联网金融信贷消费中的刑事要素分析
1.信贷支付系统的刑法属性认定
在冒用他人身份从事信贷消费中，行为人通过输入正确的支付密码，致使信贷交易方对消费者的身份产生识别错误，从而代为支付货款，使冒用人获得等价商品。从行为结构上看，“冒用”行为的本质是虚构交易主体，致使对方产生认识错误并支付财物，这和刑法中诈骗类犯罪的构成要件特征具有一致性。但是，和传统面对面交易方式不同，互联网金融信贷是由特定的计算机系统按照指令程序完成，这其中缺乏自然人对交易信息的识别。
刑法理论有观点认为，由于机器不具备自然人的辨识能力，因此其不可能产生认识错误。换言之，机器不能成为诈骗罪的犯罪对象，通过机器操作而获取他人财物的，只能构成盗窃罪[3]。
从生活常理上看，信贷机构的计算机交易系统是通过代码和程序编辑而成，其仅能识别相应账号和支付密码，因此这种交易系统并不具备自然人的意识和意志。但从刑法的角度看，一概否认交易机器可能成立诈骗罪对象的观点，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我国刑事立法已经通过法律拟制的立法技术，将机器纳入诈骗行为的犯罪对象的范畴。如我国《刑法》第196条规定，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而信用卡的使用，则必须和银行机器及其计算机系统发生联系。就在ATM机上使用信用卡而言，其属于典型的对机器使用;而在柜台对银行工作人员从事信用卡操作，银行工作人在取得客户信用卡后也必须在机器上验证，并由客户在机器上输入交易密码，整个交易流程最终还是通过机器来完成。在本罪中，立法者将这种对机器的“冒用行为”认定为诈骗类犯罪，即立法者认可了机器和操作系统可以成为诈骗对象。
从立法技术上看，这种立法方式属于“法律拟制”，即将原本不同的行为赋予了相同的法律效果，从而指示法律适用者，即使某种行为原本并不符合犯罪构成特征，也应依刑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同样的处理[4]。从金融刑法的法益保护原理来看，“信用”是金融活动的核心特征，也是促进现代金融突破时空限制而向“非接触性”交易模式转变的保障;而在金融活动中，冒用他人身份信息，无疑属于违背金融信用的行为，它不仅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法益，甚至还将对整个金融秩序造成损害。因此，立法者在一般诈骗罪之外，又单设金融诈骗犯罪，将机器操作纳入金融刑法的考量范围，从而实现国家刑事政策对金融风险防范的偏重[5]。所以，从“法律拟制”的角度来看，机器及其操作系统完全可以构成诈骗类犯罪的对象。在互联网金融信贷消费中，相关互联网信息技术承担着识别交易真实性的职能，交易主体必须按照交易规则诚信操作。一旦行为人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即违背了金融活动的诚信原则，可以构成诈骗类犯罪。 2.贷款占有状态的刑法分析
在当前的互联网金融信贷服务消费中，无论是第三方支付，还是电商自行信贷支付，其都只对指定商品提供信贷服务，且并不支持贷款变现。换言之，用户只能通过虚拟平台对款项数据进行操作，而并不能实际操纵现金化的贷款。
根据民法的一般原理，货币属于种类物，适用占有即所有规则，而在占有的判断中，民法遵循的是“心素”和“体素”的双重标准，要求通过一般的社会观念，判定行为人和物之间存在管理的事实状态。但在互联网金融信贷消费中，贷款的流动始终通过数据化的模式运行，行为人并不能实际支取钱款，因此从民法的角度看，用户并未取得对贷款的占有。在刑法视域中，财物的占有问题是决定侵财犯罪构成与否的关键要素。在当前的刑法理论中，有学者基于犯罪的二次违法性原理提出，刑法中“占有”的判断必须从民法的层面进行推演，刑法和民法对财物占有状态的判断具有同一性[6]。
笔者认为，将民法和刑法对“占有”的判断适用同一规则，是值得商榷的。在民法中，“占有”属于一种静态状态，它强调人对物的一种管理力，从而实现物在流通中的稳定性。换言之，民法中“占有”的目的，在于实现法律对一种稳定状态的保护[7]。然而在刑法中，“占有”具有动态性，它强调犯罪人对财物的获取，并导致权利人财产法益的损失。刑法中的“占有”是法律所否定的状态。因此，笔者认为，由于刑法和民法对“占有”制度的设立目标并不一致，因此刑法的判断不应受民法规则的约束。如当行为人使用伪造的银行卡，而将银行钱款转入自己账户中时，从民法的角度看，该钱款仍然处于银行占有之下，并未发生民法中的占有转移。如果以此标准判断刑法中的“占有”，将得出行为人不构成犯罪的结论，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在财产犯罪中，犯罪既遂采取的是“失控说”(排除受害人对财物的控制)和“控制说”(由行为取得对财物的控制)双重标准，因此，刑法中“占有”的实质是行为人对财物的控制关系，它表现为排除原权利人对财物的控制和犯罪人实现对财物的控制两个阶段。这种“控制”，并不需要民法占有制度中“心素”和“体素”的严格判断，只要行为人已经可以随时支配财物，就产生了侵害财产法益的紧迫危险。
在互联网信贷消费中，消费者是通过输入支付密码来进入特定的信贷账户。当行为人窃取他人支付信息，并输入支付密码之后，其实质上就取得了对信贷账户中钱款的支配和控制。其通过交易程序而进行信贷消费时，就已造成信贷款项的流失，造成支付机构的财产损失，故应当受到刑法的否定评价。
三、“冒用行为”刑事责任的规范化界定
(一)“冒用行为”所涉罪名辨析
根据上文分析，行为人的“冒用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虚构交易事实、造成对方基于认识错误而给付财物的行为，其完全符合诈骗类犯罪的构成要件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前互联网金融信贷消费提供者的法律身份不同，因此其也必将导致对“冒用行为”具体罪名适用上的差别。为论述便利，笔者拟以“蚂蚁花呗”、苏宁易购的“任性付”和京东的“京东白条”为例，分析针对不同信贷主体实施冒用行为的罪名适用。
就“蚂蚁花呗”和苏宁易购的“任性付”而言，其金融信贷服务的提供者分别为蚂蚁金融服务集团和苏宁消费金融公司。从贷款提供者的法律身份上看，两者都属于金融法意义上的“金融机构”。2013年，银监会通过《消费金融公司试点管理办法》，首次界定了金融服务公司的法律性质。该《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消费金融公司，是指经银监会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不吸收公众存款，以小额、分散为原则，为中国境内居民个人提供以消费为目的的贷款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同时，该《办法》第20条也划定了金融服务公司的营业范围，主要包括为个人发放消费贷款，向境内金融机构借款，发行金融债券，境内同业拆借等业务。由此可见，金融服务公司所从事的是和银行业相似的金融信贷业务，它是为满足个人消费需求所创立的新型经营实体。由于金融服务公司已经取得金融机构牌照，因此其发放的借贷资金应为金融法意义上的“贷款”。根据《刑法》第193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构成贷款诈骗罪。对于冒用他人信贷账户，在“蚂蚁花呗”、“任性付”等金融机构支付平台获取贷款的，应构成贷款诈骗罪。
就京东的“京东白条”而言，消费者在“京东”电商平台购物时，可向该平台申请最高1.5万元的个人贷款支付，并在3-24个月内分期还款①。和金融服务公司提供的信贷服务相似，“京东白条”也属于“先消费、后付款”服务形式。但笔者认为，“京东白条”所提供的借贷款项并不属于金融法意义上的“贷款”，而仅为民商法意义上的“应收账款”。从主体身份上看，“京东”属于自营式的电商企业，而非持有金融牌照的金融机构。根据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办法》、2011年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规定，金融机构指的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等金融业务活动的机构。由此可见，金融机构的设立具有法定性，其必须取得银监会的核准。因此“京东”作为电商企业，其尚不具备发放金融贷款的资质。在当前的消费借贷中，“京东白条”支付方式的本质为买卖合同中的延期付款，是基于消费者和京东商城之间买卖合同所建立的债权债务关系。在这个交易模式中，冒用他人账户、虚构交易身份，获取网购商品而逃避还款的，并不构成贷款类犯罪，而构成一般诈骗罪。
综上所述，当冒用行为针对的贷款是由第三方金融服务公司所发行的时，“冒用行为”构成贷款诈骗罪;若此贷款仅为电商自行发行，则“冒用行为”构成诈骗罪。
(二)“冒用行为”所涉罪数关系梳理
由于互联网金融借贷依赖于网络技术支持，因此对于实施冒用行为的犯罪人来说，侵入他人计算机系统，获取他人账户信息和支付密码，就将成为常见的犯罪手段。从刑法的角度看，通过计算机系统实施“冒用行为”，通常包含以下两种情形：一是行为人通过破坏性数据驱动、重定向报文等手段侵入他人电脑服务器[8]，或者通过其他黑客手段侵入他人手机操作系统，获取他人账户和密码信息。二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协助他人实施犯罪，利用自身优势为他人提供技术支持，获取消费者账户和密码信息并提供给行为人。从构成要件符合性上看，由于这些侵入计算机系统、帮助他人实施网络犯罪的行为，又同时符合其他犯罪的外观，因此应对“冒用行为”所涉及的罪数关系进行梳理。 1.通过侵入他人计算机系统而实施“冒用行为”的罪数关系
根据《刑法》第285条的规定，非法侵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获取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和传输的数据的，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因此，当行为人通过黑客手段进入他人电脑服务器，获取他人账户和密码信息时，即可构成本罪。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和后续的贷款诈骗罪或诈骗罪的关系上看，两罪无疑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对此，有论者认为，只要两种犯罪行为符合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就构成刑法中的牵连犯，应当择一重罪处罚[9]。
但笔者认为，将获取计算机信息和实施诈骗类犯罪的行为评价为牵连犯，并仅认定为一罪的观点并不妥当。不可否认，在当前刑法理论中，牵连犯的认定标准是极有争议的话题，但从构成要件的规范功能来看，牵连犯的认定仍然不能脱离构成要件的刑法属性。
在犯罪判断上，构成要件符合性是界定犯罪成立的唯一标准。当行为符合具体罪名的犯罪构成，即具有独立的犯罪意义，罪数关系的判断应当以构成要件的判断为基础，而不能改变构成要件的判断结论。换言之，当一个行为符合一个犯罪构成时，即意味着一个独立犯罪的成立;当数行为符合数个犯罪构成时，即意味着数个犯罪的成立。就牵连犯而言，正如学者所言，只有当数个犯罪构成之间具有包容性，即一个犯罪构成可能被另一个犯罪构成所包容时，才存在就评价为一罪的可能;否则，都应当数罪并罚[10]。例如，在贷款诈骗罪中，行为人通过伪造国家机关公文，骗取银行信任而获得贷款时，伪造公文的行为符合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但其同样也属于诈骗类犯罪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构成要件，因此“伪造公文”可以被“虚构事实”所包容，故而这两个行为最终指向的都是诈骗类犯罪的构成要件，行为之间具有牵连性，因此可以按照诈骗类犯罪定罪处罚。但是，就侵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而言，其犯罪直接目的在于获取他人的账户和密码，其和“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类犯罪并不存在构成要件上的包容关系，两罪构成要件相互独立，具有不同的刑法意义，因此不能认定为牵连犯，而应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和诈骗类犯罪数罪并罚。
值得研究的是，随着手机智能化的发展，互联网金融平台也大都建立了手机客户端，用户通过手机即可完成消费和支付操作。如果犯罪人通过病毒等手段侵入消费者的手机操作系统，获取其账户及密码时，该行为能否被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所评价?笔者认为，从智能手机的操作特征来看，其本身也包含着完整的数据处理程序，尽管其具体的配置参数和电脑有所差异，但二者的运行原理却是一致的。从刑法解释的角度出发，对构成要件的解释，应当以保护法益为指导，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解释，以实现刑法的目的[11]。因此，既然智能手机和电脑的操作系统运行原理一致，完全可以将其囊括至“计算机系统”的文义之中，从而实现刑法对智能手机用户个人信息的保护。
2.为他人“冒用行为”提供信息网络技术支持的罪数关系
在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中，立法者增设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即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通过信息网络技术帮助他人伪造信用卡、窃取用户交易信息等犯罪行为较为常见，因此立法专门对此类行为进行了规制。从罪数形态上看，对于互联网金融信贷消费而言，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他人将通过互联网实施诈骗类犯罪，仍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帮助其非法获取他人账户和密码信息时，此时其行为既符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构成要件，也符合“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构成要件，还符合诈骗类犯罪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该帮助行为构成刑法理论中的“想象竞合犯”。
在互联网技术帮助行为中，由于帮助者只实施了一个行为，因此从禁止重复评价的角度出发，对该行为只能认定为一个罪名。《刑法修正案九》对此也专门规定，即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当然，笔者认为，如果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仅提供了用户的数据信息，而冒用行为仍由被帮助人实施，对于该网络技术服务者仅需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以及诈骗类犯罪共犯中择一重罪处罚。如果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不仅搜集了消费者的用户信息，还帮助他人实施了冒名信贷消费的行为，此时该网络服务者既实施了侵入他人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也实施了诈骗类犯罪，按照上文分析，应当数罪并罚。对于被帮助者，由于其并未实施具体犯罪的实行行为，而仅在幕后教唆、指挥，因此应按照诈骗类犯罪的教唆犯来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结语
2016年3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大对新消费领域金融支持的指导意见》，“加快推进消费信贷管理模式和产品创新”成为建设金融创新模式的主要方式之一。从当前互联网消费信贷的发展来看，这些创新型经营模式受众面较广，且对适格贷款人身份设定了较为宽松的标准，容易满足广大个体消费者的金融需求，它们是实现普惠金融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当“互联网+”的理念进入现代金融业时，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局限性和经营模式的虚拟化，创新型经营也将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及时预见可能的法律风险，并积极探索应对方式，将成为金融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
在现代法律体系中，金融刑法是金融法治的重要保障，是维护金融信用和经济秩序的最后手段。随着互联网金融信贷消费的兴起，其中可能发生的窃取消费者账户信息并冒名使用将成为刑事司法打击的重点。在此类案件中，由于刑法和民商事法律在立法目标和价值构造上有所差异，因此对于贷款、支付系统等要素的法律性质，刑法具有独立的判断标准。同时，由于贷款发行主体的法律资格不同，对于“冒用行为”不能一概而论，而应根据借贷款项的法律性质分别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或一般诈骗罪。对于通过侵入他人计算机系统而获取他人账户和密码信息，或者为他人实施网络诈骗犯罪提供技术帮助的行为，应结合构成要件的规范功能和牵连犯、想象竞合犯的原理，确定“冒用行为”的罪数关系。
可以预见，随着互联网金融信贷消费的兴起，相应的违法犯罪活动也将日益增多。由于犯罪手段的多样化发展，如何有效判定行为的法律属性，并正确归咎法律责任，也将成为司法者的一大挑战。刑事司法者在处理新型的金融犯罪案件时，应当着重分析金融法律关系中的刑法要素，明确相似罪名的之间的联系和界限，并结合刑法中罪数关系的判断标准，准确判断行为的法律属性。唯有如此，才能做刑法归责的精确性，实现金融犯罪治理的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