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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划界一直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重要问题之一,大部分的科学哲学教科书都以专题形式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科学划界即是在科学与非科学(包括伪科学)之间作出区别。以期呈示科学特有的品格和认知价值及社会实践价值。科学划界标准在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领域内表现十分繁荣,其特点可归纳为:发展快,流派多,观点纷呈。划界标准在这段时期总体而言,可分为从确定的标准,到标准的消解,最后标准消失的总体趋势。本文对20世纪各流派,代表人物的划界标准阐述试图将这一趋势呈现。
1、库恩的范式标准:库恩在《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传统的心理学》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划界标准:凡是具有运用范式以解决疑难的传统的,才是科学,否则是非科学。
2、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标准:拉卡托斯认为"只能说一系列的理论是科学的或不科学的,而不能说一个孤立的理论是科学或不科学的"。他把分界等同于评价,使分界标准中"科学的"变为评价规则中"可接受的",接受规则"等同于"分界标准。"接受规则"就是如何区分科学理论与非科学理论,从而接受科学理论,拒斥非科学理论的规则。
3、夏佩尔的合理性标准:夏佩尔主张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是存在的,这种界限是变化的,并不是凝固不动的。其标准不是先天的、绝对的,而是具体的、相对的,即以科学活动中是否合理性为标准,所谓合理性意指科学的知识应在说明主题方面是可靠的且是有说服力的;语言应具备相关性,即科学的语言应与研究的问题有着清晰的、恰当的逻辑联系。
4、费耶阿本德的虚无标准: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是人为的,无谓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由此费耶阿本德主张取消科学的特殊地位,采取"怎么都行"的科学划界标准。
以科学和非科学的划界问题为线索。经由库恩范式标准,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标准,夏佩尔的合理性标准,最后到费耶阿本德的虚无标准。科学划界标准逐渐消解,同时也打开了通向后现代科学哲学划界标准消失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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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绘画史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距今至少有七千余年的历史。最初的中国绘画,是画在陶器、地面、和岩壁上的,渐而发展到画在墙壁、绢、和纸上。使用的基本工具是毛笔和墨,以及天然矿物质颜料。在无数画家不断探索、创新的努力之下,逐渐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并有着自己独立的绘画美学体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黎雄才对于20世纪中国绘画史的贡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岭南画派具有特别的意义,它的革命性、创新性的特质,不仅为20世纪的中国画带来了新的面貌,而且在融合东洋画法方面的努力为融合西洋画法提供了成熟的经验,这之中难以忘却的有其开派大师,也有在这一派系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人物,黎雄才则是与关山月相提并论的代表性画家。如果从1907年二高一陈赴日本留学开始算起,到2001年黎雄才去世,这几乎是一个世纪的岭南画学发展的历史,它见证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时期中国画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历史中,岭南的风格独秀于林,而黎雄才和关山月则成为岭南画派的终结者。
1926年,黎雄才拜高剑父为师,六年后,黎雄才和他的老师一样,赴东瀛留学。这种画学上的血缘关系,决定了黎雄才的未来发展方向。二高一陈和岭南的一些其他画家在20世纪上半叶塑造岭南风格方面的成就,使得岭南派和海派成了传统中国画发展的两翼,有了这两翼,传统中国画开始了现代化的旅程。岭南的地缘文化是岭南派发展的基础,东洋的或西洋的画法在这一基础上的结合,则是伴随着新文化的发展而得到了一个历史的机缘。黎雄才在早期所受到的教育,尽管也像同时代的许多拜师学艺的画家那样去临仿前人的画稿或古代的画谱,可是他更多的是受到西方教育的影响,所以,在范本和写生方面兼而有之的努力,为他日后脱离范本进入生活状态形成了一种自然的态势。因此,他从40年代初期开始,由川渝到西北的旅行写生,为他夯实了艺术大厦的基础。
正因为有了近20年行万里路的努力,1954年,黎雄才在厚积的基础上创作了《武汉防汛图》。对于黎雄才来说,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重要作品;而对于20世纪中国画发展史来说,这也是具有标杆性质的代表性作品。《武汉防汛图》的意义在于它证实了中国画在表现重大的现实题材方面的能力,这在50年代改造国画的具体要求中,所显现的求证的作用超过了艺术的本体。《武汉防汛图》所表现出的宏大的叙事结构,像《清明上河图》一样复杂而耐人品读,所不同的是,《清明上河图》表现的是盛世中的繁华景象,而《武汉防汛图》表现的则是悲情中的时代精神。《武汉防汛图》在绘画语言方面的成就,突出了岭南画派在绘画语言方面的优长,使人们看到了新时代中新技法的用武之地,而这一新技法尽管来自旧社会就已经成型的岭南风格,也说明了新社会利用旧形式、改造旧艺术的成果。
《武汉防汛图》标志了黎雄才的绘画艺术进入到成熟期。在这件作品中透露了他40年代以来不断写生的成果, 而这一成果中所表现出的“黎家山水”中鲜活的生活气息,不仅是在选材上,而且在语言上,都在一个时代的风尚中成为引领潮流的人。
1959年5月,黎雄才的韶山写生也具有特别的意义,从他开始的对于韶山这一革命圣地题材的开发,为山水画在以后的发展中开拓了一个重要的题材。虽然他以纯正的岭南风格和精细的笔墨对毛泽东故居以及周边的一些重要场景作了精细的刻划,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作品只是在“写生”的层面上表现出一种现场感,或时代所倡导的写生的意义,所以,没有能够获得本来有可能属于他的历史地位。尽管如此,黎雄才还是在这一方面具有重要的美术史的意义。加上后来的《朱砂冲哨口》等一系列革命圣地和圣迹的作品,“黎家山水”的风范显露出来,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同。
在岭南画派二高一陈所奠立的基本规范的基础上,“黎家山水”更重视中国传统的笔墨,这种历史性的回归表现在“黎家山水”中是墨重于色。而在浓重的笔墨关系中,“黎家山水”中原本属于基本构件的树石,有时被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以树石为主体的作品,这在黎雄才的后期作品中作为一种标志性的题材,被他反复描绘。黎雄才的晚年,还放大了山水中的松树,成为他最爱表现的题材之一,反映了他对松的君子品格的敬仰,因此,画松也就成了黎雄才在题材方面的另一方面的成就。黎雄才画松往往被人称道,这和20世纪的一些著名画家所专长的某一题材成为画家闻名于世的一个特点一样,如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黄胄画驴、关山月画梅等,黎雄才画松也忝列其中。
黎雄才对于20世纪中国绘画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成就大致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继承和发展了岭南画派的艺术,并成为这一画派体系在20世纪中期之后的中坚人物;二、创作了像《武汉防汛图》、《朱砂冲哨口》等反映时代、代表时代的作品,为20世纪中国画成就的高峰增高;三、具有个人风格特点的绘画语言丰富了20世纪中国画的内涵,是20世纪画坛上不可或缺的样式;四、对于松的表现,成就独到,是20世纪个性化题材方面的重要一家;五、为教一生,为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培养了无数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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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对教育、对文学提出的要求,国外文学理论教材的翻译介绍以及人们日渐增多的对国外大学教学理念与方式的了解,使我们深切感受到文艺教学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二十多年来,文艺学专业已经涌现出了许多的教学成果,出版了许多有特色的文艺学教材,但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客观形势的需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进行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不仅要分析其与19世纪文学理论思潮的内在承继关系以及其与西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知识社会学、政治学等的关系,以获得一个比较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工作平台;而且要进行20世纪时代精神的基本分类,即把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现代性”西方文学理论精神,进而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西学精神的转型,分析其“后现代性”产生播撒的内在原因、基本形态、价值转向等问题。同时,还需审理世纪末在“冷战”结束后的西方文学中的“后殖民性”———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问题,并对这一多元文学批评的正负面效应加以阐释。
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转型特征,表征出现代性艺术精神向后现代性审美文化价值偏移的重要趋势。这一研究涉及的流派众多,人物思想芜杂,问题面广,更具有多语种特征,使研究具有相当的难度。同样,面对19世纪末的“近代”文论批评,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文论批评、中后期的“后现代”文论批评、世纪末的“后殖民”文论批评,问题出现的周期短,转型快,牵涉面大,特别是在人文科学流派和科学分析流派形成的对峙中,当代文论研究问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诸如:如何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加以整合,对当代语言学、社会学、美学成果加以吸收;如何从对西方的译介和模仿中走出来,以国内文论研究专家的眼光重新看待和分析20世纪西方文论批评中最重要的理论批评,并以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加以验证,分析其优劣,发现其内在的文论精神,为创立中国当代或新世纪文论流派打下基础;如何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语境来审理所面对的现代西方文论,同时,通过对现代西方文论的发生发展的研究来更新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批评建设和话语言说的方式,进行价值重建,等等,这些问题均值得我们去认真审理。
20世纪是文化解构与重建的时代。面对神性的坍塌,人类必得重新认识自己,而且任何一个民族和个人均不能逃避这一自我身份重塑的历史节点。20世纪的文艺不断更新变幻、愈演愈烈;20世纪的文论不断推演创新、流派迭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这种不断创新求变的背后有何深刻意义?它标明了人类怎样一种处境?它指涉出诗学的反思担当了何种使命?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不断花样翻新、不断发生话语转型这一事实,值得我们往深处思考。事实上,从中国立场审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具有重要的话语转型和重建意义:
其一,研究当代西方文论是在文化互动中的中西前沿思想对话。这意味着,不应仅从知识论和认识论着手,因为这一研究不是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文论评头论足;相反,从生态美学上看,这种西方文论思想的考察,是中西文论和文化的一场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话,正是在这种对话中,中西文论的真实意义在当前时间中呈现出来。对当代西方诗学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从现代文化的高度看待西方文化美学困境和诗学精神的张扬;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看到自己文论和美学还因袭着传统的重负,还未能达到真正的反思。这种文艺理论研究的反思和自省,不是要通过比较来贬扬某一文论。这种诗学对话的目的,在于去更深一层探问人类审美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因而,对西方文论的研究只能以相互启示、相互生发为共同基础。只有去除了自身的遮蔽状态,只有将探索人类审美文化的真实意义作为共同的尺度,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在一个新的基点上,达到对西方诗学的深刻洞悉。
其二,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不能采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而应采用具体的、发展的观点去分析和研究。我们不应照搬和移植西方文艺理论,而应在与西方文论参照对比中,整理、分析、总结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进而建设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当我们真正把握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真实意义,真正领悟了当代文论下潜藏的存在本体论的意义之时,我们的知识型将有全新的结构。在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深层,涉及一个更为深邃而且相当重要的问题,即中西文化精神的走向问题。因为,诗学研究不仅涉及诗意的思维方式(诸如改变
思维模式,引进新方法论等),更重要的是人生意义和价值存在的重新确立,是人生审美化(即生命的审美生成)问题。因此,建立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必须首先清楚西方文化和诗学的主要趋势与价值取向。只有真正弄清了西方诗学的“文化灵魂”,同时也认清了我国文艺理论亟待革故鼎新的方面,才能取长补短、扬优弃劣。
其三,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色彩和“政治正确”意向中,中国文论界在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中,注意到后殖民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关系时,往往强调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文化拿来”,而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新世纪中国“文化对话”的重要性。这事实上提出了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和文论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问题。在我看来,“全球化”不是一个全球同质化、单一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地尊重差异性的过程———科技一体化、制度并轨化、思想对话化、信仰差异化。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近年来正走红的西方思想家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提出:文明的冲突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文明背景下。在西方,这种观点备受重视。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同一种文明内部是什么原因使它发生重大的断裂和冲突,而且,在全球化中为什么要将尊重差异性看成非此不可的?事实上,全球化时代是尊重差异性的时代,这一多元化的过程相当漫长。
尽管差异性面临的处境很艰难,但是必须尊重它。我不认为到全球化时代全世界所有的语言都消失了,只剩下英语;全世界的所有文化都慢慢被整合了,只剩下西方文化;全世界一切的意识、一切的文明都慢慢的被同质化了,多元的历史终结了。相反,全球化是一个学会尊重差异性的多元化过程,是东西方共同组成人类性的过程,也是西方中心主义习惯自己成为多元中的一元的过程。在后殖民语境中,中国学者的批评精神不可或缺,本土学者应从自己的喉咙发声,用自己的方式介入第一世界的话语中心,使得话语成为可以“分享”的、理论成为可“旅行”的、价值标准成为可以“互补”的。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文化理论介入和对中心主义的警惕,对于抵制第一世界思想家的文化帝国主义霸权话语,使其得以考虑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差异所制约的观念处理全球问题,审理以西方现代性作为全球发展惟一标准或道路的知识谵妄,有着不可或缺的纠偏功能。
全球化时代为中国从“西学东渐”走向“东学西渐”提供了基础。一种东西方知识分子平等对话在多元宽松的文化语境中将成为可能。因此,全球化时代对知识分子不仅意味着要不断创造新的思想,而且要找到新的传播自己新思想的途径。新思想、新观念的含量和传播的广度决定学者在“学术文化链”上的位置。那些原创性的思想家生产了一个时代,而其他人却仅仅在消费他们的思想,甚至浅化消泯他们的思想成果。当新时代需要新的阐释时,全球学术话语“文化链”一端的波动,会使得处于另一端的我们措手不及。我们的思想命脉与西方“他者”紧密相关,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现实,也是一个亟须改变和超越的全球化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现实。
其四,文化转型中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价值判断问题。这方面文论界认识的差异很大:有从时间矢量角度分为线性发展的过程,也有从超越层面认为新的就是好的,还有站在前现代立场反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也有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进行同步批判的,等等。可以说,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文化断片和经验杂糅。于是,一方面有着全球化意识中的后现代文化视野与跨文化经验,另一方面又有着在后殖民氛围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历史阐释焦虑,同时还存在着全球化文化霸权中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寓言问题。这种问题的重叠化、语境的杂糅化、场域的错综化,使得“后学”从文化批评进入政治批评领域,并在解构与建构、时尚与守成、虚无与信仰、悲观与乐观中重新书写自我文化身份,当代性的“文本政治”问题因之得以敞开。这些问题值得从两个角度加以分梳。
一是“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主要强调西方后学进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在文化冲突中的具体理论反应,一种多元并存的纳受、抵抗、整合、消融的过程;二是“中国后现代后殖民”属于一种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后学新思维,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学术神经,并成为一种看世界的新角度、新方法,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思想平台或流派。这两个问题有着内在不可分离的联系,又可以看成一个问题的两面,彼此相依,互为因果。后学问题上的“西学东渐”,表明当代中国在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上同世界保持了灵动的联系,并使西方的学院派问题进入中国后,不再是纯理论问题,而成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问题。对中国而言,不是全面地植入后现代的问题,而是在现代性全面展开中择优而行。因此,对政治层面、经济层面、信息传播层面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异,当从更高价值理论层面加以分析:应该用一个更高、更远的视野来看待如今同时态呈现在面前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在神性和兽性之间找到人性的基本价值平台。说到底,选择什么样的角度,作出怎样的具有合法性的价值判断,与我们的文化身份和中国立场紧密相关。
其五,文学发展中的文化身份问题。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紧密相关。后殖民主义的引入,使得后现代主义的中心与边缘问题、价值平面问题、反权威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并使中国文论界共时性地遭遇到如下诸多问题:后学研究的阐释中国的焦虑,后现代中的语言学转向及其汉语思想的当代言说方式,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哲学审理以及哲学新方向,后现代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复杂状态,后现代主义与新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女权主义,形而上学的命运与后现代实在论,后现代问题与当代宗教神学思想,后现代主义与文学艺术的危机,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东方后现代问题,当代诗学与后现代审美文化,日常生活与后现代性,后现代后殖民与文化保守主义,公共领域与公共舆论的关系及其共识性与公共性的丧失,人文精神的困境与价值反思,后殖民语境中的知识分子与精神家园,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在矛盾,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对抗性态度,后殖民场域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和批评,后殖民话语叙事碎片与时尚怀旧,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妖魔化中国与知识的买办化批评,等等。
在一系列彼此缠绕、互相牵连的话语中,中国文论界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成果。面对这种后学大面积的思想消解性活动,在传统价值遭遇到合法性的困境时,只有通过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不懈探索,通过后殖民时期知识分子的边缘性思考,在获得自身的个体独立性中,将对知识体系的更新和对学术思想的创新作为自身存在的理由与中国思想延伸的契机。赛义德认为:“作为知识分子,最困难的是要以自己的作品介入想宣传的事物,而又不僵化为一种体制或为了某系统或方法服务的机制。”[1](P90)我坚持认为,批判是学术发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仅仅是将知识消解为零散的碎片,仅仅不断复制自身的“批判话语”而无视问题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就难以出现人类知识的新增长,致使话语批判变成时代知识主流的泡沫。因而,从事真正的思想批判和问题揭示,就是重新创造自我身份,并以自己平实的工作为时代做一个真实注脚,进而成为这个变革的社会肌体中的一种反思性微量元素,或许是对新世纪中国思想知识增长的有意义的工作。
在我看来,在当代文论转型与文化重建中,只能尽可能多地遵守不断超越的“人类性”的共同价值和认识,遵循一定的国际艺术审美共识,同时加上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审理过的中国文化的精华成分,才有可能组成新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形态和新文艺理论体系。
[1]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London: Vintage,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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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内外局势日趋紧张,罗斯福政府实施了中立政策;但这一政策往往被认为是妥协于孤立主义,而尤以1935年通过的中立法案为代表;笔者通过对当时美国经济因素这一角度的分析,探讨罗斯福政府对外交政策最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以此论证当时美国的中立政策并非权宜之计。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中立政策的根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美国的中立政策贯穿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外交与内政政策的始终。中立政策使美国远离欧洲战事,保持和平的国内环境,并从战争中夺取大量财富提高了国际地位。它作为美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有着其深刻的根源。
关键词:中立政策;孤立主义 ;和平主义思潮
探讨三十年代美国“中立”政策的根源,我们往往会与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传统联系起来。美国的“中立”政策起源于传统的孤立主义思想。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的孤立主义,主要是指美国1787年建国后第一个世纪中对欧洲国家,采取“不干涉”、“不卷入”或中立的外交路线。结果,美国从欧洲各国的利益和武装冲突中获得利益,本国领土被扩大了,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到了十九世纪末,美国成为托拉斯化帝国主义国家。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美国所处的国内外形势与上一世纪迥然不同,孤立主义已不合时宜。
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味着美国已抛弃了孤立主义的外交路线,而改为推行扩张主义政策,标志着美国孤立主义时代的终结。然而,孤立主义阴魂不散,在二十年代,特别是三十年代,所谓的孤立主义又粉墨登台,不过只是形似而神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孤立派打出传统的孤立主义大旗,要求保持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自由”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美国的霸权计划。1920年到1932年为共和党执政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以“自由行动”为特征的,即不受任何国际组织的约束,怎么合乎美国利益就怎么“行动”。[1]华盛顿体系的建立、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以及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巴黎非战公约)等都是美国“自由行动”的成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孤立主义的思想基本上左右了美国的主流舆论。孤立派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中立法”,成为美国政府不得不遵守的对外政策准则,并一直贯彻在对内政策的制定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经历了1919年―1920年短暂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从1924年起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1925年欧洲工业产量恢复到1913年(战前的一年)水平并继续快速增长。虽然,这一时期的情况较稳定,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多矛盾。[2]
首先,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截止1929年,富人的年均收入占了全国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且,贫困户的全年平均收入只在2000美元左右。[3]其次,工业部门开工十分不足,大批的工人失去工作。再次,由于人们购买力下降,农产品、初级产品、工业产品大量囤积。最后,伴随着二十年代的繁荣,地产和股票投机狂热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安全性。这种不安全性产生的虚假繁荣泡沫轻易地引发了一场大危机。
正是上述种种矛盾的综合作用下,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必然会发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股票投机狂潮兴起,流传着“谁想发财,就买股票”[4]的口头禅。人们想要投机取巧成为大富豪,因此,疯狂的买进股票。1929年10月24日,股票价格大幅度跌落,很多人因此而破产。人们疯狂甩卖手中股票,人们把这一天叫做“黑色星期四”。美国从“柯立芝繁荣”的发展高峰一下子跌落到了谷底,银行大批的倒闭,企业大批的破产,市场萧条不景气,生产骤减;失业人口增加,物质水平下降;必需品价格暴跌。一场规模空前巨大的经济危机迅速席卷全球,美国步入动荡年代。
美国制订了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以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遗留的战债与赔款问题。战败国因无力支付赔款而赖债,欠美国战债的欧洲国家也拖债不还。赖债不还的情况引起了美国人民的不满情绪,人们强烈反对再次卷入欧洲事务,并且产生了反对战争的情绪。
同孤立主义一样,和平主义思潮也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是通过人们揭发一战实际情况,进而将得出的结论作用于政治、经济、社会的结果。
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人们注意的焦点在国内危机上。比如,经济复兴情况,就业率,而对美国以外的事,尤其是欧洲各国的问题不感兴趣。
同时,战后他们有了时间来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利最多的是在战争中发了横财的军火商。人们普遍认为,军火商在利益的驱使下,采取不正当手段引导人民大众、舆论传媒和政府同意参加战争。在1934年,商业性杂志《财富》登刊了一篇名为《武器与人》的文章,获得极好的评价。随后,又有两本相关的著作出版,一为乔治?塞尔兹的《钢铁?鲜血与利润》,另一为赫尔姆斯?英吉布里奇和弗兰克?汉利亨合著的《死亡商人》。[5]这些书刊都在重复着一种观点,即美国参战是军火商们在其中运作的结果。 “一旦有了战争,则延长之;至于和平,则破坏之”[6]成为军火商的价值标准。结果,军火商名声很臭。因此,人们普遍讨厌军火商,讨厌战争。
人民群众的和平主义思潮和反战情绪高涨成为美国实施中立政策的重要因素。但是,和平主义思想过于理想化,不适合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侵略者不断扩大侵略的时代背景。尽管追求和平,反对战争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但是,面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只有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才可能战胜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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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文化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如何充分吸收先进国家优秀文明成果,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关注的重大历史课题。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对此作了艰辛的探讨,并且有许多的科学的论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对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跨越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俄国社会未来发展时提出的,对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进程有很大的影响。本文主要论述“跨越论”的主要内容和它对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俄国和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跨越论;俄国;中国;影响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以俄国的农村公社为出发点开始全面研究和分析俄国,重点研究了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简称为“跨越论”。
一、马克思对“跨越论的”早期研究。第一,根据对当时俄国仍存在的农村公社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农村公社可以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进行发展。因为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出现在同一个时代,所以农村公社能够引以为戒。第二,农村公社具有二重性和两种发展情况。二重性指的是俄国公杜既有公有因素,也有私有因素,在公社内部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正是由于农村公社的二重性,所以它只有两种发展情况,一是私有制战胜公有制,二是公有制战胜私有制。第三,农村公社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现代生产力来改造自身生产方式,从而实现由低级向高级的辩证发展过程。俄国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农村公社,使农村公社成为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出发点。第四,俄国必须通过革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①马克思指出自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以来,作为支点的俄国公社在非常态的经济环境下正面临着瓦解。因此,必须进行革命。革命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给农村公社创造正常条件,粉碎国家对农村公社的灾难性影响。
二、恩格斯晚年对“跨越论”的研究。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恩格斯根据俄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变化,对“跨越论”作了补充。第一,俄国已经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俄国不可避免。因为俄国农村公杜所有制“已经又向解体迈了一大步”,“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前进”。②第二,俄国农村公杜内部不具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较高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③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并不能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对俄国的公社进行这种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④第三,落后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杜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⑤
二十世纪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俄国和中国,它们都是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在生产关系上实现了跨越,但是没有实现生产力上的跨越,所以它们没有完全实现了跨越,处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预备阶段。
一、“跨越论”对俄国的影响。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论”,指出落后国家如果能把握历史赋予的革命时机,也有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1、俄国对社会主义的第一次探索: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这是俄国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决定性一步,使俄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证明了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走上了一条新的社会发展道路,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
2、俄国由“直接过渡”转变为“间接过渡”:由于俄国在各方面发展都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俄国非常需要一个逐步过渡的阶段。但是俄国试图利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政策虽然从俄国社会跨越发展的角度看,是肯定和保证了跨越的历史价值,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但是它引起了俄国社会的广泛不满和全国范围的政治、经济危机,使得初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挑战。
“直接过渡”失败后,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提出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只能“迂回过渡”。新经济政策使俄国经济迅速恢复,群众政治情绪稳定。但是,伴随列宁的英年早逝,新经济政策也结束了它的使命。后来由于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俄国始终没有正确认识真正的社会主义,开创的建设道路也以失败告终。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越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忽视“跨越论”和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1、“跨越论”对毛泽东的影响:早在建党之初,毛泽东就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明确了中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引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实现了中国社会制度由封建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跨越,这是对“跨越论”的实践和发展。
2、“跨越论”对邓小平的影响:苏联解体,东欧一些国家重蹈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覆辙。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第一次对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阶段进行了准确定位,把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阶段与马克思所指的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阶段区别开来。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要真正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一系列具体措施和途径。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使我国找到了正确的经济建设道路,实现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跨越发展,是东方社会跨越发展道路的一个成功典型实例,是“跨越论”在中国的实践发展。
第三章、正确认识“跨越论”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
俄国和中国等落后国家是在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的影响和自身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下,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这并不是“跨越论”的完全实现,而是对“跨越论”的一种深化和发展的实现。因为这些落后国家在实践“跨越论”时,并不是完全具备“跨越论”中所规定的跨越条件,而且这些落后国家不仅仅只是以“跨越论”为指导,还是在对本国的实际情况的分析中不断摸索前进,灵活运用与创新了“跨越论”,这些国家实现跨越的第一步,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实现跨越的第二步,是要实现现代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充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肯定的文明成果,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既不能将现实社会主义的成绩全部归功与“跨越论”,夸大它的作用,也不能否定它的积极作用。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5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03-50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0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00-50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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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条约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于1950年2月14日签定的条约,同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为30年。这个条约取消了1945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王世杰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兼外长周恩来和苏联外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60年代起,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该条约名存实亡。期满后没有再延长。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20世纪三个中苏条约形成经过之回顾与比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世纪三个中苏条约形成经过之回顾与比较全文如下:
20世纪,中苏两国政府间曾经就涉及两国根本关系的问题,缔结过三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条约。这就是1924年5月31日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好同盟条约》,以及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三个条约的签订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即签订条约的联政府始终如一,而中国政府却几经更迭。也正是由于苏联建国①后,中国的中央政府曾经三易其手,即由北京政府到国民党政府,再由国民党政府到共产党政府,因此也就有了这三个根本性条约的形成。比较这三个条约的形成经过与内容,当不难看出在中苏国家关系当中,国家利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强弱对比等因素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的情况。
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是在一个相当特殊的条件下缔结的。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不仅积贫积弱,而且处在军阀割据的条件下,孙中山国民党便在广州另立中央,因此,北京政府的管辖范围及其代表性十分有限。但它在对苏问题上,却得到了列强各国政府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苏联政府虽一举战胜十四国武装干涉,成功地统一了广袤的国土,甚至将其军队伸入到外蒙古地区,直接威胁到中国的主权,然而其反资本主义的性质,及其革命的特性,却使它在国际上十分孤立,因此对于中国这种同样受到列强欺凌的周边国家,它无论基于意识形态的目标,还是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都必须表现出最大的善意,以设法取得同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中苏两国实力强弱明显,苏联政府却早早就向北京政府表明了善意。而权力有限的北京政府却在列强的支持下,面对苏联政府要求外交承认,一度采取了相对矜持和冷漠的态度。
1919年7月第一次对华宣言时,苏俄势力仅及于乌拉尔,因此,它对沙皇在中国攫取的权益甚少,因而很痛快地向中国表示:"苏维埃政府已放弃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苏维埃政府愿将由沙皇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及霍尔瓦特、谢米诺夫、高尔查克匪帮、俄国前军官、商人与资本家掠夺所得的中东铁路及其所有租让的矿山、森林、金矿与他种产业,无偿归还中国人民。"②但即使如此,这一宣言在其国内公开发时,仍然不能不考虑到国内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将上述文字删掉了。到一年之后,即1920年9月它再度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时,一方面红军已顺利挺进西伯利亚,另一方面为避免直接与日本打仗,它在远东地区成立了一个远东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则公开宣布俄国远东地区,包括位于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路区,均为该国领土。③基于这种情况,苏俄政府放弃沙皇攫取的在华权益的态度明显地有所变化。在这一新的宣言当中,它已明确表示,对中东铁路问题,中国应当同苏俄及远东共和国另订使用办法。不过,意识形态的目标和现实的国家利益通常是存在矛盾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简单提到苏联一方从1919年7月《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对中国人民及中国南北两政府的宣言》,到1920年9月《苏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再到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谈判内容,就足以了解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政府行为中的极大局限性。
1921年,随着苏俄取得了对十四国武装干涉的胜利,其争取周边国家同情的和平心态已经逐渐让位于以强力捍卫自身安全的战略意图。红军出兵外蒙古,就典型地反映了苏俄领导人心态上的这种重大变化。尽管惧于国际上以及外交上的压力,苏俄这时尚不能公开否认中国这时对外蒙古享有主权,但在苏俄领导层内部,外蒙古特殊的地理位置既然可能被敌对势力用来造成对苏俄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那么用强力造成外蒙古与中国事实上的分离,在那里扶植政府,并与之签署条约与协议,从而把它纳入到自己的安全体系之内,就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外交选择。
中东铁路和外蒙古的问题,从此成为中苏两国交涉中两个长期纠缠不清的难题。这里面中东铁路问题实际上是确保苏俄既得利益的问题;而外蒙古问题则是出于其自身的战略安全考虑。无论是既得利益,还是安全考虑,在这时的苏俄领导人看来,显然都属于国家利益。问题是,随着自身实力的变化,而把国家利益放大到可能损害邻国领土和主权的程度,在意识形态和道德上都可能发生问题。包括苏俄自己的外交人员,最初对此也难以适应。1922年苏俄政府的全权代表越飞来华后,就深信应当援引1919年和1920年苏俄政府对华宣言中的承诺,展开与中国人的谈判,因为这是真正可以使苏俄区别帝国主义,从而赢得中国和世界人民同的政策。为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不得不明确指示越飞说:"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年到1920年的总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当时中国对这个宣言并未作出相应的反应。"对中东铁路,必须使俄方享有特殊权益,要坚持共管;对外蒙古,应设法通过协议来解决"它的国家法律地位问题和从蒙古撤军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时,不允许把受到红军支持的蒙古独立政府的意志排除在外⑤。
1922年8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上述指示,确定了此后苏联政府对华政策的两项基本诉求。只不过,这个时候的苏联政府还不够强大,其意识形态的宗旨和外交政策的需要,都或多或少地制约着它维护既得利益和扩大防卫范围的外交行为。因此,其在1924年谈判《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过程中,仍不得不向坚持对外蒙古和中东铁路享有主权的北京政府作出相当的妥协。按照这一协定,苏联政府公开声明放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放弃一切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并且同意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在此之前,与该路有关之所有关系中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概由中国政府办理。苏联代表所能坚持者仅为二项,其一,苏联驻外蒙军队须待两国政府另行会议商定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后,始得尽数撤退。其二,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决定,不许第三者干涉。在其前途未定之前,两国共同组织理事会、监事会和铁路局以管理之⑥。
如果我们不了解苏联政府这时的真实意图,相信我们很容易得出该协定"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这样一种结论。⑦问题是,历史的真相并不完全表现在字面上。《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谈判及其签订,实际上是在特定条件下中苏双方相互妥协的结果。北京政府没有能够迫使苏联政府依据第一次对华宣言的承诺,无偿交还中东铁路路权,它甚至没有办法迫使苏联立即从外蒙撤军;而苏联方面也没有能够将中东铁路路区永远划入自己的版图,更没有能够实现促成外蒙古独立建国的预想。不仅如此,苏联政府还不得不承诺准备将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由中国方面赎回,不得不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苏联将撤退其军队。但是,对于两个实力相差悬殊的国家来说,当势力强大的一方相信必须放大其国家利益才能确保自身安全和为民族赢得荣誉时,它侵害弱小一方的利益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相对于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而言,1945年苏联政府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无疑是苏联在中苏关系问题上持续扩大其国家利益的一种必然结果。《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之最大不同,就在于苏联政府成功地实现了20年前它在与北京政府谈判时没有能够实现的外交目标。先是外蒙古问题。中方被迫宣告:"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其次是中东铁路问题。中方亦被迫承认:"日本军队驱出东三省以后,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之干线合并成为一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应归中华民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1924年已经被苏联政府公开宣言放弃,且在与北京政府谈判中完全不曾提及的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一度攫取的大连、旅顺出海口租借权一事,竟重新成为苏联政府的要求之一。中方被迫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但该自由港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半,及指定码头与仓库,无偿租与苏方,租期定为三十年;苏联有权在除大连市以外的旅顺港区域内驻扎陆海空军,并以其为海军根据地,期限定为三十年。⑧
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这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典型地反映了大国政治交易之下弱国可能的遭遇。很明显,同样作为战胜国,中国再度遭遇了当年在巴黎和会被出卖的悲惨境遇。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美、英两大国同样出于利益交换的目的,应苏联的要求,背着中国政府,将外蒙古和旅顺港送给了苏联。所不同的是,巴黎和会还有中国代表列席,而雅尔塔会议却完全是大国之间的秘密交易。等到欧洲战争结束,对日战争开始,美国才出面督促中国接受这一交易的结果。
十分明显,1945年中苏谈判时,苏联所处的地位与1924年时已有极大不同。其一,它这时不仅与美、英两大国有着秘密交易,其主要要求都得到后者的承诺和支持,而且还掌握着出兵中国东北的主动,并足以威胁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权利的巨大优势。无论国民党政府接受其要求与否,它都可以轻易地造成既成事实,置国民党政府于更大的被动之中。其二,由于红军的介入,外蒙古早就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只是在字面上肯定了中国的利益,事后苏联政府几乎从未将外蒙古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事实上外蒙古已经有20多年完全脱离了中国的主权管辖范围,不论国民党承认与否,外蒙古的独立已是既成事实,难以改变。其三,战后国共纷争有急起之势,中共在北方地区占据着大量敌后根据地,具有迅速接收政权的极大便利,国民党要想将其远在西南的军队运抵北方接收各地政权,特别是进入工业重地东北地区,非取得苏联的同情,并借助于苏联的帮助不可。鉴于上述种种情况,1945年的中苏谈判尚未开始就已成一边倒的形势。在此形势下进行谈判,苏方态度之无所顾忌,和中方态度之委曲求全,实不难想象。
要肯定的是,即使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宋子文亦曾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努力地进行过争辩。比如他曾表示不同意将雅尔塔协定中"维持外蒙古的现状"一语,解释为中国政府应承认外蒙古独立;他曾争辩说中长铁路的所有权应归中国,但由中苏两国共管;他强调对旅顺港不能使"租借",必须在协定中显示该港可由两国共同使用,以免引起国内民众的不安;他亦曾坚持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不能妨碍各国自由使用大连港和铁路运输设施,以及在东北境内发展商业的企图。他甚至做好了"万一史(斯大林)坚持外蒙必须由我国承认其独立,则只可中止交涉"的准备⑨。但是,苏军出兵已是箭在弦上,中国东北及新疆的统一更全在苏联的威胁之下,蒋介石最终还是出于内政的需要,决定"牺牲".
他的指示是:"若我国内(包括东北与新疆)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时,则外蒙独立或可考虑".关键之点,在于苏方能够切实保证:尊重中国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和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之匪乱。"此乃为我方要求之交换条件也。"B10对此,斯大林均一一允诺。结果,中方交出了外蒙主权和东北中长铁路、大连港、旅顺港等项权益,而苏方在条约的照会中则承诺:苏联政府予中国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1945年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毫无疑问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列强各国均已公开宣布放弃在华特权,废弃不平等条约,而苏联作为一个公开自诩为民族解放运动大本营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坚持要在战争中赢回沙皇时代的殖民主义荣耀感,并不惜为此损害弱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这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意识形态目标与当权者的民族主义心态及其对国家利益的理解,未必没有因果的联系。国力的强大,以及当权者对国家利益和民族荣耀的过分迷恋,无论何时何地,都可能使强国与弱国处于严重的不平等状态。
当然,分析1945年中苏条约的不平等性质时,有必要注意到国家关系当中战略利益的一致性问题。因为,造成这次条约谈判中苏方不惜损害中国利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相信它与国民党政府之间没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在这一点上,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使苏联领导人不能不把国民党与苏联战后最主要的假想敌美国归为一类,因而保持高度的防范意识。苏联政府必欲把其战争的防波堤构筑到中国的东北乃至北部朝鲜的疆土上来,与此显然不无关系。
对于中国人来说,20世纪中苏关系当中,真正能够表现出相对平等性质的条约,还是1950年2月14日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对于1945年,1950年时中苏两国的强弱差距仍然相当明显但相对于1945年,1950年时苏谈判的对象则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45年苏联谈判的对手是亲美的国民党,而1950年苏联谈判的对手则换成了亲苏的共产党。换言之,1945年谈判的双方更多的是相互间的防范意识和戒备心理,而1950年谈判的双方则明显地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这在表面上是双方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所决定的,实质上却是相互之间的利益需要的一种结果。
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不能替代中苏双方对各自国家利益的不同理解的典型例证,是斯大林对外蒙古归属问题的强硬坚持,和最初反对重订或修改1945年条约的态度。作为民族解放事业的代言人,中共中央在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中,不能不考虑到国内民众对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强烈民族要求。外蒙古问题的提出,在中共与联共(布)的交涉中,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但是,当1949年1月毛泽东与联共(布)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的谈话当中要求让外蒙古重归中国版图时,就明确地遭到了斯大林的拒绝B12。尽管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实现外蒙古的回归,是新政权展现其争取捍卫国家利益的重要表现之一。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它却可能对苏联的国家利益构成隐患。斯大林并没有像在1945年与宋子文谈判时那样,明白地提到外蒙古的地理位置容易为敌对势力提供威胁苏联安全的极大便利,然而其坚持拒绝显然仍旧主要是基于自身安全的长远考虑,与他同对手之间在意识形态的异同并没有多大的关连。
同样的情况,当毛泽东1949年底访苏时,虽然再三要求与斯大林签订新约,斯大林却坚持保持旧约,理由是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的约定而缔结的,废除它可能会为美、英两国借机否认雅尔塔协定中的其他承诺制造口实,因为苏联战后取得南库页岛与千岛群岛的法律依据,就是雅尔塔协定。B13在这里,斯大林首先关注的,显然也不是苏中两国盟友关系和意识形态上的道德标准,更不是毛泽东所理解的国家利益,而是苏联自身的国家利益。
民族和国家的存在,决定了不同民族以及不同国家之间必然会存在不同的利益需要,因而也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差异与矛盾。存在差异与矛盾并不奇怪,消除这种差异所带来的矛盾冲突,创造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和睦相处和平等关系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找到共同的利益基础。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之所以能够展现出平等的气氛,关键也正在于双方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之间当时条件下存在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在双方之间消除猜疑与不信任,建立起平等互利的关系,对于双方的安全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是由于认识到这一前提,斯大林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缔结新约的提议,并明确肯定了1945年条约所含有的不平等性质。新的条约谈判顺利地取得了进展,达成了预期的目的。就条约文本的表述内容而言,新条约与旧条约形式没有重大的区别。但就相关的协定而言,除了外蒙古问题由于其独立已成既成事实,未能得到解决以外,苏联通过1945年条约在中国东北地区攫取的特殊权益均已宣告放弃。
有关中长铁路问题,苏联政府公开承诺:一俟对日和约缔结,至迟不晚于1952年底,"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有关大连港问题,苏联政府同意:"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B14有关旅顺港问题,苏联政府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与斯大林最初的态度和条约谈判开始时苏方的草案相比,最后缔结的条约与协定毫无疑问是中苏双方相互交涉、磨合与让步的结果。尽管苏联方面由于担心完全放弃过去在东北构筑的防波堤,可能影响其周边安全,因而力主缔结了一项补充协定,要求双方在各自边界连接地区,如中国东北和苏联远东地区,中国新疆和苏联中亚地区,确保不让第三国势力进入,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一补充协定在当时条件下,对于正在向边疆地区挺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也是一件利大于弊的好事情,因而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赞同与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革命的成功、国力的提升等等条件的改变,其实也同样会影响到弱国领导人对国家利益的判断。特别是在中国这样具有特殊意识形态背景和革命特色的国家当中,领导人的革命热情以及民族自豪感的增强,也会促成他们过强的民族自尊心。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对斯大林在1950年中苏谈判问题上,以及中苏协定部分内容的批评,就清楚地反映出这种情况。曾经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肯定的补充协定,被批评为斯大林在中国要了两块殖民地。原本是中国方面主动提出的,由中苏共同组建帮助中国尽快发展高技术行业生产的合营公司的协定,也被批评为是斯大林不信任中国人的表现。B15到1958年围绕着长波电台以及联合潜艇舰队的争论,事实上已经重新变成了民族平等问题的严重争执,变成了俄国人是否"看不起中国人"的一场涉及民族情感问题的政治冲突。
可以想象,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虽然规定有效期30年,实际不过10年中苏两国关系就出现了裂痕,20年后则完全破裂,甚至差一点就走上了战争的道路,这里面有许多历史的教训值得总结和汲取。但千条万条,最重要,也许是最根本的一条在于,无论中、苏,若不能找到并高度重视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基点,就难免会随着时空的转换,或强化自身的民族情感,或夸大周边的威胁,进而不自觉地放大自己的国家利益,最终导致相互间的猜疑、戒备和冲突。
①俄国于1917年十月革命后曾首先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建立了四个独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其中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1922年12月30日,始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的决定。
②《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1919年7月25日),转引自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
③转引自李嘉谷前引书,第59页。
④《告中华民国政府宣言(即苏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1920年9月27日),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一九一九——一九三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页。
⑤参见《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4号记录》(1922年8月3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页。
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24年5月31日);《中俄关于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1)1924年5月31日),前引《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第198-200,206-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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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世界乐坛出现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从未出现过的音乐多元化现象,音乐流派众多、音乐风格多样,其中音乐美学思想的空前活跃、个性自由的创作意识、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世界范围的战争与灾难,这一切都促使20世纪音乐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20世纪音乐风格多元化现象浅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20世纪西方音乐以其独特的现象呈现于西方历史中,是西方音乐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科技等都飞速发展的20世纪社会中,音乐呈现出复杂多变、多元化、新兴音乐风格的现象。
关键词:20世纪音乐 多元 创新 反叛 新音乐风格
在西方历史发展的长河中,20世纪的音乐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是一个探索创新的、离经叛道的、五彩缤纷的新音乐风格时期。它突破了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共性写作时期,在音乐风格、音乐流派、音乐表现形式上等都呈现出多元化的音乐现象。
20世纪是一个比以往更加动荡、更加残酷血腥以及矛盾多变的一个时代。在短短的百余年,经历了动荡到发展,社会结构的裂变、政权革命的风起云涌、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经济水平的高度发展、价值观念的扑朔迷离都使这一时期的音乐观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
(一)战争对传统精神的冲击
战争对西方音乐的影响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无数的国家的内战。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使原本非常敏感的文学艺术家的思想变得更加复杂、细腻。战争所带来的悲观以及恐惧的情绪使文学艺术家们开始对这个社会呈现出怀疑以及反叛的态度,他们开始更加关注这个社会的现实与丑陋。这种对“共性时期”的旧秩序的打破在这个极度要求自由与权利的时代其表现的形式也是多变、丰富的。
(二)战争激发音乐创作的“现实性”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社会动荡、矛盾加剧并引起了社会心理的巨大变化。音乐也开始不再表达美与和谐,反而揭露社会的丑陋。于是,一些艺术家提出了真实地表现自己的感觉和情绪的美学观念,他们认为世界性灾难就要来临,人类已经没有希望,他们只相信自己,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心灵才是世界的真实反映,这就是 20 世纪的重要艺术流派――表现主义的创作理念。表现主义通过夸张、扭曲的音乐手法来表现作者内心深处对这个现实性社会的不满,通过尖锐、刺耳、不协和的音响揭露了这个现实社会的“丑陋”。
(三)战争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战争的残害唤醒了民族意识,音乐成为民族救亡的重要工具。加上科技的发展促进了音乐的传播手段,大量民族音乐因素被挖掘加工改造来宣扬本民族的爱国意识,丰富的民间音乐的养料也为音乐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色彩。作曲家创作的材料吸取范围被拓宽,大量的抗战题材的音乐出现并通过必要手段广泛传播。
20世纪是一个科技大发展的时期,工业革命的日新月异为音乐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现实的基础。20世纪上半叶的工业达到了顶峰,接踵而来的信息化社会更是加速了音乐多元化的步伐。
(一)数学与音乐的“边缘化”
科技的发展满足了音乐实验性的可能,作曲家开始描绘各种新的音响来源。20世纪大量作曲家开始用数学来计算音乐,以精确的计算形式构思音乐的结构与发展模式,这种形式的音乐不仅仅是一种音乐音响的审美,更是一种数字游戏。
(二)科技促使对“新音响”的探索
此外还有大量作曲家开始借助科学技术的能量探索新的音响。作曲家开始对原有的传统乐器或者传统音响来源进行改造,如约翰?凯奇的预配钢琴通过在琴弦上以各种方式附加各种装置如螺栓、螺钉、橡皮等物而彻底改变钢琴原有的音色,无声作品《4‘33》更是打破了传统的音响概念,用“只做不弹”与“只做不响”的方式,在钢琴上演奏无声作品。
(三)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与音乐内容题材
内容与题材上的创新与选择的多样性。自然科学、太空、宇宙的抽象的科学概念的普及直接的影响了音乐家的音乐创作。他们深受这些科学成果的魅力所影响,试图在音乐中展现这种科学精神的折射。这类作品在20世纪音乐创作中更是不胜枚举。如《光谱》、《电离》、《计算机素描》等。
20 世纪世界乐坛爆发出来的强大的变革力量,无情地震撼着几百年来构筑起的传统音乐理念大厦,为了能在这样一个多变的时代占有一席之地,作曲家开始疯狂的反叛、创新、实验,直接造就了这个时代多元的音乐现象。
(一)作曲家创新的现实可能――作曲家地位的自由化
音乐家的身份自贝多芬开始进入自由音乐家的地位,音乐脱离赞助制制度。在20世纪音乐家的这种自主性以及自由性得到空前的提高。可能20世纪的音乐家地位并没有像19世纪那样的被世人所追捧,但是在20世纪独特的社会环境下造就的是作曲家对自由的强烈追求。这种对自由以及超越的强烈追求使作曲家的创新意识也有了现实的可能,他们不再依附于保护人的限制。音乐摆脱外在功能而获得的“自律性”引发作曲家获得独立品格的自由身。
(二)作曲家创新意识的反叛性
20 世纪初一批富于创新精神的作曲家有着对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几百年音乐传统观念和创作原则进行根本性突破的决心。在这种决心的驱使下,他们意图对西方整个的音乐传统作出一种“根本性突破”。这种突破体现了20世纪音乐家的反叛性,而这种反叛性不仅仅只针对传统音乐文化,甚至对“新音乐”风格本身也是一种反叛。
(三)作曲家创新意识的实验性
实验性是作曲家创新意识的另一种体现,作曲家在大肆的摧毁了传统音乐原则之后,应该考虑如何建立新的音乐规则形成音乐体系,因此他们就要开始探索如何使音乐在新的条件下得以重建。因此,作曲家开始大胆的进行创新性的实验。作曲家广泛吸收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语言、新的技法、新的工具、新的原则、新的逻辑、新的结构形式等诸多方面力求达到音乐的“新”从而与过去的音乐起到楚汉对垒、泾渭分明的差异。
20世纪音乐以其独特的面貌呈现于西方音乐历史的舞台上,其勇于与传统叫板,勇于用音乐的手段抒发作者对现实不满的呐喊,这是西方音乐历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音乐现象更是西方音乐历史发展中罕见的,为西方音乐现象增添了新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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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指占据一定平面或空间、具有可视形象以供欣赏的艺术。也叫造型艺术、视觉艺术。按照目的可分为两大类,即纯美术和工艺美术两类。“美术”这一名词始见于欧洲17世纪,也有人认为正式出现于18世纪中叶。近代日本以汉字意译,五四运动前后传入中国,开始普遍应用。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20世纪初期“美术革命”思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世纪初期,古老的中国正朝着一个现代形态的社会转换,然而却陷在鸦片战争以来内忧外患的泥淖里难于自拔。这激起了有识之士的忧愤和民众的抗争,在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国人同时感到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种种社会变革与内外争战构成了这段美术史不能回避的社会背景。一批政治家首先向传统文化发起了挑战: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蔡元培于1912年提出将美育列入教育范畴,1917年发表《以美育代宗教》;当年“公车上书”的带头人康有为,于1917年发出了“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的哀叹 ;早期的革命家陈独秀继1917年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之后,又于1919年同美学家吕澂公开地树起了“美术革命”的旗帜 ,“矛头直指传统文人画而引起了震动,并直接导致了中国美术前途论争和画坛格局的变化”。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20世纪初期,中国存在许多值得认真反思与研究的艺术现象,其中之一就是美术思潮的震荡和嬗变,而关于中国画发展的论争更是剧变的美术思潮的重要方面。上述新文化运动中的“美术革命”思潮 就是中国近现代绘画史的重要内容,它集中体现在中国画这个具体的点上,从某种意义上说,“美术革命”也就是中国画革命;它既是在西方文化介入近现代中国文化变革,西方艺术成为现代中国艺术的主要参照系的情境之下发生的,又是中国画自身规律之下新因素的表现与晚清美术渐变的延续;它既是晚清以来追求变革的新派文人共有主张的综合,又把中国画的变革推向新的层次,对其后的中国画以及中国美术的创作和画坛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初期,尤其是最初的30年,“美术革命”思潮促使中国美术由传统美术脱胎,以西方美术为参照,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过渡。
近十几年来,“中国画的现状、前景,中国画的何去何从,再次成为国内美术界争论的焦点。但今天的争论是昨天争论的继续,回顾本世纪前期的争论状况,有助于对今天难分难解的问题作历史的清理。” 这也是本文试图达到的目标吧。
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变革,都是在西方文化介入下发生的,美术变革也不例外。但是“在西方文化汹涌而来之前或与其同时,在中国文化内部,就已经生长着新的,力图使思想、学问面向实际生活,解决实际问题的因素。正是这一因素与西方文化大潮的冲击,共同构成中国文人思考各种问题的前提。” 虽然中国美术以及中国画发展的问题,是19世纪末开始的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何去何从的大问题的小局部,但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也是遵循这种前提的。外来影响与自身变革并行不悖,两者交叉推进、内外合力作用于晚清与民初美术的渐变,而这实际上已经成为“美术革命”思潮的准备,并为20世纪中国美术乃至中国画的大幅度变革提供了基础。
由于中国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北有草原,南有高山,东临大海,西接沙漠),且“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华夏文明,在长期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相并存的文化结构中,一般处于先进地位,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意识”, 近千年来,传统绘画在比较自闭完满自足的独成系统中发展、完善、重复、变化,生活节奏的迟缓,与世隔绝的宁静,又使它有充分的时间来探索完善以达到完美。直至清朝,传统绘画的这种延续摹仿与发展变化并存的特点依然存在:讲究“南宗”风范、崇尚师承的“四王吴恽”成为画坛正宗,至晚清,摹仿者每况愈下,画风日益柔靡,成为躁动的革新派不满并进行改革的对象;与此同时,一批个性强烈、不拘宗派、多以卖画为生的画家如“四僧”、新安诸家、扬州八怪、海派等,形成了相对强调生命感受和自由表现的非正统传统,这不失为中国美术以及中国画从自身寻求的一种变革。其中影响较大的变革是,晚清画坛海派的繁兴以及海派中金石派的跃出,画家融会北魏书风和金石趣味于画学,开创金石派之新风。而“康有为继包世臣的《艺舟双楫》著《广艺舟双楫》,继续倡导碑学,深刻影响近代书坛画界”。
明清以来,画家越来越集中于大城市,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趋势得到了强化,“清王朝和整个帝制的衰落灭亡,使依附于皇室贵胄的画家转靠社会职业或卖画维生;战争、动乱和谋生需求,令一些过着隐居生活或偏远地区的画家进入大城市。画家迅速市民化、职业化和更广泛地商业化。” 而“画家的城市化,使绘画与社会政治有了更密切的关系,画家彼此了解、互相影响的机会多了,水墨画作品的山林之意有所淡化,政治倾向或商业气息变浓;与此同时,伪作和品格低下之作也有了更多泛滥的可能。” 这种 “伪作和品格低下之作” 日后成为了美术革命的对象,如上述美学家吕澂在《美术革命》中就对此提出了批评。
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西方列强的侵略势力不断渗入,西方思想文化也随之涌入中国。不少爱国志士哀叹国衰势弱,对现实感到痛心疾首,产生了“非惟兴中土之学术思想,不足以自强” 的愿望。与此相应,“晚清学术思想领域的一大变化,是今文经学的兴起,经世致用思想取代考据义理之学,跃升为儒学的主流。”于是各种具有实际社会意义的专门知识成为儒学经典的补充,文人所了解和关心的领域也前所未有地扩展了;“经世致用”本是儒家思想的传统,但晚清的“经世致用”思想却突破了这一传统,“由个人的修养向集体成就,由道德、行政上的改良向制度、文化的变革发展。” 自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期,晚清文人由此出发,从枪炮战舰到思想文化对传统作全面检讨,弃旧图新、“师夷之长以制夷”的主张,由自然科学、政治体制扩展到了思想文化及教育制度。
美术也被纳入“宜师泰西之长而成其变”的一个方面。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新派文人从“师夷制夷”的角度介绍西方美术和西方美术教育,如郑观应、薛福成、王韬、彭玉鳞、马建忠等人,在介绍西方先进文化时,都曾提及欧洲绘画及源流,欧洲教育制度中的美术院校(称之为“丹青院”)、博览会、美术馆(称之为“炫奇会”、“赛珍会”) 的设立。在介绍之外,此时也拉开了留学生出洋学美术的帷幕:最早的是1887年李铁夫留学英、美,此后较早的有1905年李叔同、曾孝谷留学日本,1907年李毅士留英,1915年之际台湾美术家黄土水、刘锦堂(王悦之)留日等 。20世纪初期,早期留学生陆续回国,改变了中国美术的原有结构,他们成为传播西洋美术的有生力量。而西方美术的引入又刺激中国美术由传统转为近现代形态,并成为中国美术变革的主要参照系。
从清末的“洋务派”到“维新派”,都相对重视西方模式的学校,于是,兼授中西两科的新式学堂在各地兴起。在西方美术的刺激下,新式美术学校(系科)逐渐建立,而它建立后又成了西方美术的中心,并对传统美术的传授方式、学习内容、生员来历及去向等方面产生深刻影响。1898年,一些城市的新式学堂仿照日本教育,开设图画手工课。1902年,清廷准予高等小学堂和中等学堂开设图画、习字课。1906年,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创立于1902年)图画手工科正式招生,掀开了现代美术乃至中国画教育的序幕;辛亥革命后,各地相继出现了私立和公立美术学校 。这些学校的课程设置,大约包括素描、油画、雕塑、工艺美术、水粉画、水彩画和中国画(又可分为人物、山水、花鸟),加上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和美术理论,其主要方面已不是民族的和传统的,而是西方的、外来的,其教育制度与方式方法,亦基本采自日本或西方 。
“古代中国的美术教育方式是师徒传授。师徒关系以传统的人际关系为准则,都打着血缘亲族宗法制的烙印。加上相当封闭的艺术生产方式,就使得以师承联系起来的艺术群体与个体具有保守、因循的特征,严重地扼制了传统美术的革新与艺术家的创造性。” 学校教育不明显同于传统的师徒传授:它往往综合或兼学中西美术,其师资也不限于一家一派,它把传授知识技能视为一种社会事业而与社会有了更多的联系,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从属性、封闭性的宗法师徒关系。美术学校逐渐成为艺术运动的中心,成为各种艺术思潮、流派与风格的策源地与传播中心。
“近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引入,经历了‘夷务’→‘洋务’→‘西学’→‘新学’几种称呼不同的阶段。从贬义性的‘夷’到尊重性的‘新’,三字之易,反映着深刻的思想变革过程。” 1840年西方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以后,西方的自然科学、政治体制及文化源源不断地向古老的东方帝国涌来,国人在不对等的前提下,直面另一个新鲜的异质世界。然而国力的衰微使时人在文化鉴赏上的勇气和自信也随之锐减。此时的文人画也随之失去了“明末清初西洋画初次传入时那种居高临下的自信力量” ,而遭遇到了来自异己的威慑力。“任何一个外来因素的闯入,实际上都是一种威胁。近一个世纪以来,传统绘画所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由于‘外来因素的闯入’而使其不断受到威胁并在中国画坛逐渐失去正宗地位的历史。” “不言而喻,接受外来影响是以民族流行艺术的消弱为代价的。民族艺术的消弱叩动着民族自尊心并酿成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在民族艺术自身被摇撼的趋势下,不得不主动起来完成美术的革命。”
严格说来,“美术革命”的最早倡导者并不是我们比较熟知的吕澂与陈独秀,而是作为近代资产阶级维新运动领袖及思想家的南海老人康有为(1858—1927)。康有为在1898年戊戌维新变法失败后出国流亡游历欧洲,尤其是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游历意大利时形成“吾国画疏浅,远不如之。此事亦当变法” 的国画变法思想的雏形;继而在参与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躲入美国公使馆,五个月不敢出门,“闭户端居,无所事事,乃书写画目,聊以自娱”,根据从上海家中邮来的藏画目,“在长卷宣纸上书写出一部近1.5万字的《万木草堂藏画目》,共列出他所藏的中国画388目” ,并在藏画目序中,思考传统中国画的弊端问题,发出震撼人心的“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的感慨,提出变革中国画的思想。
1、家世影响及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
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又名祖诒,1858年3月19日(咸丰八年)生于广东省南海县的一个聚族而居的封建地主官僚大家庭。“康氏家族的祖祖辈辈,多是清朝政府的地方官吏,更多的人是从事儒学的研究和传播的教职” ,康有为可谓出生书香门第、教育世家。康家这种重视和从事教育的传统,对康有为影响深远,不仅成为他发动维新运动的重要杠杆:1888年(光绪十四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变法失败后,于1891年在广州开办长兴书舍(1893年改名为万木草堂,1898年戊戌政变时被清政府下令封禁),从事教育、创新学风以培养维新人材;在维新变法时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而且使他终身好为人师,桃李满天下,连现代美术教育史上两位大家:徐悲鸿和刘海粟,都对康有为执弟子礼并深受其影响 。
虽然康有为生当封建社会的末世,中国面临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奇变,但他出生在教育世家,幼时家里人就抱着他看画识字,于是康有为从有记忆和发蒙起,就耳濡目染于封建文化的熏陶。得益于此,康有为自幼酷爱书画,书法自成一家,以《广艺舟双楫》为代表的书法理论造诣尤其深湛。与书写《万木草堂藏画目》的背景相似,1889年康有为在第一次上书变法失败后隐身于北京的南海会馆的“七树堂”汗漫舫,洗心蛰居,闭门谢客,“老树蔽天,日以读碑为事”,用了十七天“乃续包慎伯为《广艺舟双楫》焉。” 如前所述,《广艺舟双楫》力倡碑学,影响深刻。
此外,少年康有为则受其“笃守程朱之学,纯德行,重器识,敦行谊,而薄浮华” 的祖父康赞修影响最大,从8岁起跟随祖父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而且祖父性喜游览,康有为一生游览成癖,恐怕与这位“导游”大有关系。
从1874年(同治十三年)17岁的康有为第一次接触介绍西学的书,到1879年(光绪五年)22岁的康有为遇上其政治启蒙导师张鼎华,西方的文物制度和政俗习惯开始吸引他的视线;从1879年底香港之行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而思想产生变化,到1882年“十里洋场”——上海之游引起历史反思而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艰苦历程;从1888年深感中法战争马尾海战之痛而第一次上书请求变成法,到激愤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割地赔款之耻而“共车上书”(第二次上书)震动京师; 至1898年康有为前后十年七次上书逐渐形成以君主立宪为主的维新变法救国方案,而且维新变法成为其终生的目标,从政治推广到文化艺术,国画变法即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2、国画变法思想的雏形——康有为《意大利游记》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戊戌维新变法失败,康有为在光绪帝和英日政府的帮助下逃离清政府的捕杀,开始了“流离异域一十六年,三周大地,遍游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路,一生不入官,好游成癖” 的考察生活。“其考察着重于各国政治风俗;及其历史变迁得失,其次则文物古迹。” 因为康有为认为“古物存,可令国增文明。古物存,可知民敬贤英。古物存,能令民心感兴。” 当然他对文物古迹的考察,必不可少也包括了对画院、博物馆、宫殿故居等地的考察。康有为“两年居美、墨、加,七游法、九至德、五居瑞士、一游葡、八游英、频游意、比、丹、那各国”,虽然“考其政治为其专业” ,但对各国的艺术也是深有感触,尤其是对——“意人之尊艺术至矣,宜其画学之冠大地也”, 而且他也频频游历的国家——意大利的感触颇多,便于1904年冬(光绪三十年)写下了《欧洲十一国游记第一编·意大利游记》,并于1905年出版初版《南海康先生著欧洲十一国游记第一编》。
康有为不仅是名书家,还是一位书画收藏家。他自语“性癖书画”,戊戌变法前已收藏了许多历代名画,变法失败后尽被抄没。在流亡海外16年期间,“复搜得欧美各国及突厥、波斯、印度画数百,中国唐、宋、元、明以来画亦数百”。 康有为认为,“地球画院,以罗马为最多最精妙”, 而“罗马画为全欧第一。” 所以1904年康有为游历欧洲十一国,参观画院与博物院数十家,尽观欧洲古画,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神妙迫真的名迹对他的震动颇大,以至于参观罗马博物院藏画处时发出了“吾国画疏浅,远不如之。此事亦当变法”的感叹,认为中国画疏浅失真,远不如油画逼真,这不仅关系中国文明的进步,而且改进画法也与振兴工商业有内在联系:画“非止文明所关,工商业系于画者甚重,亦当派学生到意学之也。” 这种论调使我们能立刻联想到康有为在戊戌维新中的变法口号。可见此时康有为要求变法维新、学习近代文化的思想和戊戌时并无两样,在政治上他如此,在绘画上他也如此。
康有为游历意大利时,观赏最多并为之倾倒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拉斐尔(Raffaello Sanzio,1483—1520)的油画,以至于他每到一地必先入画院,入画院必先觅拉斐尔的画而观之。他在参观罗马教皇梵蒂冈皇宫中拉斐尔所作的四组壁画后写道:“拉飞尔是意大利第一画家,在明中叶,当西千五百五年,至今四百年矣……游意大利遍见之,凡数千百幅,生气远出,神妙迫真,名不虚也。” 康有为认为拉斐尔“开创写生之功”,“其生香秀韵,有独绝者”, 有如王羲之的字,李白的诗,苏东坡的词,清水照芙蓉,自然天成,甚至以《怀拉飞尔画师得绝句八》总结拉斐尔的画以及他对拉斐尔的倾倒:
画师吾爱拉飞尔,创写阴阳妙逼真。色外生香绕隐秀,意中飞动更如神。
拉君神采秀无伦,生依罗马傍湖滨。江山秀绝霸图远,妙画方能产此人。
生死婚姻居室外,画图实景尽游之。弟妹子妻皆写像,同垂不朽画神奇。
拉飞尔画欧人重,一画于今百万金。我已尽观千百幅,灵光惝恍醉于心。
拉飞尔画多在意,意境以外不可觅。只有巴黎数幅存,环宝珍于连城璧。
拉飞尔画非人力,秀韵神光属化工。太白诗词右军字,天然清水出芙蓉。
基多连腻本画师,妙笔于今亦具存。终是出蓝能变化,拉飞尔作纪新元。
罗马画工兼石刻,精微逼肖地球无。最传秀气拉飞尔,曾见红闺合乐图。
从中可见,康有为醉心的是拉斐尔画的阴阳逼真、秀韵神光、精微逼肖、以形写神的写实之法、写生之功。为何康有为会心醉于斯,而认为“吾国画疏浅,远不如之”呢?他把拉斐尔与同时代的中国画家进行对比,得出了其中的缘由:“基多利腻、拉飞尔,与明之文征明、董其昌同时,皆为变画大家。但基、拉则变为油画,加以精深华妙。文、董则变为意笔,以轻微淡远胜,而宋元写真之画反失。彼则求真,我求不真;以此相反,而我遂退化。若以宋元名家之画,比之欧人拉飞尔未出之前画家,则我中国之画,有过之无不及也。印度、波斯千数百年之画,吾在加拉吉打画院见之,板极远不如我。阿拉伯、土耳其之画,稍过波斯、印度,亦不能比我宋元名家。故以画论,在四五百年前,吾中国几占第一位矣,惜后不长进耳。” 我们不难发现,“求变”与“求真”的精神在康有为思想中的深层积淀。
康有为在意大利游历所得出的上述不少观点在13年后(1917年)的《万木草堂藏画目》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这可谓是他国画变法思想的雏形。如果说康有为在流亡时遍观各国之画,尤其是欧洲油画,给人以地域空间辽阔的横向对比之印象,那么民国六年(1917年)冬,他在美国驻华公使馆的美森院所作的《万木草堂藏画目》对中国古代及近代绘画的评论,则给人以历史时间的纵深感。
3、国画变法——《万木草堂藏画目》
如前所述,1917年康有为是在参与借以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丁卯复辟” 失败后,躲入美国公使馆书写《万木草堂藏画目》的。在称谓上,此时的康有为已非当年的变法勇士,而成了被抛在时代之后的保皇党。虽然保皇党与维新斗士是完全不同的形象,但是在康有为身上却成了统一体,因为他的内在心理类型是一致的——仍然是求变求真而不是封闭保守的,他的政治主张的内核是不变的——仍然是君主立宪及虚君共和制,在这方面,他完全不同于主张完全恢复清朝旧制的张勋。从另一方面来说,康有为毕竟是受过封建正统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的士大夫座右铭,使其历经沧桑,九死一生也不能忘情于光绪帝的特达之恩——戊戌政变前夕,光绪帝亲写密诏叫康有为“迅速外出,不可迟延”,并叮嘱他“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 总之,保皇与复辟是康有为对近代政治社会判断失误所采取的立场,而变革图新才是他意识中深深根植下来的“本能”。“虽然从一般意义上说,康有为这样的形象在生活中常常是不讨人喜欢的异己者,但是他却是社会发展转型时所需要借助的力量——无论是作为牺牲品,还是作为偶像。”
当然,《万木草堂藏画目》中康有为对近世之画的批判并不完全是政治式的,也不仅仅是立足于使用“变法”这个方法武器而已,如果仅仅如此,它决不会在绘画史上产生这么深远的反响。《万木草堂藏画目》名为画目,实际上评论的文字却占了很大的篇幅,不妨说是康有为的绘画理论著作,与其书法理论著作《广艺舟双楫》可称姐妹篇。《万木草堂藏画目》前有序,后有跋,中间分论历代绘画,其中序言是康有为变革中国画的主要观点所在,通观《万木草堂藏画目》,我们可以发现本文与康有为《意大利游记》是一脉相承的,以及他在世纪之交现代主义兴盛前游历西方的影响匪浅。作为名书家和书画收藏家的康有为,对近世中国画怀有深切的忧患意识,对中国绘画的命运表示了极大的关注,编著这本画目正是立足于对中国绘画历史的考察与反省以振兴中国明清以来衰败的画学。
康有为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由画论之谬也。请正其本,探其始,明其训。” 将中国画近世衰败的根源归咎于“近世以禅入画”、“弃形似”、“倡士气”的绘画思想、观念即画论的误导;并引据古代注重绘画存形叙事、劝善戒恶诸功能的画论,指出“画以象形类物”,“非取神即可弃形,更非写意可忘形也”;进而康有为点明振兴画学的意义——“今工商百器皆籍于画,画不改进,工商无可言。”正与上述他在罗马观画时指出的,画事“非止文明所关,工商业系于画者甚重” 相呼应。可见康有为在“性癖书画”之外,还时时抱有“经世”的抱负。
通观康有为在全文范围内提出变革中国画的主张,其中既有古的参照系又有洋的参照系,概括起来有两方面:
其一:以古为参照,主张“以复古为更新”。所谓“复古”是要复唐宋绘画之古,复院体、界画之古,以更新元代以来专贵士气写意的画学正宗。他认为中国近世之画所以衰败是由于攻界画、摈画匠,而士大夫作画“率皆简率荒略,而以气韵自矜”,不能“尽万物之性”。“专贵士气为写画正宗,岂不谬哉?今特矫正之:以形神为主而不取写意,以着色界画为正,而以墨笔粗简者为别派;士气固可贵,而以院体为画正法。庶救五百年来偏谬之画论,而中国之画乃可医而有进取也。”
其二:以洋——欧洲古典写实为参照,认为写实之法“遍览百国作画皆同,故今欧美之画与六朝唐宋之法同”,主张吸取西画写实之法,“合中西而成大家”,“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 。如前述,康有为曾“遍游欧、美各国,频观于其画院” ,频频醉心于西方尤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古典写实的绘画与雕刻,对拉斐尔更是赞赏有加,而且欣赏之余多有收藏,如其家中就收藏有拉斐尔、提香、米开朗基罗和米勒的复制品 ,此时康有为仍十分推崇欧画写形之精,反复强调“合中西”,以西画之长补国画之短,肯定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改学西画的趋势,推崇郎世宁。他的这一思想对其两位入室弟子——徐悲鸿和刘海粟都产生过影响。
以复古更新和古典写实为参照,康有为如此分论历代绘画:对六朝唐宋绘画大加赞赏,认为“唐画以写形为主,色浓而气厚,用笔多拙” ;五代画“有唐之朴厚而新开精深华妙之体”;宋画“出而集其成,无体不备,无美不臻,且其时院体竞其新,甚至以之试士,此则今欧、美之重物质尚未之及。”在考察欧美十五世纪前之画或皆神画少变化或板滞无味的基础上称赞“宋人画为西十五纪前大地万国之最”。他指出“中国自宋前,画皆象形,虽贵气韵生动,而未尝不极尚逼真。院画称界画,实为必然,无可议者。今欧人尤尚之”这一唐宋绘画与欧美古典绘画中写实重形的共同点,并以此批判元代以来文人画的范山模水、萧条数笔和国朝画的摹写四王、味同嚼蜡。
需要指出的是,当初康有为游历西方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根据他所写的游记可以看出他所看到的是西方写实绘画的盛况,而没有更多关注现代主义的萌芽,因此判断当时世界画学趋势是写实的;而在《万木草堂藏画目》写作的1917年,虽然现代艺术方兴未艾,但是这并未转移康有为关注写实绘画的视线,除了早年游历印象深刻外,应还有原因:康有为在书论上推崇六朝碑版,尤其是“雄奇角出”的魏碑;对刘海粟“阔厚雄奇”的画也赞赏有加;其尊碑而贬帖,尊六朝唐宋画而抑元明清国朝文人画,有着内在一致性;“除了审美个性之外,似乎与他重变革、渴望力之美的心理要求也有一定联系。”
关于如何发展中国画,如何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康有为没有更多切合实际的方案,而旨在恢复“逼真”、“象形”的绘画传统,但他毕竟指出了时弊,发出了变革的呼声,提出了这一紧迫的问题。由于康有为的观点并未立即公开发表,只是存之于翌年(1918年)出版石印本的个人著作《万木草堂藏画目》中,自然不易迅速造成文化意义上的广泛影响。但鉴于他较高的社会地位与学贯中西的声望,鉴于其著作的流传及其弟子的继承发展,其中国画变革的影响应是深远的。
而作为“文化意义”的广泛影响,1919年1月15日第六卷第一号《新青年》 上,吕澂、陈独秀以书信方式抛出的“美术革命”言论不容忽视。陈独秀本身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身先士卒的猛将,这使得他的任何举措(包括在绘画中的言行)都被赋予了一种浓郁的文化涵义。更重要的是他与吕澂的文章不是收诸文集、藏诸名山、密不示人,而是发表在公开的刊物上,而且这个刊物有是赫赫有名的《新青年》。凭借《新青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巨大的号召力,其所发表的以中国画为主的美术革命的号召,对美术界产生了震荡,使中国画在当时整个文化视野中骤然成为焦点。
吕澂(1896—1989),亦名渭,字秋逸,或作秋一,号秋子,江苏丹阳人,著名美术家吕凤子的三弟,现代著名佛学家、美学家、艺术史家。吕澂20岁时“为谋生计”,“自费到日本学习美术” ,因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愤慨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乃翌年罢学回国,应刘海粟之邀,入私立上海图画美术院任教务长。受新文化思想的影响,1918年12月15日 吕澂致函《新青年》提出“美术革命”。
吕澂在《美术革命》开篇即称:“记者足下贵杂志夙以改革文学为宗,时及诗歌戏曲;青年读者,感受极深,甚盛甚盛。窃谓今日之诗歌戏曲,固宜改革;与二者并列于艺术之美术尤亟宜革命。且其事亦贵杂志所当提倡也。” 认为当时《新青年》已经掀起了影响广泛的文学革命,并波及到诗歌、戏曲革命,作为艺术成员的美术也不应被遗忘,希望《新青年》杂志能接着展开美术革命的讨论,并以当年意大利诗界首先掀起未来主义而以美术影响最大为例,认为“文学与美术,皆所以发表思想与感情,为其根本主义者惟一,势自不容偏有荣枯也。我国今日文艺之待改革,有似当年之意。而美术之衰弊,则更有甚焉者。” 不过吕澂在文中所指的“美术”,已不同于蔡元培早年说的包括“文学、音乐、建筑、雕刻、图画等科” 的“美术”,更不同于时人所蒙昧的“一切工巧为艺术”,他将艺术和美术作了区别,认为凡物象为美之所寄者,皆为艺术(Art),其中绘画、雕塑、建筑三种具有一定形体于空间,可称为美术(Fine Art),接近于今日美术的范畴。
吕澂的文章着重批评现状,以绘画为例指出当时美术之弊:“自昔习画者非文士即画工;雅俗过当,恒人莫由知所谓美焉”;虽然“近年西画东输,学校肄习;美育之说,渐渐流传”,但是“俗士骛利,无微不至,徒袭西画之皮毛,一变而为艳俗,以迎合庸众好色之心”;特别批评了上海仕女广告画“面目不别阴阳,四肢不称……盖美术解剖学,纯非所知也。至于画题,全从引起肉感设想,尤堪叹息”,任其发展将使世人丧失“美情”与“正养”,思想变为卑鄙龌龊;而“似是而非之教授,一知半解之言论”也是“贻害青年”不浅。由此吕澂大声疾呼美术革命:
“我国美术之弊,盖莫甚于今日,诚不可不亟加革命也。革命之道何由始?曰:阐明美术之范围与实质,使恒人晓然美术所以为美术者何在,其一事也。阐明有唐以来绘画雕塑建筑之源流理法,(自唐世佛教大盛而后,我国雕塑与建筑之改革,也颇可观,惜无人研究之耳)。使恒人知我国固有之美术如何,此又一事也。阐明欧美美术之变迁,与夫现在各新派之真相,使恒人知美术界大势之所趋向,此又一事也。即以美术真谛之学说,印证东西新旧各种美术,得其真正之是非,而使有志美术者,各能求其归宿而发明光大之,此又一事也。使此数事尽明,则社会知美术正途所在,视听一新,嗜好渐变,而后陋俗之徒不足辞,美育之效不难期矣”。
简言之,吕澂的美术革命思想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阐明美术的范围和性质特点,二是了解中国古代美术的源流,三是把握欧美当今美术的发展趋势,四是通过研究中西美术的优缺点后,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当代美术。” 应该说,作为美学家及艺术史家的吕澂,其美术革命思想是较全面、系统而富有启发性的。虽然吕澂以批评当时中国美术的种种弊端为起点,但是他的美术革命道路却是富有远见的。
1、 陈独秀与美术有关的身世及学识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号石庵,安徽安庆人,幼年丧父,随严厉的封建家长即其祖父陈旭章学四书五经,五岁时过继给无子嗣的叔父陈衍庶。而陈独秀的嗣父即陈衍庶1875年中举人后官运亨通,发家致富,不仅广置地产,而且爱好收藏名家真迹和古玩,在北京、沈阳、杭州、安庆等地开设崇古斋古玩铺等商店 ;他同时是位画家,“一生酷爱书画,自号石门渔隐、石门湖叟,并以邓石如、刘石庵、王石谷、沈石田为师,斋名‘四石师斋’。他书宗汉隶、画工山水。最嗜‘虞山派’,所仿‘青绿’,几近乱真,凡应所属,均临王画代作。因其善摹‘清晖’而名震皖江,造诣与同邑姜颖生比肩。” 陈独秀在嗣父同时又是养父的陈衍庶身边长大,上述陈衍庶的书画造诣及历代名迹收藏对他有相当大的影响,是他深厚艺术素养的基础。
在美术上给陈独秀影响的还有嗣父周围的画家圈。“除后来成为山水名家和篆刻名家的萧逊(谦中)、潘勖等弟子外,陈、姜两家在晚近之时还结为秦晋。陈衍庶二侄女(陈独秀的二姐)嫁姜颖生之侄姜超甫,作为陈独秀姐夫的姜超甫同样是位有声一隅的画家。”③此外,教陈独秀读书的胞兄陈庆元也得陈衍庶亲传而善丹青。当然,他们都是继承家学,受授“王画”衣钵的。可以说,在青少年时,陈独秀生活在画家的圈子里,甚至是生活在“四王”的画风中,惯见嗣父等人染翰挥毫,又常常家中所藏历代书画,朝夕濡染,陈独秀对文人画(尤其是“四王”之画)乃至整部画史轮廓有相当丰富的感性认识和比较深刻的理性审思。
虽然陈独秀颇有条件成为画家,但他倔牛犟顽强,富有叛逆精神的性格却使他走向了关心国事,积极参与救国的道路。早年陈独秀读经背书时以倔强的沉默对抗嗜吸鸦片的祖父的棒打,青年陈独秀受康梁维新派的影响,痛感国家贫弱以救国为志向,由于维新运动的失败而转向从事革命活动;思想日新月异的陈独秀逐渐不满封建家长包办的婚姻而与原配高晓岚(没有文化、墨守成规)的同父异母妹,曾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思想新颖的高君曼同居;这一切使被认为大逆不道而一意孤行的陈独秀与作为封建家长的嗣父逐渐水火不容,几近决裂,形成难以释解的“仇父情节”。此后陈独秀没有循嗣
父的方向操弄画笔,而是以更多的精力从事从政治到文化的革命实践,其中很重要而影响深远的一项就是陈独秀于1915年9月15日创刊《青年》杂志(次年更名为《新青年》),并由此拉开新文化运动的帷幕。
此外,应指出的是,陈独秀虽然没有循嗣父的方向成为画家,但他却是“由小学而重视书法”,并且“颇有美术造诣的书家”; 虽然早年厌恶举子业,却也熟读书经,国学根底颇深,擅长诗歌、汉文字学;深厚的美术素养及其广博的学识成为其倡导“美术革命”的思想基础。而19世纪末他在杭州求是书院学习英、法文,并接触西方文明和现代自然科学知识,20世纪初赴东瀛后,对法兰西文化富有浓厚的兴趣,对他后来以科学的态度改造中国美术也有很大影响。
2、陈独秀的美术革命思想及分析
陈独秀的美术革命思想是在1919年1月以回复吕澂提倡“美术革命”的信函的方式提出的。他按照吕澂的希冀,使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载体——《新青年》杂志“用其余力,引美术革命为己责” ,在与吕澂文章的同一期(1919年1月15日第六卷第一号)《新青年》上发表了《美术革命——答吕澂》。
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开创者与负责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推出文学革命、支持戏剧改良 之后,对医学和美术“亦久欲详论” 。陈独秀对吕澂《美术革命》一文,“不胜大喜欢迎之至”,随即应答之,将他对绘画的意见发表出来,而着重以改良中国画为主,明确指出“革王画的命”,并以西方的写实主义来改良中国画,他说:“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 如上述陈独秀对文人画乃至整部画史轮廓是有相当丰富的感性认识和比较深刻的理性审思的,尤其对“四王”之画更是有深切的了解,他说:“我家所藏和见过的王画,不下二百多件,内中有‘画题’的不到十分之一,大概都用那‘临’、‘摹’、‘仿’、‘抚’四大本领,复写古画,自家创作的,简直可以说没有;这就是王派留在画界最大的恶影响 。” 他肯定绘画中的创作的因素和写实的技能,认为“绘画虽然是纯艺术的作品,总也要有创作的天才,和描写的技能,能表现一种艺术的美,才算是好”。因此,陈独秀比较满意南北宋及元初的工笔写生作品,认为“那描摹刻画人物禽兽楼台花木的工夫还有点和写实主义相近”;斥责此后学士派开始鄙薄院画,专重写意,不尚肖物,“这种风气,一倡于元末的倪黄,再倡于明代的文沈,到了清朝的三王更是变本加厉”;认为王石谷的画是“倪黄文沈一派中国恶画的总结束”,“倒是后来的扬州八怪,还有自由描写的天才,”但社会上却看不起他们而盲目崇拜王画为画学正宗,“若不打倒,实是输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最大障碍”。
为何陈独秀把写实主义作为改良中国画的根本方法,认为像文学必须用写实主义一样,“画家也必须用写实主义,才能够发挥自己的天才,画自己的画,不落古人的窠臼”呢?这是有其思想基础的。
陈独秀认为现实主义是近世欧洲之时代精神,他在1915年10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一卷第二号上撰文《今日之教育方针》,指出“唯其尊现实也,则人治兴焉,迷信斩焉:此近世欧洲之时代精神也。此精神磅礴无所不至:见之伦理道德者,为乐利主义;见之政治者,为最大多数幸福主义;见之哲学者,曰经验论,曰唯物论;见之宗教者,曰无神论;见之文学、美术者,曰写实主义,曰自然主义。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现实主义,诚今世贫弱国民教育之第一方针矣。” 陈独秀这些观点具有唯物论的因素,他把现实主义的思想方法见之于文学美术时,表现为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并把写实主义作为发展中国画的方法,由重理想到重现实,“召唤一个在宋元以后中国艺术中失去了的入世精神” ,让“一切思想行为”根植于“现实生活”之上,尤其是在“今世贫弱”的内忧外患的时代。
此外,“陈独秀把批判旧艺术,输入洋画的写实主义,看成为既是提倡赛先生之科学精神的表现,也是发展中国画的需要” 。他在发表《美术革命——答吕澂》的同一期《新青年》(1919年1月15日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他说:“要维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维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要反对旧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由此,陈独秀就将反对旧艺术、旧文学,提倡写实主义,当作拥护西方科学与民主的前提,当作铲除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推进社会进步的举措。而“美术革命”中“革王画的命”就是其中反对旧艺术的一个环节。
1、康有为与陈独秀之比较 ——同
“陈独秀之与美术‘革命’,犹如康有为之与中国画‘变法’。作为变法维新的主将,康有为把他所关心的种种问题都引向‘变法’;作为文学革命的主将,陈独秀把‘革命’推向一切文化领域。但‘变法’与‘革命’不是康陈的始创。‘文学革命’之前,已有黄遵宪倡导的‘诗界革命’,梁启超对此进一步阐发,并提出了‘小说界革命’”。 康有为与陈独秀的变革对象都集中在中国画这点上,都推崇唐宋,贬低明清;都批判文人写意画传统,赞赏西洋写实;都宣扬自由创作,批判因袭摹古。虽然当时两人政见不同,但是主张 “宜取欧画写形之精,补吾国之短” 的康有为,与认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 的陈独秀不约而同地站到了一起,只不过当时蜕变为保皇党不主张革命的康有为态度较温和;而作为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领袖的陈独秀态度更为激烈,方法更为极端。
此外应说明的是,持有类似看法的远不止康陈两人,在此之前,蔡元培、陈师曾、鲁迅等人都发表过类似的看法。如:1907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就有“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帮” 的理想,对传统文化失望,并翼求西方之美术为拯救中国艺术;1918年10月22日,既是北京大学校长又是美学家的蔡元培在北大画法研究会上这样演说道:“中国绘画始自临模(摹),外国绘画始自实写。……西人之重视自然科学如此,故美术亦从描写实物入手。今世为东西文化融合时代。西洋之所长,吾国自当采用。……又昔人学画,非文人名士任意图写,即工匠技师刻画模仿。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的方法贯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据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 ;陈师曾也在1919年羡慕西画写实之精,认为“我国山水,光线远近,多不若西人之讲求,此处宜采西法补救之。” 应当说,康陈的看法代表了20世纪初期追求变革的一代文人的共同心声,而非个人一时心血来潮的观点。
2、吕澂与陈独秀之比较 ——异
陈独秀的文章是答吕澂的来信的,虽然双方都对美术现状不满,在“美术革命”方面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具体的立论、视角、方法却是大相径庭:吕澂集中批判那些把引入西画时肤浅、趋利、变形、扭曲的庸俗化倾向,尤其是上海的新仕女画,对中西古今传统则采取一种比较公允客观、不偏中西而求其真正的态度;而陈独秀虽然也同意吕澂的观点,认为上海新流行的仕女画与男女拆白党演的新剧,和不懂西文的桐城派古文宗译的新小说,是一母所生的三个怪物,“要把这三个怪物当作新文艺,不禁为新文艺放声一哭”,但他只在文末提了一笔。陈独秀集中攻击学士派的写意文人画和王画,而高倡引入西方写实主义,几乎把“洋画写实精神”作为变革中国画的唯一途径。他的“美术革命”口号与构想粗涉皮毛而未深入,态度强烈而缺乏分析,批判性强而说理性不够。
由此可见,“美术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但在当时,正是新文化运动兴盛,人心思变的1919年,欧化主义思潮方兴未艾,而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想正随着社会的呐喊迅速渗透到大众社会的各个角落。历史规定性起了作用——没有新文化运动,“美术革命”的口号就提不出来,也不会有《新青年》与陈独秀的尖锐批判。平心而论,吕澂兼顾两极比陈独秀的只执一端在学术上要全面得多、深刻得多。
20世纪初期,“美术革命”思潮的影响一般来说集中在美术界。康有为的国画变法思想主要集中在个人著作中,吕澂、陈独秀的美术革命思想主要集中在1919年《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的两篇书信体文章,约三千字外,没有再发表过正式的论文,《新青年》上也没有再发表文章加以讨论。但是,由于美术革命的“对象是几百年来文人士大夫的绘画传统,以及清末和民国初年绘画中存在的弊端,其目标是要创造新国画,况且其中有一部分属于学术问题,因而美术革命面对的困难是相当大的”; “美术革命”思潮所提出的变革中国画的问题,成为遗留的历史问题;中西文化的撞击、交融仍在持续,观念形态的变革也将长久进行下去,因此“美术革命”的影响也将是深远的。事实已经表明,20世纪初期,“美术革命”思潮提出的任务,今天到了21世纪初期亦未得到满意的解决。
康有为、吕澂、陈独秀的美术革命或国画变法思想,基本上限于绘画,尤其是在中国画,当然也包括对西画的学习、模仿、创造。吕澂在文章中虽然提出了应对唐宋以来的雕塑、建筑加以研究,但并没有把雕塑、建筑作为“美术革命”的实际内容。如上述,美术革命集中在中国画的革命、改良问题上,因而在20年代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画改良问题的大讨论。首倡国画变法的康有为,及首倡美术革命的吕澂、陈独秀,后来都由于从事别的工作,如康有为与陈独秀以政治为中心,前者作为保皇党坚持变法救国反对革命救国,后者主张革命救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而吕澂则更多地从事美学与佛学的研究;他们分散了精力,转移了视线,几乎没有再专门对美术革命发表比较系统的文章来阐述、深化其美术革命思想。“但他们提出的中国画变革与发展、创新的问题,在美术界引起了震荡,其思想被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高剑父等人加以传承和发展”。
就康有为而言,他先后两次提出国画变法,但都是在个人著作中,其国画变法的影响与其个人的影响力以及其弟子的传承和发展是分不开的。康有为在书写《万木草堂藏画目》前后认识徐悲鸿、刘海粟,并收他们为学生,对他们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1916年,年轻迫于生计的徐悲鸿为“仓盛明智大学” 画创始文字的仓颉像时认识康有为,并受到当时任教于此的康有为的赏识,成为他的拜门弟子 。康有为常把珍藏的中外名画给徐悲鸿观赏、借鉴,并鼓励他到日本去考察那里的新画风和新画派 。1917年5月徐悲鸿赴日本前夕,康有为挥笔题词“写生入神”,款署“悲鸿仁弟,于画天才也,书此送其行” 。1917年11月,徐悲鸿返回上海,12月,徐悲鸿持康有为的介绍信(包括北大校长蔡元培)赴北京。可见,在此年冬康有为手书《万木草堂藏画目》之前康有为已把其中推崇写生、肯定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改学西画的趋势等精神传授给徐悲鸿,至于其它部分,康有为也很有可能谈给徐悲鸿听。1918年3月徐悲鸿被蔡元培聘为北大画法研究会的导师,5月14日徐悲鸿在北大画法研究会讲演《中国画改良之方法》,次文于1918年5月23日—25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1920年6月,北京大学的《绘学杂志》转载此文,改题为《中国画改良论》,此文由演讲、发表到转载,在艺坛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
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之方法》,是与康有为、吕澂、陈独秀关于美术革命和中国画改良的文章在先后三年中发表的,应属同一时期。徐悲鸿与康有为、陈独秀一样,认为“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 ,对当时中国画充满忧患意识;用历史的观点来比较当今中国画和古代中国画的优劣;用西画来比较中国画的长短;主张以“实写”改良中国画。由此可见,徐悲鸿受康有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而且他进一步发展改良方案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曾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徐悲鸿在此后的国画创作、教学与理论讨论中逐渐地发展《中国画改良之方法》中的观点,扩大了“美术革命”思潮的影响。
1922年,康有为参观“天马会” 举办的画展时,因赏识刘海粟“老笔纷披、气魄雄厚”的油画而认识刘海粟。康有为请刘海粟欣赏家中收藏的欧洲名画和中国历代绘画佳作,并收其为弟子,主要教授刘海粟书法,还特地送给刘海粟一本《万木草堂藏画目》以供临摹。此外康有为还把自己中国画变法的思想传授给刘海粟,并对他寄以厚望:“全地画莫若宋画,所惜元明后高谈写神弃形,攻宋院画为匠笔,中国画遂衰。今宜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吾国之短。刘君海粟开创美术学校,内合中西。他日必有英才,合中西成新体考其在斯乎?” 刘海粟对康有为颂扬院画不敢苟同,但对康有为希望画家吸取中西画之长,融会贯通,开创新艺术,却认为意味深长。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1936年刘海粟发表的文章《艺术革命观——给青年画家》,他主张艺术革命,却反对传统院画,主张“艺术是表现”,“艺术之表现,在尊重个性”, 十分注重艺术的表现性与艺术家的个性。在这点上,刘海粟还没辜负康有为对他内合中西的期望,不过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借鉴更注重内在精神,而非写实技法的外观形式,由此扩展深化了“美术革命”思想。
美术革命思潮兴起后,“不仅在上海、北京引起轰动,而且在杭州、广州、南京等地也得到反响。美术革命主要涉及国画问题,因而美术革命在20年代至40年代演化为‘国画革命’或‘艺术革命’。在广州的方人定、高剑父、任真汉、岭梅等人发表文章,参与‘国画革命’、‘艺术革命’的讨论,使美术革命思潮在南方得以扩展和深化。”
20世纪初期的“美术革命”思潮,是中国近现代美术思潮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国近现代绘画史的重要内容。它综合晚清以来追求变革的新派文人共有主张,把中国画的变革推向新的层次,对其后的中国画以及中国美术的创作,对中国画坛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促使中国美术由传统美术脱胎,以西方美术为参照,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过渡。
当然,如上所述,“美术革命”思潮,存在一些偏激、片面而缺乏深入的观点,追求表面而未得实质的弊病。但是,毕竟20世纪初期的“美术革命”思潮产生于内忧外患、争战不断的时代,产生于迫切引入西方知识以应付实用的时代,面对中国画坛的陈陈相因、衰败沉闷的强大的历史惯性,过激、矫枉过正是难免的;发出尖锐刻薄的呐喊是需要巨大的胆识与魄力。而且,“每一次对外来影响的接受,都有从盲目到自觉,从摹拟到融合,从无批判的颂扬到有分析的选择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不能“习惯于用一种不偏不倚的口吻去指责革新的先驱们崇拜和摹仿外来美术,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说明萌芽时期的观念和实践必然为后来的变革主流所否定。”
历史地、客观地阐述、评析20世纪初期的“美术革命”思潮将更有助于今天的中国画以及中国美术的创作与研究。
3.浅谈二十世纪20-30年代中国画画坛的国学回潮
7.探究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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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诞生,但在60年代才开始流行。该文论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紧密联系的。20世纪初,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效仿来获取同样的胜利,但都失败。革命失败后,西方国家对苏联胜利后的政策、措施等持否定态度,被认为是“庸俗经济决定论”、“机械唯物主义”的产物。其次,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快速发展,其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等都发生变化,而引起了是否马克思主义暴力学说仍有意义。当时,由于战后各个国家的社会格局及意识形态发生变化才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种种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
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标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从严谨度来说,各个文艺理论家各有己见,但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本质理解文学问题并持有一个共同点:主张从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中阐读文学作品,反对作品与社会历史分割开来;注意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来审察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对文学的社会功能高度重视。故该文论在美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等众多领域都有重大影响。卢卡奇、葛兰西、伊格尔顿和最具代表性的法兰克福学派中的本雅明、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等都是有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代表人物。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学者在其研究过程中是一个从基本否定到一定的肯定最后阐释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任何事情从刚开始的否定到肯定都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同样,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我国的接受也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60年代是中国最初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时期,当时是以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为代表引进的,但作为反面教材引进的。30年代开始,中国的一些学者就某些理论家的思想进行翻译的,但因其只是对其部分内容进行翻译与介绍,故该文论并未被引进中国作为系统的译介。例如,1935年,卢卡奇的《左拉与现实主义》被翻译过来发表在《译文》上及其他被翻译过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代表作品。后来,中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热情不断高涨,许多有代表性的作品被翻译并介绍到中国,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葛兰西和本雅明等。
文论初次被引进中国时,曾在1978年在太原召开首届西方哲学研讨会,当时,徐崇温先生曾就“西方马克思主义”做了专题演讲,该发言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也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当时的一个新的探讨。而在改革开放时期,“双百”方针的提倡,人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接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及其实际内容后,开始对80年代初各大家提出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那种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定义提出了质疑,其中杜章智和张本两位先生的观点尤为代表,他们推翻了有原来徐崇温先生提出的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此后,学术界各种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文章得以发表和会议得以召开,相继出现了不同观点的交锋,此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进入热议阶段。当时的争论焦点是就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以及如何更客观地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几个重要代表人物。在后来召开的数次会议中以及发表的数十篇文章中,经过一系列的探讨后,当时学术界对该文论在对其定性、本质等方面有了更为完整和全面的一个把握。
90年代后,中国学术界有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进一步的得到了深入。开始将该理论运用到当时中国文论界中,例如文学、语言学等领域。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相对于前两个时期来说,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建立等都现实地批判着社会文化,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因那种批判意识而被学术界所接受。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运用到我国文学批评中是始于““””时期。当时,由于“”,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也就是限于教条化的僵硬理解,并且当时许多的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典型人物就是这样一个角色,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使得人们极度反感,急于冲破这样一层意识。当时,人道主义思想史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核心问题,他们主张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呼唤人性的回归。这样一种思路被广泛运用到当时文学领域,其中像鲁迅、巴金等其他文学家们也比较推崇这一思路。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法兰克福学派也对中国文学产生重大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关于艺术品的复制对于当时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改革开放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的这样一个社会背景条件为引进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创造了条件。当时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下,许多复制与传播的大众传播媒介深入到民心,已占领了大众文化市场。这于当时中国文学界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我国开辟了新的道路。
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引进到中国语言学,当时我国虽然出现了文艺学方法上的一些探讨的热潮,但这些探讨并没有集中在人文科学上,我国真正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运用在语言学上是在国际人文思潮向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注重将文学作品反映当时的社会历史,而这样的一个反映是人、社会和语言的一种结合。人和社会的存在时语言中的存在,而人在语言中的存在就是其历史的存在。通过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来进行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来围绕语言学中重要的术语进行开展,如语义、符号、能指、所指、代码和话语系列等来对文学文本的一个分析。
通过对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我国结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展开对作者、文本以及读者的语言本体及其意义的研究,并将此文论运用到我国古文中,通过这样对语言的分析,可从语言中挖掘出其文本含义、社会价值、人生经验等,这样可将其用较精确的方法确定下来。虽然目前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我国语言学领域的运用,但是还是很表面的,不够成熟,故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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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予20世纪资本主义完整正确的历史定位,仅仅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资本主义、仅仅研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够的,也是不完整的。我们要研究的是20世纪资本主义的全过程,而不仅仅是它的早期和中期,更要注视当代资本主义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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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资本主义的历史定位
在新世纪已经到来的今天,人们普遍关注对于20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准确历史定位,它关系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关系到社会科学的繁荣,关系到21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无庸讳言,一个时期以来,对于20世纪资本主义和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定位的估量,某些见解偏离了历史现实,离开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笔者认为完整准确定位的关键在于坚持实践第一和社会生产力标准,在于加强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整体研究。
这里还要说明,在谈到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定位时,我们必须对它加以严格的时间界定。这里谈的是对1900-1999或2000年间100年左右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考察,它不包含对21世纪及以后资本主义的预测和定位。对于20世纪资本主义历史的准确定位不仅不会动摇我们对于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看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坚定信念,而且会把这种坚定信念建立在更加切实可靠的基础上,从而增强我们的持续不断为之奋斗的使命感,同时要在历史的钟摆在走向公元纪年的第三个千年时,对世界资本主义整体活力及其走向衰亡保持清醒的估量,因此本文这里谈论的显然不是资本主义在整体上何时退出历史舞台的问题。
下面就20世纪资本主义的整体研究和历史定位问题发表一管之见,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顾名思义,资本主义的整体研究指的是研究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整体,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局部和个别,不仅仅是研究个别时期、个别地区和国家的资本主义。
20世纪的资本主义指的是现代资本主义,而不是早期和近代的资本主义,也不是21世纪的资本主义或21世纪后资本主义的未来。长期以来,在20世纪资本主义研究问题上,我们的研究理论相对滞后,对于20世纪初期的现代资本主义,有着比较完整和切合实际的理论概括;对于资本主义未来的历史命运,也有着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但是对于整个20世纪资本主义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研究则明显滞后。在研究方法上,往往不够全面,偏重个别国家和时期的研究,对于从资本主义的整体角度来全面系统的研究则相对不够。
笔者认为整体研究在今天需要强调和重视,是鉴于下述理由。
1. 整体研究是完整正确地定位20世纪资本主义的需要
要给予20世纪资本主义完整正确的历史定位,仅仅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资本主义、仅仅研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够的,也是不完整的。我们要研究的是20世纪资本主义的全过程,而不仅仅是它的早期和中期,更要注视当代资本主义的进程。
作为整体,不仅指作为20世纪资本主义主体和心脏地区的发达国家部分1,不仅指作为处于领导地位的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的美国,而且应当包括在全球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其它类型的国家,如新兴的发展中的东亚资本主义国家2、石油致富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3、拉丁美洲地区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4、南亚地区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5、以及处于低中收入的非洲地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等。6即是说,同样要研究新兴的大展宏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后进的刚刚迈入资本主义轨道的资本主义国家。此外还应该包括苏联、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转轨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7
作为整体,同样要注意到在20世纪中,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社会主义三种力量和因素的比较,注意资本主义制度国家中的前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也注意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因素甚至前资本主义因素。为此,既要考查资本主义国家,又要研究社会主义国家。例如"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就存在着某些初级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允许存在的事实上非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因素。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则实际上存在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
作为整体,不仅要研究20世纪的世界政治和经济,而且综合考察20世纪的世界科技、军事、社会、思想和文化,尤其是考察制约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因素。
笔者以为,下列因素对于资本主义的整体定位是至关重要的。即
第一,在19-20世纪两次科学技术革命中所处的中心地位及其影响。
第二,在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化中,在全球现代化进程的深度和广度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第三,在现代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危机的协调中作用,以及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第四,在市场经济机制运行和政府干预政策协调中的作用。
第五,在改革和调整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体制运行机制时的作用。
第六,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化的效应中的作用。
第七,在现代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中的"安全阀"功能。
第八,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多元化和不平衡发展趋势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九,在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化和思想文化一体多元化进程中的作用。
第十,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作用和影响。
这些因素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是重要的,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是重要的。而没有对于这些制约因素的整体研究,要准确把握定位是困难。
2. 整体研究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是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真理,它随着资本主义的变化而不断地修正和发展。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对于20世纪初关于帝国主义问题争论的总结, 标志着列宁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建立,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辉著作,不仅科学地论证了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初期发展阶段的规律, 而且对于指导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也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为了写作这部著作, 列宁参考了几百种基本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大国出版的相关书籍、学位论文和小册子, 报刊上的文章和各种统计资料。《列宁全集》第39卷收录了关于帝国主义的文章、笔记和1912-1916年的单独札记, 包括148本书(其中德文的106本, 其他有法文本, 英文本,及俄文本)和49种期刊(德文的34种, 及法文和英文),摘录了232篇文章。8如果把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列宁摘抄和评述的《帝国主义笔记》两书相对照, 可以看到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宁直接引用资产阶级学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论述,据粗略统计共有203处之多, 这些引文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总字数的86%以上。9
列宁批判地吸收了资产阶级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发展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得出了崭新的科学结论, 为我们树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认真研究和借鉴资产阶级的学术成果、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同时也充分说明为了坚持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必需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10
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在一个相当时期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思想理论界的经典依据,和对于列宁主义的"正统"解释。他的理论是建立在社会主义革命会在全世界的很快成功和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很快灭亡的估量上的,是和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观紧密相联系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灭亡的时代已经到来。"11 1952年他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更系统地发挥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把总危机与革命和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比以前发展得更迅速无比的论点""已经失效"。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 12然而, 战后世界56年来的历史发展表明, 斯大林的"总危机" 理论并没有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反而带来了理论滞后的严重影响。
实事求是地考察20世纪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涉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离开对于现当代资本主义的正确估量,也就谈不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现当代条件下的正确运用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实事求是的估量,从而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在谈到国际共运中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时说:"马克思去世以后的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3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指出,我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14"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15他还指出,南北问题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16"南北之间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17在谈到新兴发展中国家时他说:"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18"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19
这些论断是建筑对于资本主义的整体研究基础上的。当代世界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代,人们习惯于用冷战思维来观察问题,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中姓"社"还是姓"资"是高于一切的头等大事,而姓"现"和姓"球"却往往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相连的见解。然而邓小平理论和实践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为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的中国人民完整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借鉴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大家注意到去年秋天,江泽民强调要按照邓小平理论认真研究四个如何认识,其中十分十分重要的一个认识,就是如何认识现代资本主义,或者说,如何准确认识20世纪的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坚持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
3. 整体研究是当代世界多样化统一发展进程的需要
对于资本主义的国别研究,个案研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整体考察和研究在今天更要多加关注。我们的科学理论和战略决策不能仅仅建立在个别国家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更加需要重视对它的整体研究和考察。
我们理论上的滞后,方法上的单一,研究领域的薄弱,是与整体研究的思路的缺乏和方法上的缺陷是分不开的。
当代世界的多样化统一进程、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主潮流、当代世界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和模式以及当代世界的改革调整趋势,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全球环境保护、和人口控制及资源利用的协调及可持续发展,当代世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演变及社会思想文化现代化、多元化趋势,当代世界国际关系多元格局演变等重大课题,需要进行全球性、整体性的开创性研究,否则就谈不上准确阐述符合跨世纪实际的当代世界多样化统一的进程。
当代世界新科学技术革命的一个明显特点,是科学技术领域间相互渗透和分化, 在高度分化基础上的又高度综合。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 一方面学科愈来愈多, 分工愈来愈细, 研究愈来愈深入, 另一方面学科间的联系愈来愈密切, 愈来愈朝综合方向发展,并且出现了'多学科集合体合作研究'时期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新科学技术革命以及经济和社会生活全球化的发展,为我们的整体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客观条件,同时又提出了进行整体研究的客观需要。
4. 整体研究是整体史学发展的需要
当代世界发达国家的史学发展趋势显示:更加重视整体性的动态研究,从单线到多线的综合研究;更加重视环境和条件的研究;更加重视定量分析;更加重视底层史学的研究。20
推动史学发展趋势的重要原因在于:其一,世界全球化和多样化发展的影响,要求对历史事件和非历史事件进行宏观地综合的考察和总结, 对现实问题加强研究,对整个社会进行宏观探讨。其二,科学整体化综合化发展趋势的强化。其三,传统史学面临的"危机",从而出现了在理论体系上五花八门的方法论流派,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用科学理论的方法来考察历史现象,在内容上重视整体史、社会史、文化史和底层史学的研究。这种发展趋势认同历史是"整体历史"和"综合历史"; 重视多角度、多层次的历史研究; 重视历史的解释和理论; 主张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
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史的整体研究,国外的研究成果已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1983年法国米歇尔.博德著《资本主义史(1500-1980)》,对资本主义从16世纪到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有一个比较宏观和微观的阐述。该书不足处在于主要是从经济角度来论述的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别的领域涉及极少。21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1982年在美国出版《1500年以来的全球通史》,该书称:"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或所有文明的历史的总和""这种看法是十分荒谬的。""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世界历史课程涉及的史实繁杂,而是观察角度不同,即世界历史课史从全球的而不是从地区或民族的角度讲述历史。""重新开始,将这门课程建立在新的、真正的全球基础上,是十分必要的。"22不过,这是一部全球史和传统地区国别史的兼顾,主要阐述政治史的变迁。
1997年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出版《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一书,宏观论述20世纪史,显示了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历史研究,在体系上也值得借鉴。23至于美国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74年所著《现代世界体系》一书,则是一部整体地阐述近代以来世界历史进程的综合性宏观论著。称他采用的是"一体化学科的研究方法",即"把社会和文化思潮趋势与经济和政治的走向紧密联系起来考察,清晰地揭示出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的精辟论断。"24这部巨著,同样给整体考察20世纪资本主义以很大的启示。
前已指出,在20世纪资本主义研究中,我们不能把整体研究和个别研究相混同,不能把局部研究当整体研究,不能把对一段时期的研究当作全部的研究。在一段时期里,我们在20世纪资本主义的研究上存在一些弊端和误区。这里举例如下:
1.把俄国资本主义的衰落当作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冲破了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阵线, 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开始了人类历史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然而,长期以来有些人把俄国城市中心起义的特殊性,民主革命迅速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性也当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和世界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道路,则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误导。列宁还在1916年谈到现代世界各国发展道路时就说过:"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表现出这种多样性。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再没有比'为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一律用浅灰色给自己描绘这方面的未来,在理论上更贫乏、在实践上更可笑的了。"25
而且,社会主义在一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在一国的被突破,并不表明整个资本主义已经衰落或已经走下坡路。诚如17世纪4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整个封建主义的衰落一样。一种社会主义力量的兴起和整个资本主义力量衰落之间并没有时间直接衔接的必然联系。必然胜利和必然灭亡之间不一定是同时存在的。
从历史上看两种和多种社会制度并存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封建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近代世界历史上就并存过不至一个世纪。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并存,从时间上说还只有80多年时间。从发展趋势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同样具有活力的社会制度力量之间的共存和竞争,而不能简单理解为直线式的一盛一衰一之间的力量的竞争。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才能解决,就一个国家来说也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从20世纪的现实来看,我们绝不应轻信所谓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走"下降路线"、"资本主义总危机"、"资本主义腐朽"、"走向灭亡"的时刻已经到来等结论。
在20世纪,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取得过社会主义胜利的,只有俄国一个国家和半个德国的民主德国,而迄今保住社会主义胜利成果的一个也没有。90年代初苏联解体,民主德国被联邦德国所吞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转轨。这典型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不是一帆风顺的。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说: "如果从实质上来观察问题, 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的生产力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错误和毛病,而一下子就建立起来的吗?" 他还说过:"历史通常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估计历史最复杂和最离奇的曲折道路, 这是无可争辩的。"从世界历史的长河看, 社会主义在长时期内还只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邓小平针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现象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 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 所以, 从一定意义上说, 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26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纲领宣称社会主义已在苏联取得"完全的、最后的胜利", 要在198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建设; 1961年苏联经济学家瓦尔加预言20世纪是资本主义灭亡的世纪;1967年勃列日涅夫宣称在二十年内要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则在苏共二十七大修改为社会主义完善论。所有这些,现在已经被历史所否定,它显示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不够成熟,显示了对于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定位不准,这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大历史教训。
我国汲取了国际和国内的历史教训,提出了"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并将这个观点写入修改后的宪法中。27修改后的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营、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营、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营、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28这意味着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和竞争。它的主体无疑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但是这并不表明非公有制经济已经衰落,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已经不存在。
2.把美国的相对衰落当作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
与把俄罗斯资本主义的衰落看作是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一样,有些人同样习惯于把美国的超级大国兴衰和整个资本主义的兴衰相提并论。
这里的问题在于第一,美国超级大国地位是否真的衰落了?美国超级大国的相对衰落是否等同于美国的衰落?
第二,美国的衰落是否表明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
如果考察整个20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起主导作用的既不是英国和法国,也不是德国和日本,而是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美国具有年轻、快速、实力最强和富有活力的特点。29从1894年以来,她的工业生产总值就居世界第一位。1894年的工业产值美国94.98亿美元, 为英国的2.2倍, 德国的2.93倍, 法国的3.28倍。而1860年时只是英国的68%; 法国的91.1%; 德国的95.6%。世纪之交, 美国在世界国民财富的比重占30.1%; 英国占19.5%; 德国占16.6%。30 1916年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在各个经济领域占有全面的优势, 20年代美国成为汽车王国。1938年, 以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为100, 美国占36%, 西欧共同体 (含英国) 占35.6%,即美国比英、德、法、意等国的总和要多;1948年美国为54.8%, 西欧共同体为22.6%,是西欧共同体和日本总和的229%。黄金外汇储备资本主义世界为100, 1937年美国为46.4%, 1950年, 美国占48.5%, 为法、意、德、英、日本五国的441%。3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的当代世界已有56年, 美国一直是超级大国,虽然80年代以来超级大国霸权地位一度相对衰落,但迄今在多极化趋势中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1997年美国的GDP达80834亿美元32, 而后1998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又达3.9%,33,GDP达到82106亿美元。到2000年底已经创造了连续9年多的增长记录,成为20世纪美国历史上的最长的经济持续发展周期。
在对20世纪美国资本主义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有时对美国资本主义的超级大国实力地位估计过高、过早,有时又对它的衰落过程估计过快、过于严重。
例如有人称本世纪初美国的门户开放计划是"美帝国主义侵华独占政策的代名词"。34有人称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14点计划"是美国称霸世界的计划;称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和英国的矛盾等等。
对于美国已经衰落的说法则从50年代开始到世纪末从未停歇过。例如有朝鲜战争后美国开始衰落论;苏联人造卫星升空后美国开始衰落论;越南战争后美国开始衰落论:70年代滞胀后美国开始衰落论;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衰落论等等。35尽管预测美国开始衰落的时间已经一再推延,但是把美国的相对衰落和整个资本主义的开始衰落联系在一起的思维方式和见解则仍然不乏其人。
其实,大国的兴衰或超级大国的兴衰和一种社会制度的兴衰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36,历数500年来大国地位的更迭,然而这种更迭并不表明社会制度的更迭。犹如19世纪英国超级大国地位在20世纪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衰落一样,美国超级大国地位在20世纪末的相对衰落,也不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衰落。整个说来,资本主义制度在本世纪末并未显示整体的衰落。37
这里,仅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当代世界的GDP对比,就十分明显了。
全世界 高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含中国和印度) (单位:百万美元)38
1965年 2,003,700 1,413,280 163,040
所占% 100% 70.53% 8.14%
1970年 2,808,026 2,105,694 225,563
所占% 100% 74.99% 8.08%
1995年 27,846,241 22,485,528 1,352,256
所占% 100% 80.75% 4.86%
1998年 28,854,043 22,560,624 1,811,10639
所占% 100% 78.19% 6.23%
这个统计表说明,1965-1995的30年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世界的经济实力从占有份额的70.53%增加到了80.75%。显然认为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每况愈下的论断是站不住的。何况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发展中国家,极大多数仍然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
3.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作整个资本主义,又把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当作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
从传统观点的角度看问题,从十八、九世纪以至二十世纪初的角度看问题,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世界资本主义。然而,从20世纪的全局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指的只是在世界近代史上先后崛起的荷、葡、西、英、法、俄等西欧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美、日、德等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曾经是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并称雄于近代世界,被称为欧洲中心、西欧中心、或欧美中心,一旦这种模式发生危机,自然引起人们对于整个资本主义危机的关注和思考。
然而,整个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情况表明,所谓西方资本主义并非整个资本主义的全部,同时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新兴资本主义的崛起,即被称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40尤其是处在经济发展前沿的新兴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在过去一个时期里,人们习惯于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看作属于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这是一种从脱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的角度和两大体系争斗中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往往在政治上站在反帝国主义立场来说的,而不应和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上的属性相混同。无论从经济制度上或者是从社会政治制度上来划分,广大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无疑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尽管它们宣称绝不走传统资本主义的老路,但是不等于它们的道路和制度不是资本主义的,不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新模式。
其实,这是一股在20世纪下半叶崛起的后继的资本主义发展力量,它是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的新兴资本主义力量,人们通常说第三世界作为主力军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但是这股生力军从社会经济制度上说并非社会主义的。有朝一日,它即使在经济和政治力量对比上了超越了传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是新一轮资本主义国家取代了传统的资本主义,只能是另一种类型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当然这并不排斥一些发展中国家会转而推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既然如此,我们怎能断定美国等传统资本主义的衰落就是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呢?例如一旦印度、巴西、印尼、南非等发展中国家步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难道这些国家是在充实社会主义的力量而不是加强资本主义的力量。随着21世纪历史的演进,人们将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会不断增强。
4.把自由资本主义的的衰落当作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
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相当流行而又相当滞后的见解。从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到1916年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发展》,这68年间,资本主义在发达国家走过了由近代到现代,由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期间马克思主义由诞生而发展为列宁主义阶段。
而1916年以来迄今资本主义又走过了85年的历程,85年来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横广和纵深两个方面,都以空前的速度和广度在发展,由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走向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同时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1916年的解释上。资本主义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是历史的进步,由自由资本主义为主的阶段走向以垄断资本主义为主的阶段,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41, 代替自由资本主义衰落的,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现代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又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取代。
显然,我们不能把自由资本主义的衰落和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相等同。但是把自由资本主义的衰落当作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来看对的仍然不乏其人。有人引用了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关于"经济自由主义在1820年到1870年是上升阶段,在1870-1913年是衰落阶段,从1913年到大约1950年几乎处于垂死阶段"的论述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42,其实这段引文,恰恰表明引者把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类不同的资本主义相混淆了。这份报告在概论中明确说:"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在1870年和1913年之间开始的。在这个时期里,技术进步逐渐依靠科学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了一个生产和贸易空前发展的时期",并称"许多观察家认为,现代世界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夕。"43通看《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根本得不出现代资本主义已处于下降和衰落时期的结论。44倒是需要明确的是对于"经济自由主义"来说,它确是衰落和下降了,然而经济自由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我们不能把经济自由主义或自由资本主义同现代资本主义或垄断主义主义混为一谈。把自由资本主义的衰落说成是或混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衰落。
5. 把资本主义活力限于20世纪前的资本主义
长期以来在世界史学界的一个传统说法是,1870年后资本主义在总体发展上开始了下降时期。甚至连我国普及的中学教科书《世界近现代史》上册都持这一见解。45但是实事求是地考察历史,这一说法显然是与历史实际不符。
资本主义是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虽然存在腐朽趋势,但总体上发展是主要趋势。4620世纪的资本主义在向全世界横广和纵深两个方面发展着。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说法最早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傅利叶提出的,后来为恩格斯所引用而被马克思主义者广为流传。恩格斯1876-1878年间在《反杜林论》和1880年初《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书中写下了同样的话:"我们看到傅立叶和它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巧妙地掌握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而且他还把这个看法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在自然科学中提出了地球将要归于灭亡的思想一样,傅立叶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人类将要归于灭亡的思想"47这里讲的显然指整个历史和整个人类和整个地球都是发展的,都最终要走向灭亡的。这段批判杜林的终极理论的话,并没有回答资本主义在什么时候会灭亡的问题,更不是专指资本主义何时处于上升时期或下降时期。人们也不因此而推论人类很快或已经走向灭亡。恩格斯接着写道:"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减弱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48这些话表明,在恩格斯看来,生产力的狂飙时期将继续推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事实上,在恩格斯晚年,他并没有得出资本主义处于下降时期的结论。
具体谈到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和下降时期,并非恩格斯而是列宁在1915年1月后的《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说的,列宁说:"通常把历史时代划分为:(1)1789-1871年;(2)1871-1914年;(3)1914-?。""第一个时代是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这是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是它获得完全胜利的时代。这是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是一般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特别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代,是已经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迅速崩溃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转变为反动的甚至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的时代。这是新的资产阶级即现代民主派准备和慢慢积聚力量的时代。第三个时代刚刚开始:这个时代使资产阶级处于相当于封建主在第一个时代所处的同样的'地位'。这是帝国主义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49列宁的这种历史划分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我们暂且不论。在这里,列宁说的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的分期,而非整个资产阶级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历史阶段。列宁在该文中还强调:"这里的分界线也同自然界和社会中所有的分界线一样,是有条件的、可变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50
然而,斯大林把"下降"说和资本主义的衰落论完全划上等号,进一步发挥了衰落论。1934年8月9日,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诺夫在《关于'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中肯定地说:"我们认为把近代史分为三部分,是适当的:第一部分----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以前,这是资本主义在先进国家里胜利和确立的时期.第二部分----从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帝国主义大战的结束,这是资本主义开始衰落,巴黎公社给了资本主义第一次打击,旧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成帝国主义以及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的力量在苏联资本主义的时期。第三部分----从1981年年末(战争结束的第一年)到1934年末,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战后帝国主义时期,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时期"。51此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斯大林的话被当作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经典反复引用,即资本主义开始衰落于1870年以后。
现在提起"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不会有人怀疑专指19世纪70年代前的资本主义,而其后资本主义很自然理解为下降时期或衰落时期了。问题的焦点在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否处于衰落时期。这个问题不能靠引经据点、靠"两个凡是"来解决,而要靠20世纪资本主义的实践。有些人口称"尊重历史实际",但恰恰没有对20世纪资本主义的实践提供令人信服的事实,甚至给人扣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陷入唯生产力论的窠臼"的大帽子,这种以势压人的学风是不利于学术争鸣的。
谈到活力,有一个怎么看活力的问题。人们不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但是社会主义的活力尚未充分显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为了增强社会主义的活力,这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活力,人们争论重点主要是增强还是减弱,而主要不是有无活力的问题。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活力,经济增长的速度固然重要,但是不能绝对化。要注意经济结构是否形成良性循环、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科技革命的作用和创新能力的发展、经济运行中自我调节功能、应付经济危机的能力和预防止危机的对策、由经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的灵活适应能力、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局面的应对能力等等,这些均能显示是否具有活力。
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无疑是利大于弊。从经济组织结构来看,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垄断组织为主体的多元制经济组织、国际垄断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也具有相当的活力。而社会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同样显示其一定的活力。
6. 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当作对资本主义整体发展的衰落
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发展趋势与危机趋势(或称腐朽趋势)在本世纪资本主义经济总的说来, 既有发展甚至大发展的趋势, 也有腐朽以至大危机来临的趋势, 是发展和腐朽两重趋势的交替运行。在两重趋势中, 主要趋势是发展, 尤其是波浪式的发展52列宁在1916年上半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名著中, 提出:"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那就错了。不, 在帝国主义时代, 个别工业部门, 个别资产阶级阶层, 个别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 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比以前快得多"。53不久, 他又指出:资本主义的腐朽趋势"决不排除资本主义在个别工业部门,个别国家或在个别时期内的惊人的发展"。54列宁的论断被本世纪的历史发展所证实。虽然, 本世纪西方世界经历了12次世界性经济危机, 但是, 发展的时间更长。从总体上说,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较普遍现象, 而不只是个别现象, 不只是在个别国家、个别部门、个别地区和个别时期。虽然, 腐朽趋势在深化, 但是, 很难说目前在总体上腐朽趋势已超过了发展趋势。55
由于市场经济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因而从马克思到斯大林都把经济周期危机现象和资本主义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称之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经济周期危机或经济危机现象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产物。对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考察,在我们的教学和研究中通常是作为资本主义整体发展的负面影响来论述的,随着一个接着一个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和发展,随着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频繁出现,以及生产过剩危机、滞胀经济及结构性经济危机的发展,金融危机的加深,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斯大林的"总危机论"更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深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来临密切联系起来。
一般说来, 经济危机是坏事, 而不是好事。问题在于在一定条件下, 它能否变坏事为好事。在大危机期间, 许多人只认为这是件大坏事, 只表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深化和资本主义末日的加速来临。然而,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全面研究后发现,在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同时,资本主义世界还出现几个经济快速发展和繁荣的高潮,人们发现经济周期和危机与经济现代化的进程相连。看来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危险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难得的机遇,在迫使政府进行的反危机调整内部机制的过程中, 有可能形成新的运行机制, 出现新的良性循环, 逐步由坏事变为好事, 成为一种难得的机遇, 和一种推动变革的紧迫的信号。3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调整和发展证明了这一点。56因此,在经济繁荣时注意可能存在和发展的潜在危机;要善于抓住机遇, 变坏事为好事, 推动改革进程。57
正是经过了1929-1933年大危机,资本主义世界由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走上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正是经历了克服70年代经济滞胀后果的探索和实践,西方发达国家在协调市场行为和和政府干预关系等方面取得了经验。而且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现象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出现经济发展的波动情况,只是性质不完全相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吧了。这就提出一个问题:能不能说每发生一次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就在总体上衰落一次?因而经济危机的爆发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整个衰落?
7.把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当作对资本主义整体衰落
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是经济运行的绝对规律,然而难道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运行是平衡发展的吗?它们不也是不平衡发展吗?不平衡发展给资本主义带来的都是负面影响吗?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全球情况来看,首先在西欧,随后在大西洋国家,接着在太平洋的个别国家,再后向全世界的广大地区扩展。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向横广面方向发展,而另一方面又向纵深方向发展,这种纵深发展不仅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而且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上,以及思想文化的发展方面。这些不平衡发展是不是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负面作用呢?或者说,是不是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呢?
无疑和任何社会制度一样,资本主义制度绝不是永恒的,他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并最后走向死亡,问题在于能不能把局部的死亡当作整个资本主义的死亡,能不能把资本主义在某些国家已经进入的高级发展阶段,当作整个资本主义都已经进入了高级发展阶段呢?不平衡发展意味着不发达、较发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并存;意味着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更迭;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衰与社会主义制度兴衰将将一个较长时期共存;意味着一个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衰落并不等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落。
考察了上述种种论点以后,考察了20世纪的进程以后,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对于资本主义的国别研究,个案研究固然十分必要,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整体考察和研究决不能忽视。我们的科学理论和解决仅仅不能建立在个别国家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同时需要建筑在整体研究和考察的基础上。
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准确定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生产力标准和实践第一标准,而不是意识形态、生产关系等什么别的标准。
人们在判断一种社会制度的发展阶段时, 会有各自的衡量标准, 如社会生产力标准、生产关系标准、意识形态制约标准、阶级属性的好恶标准、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重的二元标准等。自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一个长时间里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定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占据主流地位的见解开始逐步离开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认定的社会生产力检验标准,偏离了实事求是的路线。在我国我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定位上,自50年代后起以来,也偏离了社会生产力标准和实践第一标准。
在我国提出、认同并再次强调社会生产力标准是中共七大以来, 经过近50年的反复摸索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得来的。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曾正确地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好坏、大小, 归根到底, 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 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 还是解放生产力的。"58
这一标准得到中共八大的肯定, 但是其后的22年里,"唯生产力论"的"左"的大棒砍掉了我们奉行的社会生产力标准。直到1992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992年10月中共第14大的报告和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 明确强调了邓小平同志重新创导的生产力标准, 邓小平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9,中央强调, 要把这一标准"作为决定各项改革措施取舍和检验其得失的根本标准。"
中共十五大又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再次重申了衡量一切是非的根本标准:社会生产力标准,并重新强调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里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生产生产力标准, 就谈不上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正确把握和定位。当然对于生产力标准如何判断是会有不同的理解的,但根本问题还在于是否确认在历史研究中必须坚持社会生产力标准的。笔者以为衡量社会生产力它应包扩以下一些含义:综合考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重视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购买力平价(PPP)等重要经济指标; 重视对科学技术水平及其社会影响的考察; 重视对国民经济管理水平的考察; 重视对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因素的总体考察; 重视对人口流动和人口的身体、文化素质的考察, 重视对经济和自然环境及资源的考察;重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重视政府和社会集团对发展经济的政策的考察等。如果仅仅把生产力水平的综合考察, 简单理解为只是对几项经济指标的研究是不全面的, 以此来否定社会生产力标准更是不妥的。
实践标准即实事求是标准在学术和研究中是必需坚持的, 它实际上涉及在学术和教育领域要不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的问题。是本本第一还是实践第一的问题? 我们对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历史的认识正确与否? 归根到底只能是依据社会实践而不是本本怎么说, 一个人怎么说。
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 , 如果只是按照早期马克思主义传统不变的本本办事,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难以成功, 马克思主义也就谈不上创造性的发展。再说不同本本本身的是非鉴定也必须根据社会实践的检验, 而不是它的"凡是"。领导人的谈话当然具有权威性, 然而领导人谈话的真正权威性也必须经受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无疑是我们在评价现代资本主义史时应该遵循的, 然而这并不是要我们僵化地理解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每句话都符合当时甚至当前的实际, 让我们搞"两个凡是"。
如果认为我们只要对100多年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80年前的列宁或若干年前斯大林、毛泽东的言论照办就行, 不必接受实践的再检验、补充、修正和发展,那就使马克思主义得不到发展,也就产生不了邓小平理论。
事实上目前的理论界研究中某些滞后的现实是和这种僵化地对待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关的。
对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都涉及要不要坚持实践第一标准问题。如二十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在总体上是发展为主兼有腐朽趋势,还是衰退是主要趋势? 西方经济发展的主流是大发展还是大危机? 西方世界现在是大革命形势的前夜? 还是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就要马上崩溃? 还是还具有相当的活力? 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实行的那些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市场经济方式和方法、某些管理手段和经营机制能否同样被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情况所吸纳?现代资本主义的模式是否还在发展,除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外,有没有其他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一两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衰落是否意味者资本主义的整体衰落?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是否只具负面影响等等,对这些重大问题, 只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对大量第一手的实践材料加以全面综合和深入剖析, 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又如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 涉及于现代化进程同步发展因而最先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如何区分资本本质和现代化必然的区别问题;涉及垄断资本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演变及其历史地位的评价; 涉及反垄断弊端的斗争及其后果的评价; 涉及各类垄断资本主义政府的经济改革和调整措施的评价; 也涉及对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和国际垄断集团的发展及其评价; 也涉及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借鉴和避免问题。再如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理论、发展阶段、发展动因、发展趋势、发展模式的评价, 都涉及到要不要坚持实践第一标准这个根本问题.
还如怎样看待现代资本社会中一再发生的经济危机包括生产过剩危机和滞胀危机、金融危机, 以及如何评价政府的反危机措施, 不仅要看到当时的影响, 而且要估计到它的深远后果, 既要指出它的负面作用, 还要指出它潜在的转机效应。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调整措施等都涉及它的历史地位和阶级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经济评价和政治评价问题, 对这些问题, 也只能遵循实践第一这一客观标准。
坚持生产力标准和实际实事求是标准,是正确认识、研究和发展关于20世纪资本主义研究的唯一科学依据,对于20世纪资本主义历史的发展道路、发展特点、发展模式、发展阶段、发展理论的研究都离不开坚持生产力标准和实事求是标准。如果我们不是坚持生产力标准,那就谈不上对20世纪资本主义的准确定位。我们如果不是坚持实事求是标准,那也不可能给予20资本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定位?#p#副标题#e#
这里谈的20世纪资本主义是指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而不是一两个资本主义大国的兴衰,因而用例如英国在20世纪初大国地位的相对衰落、俄国在1917-1991年间退出资本主义世界、美国在20世纪末的相对衰落等的分析和评论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整体的衰落,是不恰当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就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而言,概括说来,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十种类型。
第一,是上升为主导地位的美国资本主义模式。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既不是英国和法国,也不是德国和日本,而是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迄今从总体上说美国仍是一个比较富有活力的大国,这是通过比较研究而言的,这个国家在经济制度方面,实行的是私人经营和国家、集团、私人垄断所有制兼顾; 美国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兼顾政府干预,是一种以自由经济为基础的混合经济。迄今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符合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模式已经完全失去了在美国的活力。60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90年代以来美日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日本的明显变化,美国成了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单一超级大国。
请看以下比较:
国家 人均GNP GNP万亿 GDP万亿 (全部按照美元折算)
1983 1991 1998 1998 1980 (全球%) 1991 (全球%) 1998 (全球%)
美国 14110 22240 29340 79213 27090 24.76% 56108 25.93% 82106 28.46%
日本 10120 26930 32380 40899 10593 9.68% 33623 15.54% 37831 13.11%
最近20年,美国由1980年的24.76:9.68%到1991年的25.93%:15.54%;再到1998年的28.46%:13:11%,估计2000年的情况还要不利于日本。
第二,迅速崛起的日本资本主义。在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快速发展中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日本岛国,本世纪初,日本在世界工业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只有1%,1929年占3%,二次大战战败后再度振兴,1971年占5%, 到1995年日本的GDP占到全世界的18.35%,成为世界第二超级经济大国,超过了位居第三、四、五位的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三国的总和。61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引来了对于日本模式的种种评说,并对美国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有的认为这表明亚洲模式对于欧美模式的胜利,然而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蔓延又重新引起对于日本模式的慎重评价。1998年日本的GDP在全球的份额已经由1991年的15.54%急速下滑到1998年的13.11%。90年来的日本呈现经济怒景气的低迷状态。
但是日本的崛起确切地表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由欧美中心地区向西太平洋地区的迅速扩展的态势。
这里要顺便谈谈,从8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中断的日本"教科书"事件,90年代中期以来的日本面临一场新的转折, 是维护和平与促进经济发展, 还是谋求经济霸权, 政治强权, 军事大国和全球主导地位,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我们要密切注视这个政治大国、经济超人谋求全球利益的动向。
如果我们不带偏见的话至少可以得出四点共识:
第一, 在日本这个近邻大国已经实实在在地出现了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罪行翻案的严重趋势。
第二, 在日本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罪行翻案的完整舆论根据, 如什么侵略有理、侵略有功、日本受害、放弃歧见、亚洲共荣等等。
第三, 造成这种局面是日本右翼统治集团和势力出于难以言明的目的而不愿正视历史需要, 是战后两代年轻人对历史无知受欺骗宣传的结果。
第四, 对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罪行翻案的言行, 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必须加以揭露。还清历史本来面目, 正确吸取历史经验教训。 现在, 我们要研究是什么原因导致在日本这场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新法西斯主义思潮的兴起?, 我以为:
其一,从历史上看 虽然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 但实际上在保持日本天皇权威等问题上带有一定的保留; 而且盟军在日本大规模消灭日本法西斯的军事行动前, 日本已宣布投降, 在客观上保留了日本本土的法西斯势力。从而不如德国那样, 消灭法西斯比较彻底。
其二,从国际背景来看 战后初期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 美苏冷战全面展开, 中国革命的胜利, 朝鲜战争的爆发, 片面对日和约的签定, 美国大幅度修正对日政策, 由限日转向扶日, 对日本法西斯的经济、政治、军事势力打击不力, 留下了隐患。冷战结束后, 日本从超级经济大国地位走向政治大国, 挟经济实力、金元外交之余威来重温其当年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而90年代日本经济的不稳定对于军国主义复活的加剧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其三,从日本国内来看 在美国的纵恿和扶植下, 日本政治势力和政治思潮逐步向右转; 日本统制经济体制和所谓"日本精神"在追究经济高速增长中被美化和神化, 没有彻底划清法西斯和政治民主、经济侵略和经济民主的界线, 从而为垄断资本统治的右翼势力提供了物质的、管理体制的和思想舆论的基础。事实上, 正是由于日本否定了经济军事化、经济侵略扩张和战时动员的统制经济, 转向和平经济、平等互利外贸和市场经济体制才得以持续高速地发展日经济。而利己主义经济、保留战时统制经济遗产必将损人而不利己。另一方面, 日本的民主、和平和进步运动不断受挫和分化, 难以形成巨大的反击力量。
第三,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再度振兴的德国资本主义。德国是近代史上后起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又是19-20世纪之交现代资本主义新起的国家,还是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政治经济大国,战后联邦德国再度崛起,成为欧洲最强的经济大国,并实现了统一。联邦德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它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模式和国家计划经济模式,也不同于完全的自由放任竞争经济模式。尽管不同时期经济政策会有微调,但是实行适度的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内外经济平衡的基本政策不变。
第四,英法传统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英法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在自由资本主义和第一次科技革命时期称霸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大国,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英法已经沦为二等发达国家,但是如果认为他们已经完全衰落,无所作为,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当代英法资本主义模式已经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由于撒切尔夫人执政11年多成功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人们对"英国病"已是"绝诊"的诊断,也说明了英国的资本主义迄今还有一定的活力。英国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地位的相对衰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表现,但是一个超级大国的兴衰和整个资本主义的兴衰并不是一回事情,因为一个国家在国际力量对比中的消长不仅取决于自身经济实力的变化,而且取决于同一时期其他大国经济实力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基本上实行以市场机制为主的有条件的计划调节经济政策。是强化资本主义经济计划的发源地。法国不依附美英的独特发展道路,使她在战后超过英国成为第四经济大国。
第五,新型的欧洲联盟式资本主义。世界近代历史时期的欧洲特别是西欧是资本主义发源地和心脏地区,又是列强结盟厮杀和角逐的战场。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和主战场。这是一个分裂为军事和经济集团的欧洲,又是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尖锐对立的欧洲。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角色由扮演唱主角变成了扮演配角。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有识之士审时度势,醒悟到以欧洲联盟式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来取代相互对立和频繁交战的欧洲,在这种情况下,从50年代到世纪末,欧洲联盟终于兴起,并成为传统资本主义世界三足鼎力中的一枝不容忽视的力量,成为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新模式。可以说欧洲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1995起改称欧洲联盟)是当代西方世界的一件大事。我们不妨将1995年欧洲联盟15国的经济实力量和美国、日本及全世界情况作一对比:62
欧洲联盟、美国、日本的经济实力对比表 (1995年情况)
国家 人口 面积(平方公里) GDP(美元) 国际储备(美元) 进出口(美元)
欧 盟 37107万 399.6万 83816.30亿 5205.12亿 36191.60亿
美 国 26310万 936.4万 69520.20亿 1759.96亿 13555.95亿
北美自 38450万 2129.8万 77709.86亿 2049.11亿 18682.82亿
由贸易区
日 本 12520万 37.8万 51080.40亿 1926.20亿 7789.44亿
合计 88077万 2567.2万 212606.56亿 9180.43%
占(%) 15.53% 19.23% 76.35%
全世界567300万13348.3万 278462.41亿 未计 103910.96亿
上述情况表明:在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国际货币储备、进出口方面欧洲联盟超过了美国和日本。人口接近美国和日本的总和,进出口相当于美国和日本总和的169%;国际储备相当于美国和日本总和的141.21%。联盟式的欧洲现代资本主义还在继续扩展,20世纪出实现东扩计划后,实力将进一步增强,形成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三极并立的局面。就欧盟在全世界的实力地位二言,这种集团实力十不容忽视的。她的人口占全世界的6.54%,面积占全球的2.99%,而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30.10%,进出口总值占全球的34.83%。迄今,我们重视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个别研究,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从50年代以来已经发展近半个世纪而且还在继续发展的联盟资本主义模式是无论如何不应忽视的。
还要指出在欧洲联盟中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国家 人均GNP GNP万亿 GDP万亿 (全部按照美元折算)
1983 1991 1998 1998 1980 (全球%) 1991 (全球%) 1998 (全球%)
德国 11430 23650 25850 21227 15743 7.26% 21420 7.43%
法国 10500 20380 24940 14662 6646 6.08% 11993 5.54% 14330 4.97%
英国 9200 16550 21400 12638 5374 4.91% 8768 4.05% 13574 4.70%
意大利 6400 18520 20250 11 662 4499 4.11% 11505 5.31% 11710 4.06%
总计 66187 30.59% 83 299 28.87%
可见四国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欧洲联盟的发展。
第六,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新形式。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在欧洲联盟成立前夕产生和发展的新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发达国家加拿大及北美发展中新兴工业化国家墨西哥的贸易互补的地区性联盟。自1994年1月1日起,北美三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正式开始执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从而在1995年形成了拥有人口3.845亿,面积2129.8万平方公里,国内生产总值77710.31亿美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63。就其人口来说,超过了欧洲联盟,就其面积来说是欧洲联盟的5.3倍, 就其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则是欧洲联盟的92.7%,三国的进出口总额1995年为18682.62亿美元,为欧洲联盟的51.62%,国际货币储备为2094.11亿美元,占欧洲联盟的40.23%,64成为在经济集团中与欧洲联盟较量的最重要的力量。
国家 人均GNP GNP万亿 GDP万亿 (全部按照美元折算)
1983 1991 1998 1998 1980 (全球%) 1991 (全球%) 1998 (全球%)
美国 14110 22240 29340 79213 27090 24.76% 56108 25.93% 82106 28.46%
加拿大 12310 20440 20020 6122 2660 2.43% 5108 2. 36% 5988 2.06%
墨西哥 2240 3030 3970 3809 2235 2.04% 2825 1.31% 3932 1.36%
总计 64041 29.60% 92026 31.89%
全世界 4010 4890 288622 109395 100% 216391 100% 288540 100%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它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对立和排斥向经济联合和互补的发展态势。
第七,东亚经济区的新兴资本主义。这里指的是除日本和中国外的东南亚国家和韩国等新兴发展中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更确切地说是指七、八十年代以来腾飞的以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地区为代表"亚洲四小龙"或亚洲诸虎的东盟国家和地区,有人称东亚经济增长群体65。70年代以来先他们后走上快速发展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道路。被誉为"东亚奇迹"。1997年下半年以来发生的东南亚和东亚金融危机,是战后发展中国家继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后,面临的一次最严重的危机,它是一次对世界经济发展和格局将发生多方面影响的新型经济危机,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加深条件下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重危机,也是由产品经济时代转向信息经济时代的危机的征象。对于这场早有先兆的金融危机,未能及早防范和控制,是有原因的。
和30年代资本世界大危机及80年代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制度危机不同,这次轮到了被一致看好的"亚洲奇迹"的东亚国家,人们被"哥德派"言论所蒙蔽,再次重演了丧失"忧患意识"不重视在繁荣和危机两重发展趋势中潜在危机的悲剧。东亚金融危机告速我们经济和科技全球化,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既是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中国家的难得机遇,也孕育着巨大的危机,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在全球金融关系中,最易遭到冲击的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因为不仅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而且市场发育和宏观调控机制不完善,金融市场监管制度不健全。东亚金融危机引起人民对于东南亚经济增长模式的再思考。
第八,其他多种类型的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中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各具特色的类型,除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外,还有中东和海湾石油资源国的经济改革之路、美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之路,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地区发展道路。至于后进的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则是资本主义在全球发展的后进地区。
第九,俄罗斯和东欧的转轨资本主义。在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中俄罗斯的变化是最耐人寻味的,它经历了从俄罗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到苏联社会主义的兴衰,再到俄罗斯转轨资本主义的曲折变化,这种转轨资本主义既不是大俄罗斯帝国的复活,也不是步发达资本主义模式之后尘,而且一种托着以被废弃的社会主义的躯体、又笼罩社会主义阴阴的,运用资本主义机制快速壮大俄罗斯帝国的混合资本主义。俄罗斯的转向资本主义无疑壮大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实力,同时也使本世纪的资本主义的模式更趋多样化。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解体,独联体成立后, 原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虽经叶利钦两任总统、盖达尔、切尔诺梅尔金、基里延科、普里马科夫、斯捷帕申政府几次经济体制的激进或渐进改革和转轨的政策交替运行,仍未完全摆脱苏联成立以来的苏俄历史上和整个现代世界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困境。冷战时期不可一世的超级经济大国地位已经荡然无存。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统计数字,对比俄、中、美的GDP力量对比:
国家 人均GNP GNP万亿 GDP万亿 (全部按照美元折算)
1983 1991 1998 1998 1980 (全球%) 1991 (全球%) 1998 (全球%)
美国 14110 22240 29340 79213 27090 24.76% 56108 25.93% 82106 28.46%
中国 300 370 750 9289 2017 1.84% 3697 1.71% 9609 3.33%
俄罗斯 3220 2300 3379 4470 1.55%
1998年俄罗斯的GDP只有中国的46.5%,只占美国的5.4%。
东欧八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脱离资本主义阵营,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经过40多年的风风雨雨又发生了逆转。1989年是东欧剧变年, 来势之猛, 波及之宽, 为人们始料所不及,它和苏联解体一起,构成了本世纪最富曲折变化的事件之一。剧变后的东欧各国集中进行经济体制转轨工作。就转轨后的经济形势而言,大体上分为三类国家。匈牙利、波兰、捷克和斯罗文尼亚已到谷底或开始恢复和回升;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仍处滑坡或谷底状态;南斯拉夫、克罗地亚、波黑则在连年战乱中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
除了以上以上九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模式外,我们还要注意带,即使在已经走上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还存在着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这就是第十,实行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将保有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某种非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形态。
中共十五大报告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和规划。指出中国"必须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主张"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66这些带私和带资的所有制可以而且应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至于‘一国两制'构想下的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即使完全回归和统一于祖国后,其基本制度和生活方式是资本主义的。这是一种在社会主义制度为国家主体下的资本主义模式。是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因素共同发展而有利于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模式。
需要指出,模式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即使对一个国家来说,好的发展模式,也不一定适合别的国家,关键是是否善于结合本国情况加以借鉴。美国前劳动部长马歇尔,雷撰文认为:"过分宣扬美国模式的优越性并不正确。""至今还没有任何国家研究出一种适用于别国的模式","万验的灵药根本不存在。"67
通盘研究了笔者上述见解,我们对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定位是不是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20世纪的资本主义在横广两个方面都得到大的发展,这种发展是波浪式的在发展和危机两重趋势中进行的,从总体上说,目前发展仍是主要趋势。
第二,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集中体现在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上。这是全球发展趋势,也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趋势。它对于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起着重要作用,而这种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在总体上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的。
第三,20世纪资本主义的大国实力对比不平衡发展具有不同于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的特色,这种不平衡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个别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而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推动了资本主义在横广和纵深两个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第四,就资本主义经济实力和封建主义经济实力的力量对比而言,20世纪的资本主义已经在全球战胜了封建主义经济。就资本主义经济实力和社会主义经济实力的力量对比而言,20世纪的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以被打破,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势力仍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
第五,发达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经济势力一方面占有统治地位,另一方面随着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涌现和壮大,它在全世界的经济蛋糕中的份额将受到限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受到削弱,因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中的绝大多数走的都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其中有些国家和地区已经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有的甚至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已经超过了欧洲某些发达国家。这种后起之秀的群体势力是一种新兴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并不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
第六,20世纪的资本主义已经遇到了史无前例的严重挑战,在20世纪曾经有欧亚拉丁美洲1/3的人口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虽然随着苏联东欧解体,苏联东欧国家重又回归资本主义道路,但是社会主义的火种在这些国家不会完全熄灭;社会主义中国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推进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事业取得了连续1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它已经成为一盏新的社会主义明灯,并且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具有强大吸引力。
第七,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各国情况不同,没有适用各国情况的什么灵丹妙药式的模式,关键在于能否善于结合本国情况借鉴各国经验和教训,并适时调整适合本国国情的运行机制和政策。
实事求是地考察20世纪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及其模式,涉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离开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正确估量,也就谈不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现代条件下的正确运用和创造性地发展。正确认识现代和当代资本主义, 无论是对于物质文明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均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是一种无形的文化投资。邓小平理论的创新突出反映在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正确估量上。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中国"“”"十年动乱都和错误估计现代资本主义有关。在跨世纪的紧要关头,既要正确把握"国情",又要准确把握"资情",唯有立足国情, 了解"球"情, 才能增强实现我国宏伟目标所具有紧迫感、危机感和必胜信念,以便实现我门的伟大目标:"到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祖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到那时中国将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人民将达到现代化基础上的共同富裕,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的复兴。"
1 一般指的是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七国为主导的二十几个经济与合作组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OECD)。
2 主要指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为代表的东盟国家和韩国。
3 主要指伊朗、伊拉克、和海湾地区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国。
4 主要指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委内瑞拉等国。
5 主要指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锡金、马尔代夫等国.
6 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低收入国家指1995年人均GNP在765美元及其以下的国家(共49个国家,其中,非洲国家占29个,整个低收入国家不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为290美元),人均3035美元是进一步划分下中等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界标。下中等收入的人均GNP为1670美元,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收入GNP为490美元,南亚地区为人均GNP350美元。这些国家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中国财政经济出社,1997年。
7 1996年世界银行报告把新独立的前苏联共和国称HIS国家,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称中东欧国家(CEE)。这些实行资本主义转轨的国家共有27个,即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波兰、南斯拉夫、克罗地亚、波黑、斯洛文尼亚、马其顿。
8 列宁: 《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列宁全集》第39卷说明。
9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引自《帝国主义笔记》的材料有《列宁全集》》第39卷中的:450, 369, 650-651, 198-199, 197, 53-54,55, 36, 40, 382, 23, 469, 420,414, 236, 102, 102-103, 384-385, 101, 23-26, 25, 26, 187, 170-171, 421,156, 422, 157, 74-75, 40, 45, 414, 382, 37, 414,180,181-182, 389, 392, 134, 389, 208,64, 208, 308, 64, 196, 184, 69, 42-43, 386, 349, 46, 177,46-47, 160, 396, 158, 159, 187-188,161-162, 33-34,167, 146-147, 163,162, 423, 198, 420, 42, 65-67, 377, 65-67, 546, 114,113, 111, 121-122,106-108, 372, 226-228, 232, 228, 32,415,416, 32-33,176, 72, 185, 185,78, 119, 81, 140, 430, 143, 206, 140-141, 431, 296,456, 32, 318, 146,76-77, 44, 95, 96, 371, 132, 28, 395, 32, 28,382-383, 379, 377, 378,379, 376, 167,132, 73-74, 172, 173, 402-403, 237,238, 35, 36,324,268-275, 451-453,328, 629, 83, 36, 236, 503, 96, 635, 36, 88, 259, 290, 225, 286,475,287,516-517, 536, 542-543,544,70,156, 457, 503, 639,97-98, 497, 178, 462, 466, 465, 477,482-483, 483,499, 503, 505,98,501, 455,284,759, 15, 214, 213, 145, 289, 189-190, 190, 190-191, 192,478, 268, 89,405, 401, 402, 38-39页等。10 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第24-25页,人民出版社, 1961年。
11斯大林: 《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 (1927); 《斯大林全集》, 第10卷, 第208-210页。
12 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第23页, 人民出版社, 1961年。
13 邓小平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页,人民出版社,1993版。
14 邓小平著:《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2页,人民出版社,1983版。
15 邓小平著:《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2页,人民出版社,1983版。
16 邓小平著:《维护世界和平,搞好国内建设》(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93版。
17 邓小平著:《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1页,人民出版社,1993版。
18 邓小平著:《总结经验,使用人才》(1991年8月20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9页,人民出版社,1993版。
19 邓小平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人民出版社,1993版。
20 参见:[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 杨豫译:《当代史学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美]伊格斯尔著, 赵世玲、赵世瑜译:《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 1989年。项观奇编:《历史计量研究法》,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7年。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 1961-1988》,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编:《奴役与自由:美国的悖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集》,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3年。
21 [法]米歇尔.博德著《资本主义史(1500-1980)》(A History of Capitalism),1983年英文版,1986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中译本。
22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A World since 1500 A Global History),第2-3页,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23 [英]霍布斯鲍姆(Eric.J.Hobsbawm)出版《极端的年代,1914-1991》(Age of Extremes),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24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muel Wallerstein)所著《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第1卷,第10-11页,中译本第1-2卷序,第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5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4-65页。
26 邓小平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2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1999年1月22日),《人民日报》,1999年1月31日。
2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1999年1月22日),<<人民日报>>,1999年1月31日。
29 黄安年著:《美国的崛起》,第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黄安年著《二十世纪美国史》,第9-1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黄安年著:《美国社会经济史论》,第3-6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30 参见黄安年著:《美国的崛起》,第12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31 参见黄安年著:《当代世界五十年》,第25章《美国超级霸主地位的兴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2 Economic of the President,1998. 45p, Table B-1----Gross Domestic Product, 1959-1977, 280p.
33 美国商务部报告,1999年1月。
34 [苏]赫尔斯托夫:《外交史》,第652页,三联书店,1973年版。
35 黄安年著:《当代世界五十年》,第479-48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6 [美]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
37 黄安年著:《当代世界五十年》,第235-24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8 世界银行1997、1996、1993年、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1996,1993,1991年版。
39 世界银行1999/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0 黄安年著《当代世界五十年》,第32节《告别全球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1 黄安年著:《美国的崛起》,第389-39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42 参见《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尊重历史实际,为提高学术水平而奋斗》文章中第98页。引文自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第42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
43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7年)》,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44 报告很清楚地说明:"在这些年代里,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频繁的贸易战,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出现了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方式,以前作为初级产品供应者为世界贸易体系服务的一些国家采取一种强调在高度的保护壁垒后面发展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接着报告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战后重建工作几乎完成,世界经济进入一个产值和贸易空前发展的时期。"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7年)》,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3页。
45 "19世纪晚期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泛的途径,但是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下降线的轨迹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编:《世界近现代代》上册,第162页,1991年新版。
46 请参见黄安年《20世纪美国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美国社会经济史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当代世界5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7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1页,《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2页。
48 同上,恩格斯文。
49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144页。
50 同上,第144页。
51 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诺夫:《关于‘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1934.8.9),载《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页。
52 参见黄安年:《试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趋势》,《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 《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 《世界历史》,1989年第6期。黄安年著:《当代世界五十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社,1997年版。
53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 第842页, 人民出版社, 1972年。
54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歧》, 《列宁选集》第2卷, 第884页, 人民出版社, 1972年。
55 参见黄安年:《试论二十世纪西方经济的几个特点》,《史学月刊》,1994年第5期。
56 黄安年著: 《美国三十年代大危机观评述》, 载《史学论衡》,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年。
57 黄安年著: 《美国三十年代大危机观评述》, 载《史学论衡》,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年。
5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02页。
5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2页。
60 江泽民同志1997年11月在哈佛大学演说中谈到:"我不认为美国是一个衰落中的国家"(见香港《中》月报,1997年第2期(1997年11月)
61 [日]宫崎犀一、奥村茂次、陈小洪等译:《近代国际经济要揽(16世纪以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世界银行:
62 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附表材料统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和1996年版。
63 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第215,237页。
64 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第243,245页。
65 谷源洋主编:《发展中国家跨世纪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
66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
67 [日]马歇尔,雷:《美国的社会经济制度能成为世界典范吗?》,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 1998年3月13日。
68 江泽民:《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98年3月19日),《人民日报》1998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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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古以来,人们一直沿用自然科学的线性思维方式对社会组织进行管理,从古希腊到近代莫不如此。但是,“人”是复杂的,社会组织自然也是复杂的。西方古近代的人们在管理实践中,对其复杂性逐渐有所认识。文章认为: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时期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中,虽然简单朴素的线性思维方式占据统治地位,但间或有一些系统思维的火花;倡导人性解放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直接推动了西方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由线性思维向复杂性思维的阶段性转变。工业革命前后时期,虽然以机械论为主的线性思维开始走上舞台,但人力资源管理的复杂性思维不仅在理论,而且在实践中也初露端倪,开启了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复杂性思想的先河。
关键词:人力资源;资源管理;劳资关系;资源配置。
由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决定了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方式,所以,对于社会现象,人们常常使用同时代对自然世界的认知理念,或相应时代的技术的、物理的和生物的自然科学概念加以说明与应用。
在古希腊,与对大自然的认知一样,人们把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归因于君权神授,是不可改变的。这一时期,先哲们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是直观的、朴素的线性思维方式。虽然偶尔有一点系统思维的火花,但只是片段的、不自觉的。
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古罗马时期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已经具备了一些系统思辨的色彩,而且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有所体现,但只是零星的、不自觉的。在对人性假设的认识上,奴隶还是被当做“牲口”来看待,其本质还是线性思维方式。
中世纪前后,一方面,人们在认识自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科学技术取得了一些进展,要求解放生产力;而只有人性得到解放,才能使生产力真正得到解放。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使人们对人性的认识有了许多进步。另一方面,当时的科学技术深受机械论的影响,西方社会对人的管理思想还是都基于一种“群氓”假设,使人力资源管理思想还是具有深深的线性思维烙印。
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种分析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忽略了实在的关系特征和整体性,把自然现象还原为机械运动,并试图把这种思维方式运用于社会现象。如:17 世纪,托马斯·霍布斯力图把伽利略和笛卡尔的运动定律从力学移植到人类学和社会学中。18 世纪,重农主义的绝对国家经济模型如同那时的机械装置[1]。在工业革命前后时期,出现了雇佣劳动与劳资关系问题。使人力资源管理问题成为人们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必须面对的课题。自此以后,复杂性思维方式逐渐融入到西方社会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之中。
柏拉图一生著述颇丰,其名著之一是《理想国》。该书中主要也是研究分工问题。但与色诺芬不同的是,他把分工问题的研究拓展到了国家层面。
在柏拉图看来,一个国家中,应该有专门从事各种行业的人,而每一个人从事哪种行业或职务,这要取决于人们的秉性,是由先天决定的。他力图证明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是天生的,彼此绝对不能改变和交换。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根本就没有列入国家的组成阶层内。
由于在古希腊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柏拉图所希望的“共产主义”。所以,为维系现实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开出的药方是:实行一种由精英、最智慧者(“哲学王”) 管理国家的贵族统治制度[7]。在柏拉图看来,依靠理想的、聪明的和善良的政治家,社会即可保持稳定和发展,人们就会安居乐业。对于这种忽略人类社会复杂性的线性思维方式,在一个古希腊城邦的小城市中,也许是正确的。然而,真实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甚至有教养的、有智慧的政治领导人也难逃滥用权力的诱惑[8]。#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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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不是由某一、两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决定的,是内外因素互动的结果,是越南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与历史学相关的论文:
浅析20世纪90年代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
论文关键词:越南 外文政策 调整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越共审时度势,做出了外交调整。本文叙述了越南20世纪90年代外交政策调整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并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初步分析了调整的原因,最后衬越南外交政策做了一些简单的预浏。
论文正文:
20世纪90年代,越南彻底抛弃了“一边倒”向前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政策,实行多样化、多元化的全方位外交政策;抛弃了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实行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由政治外交向经济外交接轨。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越南迅速摆脱了在国际社会的孤立形象,外交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本文拟对越南外交政策调整及其动因和未来走势作些粗浅分析。
一、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及成就
越南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76年南北统一后,越南不思战后重建,休养生息,反而拥兵自重,“一边倒”向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苏联的军事援助和美国遗留在越南的武器装备,自诩为世界第三个大军事大国,搞地区猫权主义,侵柬反华,妄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越南的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极大地恶化了东南亚地区政治气候,遭到国际社会的同声谴责和普遍反对,使越南频于孤立国际社会的边缘。随着国际形势变化,越南的这种政治外交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和弊端。1986年,越先前中央的黎笋去逝,越南的政局出现变动迹象,为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带来了契机。
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主要是通过“六大”、“七大”、七届三中全会和“八大”完成的。1986年12月、越共“六大”召开,改革派阮文灵继任越共中央,推行革新开放政策,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为了为保卫祖国和建设事业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大会制定了“广交友,少树敌,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总方针,提出“我们主张和支持各政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然而,在对苏联及印支三国的政策上,大会仍认为,“加强同苏联的团结和全面合作,始终是我党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发展和巩固印支三国的特殊关系,是三个兄弟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规律。1991年6月,越共“七大”召开,稳健派杜梅继任,在坚持“六大”有关政策的同时,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进一步推进外交政策调整。
阮文灵在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越南希望成为国际社会所有国家的朋友”。会议提出“今后一段时间的对外任务是维护和平,扩大友好合作关系,为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祖国的事业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为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的共同斗争作出积极贡献”。主张在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政治社会制度不同的所有国家进行平等互利的合作。在对苏联及印支三国的关系方面,会议认为,“始终如一地加强同苏联的团结和合作,越苏合作要革新方式、提高效果以满足各自的利益”,“不断巩固与发展我党和人民同兄弟老挝党和人民,柬埔寨党和人民之间特殊的团结友好关系。按照平等,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正当利益的原则革新合作方式,注重效益”。越南外交政策调整基本成形,1996年,越共“八大”进一步提出,越南愿与世界所有国家为友,实行多样化,多元化对外政策,指出今后对外工作任务是“巩固和平环境,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条件”。
这样,越南革新时期的外交政策基本形成。在国际关系上实行独立自主,多样化、多边化,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不受政治社会制度约束,与世界各国进行平等互利合作。从而为越南的外交政策走上正轨提供了政策条件。
在对外关系方面实行政策创新的同时,越南政府在实际的外交活动中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以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在柬埔寨问题上,越南一改往日的强硬政策,同意从柬埔寨撤出越南军队,积极参与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历史进程,为1991年关于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协定的签署作出了努力,树立了一个热爱和平的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为地区稳定作出了贡献,为改善中越、越南与东盟关系提供了条件。在中越关系上,随着柬埔寨问题的解决,1991年11月,越共党书记杜梅与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访华,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两国关系不断发展,高层互访频繁,双方之间的一些棘手问题也趋于解决。据《人民日报》1999年12月4日报道,中越陆地边界存在的问题已全部解决,北部湾划界问题也于2000年基本完成,双方的经贸合作也不断发展。
在越南与东盟关系上,随着越南地区霸权主义政策的废除,高层领导的互访,1995年7月28日,越南正式加入东盟,成为东盟第7个成员国,为越南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合作不断深入,此外,越南也与老挝、柬埔寨等地分别进行了高层互访,双边关系走向正常。这些都为越南周边环境改善提供了条件。在越美关系上,越南一反过去不合作和敌对态度,把打破美国禁运,改善越美关系作为外交主攻方向之一,配合美国寻找美军失踪人员,向美国公开了不少与美国战俘有关的秘密材料,并允许美方专家参观一些有关军事单位,通过越美双方努力, 1994年2月4日,美宣布取消对越贸易禁运,1995年7月11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同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在越的投资逐步增加。在越日越欧、越澳(澳大利亚)关系上,随着越美关系逐步改善,双方的关系也逐渐走向正常,高层互访不断,经贸合作加强。对原苏联东欧地区,双方的高层访问也增多,一度中断的关系也恢复了正常。这些均为越南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条件,为革新开放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总之,随着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越南的外交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截止1995年1月4日,与越南正式建立外交系的国家达152个,其中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关系,5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越南有直接投资。到1998年,又有13个国家与越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越南建立了贸易关系,对越南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近60个,并有20个大国际组织和480个非政府组织与越南建立了合作关系。越南已度过政治被孤立,经济被封锁时期,恢复了同国际社会关系正常化,为革新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空前、有利的外部环境。
二、越南外交政策调整的原因
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不是由某一、两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决定的,是内外因素互动的结果,是越南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国际上,美苏之间由相对紧张走向缓和,由对抗走向对话,国际形势趋于和缓,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大潮滚滚向前。由于70年代的激烈争霸,美苏均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面临内外交困局面,特别是苏联,由于经济的畸型发展,军事负担过重,颇感力不从心,自顾不暇。双方均寻求缓和与对话机制,致使国际局势趋向平和,热点地区普遍降温。这为柬埔寨问题和平解决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美苏的衰落,日本、欧洲的崛起,世界格局朝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两极争霸,使国际局势相对稳定,东西方的矛盾制约了其他矛盾的发展,这使日本和欧洲搭上了国际安全的便车,军事负担相应减轻,经济速度大大加快,经济实力不断加强。随着美苏关系的趋缓,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渐现。西欧、日本开始在政治、经济领域对美国的霸权提出挑战,这样,东西矛盾趋缓,西西矛盾上升,第三世界力量的不断壮大,世界开始由两极向多极发展。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形势可以说一下子失控。美苏两霸,一霸消失,一霸削弱,对国际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向执行对苏联“一边倒”外交政策的越南真正地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孤儿。加之,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世界各国经济都在走向开放,走向市场化,各国经济的互相依赖程度大大加深,世界经济趋向于集团化、地区化及某种程度的一体化。这些都是迫使越南不得不考虑自己过去以政治外交为主的僵硬对外政策,成为越南外交调整的外在动力和国际背景。
在国内,越南也出现困难的局面,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低下,越南统一后,在东南亚地区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仰赖苏联东欧国家的施舍,侵柬反华,将国民经济发展绑在对外侵略扩张的战车上,使越南经济严重失衡,加之主观急躁,照搬国外经验,从而严重地摧残了生产力的发展。到1980年,“二五”计划主要指标一项也没有完成。正如越共“五大”指出的,“在一定范围内说,领导和管理方面的缺点和错误是引起或加重过去几年经济社会困难局面的主要原因”,“在基本建设和生产的发展规模上、速度上我们主观、急躁地提出了一些过大、过高指标,特别是初期阶段,急躁毛病还有些其他的表现,例如,在一些地方把农业合作社的规模搞得过大。另一方面我们又十分保守迟缓。
越南有的学者则更客观地指出,"1976年至1980年阶段,是越南经济由于持续了30年战争的影响和在经济指导战略主张上的主观错误所造成危机时期,”但是他们均没有正视侵柬反华给越南经济带来的危害。继续深陷侵柬战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使越南背上了沉重包袱,“三五”计划虽比二二五”计划的执行要强,但大部分指标仍未完成。正如越共‘.六大”评价的,二生产虽有发展,但与计划要求和实际能力相比,其增长率并不高”,
二粮食、煤炭、水泥、木材、布匹、出口商品等一些主要生产指标没有完成计划,影响了整个经济活力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流通分配方面的混乱状况持续发展,国民经济中的大失调依然存在,有的方面趋于严重。”经济的发展呼唤越南的改革,在这样的趋势下,越共二六大”应时势需要作出了“革新开放”的决定,相应地开始了外交政策的调整,但步子并不大,没有摆脱对苏联、东欧一边倒”的政策,对外政策处于徘徊迷茫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一向仰仗苏联、东欧供给的越南经济一下子断奶,越南与前苏联、东欧关系跌入低谷。使越南经济面临新的困难,这就要求越南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调整外交政策,以便为国内经济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边环境。越共二七大”的召开,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使命,使越南的对外工作步入了正常化发展的轨道。
同时,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综合国力的较量。随着黎笋的去逝,改革派逐渐占了上风,越南政局开始朝着有利于越南经济发展的方向发展。越南党和人民对越南的对外工作进行了反思,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认为:任何一国外交政策都是由具体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民族力量同时代力量相结合的革命外交是在我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岁月里诞生的,为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辉煌成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之后,国际形势迅速变化,各种政治经济力量重新组合,越南开展全面革新,我国外交进入了新阶段,即由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转向革新事业服务。可见,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是由越南工作重心的调整决定的,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外交是内政的继续,经济建设需要和外交理论的创新,成为越南调整对外政策的内在动因和根本要求。
当然,越南调整对外政策的具体因素很多,但主要是上述内外两个方面因素互动的结果。正是这两个因素的互动,促使越南不得不调整其僵硬的政治外交,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尽快融入国际社会的大家庭,摆脱孤立的处境。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民族的力量和时代的力量、国内力量和国际力量结合起来,把国家推向前进。
三、越南外交今后发展的走向
无庸讳言,越南调整对原苏联、东欧“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实行独立自主、全方位、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外交,从政治外交向经济外交转轨,使越南的经济、政治生活步入了正轨。新的外交政策的实行,并不标志着越南由原苏联、东欧一边倒向西方发达国家的一边。根据越南解释,独立自主并不等于分立和孤立。多样化是指越南要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灵活多样的合作,而经济领域合作仍是最为优先的,多边化则是指越南要与不同的伙伴进行合作,优先考虑邻国、本地区国家和发达国,特别是强国。可见,根据越南的国家利益,越南今后外交的走势着重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发展的方位上,越南首先立足东南亚,着重处理好与中国和东盟的关系。越南领导人认为,同本地区各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为扩大我国同世界不同地区各国的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因而,越南“七大”以后,越南首先为改善周边环境而努力,积极参加和促进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历史进程,消除了导致本地区动荡不安的一个根源,为改善与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创造了条件。正是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导致了越南与中国关系恢复了正常化,导致了越南成为东盟的正式成员国,越南周边其它国家关系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其次,越南着重处理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及国际金融组织的关系。越南领导人认为:建立多样化、多方位的关系,为提高我们在本地区的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革新开放和经济建设深人,面对现代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以及世界经济迅速国际化,越南迫切需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以加快其现代化进程,因此,越南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与发达国家合作,打破了西方的禁运和封锁,与美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由于政治制度不同,文化历史背景的差异,越南在利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资金和技术的同时,又对他们的图谋保持高度警惕,今后越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不会一帆风顺,挑战与机遇并存,摩擦与合作交织。
第三,越南将恢复与原苏联、东欧地区正常外交关系。越南领导人认为:保持同曾与我们合作并支持过我们各国的传统关系,也为提高我们在本地区的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1991年苏联解体后,越南和俄罗斯及前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关系近乎中断,总体上,关系比较冷淡。但是1994年,出现了转折。6月,越南武文杰出访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国,签署了越南乌克兰关系与合作原则条约、越南哈萨克斯坦联合声明,越南俄罗斯联邦友好关系原则条约等,重新开启了越南与这些国家关系的新篇章,恢复了友好合作的传统关系。年底,俄杜马批准了越南俄罗斯友好关系原则条约,叶利钦高度评价认为,新条约全面调整了两国关系,符合新时代的精神,完全符合两国利益。越南与上述三国的合作逐渐恢复和加强。不过双边关系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和障碍,越俄两国同志式的亲密拥抱变为生意场上的握手,比他们想象的要艰难。
在发展内容上,越南着重发展经济外交,着眼于为国内的革新事业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以便尽可能多地从国外吸引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更好地为本国建设和保卫事业服务。毫无疑问,当前及今后的国际竞争主要是以经济和技术为主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越南要想在世界上立足,要想完成革新开放的宏伟目标,实现现代化,必须变政治外交为经济外交,只有这样才符合时代的发展潮流,事实上越南正是这样做的。
总之,越南今后外交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随着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发展,融入正常的国际社会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越南的外交今后将朝着更加健康的轨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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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众多,这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也是西方在初识中国时所产生的第一印象。对于这一印象,西方旅行者、商人、传教士以及学者等均多有阐述。从他们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西方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知。当然,这种认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中西交流的深入,在18世纪中期,西方对中国人口的看法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也应看到,这种变化是同西方人口思想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总体来看,人口数量与生活资料的关系是18世纪人口问题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人口数量与生活资料如何保持“均衡”,人口“增殖”是如何发生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当时讨论的焦点。18世纪以前的西方游记或书信在描述中国时。往往将土地幅员、物产丰富同人口众多联系在一起,其潜台词就是:“中国本身的财富就能养活自己。”这种人口与生活资料的相互适应实际上是人口“均衡”思想的早期萌芽。但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有关中国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关系的看法逐渐发生改变,马若瑟神父认为:“尽管(中国)土地辽阔肥沃,却不足养活其居民。必须四倍于此的土地才能使他们生活如意。”这其中就明显含有“人口数量超过生活资料”的思想。而此种“增殖”思想正是魁奈在《中国的专制政治》中最早阐述了的。魁奈在考察中国人口状况的基础上,认为“无论在哪里都是人口多于财富……人口的增殖总是超过财富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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