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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众多,这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也是西方在初识中国时所产生的第一印象。对于这一印象,西方旅行者、商人、传教士以及学者等均多有阐述。从他们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西方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知。当然,这种认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中西交流的深入,在18世纪中期,西方对中国人口的看法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也应看到,这种变化是同西方人口思想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总体来看,人口数量与生活资料的关系是18世纪人口问题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人口数量与生活资料如何保持“均衡”,人口“增殖”是如何发生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当时讨论的焦点。18世纪以前的西方游记或书信在描述中国时。往往将土地幅员、物产丰富同人口众多联系在一起,其潜台词就是:“中国本身的财富就能养活自己。”这种人口与生活资料的相互适应实际上是人口“均衡”思想的早期萌芽。但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有关中国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关系的看法逐渐发生改变,马若瑟神父认为:“尽管(中国)土地辽阔肥沃,却不足养活其居民。必须四倍于此的土地才能使他们生活如意。”这其中就明显含有“人口数量超过生活资料”的思想。而此种“增殖”思想正是魁奈在《中国的专制政治》中最早阐述了的。魁奈在考察中国人口状况的基础上,认为“无论在哪里都是人口多于财富……人口的增殖总是超过财富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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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划界一直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重要问题之一,大部分的科学哲学教科书都以专题形式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科学划界即是在科学与非科学(包括伪科学)之间作出区别。以期呈示科学特有的品格和认知价值及社会实践价值。科学划界标准在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领域内表现十分繁荣,其特点可归纳为:发展快,流派多,观点纷呈。划界标准在这段时期总体而言,可分为从确定的标准,到标准的消解,最后标准消失的总体趋势。本文对20世纪各流派,代表人物的划界标准阐述试图将这一趋势呈现。
1、库恩的范式标准:库恩在《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传统的心理学》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划界标准:凡是具有运用范式以解决疑难的传统的,才是科学,否则是非科学。
2、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标准:拉卡托斯认为"只能说一系列的理论是科学的或不科学的,而不能说一个孤立的理论是科学或不科学的"。他把分界等同于评价,使分界标准中"科学的"变为评价规则中"可接受的",接受规则"等同于"分界标准。"接受规则"就是如何区分科学理论与非科学理论,从而接受科学理论,拒斥非科学理论的规则。
3、夏佩尔的合理性标准:夏佩尔主张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是存在的,这种界限是变化的,并不是凝固不动的。其标准不是先天的、绝对的,而是具体的、相对的,即以科学活动中是否合理性为标准,所谓合理性意指科学的知识应在说明主题方面是可靠的且是有说服力的;语言应具备相关性,即科学的语言应与研究的问题有着清晰的、恰当的逻辑联系。
4、费耶阿本德的虚无标准: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是人为的,无谓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由此费耶阿本德主张取消科学的特殊地位,采取"怎么都行"的科学划界标准。
以科学和非科学的划界问题为线索。经由库恩范式标准,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标准,夏佩尔的合理性标准,最后到费耶阿本德的虚无标准。科学划界标准逐渐消解,同时也打开了通向后现代科学哲学划界标准消失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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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九世纪上半叶鸦片战争之后,落后挨打的中国人开始把强大先进的西方当成学习楷模。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洋务运动,民国初年的“五四”运动,三十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都是以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为基本内容。这以后,五十年代的学习苏联,八十年代以后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在“与世界接轨”与“全球化”口号下的对西方——美国——的再追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差不多一直在崇拜西方的倾向中走到今天。但在这个崇尚西方文化的世纪中,却有一个时段是中国文化人较为普遍地回归民族传统的时段。这就是二十世纪初期的二十、三十年代。这种回归思潮对美术界是有深刻影响的。但时过境迁,人们对这个令人感奋的时段已经有些忘却了。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界的精英们普遍地倾向对西方科技文化的热情学习,又普遍地对民族文化取激烈批判与否定的态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中科技发明对人类自身的伤害,促使西方精英层对科技文化的反思,使写出《西方的没落》的斯宾格勒们不能不反省西方科技文化对人类的伤害。西方这种自我文化反省的思潮传到中国后,给正在崇拜西方的中国精英层一种警醒。1918年底,梁启超率领了一个包括张君劢、丁文江在内的半官方的巴黎和会观察团赴欧洲,拜访了包括柏格森在内的一批欧洲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等,他们希望直接向这些欧洲的文化精英们请教。但欧洲人的回答,则是战争宣布了欧洲文明的破产,他们希望从中国的遗产中获得一种智慧,来纠正自己文明中的缺失。梁启超从1919年3月起,以一系列文章向国人报道了这些欧洲人的观点。在文章中,梁启超把中国人学西方比作沙漠中追逐幻影,而今幻影已经不见,“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当前世界思想的一个转折点。
梁启超观点以其思想界领袖的地位及其亲历欧洲的角度,对中国文化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1920年—1921年,梁潄溟在北京大学及其他地方多次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进行演讲,亦从洞悉东西文化并进行比较的角度,更深一步地捍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价值,也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无独有偶,英国大哲学家罗素1920-1921年间亦在中国作巡回演讲,他开始贬低西方的机械论世界观:
“彼辈对于吾人之文化绝非无批判之力。有人谓在1914年前,彼辈批判较鲜,惟鉴于此次之大战,觉西方之生活状况,亦必有未能完善之处。然向西方探求智识之兴味仍非常浓厚。而其中年事少者,竟以为过激主义或能供其所需。惟此种期望亦终无实践之日。而彼辈不久当觉悟苟欲自拔,非藉一空前之综合,自创一种救世良方不可。”
他同时盛赞中国文明:
“余之赴华,原为教授,然居华愈久,余之教授华人之意念愈灭,而觉余所当学自彼辈者愈多。……凡珍视智与美,或仅愿享和平之生活者,咸乐居中国,以此三者为中国所重视,而较诸在彼扰攘错乱之西方为易得也。”
在被西方列强折腾得无可奈何的中国,或许也只有罗素这种西方著名思想家的直接的劝喻,方能让执迷的中国人警醒,亦如美国人费洛诺沙对日本文化的盛赞让失去自我的日本人和美术界领袖冈仓天心回归民族自信一般。在这股反思思潮之中,扮演着复兴民族美术领袖作用的是梁启超的朋友,二十年代初期北京画坛领袖陈师曾。
亦如世纪初文坛先进一般,留学日本学习博物学的陈师曾也是主张引入西方科学之美术以变革中国落后的美术传统的。这位受蔡元培之聘,在1919年担仼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的陈师曾,当时的观念与时人无异,也是赞成以西拯中的。在1919年,陈师曾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作演讲,对传统中国画的批评也有与时人一样者:“我国山水画,光线远近,多不若西人之讲求。此处宜釆西法以补救之。……他如树法云法,亦不若西法画之真确精似”。“如投影画、透视画,亦皆此画中之一种。对实物而与其形象,其阳阴向背凸凹诸态,无不惟妙惟肖”。(3)在1919年欢送徐悲鸿留法的会上,这位对传统有着深刻研究与深厚感情,而又在理智上受到科学主义和西方文化同样深刻影响的画家就试图调和二者的矛盾。他不象当时流行的西方本位主义者那样用抬西方来贬东方,而是以寻找两者的相似点的方法,来把他心目中神圣而充满缺点的民族艺术和在当时被认为是先进的、科学的西方艺术相联系,相并列。陈师曾说,“东西洋画理本同。阅中画古本,其与外画相同者颇多。西洋画如郎世宁旧派,与中国画亦极相接近。西洋古画一方一方画成者,与中国手卷极相似”。(4)尽管此种比较并不深刻,且有面对此种汹汹西化大潮之权取应付之意。但即使在那时,陈师曾仍能淸醒地认识到:
“美术者,所以代表各国国民之特性,其重要可知矣。但研究之法,宜以本国之画为主体,舍我之短,采人之长”。
师曾的这种强调国民性和坚持以本国美术为主体的改造中国画的观点,是出现于一十年代之末。如果考虑到当时正是无原则,无主次的“折衷”之风初起之时,考虑到绘画界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和对民族的回归要到二十年代中期才能掀起思潮时,陈师曾对待中国画变革之淸醒与睿智,其先知先觉就极为难得了。事实上,这位留过洋,学过科学,画过油画的国画家,的确是本世纪初叶西化风潮中,最先掀起回归民族传统之新风并理直气壮地宣场民族传统之伟大,且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进行深入研究和现代阐释的第一人。
正是在上述重新反省西方文化价值的又一风气中,1921年,陈师曾这位曾经留学过日本的学界精英开始翻译日本美术史家大村西崖的《文人画之复兴》的著述。陈师曾对传统的深切理解和由衷的热情再也按捺不住。这个“新派”人物终于率先举起了反叛科学主义惟写实风气的回归东方的大旗。
在其1921年撰写的《文人画之价值》一文中,陈师曾首先指出了艺术本质之所在:即艺术“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否则直如照相器,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何贵乎人邪?何重乎艺术邪?所贵乎艺术者,即在陶写性灵,抒发个性与其感想”。
在1923年的胡适尚在说,“这三十年来”,科学“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 ‘科学’的”(7)时代里,作为“新派人物”的陈师曾竟公然敢对“机械”之科学叫板!在这篇文章中,陈师曾针对当时惟物质轻精神,惟写实轻表现的画坛主潮,强调了中国传统艺术重精神的特点:
“文人画首重精神,不贵形似。……谢赫 ‘六法’首重气韵,次言骨法用笔,即其开宗明义,立定基础,为当门之棒喝。”
由此出发,陈师曾干脆一反他至1919年尚在调和折衷的主张写实的倾向,认为写实不过是习画初入之门径,“经过形似之阶级,必现不似之手腕。其不形似者,忘乎筌蹄游于天倪之谓也”。由此出发,陈师曾不仅举了大量中国古代画史史实以证之,还雄辩地以当时刚在兴起之时的西方现代诸派为例,“不重客观,专任主观,立体派、未来派、表现派联翩演出,其思想之转变,亦足见形似之不足尽艺术之长,而不能不别有所求矣”。这样,陈师曾就得出了一个令一片西化潮中的时人可谓惊世骇俗的结论:
“文人画不求形似,正是画之进步。”
尽管陈师曾的这个“进步”论,仍然是以西方为参照而得到的,仍然属历史进步论与阶段发展论的范畴,这是时代局限之使然,但陈师曾毕竟通过这种时人认可的历史观,得出了中国传统艺术不是落后,而是先进,而且先进得相当可以的结论:
“观古今文人之画,其格局何等谨严,意匠何等精密,下笔何等矜慎,立论何等幽微,学养何等深醇,岂粗心浮气轻妄之辈所能望其肩背哉!”
陈师曾在世纪初对中国传统美术的如此高度而理直气壮的肯定,在西化得“无上尊严”的时代里无疑是一极大胆而又极不和谐之音。他的这种对中国传统美术的肯定、赞颂与宣扬,实则已经揭开了几年之后即将兴起,而到30至40年代达到高潮的批判西方科学主义,返归东方,研究“中国本位文化”、“国民性”及民族性的又一轮新思潮的序幕。可惜,陈师曾去世得过早,1923年去世的他,没能参与在同年开始的“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没能参与在此后进行的民族性回归的大讨论。但这位早逝的民族传统的先知先觉的捍卫者的行动,已经成为了这场民族自觉运动的序幕。
1923年开始的“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本来属于思想界的事,但对整个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场论战,本来是以西方文化代表之科学的物质决定论,与柏格森等的直觉主义与人格至上,以及东方文化代表之国学的论争,涉及的学者有张君劢、梁启超,丁文江、胡适、吴稚辉等一大批人,集成的文字达26万字之多。尽管两边的论战概括起来即自由意志论与决定论间的不可能解决的争论,但持西方科学立场的人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似有占上峰之势,但回归民族文化之风却也由此而逐渐兴起。亦如文学界之创造社的郑伯奇在1924年所说,“新思想与白话文发生不一两年,国学运动就隐隐地抬起头来了。到现在,国学运动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
这段时间,连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们“不是努力于创作和翻译新文学,就是回头向所谓‘国学’方面去努力”。连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都在用实验主义整理国故,“同时梁启超氏等(如研究系的一班人)和许多国文教师和许多学者,都舍弃了其他的事业而钻到旧纸堆里”,于是“所谓整理国故运动就这样兴起来”。
就是在这种复兴国学,复兴传统文化的又一强大思潮的感召下,被清末民初打倒国故提倡西方文化搞得灰头土脸的“国粹画”、“国画”,才又逐渐地抬头。在这种民族文化复兴的氛围中,1912年就办起来了,却只有洋画科的“上海图画美术院”从未与国画沾过边,到1923年时,美术院里增设了中国画科,刘海粟也在这一年写出了《石涛与后期印象派》这篇二十世纪最早之一的东西美术比较的论文,称“现今欧人之所谓新艺术新思想者,吾国三百年前早有人浚发之矣。吾国有此非常之艺术而不自知,反孜孜于西欧艺人之某大家也,某主义也,而致其五体投地之诚,不亦嗔乎!”(11)刘海粟还在1924年发起了“古美术保存会”,1925年,他大倡国画,一改崇拜西方之旧习,而以为,“世界艺学,实起源于东方,东方艺学,起源中国”。这之后,刘海粟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研究。傅雷在谈到此种现象时说,“一九二四年,已经为大家公认受西方影响的画家刘海粟氏,第一次公开展览他的中国画,一方面受唐、宋、元画的思想影响,一方面又受西方技术的影响。刘氏,在短时间内研究过了欧洲画史之后,他的国魂与个性开始觉醒了”。
看来,上海刘海粟的“国魂”的觉醒的确不是个人偶发的行为。1923年,在西化倾向十分突出的广州还成立了传统国画家的组织“癸亥合作社”,此即1926年后的“国画研究会”的前身。该社成立时向省署的立案呈文中说,“夫立国于世界之上,必有一国之特性,永久以相维系,而后国始能以常存。国画关系一国之文化,与山川人物、历史风俗,同为表示一国特性之徵。……降至今日,士多鄙夷国学,画学日就衰微,非急起而振之,恐文化荡然。”呈文要求对国画传统“讨论之,整理之,以培养吾国之国性,而发扬吾国之国光”。(13)爱国之心,维护传统之志,溢于言表。该社后来发展到整个广东各地及港澳,最多时成员达五、六百人。他们办画展,出国画刋物,撰写大量的国画研究文章,组织国画写生队,捐书近万册办“国画图书馆”……该会经抗战中断,此后恢复,一直活动到1949年。
上海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一直是中国画的第一重镇。以海派之强大势力领袖群伦。1912年,黄宾虹就在上海成立过“以保存国粹,发明艺术,启人爱国之心为宗旨”的贞社。1916年,又成立有包括王国维、罗振玉在内研究金石书画,人数达5、6千人之多的“广仓学会”。在二十年代国学回归思潮的影响下,1922年,有以“挽救国粹之沉沦”,会员包括吴昌硕、王一亭等海派名流的“上海书画会”;1923年有包括上海、杭州两地国画家如申石伽、唐云在内的“西泠绘画社”;1924年有刘海粟发起的“古美术保存会”,张大壮、江寒汀等的“大观雅集”;1925年有于右任、何香凝、经亨颐及张大千、陈树人、高剑父等一大批名人的“寒之友画会”;1925年还有以“保存国粹,提倡金石书画”为宗旨的,以收藏界人士为主的“金石画报社”;此后,如1925年的“巽社”,“海上书画联合会”,1926年的“中国金石书画艺观学会”,1929年“上海中国书画保存会”,“蜜蜂画会”等等四十余个。其中著名者,有1929年成立,以“提倡发展研究中国艺术”为宗旨的“蜜蜂画会”。该会几乎囊括了当时上海所有的中国画名家,到1931年时,以“蜜蜂画会”为基础,又转为成立“中国画会”。这个或许是民国年间最大的中国画画家的组织,其组织、规模略相当于今天的中国美术家协会。这是一个以上海为中心,会员几乎包括了全中国沪、京(南京)、津、平、杭、镇、扬、苏、锡、粤、港在内的一流中国画画家。该会由叶恭绰、钱瘦铁、郑午昌、孙雪泥、贺天健、陆丹林、谢公展、马孟容、黄宾虹等发起,初由贺天健主持,后改由汪亚尘主持。画会组织过多次画展,义勇军慰劳画展,开办过国画讲座班,组织会员外出旅游,先后出版过有许多高水准中国画研究论文,有极大学术权威影响的《国画月刊》、《国画》双月刊。“中国画会”是当时政府立案批准成立的不多的大型美术社团之一。“中国画会”除抗战期间停止活动外,一直活动至1948年。五十年代以后至今,类似“中国画会”这类全国性中国画的社团也就再没有出现过。
北京作为明淸故都,传统文化一直有着深厚基础。北京的中国画家组织是成立于1919年的“中国画学研究会”。该会由雅好书画的总统徐世昌支持,用庚子赔款退款来支助,由金城任会长。该会包括了北京地区著名国画家如陈师曾、萧愻、萧谦中、贺良朴、徐燕荪、徐宗浩、吴镜汀、陈半丁、胡佩衡、刘子久、陈少梅、陶熔等二十余人。1926年,金城去世后,又在原“中国画学研究会”基础上成立了以“提倡风雅,保存国粹”为宗旨的“湖社”。“湖社”后来发展成为覆盖北京、天津、山东、东北等北方各省人数达数百人的组织,成为二十至三十年代北方地区势力最大最具影响的中国画家社团。湖社成立后,出版了《湖社月刊》150期,发表了大量对传统国画画法画理的研究文章,如金城《画学讲义》、陈师曾《清代山水画之研究》、寿石工《篆刻学讲义》等。《湖社月刊》除发行全国各地外,在日本、新加坡、越南、香港、泰国、缅甸、古巴、檀香山、加拿大等地均有代售点。该会还组织了在国内国际的展览三十余次,并组织了专业国画教学机构“北京艺光国画研究所”招收学员。“湖社”生气勃勃地一直活动到1937年抗战爆发。
以上是就上海、北京、广东三角鼎立的国画盛行地区的中国画主要社团组织生气勃勃的状况作了介绍。可见,在二十世纪严重的西化倾向中,二十至三十年代其实是传统国画的一个颇为兴盛的时期,从这些组织普遍的“保存国粹”、“中国书画保存”,对国学“讨论之,整理之”的建社宗旨来看,中国画的这种勃兴,的确是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文化界“整理国故运动”,复兴国学的文化思潮之使然。
既然是要“整理国故”,那么,对传统绘画的研究也当是此种国学复兴、国画复兴的内容,而且还当是重要内容。事实也的确如此。二十世纪的二十至三十年代,那是一个学术思想极为活跃,学者们也极为投入的一个学术研究的时代。
反思世纪初的盲目崇拜西方科学文化是这种学术思潮的一个突出特点。人们开始怀疑西方美术对于中国美术的先进性,怀疑它对中国美术的先导性,怀疑“全盘西化”的正确性,怀疑美术超民族超地域超国界的“世界性”。强调中西有别,反对盲目西化是这种民族回归思潮的一个主要特征。黄宾虹1926年时对此种国学回归的风气转化还有一段评论:
“以为中国名画,既为欧美所推崇,则习欧画者,似不能不兼习国画。由今溯古,其渊源所从来,流派之辨别,未之讲也”。“况观欧美诸国言美术者,盛称东方,而于中国古画,恣意搜求,尤所珍爱,……由是而醉心欧化者侈谈国学,囊昔之所肆口诋排者,今复委曲而附和之”。
世风之转变可想而知。1931年郑午昌也论及此种倾向:
“近来国画家或开画展,或刊图书,共起为种种运动;即称为洋画名家而于国画曾抱极端反对态度者,亦渐能了解国画之精神,翻然自悔前此之失言。”
留学欧洲,研究西方艺术的李金发在40年代初时,在总结二十至三十年代的《二十年来的艺术运动》时作了如下的描述:“一部分新派作风,充满幼稚病,失却观众同情,也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品,足使我们称赞”。
“国画方面,……虽不曾有新的作风,亦还能得到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捧场。同时因为西洋画成就的脆弱无能,减少社会忽(重?)视它的心理,反使之倾心于国画的欣赏”。
而1934年10月和1935年1月,在“中国文化协会”主办的刊物《文化建设》上,陈立夫提倡“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以及何炳松等10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的文化建设宣言》,更把这种民族文化复兴的思潮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各大城市纷纷召开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座谈会,著名的大学校长、教授、文化界、出版界的专家学者踊跃出席各地的座谈会,发表了大量文章。宣言刚出一月,2月10日,美术界马上作出积极的回应。郑午昌在《国画月刊》第1卷第4期上撰文“不盲从不守旧,为我们一贯的主张,此与最近何炳松等10位教授在文化建设的宣言中提倡‘中国本位’文化的旨趣,正相吻合。可知新中国文化的创造已为国人共同的目标。”
这些人对当时美术思潮,国画思潮的描述,给我们再现了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国学复兴、国画复兴的真实景象。在这种国学复兴的思潮中,对中国传统绘画本质精神的探讨成为国学复兴中最深刻的部分。亦如陈师曾1920年研究文人画,就在注意它的“首重精神”等本质性特征。林风眠在1926年,1929年撰写《东西艺术之前途》、《中国绘画新论》中,就已经在注意“应该知道什么是所谓‘中国画’底根本的方法”,“什么是中国画的基础”等本质性问题了。而刘海粟三十年代进行过一批诸如《中国画之精神要素》、《何谓气韵》、《中国画学上的特点》等研究。而三十年代关于 “国民性”与“民族精神”的研究,更把这种本质性研究推到极致。陈师曾就谈过“国民之特性,可由美术而表现之”,黄宾虹也说,“屡变者体貌,不变者精神”,王显诏论过《民族艺术的本质》,汪亚尘则论过“如果真要治艺术,还是把系统弄过明白”,且“离开天然的形态,作家另外创出一个天然,这是中国艺术上最深的一个观念,也可说是国画的根据”。宗白华有《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邓以蛰谈“中国绝对的理想艺术”。梁启超有“一切物境虚幻,惟心造之境为真实”。林风眠认为“中国的风景画以表现情绪为主,……所画皆系一种印象”。傅抱石也有中国画“超然精神”、“写意精神”等等论述。这里边,甚至一向看不起也没系统研究过中国传统艺术的徐悲鸿也来凑热闹,从他的西方本位立场出发,而认为“中国美术,无疑几乎全是自然主义”,他的“自然主义”即“吾国原始之自然主义Naturalism”。(17)在二十至三十年代,现代中国画坛的前辈们则不论其立场如何不同,观点如何不同,知识结构及知识水准如何不同,大家都在进行这种尽管效果、水平、结论都不尽相同乃至大相迳庭的带学术性质的研究。
对这种民族性、民族本质的研究,在二十至三十年代里又往往在与西方的比较研究中进行,出现过一系列高水准的中西比较的论文。如以1918年欧阳亮彦在《中华美术报》上发表的《中国画与西洋画之异同》算起,20年代初期有发表于刘海粟创办的《美术》上的孙壎的《中西画法之比较》,1923年刘海粟的《石涛与后期印象派》,以后还有滕固《六朝石刻与印度美术之关系》,刘海粟的《东西艺术及其趋向》、《中西美术之异同》、《中国艺术西渐》,汪亚尘的《论国画与洋画》、《中国画与水彩画》,林风眠《东西艺术的前途》,丰子恺《中国画与西洋画》、倪贻德《东西绘画的异点》、《文人画的洋画创造》,陈之佛的《中国艺术与印度艺术的关系》,向达《明淸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婴行的《中国美术在现代艺术上的胜利》,李宝泉《宋代中国画上印象主义趋势之研究》,傅抱石《论秦汉诸美术与西方的关系》,潘天寿《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邓以蛰《观林风眠的绘画展览因论及中西画的区别》,宗白华《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此段时期中西比较的文章极多,这里当然难以尽数。而且以上文章是就那些专论中西比较之专题文章而言,还不包括在各种更为大量的论中国画特征的文章中涉及到的中外绘画比较的内容。画坛对中外美术比较的兴趣,还可以从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国画杂志,即上述中国最大的中国画画会上海“中国画会”出版的《国画月刊》上得到证明。《国画月刊》1934年4、5两期上连载《中西山水画思想专号》上下卷。两卷中集中全国一流学者就中西绘画的思想、流派、渊源、技法、师资等等多方面进行了非常学术性的研究与比较。在其他一些重要杂志如《东方杂志》、《艺风》、《艺术旬刊》、《中国美术会季刊》等刊物上,都可以看到此类中西比较的文章或观点。
这股国学回归思潮在艺术上的另一重要反映,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持续到四十年代的有关“民族形式”的大讨论。这个讨论的直接原因是三十年代文艺大众化思潮在抗战时期文艺宣传需要上的反映,但深层原因当然也与二十到三十年代国学复兴有关。这场讨论主要在文学领域进行。向林冰在抗战爆发前关于“旧瓶装新酒”的观点直接引发这场讨论。茅盾、老舍等都介入讨论。就连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多次发表关于“民族形式”的看法。如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其中也有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1940年初,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中国文化》上发表,其中也明确提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在民族形式讨论中,延安的周扬、艾思奇、萧三、何其芳、柯仲平、冼星海等都参与了讨论,国统区郭沫若、茅盾、胡绳、葛一虹、潘梓年、罗荪、戈茅、黄芝冈、光未然等都参与讨论。讨论在文学、戏剧、音乐创作方面都有直接的影响。这场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在美术上直接引发了版画中利用民间艺术的创作实践,也直接促成了油画民族化问题的提出。作为本来就是民族传统绘画形式的中国画画坛,更多地是在民族文化讨论的热烈氛围中,更加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独立的民族精神,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张大千四十年代初数年的敦煌之行及在画坛产生的影响,就应当与“民族形式”讨论中利用民间艺术的时代氛围有关系。
这种对民族艺术特征的热烈探讨不仅是艺术家、艺术史论家的事,还吸引了大量著名文化学者乃至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这可为此种一去不再之国学思潮之旁证。
当然,与此种“民族形式”有关的研究,更多的应该是与中国画表现手段的“笔墨”研究相关。但可以令今人十分诧异的是,在整个国学回归思潮、国画复兴思潮中,竟没有太多的人关心笔墨问题。认真搜索一番,画家中或许就只有黄宾虹有专门研究笔墨的颇具规模的专论,这就是他71-72岁时,即1934年底到1935年在《国画月刊》上连载之《画法要旨》。其著名的“五字笔法”与“七字墨法”即载其上。笔墨问题及其所存在的传统研究在本世纪上半叶,由于受到西方科学主义的强大压力,一直未能充分展开。世纪初,人们注意的是西方艺术科学的“先进”的写实,批判的是传统绘画的不科学和不写实。三十年代前后,对传统关注起来了,但关注点也较多地是从世纪初的思路逻辑发展而来,即上述民族性特征,中西艺术的广泛比较,传统绘画的各种特征的总结研究,传统绘画的东方哲学的文化的性质等等,人们真的普遍忽略了笔墨。以著名的姚渔湘所编立达书局1932年《中国画讨论集》所收文章为例。这部书广泛收集当时人们关注中国画方方面面的有影响的讨论文章共二十九篇,除一篇《书画同源论》与笔墨相涉以外,竟无一篇笔墨——这个在世纪末竟被看成是中国画是否还可以是中国画之“本体”和“底线”的最要害问题——的专论。而此书所收文章决非随笔、杂感和访谈,那可是陈衡恪、胡佩衡、丰子恺、汪亚尘、邓以蛰、滕固、金原省吾一类大学者或学者型画家们的学术文章。遍查当时的中国画著作,也没有一本笔墨问题的专著。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或许有二:一是人们的思路还在西方艺术的冲击与回应之中,因此中西比较、民族特征、国民性问题乃至空间关系或许更为重要,而笔墨这种具体表现手段显然没有上述问题更引人关注;二是笔墨问题被认为是没什么可讨论的,它天经地义地就该是中国画的造型手段。也很少人对笔墨有能构成威胁的挑战。当时只有少数人,如徐悲鸿在1942年对笔墨有过不以为然之辞,以为“夫有真实之山川,而烟云方可怡悦,今不把握一切,而欲以笔墨寄其气韵,放其逸响,试问笔墨将于何处着落?”。(18)其他如傅抱石怀疑过线的功能,林风眠不滿过文人笔墨,而从宋人磁器画上找过线的感觉,但都没正式向笔墨挑战,因此这不是问题,自然也就没有人想关心这个问题。这种笔墨属天经地义的观念,我们还可以从二、三十年代中国画,不论山水、花鸟,大多仍属传统笔墨表现的大范围,与明清绘画大同小异——此即前述李金发“国画方面,……虽不曾有新的作风”——的基本状态上得到辅证。
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即民国年间的这种国学复兴,国画复兴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学术研究,国画社团活动也都持续到四十年代。甚至,连惨烈悲壮的八年抗日战争都未能让这股国学复兴思潮全然中断。抗战胜利后上海“中国画会”与广州“国画研究会”的重新登记,继续活动,成为让人慨叹的例证。二十至三十年代这段偏重于学术学理的国学研究风潮事实上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西比较的研究风气中出现了岭南派二高一陈、徐悲鸿;在对中国艺术精神和民族性的研讨中,出现了如齐白石、黄宾虹、阵师曾、刘海粟、张大千、潘天寿;在中西比较风气中专意于对民族艺术“系统”和“根本方法”的探讨,则出现了林风眠与傅抱石……民国时期中国画坛国学复兴的学术思潮带来了名家云集大师辈出的中国画坛真正复兴的大好态势。然此风气却在1949年后戛然终止。五十年代之后,传统文化中的许多部分——例如占据明淸画坛主流的“文人画”、“南北宗观念”、“逸品”观念、道禅观念、佛学心学等宗教观念——一下子全成为“封建文化”,“地主阶级文化”、“唯心主义”而变成为“反动”或至少“落后”的东西,一度在全盘西化风强烈压迫下顽强崛起的蓬蓬勃勃的国学复兴运动突然中断,一度以西欧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再度以东欧苏联文化的又一模式卷土重来,民族文化的灾难重新开始,而至六十至七十年代““””达到“史无前例”的自虐自残自毁灾难之顶点。八十年代之后,西方文化之美国文化再以“全球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强势”态势第三次席卷中国,然这已是后话了。
我们总是说今天的画坛没有大师,倒是凭炒作的“大师”、“巨匠”有如过江之鲫,是否与今天民族文化自主自立自尊自信心态的总体性丧失,中国画坛国学研究的极度衰落有关呢?或者可以说,一个丧失了自我的民族也必然地丧失了产生大师的基础。这或许是我们回顾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国学复兴思潮应该有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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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不是由某一、两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决定的,是内外因素互动的结果,是越南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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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20世纪90年代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
论文关键词:越南 外文政策 调整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越共审时度势,做出了外交调整。本文叙述了越南20世纪90年代外交政策调整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并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初步分析了调整的原因,最后衬越南外交政策做了一些简单的预浏。
论文正文:
20世纪90年代,越南彻底抛弃了“一边倒”向前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政策,实行多样化、多元化的全方位外交政策;抛弃了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实行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由政治外交向经济外交接轨。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越南迅速摆脱了在国际社会的孤立形象,外交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本文拟对越南外交政策调整及其动因和未来走势作些粗浅分析。
一、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及成就
越南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76年南北统一后,越南不思战后重建,休养生息,反而拥兵自重,“一边倒”向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苏联的军事援助和美国遗留在越南的武器装备,自诩为世界第三个大军事大国,搞地区猫权主义,侵柬反华,妄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越南的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极大地恶化了东南亚地区政治气候,遭到国际社会的同声谴责和普遍反对,使越南频于孤立国际社会的边缘。随着国际形势变化,越南的这种政治外交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和弊端。1986年,越先前中央的黎笋去逝,越南的政局出现变动迹象,为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带来了契机。
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主要是通过“六大”、“七大”、七届三中全会和“八大”完成的。1986年12月、越共“六大”召开,改革派阮文灵继任越共中央,推行革新开放政策,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为了为保卫祖国和建设事业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大会制定了“广交友,少树敌,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总方针,提出“我们主张和支持各政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然而,在对苏联及印支三国的政策上,大会仍认为,“加强同苏联的团结和全面合作,始终是我党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发展和巩固印支三国的特殊关系,是三个兄弟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规律。1991年6月,越共“七大”召开,稳健派杜梅继任,在坚持“六大”有关政策的同时,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进一步推进外交政策调整。
阮文灵在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越南希望成为国际社会所有国家的朋友”。会议提出“今后一段时间的对外任务是维护和平,扩大友好合作关系,为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祖国的事业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为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的共同斗争作出积极贡献”。主张在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政治社会制度不同的所有国家进行平等互利的合作。在对苏联及印支三国的关系方面,会议认为,“始终如一地加强同苏联的团结和合作,越苏合作要革新方式、提高效果以满足各自的利益”,“不断巩固与发展我党和人民同兄弟老挝党和人民,柬埔寨党和人民之间特殊的团结友好关系。按照平等,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正当利益的原则革新合作方式,注重效益”。越南外交政策调整基本成形,1996年,越共“八大”进一步提出,越南愿与世界所有国家为友,实行多样化,多元化对外政策,指出今后对外工作任务是“巩固和平环境,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条件”。
这样,越南革新时期的外交政策基本形成。在国际关系上实行独立自主,多样化、多边化,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不受政治社会制度约束,与世界各国进行平等互利合作。从而为越南的外交政策走上正轨提供了政策条件。
在对外关系方面实行政策创新的同时,越南政府在实际的外交活动中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以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在柬埔寨问题上,越南一改往日的强硬政策,同意从柬埔寨撤出越南军队,积极参与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历史进程,为1991年关于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协定的签署作出了努力,树立了一个热爱和平的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为地区稳定作出了贡献,为改善中越、越南与东盟关系提供了条件。在中越关系上,随着柬埔寨问题的解决,1991年11月,越共党书记杜梅与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访华,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两国关系不断发展,高层互访频繁,双方之间的一些棘手问题也趋于解决。据《人民日报》1999年12月4日报道,中越陆地边界存在的问题已全部解决,北部湾划界问题也于2000年基本完成,双方的经贸合作也不断发展。
在越南与东盟关系上,随着越南地区霸权主义政策的废除,高层领导的互访,1995年7月28日,越南正式加入东盟,成为东盟第7个成员国,为越南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合作不断深入,此外,越南也与老挝、柬埔寨等地分别进行了高层互访,双边关系走向正常。这些都为越南周边环境改善提供了条件。在越美关系上,越南一反过去不合作和敌对态度,把打破美国禁运,改善越美关系作为外交主攻方向之一,配合美国寻找美军失踪人员,向美国公开了不少与美国战俘有关的秘密材料,并允许美方专家参观一些有关军事单位,通过越美双方努力, 1994年2月4日,美宣布取消对越贸易禁运,1995年7月11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同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在越的投资逐步增加。在越日越欧、越澳(澳大利亚)关系上,随着越美关系逐步改善,双方的关系也逐渐走向正常,高层互访不断,经贸合作加强。对原苏联东欧地区,双方的高层访问也增多,一度中断的关系也恢复了正常。这些均为越南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条件,为革新开放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总之,随着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越南的外交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截止1995年1月4日,与越南正式建立外交系的国家达152个,其中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关系,5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越南有直接投资。到1998年,又有13个国家与越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越南建立了贸易关系,对越南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近60个,并有20个大国际组织和480个非政府组织与越南建立了合作关系。越南已度过政治被孤立,经济被封锁时期,恢复了同国际社会关系正常化,为革新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空前、有利的外部环境。
二、越南外交政策调整的原因
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不是由某一、两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决定的,是内外因素互动的结果,是越南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国际上,美苏之间由相对紧张走向缓和,由对抗走向对话,国际形势趋于和缓,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大潮滚滚向前。由于70年代的激烈争霸,美苏均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面临内外交困局面,特别是苏联,由于经济的畸型发展,军事负担过重,颇感力不从心,自顾不暇。双方均寻求缓和与对话机制,致使国际局势趋向平和,热点地区普遍降温。这为柬埔寨问题和平解决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美苏的衰落,日本、欧洲的崛起,世界格局朝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两极争霸,使国际局势相对稳定,东西方的矛盾制约了其他矛盾的发展,这使日本和欧洲搭上了国际安全的便车,军事负担相应减轻,经济速度大大加快,经济实力不断加强。随着美苏关系的趋缓,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渐现。西欧、日本开始在政治、经济领域对美国的霸权提出挑战,这样,东西矛盾趋缓,西西矛盾上升,第三世界力量的不断壮大,世界开始由两极向多极发展。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形势可以说一下子失控。美苏两霸,一霸消失,一霸削弱,对国际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向执行对苏联“一边倒”外交政策的越南真正地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孤儿。加之,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世界各国经济都在走向开放,走向市场化,各国经济的互相依赖程度大大加深,世界经济趋向于集团化、地区化及某种程度的一体化。这些都是迫使越南不得不考虑自己过去以政治外交为主的僵硬对外政策,成为越南外交调整的外在动力和国际背景。
在国内,越南也出现困难的局面,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低下,越南统一后,在东南亚地区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仰赖苏联东欧国家的施舍,侵柬反华,将国民经济发展绑在对外侵略扩张的战车上,使越南经济严重失衡,加之主观急躁,照搬国外经验,从而严重地摧残了生产力的发展。到1980年,“二五”计划主要指标一项也没有完成。正如越共“五大”指出的,“在一定范围内说,领导和管理方面的缺点和错误是引起或加重过去几年经济社会困难局面的主要原因”,“在基本建设和生产的发展规模上、速度上我们主观、急躁地提出了一些过大、过高指标,特别是初期阶段,急躁毛病还有些其他的表现,例如,在一些地方把农业合作社的规模搞得过大。另一方面我们又十分保守迟缓。
越南有的学者则更客观地指出,"1976年至1980年阶段,是越南经济由于持续了30年战争的影响和在经济指导战略主张上的主观错误所造成危机时期,”但是他们均没有正视侵柬反华给越南经济带来的危害。继续深陷侵柬战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使越南背上了沉重包袱,“三五”计划虽比二二五”计划的执行要强,但大部分指标仍未完成。正如越共‘.六大”评价的,二生产虽有发展,但与计划要求和实际能力相比,其增长率并不高”,
二粮食、煤炭、水泥、木材、布匹、出口商品等一些主要生产指标没有完成计划,影响了整个经济活力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流通分配方面的混乱状况持续发展,国民经济中的大失调依然存在,有的方面趋于严重。”经济的发展呼唤越南的改革,在这样的趋势下,越共二六大”应时势需要作出了“革新开放”的决定,相应地开始了外交政策的调整,但步子并不大,没有摆脱对苏联、东欧一边倒”的政策,对外政策处于徘徊迷茫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一向仰仗苏联、东欧供给的越南经济一下子断奶,越南与前苏联、东欧关系跌入低谷。使越南经济面临新的困难,这就要求越南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调整外交政策,以便为国内经济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边环境。越共二七大”的召开,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使命,使越南的对外工作步入了正常化发展的轨道。
同时,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综合国力的较量。随着黎笋的去逝,改革派逐渐占了上风,越南政局开始朝着有利于越南经济发展的方向发展。越南党和人民对越南的对外工作进行了反思,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认为:任何一国外交政策都是由具体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民族力量同时代力量相结合的革命外交是在我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岁月里诞生的,为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辉煌成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之后,国际形势迅速变化,各种政治经济力量重新组合,越南开展全面革新,我国外交进入了新阶段,即由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转向革新事业服务。可见,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是由越南工作重心的调整决定的,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外交是内政的继续,经济建设需要和外交理论的创新,成为越南调整对外政策的内在动因和根本要求。
当然,越南调整对外政策的具体因素很多,但主要是上述内外两个方面因素互动的结果。正是这两个因素的互动,促使越南不得不调整其僵硬的政治外交,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尽快融入国际社会的大家庭,摆脱孤立的处境。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民族的力量和时代的力量、国内力量和国际力量结合起来,把国家推向前进。
三、越南外交今后发展的走向
无庸讳言,越南调整对原苏联、东欧“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实行独立自主、全方位、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外交,从政治外交向经济外交转轨,使越南的经济、政治生活步入了正轨。新的外交政策的实行,并不标志着越南由原苏联、东欧一边倒向西方发达国家的一边。根据越南解释,独立自主并不等于分立和孤立。多样化是指越南要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灵活多样的合作,而经济领域合作仍是最为优先的,多边化则是指越南要与不同的伙伴进行合作,优先考虑邻国、本地区国家和发达国,特别是强国。可见,根据越南的国家利益,越南今后外交的走势着重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发展的方位上,越南首先立足东南亚,着重处理好与中国和东盟的关系。越南领导人认为,同本地区各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为扩大我国同世界不同地区各国的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因而,越南“七大”以后,越南首先为改善周边环境而努力,积极参加和促进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历史进程,消除了导致本地区动荡不安的一个根源,为改善与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创造了条件。正是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导致了越南与中国关系恢复了正常化,导致了越南成为东盟的正式成员国,越南周边其它国家关系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其次,越南着重处理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及国际金融组织的关系。越南领导人认为:建立多样化、多方位的关系,为提高我们在本地区的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革新开放和经济建设深人,面对现代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以及世界经济迅速国际化,越南迫切需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以加快其现代化进程,因此,越南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与发达国家合作,打破了西方的禁运和封锁,与美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由于政治制度不同,文化历史背景的差异,越南在利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资金和技术的同时,又对他们的图谋保持高度警惕,今后越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不会一帆风顺,挑战与机遇并存,摩擦与合作交织。
第三,越南将恢复与原苏联、东欧地区正常外交关系。越南领导人认为:保持同曾与我们合作并支持过我们各国的传统关系,也为提高我们在本地区的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1991年苏联解体后,越南和俄罗斯及前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关系近乎中断,总体上,关系比较冷淡。但是1994年,出现了转折。6月,越南武文杰出访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国,签署了越南乌克兰关系与合作原则条约、越南哈萨克斯坦联合声明,越南俄罗斯联邦友好关系原则条约等,重新开启了越南与这些国家关系的新篇章,恢复了友好合作的传统关系。年底,俄杜马批准了越南俄罗斯友好关系原则条约,叶利钦高度评价认为,新条约全面调整了两国关系,符合新时代的精神,完全符合两国利益。越南与上述三国的合作逐渐恢复和加强。不过双边关系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和障碍,越俄两国同志式的亲密拥抱变为生意场上的握手,比他们想象的要艰难。
在发展内容上,越南着重发展经济外交,着眼于为国内的革新事业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以便尽可能多地从国外吸引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更好地为本国建设和保卫事业服务。毫无疑问,当前及今后的国际竞争主要是以经济和技术为主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越南要想在世界上立足,要想完成革新开放的宏伟目标,实现现代化,必须变政治外交为经济外交,只有这样才符合时代的发展潮流,事实上越南正是这样做的。
总之,越南今后外交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随着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发展,融入正常的国际社会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越南的外交今后将朝着更加健康的轨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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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予20世纪资本主义完整正确的历史定位,仅仅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资本主义、仅仅研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够的,也是不完整的。我们要研究的是20世纪资本主义的全过程,而不仅仅是它的早期和中期,更要注视当代资本主义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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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资本主义的历史定位
在新世纪已经到来的今天,人们普遍关注对于20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准确历史定位,它关系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关系到社会科学的繁荣,关系到21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无庸讳言,一个时期以来,对于20世纪资本主义和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定位的估量,某些见解偏离了历史现实,离开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笔者认为完整准确定位的关键在于坚持实践第一和社会生产力标准,在于加强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整体研究。
这里还要说明,在谈到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定位时,我们必须对它加以严格的时间界定。这里谈的是对1900-1999或2000年间100年左右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考察,它不包含对21世纪及以后资本主义的预测和定位。对于20世纪资本主义历史的准确定位不仅不会动摇我们对于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看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坚定信念,而且会把这种坚定信念建立在更加切实可靠的基础上,从而增强我们的持续不断为之奋斗的使命感,同时要在历史的钟摆在走向公元纪年的第三个千年时,对世界资本主义整体活力及其走向衰亡保持清醒的估量,因此本文这里谈论的显然不是资本主义在整体上何时退出历史舞台的问题。
下面就20世纪资本主义的整体研究和历史定位问题发表一管之见,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顾名思义,资本主义的整体研究指的是研究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整体,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局部和个别,不仅仅是研究个别时期、个别地区和国家的资本主义。
20世纪的资本主义指的是现代资本主义,而不是早期和近代的资本主义,也不是21世纪的资本主义或21世纪后资本主义的未来。长期以来,在20世纪资本主义研究问题上,我们的研究理论相对滞后,对于20世纪初期的现代资本主义,有着比较完整和切合实际的理论概括;对于资本主义未来的历史命运,也有着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但是对于整个20世纪资本主义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研究则明显滞后。在研究方法上,往往不够全面,偏重个别国家和时期的研究,对于从资本主义的整体角度来全面系统的研究则相对不够。
笔者认为整体研究在今天需要强调和重视,是鉴于下述理由。
1. 整体研究是完整正确地定位20世纪资本主义的需要
要给予20世纪资本主义完整正确的历史定位,仅仅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资本主义、仅仅研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够的,也是不完整的。我们要研究的是20世纪资本主义的全过程,而不仅仅是它的早期和中期,更要注视当代资本主义的进程。
作为整体,不仅指作为20世纪资本主义主体和心脏地区的发达国家部分1,不仅指作为处于领导地位的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的美国,而且应当包括在全球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其它类型的国家,如新兴的发展中的东亚资本主义国家2、石油致富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3、拉丁美洲地区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4、南亚地区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5、以及处于低中收入的非洲地区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等。6即是说,同样要研究新兴的大展宏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后进的刚刚迈入资本主义轨道的资本主义国家。此外还应该包括苏联、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转轨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7
作为整体,同样要注意到在20世纪中,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社会主义三种力量和因素的比较,注意资本主义制度国家中的前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也注意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因素甚至前资本主义因素。为此,既要考查资本主义国家,又要研究社会主义国家。例如"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就存在着某些初级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允许存在的事实上非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因素。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则实际上存在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
作为整体,不仅要研究20世纪的世界政治和经济,而且综合考察20世纪的世界科技、军事、社会、思想和文化,尤其是考察制约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因素。
笔者以为,下列因素对于资本主义的整体定位是至关重要的。即
第一,在19-20世纪两次科学技术革命中所处的中心地位及其影响。
第二,在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化中,在全球现代化进程的深度和广度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第三,在现代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危机的协调中作用,以及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第四,在市场经济机制运行和政府干预政策协调中的作用。
第五,在改革和调整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体制运行机制时的作用。
第六,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化的效应中的作用。
第七,在现代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中的"安全阀"功能。
第八,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多元化和不平衡发展趋势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九,在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化和思想文化一体多元化进程中的作用。
第十,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作用和影响。
这些因素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是重要的,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是重要的。而没有对于这些制约因素的整体研究,要准确把握定位是困难。
2. 整体研究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是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真理,它随着资本主义的变化而不断地修正和发展。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对于20世纪初关于帝国主义问题争论的总结, 标志着列宁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理论的建立,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辉著作,不仅科学地论证了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初期发展阶段的规律, 而且对于指导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也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为了写作这部著作, 列宁参考了几百种基本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大国出版的相关书籍、学位论文和小册子, 报刊上的文章和各种统计资料。《列宁全集》第39卷收录了关于帝国主义的文章、笔记和1912-1916年的单独札记, 包括148本书(其中德文的106本, 其他有法文本, 英文本,及俄文本)和49种期刊(德文的34种, 及法文和英文),摘录了232篇文章。8如果把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列宁摘抄和评述的《帝国主义笔记》两书相对照, 可以看到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宁直接引用资产阶级学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论述,据粗略统计共有203处之多, 这些引文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总字数的86%以上。9
列宁批判地吸收了资产阶级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发展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得出了崭新的科学结论, 为我们树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认真研究和借鉴资产阶级的学术成果、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同时也充分说明为了坚持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必需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10
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在一个相当时期里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思想理论界的经典依据,和对于列宁主义的"正统"解释。他的理论是建立在社会主义革命会在全世界的很快成功和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很快灭亡的估量上的,是和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观紧密相联系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灭亡的时代已经到来。"11 1952年他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更系统地发挥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把总危机与革命和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比以前发展得更迅速无比的论点""已经失效"。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 12然而, 战后世界56年来的历史发展表明, 斯大林的"总危机" 理论并没有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反而带来了理论滞后的严重影响。
实事求是地考察20世纪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涉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离开对于现当代资本主义的正确估量,也就谈不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现当代条件下的正确运用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实事求是的估量,从而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在谈到国际共运中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时说:"马克思去世以后的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3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指出,我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14"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15他还指出,南北问题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16"南北之间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17在谈到新兴发展中国家时他说:"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18"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19
这些论断是建筑对于资本主义的整体研究基础上的。当代世界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代,人们习惯于用冷战思维来观察问题,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中姓"社"还是姓"资"是高于一切的头等大事,而姓"现"和姓"球"却往往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相连的见解。然而邓小平理论和实践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为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的中国人民完整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借鉴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大家注意到去年秋天,江泽民强调要按照邓小平理论认真研究四个如何认识,其中十分十分重要的一个认识,就是如何认识现代资本主义,或者说,如何准确认识20世纪的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坚持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
3. 整体研究是当代世界多样化统一发展进程的需要
对于资本主义的国别研究,个案研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整体考察和研究在今天更要多加关注。我们的科学理论和战略决策不能仅仅建立在个别国家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更加需要重视对它的整体研究和考察。
我们理论上的滞后,方法上的单一,研究领域的薄弱,是与整体研究的思路的缺乏和方法上的缺陷是分不开的。
当代世界的多样化统一进程、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主潮流、当代世界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和模式以及当代世界的改革调整趋势,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全球环境保护、和人口控制及资源利用的协调及可持续发展,当代世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演变及社会思想文化现代化、多元化趋势,当代世界国际关系多元格局演变等重大课题,需要进行全球性、整体性的开创性研究,否则就谈不上准确阐述符合跨世纪实际的当代世界多样化统一的进程。
当代世界新科学技术革命的一个明显特点,是科学技术领域间相互渗透和分化, 在高度分化基础上的又高度综合。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 一方面学科愈来愈多, 分工愈来愈细, 研究愈来愈深入, 另一方面学科间的联系愈来愈密切, 愈来愈朝综合方向发展,并且出现了'多学科集合体合作研究'时期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新科学技术革命以及经济和社会生活全球化的发展,为我们的整体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客观条件,同时又提出了进行整体研究的客观需要。
4. 整体研究是整体史学发展的需要
当代世界发达国家的史学发展趋势显示:更加重视整体性的动态研究,从单线到多线的综合研究;更加重视环境和条件的研究;更加重视定量分析;更加重视底层史学的研究。20
推动史学发展趋势的重要原因在于:其一,世界全球化和多样化发展的影响,要求对历史事件和非历史事件进行宏观地综合的考察和总结, 对现实问题加强研究,对整个社会进行宏观探讨。其二,科学整体化综合化发展趋势的强化。其三,传统史学面临的"危机",从而出现了在理论体系上五花八门的方法论流派,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用科学理论的方法来考察历史现象,在内容上重视整体史、社会史、文化史和底层史学的研究。这种发展趋势认同历史是"整体历史"和"综合历史"; 重视多角度、多层次的历史研究; 重视历史的解释和理论; 主张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
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史的整体研究,国外的研究成果已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1983年法国米歇尔.博德著《资本主义史(1500-1980)》,对资本主义从16世纪到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有一个比较宏观和微观的阐述。该书不足处在于主要是从经济角度来论述的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别的领域涉及极少。21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1982年在美国出版《1500年以来的全球通史》,该书称:"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或所有文明的历史的总和""这种看法是十分荒谬的。""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世界历史课程涉及的史实繁杂,而是观察角度不同,即世界历史课史从全球的而不是从地区或民族的角度讲述历史。""重新开始,将这门课程建立在新的、真正的全球基础上,是十分必要的。"22不过,这是一部全球史和传统地区国别史的兼顾,主要阐述政治史的变迁。
1997年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出版《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一书,宏观论述20世纪史,显示了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历史研究,在体系上也值得借鉴。23至于美国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74年所著《现代世界体系》一书,则是一部整体地阐述近代以来世界历史进程的综合性宏观论著。称他采用的是"一体化学科的研究方法",即"把社会和文化思潮趋势与经济和政治的走向紧密联系起来考察,清晰地揭示出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的精辟论断。"24这部巨著,同样给整体考察20世纪资本主义以很大的启示。
前已指出,在20世纪资本主义研究中,我们不能把整体研究和个别研究相混同,不能把局部研究当整体研究,不能把对一段时期的研究当作全部的研究。在一段时期里,我们在20世纪资本主义的研究上存在一些弊端和误区。这里举例如下:
1.把俄国资本主义的衰落当作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冲破了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阵线, 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开始了人类历史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然而,长期以来有些人把俄国城市中心起义的特殊性,民主革命迅速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性也当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和世界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道路,则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误导。列宁还在1916年谈到现代世界各国发展道路时就说过:"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表现出这种多样性。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再没有比'为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一律用浅灰色给自己描绘这方面的未来,在理论上更贫乏、在实践上更可笑的了。"25
而且,社会主义在一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在一国的被突破,并不表明整个资本主义已经衰落或已经走下坡路。诚如17世纪4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整个封建主义的衰落一样。一种社会主义力量的兴起和整个资本主义力量衰落之间并没有时间直接衔接的必然联系。必然胜利和必然灭亡之间不一定是同时存在的。
从历史上看两种和多种社会制度并存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封建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近代世界历史上就并存过不至一个世纪。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并存,从时间上说还只有80多年时间。从发展趋势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同样具有活力的社会制度力量之间的共存和竞争,而不能简单理解为直线式的一盛一衰一之间的力量的竞争。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才能解决,就一个国家来说也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从20世纪的现实来看,我们绝不应轻信所谓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走"下降路线"、"资本主义总危机"、"资本主义腐朽"、"走向灭亡"的时刻已经到来等结论。
在20世纪,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取得过社会主义胜利的,只有俄国一个国家和半个德国的民主德国,而迄今保住社会主义胜利成果的一个也没有。90年代初苏联解体,民主德国被联邦德国所吞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转轨。这典型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不是一帆风顺的。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说: "如果从实质上来观察问题, 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的生产力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错误和毛病,而一下子就建立起来的吗?" 他还说过:"历史通常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估计历史最复杂和最离奇的曲折道路, 这是无可争辩的。"从世界历史的长河看, 社会主义在长时期内还只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邓小平针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现象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 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 所以, 从一定意义上说, 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26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纲领宣称社会主义已在苏联取得"完全的、最后的胜利", 要在198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建设; 1961年苏联经济学家瓦尔加预言20世纪是资本主义灭亡的世纪;1967年勃列日涅夫宣称在二十年内要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则在苏共二十七大修改为社会主义完善论。所有这些,现在已经被历史所否定,它显示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不够成熟,显示了对于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定位不准,这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大历史教训。
我国汲取了国际和国内的历史教训,提出了"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并将这个观点写入修改后的宪法中。27修改后的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营、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营、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营、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28这意味着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和竞争。它的主体无疑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但是这并不表明非公有制经济已经衰落,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已经不存在。
2.把美国的相对衰落当作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
与把俄罗斯资本主义的衰落看作是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一样,有些人同样习惯于把美国的超级大国兴衰和整个资本主义的兴衰相提并论。
这里的问题在于第一,美国超级大国地位是否真的衰落了?美国超级大国的相对衰落是否等同于美国的衰落?
第二,美国的衰落是否表明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
如果考察整个20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起主导作用的既不是英国和法国,也不是德国和日本,而是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美国具有年轻、快速、实力最强和富有活力的特点。29从1894年以来,她的工业生产总值就居世界第一位。1894年的工业产值美国94.98亿美元, 为英国的2.2倍, 德国的2.93倍, 法国的3.28倍。而1860年时只是英国的68%; 法国的91.1%; 德国的95.6%。世纪之交, 美国在世界国民财富的比重占30.1%; 英国占19.5%; 德国占16.6%。30 1916年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在各个经济领域占有全面的优势, 20年代美国成为汽车王国。1938年, 以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为100, 美国占36%, 西欧共同体 (含英国) 占35.6%,即美国比英、德、法、意等国的总和要多;1948年美国为54.8%, 西欧共同体为22.6%,是西欧共同体和日本总和的229%。黄金外汇储备资本主义世界为100, 1937年美国为46.4%, 1950年, 美国占48.5%, 为法、意、德、英、日本五国的441%。3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的当代世界已有56年, 美国一直是超级大国,虽然80年代以来超级大国霸权地位一度相对衰落,但迄今在多极化趋势中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1997年美国的GDP达80834亿美元32, 而后1998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又达3.9%,33,GDP达到82106亿美元。到2000年底已经创造了连续9年多的增长记录,成为20世纪美国历史上的最长的经济持续发展周期。
在对20世纪美国资本主义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有时对美国资本主义的超级大国实力地位估计过高、过早,有时又对它的衰落过程估计过快、过于严重。
例如有人称本世纪初美国的门户开放计划是"美帝国主义侵华独占政策的代名词"。34有人称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14点计划"是美国称霸世界的计划;称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和英国的矛盾等等。
对于美国已经衰落的说法则从50年代开始到世纪末从未停歇过。例如有朝鲜战争后美国开始衰落论;苏联人造卫星升空后美国开始衰落论;越南战争后美国开始衰落论:70年代滞胀后美国开始衰落论;冷战结束后美国开始衰落论等等。35尽管预测美国开始衰落的时间已经一再推延,但是把美国的相对衰落和整个资本主义的开始衰落联系在一起的思维方式和见解则仍然不乏其人。
其实,大国的兴衰或超级大国的兴衰和一种社会制度的兴衰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36,历数500年来大国地位的更迭,然而这种更迭并不表明社会制度的更迭。犹如19世纪英国超级大国地位在20世纪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衰落一样,美国超级大国地位在20世纪末的相对衰落,也不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相对衰落。整个说来,资本主义制度在本世纪末并未显示整体的衰落。37
这里,仅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当代世界的GDP对比,就十分明显了。
全世界 高收入国家 低收入国家(含中国和印度) (单位:百万美元)38
1965年 2,003,700 1,413,280 163,040
所占% 100% 70.53% 8.14%
1970年 2,808,026 2,105,694 225,563
所占% 100% 74.99% 8.08%
1995年 27,846,241 22,485,528 1,352,256
所占% 100% 80.75% 4.86%
1998年 28,854,043 22,560,624 1,811,10639
所占% 100% 78.19% 6.23%
这个统计表说明,1965-1995的30年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世界的经济实力从占有份额的70.53%增加到了80.75%。显然认为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每况愈下的论断是站不住的。何况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发展中国家,极大多数仍然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
3.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作整个资本主义,又把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当作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
从传统观点的角度看问题,从十八、九世纪以至二十世纪初的角度看问题,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世界资本主义。然而,从20世纪的全局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指的只是在世界近代史上先后崛起的荷、葡、西、英、法、俄等西欧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美、日、德等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曾经是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并称雄于近代世界,被称为欧洲中心、西欧中心、或欧美中心,一旦这种模式发生危机,自然引起人们对于整个资本主义危机的关注和思考。
然而,整个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情况表明,所谓西方资本主义并非整个资本主义的全部,同时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新兴资本主义的崛起,即被称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40尤其是处在经济发展前沿的新兴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在过去一个时期里,人们习惯于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看作属于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这是一种从脱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的角度和两大体系争斗中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往往在政治上站在反帝国主义立场来说的,而不应和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上的属性相混同。无论从经济制度上或者是从社会政治制度上来划分,广大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无疑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尽管它们宣称绝不走传统资本主义的老路,但是不等于它们的道路和制度不是资本主义的,不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新模式。
其实,这是一股在20世纪下半叶崛起的后继的资本主义发展力量,它是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的新兴资本主义力量,人们通常说第三世界作为主力军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但是这股生力军从社会经济制度上说并非社会主义的。有朝一日,它即使在经济和政治力量对比上了超越了传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是新一轮资本主义国家取代了传统的资本主义,只能是另一种类型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当然这并不排斥一些发展中国家会转而推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既然如此,我们怎能断定美国等传统资本主义的衰落就是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呢?例如一旦印度、巴西、印尼、南非等发展中国家步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难道这些国家是在充实社会主义的力量而不是加强资本主义的力量。随着21世纪历史的演进,人们将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会不断增强。
4.把自由资本主义的的衰落当作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
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相当流行而又相当滞后的见解。从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到1916年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发展》,这68年间,资本主义在发达国家走过了由近代到现代,由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期间马克思主义由诞生而发展为列宁主义阶段。
而1916年以来迄今资本主义又走过了85年的历程,85年来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横广和纵深两个方面,都以空前的速度和广度在发展,由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走向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同时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1916年的解释上。资本主义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是历史的进步,由自由资本主义为主的阶段走向以垄断资本主义为主的阶段,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41, 代替自由资本主义衰落的,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现代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又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取代。
显然,我们不能把自由资本主义的衰落和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相等同。但是把自由资本主义的衰落当作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来看对的仍然不乏其人。有人引用了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关于"经济自由主义在1820年到1870年是上升阶段,在1870-1913年是衰落阶段,从1913年到大约1950年几乎处于垂死阶段"的论述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42,其实这段引文,恰恰表明引者把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类不同的资本主义相混淆了。这份报告在概论中明确说:"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在1870年和1913年之间开始的。在这个时期里,技术进步逐渐依靠科学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了一个生产和贸易空前发展的时期",并称"许多观察家认为,现代世界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夕。"43通看《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根本得不出现代资本主义已处于下降和衰落时期的结论。44倒是需要明确的是对于"经济自由主义"来说,它确是衰落和下降了,然而经济自由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我们不能把经济自由主义或自由资本主义同现代资本主义或垄断主义主义混为一谈。把自由资本主义的衰落说成是或混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衰落。
5. 把资本主义活力限于20世纪前的资本主义
长期以来在世界史学界的一个传统说法是,1870年后资本主义在总体发展上开始了下降时期。甚至连我国普及的中学教科书《世界近现代史》上册都持这一见解。45但是实事求是地考察历史,这一说法显然是与历史实际不符。
资本主义是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虽然存在腐朽趋势,但总体上发展是主要趋势。4620世纪的资本主义在向全世界横广和纵深两个方面发展着。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说法最早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傅利叶提出的,后来为恩格斯所引用而被马克思主义者广为流传。恩格斯1876-1878年间在《反杜林论》和1880年初《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书中写下了同样的话:"我们看到傅立叶和它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巧妙地掌握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而且他还把这个看法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在自然科学中提出了地球将要归于灭亡的思想一样,傅立叶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人类将要归于灭亡的思想"47这里讲的显然指整个历史和整个人类和整个地球都是发展的,都最终要走向灭亡的。这段批判杜林的终极理论的话,并没有回答资本主义在什么时候会灭亡的问题,更不是专指资本主义何时处于上升时期或下降时期。人们也不因此而推论人类很快或已经走向灭亡。恩格斯接着写道:"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减弱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48这些话表明,在恩格斯看来,生产力的狂飙时期将继续推动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事实上,在恩格斯晚年,他并没有得出资本主义处于下降时期的结论。
具体谈到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和下降时期,并非恩格斯而是列宁在1915年1月后的《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说的,列宁说:"通常把历史时代划分为:(1)1789-1871年;(2)1871-1914年;(3)1914-?。""第一个时代是从法国大革命到普法战争;这是资产阶级崛起的时代,是它获得完全胜利的时代。这是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是一般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特别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代,是已经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迅速崩溃的时代。第二个时代是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统治而走向衰落的时代,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转变为反动的甚至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的时代。这是新的资产阶级即现代民主派准备和慢慢积聚力量的时代。第三个时代刚刚开始:这个时代使资产阶级处于相当于封建主在第一个时代所处的同样的'地位'。这是帝国主义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发生动荡和由帝国主义引起动荡的时代。"49列宁的这种历史划分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我们暂且不论。在这里,列宁说的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的分期,而非整个资产阶级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历史阶段。列宁在该文中还强调:"这里的分界线也同自然界和社会中所有的分界线一样,是有条件的、可变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50
然而,斯大林把"下降"说和资本主义的衰落论完全划上等号,进一步发挥了衰落论。1934年8月9日,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诺夫在《关于'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中肯定地说:"我们认为把近代史分为三部分,是适当的:第一部分----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以前,这是资本主义在先进国家里胜利和确立的时期.第二部分----从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帝国主义大战的结束,这是资本主义开始衰落,巴黎公社给了资本主义第一次打击,旧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成帝国主义以及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的力量在苏联资本主义的时期。第三部分----从1981年年末(战争结束的第一年)到1934年末,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战后帝国主义时期,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时期"。51此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斯大林的话被当作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经典反复引用,即资本主义开始衰落于1870年以后。
现在提起"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不会有人怀疑专指19世纪70年代前的资本主义,而其后资本主义很自然理解为下降时期或衰落时期了。问题的焦点在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否处于衰落时期。这个问题不能靠引经据点、靠"两个凡是"来解决,而要靠20世纪资本主义的实践。有些人口称"尊重历史实际",但恰恰没有对20世纪资本主义的实践提供令人信服的事实,甚至给人扣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陷入唯生产力论的窠臼"的大帽子,这种以势压人的学风是不利于学术争鸣的。
谈到活力,有一个怎么看活力的问题。人们不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但是社会主义的活力尚未充分显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为了增强社会主义的活力,这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活力,人们争论重点主要是增强还是减弱,而主要不是有无活力的问题。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活力,经济增长的速度固然重要,但是不能绝对化。要注意经济结构是否形成良性循环、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科技革命的作用和创新能力的发展、经济运行中自我调节功能、应付经济危机的能力和预防止危机的对策、由经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的灵活适应能力、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局面的应对能力等等,这些均能显示是否具有活力。
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无疑是利大于弊。从经济组织结构来看,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垄断组织为主体的多元制经济组织、国际垄断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也具有相当的活力。而社会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同样显示其一定的活力。
6. 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当作对资本主义整体发展的衰落
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发展趋势与危机趋势(或称腐朽趋势)在本世纪资本主义经济总的说来, 既有发展甚至大发展的趋势, 也有腐朽以至大危机来临的趋势, 是发展和腐朽两重趋势的交替运行。在两重趋势中, 主要趋势是发展, 尤其是波浪式的发展52列宁在1916年上半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名著中, 提出:"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那就错了。不, 在帝国主义时代, 个别工业部门, 个别资产阶级阶层, 个别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 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比以前快得多"。53不久, 他又指出:资本主义的腐朽趋势"决不排除资本主义在个别工业部门,个别国家或在个别时期内的惊人的发展"。54列宁的论断被本世纪的历史发展所证实。虽然, 本世纪西方世界经历了12次世界性经济危机, 但是, 发展的时间更长。从总体上说,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较普遍现象, 而不只是个别现象, 不只是在个别国家、个别部门、个别地区和个别时期。虽然, 腐朽趋势在深化, 但是, 很难说目前在总体上腐朽趋势已超过了发展趋势。55
由于市场经济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因而从马克思到斯大林都把经济周期危机现象和资本主义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称之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经济周期危机或经济危机现象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产物。对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考察,在我们的教学和研究中通常是作为资本主义整体发展的负面影响来论述的,随着一个接着一个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和发展,随着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频繁出现,以及生产过剩危机、滞胀经济及结构性经济危机的发展,金融危机的加深,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斯大林的"总危机论"更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深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来临密切联系起来。
一般说来, 经济危机是坏事, 而不是好事。问题在于在一定条件下, 它能否变坏事为好事。在大危机期间, 许多人只认为这是件大坏事, 只表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深化和资本主义末日的加速来临。然而,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全面研究后发现,在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同时,资本主义世界还出现几个经济快速发展和繁荣的高潮,人们发现经济周期和危机与经济现代化的进程相连。看来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危险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难得的机遇,在迫使政府进行的反危机调整内部机制的过程中, 有可能形成新的运行机制, 出现新的良性循环, 逐步由坏事变为好事, 成为一种难得的机遇, 和一种推动变革的紧迫的信号。3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调整和发展证明了这一点。56因此,在经济繁荣时注意可能存在和发展的潜在危机;要善于抓住机遇, 变坏事为好事, 推动改革进程。57
正是经过了1929-1933年大危机,资本主义世界由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走上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正是经历了克服70年代经济滞胀后果的探索和实践,西方发达国家在协调市场行为和和政府干预关系等方面取得了经验。而且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现象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出现经济发展的波动情况,只是性质不完全相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吧了。这就提出一个问题:能不能说每发生一次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就在总体上衰落一次?因而经济危机的爆发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整个衰落?
7.把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当作对资本主义整体衰落
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是经济运行的绝对规律,然而难道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运行是平衡发展的吗?它们不也是不平衡发展吗?不平衡发展给资本主义带来的都是负面影响吗?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全球情况来看,首先在西欧,随后在大西洋国家,接着在太平洋的个别国家,再后向全世界的广大地区扩展。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向横广面方向发展,而另一方面又向纵深方向发展,这种纵深发展不仅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而且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上,以及思想文化的发展方面。这些不平衡发展是不是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负面作用呢?或者说,是不是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呢?
无疑和任何社会制度一样,资本主义制度绝不是永恒的,他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并最后走向死亡,问题在于能不能把局部的死亡当作整个资本主义的死亡,能不能把资本主义在某些国家已经进入的高级发展阶段,当作整个资本主义都已经进入了高级发展阶段呢?不平衡发展意味着不发达、较发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并存;意味着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更迭;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衰与社会主义制度兴衰将将一个较长时期共存;意味着一个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衰落并不等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落。
考察了上述种种论点以后,考察了20世纪的进程以后,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对于资本主义的国别研究,个案研究固然十分必要,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整体考察和研究决不能忽视。我们的科学理论和解决仅仅不能建立在个别国家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同时需要建筑在整体研究和考察的基础上。
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准确定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生产力标准和实践第一标准,而不是意识形态、生产关系等什么别的标准。
人们在判断一种社会制度的发展阶段时, 会有各自的衡量标准, 如社会生产力标准、生产关系标准、意识形态制约标准、阶级属性的好恶标准、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重的二元标准等。自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一个长时间里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定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占据主流地位的见解开始逐步离开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认定的社会生产力检验标准,偏离了实事求是的路线。在我国我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定位上,自50年代后起以来,也偏离了社会生产力标准和实践第一标准。
在我国提出、认同并再次强调社会生产力标准是中共七大以来, 经过近50年的反复摸索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得来的。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曾正确地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好坏、大小, 归根到底, 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 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 还是解放生产力的。"58
这一标准得到中共八大的肯定, 但是其后的22年里,"唯生产力论"的"左"的大棒砍掉了我们奉行的社会生产力标准。直到1992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992年10月中共第14大的报告和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 明确强调了邓小平同志重新创导的生产力标准, 邓小平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9,中央强调, 要把这一标准"作为决定各项改革措施取舍和检验其得失的根本标准。"
中共十五大又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再次重申了衡量一切是非的根本标准:社会生产力标准,并重新强调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里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生产生产力标准, 就谈不上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正确把握和定位。当然对于生产力标准如何判断是会有不同的理解的,但根本问题还在于是否确认在历史研究中必须坚持社会生产力标准的。笔者以为衡量社会生产力它应包扩以下一些含义:综合考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重视国民生产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购买力平价(PPP)等重要经济指标; 重视对科学技术水平及其社会影响的考察; 重视对国民经济管理水平的考察; 重视对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因素的总体考察; 重视对人口流动和人口的身体、文化素质的考察, 重视对经济和自然环境及资源的考察;重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重视政府和社会集团对发展经济的政策的考察等。如果仅仅把生产力水平的综合考察, 简单理解为只是对几项经济指标的研究是不全面的, 以此来否定社会生产力标准更是不妥的。
实践标准即实事求是标准在学术和研究中是必需坚持的, 它实际上涉及在学术和教育领域要不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的问题。是本本第一还是实践第一的问题? 我们对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历史的认识正确与否? 归根到底只能是依据社会实践而不是本本怎么说, 一个人怎么说。
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 , 如果只是按照早期马克思主义传统不变的本本办事,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难以成功, 马克思主义也就谈不上创造性的发展。再说不同本本本身的是非鉴定也必须根据社会实践的检验, 而不是它的"凡是"。领导人的谈话当然具有权威性, 然而领导人谈话的真正权威性也必须经受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无疑是我们在评价现代资本主义史时应该遵循的, 然而这并不是要我们僵化地理解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每句话都符合当时甚至当前的实际, 让我们搞"两个凡是"。
如果认为我们只要对100多年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80年前的列宁或若干年前斯大林、毛泽东的言论照办就行, 不必接受实践的再检验、补充、修正和发展,那就使马克思主义得不到发展,也就产生不了邓小平理论。
事实上目前的理论界研究中某些滞后的现实是和这种僵化地对待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关的。
对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都涉及要不要坚持实践第一标准问题。如二十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在总体上是发展为主兼有腐朽趋势,还是衰退是主要趋势? 西方经济发展的主流是大发展还是大危机? 西方世界现在是大革命形势的前夜? 还是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就要马上崩溃? 还是还具有相当的活力? 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实行的那些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市场经济方式和方法、某些管理手段和经营机制能否同样被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情况所吸纳?现代资本主义的模式是否还在发展,除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外,有没有其他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一两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衰落是否意味者资本主义的整体衰落?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是否只具负面影响等等,对这些重大问题, 只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对大量第一手的实践材料加以全面综合和深入剖析, 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又如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 涉及于现代化进程同步发展因而最先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如何区分资本本质和现代化必然的区别问题;涉及垄断资本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演变及其历史地位的评价; 涉及反垄断弊端的斗争及其后果的评价; 涉及各类垄断资本主义政府的经济改革和调整措施的评价; 也涉及对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和国际垄断集团的发展及其评价; 也涉及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借鉴和避免问题。再如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理论、发展阶段、发展动因、发展趋势、发展模式的评价, 都涉及到要不要坚持实践第一标准这个根本问题.
还如怎样看待现代资本社会中一再发生的经济危机包括生产过剩危机和滞胀危机、金融危机, 以及如何评价政府的反危机措施, 不仅要看到当时的影响, 而且要估计到它的深远后果, 既要指出它的负面作用, 还要指出它潜在的转机效应。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调整措施等都涉及它的历史地位和阶级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经济评价和政治评价问题, 对这些问题, 也只能遵循实践第一这一客观标准。
坚持生产力标准和实际实事求是标准,是正确认识、研究和发展关于20世纪资本主义研究的唯一科学依据,对于20世纪资本主义历史的发展道路、发展特点、发展模式、发展阶段、发展理论的研究都离不开坚持生产力标准和实事求是标准。如果我们不是坚持生产力标准,那就谈不上对20世纪资本主义的准确定位。我们如果不是坚持实事求是标准,那也不可能给予20资本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定位?#p#副标题#e#
这里谈的20世纪资本主义是指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而不是一两个资本主义大国的兴衰,因而用例如英国在20世纪初大国地位的相对衰落、俄国在1917-1991年间退出资本主义世界、美国在20世纪末的相对衰落等的分析和评论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整体的衰落,是不恰当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就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而言,概括说来,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十种类型。
第一,是上升为主导地位的美国资本主义模式。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既不是英国和法国,也不是德国和日本,而是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迄今从总体上说美国仍是一个比较富有活力的大国,这是通过比较研究而言的,这个国家在经济制度方面,实行的是私人经营和国家、集团、私人垄断所有制兼顾; 美国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兼顾政府干预,是一种以自由经济为基础的混合经济。迄今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符合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模式已经完全失去了在美国的活力。60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90年代以来美日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日本的明显变化,美国成了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单一超级大国。
请看以下比较:
国家 人均GNP GNP万亿 GDP万亿 (全部按照美元折算)
1983 1991 1998 1998 1980 (全球%) 1991 (全球%) 1998 (全球%)
美国 14110 22240 29340 79213 27090 24.76% 56108 25.93% 82106 28.46%
日本 10120 26930 32380 40899 10593 9.68% 33623 15.54% 37831 13.11%
最近20年,美国由1980年的24.76:9.68%到1991年的25.93%:15.54%;再到1998年的28.46%:13:11%,估计2000年的情况还要不利于日本。
第二,迅速崛起的日本资本主义。在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快速发展中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日本岛国,本世纪初,日本在世界工业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只有1%,1929年占3%,二次大战战败后再度振兴,1971年占5%, 到1995年日本的GDP占到全世界的18.35%,成为世界第二超级经济大国,超过了位居第三、四、五位的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三国的总和。61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引来了对于日本模式的种种评说,并对美国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有的认为这表明亚洲模式对于欧美模式的胜利,然而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蔓延又重新引起对于日本模式的慎重评价。1998年日本的GDP在全球的份额已经由1991年的15.54%急速下滑到1998年的13.11%。90年来的日本呈现经济怒景气的低迷状态。
但是日本的崛起确切地表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由欧美中心地区向西太平洋地区的迅速扩展的态势。
这里要顺便谈谈,从8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中断的日本"教科书"事件,90年代中期以来的日本面临一场新的转折, 是维护和平与促进经济发展, 还是谋求经济霸权, 政治强权, 军事大国和全球主导地位,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我们要密切注视这个政治大国、经济超人谋求全球利益的动向。
如果我们不带偏见的话至少可以得出四点共识:
第一, 在日本这个近邻大国已经实实在在地出现了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罪行翻案的严重趋势。
第二, 在日本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罪行翻案的完整舆论根据, 如什么侵略有理、侵略有功、日本受害、放弃歧见、亚洲共荣等等。
第三, 造成这种局面是日本右翼统治集团和势力出于难以言明的目的而不愿正视历史需要, 是战后两代年轻人对历史无知受欺骗宣传的结果。
第四, 对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罪行翻案的言行, 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必须加以揭露。还清历史本来面目, 正确吸取历史经验教训。 现在, 我们要研究是什么原因导致在日本这场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新法西斯主义思潮的兴起?, 我以为:
其一,从历史上看 虽然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 但实际上在保持日本天皇权威等问题上带有一定的保留; 而且盟军在日本大规模消灭日本法西斯的军事行动前, 日本已宣布投降, 在客观上保留了日本本土的法西斯势力。从而不如德国那样, 消灭法西斯比较彻底。
其二,从国际背景来看 战后初期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 美苏冷战全面展开, 中国革命的胜利, 朝鲜战争的爆发, 片面对日和约的签定, 美国大幅度修正对日政策, 由限日转向扶日, 对日本法西斯的经济、政治、军事势力打击不力, 留下了隐患。冷战结束后, 日本从超级经济大国地位走向政治大国, 挟经济实力、金元外交之余威来重温其当年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而90年代日本经济的不稳定对于军国主义复活的加剧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其三,从日本国内来看 在美国的纵恿和扶植下, 日本政治势力和政治思潮逐步向右转; 日本统制经济体制和所谓"日本精神"在追究经济高速增长中被美化和神化, 没有彻底划清法西斯和政治民主、经济侵略和经济民主的界线, 从而为垄断资本统治的右翼势力提供了物质的、管理体制的和思想舆论的基础。事实上, 正是由于日本否定了经济军事化、经济侵略扩张和战时动员的统制经济, 转向和平经济、平等互利外贸和市场经济体制才得以持续高速地发展日经济。而利己主义经济、保留战时统制经济遗产必将损人而不利己。另一方面, 日本的民主、和平和进步运动不断受挫和分化, 难以形成巨大的反击力量。
第三,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再度振兴的德国资本主义。德国是近代史上后起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又是19-20世纪之交现代资本主义新起的国家,还是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政治经济大国,战后联邦德国再度崛起,成为欧洲最强的经济大国,并实现了统一。联邦德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它既不同于凯恩斯主义模式和国家计划经济模式,也不同于完全的自由放任竞争经济模式。尽管不同时期经济政策会有微调,但是实行适度的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内外经济平衡的基本政策不变。
第四,英法传统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英法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在自由资本主义和第一次科技革命时期称霸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大国,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英法已经沦为二等发达国家,但是如果认为他们已经完全衰落,无所作为,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当代英法资本主义模式已经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由于撒切尔夫人执政11年多成功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人们对"英国病"已是"绝诊"的诊断,也说明了英国的资本主义迄今还有一定的活力。英国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地位的相对衰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表现,但是一个超级大国的兴衰和整个资本主义的兴衰并不是一回事情,因为一个国家在国际力量对比中的消长不仅取决于自身经济实力的变化,而且取决于同一时期其他大国经济实力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基本上实行以市场机制为主的有条件的计划调节经济政策。是强化资本主义经济计划的发源地。法国不依附美英的独特发展道路,使她在战后超过英国成为第四经济大国。
第五,新型的欧洲联盟式资本主义。世界近代历史时期的欧洲特别是西欧是资本主义发源地和心脏地区,又是列强结盟厮杀和角逐的战场。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和主战场。这是一个分裂为军事和经济集团的欧洲,又是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尖锐对立的欧洲。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角色由扮演唱主角变成了扮演配角。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有识之士审时度势,醒悟到以欧洲联盟式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来取代相互对立和频繁交战的欧洲,在这种情况下,从50年代到世纪末,欧洲联盟终于兴起,并成为传统资本主义世界三足鼎力中的一枝不容忽视的力量,成为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新模式。可以说欧洲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1995起改称欧洲联盟)是当代西方世界的一件大事。我们不妨将1995年欧洲联盟15国的经济实力量和美国、日本及全世界情况作一对比:62
欧洲联盟、美国、日本的经济实力对比表 (1995年情况)
国家 人口 面积(平方公里) GDP(美元) 国际储备(美元) 进出口(美元)
欧 盟 37107万 399.6万 83816.30亿 5205.12亿 36191.60亿
美 国 26310万 936.4万 69520.20亿 1759.96亿 13555.95亿
北美自 38450万 2129.8万 77709.86亿 2049.11亿 18682.82亿
由贸易区
日 本 12520万 37.8万 51080.40亿 1926.20亿 7789.44亿
合计 88077万 2567.2万 212606.56亿 9180.43%
占(%) 15.53% 19.23% 76.35%
全世界567300万13348.3万 278462.41亿 未计 103910.96亿
上述情况表明:在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国际货币储备、进出口方面欧洲联盟超过了美国和日本。人口接近美国和日本的总和,进出口相当于美国和日本总和的169%;国际储备相当于美国和日本总和的141.21%。联盟式的欧洲现代资本主义还在继续扩展,20世纪出实现东扩计划后,实力将进一步增强,形成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三极并立的局面。就欧盟在全世界的实力地位二言,这种集团实力十不容忽视的。她的人口占全世界的6.54%,面积占全球的2.99%,而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30.10%,进出口总值占全球的34.83%。迄今,我们重视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个别研究,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从50年代以来已经发展近半个世纪而且还在继续发展的联盟资本主义模式是无论如何不应忽视的。
还要指出在欧洲联盟中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国家 人均GNP GNP万亿 GDP万亿 (全部按照美元折算)
1983 1991 1998 1998 1980 (全球%) 1991 (全球%) 1998 (全球%)
德国 11430 23650 25850 21227 15743 7.26% 21420 7.43%
法国 10500 20380 24940 14662 6646 6.08% 11993 5.54% 14330 4.97%
英国 9200 16550 21400 12638 5374 4.91% 8768 4.05% 13574 4.70%
意大利 6400 18520 20250 11 662 4499 4.11% 11505 5.31% 11710 4.06%
总计 66187 30.59% 83 299 28.87%
可见四国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欧洲联盟的发展。
第六,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新形式。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在欧洲联盟成立前夕产生和发展的新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发达国家加拿大及北美发展中新兴工业化国家墨西哥的贸易互补的地区性联盟。自1994年1月1日起,北美三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正式开始执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从而在1995年形成了拥有人口3.845亿,面积2129.8万平方公里,国内生产总值77710.31亿美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63。就其人口来说,超过了欧洲联盟,就其面积来说是欧洲联盟的5.3倍, 就其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则是欧洲联盟的92.7%,三国的进出口总额1995年为18682.62亿美元,为欧洲联盟的51.62%,国际货币储备为2094.11亿美元,占欧洲联盟的40.23%,64成为在经济集团中与欧洲联盟较量的最重要的力量。
国家 人均GNP GNP万亿 GDP万亿 (全部按照美元折算)
1983 1991 1998 1998 1980 (全球%) 1991 (全球%) 1998 (全球%)
美国 14110 22240 29340 79213 27090 24.76% 56108 25.93% 82106 28.46%
加拿大 12310 20440 20020 6122 2660 2.43% 5108 2. 36% 5988 2.06%
墨西哥 2240 3030 3970 3809 2235 2.04% 2825 1.31% 3932 1.36%
总计 64041 29.60% 92026 31.89%
全世界 4010 4890 288622 109395 100% 216391 100% 288540 100%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它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对立和排斥向经济联合和互补的发展态势。
第七,东亚经济区的新兴资本主义。这里指的是除日本和中国外的东南亚国家和韩国等新兴发展中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更确切地说是指七、八十年代以来腾飞的以新加坡、韩国、台湾、香港地区为代表"亚洲四小龙"或亚洲诸虎的东盟国家和地区,有人称东亚经济增长群体65。70年代以来先他们后走上快速发展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道路。被誉为"东亚奇迹"。1997年下半年以来发生的东南亚和东亚金融危机,是战后发展中国家继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后,面临的一次最严重的危机,它是一次对世界经济发展和格局将发生多方面影响的新型经济危机,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加深条件下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重危机,也是由产品经济时代转向信息经济时代的危机的征象。对于这场早有先兆的金融危机,未能及早防范和控制,是有原因的。
和30年代资本世界大危机及80年代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制度危机不同,这次轮到了被一致看好的"亚洲奇迹"的东亚国家,人们被"哥德派"言论所蒙蔽,再次重演了丧失"忧患意识"不重视在繁荣和危机两重发展趋势中潜在危机的悲剧。东亚金融危机告速我们经济和科技全球化,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既是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中国家的难得机遇,也孕育着巨大的危机,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在全球金融关系中,最易遭到冲击的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因为不仅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而且市场发育和宏观调控机制不完善,金融市场监管制度不健全。东亚金融危机引起人民对于东南亚经济增长模式的再思考。
第八,其他多种类型的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中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各具特色的类型,除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外,还有中东和海湾石油资源国的经济改革之路、美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之路,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地区发展道路。至于后进的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则是资本主义在全球发展的后进地区。
第九,俄罗斯和东欧的转轨资本主义。在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中俄罗斯的变化是最耐人寻味的,它经历了从俄罗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到苏联社会主义的兴衰,再到俄罗斯转轨资本主义的曲折变化,这种转轨资本主义既不是大俄罗斯帝国的复活,也不是步发达资本主义模式之后尘,而且一种托着以被废弃的社会主义的躯体、又笼罩社会主义阴阴的,运用资本主义机制快速壮大俄罗斯帝国的混合资本主义。俄罗斯的转向资本主义无疑壮大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实力,同时也使本世纪的资本主义的模式更趋多样化。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解体,独联体成立后, 原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虽经叶利钦两任总统、盖达尔、切尔诺梅尔金、基里延科、普里马科夫、斯捷帕申政府几次经济体制的激进或渐进改革和转轨的政策交替运行,仍未完全摆脱苏联成立以来的苏俄历史上和整个现代世界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困境。冷战时期不可一世的超级经济大国地位已经荡然无存。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统计数字,对比俄、中、美的GDP力量对比:
国家 人均GNP GNP万亿 GDP万亿 (全部按照美元折算)
1983 1991 1998 1998 1980 (全球%) 1991 (全球%) 1998 (全球%)
美国 14110 22240 29340 79213 27090 24.76% 56108 25.93% 82106 28.46%
中国 300 370 750 9289 2017 1.84% 3697 1.71% 9609 3.33%
俄罗斯 3220 2300 3379 4470 1.55%
1998年俄罗斯的GDP只有中国的46.5%,只占美国的5.4%。
东欧八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脱离资本主义阵营,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经过40多年的风风雨雨又发生了逆转。1989年是东欧剧变年, 来势之猛, 波及之宽, 为人们始料所不及,它和苏联解体一起,构成了本世纪最富曲折变化的事件之一。剧变后的东欧各国集中进行经济体制转轨工作。就转轨后的经济形势而言,大体上分为三类国家。匈牙利、波兰、捷克和斯罗文尼亚已到谷底或开始恢复和回升;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仍处滑坡或谷底状态;南斯拉夫、克罗地亚、波黑则在连年战乱中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百废待兴。
除了以上以上九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模式外,我们还要注意带,即使在已经走上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还存在着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这就是第十,实行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将保有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某种非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形态。
中共十五大报告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和规划。指出中国"必须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主张"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66这些带私和带资的所有制可以而且应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至于‘一国两制'构想下的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即使完全回归和统一于祖国后,其基本制度和生活方式是资本主义的。这是一种在社会主义制度为国家主体下的资本主义模式。是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因素共同发展而有利于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模式。
需要指出,模式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即使对一个国家来说,好的发展模式,也不一定适合别的国家,关键是是否善于结合本国情况加以借鉴。美国前劳动部长马歇尔,雷撰文认为:"过分宣扬美国模式的优越性并不正确。""至今还没有任何国家研究出一种适用于别国的模式","万验的灵药根本不存在。"67
通盘研究了笔者上述见解,我们对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定位是不是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20世纪的资本主义在横广两个方面都得到大的发展,这种发展是波浪式的在发展和危机两重趋势中进行的,从总体上说,目前发展仍是主要趋势。
第二,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集中体现在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上。这是全球发展趋势,也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趋势。它对于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起着重要作用,而这种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在总体上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的。
第三,20世纪资本主义的大国实力对比不平衡发展具有不同于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的特色,这种不平衡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个别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而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推动了资本主义在横广和纵深两个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第四,就资本主义经济实力和封建主义经济实力的力量对比而言,20世纪的资本主义已经在全球战胜了封建主义经济。就资本主义经济实力和社会主义经济实力的力量对比而言,20世纪的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以被打破,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势力仍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
第五,发达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经济势力一方面占有统治地位,另一方面随着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涌现和壮大,它在全世界的经济蛋糕中的份额将受到限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受到削弱,因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中的绝大多数走的都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其中有些国家和地区已经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有的甚至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已经超过了欧洲某些发达国家。这种后起之秀的群体势力是一种新兴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并不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
第六,20世纪的资本主义已经遇到了史无前例的严重挑战,在20世纪曾经有欧亚拉丁美洲1/3的人口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虽然随着苏联东欧解体,苏联东欧国家重又回归资本主义道路,但是社会主义的火种在这些国家不会完全熄灭;社会主义中国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推进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事业取得了连续1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它已经成为一盏新的社会主义明灯,并且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具有强大吸引力。
第七,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各国情况不同,没有适用各国情况的什么灵丹妙药式的模式,关键在于能否善于结合本国情况借鉴各国经验和教训,并适时调整适合本国国情的运行机制和政策。
实事求是地考察20世纪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及其模式,涉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离开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正确估量,也就谈不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现代条件下的正确运用和创造性地发展。正确认识现代和当代资本主义, 无论是对于物质文明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均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是一种无形的文化投资。邓小平理论的创新突出反映在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正确估量上。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中国"“”"十年动乱都和错误估计现代资本主义有关。在跨世纪的紧要关头,既要正确把握"国情",又要准确把握"资情",唯有立足国情, 了解"球"情, 才能增强实现我国宏伟目标所具有紧迫感、危机感和必胜信念,以便实现我门的伟大目标:"到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祖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到那时中国将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人民将达到现代化基础上的共同富裕,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的复兴。"
1 一般指的是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七国为主导的二十几个经济与合作组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OECD)。
2 主要指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为代表的东盟国家和韩国。
3 主要指伊朗、伊拉克、和海湾地区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国。
4 主要指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委内瑞拉等国。
5 主要指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锡金、马尔代夫等国.
6 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低收入国家指1995年人均GNP在765美元及其以下的国家(共49个国家,其中,非洲国家占29个,整个低收入国家不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为290美元),人均3035美元是进一步划分下中等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界标。下中等收入的人均GNP为1670美元,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收入GNP为490美元,南亚地区为人均GNP350美元。这些国家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中国财政经济出社,1997年。
7 1996年世界银行报告把新独立的前苏联共和国称HIS国家,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称中东欧国家(CEE)。这些实行资本主义转轨的国家共有27个,即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波兰、南斯拉夫、克罗地亚、波黑、斯洛文尼亚、马其顿。
8 列宁: 《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列宁全集》第39卷说明。
9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引自《帝国主义笔记》的材料有《列宁全集》》第39卷中的:450, 369, 650-651, 198-199, 197, 53-54,55, 36, 40, 382, 23, 469, 420,414, 236, 102, 102-103, 384-385, 101, 23-26, 25, 26, 187, 170-171, 421,156, 422, 157, 74-75, 40, 45, 414, 382, 37, 414,180,181-182, 389, 392, 134, 389, 208,64, 208, 308, 64, 196, 184, 69, 42-43, 386, 349, 46, 177,46-47, 160, 396, 158, 159, 187-188,161-162, 33-34,167, 146-147, 163,162, 423, 198, 420, 42, 65-67, 377, 65-67, 546, 114,113, 111, 121-122,106-108, 372, 226-228, 232, 228, 32,415,416, 32-33,176, 72, 185, 185,78, 119, 81, 140, 430, 143, 206, 140-141, 431, 296,456, 32, 318, 146,76-77, 44, 95, 96, 371, 132, 28, 395, 32, 28,382-383, 379, 377, 378,379, 376, 167,132, 73-74, 172, 173, 402-403, 237,238, 35, 36,324,268-275, 451-453,328, 629, 83, 36, 236, 503, 96, 635, 36, 88, 259, 290, 225, 286,475,287,516-517, 536, 542-543,544,70,156, 457, 503, 639,97-98, 497, 178, 462, 466, 465, 477,482-483, 483,499, 503, 505,98,501, 455,284,759, 15, 214, 213, 145, 289, 189-190, 190, 190-191, 192,478, 268, 89,405, 401, 402, 38-39页等。10 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第24-25页,人民出版社, 1961年。
11斯大林: 《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 (1927); 《斯大林全集》, 第10卷, 第208-210页。
12 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第23页, 人民出版社, 1961年。
13 邓小平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页,人民出版社,1993版。
14 邓小平著:《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2页,人民出版社,1983版。
15 邓小平著:《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2页,人民出版社,1983版。
16 邓小平著:《维护世界和平,搞好国内建设》(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93版。
17 邓小平著:《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81页,人民出版社,1993版。
18 邓小平著:《总结经验,使用人才》(1991年8月20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9页,人民出版社,1993版。
19 邓小平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人民出版社,1993版。
20 参见:[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 杨豫译:《当代史学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美]伊格斯尔著, 赵世玲、赵世瑜译:《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 1989年。项观奇编:《历史计量研究法》,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7年。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王建华等译:《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 1961-1988》,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编:《奴役与自由:美国的悖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集》,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3年。
21 [法]米歇尔.博德著《资本主义史(1500-1980)》(A History of Capitalism),1983年英文版,1986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中译本。
22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A World since 1500 A Global History),第2-3页,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23 [英]霍布斯鲍姆(Eric.J.Hobsbawm)出版《极端的年代,1914-1991》(Age of Extremes),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24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muel Wallerstein)所著《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第1卷,第10-11页,中译本第1-2卷序,第2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5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4-65页。
26 邓小平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2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1999年1月22日),《人民日报》,1999年1月31日。
2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1999年1月22日),<<人民日报>>,1999年1月31日。
29 黄安年著:《美国的崛起》,第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黄安年著《二十世纪美国史》,第9-1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黄安年著:《美国社会经济史论》,第3-6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30 参见黄安年著:《美国的崛起》,第12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31 参见黄安年著:《当代世界五十年》,第25章《美国超级霸主地位的兴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2 Economic of the President,1998. 45p, Table B-1----Gross Domestic Product, 1959-1977, 280p.
33 美国商务部报告,1999年1月。
34 [苏]赫尔斯托夫:《外交史》,第652页,三联书店,1973年版。
35 黄安年著:《当代世界五十年》,第479-48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6 [美]保罗.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
37 黄安年著:《当代世界五十年》,第235-24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8 世界银行1997、1996、1993年、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1996,1993,1991年版。
39 世界银行1999/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5月版。
40 黄安年著《当代世界五十年》,第32节《告别全球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1 黄安年著:《美国的崛起》,第389-39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42 参见《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尊重历史实际,为提高学术水平而奋斗》文章中第98页。引文自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第42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
43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7年)》,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44 报告很清楚地说明:"在这些年代里,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频繁的贸易战,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出现了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方式,以前作为初级产品供应者为世界贸易体系服务的一些国家采取一种强调在高度的保护壁垒后面发展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接着报告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战后重建工作几乎完成,世界经济进入一个产值和贸易空前发展的时期。"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7年)》,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3页。
45 "19世纪晚期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泛的途径,但是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下降线的轨迹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编:《世界近现代代》上册,第162页,1991年新版。
46 请参见黄安年《20世纪美国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美国社会经济史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当代世界5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7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1页,《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2页。
48 同上,恩格斯文。
49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版,第144页。
50 同上,第144页。
51 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诺夫:《关于‘近代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1934.8.9),载《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页。
52 参见黄安年:《试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趋势》,《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 《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 《世界历史》,1989年第6期。黄安年著:《当代世界五十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社,1997年版。
53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 第842页, 人民出版社, 1972年。
54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歧》, 《列宁选集》第2卷, 第884页, 人民出版社, 1972年。
55 参见黄安年:《试论二十世纪西方经济的几个特点》,《史学月刊》,1994年第5期。
56 黄安年著: 《美国三十年代大危机观评述》, 载《史学论衡》,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年。
57 黄安年著: 《美国三十年代大危机观评述》, 载《史学论衡》,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年。
5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02页。
5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2页。
60 江泽民同志1997年11月在哈佛大学演说中谈到:"我不认为美国是一个衰落中的国家"(见香港《中》月报,1997年第2期(1997年11月)
61 [日]宫崎犀一、奥村茂次、陈小洪等译:《近代国际经济要揽(16世纪以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世界银行:
62 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附表材料统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和1996年版。
63 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第215,237页。
64 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第243,245页。
65 谷源洋主编:《发展中国家跨世纪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页。
66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
67 [日]马歇尔,雷:《美国的社会经济制度能成为世界典范吗?》,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 1998年3月13日。
68 江泽民:《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98年3月19日),《人民日报》1998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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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条约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于1950年2月14日签定的条约,同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为30年。这个条约取消了1945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王世杰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兼外长周恩来和苏联外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60年代起,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该条约名存实亡。期满后没有再延长。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20世纪三个中苏条约形成经过之回顾与比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世纪三个中苏条约形成经过之回顾与比较全文如下:
20世纪,中苏两国政府间曾经就涉及两国根本关系的问题,缔结过三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条约。这就是1924年5月31日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好同盟条约》,以及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三个条约的签订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即签订条约的联政府始终如一,而中国政府却几经更迭。也正是由于苏联建国①后,中国的中央政府曾经三易其手,即由北京政府到国民党政府,再由国民党政府到共产党政府,因此也就有了这三个根本性条约的形成。比较这三个条约的形成经过与内容,当不难看出在中苏国家关系当中,国家利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强弱对比等因素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的情况。
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是在一个相当特殊的条件下缔结的。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不仅积贫积弱,而且处在军阀割据的条件下,孙中山国民党便在广州另立中央,因此,北京政府的管辖范围及其代表性十分有限。但它在对苏问题上,却得到了列强各国政府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苏联政府虽一举战胜十四国武装干涉,成功地统一了广袤的国土,甚至将其军队伸入到外蒙古地区,直接威胁到中国的主权,然而其反资本主义的性质,及其革命的特性,却使它在国际上十分孤立,因此对于中国这种同样受到列强欺凌的周边国家,它无论基于意识形态的目标,还是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都必须表现出最大的善意,以设法取得同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中苏两国实力强弱明显,苏联政府却早早就向北京政府表明了善意。而权力有限的北京政府却在列强的支持下,面对苏联政府要求外交承认,一度采取了相对矜持和冷漠的态度。
1919年7月第一次对华宣言时,苏俄势力仅及于乌拉尔,因此,它对沙皇在中国攫取的权益甚少,因而很痛快地向中国表示:"苏维埃政府已放弃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苏维埃政府愿将由沙皇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及霍尔瓦特、谢米诺夫、高尔查克匪帮、俄国前军官、商人与资本家掠夺所得的中东铁路及其所有租让的矿山、森林、金矿与他种产业,无偿归还中国人民。"②但即使如此,这一宣言在其国内公开发时,仍然不能不考虑到国内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将上述文字删掉了。到一年之后,即1920年9月它再度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时,一方面红军已顺利挺进西伯利亚,另一方面为避免直接与日本打仗,它在远东地区成立了一个远东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则公开宣布俄国远东地区,包括位于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路区,均为该国领土。③基于这种情况,苏俄政府放弃沙皇攫取的在华权益的态度明显地有所变化。在这一新的宣言当中,它已明确表示,对中东铁路问题,中国应当同苏俄及远东共和国另订使用办法。不过,意识形态的目标和现实的国家利益通常是存在矛盾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简单提到苏联一方从1919年7月《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对中国人民及中国南北两政府的宣言》,到1920年9月《苏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再到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谈判内容,就足以了解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政府行为中的极大局限性。
1921年,随着苏俄取得了对十四国武装干涉的胜利,其争取周边国家同情的和平心态已经逐渐让位于以强力捍卫自身安全的战略意图。红军出兵外蒙古,就典型地反映了苏俄领导人心态上的这种重大变化。尽管惧于国际上以及外交上的压力,苏俄这时尚不能公开否认中国这时对外蒙古享有主权,但在苏俄领导层内部,外蒙古特殊的地理位置既然可能被敌对势力用来造成对苏俄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那么用强力造成外蒙古与中国事实上的分离,在那里扶植政府,并与之签署条约与协议,从而把它纳入到自己的安全体系之内,就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外交选择。
中东铁路和外蒙古的问题,从此成为中苏两国交涉中两个长期纠缠不清的难题。这里面中东铁路问题实际上是确保苏俄既得利益的问题;而外蒙古问题则是出于其自身的战略安全考虑。无论是既得利益,还是安全考虑,在这时的苏俄领导人看来,显然都属于国家利益。问题是,随着自身实力的变化,而把国家利益放大到可能损害邻国领土和主权的程度,在意识形态和道德上都可能发生问题。包括苏俄自己的外交人员,最初对此也难以适应。1922年苏俄政府的全权代表越飞来华后,就深信应当援引1919年和1920年苏俄政府对华宣言中的承诺,展开与中国人的谈判,因为这是真正可以使苏俄区别帝国主义,从而赢得中国和世界人民同的政策。为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不得不明确指示越飞说:"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年到1920年的总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当时中国对这个宣言并未作出相应的反应。"对中东铁路,必须使俄方享有特殊权益,要坚持共管;对外蒙古,应设法通过协议来解决"它的国家法律地位问题和从蒙古撤军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时,不允许把受到红军支持的蒙古独立政府的意志排除在外⑤。
1922年8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上述指示,确定了此后苏联政府对华政策的两项基本诉求。只不过,这个时候的苏联政府还不够强大,其意识形态的宗旨和外交政策的需要,都或多或少地制约着它维护既得利益和扩大防卫范围的外交行为。因此,其在1924年谈判《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过程中,仍不得不向坚持对外蒙古和中东铁路享有主权的北京政府作出相当的妥协。按照这一协定,苏联政府公开声明放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放弃一切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并且同意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在此之前,与该路有关之所有关系中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概由中国政府办理。苏联代表所能坚持者仅为二项,其一,苏联驻外蒙军队须待两国政府另行会议商定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后,始得尽数撤退。其二,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决定,不许第三者干涉。在其前途未定之前,两国共同组织理事会、监事会和铁路局以管理之⑥。
如果我们不了解苏联政府这时的真实意图,相信我们很容易得出该协定"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这样一种结论。⑦问题是,历史的真相并不完全表现在字面上。《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谈判及其签订,实际上是在特定条件下中苏双方相互妥协的结果。北京政府没有能够迫使苏联政府依据第一次对华宣言的承诺,无偿交还中东铁路路权,它甚至没有办法迫使苏联立即从外蒙撤军;而苏联方面也没有能够将中东铁路路区永远划入自己的版图,更没有能够实现促成外蒙古独立建国的预想。不仅如此,苏联政府还不得不承诺准备将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由中国方面赎回,不得不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苏联将撤退其军队。但是,对于两个实力相差悬殊的国家来说,当势力强大的一方相信必须放大其国家利益才能确保自身安全和为民族赢得荣誉时,它侵害弱小一方的利益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相对于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而言,1945年苏联政府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无疑是苏联在中苏关系问题上持续扩大其国家利益的一种必然结果。《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之最大不同,就在于苏联政府成功地实现了20年前它在与北京政府谈判时没有能够实现的外交目标。先是外蒙古问题。中方被迫宣告:"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其次是中东铁路问题。中方亦被迫承认:"日本军队驱出东三省以后,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之干线合并成为一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应归中华民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1924年已经被苏联政府公开宣言放弃,且在与北京政府谈判中完全不曾提及的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一度攫取的大连、旅顺出海口租借权一事,竟重新成为苏联政府的要求之一。中方被迫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但该自由港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半,及指定码头与仓库,无偿租与苏方,租期定为三十年;苏联有权在除大连市以外的旅顺港区域内驻扎陆海空军,并以其为海军根据地,期限定为三十年。⑧
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这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典型地反映了大国政治交易之下弱国可能的遭遇。很明显,同样作为战胜国,中国再度遭遇了当年在巴黎和会被出卖的悲惨境遇。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美、英两大国同样出于利益交换的目的,应苏联的要求,背着中国政府,将外蒙古和旅顺港送给了苏联。所不同的是,巴黎和会还有中国代表列席,而雅尔塔会议却完全是大国之间的秘密交易。等到欧洲战争结束,对日战争开始,美国才出面督促中国接受这一交易的结果。
十分明显,1945年中苏谈判时,苏联所处的地位与1924年时已有极大不同。其一,它这时不仅与美、英两大国有着秘密交易,其主要要求都得到后者的承诺和支持,而且还掌握着出兵中国东北的主动,并足以威胁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权利的巨大优势。无论国民党政府接受其要求与否,它都可以轻易地造成既成事实,置国民党政府于更大的被动之中。其二,由于红军的介入,外蒙古早就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只是在字面上肯定了中国的利益,事后苏联政府几乎从未将外蒙古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事实上外蒙古已经有20多年完全脱离了中国的主权管辖范围,不论国民党承认与否,外蒙古的独立已是既成事实,难以改变。其三,战后国共纷争有急起之势,中共在北方地区占据着大量敌后根据地,具有迅速接收政权的极大便利,国民党要想将其远在西南的军队运抵北方接收各地政权,特别是进入工业重地东北地区,非取得苏联的同情,并借助于苏联的帮助不可。鉴于上述种种情况,1945年的中苏谈判尚未开始就已成一边倒的形势。在此形势下进行谈判,苏方态度之无所顾忌,和中方态度之委曲求全,实不难想象。
要肯定的是,即使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宋子文亦曾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努力地进行过争辩。比如他曾表示不同意将雅尔塔协定中"维持外蒙古的现状"一语,解释为中国政府应承认外蒙古独立;他曾争辩说中长铁路的所有权应归中国,但由中苏两国共管;他强调对旅顺港不能使"租借",必须在协定中显示该港可由两国共同使用,以免引起国内民众的不安;他亦曾坚持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不能妨碍各国自由使用大连港和铁路运输设施,以及在东北境内发展商业的企图。他甚至做好了"万一史(斯大林)坚持外蒙必须由我国承认其独立,则只可中止交涉"的准备⑨。但是,苏军出兵已是箭在弦上,中国东北及新疆的统一更全在苏联的威胁之下,蒋介石最终还是出于内政的需要,决定"牺牲".
他的指示是:"若我国内(包括东北与新疆)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时,则外蒙独立或可考虑".关键之点,在于苏方能够切实保证:尊重中国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和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之匪乱。"此乃为我方要求之交换条件也。"B10对此,斯大林均一一允诺。结果,中方交出了外蒙主权和东北中长铁路、大连港、旅顺港等项权益,而苏方在条约的照会中则承诺:苏联政府予中国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1945年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毫无疑问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列强各国均已公开宣布放弃在华特权,废弃不平等条约,而苏联作为一个公开自诩为民族解放运动大本营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坚持要在战争中赢回沙皇时代的殖民主义荣耀感,并不惜为此损害弱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这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意识形态目标与当权者的民族主义心态及其对国家利益的理解,未必没有因果的联系。国力的强大,以及当权者对国家利益和民族荣耀的过分迷恋,无论何时何地,都可能使强国与弱国处于严重的不平等状态。
当然,分析1945年中苏条约的不平等性质时,有必要注意到国家关系当中战略利益的一致性问题。因为,造成这次条约谈判中苏方不惜损害中国利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相信它与国民党政府之间没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在这一点上,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使苏联领导人不能不把国民党与苏联战后最主要的假想敌美国归为一类,因而保持高度的防范意识。苏联政府必欲把其战争的防波堤构筑到中国的东北乃至北部朝鲜的疆土上来,与此显然不无关系。
对于中国人来说,20世纪中苏关系当中,真正能够表现出相对平等性质的条约,还是1950年2月14日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对于1945年,1950年时中苏两国的强弱差距仍然相当明显但相对于1945年,1950年时苏谈判的对象则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45年苏联谈判的对手是亲美的国民党,而1950年苏联谈判的对手则换成了亲苏的共产党。换言之,1945年谈判的双方更多的是相互间的防范意识和戒备心理,而1950年谈判的双方则明显地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这在表面上是双方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所决定的,实质上却是相互之间的利益需要的一种结果。
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不能替代中苏双方对各自国家利益的不同理解的典型例证,是斯大林对外蒙古归属问题的强硬坚持,和最初反对重订或修改1945年条约的态度。作为民族解放事业的代言人,中共中央在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中,不能不考虑到国内民众对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强烈民族要求。外蒙古问题的提出,在中共与联共(布)的交涉中,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但是,当1949年1月毛泽东与联共(布)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的谈话当中要求让外蒙古重归中国版图时,就明确地遭到了斯大林的拒绝B12。尽管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实现外蒙古的回归,是新政权展现其争取捍卫国家利益的重要表现之一。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它却可能对苏联的国家利益构成隐患。斯大林并没有像在1945年与宋子文谈判时那样,明白地提到外蒙古的地理位置容易为敌对势力提供威胁苏联安全的极大便利,然而其坚持拒绝显然仍旧主要是基于自身安全的长远考虑,与他同对手之间在意识形态的异同并没有多大的关连。
同样的情况,当毛泽东1949年底访苏时,虽然再三要求与斯大林签订新约,斯大林却坚持保持旧约,理由是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的约定而缔结的,废除它可能会为美、英两国借机否认雅尔塔协定中的其他承诺制造口实,因为苏联战后取得南库页岛与千岛群岛的法律依据,就是雅尔塔协定。B13在这里,斯大林首先关注的,显然也不是苏中两国盟友关系和意识形态上的道德标准,更不是毛泽东所理解的国家利益,而是苏联自身的国家利益。
民族和国家的存在,决定了不同民族以及不同国家之间必然会存在不同的利益需要,因而也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差异与矛盾。存在差异与矛盾并不奇怪,消除这种差异所带来的矛盾冲突,创造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和睦相处和平等关系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找到共同的利益基础。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之所以能够展现出平等的气氛,关键也正在于双方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之间当时条件下存在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在双方之间消除猜疑与不信任,建立起平等互利的关系,对于双方的安全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是由于认识到这一前提,斯大林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缔结新约的提议,并明确肯定了1945年条约所含有的不平等性质。新的条约谈判顺利地取得了进展,达成了预期的目的。就条约文本的表述内容而言,新条约与旧条约形式没有重大的区别。但就相关的协定而言,除了外蒙古问题由于其独立已成既成事实,未能得到解决以外,苏联通过1945年条约在中国东北地区攫取的特殊权益均已宣告放弃。
有关中长铁路问题,苏联政府公开承诺:一俟对日和约缔结,至迟不晚于1952年底,"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有关大连港问题,苏联政府同意:"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B14有关旅顺港问题,苏联政府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与斯大林最初的态度和条约谈判开始时苏方的草案相比,最后缔结的条约与协定毫无疑问是中苏双方相互交涉、磨合与让步的结果。尽管苏联方面由于担心完全放弃过去在东北构筑的防波堤,可能影响其周边安全,因而力主缔结了一项补充协定,要求双方在各自边界连接地区,如中国东北和苏联远东地区,中国新疆和苏联中亚地区,确保不让第三国势力进入,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一补充协定在当时条件下,对于正在向边疆地区挺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也是一件利大于弊的好事情,因而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赞同与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革命的成功、国力的提升等等条件的改变,其实也同样会影响到弱国领导人对国家利益的判断。特别是在中国这样具有特殊意识形态背景和革命特色的国家当中,领导人的革命热情以及民族自豪感的增强,也会促成他们过强的民族自尊心。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对斯大林在1950年中苏谈判问题上,以及中苏协定部分内容的批评,就清楚地反映出这种情况。曾经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肯定的补充协定,被批评为斯大林在中国要了两块殖民地。原本是中国方面主动提出的,由中苏共同组建帮助中国尽快发展高技术行业生产的合营公司的协定,也被批评为是斯大林不信任中国人的表现。B15到1958年围绕着长波电台以及联合潜艇舰队的争论,事实上已经重新变成了民族平等问题的严重争执,变成了俄国人是否"看不起中国人"的一场涉及民族情感问题的政治冲突。
可以想象,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虽然规定有效期30年,实际不过10年中苏两国关系就出现了裂痕,20年后则完全破裂,甚至差一点就走上了战争的道路,这里面有许多历史的教训值得总结和汲取。但千条万条,最重要,也许是最根本的一条在于,无论中、苏,若不能找到并高度重视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基点,就难免会随着时空的转换,或强化自身的民族情感,或夸大周边的威胁,进而不自觉地放大自己的国家利益,最终导致相互间的猜疑、戒备和冲突。
①俄国于1917年十月革命后曾首先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建立了四个独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其中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1922年12月30日,始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的决定。
②《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1919年7月25日),转引自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
③转引自李嘉谷前引书,第59页。
④《告中华民国政府宣言(即苏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1920年9月27日),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一九一九——一九三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页。
⑤参见《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4号记录》(1922年8月3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页。
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24年5月31日);《中俄关于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1)1924年5月31日),前引《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第198-200,206-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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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绘画史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距今至少有七千余年的历史。最初的中国绘画,是画在陶器、地面、和岩壁上的,渐而发展到画在墙壁、绢、和纸上。使用的基本工具是毛笔和墨,以及天然矿物质颜料。在无数画家不断探索、创新的努力之下,逐渐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并有着自己独立的绘画美学体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黎雄才对于20世纪中国绘画史的贡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岭南画派具有特别的意义,它的革命性、创新性的特质,不仅为20世纪的中国画带来了新的面貌,而且在融合东洋画法方面的努力为融合西洋画法提供了成熟的经验,这之中难以忘却的有其开派大师,也有在这一派系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人物,黎雄才则是与关山月相提并论的代表性画家。如果从1907年二高一陈赴日本留学开始算起,到2001年黎雄才去世,这几乎是一个世纪的岭南画学发展的历史,它见证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时期中国画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历史中,岭南的风格独秀于林,而黎雄才和关山月则成为岭南画派的终结者。
1926年,黎雄才拜高剑父为师,六年后,黎雄才和他的老师一样,赴东瀛留学。这种画学上的血缘关系,决定了黎雄才的未来发展方向。二高一陈和岭南的一些其他画家在20世纪上半叶塑造岭南风格方面的成就,使得岭南派和海派成了传统中国画发展的两翼,有了这两翼,传统中国画开始了现代化的旅程。岭南的地缘文化是岭南派发展的基础,东洋的或西洋的画法在这一基础上的结合,则是伴随着新文化的发展而得到了一个历史的机缘。黎雄才在早期所受到的教育,尽管也像同时代的许多拜师学艺的画家那样去临仿前人的画稿或古代的画谱,可是他更多的是受到西方教育的影响,所以,在范本和写生方面兼而有之的努力,为他日后脱离范本进入生活状态形成了一种自然的态势。因此,他从40年代初期开始,由川渝到西北的旅行写生,为他夯实了艺术大厦的基础。
正因为有了近20年行万里路的努力,1954年,黎雄才在厚积的基础上创作了《武汉防汛图》。对于黎雄才来说,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重要作品;而对于20世纪中国画发展史来说,这也是具有标杆性质的代表性作品。《武汉防汛图》的意义在于它证实了中国画在表现重大的现实题材方面的能力,这在50年代改造国画的具体要求中,所显现的求证的作用超过了艺术的本体。《武汉防汛图》所表现出的宏大的叙事结构,像《清明上河图》一样复杂而耐人品读,所不同的是,《清明上河图》表现的是盛世中的繁华景象,而《武汉防汛图》表现的则是悲情中的时代精神。《武汉防汛图》在绘画语言方面的成就,突出了岭南画派在绘画语言方面的优长,使人们看到了新时代中新技法的用武之地,而这一新技法尽管来自旧社会就已经成型的岭南风格,也说明了新社会利用旧形式、改造旧艺术的成果。
《武汉防汛图》标志了黎雄才的绘画艺术进入到成熟期。在这件作品中透露了他40年代以来不断写生的成果, 而这一成果中所表现出的“黎家山水”中鲜活的生活气息,不仅是在选材上,而且在语言上,都在一个时代的风尚中成为引领潮流的人。
1959年5月,黎雄才的韶山写生也具有特别的意义,从他开始的对于韶山这一革命圣地题材的开发,为山水画在以后的发展中开拓了一个重要的题材。虽然他以纯正的岭南风格和精细的笔墨对毛泽东故居以及周边的一些重要场景作了精细的刻划,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作品只是在“写生”的层面上表现出一种现场感,或时代所倡导的写生的意义,所以,没有能够获得本来有可能属于他的历史地位。尽管如此,黎雄才还是在这一方面具有重要的美术史的意义。加上后来的《朱砂冲哨口》等一系列革命圣地和圣迹的作品,“黎家山水”的风范显露出来,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同。
在岭南画派二高一陈所奠立的基本规范的基础上,“黎家山水”更重视中国传统的笔墨,这种历史性的回归表现在“黎家山水”中是墨重于色。而在浓重的笔墨关系中,“黎家山水”中原本属于基本构件的树石,有时被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以树石为主体的作品,这在黎雄才的后期作品中作为一种标志性的题材,被他反复描绘。黎雄才的晚年,还放大了山水中的松树,成为他最爱表现的题材之一,反映了他对松的君子品格的敬仰,因此,画松也就成了黎雄才在题材方面的另一方面的成就。黎雄才画松往往被人称道,这和20世纪的一些著名画家所专长的某一题材成为画家闻名于世的一个特点一样,如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黄胄画驴、关山月画梅等,黎雄才画松也忝列其中。
黎雄才对于20世纪中国绘画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成就大致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继承和发展了岭南画派的艺术,并成为这一画派体系在20世纪中期之后的中坚人物;二、创作了像《武汉防汛图》、《朱砂冲哨口》等反映时代、代表时代的作品,为20世纪中国画成就的高峰增高;三、具有个人风格特点的绘画语言丰富了20世纪中国画的内涵,是20世纪画坛上不可或缺的样式;四、对于松的表现,成就独到,是20世纪个性化题材方面的重要一家;五、为教一生,为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培养了无数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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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指占据一定平面或空间、具有可视形象以供欣赏的艺术。也叫造型艺术、视觉艺术。按照目的可分为两大类,即纯美术和工艺美术两类。“美术”这一名词始见于欧洲17世纪,也有人认为正式出现于18世纪中叶。近代日本以汉字意译,五四运动前后传入中国,开始普遍应用。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20世纪初期“美术革命”思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世纪初期,古老的中国正朝着一个现代形态的社会转换,然而却陷在鸦片战争以来内忧外患的泥淖里难于自拔。这激起了有识之士的忧愤和民众的抗争,在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国人同时感到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种种社会变革与内外争战构成了这段美术史不能回避的社会背景。一批政治家首先向传统文化发起了挑战: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蔡元培于1912年提出将美育列入教育范畴,1917年发表《以美育代宗教》;当年“公车上书”的带头人康有为,于1917年发出了“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的哀叹 ;早期的革命家陈独秀继1917年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之后,又于1919年同美学家吕澂公开地树起了“美术革命”的旗帜 ,“矛头直指传统文人画而引起了震动,并直接导致了中国美术前途论争和画坛格局的变化”。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20世纪初期,中国存在许多值得认真反思与研究的艺术现象,其中之一就是美术思潮的震荡和嬗变,而关于中国画发展的论争更是剧变的美术思潮的重要方面。上述新文化运动中的“美术革命”思潮 就是中国近现代绘画史的重要内容,它集中体现在中国画这个具体的点上,从某种意义上说,“美术革命”也就是中国画革命;它既是在西方文化介入近现代中国文化变革,西方艺术成为现代中国艺术的主要参照系的情境之下发生的,又是中国画自身规律之下新因素的表现与晚清美术渐变的延续;它既是晚清以来追求变革的新派文人共有主张的综合,又把中国画的变革推向新的层次,对其后的中国画以及中国美术的创作和画坛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初期,尤其是最初的30年,“美术革命”思潮促使中国美术由传统美术脱胎,以西方美术为参照,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过渡。
近十几年来,“中国画的现状、前景,中国画的何去何从,再次成为国内美术界争论的焦点。但今天的争论是昨天争论的继续,回顾本世纪前期的争论状况,有助于对今天难分难解的问题作历史的清理。” 这也是本文试图达到的目标吧。
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变革,都是在西方文化介入下发生的,美术变革也不例外。但是“在西方文化汹涌而来之前或与其同时,在中国文化内部,就已经生长着新的,力图使思想、学问面向实际生活,解决实际问题的因素。正是这一因素与西方文化大潮的冲击,共同构成中国文人思考各种问题的前提。” 虽然中国美术以及中国画发展的问题,是19世纪末开始的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何去何从的大问题的小局部,但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也是遵循这种前提的。外来影响与自身变革并行不悖,两者交叉推进、内外合力作用于晚清与民初美术的渐变,而这实际上已经成为“美术革命”思潮的准备,并为20世纪中国美术乃至中国画的大幅度变革提供了基础。
由于中国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北有草原,南有高山,东临大海,西接沙漠),且“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华夏文明,在长期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相并存的文化结构中,一般处于先进地位,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意识”, 近千年来,传统绘画在比较自闭完满自足的独成系统中发展、完善、重复、变化,生活节奏的迟缓,与世隔绝的宁静,又使它有充分的时间来探索完善以达到完美。直至清朝,传统绘画的这种延续摹仿与发展变化并存的特点依然存在:讲究“南宗”风范、崇尚师承的“四王吴恽”成为画坛正宗,至晚清,摹仿者每况愈下,画风日益柔靡,成为躁动的革新派不满并进行改革的对象;与此同时,一批个性强烈、不拘宗派、多以卖画为生的画家如“四僧”、新安诸家、扬州八怪、海派等,形成了相对强调生命感受和自由表现的非正统传统,这不失为中国美术以及中国画从自身寻求的一种变革。其中影响较大的变革是,晚清画坛海派的繁兴以及海派中金石派的跃出,画家融会北魏书风和金石趣味于画学,开创金石派之新风。而“康有为继包世臣的《艺舟双楫》著《广艺舟双楫》,继续倡导碑学,深刻影响近代书坛画界”。
明清以来,画家越来越集中于大城市,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趋势得到了强化,“清王朝和整个帝制的衰落灭亡,使依附于皇室贵胄的画家转靠社会职业或卖画维生;战争、动乱和谋生需求,令一些过着隐居生活或偏远地区的画家进入大城市。画家迅速市民化、职业化和更广泛地商业化。” 而“画家的城市化,使绘画与社会政治有了更密切的关系,画家彼此了解、互相影响的机会多了,水墨画作品的山林之意有所淡化,政治倾向或商业气息变浓;与此同时,伪作和品格低下之作也有了更多泛滥的可能。” 这种 “伪作和品格低下之作” 日后成为了美术革命的对象,如上述美学家吕澂在《美术革命》中就对此提出了批评。
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西方列强的侵略势力不断渗入,西方思想文化也随之涌入中国。不少爱国志士哀叹国衰势弱,对现实感到痛心疾首,产生了“非惟兴中土之学术思想,不足以自强” 的愿望。与此相应,“晚清学术思想领域的一大变化,是今文经学的兴起,经世致用思想取代考据义理之学,跃升为儒学的主流。”于是各种具有实际社会意义的专门知识成为儒学经典的补充,文人所了解和关心的领域也前所未有地扩展了;“经世致用”本是儒家思想的传统,但晚清的“经世致用”思想却突破了这一传统,“由个人的修养向集体成就,由道德、行政上的改良向制度、文化的变革发展。” 自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期,晚清文人由此出发,从枪炮战舰到思想文化对传统作全面检讨,弃旧图新、“师夷之长以制夷”的主张,由自然科学、政治体制扩展到了思想文化及教育制度。
美术也被纳入“宜师泰西之长而成其变”的一个方面。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新派文人从“师夷制夷”的角度介绍西方美术和西方美术教育,如郑观应、薛福成、王韬、彭玉鳞、马建忠等人,在介绍西方先进文化时,都曾提及欧洲绘画及源流,欧洲教育制度中的美术院校(称之为“丹青院”)、博览会、美术馆(称之为“炫奇会”、“赛珍会”) 的设立。在介绍之外,此时也拉开了留学生出洋学美术的帷幕:最早的是1887年李铁夫留学英、美,此后较早的有1905年李叔同、曾孝谷留学日本,1907年李毅士留英,1915年之际台湾美术家黄土水、刘锦堂(王悦之)留日等 。20世纪初期,早期留学生陆续回国,改变了中国美术的原有结构,他们成为传播西洋美术的有生力量。而西方美术的引入又刺激中国美术由传统转为近现代形态,并成为中国美术变革的主要参照系。
从清末的“洋务派”到“维新派”,都相对重视西方模式的学校,于是,兼授中西两科的新式学堂在各地兴起。在西方美术的刺激下,新式美术学校(系科)逐渐建立,而它建立后又成了西方美术的中心,并对传统美术的传授方式、学习内容、生员来历及去向等方面产生深刻影响。1898年,一些城市的新式学堂仿照日本教育,开设图画手工课。1902年,清廷准予高等小学堂和中等学堂开设图画、习字课。1906年,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创立于1902年)图画手工科正式招生,掀开了现代美术乃至中国画教育的序幕;辛亥革命后,各地相继出现了私立和公立美术学校 。这些学校的课程设置,大约包括素描、油画、雕塑、工艺美术、水粉画、水彩画和中国画(又可分为人物、山水、花鸟),加上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和美术理论,其主要方面已不是民族的和传统的,而是西方的、外来的,其教育制度与方式方法,亦基本采自日本或西方 。
“古代中国的美术教育方式是师徒传授。师徒关系以传统的人际关系为准则,都打着血缘亲族宗法制的烙印。加上相当封闭的艺术生产方式,就使得以师承联系起来的艺术群体与个体具有保守、因循的特征,严重地扼制了传统美术的革新与艺术家的创造性。” 学校教育不明显同于传统的师徒传授:它往往综合或兼学中西美术,其师资也不限于一家一派,它把传授知识技能视为一种社会事业而与社会有了更多的联系,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从属性、封闭性的宗法师徒关系。美术学校逐渐成为艺术运动的中心,成为各种艺术思潮、流派与风格的策源地与传播中心。
“近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引入,经历了‘夷务’→‘洋务’→‘西学’→‘新学’几种称呼不同的阶段。从贬义性的‘夷’到尊重性的‘新’,三字之易,反映着深刻的思想变革过程。” 1840年西方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以后,西方的自然科学、政治体制及文化源源不断地向古老的东方帝国涌来,国人在不对等的前提下,直面另一个新鲜的异质世界。然而国力的衰微使时人在文化鉴赏上的勇气和自信也随之锐减。此时的文人画也随之失去了“明末清初西洋画初次传入时那种居高临下的自信力量” ,而遭遇到了来自异己的威慑力。“任何一个外来因素的闯入,实际上都是一种威胁。近一个世纪以来,传统绘画所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由于‘外来因素的闯入’而使其不断受到威胁并在中国画坛逐渐失去正宗地位的历史。” “不言而喻,接受外来影响是以民族流行艺术的消弱为代价的。民族艺术的消弱叩动着民族自尊心并酿成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在民族艺术自身被摇撼的趋势下,不得不主动起来完成美术的革命。”
严格说来,“美术革命”的最早倡导者并不是我们比较熟知的吕澂与陈独秀,而是作为近代资产阶级维新运动领袖及思想家的南海老人康有为(1858—1927)。康有为在1898年戊戌维新变法失败后出国流亡游历欧洲,尤其是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游历意大利时形成“吾国画疏浅,远不如之。此事亦当变法” 的国画变法思想的雏形;继而在参与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躲入美国公使馆,五个月不敢出门,“闭户端居,无所事事,乃书写画目,聊以自娱”,根据从上海家中邮来的藏画目,“在长卷宣纸上书写出一部近1.5万字的《万木草堂藏画目》,共列出他所藏的中国画388目” ,并在藏画目序中,思考传统中国画的弊端问题,发出震撼人心的“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的感慨,提出变革中国画的思想。
1、家世影响及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
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又名祖诒,1858年3月19日(咸丰八年)生于广东省南海县的一个聚族而居的封建地主官僚大家庭。“康氏家族的祖祖辈辈,多是清朝政府的地方官吏,更多的人是从事儒学的研究和传播的教职” ,康有为可谓出生书香门第、教育世家。康家这种重视和从事教育的传统,对康有为影响深远,不仅成为他发动维新运动的重要杠杆:1888年(光绪十四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变法失败后,于1891年在广州开办长兴书舍(1893年改名为万木草堂,1898年戊戌政变时被清政府下令封禁),从事教育、创新学风以培养维新人材;在维新变法时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而且使他终身好为人师,桃李满天下,连现代美术教育史上两位大家:徐悲鸿和刘海粟,都对康有为执弟子礼并深受其影响 。
虽然康有为生当封建社会的末世,中国面临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奇变,但他出生在教育世家,幼时家里人就抱着他看画识字,于是康有为从有记忆和发蒙起,就耳濡目染于封建文化的熏陶。得益于此,康有为自幼酷爱书画,书法自成一家,以《广艺舟双楫》为代表的书法理论造诣尤其深湛。与书写《万木草堂藏画目》的背景相似,1889年康有为在第一次上书变法失败后隐身于北京的南海会馆的“七树堂”汗漫舫,洗心蛰居,闭门谢客,“老树蔽天,日以读碑为事”,用了十七天“乃续包慎伯为《广艺舟双楫》焉。” 如前所述,《广艺舟双楫》力倡碑学,影响深刻。
此外,少年康有为则受其“笃守程朱之学,纯德行,重器识,敦行谊,而薄浮华” 的祖父康赞修影响最大,从8岁起跟随祖父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而且祖父性喜游览,康有为一生游览成癖,恐怕与这位“导游”大有关系。
从1874年(同治十三年)17岁的康有为第一次接触介绍西学的书,到1879年(光绪五年)22岁的康有为遇上其政治启蒙导师张鼎华,西方的文物制度和政俗习惯开始吸引他的视线;从1879年底香港之行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而思想产生变化,到1882年“十里洋场”——上海之游引起历史反思而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艰苦历程;从1888年深感中法战争马尾海战之痛而第一次上书请求变成法,到激愤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割地赔款之耻而“共车上书”(第二次上书)震动京师; 至1898年康有为前后十年七次上书逐渐形成以君主立宪为主的维新变法救国方案,而且维新变法成为其终生的目标,从政治推广到文化艺术,国画变法即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2、国画变法思想的雏形——康有为《意大利游记》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戊戌维新变法失败,康有为在光绪帝和英日政府的帮助下逃离清政府的捕杀,开始了“流离异域一十六年,三周大地,遍游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路,一生不入官,好游成癖” 的考察生活。“其考察着重于各国政治风俗;及其历史变迁得失,其次则文物古迹。” 因为康有为认为“古物存,可令国增文明。古物存,可知民敬贤英。古物存,能令民心感兴。” 当然他对文物古迹的考察,必不可少也包括了对画院、博物馆、宫殿故居等地的考察。康有为“两年居美、墨、加,七游法、九至德、五居瑞士、一游葡、八游英、频游意、比、丹、那各国”,虽然“考其政治为其专业” ,但对各国的艺术也是深有感触,尤其是对——“意人之尊艺术至矣,宜其画学之冠大地也”, 而且他也频频游历的国家——意大利的感触颇多,便于1904年冬(光绪三十年)写下了《欧洲十一国游记第一编·意大利游记》,并于1905年出版初版《南海康先生著欧洲十一国游记第一编》。
康有为不仅是名书家,还是一位书画收藏家。他自语“性癖书画”,戊戌变法前已收藏了许多历代名画,变法失败后尽被抄没。在流亡海外16年期间,“复搜得欧美各国及突厥、波斯、印度画数百,中国唐、宋、元、明以来画亦数百”。 康有为认为,“地球画院,以罗马为最多最精妙”, 而“罗马画为全欧第一。” 所以1904年康有为游历欧洲十一国,参观画院与博物院数十家,尽观欧洲古画,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神妙迫真的名迹对他的震动颇大,以至于参观罗马博物院藏画处时发出了“吾国画疏浅,远不如之。此事亦当变法”的感叹,认为中国画疏浅失真,远不如油画逼真,这不仅关系中国文明的进步,而且改进画法也与振兴工商业有内在联系:画“非止文明所关,工商业系于画者甚重,亦当派学生到意学之也。” 这种论调使我们能立刻联想到康有为在戊戌维新中的变法口号。可见此时康有为要求变法维新、学习近代文化的思想和戊戌时并无两样,在政治上他如此,在绘画上他也如此。
康有为游历意大利时,观赏最多并为之倾倒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拉斐尔(Raffaello Sanzio,1483—1520)的油画,以至于他每到一地必先入画院,入画院必先觅拉斐尔的画而观之。他在参观罗马教皇梵蒂冈皇宫中拉斐尔所作的四组壁画后写道:“拉飞尔是意大利第一画家,在明中叶,当西千五百五年,至今四百年矣……游意大利遍见之,凡数千百幅,生气远出,神妙迫真,名不虚也。” 康有为认为拉斐尔“开创写生之功”,“其生香秀韵,有独绝者”, 有如王羲之的字,李白的诗,苏东坡的词,清水照芙蓉,自然天成,甚至以《怀拉飞尔画师得绝句八》总结拉斐尔的画以及他对拉斐尔的倾倒:
画师吾爱拉飞尔,创写阴阳妙逼真。色外生香绕隐秀,意中飞动更如神。
拉君神采秀无伦,生依罗马傍湖滨。江山秀绝霸图远,妙画方能产此人。
生死婚姻居室外,画图实景尽游之。弟妹子妻皆写像,同垂不朽画神奇。
拉飞尔画欧人重,一画于今百万金。我已尽观千百幅,灵光惝恍醉于心。
拉飞尔画多在意,意境以外不可觅。只有巴黎数幅存,环宝珍于连城璧。
拉飞尔画非人力,秀韵神光属化工。太白诗词右军字,天然清水出芙蓉。
基多连腻本画师,妙笔于今亦具存。终是出蓝能变化,拉飞尔作纪新元。
罗马画工兼石刻,精微逼肖地球无。最传秀气拉飞尔,曾见红闺合乐图。
从中可见,康有为醉心的是拉斐尔画的阴阳逼真、秀韵神光、精微逼肖、以形写神的写实之法、写生之功。为何康有为会心醉于斯,而认为“吾国画疏浅,远不如之”呢?他把拉斐尔与同时代的中国画家进行对比,得出了其中的缘由:“基多利腻、拉飞尔,与明之文征明、董其昌同时,皆为变画大家。但基、拉则变为油画,加以精深华妙。文、董则变为意笔,以轻微淡远胜,而宋元写真之画反失。彼则求真,我求不真;以此相反,而我遂退化。若以宋元名家之画,比之欧人拉飞尔未出之前画家,则我中国之画,有过之无不及也。印度、波斯千数百年之画,吾在加拉吉打画院见之,板极远不如我。阿拉伯、土耳其之画,稍过波斯、印度,亦不能比我宋元名家。故以画论,在四五百年前,吾中国几占第一位矣,惜后不长进耳。” 我们不难发现,“求变”与“求真”的精神在康有为思想中的深层积淀。
康有为在意大利游历所得出的上述不少观点在13年后(1917年)的《万木草堂藏画目》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这可谓是他国画变法思想的雏形。如果说康有为在流亡时遍观各国之画,尤其是欧洲油画,给人以地域空间辽阔的横向对比之印象,那么民国六年(1917年)冬,他在美国驻华公使馆的美森院所作的《万木草堂藏画目》对中国古代及近代绘画的评论,则给人以历史时间的纵深感。
3、国画变法——《万木草堂藏画目》
如前所述,1917年康有为是在参与借以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丁卯复辟” 失败后,躲入美国公使馆书写《万木草堂藏画目》的。在称谓上,此时的康有为已非当年的变法勇士,而成了被抛在时代之后的保皇党。虽然保皇党与维新斗士是完全不同的形象,但是在康有为身上却成了统一体,因为他的内在心理类型是一致的——仍然是求变求真而不是封闭保守的,他的政治主张的内核是不变的——仍然是君主立宪及虚君共和制,在这方面,他完全不同于主张完全恢复清朝旧制的张勋。从另一方面来说,康有为毕竟是受过封建正统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的士大夫座右铭,使其历经沧桑,九死一生也不能忘情于光绪帝的特达之恩——戊戌政变前夕,光绪帝亲写密诏叫康有为“迅速外出,不可迟延”,并叮嘱他“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 总之,保皇与复辟是康有为对近代政治社会判断失误所采取的立场,而变革图新才是他意识中深深根植下来的“本能”。“虽然从一般意义上说,康有为这样的形象在生活中常常是不讨人喜欢的异己者,但是他却是社会发展转型时所需要借助的力量——无论是作为牺牲品,还是作为偶像。”
当然,《万木草堂藏画目》中康有为对近世之画的批判并不完全是政治式的,也不仅仅是立足于使用“变法”这个方法武器而已,如果仅仅如此,它决不会在绘画史上产生这么深远的反响。《万木草堂藏画目》名为画目,实际上评论的文字却占了很大的篇幅,不妨说是康有为的绘画理论著作,与其书法理论著作《广艺舟双楫》可称姐妹篇。《万木草堂藏画目》前有序,后有跋,中间分论历代绘画,其中序言是康有为变革中国画的主要观点所在,通观《万木草堂藏画目》,我们可以发现本文与康有为《意大利游记》是一脉相承的,以及他在世纪之交现代主义兴盛前游历西方的影响匪浅。作为名书家和书画收藏家的康有为,对近世中国画怀有深切的忧患意识,对中国绘画的命运表示了极大的关注,编著这本画目正是立足于对中国绘画历史的考察与反省以振兴中国明清以来衰败的画学。
康有为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由画论之谬也。请正其本,探其始,明其训。” 将中国画近世衰败的根源归咎于“近世以禅入画”、“弃形似”、“倡士气”的绘画思想、观念即画论的误导;并引据古代注重绘画存形叙事、劝善戒恶诸功能的画论,指出“画以象形类物”,“非取神即可弃形,更非写意可忘形也”;进而康有为点明振兴画学的意义——“今工商百器皆籍于画,画不改进,工商无可言。”正与上述他在罗马观画时指出的,画事“非止文明所关,工商业系于画者甚重” 相呼应。可见康有为在“性癖书画”之外,还时时抱有“经世”的抱负。
通观康有为在全文范围内提出变革中国画的主张,其中既有古的参照系又有洋的参照系,概括起来有两方面:
其一:以古为参照,主张“以复古为更新”。所谓“复古”是要复唐宋绘画之古,复院体、界画之古,以更新元代以来专贵士气写意的画学正宗。他认为中国近世之画所以衰败是由于攻界画、摈画匠,而士大夫作画“率皆简率荒略,而以气韵自矜”,不能“尽万物之性”。“专贵士气为写画正宗,岂不谬哉?今特矫正之:以形神为主而不取写意,以着色界画为正,而以墨笔粗简者为别派;士气固可贵,而以院体为画正法。庶救五百年来偏谬之画论,而中国之画乃可医而有进取也。”
其二:以洋——欧洲古典写实为参照,认为写实之法“遍览百国作画皆同,故今欧美之画与六朝唐宋之法同”,主张吸取西画写实之法,“合中西而成大家”,“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 。如前述,康有为曾“遍游欧、美各国,频观于其画院” ,频频醉心于西方尤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古典写实的绘画与雕刻,对拉斐尔更是赞赏有加,而且欣赏之余多有收藏,如其家中就收藏有拉斐尔、提香、米开朗基罗和米勒的复制品 ,此时康有为仍十分推崇欧画写形之精,反复强调“合中西”,以西画之长补国画之短,肯定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改学西画的趋势,推崇郎世宁。他的这一思想对其两位入室弟子——徐悲鸿和刘海粟都产生过影响。
以复古更新和古典写实为参照,康有为如此分论历代绘画:对六朝唐宋绘画大加赞赏,认为“唐画以写形为主,色浓而气厚,用笔多拙” ;五代画“有唐之朴厚而新开精深华妙之体”;宋画“出而集其成,无体不备,无美不臻,且其时院体竞其新,甚至以之试士,此则今欧、美之重物质尚未之及。”在考察欧美十五世纪前之画或皆神画少变化或板滞无味的基础上称赞“宋人画为西十五纪前大地万国之最”。他指出“中国自宋前,画皆象形,虽贵气韵生动,而未尝不极尚逼真。院画称界画,实为必然,无可议者。今欧人尤尚之”这一唐宋绘画与欧美古典绘画中写实重形的共同点,并以此批判元代以来文人画的范山模水、萧条数笔和国朝画的摹写四王、味同嚼蜡。
需要指出的是,当初康有为游历西方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根据他所写的游记可以看出他所看到的是西方写实绘画的盛况,而没有更多关注现代主义的萌芽,因此判断当时世界画学趋势是写实的;而在《万木草堂藏画目》写作的1917年,虽然现代艺术方兴未艾,但是这并未转移康有为关注写实绘画的视线,除了早年游历印象深刻外,应还有原因:康有为在书论上推崇六朝碑版,尤其是“雄奇角出”的魏碑;对刘海粟“阔厚雄奇”的画也赞赏有加;其尊碑而贬帖,尊六朝唐宋画而抑元明清国朝文人画,有着内在一致性;“除了审美个性之外,似乎与他重变革、渴望力之美的心理要求也有一定联系。”
关于如何发展中国画,如何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康有为没有更多切合实际的方案,而旨在恢复“逼真”、“象形”的绘画传统,但他毕竟指出了时弊,发出了变革的呼声,提出了这一紧迫的问题。由于康有为的观点并未立即公开发表,只是存之于翌年(1918年)出版石印本的个人著作《万木草堂藏画目》中,自然不易迅速造成文化意义上的广泛影响。但鉴于他较高的社会地位与学贯中西的声望,鉴于其著作的流传及其弟子的继承发展,其中国画变革的影响应是深远的。
而作为“文化意义”的广泛影响,1919年1月15日第六卷第一号《新青年》 上,吕澂、陈独秀以书信方式抛出的“美术革命”言论不容忽视。陈独秀本身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身先士卒的猛将,这使得他的任何举措(包括在绘画中的言行)都被赋予了一种浓郁的文化涵义。更重要的是他与吕澂的文章不是收诸文集、藏诸名山、密不示人,而是发表在公开的刊物上,而且这个刊物有是赫赫有名的《新青年》。凭借《新青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巨大的号召力,其所发表的以中国画为主的美术革命的号召,对美术界产生了震荡,使中国画在当时整个文化视野中骤然成为焦点。
吕澂(1896—1989),亦名渭,字秋逸,或作秋一,号秋子,江苏丹阳人,著名美术家吕凤子的三弟,现代著名佛学家、美学家、艺术史家。吕澂20岁时“为谋生计”,“自费到日本学习美术” ,因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愤慨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乃翌年罢学回国,应刘海粟之邀,入私立上海图画美术院任教务长。受新文化思想的影响,1918年12月15日 吕澂致函《新青年》提出“美术革命”。
吕澂在《美术革命》开篇即称:“记者足下贵杂志夙以改革文学为宗,时及诗歌戏曲;青年读者,感受极深,甚盛甚盛。窃谓今日之诗歌戏曲,固宜改革;与二者并列于艺术之美术尤亟宜革命。且其事亦贵杂志所当提倡也。” 认为当时《新青年》已经掀起了影响广泛的文学革命,并波及到诗歌、戏曲革命,作为艺术成员的美术也不应被遗忘,希望《新青年》杂志能接着展开美术革命的讨论,并以当年意大利诗界首先掀起未来主义而以美术影响最大为例,认为“文学与美术,皆所以发表思想与感情,为其根本主义者惟一,势自不容偏有荣枯也。我国今日文艺之待改革,有似当年之意。而美术之衰弊,则更有甚焉者。” 不过吕澂在文中所指的“美术”,已不同于蔡元培早年说的包括“文学、音乐、建筑、雕刻、图画等科” 的“美术”,更不同于时人所蒙昧的“一切工巧为艺术”,他将艺术和美术作了区别,认为凡物象为美之所寄者,皆为艺术(Art),其中绘画、雕塑、建筑三种具有一定形体于空间,可称为美术(Fine Art),接近于今日美术的范畴。
吕澂的文章着重批评现状,以绘画为例指出当时美术之弊:“自昔习画者非文士即画工;雅俗过当,恒人莫由知所谓美焉”;虽然“近年西画东输,学校肄习;美育之说,渐渐流传”,但是“俗士骛利,无微不至,徒袭西画之皮毛,一变而为艳俗,以迎合庸众好色之心”;特别批评了上海仕女广告画“面目不别阴阳,四肢不称……盖美术解剖学,纯非所知也。至于画题,全从引起肉感设想,尤堪叹息”,任其发展将使世人丧失“美情”与“正养”,思想变为卑鄙龌龊;而“似是而非之教授,一知半解之言论”也是“贻害青年”不浅。由此吕澂大声疾呼美术革命:
“我国美术之弊,盖莫甚于今日,诚不可不亟加革命也。革命之道何由始?曰:阐明美术之范围与实质,使恒人晓然美术所以为美术者何在,其一事也。阐明有唐以来绘画雕塑建筑之源流理法,(自唐世佛教大盛而后,我国雕塑与建筑之改革,也颇可观,惜无人研究之耳)。使恒人知我国固有之美术如何,此又一事也。阐明欧美美术之变迁,与夫现在各新派之真相,使恒人知美术界大势之所趋向,此又一事也。即以美术真谛之学说,印证东西新旧各种美术,得其真正之是非,而使有志美术者,各能求其归宿而发明光大之,此又一事也。使此数事尽明,则社会知美术正途所在,视听一新,嗜好渐变,而后陋俗之徒不足辞,美育之效不难期矣”。
简言之,吕澂的美术革命思想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阐明美术的范围和性质特点,二是了解中国古代美术的源流,三是把握欧美当今美术的发展趋势,四是通过研究中西美术的优缺点后,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当代美术。” 应该说,作为美学家及艺术史家的吕澂,其美术革命思想是较全面、系统而富有启发性的。虽然吕澂以批评当时中国美术的种种弊端为起点,但是他的美术革命道路却是富有远见的。
1、 陈独秀与美术有关的身世及学识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号石庵,安徽安庆人,幼年丧父,随严厉的封建家长即其祖父陈旭章学四书五经,五岁时过继给无子嗣的叔父陈衍庶。而陈独秀的嗣父即陈衍庶1875年中举人后官运亨通,发家致富,不仅广置地产,而且爱好收藏名家真迹和古玩,在北京、沈阳、杭州、安庆等地开设崇古斋古玩铺等商店 ;他同时是位画家,“一生酷爱书画,自号石门渔隐、石门湖叟,并以邓石如、刘石庵、王石谷、沈石田为师,斋名‘四石师斋’。他书宗汉隶、画工山水。最嗜‘虞山派’,所仿‘青绿’,几近乱真,凡应所属,均临王画代作。因其善摹‘清晖’而名震皖江,造诣与同邑姜颖生比肩。” 陈独秀在嗣父同时又是养父的陈衍庶身边长大,上述陈衍庶的书画造诣及历代名迹收藏对他有相当大的影响,是他深厚艺术素养的基础。
在美术上给陈独秀影响的还有嗣父周围的画家圈。“除后来成为山水名家和篆刻名家的萧逊(谦中)、潘勖等弟子外,陈、姜两家在晚近之时还结为秦晋。陈衍庶二侄女(陈独秀的二姐)嫁姜颖生之侄姜超甫,作为陈独秀姐夫的姜超甫同样是位有声一隅的画家。”③此外,教陈独秀读书的胞兄陈庆元也得陈衍庶亲传而善丹青。当然,他们都是继承家学,受授“王画”衣钵的。可以说,在青少年时,陈独秀生活在画家的圈子里,甚至是生活在“四王”的画风中,惯见嗣父等人染翰挥毫,又常常家中所藏历代书画,朝夕濡染,陈独秀对文人画(尤其是“四王”之画)乃至整部画史轮廓有相当丰富的感性认识和比较深刻的理性审思。
虽然陈独秀颇有条件成为画家,但他倔牛犟顽强,富有叛逆精神的性格却使他走向了关心国事,积极参与救国的道路。早年陈独秀读经背书时以倔强的沉默对抗嗜吸鸦片的祖父的棒打,青年陈独秀受康梁维新派的影响,痛感国家贫弱以救国为志向,由于维新运动的失败而转向从事革命活动;思想日新月异的陈独秀逐渐不满封建家长包办的婚姻而与原配高晓岚(没有文化、墨守成规)的同父异母妹,曾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思想新颖的高君曼同居;这一切使被认为大逆不道而一意孤行的陈独秀与作为封建家长的嗣父逐渐水火不容,几近决裂,形成难以释解的“仇父情节”。此后陈独秀没有循嗣
父的方向操弄画笔,而是以更多的精力从事从政治到文化的革命实践,其中很重要而影响深远的一项就是陈独秀于1915年9月15日创刊《青年》杂志(次年更名为《新青年》),并由此拉开新文化运动的帷幕。
此外,应指出的是,陈独秀虽然没有循嗣父的方向成为画家,但他却是“由小学而重视书法”,并且“颇有美术造诣的书家”; 虽然早年厌恶举子业,却也熟读书经,国学根底颇深,擅长诗歌、汉文字学;深厚的美术素养及其广博的学识成为其倡导“美术革命”的思想基础。而19世纪末他在杭州求是书院学习英、法文,并接触西方文明和现代自然科学知识,20世纪初赴东瀛后,对法兰西文化富有浓厚的兴趣,对他后来以科学的态度改造中国美术也有很大影响。
2、陈独秀的美术革命思想及分析
陈独秀的美术革命思想是在1919年1月以回复吕澂提倡“美术革命”的信函的方式提出的。他按照吕澂的希冀,使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载体——《新青年》杂志“用其余力,引美术革命为己责” ,在与吕澂文章的同一期(1919年1月15日第六卷第一号)《新青年》上发表了《美术革命——答吕澂》。
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开创者与负责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推出文学革命、支持戏剧改良 之后,对医学和美术“亦久欲详论” 。陈独秀对吕澂《美术革命》一文,“不胜大喜欢迎之至”,随即应答之,将他对绘画的意见发表出来,而着重以改良中国画为主,明确指出“革王画的命”,并以西方的写实主义来改良中国画,他说:“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 如上述陈独秀对文人画乃至整部画史轮廓是有相当丰富的感性认识和比较深刻的理性审思的,尤其对“四王”之画更是有深切的了解,他说:“我家所藏和见过的王画,不下二百多件,内中有‘画题’的不到十分之一,大概都用那‘临’、‘摹’、‘仿’、‘抚’四大本领,复写古画,自家创作的,简直可以说没有;这就是王派留在画界最大的恶影响 。” 他肯定绘画中的创作的因素和写实的技能,认为“绘画虽然是纯艺术的作品,总也要有创作的天才,和描写的技能,能表现一种艺术的美,才算是好”。因此,陈独秀比较满意南北宋及元初的工笔写生作品,认为“那描摹刻画人物禽兽楼台花木的工夫还有点和写实主义相近”;斥责此后学士派开始鄙薄院画,专重写意,不尚肖物,“这种风气,一倡于元末的倪黄,再倡于明代的文沈,到了清朝的三王更是变本加厉”;认为王石谷的画是“倪黄文沈一派中国恶画的总结束”,“倒是后来的扬州八怪,还有自由描写的天才,”但社会上却看不起他们而盲目崇拜王画为画学正宗,“若不打倒,实是输入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最大障碍”。
为何陈独秀把写实主义作为改良中国画的根本方法,认为像文学必须用写实主义一样,“画家也必须用写实主义,才能够发挥自己的天才,画自己的画,不落古人的窠臼”呢?这是有其思想基础的。
陈独秀认为现实主义是近世欧洲之时代精神,他在1915年10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一卷第二号上撰文《今日之教育方针》,指出“唯其尊现实也,则人治兴焉,迷信斩焉:此近世欧洲之时代精神也。此精神磅礴无所不至:见之伦理道德者,为乐利主义;见之政治者,为最大多数幸福主义;见之哲学者,曰经验论,曰唯物论;见之宗教者,曰无神论;见之文学、美术者,曰写实主义,曰自然主义。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现实主义,诚今世贫弱国民教育之第一方针矣。” 陈独秀这些观点具有唯物论的因素,他把现实主义的思想方法见之于文学美术时,表现为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并把写实主义作为发展中国画的方法,由重理想到重现实,“召唤一个在宋元以后中国艺术中失去了的入世精神” ,让“一切思想行为”根植于“现实生活”之上,尤其是在“今世贫弱”的内忧外患的时代。
此外,“陈独秀把批判旧艺术,输入洋画的写实主义,看成为既是提倡赛先生之科学精神的表现,也是发展中国画的需要” 。他在发表《美术革命——答吕澂》的同一期《新青年》(1919年1月15日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他说:“要维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维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要反对旧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由此,陈独秀就将反对旧艺术、旧文学,提倡写实主义,当作拥护西方科学与民主的前提,当作铲除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推进社会进步的举措。而“美术革命”中“革王画的命”就是其中反对旧艺术的一个环节。
1、康有为与陈独秀之比较 ——同
“陈独秀之与美术‘革命’,犹如康有为之与中国画‘变法’。作为变法维新的主将,康有为把他所关心的种种问题都引向‘变法’;作为文学革命的主将,陈独秀把‘革命’推向一切文化领域。但‘变法’与‘革命’不是康陈的始创。‘文学革命’之前,已有黄遵宪倡导的‘诗界革命’,梁启超对此进一步阐发,并提出了‘小说界革命’”。 康有为与陈独秀的变革对象都集中在中国画这点上,都推崇唐宋,贬低明清;都批判文人写意画传统,赞赏西洋写实;都宣扬自由创作,批判因袭摹古。虽然当时两人政见不同,但是主张 “宜取欧画写形之精,补吾国之短” 的康有为,与认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 的陈独秀不约而同地站到了一起,只不过当时蜕变为保皇党不主张革命的康有为态度较温和;而作为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领袖的陈独秀态度更为激烈,方法更为极端。
此外应说明的是,持有类似看法的远不止康陈两人,在此之前,蔡元培、陈师曾、鲁迅等人都发表过类似的看法。如:1907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就有“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帮” 的理想,对传统文化失望,并翼求西方之美术为拯救中国艺术;1918年10月22日,既是北京大学校长又是美学家的蔡元培在北大画法研究会上这样演说道:“中国绘画始自临模(摹),外国绘画始自实写。……西人之重视自然科学如此,故美术亦从描写实物入手。今世为东西文化融合时代。西洋之所长,吾国自当采用。……又昔人学画,非文人名士任意图写,即工匠技师刻画模仿。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的方法贯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经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据守成见之讥,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 ;陈师曾也在1919年羡慕西画写实之精,认为“我国山水,光线远近,多不若西人之讲求,此处宜采西法补救之。” 应当说,康陈的看法代表了20世纪初期追求变革的一代文人的共同心声,而非个人一时心血来潮的观点。
2、吕澂与陈独秀之比较 ——异
陈独秀的文章是答吕澂的来信的,虽然双方都对美术现状不满,在“美术革命”方面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具体的立论、视角、方法却是大相径庭:吕澂集中批判那些把引入西画时肤浅、趋利、变形、扭曲的庸俗化倾向,尤其是上海的新仕女画,对中西古今传统则采取一种比较公允客观、不偏中西而求其真正的态度;而陈独秀虽然也同意吕澂的观点,认为上海新流行的仕女画与男女拆白党演的新剧,和不懂西文的桐城派古文宗译的新小说,是一母所生的三个怪物,“要把这三个怪物当作新文艺,不禁为新文艺放声一哭”,但他只在文末提了一笔。陈独秀集中攻击学士派的写意文人画和王画,而高倡引入西方写实主义,几乎把“洋画写实精神”作为变革中国画的唯一途径。他的“美术革命”口号与构想粗涉皮毛而未深入,态度强烈而缺乏分析,批判性强而说理性不够。
由此可见,“美术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但在当时,正是新文化运动兴盛,人心思变的1919年,欧化主义思潮方兴未艾,而批判传统文化的思想正随着社会的呐喊迅速渗透到大众社会的各个角落。历史规定性起了作用——没有新文化运动,“美术革命”的口号就提不出来,也不会有《新青年》与陈独秀的尖锐批判。平心而论,吕澂兼顾两极比陈独秀的只执一端在学术上要全面得多、深刻得多。
20世纪初期,“美术革命”思潮的影响一般来说集中在美术界。康有为的国画变法思想主要集中在个人著作中,吕澂、陈独秀的美术革命思想主要集中在1919年《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的两篇书信体文章,约三千字外,没有再发表过正式的论文,《新青年》上也没有再发表文章加以讨论。但是,由于美术革命的“对象是几百年来文人士大夫的绘画传统,以及清末和民国初年绘画中存在的弊端,其目标是要创造新国画,况且其中有一部分属于学术问题,因而美术革命面对的困难是相当大的”; “美术革命”思潮所提出的变革中国画的问题,成为遗留的历史问题;中西文化的撞击、交融仍在持续,观念形态的变革也将长久进行下去,因此“美术革命”的影响也将是深远的。事实已经表明,20世纪初期,“美术革命”思潮提出的任务,今天到了21世纪初期亦未得到满意的解决。
康有为、吕澂、陈独秀的美术革命或国画变法思想,基本上限于绘画,尤其是在中国画,当然也包括对西画的学习、模仿、创造。吕澂在文章中虽然提出了应对唐宋以来的雕塑、建筑加以研究,但并没有把雕塑、建筑作为“美术革命”的实际内容。如上述,美术革命集中在中国画的革命、改良问题上,因而在20年代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画改良问题的大讨论。首倡国画变法的康有为,及首倡美术革命的吕澂、陈独秀,后来都由于从事别的工作,如康有为与陈独秀以政治为中心,前者作为保皇党坚持变法救国反对革命救国,后者主张革命救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而吕澂则更多地从事美学与佛学的研究;他们分散了精力,转移了视线,几乎没有再专门对美术革命发表比较系统的文章来阐述、深化其美术革命思想。“但他们提出的中国画变革与发展、创新的问题,在美术界引起了震荡,其思想被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高剑父等人加以传承和发展”。
就康有为而言,他先后两次提出国画变法,但都是在个人著作中,其国画变法的影响与其个人的影响力以及其弟子的传承和发展是分不开的。康有为在书写《万木草堂藏画目》前后认识徐悲鸿、刘海粟,并收他们为学生,对他们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1916年,年轻迫于生计的徐悲鸿为“仓盛明智大学” 画创始文字的仓颉像时认识康有为,并受到当时任教于此的康有为的赏识,成为他的拜门弟子 。康有为常把珍藏的中外名画给徐悲鸿观赏、借鉴,并鼓励他到日本去考察那里的新画风和新画派 。1917年5月徐悲鸿赴日本前夕,康有为挥笔题词“写生入神”,款署“悲鸿仁弟,于画天才也,书此送其行” 。1917年11月,徐悲鸿返回上海,12月,徐悲鸿持康有为的介绍信(包括北大校长蔡元培)赴北京。可见,在此年冬康有为手书《万木草堂藏画目》之前康有为已把其中推崇写生、肯定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改学西画的趋势等精神传授给徐悲鸿,至于其它部分,康有为也很有可能谈给徐悲鸿听。1918年3月徐悲鸿被蔡元培聘为北大画法研究会的导师,5月14日徐悲鸿在北大画法研究会讲演《中国画改良之方法》,次文于1918年5月23日—25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1920年6月,北京大学的《绘学杂志》转载此文,改题为《中国画改良论》,此文由演讲、发表到转载,在艺坛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
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之方法》,是与康有为、吕澂、陈独秀关于美术革命和中国画改良的文章在先后三年中发表的,应属同一时期。徐悲鸿与康有为、陈独秀一样,认为“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 ,对当时中国画充满忧患意识;用历史的观点来比较当今中国画和古代中国画的优劣;用西画来比较中国画的长短;主张以“实写”改良中国画。由此可见,徐悲鸿受康有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而且他进一步发展改良方案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曾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徐悲鸿在此后的国画创作、教学与理论讨论中逐渐地发展《中国画改良之方法》中的观点,扩大了“美术革命”思潮的影响。
1922年,康有为参观“天马会” 举办的画展时,因赏识刘海粟“老笔纷披、气魄雄厚”的油画而认识刘海粟。康有为请刘海粟欣赏家中收藏的欧洲名画和中国历代绘画佳作,并收其为弟子,主要教授刘海粟书法,还特地送给刘海粟一本《万木草堂藏画目》以供临摹。此外康有为还把自己中国画变法的思想传授给刘海粟,并对他寄以厚望:“全地画莫若宋画,所惜元明后高谈写神弃形,攻宋院画为匠笔,中国画遂衰。今宜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吾国之短。刘君海粟开创美术学校,内合中西。他日必有英才,合中西成新体考其在斯乎?” 刘海粟对康有为颂扬院画不敢苟同,但对康有为希望画家吸取中西画之长,融会贯通,开创新艺术,却认为意味深长。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1936年刘海粟发表的文章《艺术革命观——给青年画家》,他主张艺术革命,却反对传统院画,主张“艺术是表现”,“艺术之表现,在尊重个性”, 十分注重艺术的表现性与艺术家的个性。在这点上,刘海粟还没辜负康有为对他内合中西的期望,不过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借鉴更注重内在精神,而非写实技法的外观形式,由此扩展深化了“美术革命”思想。
美术革命思潮兴起后,“不仅在上海、北京引起轰动,而且在杭州、广州、南京等地也得到反响。美术革命主要涉及国画问题,因而美术革命在20年代至40年代演化为‘国画革命’或‘艺术革命’。在广州的方人定、高剑父、任真汉、岭梅等人发表文章,参与‘国画革命’、‘艺术革命’的讨论,使美术革命思潮在南方得以扩展和深化。”
20世纪初期的“美术革命”思潮,是中国近现代美术思潮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国近现代绘画史的重要内容。它综合晚清以来追求变革的新派文人共有主张,把中国画的变革推向新的层次,对其后的中国画以及中国美术的创作,对中国画坛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促使中国美术由传统美术脱胎,以西方美术为参照,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过渡。
当然,如上所述,“美术革命”思潮,存在一些偏激、片面而缺乏深入的观点,追求表面而未得实质的弊病。但是,毕竟20世纪初期的“美术革命”思潮产生于内忧外患、争战不断的时代,产生于迫切引入西方知识以应付实用的时代,面对中国画坛的陈陈相因、衰败沉闷的强大的历史惯性,过激、矫枉过正是难免的;发出尖锐刻薄的呐喊是需要巨大的胆识与魄力。而且,“每一次对外来影响的接受,都有从盲目到自觉,从摹拟到融合,从无批判的颂扬到有分析的选择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不能“习惯于用一种不偏不倚的口吻去指责革新的先驱们崇拜和摹仿外来美术,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说明萌芽时期的观念和实践必然为后来的变革主流所否定。”
历史地、客观地阐述、评析20世纪初期的“美术革命”思潮将更有助于今天的中国画以及中国美术的创作与研究。
3.浅谈二十世纪20-30年代中国画画坛的国学回潮
7.探究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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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世界乐坛出现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从未出现过的音乐多元化现象,音乐流派众多、音乐风格多样,其中音乐美学思想的空前活跃、个性自由的创作意识、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世界范围的战争与灾难,这一切都促使20世纪音乐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20世纪音乐风格多元化现象浅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20世纪西方音乐以其独特的现象呈现于西方历史中,是西方音乐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科技等都飞速发展的20世纪社会中,音乐呈现出复杂多变、多元化、新兴音乐风格的现象。
关键词:20世纪音乐 多元 创新 反叛 新音乐风格
在西方历史发展的长河中,20世纪的音乐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是一个探索创新的、离经叛道的、五彩缤纷的新音乐风格时期。它突破了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共性写作时期,在音乐风格、音乐流派、音乐表现形式上等都呈现出多元化的音乐现象。
20世纪是一个比以往更加动荡、更加残酷血腥以及矛盾多变的一个时代。在短短的百余年,经历了动荡到发展,社会结构的裂变、政权革命的风起云涌、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经济水平的高度发展、价值观念的扑朔迷离都使这一时期的音乐观发生了颠覆性的变革。
(一)战争对传统精神的冲击
战争对西方音乐的影响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无数的国家的内战。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使原本非常敏感的文学艺术家的思想变得更加复杂、细腻。战争所带来的悲观以及恐惧的情绪使文学艺术家们开始对这个社会呈现出怀疑以及反叛的态度,他们开始更加关注这个社会的现实与丑陋。这种对“共性时期”的旧秩序的打破在这个极度要求自由与权利的时代其表现的形式也是多变、丰富的。
(二)战争激发音乐创作的“现实性”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社会动荡、矛盾加剧并引起了社会心理的巨大变化。音乐也开始不再表达美与和谐,反而揭露社会的丑陋。于是,一些艺术家提出了真实地表现自己的感觉和情绪的美学观念,他们认为世界性灾难就要来临,人类已经没有希望,他们只相信自己,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心灵才是世界的真实反映,这就是 20 世纪的重要艺术流派――表现主义的创作理念。表现主义通过夸张、扭曲的音乐手法来表现作者内心深处对这个现实性社会的不满,通过尖锐、刺耳、不协和的音响揭露了这个现实社会的“丑陋”。
(三)战争与民族意识的觉醒
战争的残害唤醒了民族意识,音乐成为民族救亡的重要工具。加上科技的发展促进了音乐的传播手段,大量民族音乐因素被挖掘加工改造来宣扬本民族的爱国意识,丰富的民间音乐的养料也为音乐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色彩。作曲家创作的材料吸取范围被拓宽,大量的抗战题材的音乐出现并通过必要手段广泛传播。
20世纪是一个科技大发展的时期,工业革命的日新月异为音乐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现实的基础。20世纪上半叶的工业达到了顶峰,接踵而来的信息化社会更是加速了音乐多元化的步伐。
(一)数学与音乐的“边缘化”
科技的发展满足了音乐实验性的可能,作曲家开始描绘各种新的音响来源。20世纪大量作曲家开始用数学来计算音乐,以精确的计算形式构思音乐的结构与发展模式,这种形式的音乐不仅仅是一种音乐音响的审美,更是一种数字游戏。
(二)科技促使对“新音响”的探索
此外还有大量作曲家开始借助科学技术的能量探索新的音响。作曲家开始对原有的传统乐器或者传统音响来源进行改造,如约翰?凯奇的预配钢琴通过在琴弦上以各种方式附加各种装置如螺栓、螺钉、橡皮等物而彻底改变钢琴原有的音色,无声作品《4‘33》更是打破了传统的音响概念,用“只做不弹”与“只做不响”的方式,在钢琴上演奏无声作品。
(三)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与音乐内容题材
内容与题材上的创新与选择的多样性。自然科学、太空、宇宙的抽象的科学概念的普及直接的影响了音乐家的音乐创作。他们深受这些科学成果的魅力所影响,试图在音乐中展现这种科学精神的折射。这类作品在20世纪音乐创作中更是不胜枚举。如《光谱》、《电离》、《计算机素描》等。
20 世纪世界乐坛爆发出来的强大的变革力量,无情地震撼着几百年来构筑起的传统音乐理念大厦,为了能在这样一个多变的时代占有一席之地,作曲家开始疯狂的反叛、创新、实验,直接造就了这个时代多元的音乐现象。
(一)作曲家创新的现实可能――作曲家地位的自由化
音乐家的身份自贝多芬开始进入自由音乐家的地位,音乐脱离赞助制制度。在20世纪音乐家的这种自主性以及自由性得到空前的提高。可能20世纪的音乐家地位并没有像19世纪那样的被世人所追捧,但是在20世纪独特的社会环境下造就的是作曲家对自由的强烈追求。这种对自由以及超越的强烈追求使作曲家的创新意识也有了现实的可能,他们不再依附于保护人的限制。音乐摆脱外在功能而获得的“自律性”引发作曲家获得独立品格的自由身。
(二)作曲家创新意识的反叛性
20 世纪初一批富于创新精神的作曲家有着对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几百年音乐传统观念和创作原则进行根本性突破的决心。在这种决心的驱使下,他们意图对西方整个的音乐传统作出一种“根本性突破”。这种突破体现了20世纪音乐家的反叛性,而这种反叛性不仅仅只针对传统音乐文化,甚至对“新音乐”风格本身也是一种反叛。
(三)作曲家创新意识的实验性
实验性是作曲家创新意识的另一种体现,作曲家在大肆的摧毁了传统音乐原则之后,应该考虑如何建立新的音乐规则形成音乐体系,因此他们就要开始探索如何使音乐在新的条件下得以重建。因此,作曲家开始大胆的进行创新性的实验。作曲家广泛吸收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语言、新的技法、新的工具、新的原则、新的逻辑、新的结构形式等诸多方面力求达到音乐的“新”从而与过去的音乐起到楚汉对垒、泾渭分明的差异。
20世纪音乐以其独特的面貌呈现于西方音乐历史的舞台上,其勇于与传统叫板,勇于用音乐的手段抒发作者对现实不满的呐喊,这是西方音乐历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音乐现象更是西方音乐历史发展中罕见的,为西方音乐现象增添了新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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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文化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如何充分吸收先进国家优秀文明成果,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关注的重大历史课题。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对此作了艰辛的探讨,并且有许多的科学的论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对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跨越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俄国社会未来发展时提出的,对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进程有很大的影响。本文主要论述“跨越论”的主要内容和它对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俄国和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跨越论;俄国;中国;影响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以俄国的农村公社为出发点开始全面研究和分析俄国,重点研究了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简称为“跨越论”。
一、马克思对“跨越论的”早期研究。第一,根据对当时俄国仍存在的农村公社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农村公社可以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进行发展。因为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出现在同一个时代,所以农村公社能够引以为戒。第二,农村公社具有二重性和两种发展情况。二重性指的是俄国公杜既有公有因素,也有私有因素,在公社内部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正是由于农村公社的二重性,所以它只有两种发展情况,一是私有制战胜公有制,二是公有制战胜私有制。第三,农村公社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现代生产力来改造自身生产方式,从而实现由低级向高级的辩证发展过程。俄国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农村公社,使农村公社成为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出发点。第四,俄国必须通过革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①马克思指出自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以来,作为支点的俄国公社在非常态的经济环境下正面临着瓦解。因此,必须进行革命。革命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给农村公社创造正常条件,粉碎国家对农村公社的灾难性影响。
二、恩格斯晚年对“跨越论”的研究。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恩格斯根据俄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变化,对“跨越论”作了补充。第一,俄国已经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俄国不可避免。因为俄国农村公杜所有制“已经又向解体迈了一大步”,“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前进”。②第二,俄国农村公杜内部不具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较高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③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并不能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对俄国的公社进行这种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④第三,落后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杜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⑤
二十世纪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俄国和中国,它们都是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在生产关系上实现了跨越,但是没有实现生产力上的跨越,所以它们没有完全实现了跨越,处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预备阶段。
一、“跨越论”对俄国的影响。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论”,指出落后国家如果能把握历史赋予的革命时机,也有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1、俄国对社会主义的第一次探索: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这是俄国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决定性一步,使俄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证明了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走上了一条新的社会发展道路,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
2、俄国由“直接过渡”转变为“间接过渡”:由于俄国在各方面发展都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俄国非常需要一个逐步过渡的阶段。但是俄国试图利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政策虽然从俄国社会跨越发展的角度看,是肯定和保证了跨越的历史价值,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但是它引起了俄国社会的广泛不满和全国范围的政治、经济危机,使得初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挑战。
“直接过渡”失败后,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提出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只能“迂回过渡”。新经济政策使俄国经济迅速恢复,群众政治情绪稳定。但是,伴随列宁的英年早逝,新经济政策也结束了它的使命。后来由于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俄国始终没有正确认识真正的社会主义,开创的建设道路也以失败告终。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越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忽视“跨越论”和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1、“跨越论”对毛泽东的影响:早在建党之初,毛泽东就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明确了中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引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实现了中国社会制度由封建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跨越,这是对“跨越论”的实践和发展。
2、“跨越论”对邓小平的影响:苏联解体,东欧一些国家重蹈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覆辙。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第一次对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阶段进行了准确定位,把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阶段与马克思所指的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阶段区别开来。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要真正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一系列具体措施和途径。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使我国找到了正确的经济建设道路,实现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跨越发展,是东方社会跨越发展道路的一个成功典型实例,是“跨越论”在中国的实践发展。
第三章、正确认识“跨越论”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
俄国和中国等落后国家是在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的影响和自身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下,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这并不是“跨越论”的完全实现,而是对“跨越论”的一种深化和发展的实现。因为这些落后国家在实践“跨越论”时,并不是完全具备“跨越论”中所规定的跨越条件,而且这些落后国家不仅仅只是以“跨越论”为指导,还是在对本国的实际情况的分析中不断摸索前进,灵活运用与创新了“跨越论”,这些国家实现跨越的第一步,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实现跨越的第二步,是要实现现代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充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肯定的文明成果,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既不能将现实社会主义的成绩全部归功与“跨越论”,夸大它的作用,也不能否定它的积极作用。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5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03-50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0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00-50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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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内外局势日趋紧张,罗斯福政府实施了中立政策;但这一政策往往被认为是妥协于孤立主义,而尤以1935年通过的中立法案为代表;笔者通过对当时美国经济因素这一角度的分析,探讨罗斯福政府对外交政策最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以此论证当时美国的中立政策并非权宜之计。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中立政策的根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美国的中立政策贯穿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外交与内政政策的始终。中立政策使美国远离欧洲战事,保持和平的国内环境,并从战争中夺取大量财富提高了国际地位。它作为美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有着其深刻的根源。
关键词:中立政策;孤立主义 ;和平主义思潮
探讨三十年代美国“中立”政策的根源,我们往往会与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传统联系起来。美国的“中立”政策起源于传统的孤立主义思想。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的孤立主义,主要是指美国1787年建国后第一个世纪中对欧洲国家,采取“不干涉”、“不卷入”或中立的外交路线。结果,美国从欧洲各国的利益和武装冲突中获得利益,本国领土被扩大了,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到了十九世纪末,美国成为托拉斯化帝国主义国家。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美国所处的国内外形势与上一世纪迥然不同,孤立主义已不合时宜。
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味着美国已抛弃了孤立主义的外交路线,而改为推行扩张主义政策,标志着美国孤立主义时代的终结。然而,孤立主义阴魂不散,在二十年代,特别是三十年代,所谓的孤立主义又粉墨登台,不过只是形似而神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孤立派打出传统的孤立主义大旗,要求保持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自由”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美国的霸权计划。1920年到1932年为共和党执政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以“自由行动”为特征的,即不受任何国际组织的约束,怎么合乎美国利益就怎么“行动”。[1]华盛顿体系的建立、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以及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巴黎非战公约)等都是美国“自由行动”的成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孤立主义的思想基本上左右了美国的主流舆论。孤立派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中立法”,成为美国政府不得不遵守的对外政策准则,并一直贯彻在对内政策的制定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经历了1919年―1920年短暂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从1924年起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1925年欧洲工业产量恢复到1913年(战前的一年)水平并继续快速增长。虽然,这一时期的情况较稳定,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多矛盾。[2]
首先,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截止1929年,富人的年均收入占了全国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且,贫困户的全年平均收入只在2000美元左右。[3]其次,工业部门开工十分不足,大批的工人失去工作。再次,由于人们购买力下降,农产品、初级产品、工业产品大量囤积。最后,伴随着二十年代的繁荣,地产和股票投机狂热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安全性。这种不安全性产生的虚假繁荣泡沫轻易地引发了一场大危机。
正是上述种种矛盾的综合作用下,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必然会发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股票投机狂潮兴起,流传着“谁想发财,就买股票”[4]的口头禅。人们想要投机取巧成为大富豪,因此,疯狂的买进股票。1929年10月24日,股票价格大幅度跌落,很多人因此而破产。人们疯狂甩卖手中股票,人们把这一天叫做“黑色星期四”。美国从“柯立芝繁荣”的发展高峰一下子跌落到了谷底,银行大批的倒闭,企业大批的破产,市场萧条不景气,生产骤减;失业人口增加,物质水平下降;必需品价格暴跌。一场规模空前巨大的经济危机迅速席卷全球,美国步入动荡年代。
美国制订了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以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遗留的战债与赔款问题。战败国因无力支付赔款而赖债,欠美国战债的欧洲国家也拖债不还。赖债不还的情况引起了美国人民的不满情绪,人们强烈反对再次卷入欧洲事务,并且产生了反对战争的情绪。
同孤立主义一样,和平主义思潮也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是通过人们揭发一战实际情况,进而将得出的结论作用于政治、经济、社会的结果。
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人们注意的焦点在国内危机上。比如,经济复兴情况,就业率,而对美国以外的事,尤其是欧洲各国的问题不感兴趣。
同时,战后他们有了时间来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利最多的是在战争中发了横财的军火商。人们普遍认为,军火商在利益的驱使下,采取不正当手段引导人民大众、舆论传媒和政府同意参加战争。在1934年,商业性杂志《财富》登刊了一篇名为《武器与人》的文章,获得极好的评价。随后,又有两本相关的著作出版,一为乔治?塞尔兹的《钢铁?鲜血与利润》,另一为赫尔姆斯?英吉布里奇和弗兰克?汉利亨合著的《死亡商人》。[5]这些书刊都在重复着一种观点,即美国参战是军火商们在其中运作的结果。 “一旦有了战争,则延长之;至于和平,则破坏之”[6]成为军火商的价值标准。结果,军火商名声很臭。因此,人们普遍讨厌军火商,讨厌战争。
人民群众的和平主义思潮和反战情绪高涨成为美国实施中立政策的重要因素。但是,和平主义思想过于理想化,不适合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侵略者不断扩大侵略的时代背景。尽管追求和平,反对战争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但是,面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只有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才可能战胜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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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意识是西方文学的核心思想和艺术精髓,也是西方文学中属于世界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西方文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对话的目的,不是简单地褒贬某一文论,而是对文艺理论研究进行反思与自省。诗学如此对话的目的,就是去探寻深层次的共同的有关人类审美文化的价值倾向。动态研究。研究当代西方文艺理论,采用静止的或孤立的观点,是行不通的。要采用发展的、具体的的观点,去分析问题与研究问题。在研究西方文艺理论过程中,我们不照搬照抄,而是通过参照对比,整理着、分析出、总结好我们的当代文艺理论,从而,更好地建设我们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当研究透彻后,当我们洞悉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内涵与真实意义,并从真正意义上知晓当代文论下隐藏的存在本体论的重要意义时,到时候,我们将有全新的知识型结构。深层次地研究文艺理论与美学,就会触及到一个比较深远并十分重要的问题,有关中西文化精神的走向问题。所以,研究诗学,不但关涉着诗意般的思维方式)问题。所以,对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进行构建,务必要弄清楚西方文化与诗学的价值取向和主要趋向。
多元化研究。由于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所以,我们应该进行多元化研究。我国文论界,仔细地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文化进行研究,发现,对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关系,进行批判的后殖民主义,着重于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文化“拿来主义”,并没有意识“文化对话”,在新世纪,对中国的重要性。当然,由此也提出了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如何摆正中国的文化以及文论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问题。笔者认为“,全球化”并不意味全球单一化,而是逐步呈现出差异性的动态过程。
别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应用派别研究方法。我们都知晓,后殖民主义与批判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密切相关。引入后殖民主义,使后现代主义的反权威问题、价值平面问题、中心与边缘问题,变得更加繁杂,也使得我国文论界,面临着以下许多问题:后学研究的阐释中国的焦虑,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哲学审理以及哲学新方向,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复杂状态,形而上学的命运与后现代实在论,后现代主义与文学艺术的危机,当代诗学与后现代审美文化,后现代后殖民与文化保守主义,人文精神的困境与价值反思,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在矛盾,后殖民场域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和批评,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妖魔化等等。当传统价值面临着困境时,也只有不懈地探索其理论和丰富其实践层面,通过那些处于后殖民时期的知识分子,前瞻性和边缘性思考,以自身获得个体独立性的前提下,不断地更新知识体系,创新学术思想,并把它当做自己存活的理由之一,能够以此作为中国思想延伸的契机。
目前,我国在研究西方文学时,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从多方面,深层次,对西方文学,表述自己的看法。研究西方文学的热点或焦点,一般体现在作家流派,族裔文学与迥异的作家、作品以及热点文类,通过文学在国内学界所出现的频率,归纳表明,我国文学研究的热点流派是当代少数族裔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和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研究的热点族裔文学是:华裔文学、黑人文学与现代欧裔白人文学,研究的热点作家是:汤亭亭、沃克、菲茨杰拉德、霍桑、海明威、福克纳和莫里森等,研究的热点作品是:《女勇士》《老人与海》《麦田里的守望者》《紫色》《了不起的盖茨比》《宠儿》和《红字》等,研究的热点文类是:华裔小说、黑人小说和现代欧裔白人小说。通过这些研究热点表明,在新世纪,我国在研究西方文学时,存有三种明显的情结:即小说情结、诺贝尔奖获奖作家情结和经典情结,以及两个需要学术界十分重视的问题:即在研究角度上,出现较多的重复现象,在研究对象方面,边缘与主流,区分太明显。
第一,研究方法的趋向。一般可以运用如下方法来研究西方文学:考察某事物所采用的手段,应以特定的方式来考察其对象;观察角度广,应以多角度的观察视角,以及多方面研究文本内容;程序上的分析理解。具体操作是:a注意研究文学现象的视点、角度;对文学现象的程序,进行分析理解。批评西方文化的方法则有:多角度,理解和判断特定的文学现象;对特定文学现象的程序,进行解析。
第二,研究内容的走向。研究西方文学,在内容上趋向于:文学现象,主要包括文学接受、文学作品以及文学创作;文学作品的意义,主要包括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含义。主体的美学涵义,主要包括伦理学、哲学、社会学等;社会价值与意义等。研究文学作品的价值方面,则是从这些角度入手:创作的文学作品,在被接受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与思想导向作用,此外,也包括着社会学价值、艺术价值以及审美价值等。
第三,研究领域的走向。西方文学研究领域通常有:结构主义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潮流之一,其代表人物是列维———斯特劳斯(法国),主要是以此来探讨文化现象中的共在结构与引入语言,并利用好文本中的语言意义与价值,探析这一文化现象。叙事学,一种关于语言学、文学的学科,受现代符号学影响,通用的方法是,运用语言学方法,对文学文本中的叙事模式问题,进行研究,法国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是典型的代表。形式主义属于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潮流之一,其主要特点是:对文学的形式比较重视,并认为形式是文学的意义与价值的来源。俄国的形式主义、英美的新批评等,是典型代表。期待视野属于接受美学概念范畴,指文学接受中,阅读文本内涵,所展现的读者的预期,而预期,常常是在阅读过程之中,以一种特定的视野来体现。精神分析学,创始人是弗洛伊德;其主要观点是:把人的心理分为自我、超我、本我三个层面,注重人的无意识,特别是注重人的性意识的发展。
总之,不断地深入研究西方文学,使得我国的西方文学研究领域,展现着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此外,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理解文本也更加的准确与多样。笔者认为,在当代文化重建和文论转型中,应在审视中国文化精粹的基础上,遵守人类的共同价值与认识,并遵循着相应的国际艺术审美共识,我国的新文化形态与新文艺理论体系,才能有效构建。
究其本质,“生态整体主义”仍旧只是“人类中心主义”外沿扩张后的结果。因此,生态整体主义要为文学批评提供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的理论,其自身面临着诸多问题。它否认了人类在整个宇宙发展过程中的应有的积极位置,而将自然赋予某种意志,使之来约束和规范人类活动。将这种价值观或理念引入到文学创作过程中去,无疑是本末倒置。因为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文学和生态对于人类来说,都只是人类过程中的一个部分,因此,生态思想影响下的文学创作并不能出现在一切文学作品中去。将这种思想牵强附会地引入到文学评判中来,不仅拒斥了人的中心地位,而又想强行介入“人学”的一切文本的理论,必然导致文学批评陷入一种进退维艰的尴尬境地。生态批评与其他的文学批评类型(如社会批评、心理批评、道德批评)相比,社会批评、心理批评、道德批评等只标明了范围和方法,生态批评则更清晰地提出一种主张。在文学被视为“微观政治学”的后现代语境中,“主题先行”在一定程度上为生态批评的合法性带来了一定的困惑:生态文学批评试图将一切文本都纳入生态文学批评中来,从而使得所有文本都披上生态化的外衣。基于此,为了让生态文学批评不再是单纯生态意识的传声筒,生态文学批评不仅要具备生态文学外观,而且还要在文学创作理论上涉及生态文学文本的形式和内涵,即观念的传达方式,并形成自己的审美批评原则,这样就面临如何抽取、形成生态思想的审美内涵的问题。因此,构建新型的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必须是文学文本与生态批评的契合,从而使得所构建的生态文学批评理论获得范式意义,这就要求其理论思想内涵必须区别于现有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的模式、方法和知识系统特征。同时,新型的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必须认同传统的审美原则和标准,否则,其理论必将陷入由观念主导的伪感性文学批评漩涡中去。
生态审美原则作为生态批评用以进行审美判断和评价的尺度,应当是当代生态哲学思想对“人与自然关系”再认识。生态审美的生态哲学基础的主要层面包括:生态智慧的构建张力,拓展了生态审美观的哲学视野及思维品质;生态世界观作为践行原则,促成生态审美的现实的美学实践和艺术实践;生态伦理作为运行轨迹,通过生态审美化的生命体验,促发人们深度感受生命的机能及生命活动的意义;生态价值的意义指向,推进并致力于实现生态审美那种充蕴、活化生命价值的能力。生态美学是对人类生态审美观念反思的理论。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真正的生态文学批评中的审美原则不能单纯的停留在文学文本所描述出来的环境污染、植被破坏等显而易见的层面上,而应该将生态的审美本质深嵌于自然美的存在状态或者人与自然关系的状态中去,与此同时,生态文学批评过程中的生态审美研究还应该廊括人类社会生存的生态问题,让人们告别“祛魅”的世界,重新回到人类栖居的“诗意”的大地上。并且,我们还应该从传统的审美观念中找到与生态审美原则的契合点,以此来避免为迎合新型生态文学批评理性认知而强行制造一种审美意识,从而为人们所诟病。如果这样,则新型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就是构成对审美活动的根本背弃,注定不会为人们所接受而遭到唾弃。因此,生态批评理论将生态整体主义作为指导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原则是有诸多不妥的,它所提供的理论资源远远不能生存一种生态批评,它不能肩负起给生态观念以及生态批评提供一个思维方式上的革命的重担。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生态批评理论,注定成为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论构想;生态批评必须吸纳并整合其他理论资源进行自我建构。
生态思想与文学文本的兼容困境
“生态批评”的生成和兴盛有着其特定的历史性渊源和发展性过程,同时它也有着其多样性以及本质性的含义界定和研究模式②。重新框架文本是美英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策略。生态批评将文本对象设置于“环境语境”中,在关照文本的文化语境时,也强调人类发展史与环境史的互动。从生态批评研究的多种“环境文本”可以看出,生态批评试图召唤一种阅读语境的根本性转换———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语境转换到一个“地球大生态圈”视阈中的环境语境。科学知识的单向度增长并不代表文化进步本身,而只不过是人类的“天真”从“幼稚”走向“深刻”而已,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加剧“人—自然”与“人—社会”关系的紧张;消解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否定性维度。克服科学知识异化的最好办法便是以“敬畏生命”的伦理精神作为科学知识的航船之舵,从而使科技非理性主义理性化,科学知识人性化、科学进步伦理化和科学知识的潜在威胁虚无化。只有树立敬畏生命的伦理信念,人类才能从消极自我否定转变为积极的自我肯定,科学知识和人的价值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伦理学史上的“不对称”与“后果论”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扬弃。生态批评所研究的文学文本视域一度相当狭窄③。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期,生态文学批评的倡导者仍然坚持认为: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要彻底抵制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以“生态为中心”批评代替“人类为中心”批评,生态文学批评要完成这一转变,其前提条件就是重写文学史、重建经典。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生态危机引发的生态反思与文学文本批评的兼容性问题,必然涉及生态思想如何介入文学批评的问题。从过去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来看,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充,甚至于在某个时候将所有文本都纳入其研究范畴。从最经典的文学文本向民间文学扩展,直至覆盖所有文学文本,以此来考察经典的文学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影响与共生关系,从而建构起生态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然而,由于生态文学批评理论自身的生态思想与文学文本的兼容困境使得这一理论体系不够完善。值得肯定的是,就其研究范式而言,是从规律文学文本到特殊文学文本,从追求具有普适性的认识扩展到发现活态的多样性特征;就研究方法而言,从书斋到田野,以参与、同情、体验和对话为方式的研究文化差异。在此层面上,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也为其完善理论体系提供了可以着力的附着点。生态批评所运用的生态理论,是指向文本之外的生态事实的理论,而不是一种以文本为目的的批评,生态批评认为文本的生成是“个体”与“群体”创作意识形态阐释文学作品的生态意蕴的体现④。文本中的“自然”与生态批评中的“自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或者说概念发生了游移,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生态批评自身理论的窘迫:它是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下的各种理论的拼接,试图从生态的角度对文学文本中的“自然”进行批评,从而唤起人类对环境危机的重视。然而,如果这种理论成立,那么它又是一种“他治”的理论,生态批评仅是目的论的艺术观的复活。因此,生态思想与文学文本的兼容困境所带来的问题造成了生态文学批评在学理层面全面倒退的批评模式———文学批评找了比反思、批评文学更重要的目标。因此,生态批评理论本身的缺陷与文学文本批评理论的相互不兼容,仍然是困扰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障碍。
生态批评的对象困境
生态批评是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蔓延的情况下对人类活动进行的全面思考,生态文学批评是在生态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的指导下,探讨文学文本中关于自然与文学文本关系的文学批评。它所要揭示的是文学文本中关于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同时在生态主义的指导下,研究文学文本的审美特性及艺术表现形式。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不仅仅局限于生态文学,也不限于直接描写生态自然景观的作品,而是利用其生态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以及生态审美标准重新审视所有文学文本,特别是对人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经典作品。其目的是为丰富现有文学文本的生态意义,分析现有文学文本的生态局限性,从而让人们认识到生态危机的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从而推动人们建立起生态的文学观念和生态美学,促使人们形成并强化生态意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美学与传统美学的本质区别,在于它摒弃了人类中心主义、二元论和工具理性而以生态整体主义作为其哲学基础;进而它的审美标准也由以人为尺度转向以生态整体为尺度;生态美学的研究范围与批评对象也因此而扩大到由自然、人类社会和意识形态组成的统一体———整个世界,其介入性和实用性的强化为美学发展提供了契机⑤。生态批评的批评对象并不仅限于当代意义上以“生态”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生态文学。生态批评可以发挥其阐释功能,重新分析和评价古今中外历史上描绘、反映大自然之美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文学作品。对经典文学的生态阐释应该把握好两个关键:一是要坚持“生态优先”,深入挖掘经典文学的“自然”内蕴;二是要正确把握阐释的“度”,避免过度阐释。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兴的文艺研究方法,其理论研究还处于建设与尝试的状态,尚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研究盲区和不足,亟需实现新的突破。整体生态场是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核心范畴,它的逻辑结构与历史结构的统一展开,构成生态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它走向审美生态场,洞开了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新境。从当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前面的论述可知,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由最开始的经典文学文本逐步扩展到任何文学文本,这一趋势所带来的理论体系本身的不稳定性使得生态文学批评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环境取向”是导致这一趋势发生的内在逻辑。“环境取向”使得生态文学批评下的文学文本具有了环境伦理倾向,它要求研究者和文学文本创作者承认环境的自身利益和人类对于环境的责任。环境作为文学文本的背景,不仅引导文学创作者进行文学创作的方向,而且还塑造人的情感和行为。“环境取向”文学文本视环境为进程,重视神态环境的演变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环境取向”这一内在逻辑给生态文学批评带来了重大影响:“环境取向”促进了生态伦理观得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建构;“环境取向”影响下的价值观通过对情节和人物的影响,使得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的危机不断深入人心,从而使当下的环境生态危机成为影响文学创作者的重要因素,从而使文学文本内部获得文学性;“环境取向”将单纯的环境描述与人类社会发展危机相结合,展现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及人类活动的相关性。“环境取向”这一内在逻辑的存在,使得研究者不断地将所有文学文本都纳入到生态文学批评中来,生态文学批评研究对象的扩充表明生态批评不断吸纳新的理论资源以扩充自身阐释能力的企图。但是,生态批评批评的对象一旦越过文学文本的界限,生态批评即不再是一种文学批评,而成为政治、意识形态或伦理观念的宣言书,这将把生态批评带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鉴于此,从理论构建角度来看,生态批评的理论根基还相当薄弱,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的过程中提出的观点比较片面。生态文学批评试图超越当下其他的文学批评对文学文本的关注,转而向“人与自然”进发,将生态审美意识的建构为手段来改变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但是,生态文学批评由于其学理困境、兼容困境、对象困境的存在,使得研究者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理论体系。同时,由于文学批评不会为了迎合生态批评而撬动自己根深蒂固的文本中心,传统审美原则也不会因为生态观的介入而发生颠覆,因此,从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来看,生态批评的困境陷入绝境。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建构
生态批评面临诸多困境,其本质并非源于文学的自身要求,而是源于全球环境所面临的生态危机的紧迫性,生态批评为了迎合文学文本所属的生态性,未经严格论证仓促“上马”的批评形态。随着生态问题以生态危机形式凸显,人们的生态危机意识日益增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逐渐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研究的“热点”和“前沿”内容之一。在生态批评领域引入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自然的关系应该是积极、和谐的建构关系,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是一种良性关系,而不是被动、消极的索取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不论是在人类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还是在生态环境反作用于人类,人的主体地位都是不容忽视的,人类永远是一种具有主体性的存在。通过人类的主体能动性可以有效的改善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万物的关系应该是整体和谐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不是破坏性和控制性的,而且是一种通往理想的渠道,是一种认知、体验、面对、促进与演进。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生态批评既是文学批评,也是文化批评⑥。它的产生既根植于当前生态危机日趋严重这一现实基础,也充分吸收了生态学、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等学科及文艺批评流派的一些理论话语和批评模式。生态批评家期望通过研究文学与自然的关系以发掘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寻找一种与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相对立的有机论自然观。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立足于全人类与民族文化的差异,去探索和总结人类生态行为的差异,及其生态后果的差异,揭示生态灾变的成因及形成机制,以便从中找到既能高效利用生态资源,又能确保人类社会生态安全的对策。如果能够在生态批评中引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可使文学批评借用社会批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理论形态重新审视人与生态的关系,将文学文本中的生态审美作为研究对象,这可能是化解生态文学批评学理困境、兼容困境、对象困境的可能途径之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文学生态批评强调在“文学与生态”问题域中呈现出一种体现人本主义立场和社会批判视角的文学批评方法,即:利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自然观和社会观来观察和思考文学文本的生态批评,同时,以社会—历史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文本形式批评和文化批评方法,展开对文学活动中有关生态问题的研究。在当前全球遭遇生态危机之时,生态价值观的确立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确立当代生态价值观时,理性智慧比诗性智慧更加重要;中心论的话语模式是一种语言陷阱。“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理论中包含了当代生态哲学观念,“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中重视人的主体活动性,并承认人类的主体性活动对生态危机有能动作用。基于此,“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针对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困境,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为指导的解决之道,即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框架下,坚持以人为本的生态文学批评,构建以人为本的生态自然观。这个观点与“生态整体主义”框架下的批评有着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让生态文学批评更加注重人学立场的回归,更加重视人类利益。“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针对生态思想与文学批评的兼容性困境的问题,文学批评者应该借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社会—历史批评、意识形态批评和文化批评方法,对传统文学文本中有关生态环境的描述进行研究,同时,从新匡正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到文学文本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切不能把文学文本中相关的生态问题看做是创作者的偶然为之,而应将生态问题置入整个文学文本的背景中来考量,从而发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社会分析和社会批判优势,寻找生态问题的现实根据和社会制度及文化根源。再次,“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针对生态批评的对象困境,研究者应汲取生态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制度、生产和消费方式来认识生态问题的理论资源,扩大对生态问题的关注范围。“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以及“意识形态与话语分析”方法的引入,可能是化解生态文学批评学理困境、兼容困境、对象困境的可能途径之一。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学批评”成为一个全新的文学批评模式,从而使文学作品在人学品格上阐释文本的生态意义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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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效应是指,在经济过热时,通过货币政策紧缩或抑制经济运行,效果较为明显;而在经济萧条时,通过货币政策扩张或刺激经济运行,效果则不明显。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16货币政策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因为中国财政政策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具有不亚于货币政策的影响,故而本文在构建VAR模型的时候,同时采用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和区域物价水平等四个变量进行分析;并将样本区间设定为1979-2010年。在变量选取上,可以从金融机构贷款额、M0、M1、M2、拆借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中选取适合中国的货币政策变量。基于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以及数据的可得性,选取M1为货币政策变量。由于M1数据从1990年才开始公布,故而1979年至1989年的相关数据由M0代替。财政政策变量用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率数据表示,并利用HP滤波处理之后得到的周期(Cycle)部分代替。由于货币、财政政策的目标为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所以用全国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以及各省市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作为货币、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变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1979-2010年的全国GDP、CPI、商品价格指数及M1、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人口数等全国年度数据;选取各省区的GDP商品价格指数、人口数等地区年度数据。GDP等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对相关变量进行如下处理:首先,利用1978年为基年的定基比商品价格指数作为物价指数,将M1、省区GDP、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变换为实际值。其中对区域GDP数据取自然对数并求一阶差分,以得到平稳序列。为了剔除因人口增长快慢而扭曲的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以各省区的人均GDP作为区域经济变量数据2。其次,与大部分研究直接得到各省区物价指数的平均值不同,我们以各个地区的实际生产总值占四大地区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比重为权重,计算得到加权平均后的各省市商品价格指数(以商品价格指数1978=100为基准来求实际值)。这一做法提高了物价指数的精确度。最后,对各变量的实际值进行平稳化处理。
二、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及格兰杰因果关系
(一)平稳性检验
利用VAR模型做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分析需满足序列平稳性条件,故利用ADF单位根分析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表明,财政政策变量(CZ)、货币政策变量、四大地区物价变量(SI_PR_DONG、SI_PR_DONGBEI、SI_PR_ZHONG、SI_PR_XI)、以及四大地区产出变量(SI_GR_DONG、SI_GR_DONGBEI、SI_GR_ZHONG、SI_GR_XI)取自然对数后的一阶差分值满足平稳性条件,且是一阶单整的
(二)协整检验
结合单位根检验和各个变量的图示,确定协整分析的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并利用AIC或SC最小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对各变量进行协整分析。说明,经过对数变换后的地区人均GDP(LNGDP)、物价水平、货币和财政变量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因此初步判断货币、财政政策与产出和物价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三、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一)VAR模型估计结果
对实证模型的选择,近似主题的文献较多采用VAR、SVAR、VECM等模型做实证分析。虽然这些计量模型均无法准确捕捉改革开放后30年中的区域经济结构与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变迁4,但考虑到研究的可行性以及参照同类文献的做法有利于比较,故本文仍采用VAR模型做实证分析5。利用VAR(k)模型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分别与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的人均GDP及价格指数进行分析。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的不同k值采用AIC或SC最小原则确定,分别为3、1、1、1。表4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四大区域产出及价格VAR模型估计结果注:估计结果下方的R-Squared值是单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部人均GDP(SI_GR_DONG)、价格指数(SI_PR_DONG)四个变量之间的VAR(3)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前二个方程拟合优度稍小为0.72,后两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8以上,表明模型能较好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主要考虑后两个方程的估计结果。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北部人均GDP(SI_GR_DONGBEI)、价格指数(SI_PR_DONGBE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7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5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为了分析完整性,对东北、中部以及西部区域也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中部人均GDP(SI_GR_ZHONG)、价格指数(SI_PR_ZHONG)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7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西部人均GDP(SI_GR_XI)、价格指数(SI_PR_X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5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3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不过,VAR模型相对不那么在意拟合度和系数的显著性问题。下面采用脉冲响应函数来描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冲击,对各区域人均GDP和加权平均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造成的动态影响
(二)脉冲响应函数及累计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
在各VAR模型中,分别考虑狭义货币供应量(M1)及中央财政支出(CZ)变动在未来10年内对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4大区域人均GDP实际值、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经济效应,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在经历货币政策冲击之后,在第一年达到最大响应值,分别为0.020272、0.014757、0.014913、0.001565。从大小来看,“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从区域经济效应累计值来看,货币政策冲击产生后,东部、东北部、中部区域在第二年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而西部则第一年已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分别为0.031895、0.018998、0.022865、0.001565。按累计响应值大小来排序,也得到了“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的类似排序。可见,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地区差异性并未随时间而有大的变化。另外,中国货币政策对西部区域几乎不产生影响。这点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是吻合的。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物价效应,之前的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在1%显著水平下,M1与中国各个区域的物价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而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来看,四大区域均在第二年达到响应峰值,分别为2.59148、2.136434、2.119478、1.789887。按响应大小来排序,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虽然货币政策区域价格效应也存在地区差异性效应,但是其区域价格效应差异远远小于区域经济效应。从上述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见,中国货币政策主要影响东部区域的经济和物价水平,其次为东北和中部区域,对西部区域的影响比较小。有意思的是,中国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大小排序恰好相反,为“西部>中部>东北>东部”。并且财政政策达到响应峰值时间也属西部是最快的。不仅如此,财政政策累计效应也得到了“西部>中部>东北>东部”的同样结果。可见与货币政策类似,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也未随时间而起大的变化。综合来看,上述关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结果,为我们构建合理的且相互补充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提供了许多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和格兰杰检验结果具有相互印证性6。关于货币政策的时差,在整个区域货币政策实施第一年达到效应峰值,除了西部区域之外,第二年累计效应达到峰值,第三年开始起效应变为负。财政政策效应在西部第一年、在中部第二年、在东北第三年、在东部第四年达到效应峰值。不难发现,虽然从财政政策效应的大小来看,西部区域效果最明显,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这可能与中西部区域支柱产业不足、区域竞争优势较低、区域产业单一等原因有关;财政政策实施初期主要投入在基础实施建设上,因而实行初期效果较明显,但因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其后续拉动经济的作用有限,导致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因此,截至目前,通过财政政策尚无法充分弥补因货币政策实施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差距。有效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的效力,可能需要更为有力的产业政策的配合。
四、结论
本文利用Granger检验、VAR和脉冲响应分析等方法,对中国1979-2010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区域经济效应”、“区域物价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中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虽然对中国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区域经济效应上具有地区差异性的发现,与既有研究具有一致性。但本文的分析更强调单一政策和组合性政策效力的不同,尤其强调组合性政策对相关的产业配套政策的可能的依赖性。具体而言,货币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大小排序为“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排序恰好相反。货币政策主要影响东部区域的发展,导致区域经济差距的扩大。这可能由货币政策实行之后,资金及生产要素主要流入到区域竞争优势强、投资环境良好、产业收益率高的东部发达区域所致。与此不同,财政政策对中西部落后区域的影响较大,缓解区域经济结构的恶化。但是财政政策对中西部区域的效果大却短暂,无法提供该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性解决方法;故而需要产业政策等相关措施的配套实施。另外,货币政策(M1)与各区域价格指数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其对区域物价效应的排序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但是其区域价格效应差异远远小于区域经济效应。从Granger检验看,财政政策(CZ)与区域物价指数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但脉冲分析则表明,财政政策的实行会带来整个区域的物价下降。这可能是因为财政政策主要投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上,会通过促进生产而导致总供给移动,最终导致了物价下降7。总之,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组合可能要比单一的财政或货币政策更为有效。应综合考虑两个政策在区域经济效应与区域物价效应上的地区差异性,从而构建合理的且相互补充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由于财政政策尚无法完全弥补因货币政策实施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差距,故可能需要更为有力的产业政策的配合,以有效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的调控效力。
一、我国民营企业融资状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其经济地位与作用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在民营企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其对资金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可以说,资金是支持我国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然而,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现状却不容乐观,融资问题甚至已成为制约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企业的融资方式主要有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两种,内源融资是我国民营企业的主要渠道。根据抽样调查显示,我国民营企业的自我融资比例高达90.5%,这意味着我国民营企业基本上是靠自有资金发展起来的。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结构实际上处于一种严重失衡的局面,具体表现在:
(1)一方面,作为我国GDP增长主要贡献者的民营企业有着迫切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有关的融资制度仍然向国有企业倾斜,这就造成了民营企业对融资的需求大大超过现有的融资供给,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阻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2)间接融资渠道不畅,贷款困难,使民营企业的发展只能主要依靠白有资金,靠自有积累滚动式的发展远远不能满足民营企业快速壮大的渴求,减缓了许多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步伐。
(3)间接融资中,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的结构失衡。我国的商业银行主要是国家银行,它们的服务对象多以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很难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
(4)与各种渠道的贷款等间接融资相比,能够通过证券市场直接募集资金的民营企业不到万分之一,直接融资难的问题比间接融资更加突出,在作为民营企业主体的中小企业中这种失衡尤其明显。
二、我国民营企业融资状况分析
(一)管理水平落后
我国的民营经济绝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和个体户,管理水平不高,企业制度也不够规范。企业规模小、人才缺乏,民营企业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之后,随着企业规模的壮大,管理水平落后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
(二)信用意识不强
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诚信观念比较淡薄,社会信用欠佳,使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加大,从而造成民营企业的贷款困难。
(三)国有金融机构对民营经济金融服务的动力不足
由于国有企业具有稳定就业的作用,维持国有企业的稳定与增长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国家需要为国有企业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这一任务就成为国有金融机构的重要使命,由此形成了国有企业与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支持的刚件依赖关案。
(四)面向民营企业的服务体系不完善
一是我国的政府机构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基本不是依照民营经济运行的需求设置的,缺乏统一的民营企业服务管理机构,使有关民营经济的政策政出多门。造成了政策混乱,有时甚至相互矛盾,政策的透明度、公允性、针对性及其实施程度也因此而大打折扣。二是专门扶持民营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缓慢。我国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主导银行有城市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和中国民生银行等,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这些银行实力较弱,而且城乡信用社在结算、服务功能、资金实力等各个方面远不能满足民营企业发展的需要。三是高水平、权威性强的社会中介机构发展缓慢,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和企业质信评估不健全。
三、近期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情况及对民营企业融资产生的问题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制约企业正常经营发展的瓶颈很多。主要有:
(一)原材料价跌过快
2008年上半年原材料价格猛涨,下半年价格猛跌,原材料价格波动大而不稳带来连锁效应,产品价格严重下降,导致企业生产成本过高,负债经营,加之很多供货企业停产、破产,导致企业举步维坚、生产困难。
(二)资金不足、企业融资难
虽然国家出台了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有关政策,降低了银行贷款利率,调增了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但是银行对中小企业发展信心不足,特别是当前金融危机这一大背景下,银行为了降低风险,加紧收缩银根,对中小企业实行“限贷”、“惜贷”、甚至停贷,尤其是国有四大银行。
(三)企业规模小,处在产业链的底端,抗风险能力弱
原材料价格持续下跌,带来了产品的快速降价,用货企业限产、停产、乃至破产,造成市场萎缩,产品无法销售,库存压力加大,企业维持艰难。四是工作人员思想不够解放,办理审批手续时间长。有关部门对项目的审批程序繁琐,工作人员胆小、怕出事、怕负责任,工作效率不够高;对审批条件都已具备的项目,却反复查找问题,拖延了审批时间。
四、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影响及建议
(一)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影响
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应量使企业资金供应充足或紧张。货币政策无论其目标如何,方法怎样,从资金供应角度看,理论上说无非是两种:一种是紧的货币政策,另一种是松的货币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大都是紧的或松的货币政策交替实施。
(2)货币政策调节利率水平,是企业筹资成本变化,进而改变其资本的供求。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过程中,要经常调整其再贴现和再贷款利率。中央银行如果实行紧缩政策,则调高利率。其结果专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取得贷款时要付出较高的利息或贴息,专业银行必然也要提高其贷款利率或帖现率,从而使得整个利率水平上升,企业的筹资成本也相应上升,如果企业产品的销售价格不变,就必然要减少利润,这会迫使企业压缩资金的占用和需求,进而缩减生产规模。
(3)货币政策影响物价变动,间接影响企业生产、流通。这属于货币政策对企业的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中央银行为刺激经济而采取信用扩张政策上。信用扩张会使得货币供应量增多,货币供应量如果超过生产流通所可观需要的货币量就会促使物价水平上升,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表面上看,对企业有利。因为企业可以随之提高产品的销售价格,从中牟取超额利润。但仔细分析却不尽然,因为企业的生产成本也要上升。
(二)建议
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可以看出,民营企业要求得发展,必须首先克服自身缺陷,要运用现代管理理念规范企业行为,完善内部管理,降低经营风险,提供高质量的财务信息以降低金融机构监督成本,从而降低自身筹资成本。其次,要进一步开发资本市场,拓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其主要做法如下:
(一)切实帮助企业缓解劳动成本压力
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帮助企业和员工全面正确理解劳动合同法,避免劳资双方对条款的片面理解引起不必要的劳动纠纷。当争议或纠纷发生时,有关部门应辅以事先告知、核实,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上,然后再行查处。政府应当成为劳资双方利益的“调节器”,以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实现双赢。建议县政府能根据行业特点,出台符合行业生产规律的如不定时工时制、弹性用工制度等条款,对本岛实体型企业制订相应优惠政策,鼓励已有的实体型企业多招收本地劳动力,对招收本地人员需缴纳的小城镇保险金(每人每月约433元)与招收外地民工缴纳的综合保险金(每人每月约220元)的差额由财政给予一定补助解决,切实帮助企业缓解劳动成本压力。在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建议政府能采取一些特殊措施。例如,面对当前企业开工不足而多余的员工,可通过企业工会和职代会,允许企业与员工协商,对员工工资实行按5天计算支付制度,日工资水平按照960元/22天计算,每天44元,以5天工资为最低计算单位,即员工基础工资为220元,如企业开工不足,对暂时停业在家的员工,给与220元/月的最低生活保障工资,对超过3个月还未上岗的员工,企业暂停发放最低生活费,员工的社会保障费仍按照原来办法解决,让员工和企业共渡目前的“寒冬”,待形势好转时再行恢复。
(二)拓宽融资渠道,切实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
一是建议政府组织开展多种形式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融资合作,协调金融部门优化金融产品,增加放贷额度,简化放贷程序,优化金融服务,全力支持中小企业渡过难关,最大限度地满足民营企业不同层次的融资需求。二是尽快建立和完善县、乡镇两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将其纳入年度预算,并逐年扩大专项资金规模。建立和完善包括信用担保、互助担保、商业担保在内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贷款担保难的问题。三是创造条件,尽可能多建立小额贷款公司,直接满足企业部分资金需求。在健全融资担保体系的同时,要建立健全民营企业服务体系中的人才服务、市场服务、技术服务、信息咨询服务等一系列服务体系,从而为民营企业提供全面服务,扶持其健康成长,为民营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培植良好的客户群体。此外,还应建立健全与民营企业融资担保相关的企业评级、项目评估、资产评估、代偿制度等配套制度,为民营企业融资担保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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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经历了数千年的社会变迁,依然保持着其独特的魅力与价值。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论文,供大家参考。
通过学习学校开设的《中华传统文化讲坛》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提高了自身的文化素养的意识。中华文化讲坛是在著名学者乾泉及其负责的国家知识更新工程国学专家团队倡导下,由国家级文化教育学术团队发起,以普及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使命,以开展中华文化学术研究、专家公益巡讲、系列国学讲座、中华文化产业整合和项目产品开发的公益性文化交流项目和资源平台。
中华传统文化包罗十分广泛,内涵极其丰富学习,特别是蕴含了丰富传统哲学,那些简短精悍的名言警句是古代闲人的人生智慧总结,这些有助于我们走好人生的路途,有助提高个人思想道德修养。例如老子和孔子做人的道理与为人处事的原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思考空间。
古人没有现代人的忙碌节奏,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人生思考未来思考那些我们现在可能觉得是疯子似的问题,他们之所以睿智,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用心的去观察了这个社会,我们被更多世俗的东西蒙住了眼睛,我们被局限到了一个自己的小世界里,我们无法认识更广阔的天地。假如我们思考问题只从自己出发,那么看到的都是很短期,肤浅的利益。那么为社会为他人牺牲更是无从说起。但是,如果把我们置于一个群体中,置身与我们大社会,我们就不会过多的注重自我的感受和个人的得失了。
文化是生活,是力量,是尊严,是灵魂,是信仰,是精神,是一切创新的源泉;弘扬中华文化,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 国学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华文化之根干和精华深入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文化强国战略,坚持“以人为本”,积极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价值体系,正本清源、扬清激浊、革故鼎新,积极探索现代国学教育、研究和普及新模式,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和国学智慧,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和历史自觉意识,追本溯源,继往开来,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积极提升国民人文素养、创新素质和创业能力,打造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为此,在国家有关部委会、国家智库的大力支持下,由(教育部)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文化部)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人社部)国家知识更新工程国学项目组、CEIC中国企业家投融资俱乐部、人文中国网、北京市劳动 人民文化宫、乾泉文化发展机构、西岳书院等,在中华国学教育工程基础上,联合发起举办“中华文化讲坛大师公益巡讲暨西岳书院计划”,成立大师公益巡讲团和相关专家课题组,按计划深入全国各地市开展中华国学教育工程国学志愿者行动。
云“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中华文化讲坛,秉承礼乐之文明,凝聚人文之力量,铸就中国之精神,举擎民族复兴之大业,携手缔造我中国梦。
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知乐,则几于知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是故“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
夫子问礼于老子,访乐于苌弘,颠沛潦倒,知其不可而为之,躬行克己复礼之仁,周成和乐里仁之美,叹望大同小康之愿„„后世欷歔景仰不已矣。综观世事沧桑,礼之兴废,乐之和同,风云变幻,损益失序,得失无度。于今,亟待礼闻之于天下,乐行之于天下,文化之于天下,近以资践和谐之理想,远以继创大同之中国。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 嗟夫,借太庙之胜地,开中华国学教育之工程,筑中华文化公益之讲坛,以引锵锵凤凰之鸣,以承皓皓礼乐之志,以固泱泱华夏之本,以启淳淳国民之风,以养凛凛大义之气,以明煌煌乾坤之德。
我想一个人如果懂得了这些,那么心胸会开阔很多。文化是一个太深厚的主题,我无力探讨什么。但是以一个虚心学习者的身份,我觉得,将自己放在一个历史长河中,或是说站在一个历史的角度,我们身后那么博大的文化,我们个人的恩怨情仇,大喜或大悲已是不值得一提了。人生无喜亦无悲,无欲亦无求,那将是怎样的一个境界呢?
因为我们的无知,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前人的知识与智慧。那么我们学习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让我的心开朗了许多,就像突然遇见了太阳。能够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道德修养,有助于提高自己的水平。
传统文化讲坛的定位
1.学习:学以致用,系统研修,终身学习;
2.生活:返璞归真,休闲养生,绿色身心;
3.顾问:择吉避凶,预知未来,调理运程;
4.情感:情感交友,婚姻家庭,心理咨询;
5.工作:职业能力,团队角色,择业定位; 6.事业:创业规划、管理咨询、投资顾问。
传统文化讲坛的核心价值
至尊——五岳独尊,我们的学术追求;执位至尊,君临天下;
奇绝——奇丽绝伦,我们的管理智慧;正合奇胜,醍醐灌顶;
秀美——秀色美仑,我们的价值理念,魅惑秀色,美轮美奂;
卓异——卓尔不群,我们的人格理想;苍凉伟岸,雄健大雅;
克峻——知难而进,我们的职业精神;冒险励志,克明峻德
儒家学问里有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要想成才,那么首要的是修身-----修身养性! 读书可以修身,但是读些怎样的书?怎样才算修身养性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懂的也不很多。但是学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们首先要把人做好了,才有资格谈能力。一个品德低下的人即使学富五车也是徒劳。这样的人于社会于他人也将是无所益处的。我们必须不断学习,以一颗真诚虔诚谦虚的心努力学习好我们炎黄子孙的文化精华,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将信息化为知识最终成为自己的智慧!我的心里渐渐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方向,我知道自己以后应该怎么更好地去学习。
特别喜欢《易经》中的那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经常用这句话去勉励自己,交给我们怎样去做一个人,做好一个强者、智者。我经常在想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这两句就会是一个圣人,又想起温在上任时说的那两句话来勉励自己:“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摸索”。古有半部《论语》治天下,那么精深的文化随便精研点就受用终生了。
现代的人多是浮躁的,甚至是一些研究古典文化的人也是如此,多想所有的人都去真的专心的去学习一些传统文化,让旷久的时间静默的历史浩瀚无声的文化来安静。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学生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明天的太阳,在展望未来的同时,也必须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有在不忘记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才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地位
正文:
近日,我们通过对大中小学课本进行了大量的收集后发现:现在大中小学课本中,传统文化的分量和地位越来越重要。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魂,是中华民族的根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是聪明智慧的民族,是开拓创新的民族经过长时间的淘漉和历史沉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精彩浓缩,记录风雨,贮藏丰碑,凝结精魂,激励后辈自从盘古开天地后,中华各民族的祖先就在这片古老而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不仅创造了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独具特色、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老祖宗的谆谆教诲,语重心长,句句箴言,滋润心田,教我做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之果,闪烁聪慧,展示魅力,开启脑力,启迪子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五千年的文明陈酿,历经沧桑,遗存华章,哺育华夏,福及人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不断增值的民族资本,璀璨夺目,点墨是金,亘古常青,价值永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培育气度,激励自信,陶冶人格,塑造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精深厚重,传承文明,营养无限,永屹世林。
2、当今的大中小学生的文化底蕴和人格状况需要国学
八十后九十后的特点就是张扬个性,创新而丰富的文化底蕴是才培植个性培养创新不竭的源泉创新可以说是悟性和灵性的结晶,而悟性和灵性的根系却深植于丰厚的文化底蕴里因此,语文教育应充分重视文化意识的培养和文化底蕴的沉积,为学生终身可持续发展,具有创新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1)积累文化底蕴,培植创新的悟性和灵性语文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情趣,在丰富生活阅历中不断积累文化底蕴;要在熟读的基础上,抓住有一定内涵的词句去感悟课文的整体美;要注意抓住课文耐人寻味处、意义深远点,发挥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去感悟课文的意境美、内涵美,体验文化美感;要引导学生涵咏富有人情味和浪漫情调、诗情画意的优美词句,领悟课文的艺术美、情感美,体验文化情趣,使学生的灵性和悟性如枝头上的嫩芽在春雨沐浴中焕发生命活力。
4、有助于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提高其文化品位
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冲击下,功利主义思想泛滥,高职教育也难免受其影响,重实践轻理论、重技能轻人文,以致于不少学生对传统的记忆日渐淡漠,人文知识几乎一片空白“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的开设,为学生学习本专业领域以外的知识打开了一扇窗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生人文知识方面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丰厚,典雅高贵,意境深远自然与社会,形式与内容,往往表现为高度、美妙的统一„„不只是具有映入眼帘的外在形式上的艺术之美,更可贵的是格调高雅、陶冶情操的主导精神闪烁其中”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对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文化修养,提高个人的文化品味大有裨益。
5、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关注,是对人的终极关怀人文精神是人文素质的核心内容。
大学生具有许多的优点和特点,如敢于挑战传统,乐于接受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关注时势,有较强的民主意识;注重实践,动手能力强,等等但是,在社会不良思潮的冲击下,部分大学生人文精神缺失,缺少对人生的正确认识和态度,缺少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民生的关爱因此,大学的素质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人文精神,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儒家注重涵养“君子”品格,倡导“仁爱”精神;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道家强调“无欲”、“无为”、“无争”这些思想主张,提倡人与人和谐相处,互爱互助,蕴涵了无尽的人文关怀,是引导学生学会做人、塑造健全人格的珍贵资源。
思考:
我想必须经过一番寒彻骨,中国传统文化最终还是要发展成一个主流趋势,在将来的发展中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么我们如何在这股趋势中更好的发展自我?《中华文化概论》中说到:诵读国学文化经典应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必修课。
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培养良好品德,塑造健康人格国学经典中蕴涵着许许多多关于做人、做事、从政的道理,蕴涵着许许多多关于理想、志向、气概、胸襟、正气、情操、奉献、修身等哲理真理,只要少年儿童坚持从小诵读国学经典,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会慢慢发生深刻的变化,他们就会逐渐变成知书达礼,积极向上,行为规范,品德良好,人格健康的好孩子、好学生、好公民、好人才。
总结:
总之,通过学习国学文化经典,让学生切实打下扎实的文化功底,具有较好的人文素养,不再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出现断层现象,真正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张岱年等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2]龚红月等,《智圆行方的世界—中国传统文化新论》,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 年
中国传统文化是由中华文明逐渐演变而成的。它是可以显现民族精神和风貌的民族的文化。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中各种道理、思想、观念和文化的总体表现。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要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就要认识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结合新时代的条件,同时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1]
高校学生思政教育旨在帮助在校生培养正确的思想道德品质,引导其正确的为人处世,协助高校为社会培养高质量的人才。纵观我们的优秀文化,会发现其与高等院校学生思政教育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共同点。在2014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其中也指出:构建弘扬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加强文化教育能够帮助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这段话很明显对高校在校生的思政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弘扬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具有高人文素质的人才。[2]因此,如何响应国家政策,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大学生思政教育中,以培养更加优秀的高素质、高科技人才是高等院校思政工作者需要重视的问题之一。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1、帮助大学生培养民族自信心
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有具有民族自信心才能成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并且坚定的屹立在世界之林中。人民建立起了民族自信就会自觉地信赖、崇尚自己的文化。当自己民族的文化面临威胁时,人民会不约而同的、自觉捍卫自己民族的文化。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也曾指出:“必须正确理解民族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样才能具有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3]也就是说,充分学习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帮助大学生培养民族自信心。我国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多民族文化在中华大地汇聚融合,自古诸子百家争鸣其思想不断传承,祖先用智慧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物质及非物质遗产。从战国时期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到保存至今的万里长城,从世界数学名著《九章算术》到“四大发明”,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由此可见,高校引导大学生学习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能让其对我国文化产生敬佩之情,从而培养大学生的民族自信心。
2、激发大学生的爱国情怀
爱国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从古代到现在,中华儿女一直崇尚并且追求爱国精神。党的十八大也再次强调了爱国精神的重要性,高校要着重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怀。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精神为我们培养学生爱国情怀提供了教学内容。从古至今,无数爱国之士为了民族的振兴鞠躬尽瘁,这都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仁人志士的爱国情怀就表现在他们始终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强调为社会尽责,为天下人尽忠。我们民族的品质与风貌就是这种爱国主义情怀所塑造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培育出了许许多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爱国人士,如团结民族、远去西洋的郑和、为国英勇舍己的戚继光、虎门销烟而勇赴国难的林则徐、变法献身的谭嗣同等。近现代的历史也孕育、创造出了许多新的爱国精神,比如五四爱国精神、反侵略反压迫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志成城精神等。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运用到高校在校生思政教育中能够激发大学生的爱国情怀。
3、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大学生的思想与道德观念正值发展期,其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形成正是在这一时期。高校在校生的思想政治学习对其树立人生观影响极大。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道德思想,哲学道理、价值体现和人生信仰,这些文化思想能对大学生的生活给予帮助,并且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中华民族从古至今一直追求高尚的道德和远大的理想,重视个人刚正不阿的气节。如“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见沧海”,“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利与义的问题上,古代贤者并不排斥物质利益的追求,只是认为仁义与道德应在物质利益之上。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大学生会接触到全国不同地方的思想,其中的不良思想与诱惑对其影响很大。我们更应该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大学生思政教育中,让其思想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以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4、有助于大学生人格魅力的塑造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拥有丰富的人文知识,其中的人文精神主要是现实人生的意义,提高自我修养,注重精神世界。[4]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都是教育我们如何做人,如何提升自我。这都能帮助大学生加强修养,塑造人格,完善自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角度所推崇理想人格是积极上进、重义轻利、修身治国、韬光养晦、刚正不阿的。这些内涵既能陶冶大学生的情操,同时还能帮助其领悟人生真谛。因此,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大学生思政教育中有助于在校生修身养性,提升内在人格魅力。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1、目前大部分高校及学生不够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播
随着大学生毕业后就业压力的增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等院校在校生思政教育中运用越显不足。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大,在校学生关注更多的是实际技能的学习与实践,从而忽视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文化的特点就决定文化的学习不是一次性就可以完成的。文化修养是需要时间熏陶的,需要我们长期、持续的学习。而这一点常常被大学生与学校忽视,大多数都不接受学习,从而人文素养的培养在高校局限性很大。 高等院校教育模式的转变也使得学校忽视了在校生的思政教育。从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相关课程被专业化、技术化的课程所取代,很少有把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在学生的教育中,甚者还对传统文保持漠视的态度。当然,目前部分高校有在进行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课,但其所采取的教学方式太过陈旧,无法调动学生的兴趣,这也是导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运用不足的原因之一。
2、大量西方文化冲击中国传统文化
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信息化的世界,随着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快,开放程度也越来越高。大量西方文化侵入我国,而我们自己的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下受到了威胁。学校与社会联系密切,则在校大学生的思想也受到复杂的社会环境影响。这常常表现为大学生对西方节日、风俗了如指掌,但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全然不知。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1、引导大学生自我教育,发挥其主体作用
人的主体意识对其行为的支配影响极大。对于高校在校生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样要发展主体作用。在自我意识的推动下,可以调动大学生对于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这才能使其学习效果教较好。高校思教教育者应引导其开展自我教育,发挥主体作用以影响学习效果。与此同时,要注意其学习的方向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公正的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自觉学习与领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通过自我教育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来感染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
2、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具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氛围
校园是大学生生活的主要场所,学校的氛围作为一种学习环境,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中,发挥校园文化环境的潜在教育作用,营造具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氛围的校园。潜移默化的激励其多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同时约束其不良行为。这也会使在校生自觉地与优秀的传统文化产生共鸣。
3、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改善相关课程设置
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作为思政教者首先要提高自身的修养,主动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文化的教育和传承方面也对教师提出了新要求,即要全面提升师资队伍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水平,加强面向全体教师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训,打造出一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骨干队伍。这就对高校思政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 老师的知识与能力有了提升,学生的教育工作将发展的更快。
高校思政教育者要不断研究,对自己的教育方法进行创新,从而更加有效的开展思政教育工作。不仅要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大学生思政教育理论课中,也要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在校生的实践活动中。可以开展理论学习研讨、社会实践、专家讲座、文艺活动、参观博物馆等活动,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拓展大学生素质与修养的重要内容。
4、加强大众传媒作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众传媒正以其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对大学生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产生重要影响。 我们要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深在校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与认识。[6]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采取不同形式的媒体方法开展工作,比如组织学生观看与中国传统文化影视作品,这样能够直观的提高大学生自身的文化内涵。也可以开设思想教育网站,借助网络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也可以在大学生常用的软件,比如微博、微信、QQ中建立公众账号,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用文字、图像、声音等形式传递给学生,让在校生用简便、贴近生活的方式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以提高在校学生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动性,自觉地学习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巨大。其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能够教会我们如何为人处世,建立正确的道德思想观念。作为我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我们有义务对我国的当代大学生进行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其健康成长,更好的发展,也让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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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水平的进一步加强,中日关系的发展不仅对于中日两国来说意义深远,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也至关重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16中日问题相关论文,供大家参考。
我写下此文时,2010年即将过去。回想我从2003年来中国的历程,不得不感慨,环境改变人,时代造就人。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混”至关重要。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方寻找自我,享受青春,让我觉得万分幸运。而与我有关的成长与挫折,很多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中日关系的折腾息息相关。
我走过的7年中,没有一年像2010年让我备感艰难,让我体会到卷入一个环境会如此之痛。在这里,我与读者,一起分享我难忘的九月。
2010年9月7日,在日本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海域发生了中日撞船事件,接下来中日关系陷入僵局,政治关系恶化,国民感情退步。9日下午,我从东京回到北京后,飞往我的新书《中国,我误解你了吗?》全国巡讲的首站――重庆。10日上午前往重庆大学演讲。当时原以为很敏感,门口聚集着大量保安以防不测,结果倒是平安。下午接受了几家当地媒体专访,期间我也没回避这次事件。期间我谈到,中日双方围绕钓鱼岛问题上有着根本的分歧,两国体制的不同也直接影响事情的解决。此次事件与以往东海上巡逻船、调查船之间的对峙不同,毕竟相撞了,日方已经采取法律措施了,中方现在通过政治手段或外交压力去要求日方放人,日方肯定会第一考虑国内依法治国的程序的。
当时我想,船长被拘留的10天内,双方能否发挥智慧,寻找出超常规的办法是关键。不过要突破困境,寻找“软着陆”相当困难。
接下来,13日凌晨才回到北京,匆匆收拾后一大早继续赶去新浪网做视频访谈,下午4时多飞往澳大利亚,参加19日悉尼国际马拉松比赛。15时整到达北京机场,本打算迅速登记飞往悉尼。后来发现,原来日本人去澳洲也需要签证!一时整个人感到彻底崩溃,后来工作人员告诉我可以在网上申请,并用信用卡交20澳元即可。最终在起飞的20分钟前勉强登记成功,全速冲过安检,最后大汗淋漓地登机。
次日早上6时多到达悉尼机场,机场内人特别拥挤,入境又不顺利,好不容易到了出口,接待人员记错了时间。一个人徘徊良久,换货币,打的到市内,终于安宁。
到达酒店后,第一件事就是继续关注中日撞船事件的后续。撞船事件与其说是外交案件,不如说是内政冲突。两国外交部谈判已一个星期以上,深受着内政的复杂影响。刚上任的营直人能向中方被动妥协的空间不大,还是按部就班。
9月18日,在这个对中国充满纪念性的日子里,北京发生了反日游行。听说中国年轻人将到位于北京日坛路的日本驻华大使馆进行抗议。非常遗憾自己无法到现场去观察那时的情景。我一直觉得,那种民众自发、官方默认的游行,是我们海外中国观察者了解中国大众心情、表情、民情的绝佳机会。记得2005年反日游行发生时,中日民族主义情绪很严重。时隔5年将在北京发生反日游行。我想双方应该把它当作教训,尽量避免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
19日上午,跑完了马拉松,特别疲倦。上网发现许多网友给我发邮件问,“中日关系都这样了,撞船事件发生,你都跑到国外,避开讨论此事,真没胆子,”当时心里多少觉得委屈,于是在微博上回复:一、我的悉尼行是三个月前已经定好的;二,我没有能力三个月以前猜测撞船事件发生;三,我根本没理由回避,即使在准备马拉松,我也适当发表了言论。
19日,日本法院决定再扣留中国船长10多天,中方表示抗议说“采取强烈反制措施”。肯定的是,日方不会因遭到中方压力而否定法治国家的地位。中国政府必须自己想办法,使它在内政上软着陆。因为在此事上政府真正对手不是日本,而是本国民众。
21日,我跟参与澳洲对外决策过程的核心人士们吃饭,聊天。从安全政策角度看,他们最关注中国的不确定性和非透明性,对中国崛起的怀疑和警惕超出我的意料。他们很担心在反日舆论下我能否平安回北京,会不会被中国人民围堵,我笑着说“没事”。
说实话,回北京不害怕是骗人的,我深知大环境对生存的影响。尤其这件事情发生后,我的许多活动、讲座等都被取消了。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不少朋友长辈不断安慰,鼓励我。我也会一如既往地坚持观察中日关系,参与世界政治,从而感恩这个时代。
6月12日至13日,新常态下中日文化文学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春理工大学开幕。中日两国比较文学界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探讨新常态下的中日文学文化研究问题。
文学文化是社会现实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为期2天的研讨会上,中日学者分别就新常态下科幻、动漫、影视研究,战争文学研究,古典文学与民俗文化研究和近代文学与文化的比较研究4个角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和交流。围绕新常态中日文化文学比较研究的主题,中日学者分别就东北殖民主义与文学、日本文学中的“成吉思汗”形象与民族价值观的再构成、马克思与日本文学文化的新常态研究等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开放的心态和多样的方法,是推进文学文化研究深入进行的必要条件。与会者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作为国家发展重要一翼的哲学社会科学也面临创新发展的重大机遇。新常态的语境之下,中日文化文学的比较研究有了新的机遇和研究方法。亲诚惠容是新时代中国版东西文化交流的方向盘,是科学史观的体现。“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所蕴含的“和而不同”、互融互鉴的文化观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面向未来,广大从事中日比较文化文学研究的学者应该建立新的东西文化观,构建新时代的东方文化学,破除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打造的旧有观念,从整体框架的角度思考东西文化的差异与互补,为东西文化的交流沟通发挥积极的作用。
“固本”和“求新”是时代赋予文学文化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与会者提出,中国学者首先要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坚持民族性和继承性,坚持改革开放,学习域外优秀文化,并使之为我所用。惟其如此,才能对中华文化达到固本求新的目的。在文化的问题上,一方面要坚持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坚持反对“文化部落主义”,要做到既不居高临下,也不缺乏自信、妄自菲薄。在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之下,特别是“互联网+”深入发展,将中日比较文学文化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科技的迅猛发展来源于人类的创造,同时也反过来促进了人的思维模式的转变。从事中日比较文化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一定要科学地适应时代,与时俱进地研究新问题,采用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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