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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绘画史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距今至少有七千余年的历史。最初的中国绘画,是画在陶器、地面、和岩壁上的,渐而发展到画在墙壁、绢、和纸上。使用的基本工具是毛笔和墨,以及天然矿物质颜料。在无数画家不断探索、创新的努力之下,逐渐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并有着自己独立的绘画美学体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黎雄才对于20世纪中国绘画史的贡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岭南画派具有特别的意义,它的革命性、创新性的特质,不仅为20世纪的中国画带来了新的面貌,而且在融合东洋画法方面的努力为融合西洋画法提供了成熟的经验,这之中难以忘却的有其开派大师,也有在这一派系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人物,黎雄才则是与关山月相提并论的代表性画家。如果从1907年二高一陈赴日本留学开始算起,到2001年黎雄才去世,这几乎是一个世纪的岭南画学发展的历史,它见证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时期中国画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历史中,岭南的风格独秀于林,而黎雄才和关山月则成为岭南画派的终结者。
1926年,黎雄才拜高剑父为师,六年后,黎雄才和他的老师一样,赴东瀛留学。这种画学上的血缘关系,决定了黎雄才的未来发展方向。二高一陈和岭南的一些其他画家在20世纪上半叶塑造岭南风格方面的成就,使得岭南派和海派成了传统中国画发展的两翼,有了这两翼,传统中国画开始了现代化的旅程。岭南的地缘文化是岭南派发展的基础,东洋的或西洋的画法在这一基础上的结合,则是伴随着新文化的发展而得到了一个历史的机缘。黎雄才在早期所受到的教育,尽管也像同时代的许多拜师学艺的画家那样去临仿前人的画稿或古代的画谱,可是他更多的是受到西方教育的影响,所以,在范本和写生方面兼而有之的努力,为他日后脱离范本进入生活状态形成了一种自然的态势。因此,他从40年代初期开始,由川渝到西北的旅行写生,为他夯实了艺术大厦的基础。
正因为有了近20年行万里路的努力,1954年,黎雄才在厚积的基础上创作了《武汉防汛图》。对于黎雄才来说,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重要作品;而对于20世纪中国画发展史来说,这也是具有标杆性质的代表性作品。《武汉防汛图》的意义在于它证实了中国画在表现重大的现实题材方面的能力,这在50年代改造国画的具体要求中,所显现的求证的作用超过了艺术的本体。《武汉防汛图》所表现出的宏大的叙事结构,像《清明上河图》一样复杂而耐人品读,所不同的是,《清明上河图》表现的是盛世中的繁华景象,而《武汉防汛图》表现的则是悲情中的时代精神。《武汉防汛图》在绘画语言方面的成就,突出了岭南画派在绘画语言方面的优长,使人们看到了新时代中新技法的用武之地,而这一新技法尽管来自旧社会就已经成型的岭南风格,也说明了新社会利用旧形式、改造旧艺术的成果。
《武汉防汛图》标志了黎雄才的绘画艺术进入到成熟期。在这件作品中透露了他40年代以来不断写生的成果, 而这一成果中所表现出的“黎家山水”中鲜活的生活气息,不仅是在选材上,而且在语言上,都在一个时代的风尚中成为引领潮流的人。
1959年5月,黎雄才的韶山写生也具有特别的意义,从他开始的对于韶山这一革命圣地题材的开发,为山水画在以后的发展中开拓了一个重要的题材。虽然他以纯正的岭南风格和精细的笔墨对毛泽东故居以及周边的一些重要场景作了精细的刻划,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作品只是在“写生”的层面上表现出一种现场感,或时代所倡导的写生的意义,所以,没有能够获得本来有可能属于他的历史地位。尽管如此,黎雄才还是在这一方面具有重要的美术史的意义。加上后来的《朱砂冲哨口》等一系列革命圣地和圣迹的作品,“黎家山水”的风范显露出来,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同。
在岭南画派二高一陈所奠立的基本规范的基础上,“黎家山水”更重视中国传统的笔墨,这种历史性的回归表现在“黎家山水”中是墨重于色。而在浓重的笔墨关系中,“黎家山水”中原本属于基本构件的树石,有时被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以树石为主体的作品,这在黎雄才的后期作品中作为一种标志性的题材,被他反复描绘。黎雄才的晚年,还放大了山水中的松树,成为他最爱表现的题材之一,反映了他对松的君子品格的敬仰,因此,画松也就成了黎雄才在题材方面的另一方面的成就。黎雄才画松往往被人称道,这和20世纪的一些著名画家所专长的某一题材成为画家闻名于世的一个特点一样,如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黄胄画驴、关山月画梅等,黎雄才画松也忝列其中。
黎雄才对于20世纪中国绘画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成就大致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继承和发展了岭南画派的艺术,并成为这一画派体系在20世纪中期之后的中坚人物;二、创作了像《武汉防汛图》、《朱砂冲哨口》等反映时代、代表时代的作品,为20世纪中国画成就的高峰增高;三、具有个人风格特点的绘画语言丰富了20世纪中国画的内涵,是20世纪画坛上不可或缺的样式;四、对于松的表现,成就独到,是20世纪个性化题材方面的重要一家;五、为教一生,为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培养了无数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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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九世纪上半叶鸦片战争之后,落后挨打的中国人开始把强大先进的西方当成学习楷模。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洋务运动,民国初年的“五四”运动,三十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都是以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为基本内容。这以后,五十年代的学习苏联,八十年代以后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在“与世界接轨”与“全球化”口号下的对西方——美国——的再追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差不多一直在崇拜西方的倾向中走到今天。但在这个崇尚西方文化的世纪中,却有一个时段是中国文化人较为普遍地回归民族传统的时段。这就是二十世纪初期的二十、三十年代。这种回归思潮对美术界是有深刻影响的。但时过境迁,人们对这个令人感奋的时段已经有些忘却了。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界的精英们普遍地倾向对西方科技文化的热情学习,又普遍地对民族文化取激烈批判与否定的态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中科技发明对人类自身的伤害,促使西方精英层对科技文化的反思,使写出《西方的没落》的斯宾格勒们不能不反省西方科技文化对人类的伤害。西方这种自我文化反省的思潮传到中国后,给正在崇拜西方的中国精英层一种警醒。1918年底,梁启超率领了一个包括张君劢、丁文江在内的半官方的巴黎和会观察团赴欧洲,拜访了包括柏格森在内的一批欧洲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等,他们希望直接向这些欧洲的文化精英们请教。但欧洲人的回答,则是战争宣布了欧洲文明的破产,他们希望从中国的遗产中获得一种智慧,来纠正自己文明中的缺失。梁启超从1919年3月起,以一系列文章向国人报道了这些欧洲人的观点。在文章中,梁启超把中国人学西方比作沙漠中追逐幻影,而今幻影已经不见,“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当前世界思想的一个转折点。
梁启超观点以其思想界领袖的地位及其亲历欧洲的角度,对中国文化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1920年—1921年,梁潄溟在北京大学及其他地方多次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进行演讲,亦从洞悉东西文化并进行比较的角度,更深一步地捍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价值,也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无独有偶,英国大哲学家罗素1920-1921年间亦在中国作巡回演讲,他开始贬低西方的机械论世界观:
“彼辈对于吾人之文化绝非无批判之力。有人谓在1914年前,彼辈批判较鲜,惟鉴于此次之大战,觉西方之生活状况,亦必有未能完善之处。然向西方探求智识之兴味仍非常浓厚。而其中年事少者,竟以为过激主义或能供其所需。惟此种期望亦终无实践之日。而彼辈不久当觉悟苟欲自拔,非藉一空前之综合,自创一种救世良方不可。”
他同时盛赞中国文明:
“余之赴华,原为教授,然居华愈久,余之教授华人之意念愈灭,而觉余所当学自彼辈者愈多。……凡珍视智与美,或仅愿享和平之生活者,咸乐居中国,以此三者为中国所重视,而较诸在彼扰攘错乱之西方为易得也。”
在被西方列强折腾得无可奈何的中国,或许也只有罗素这种西方著名思想家的直接的劝喻,方能让执迷的中国人警醒,亦如美国人费洛诺沙对日本文化的盛赞让失去自我的日本人和美术界领袖冈仓天心回归民族自信一般。在这股反思思潮之中,扮演着复兴民族美术领袖作用的是梁启超的朋友,二十年代初期北京画坛领袖陈师曾。
亦如世纪初文坛先进一般,留学日本学习博物学的陈师曾也是主张引入西方科学之美术以变革中国落后的美术传统的。这位受蔡元培之聘,在1919年担仼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的陈师曾,当时的观念与时人无异,也是赞成以西拯中的。在1919年,陈师曾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作演讲,对传统中国画的批评也有与时人一样者:“我国山水画,光线远近,多不若西人之讲求。此处宜釆西法以补救之。……他如树法云法,亦不若西法画之真确精似”。“如投影画、透视画,亦皆此画中之一种。对实物而与其形象,其阳阴向背凸凹诸态,无不惟妙惟肖”。(3)在1919年欢送徐悲鸿留法的会上,这位对传统有着深刻研究与深厚感情,而又在理智上受到科学主义和西方文化同样深刻影响的画家就试图调和二者的矛盾。他不象当时流行的西方本位主义者那样用抬西方来贬东方,而是以寻找两者的相似点的方法,来把他心目中神圣而充满缺点的民族艺术和在当时被认为是先进的、科学的西方艺术相联系,相并列。陈师曾说,“东西洋画理本同。阅中画古本,其与外画相同者颇多。西洋画如郎世宁旧派,与中国画亦极相接近。西洋古画一方一方画成者,与中国手卷极相似”。(4)尽管此种比较并不深刻,且有面对此种汹汹西化大潮之权取应付之意。但即使在那时,陈师曾仍能淸醒地认识到:
“美术者,所以代表各国国民之特性,其重要可知矣。但研究之法,宜以本国之画为主体,舍我之短,采人之长”。
师曾的这种强调国民性和坚持以本国美术为主体的改造中国画的观点,是出现于一十年代之末。如果考虑到当时正是无原则,无主次的“折衷”之风初起之时,考虑到绘画界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和对民族的回归要到二十年代中期才能掀起思潮时,陈师曾对待中国画变革之淸醒与睿智,其先知先觉就极为难得了。事实上,这位留过洋,学过科学,画过油画的国画家,的确是本世纪初叶西化风潮中,最先掀起回归民族传统之新风并理直气壮地宣场民族传统之伟大,且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进行深入研究和现代阐释的第一人。
正是在上述重新反省西方文化价值的又一风气中,1921年,陈师曾这位曾经留学过日本的学界精英开始翻译日本美术史家大村西崖的《文人画之复兴》的著述。陈师曾对传统的深切理解和由衷的热情再也按捺不住。这个“新派”人物终于率先举起了反叛科学主义惟写实风气的回归东方的大旗。
在其1921年撰写的《文人画之价值》一文中,陈师曾首先指出了艺术本质之所在:即艺术“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否则直如照相器,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何贵乎人邪?何重乎艺术邪?所贵乎艺术者,即在陶写性灵,抒发个性与其感想”。
在1923年的胡适尚在说,“这三十年来”,科学“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 ‘科学’的”(7)时代里,作为“新派人物”的陈师曾竟公然敢对“机械”之科学叫板!在这篇文章中,陈师曾针对当时惟物质轻精神,惟写实轻表现的画坛主潮,强调了中国传统艺术重精神的特点:
“文人画首重精神,不贵形似。……谢赫 ‘六法’首重气韵,次言骨法用笔,即其开宗明义,立定基础,为当门之棒喝。”
由此出发,陈师曾干脆一反他至1919年尚在调和折衷的主张写实的倾向,认为写实不过是习画初入之门径,“经过形似之阶级,必现不似之手腕。其不形似者,忘乎筌蹄游于天倪之谓也”。由此出发,陈师曾不仅举了大量中国古代画史史实以证之,还雄辩地以当时刚在兴起之时的西方现代诸派为例,“不重客观,专任主观,立体派、未来派、表现派联翩演出,其思想之转变,亦足见形似之不足尽艺术之长,而不能不别有所求矣”。这样,陈师曾就得出了一个令一片西化潮中的时人可谓惊世骇俗的结论:
“文人画不求形似,正是画之进步。”
尽管陈师曾的这个“进步”论,仍然是以西方为参照而得到的,仍然属历史进步论与阶段发展论的范畴,这是时代局限之使然,但陈师曾毕竟通过这种时人认可的历史观,得出了中国传统艺术不是落后,而是先进,而且先进得相当可以的结论:
“观古今文人之画,其格局何等谨严,意匠何等精密,下笔何等矜慎,立论何等幽微,学养何等深醇,岂粗心浮气轻妄之辈所能望其肩背哉!”
陈师曾在世纪初对中国传统美术的如此高度而理直气壮的肯定,在西化得“无上尊严”的时代里无疑是一极大胆而又极不和谐之音。他的这种对中国传统美术的肯定、赞颂与宣扬,实则已经揭开了几年之后即将兴起,而到30至40年代达到高潮的批判西方科学主义,返归东方,研究“中国本位文化”、“国民性”及民族性的又一轮新思潮的序幕。可惜,陈师曾去世得过早,1923年去世的他,没能参与在同年开始的“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没能参与在此后进行的民族性回归的大讨论。但这位早逝的民族传统的先知先觉的捍卫者的行动,已经成为了这场民族自觉运动的序幕。
1923年开始的“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本来属于思想界的事,但对整个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场论战,本来是以西方文化代表之科学的物质决定论,与柏格森等的直觉主义与人格至上,以及东方文化代表之国学的论争,涉及的学者有张君劢、梁启超,丁文江、胡适、吴稚辉等一大批人,集成的文字达26万字之多。尽管两边的论战概括起来即自由意志论与决定论间的不可能解决的争论,但持西方科学立场的人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似有占上峰之势,但回归民族文化之风却也由此而逐渐兴起。亦如文学界之创造社的郑伯奇在1924年所说,“新思想与白话文发生不一两年,国学运动就隐隐地抬起头来了。到现在,国学运动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
这段时间,连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们“不是努力于创作和翻译新文学,就是回头向所谓‘国学’方面去努力”。连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都在用实验主义整理国故,“同时梁启超氏等(如研究系的一班人)和许多国文教师和许多学者,都舍弃了其他的事业而钻到旧纸堆里”,于是“所谓整理国故运动就这样兴起来”。
就是在这种复兴国学,复兴传统文化的又一强大思潮的感召下,被清末民初打倒国故提倡西方文化搞得灰头土脸的“国粹画”、“国画”,才又逐渐地抬头。在这种民族文化复兴的氛围中,1912年就办起来了,却只有洋画科的“上海图画美术院”从未与国画沾过边,到1923年时,美术院里增设了中国画科,刘海粟也在这一年写出了《石涛与后期印象派》这篇二十世纪最早之一的东西美术比较的论文,称“现今欧人之所谓新艺术新思想者,吾国三百年前早有人浚发之矣。吾国有此非常之艺术而不自知,反孜孜于西欧艺人之某大家也,某主义也,而致其五体投地之诚,不亦嗔乎!”(11)刘海粟还在1924年发起了“古美术保存会”,1925年,他大倡国画,一改崇拜西方之旧习,而以为,“世界艺学,实起源于东方,东方艺学,起源中国”。这之后,刘海粟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研究。傅雷在谈到此种现象时说,“一九二四年,已经为大家公认受西方影响的画家刘海粟氏,第一次公开展览他的中国画,一方面受唐、宋、元画的思想影响,一方面又受西方技术的影响。刘氏,在短时间内研究过了欧洲画史之后,他的国魂与个性开始觉醒了”。
看来,上海刘海粟的“国魂”的觉醒的确不是个人偶发的行为。1923年,在西化倾向十分突出的广州还成立了传统国画家的组织“癸亥合作社”,此即1926年后的“国画研究会”的前身。该社成立时向省署的立案呈文中说,“夫立国于世界之上,必有一国之特性,永久以相维系,而后国始能以常存。国画关系一国之文化,与山川人物、历史风俗,同为表示一国特性之徵。……降至今日,士多鄙夷国学,画学日就衰微,非急起而振之,恐文化荡然。”呈文要求对国画传统“讨论之,整理之,以培养吾国之国性,而发扬吾国之国光”。(13)爱国之心,维护传统之志,溢于言表。该社后来发展到整个广东各地及港澳,最多时成员达五、六百人。他们办画展,出国画刋物,撰写大量的国画研究文章,组织国画写生队,捐书近万册办“国画图书馆”……该会经抗战中断,此后恢复,一直活动到1949年。
上海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一直是中国画的第一重镇。以海派之强大势力领袖群伦。1912年,黄宾虹就在上海成立过“以保存国粹,发明艺术,启人爱国之心为宗旨”的贞社。1916年,又成立有包括王国维、罗振玉在内研究金石书画,人数达5、6千人之多的“广仓学会”。在二十年代国学回归思潮的影响下,1922年,有以“挽救国粹之沉沦”,会员包括吴昌硕、王一亭等海派名流的“上海书画会”;1923年有包括上海、杭州两地国画家如申石伽、唐云在内的“西泠绘画社”;1924年有刘海粟发起的“古美术保存会”,张大壮、江寒汀等的“大观雅集”;1925年有于右任、何香凝、经亨颐及张大千、陈树人、高剑父等一大批名人的“寒之友画会”;1925年还有以“保存国粹,提倡金石书画”为宗旨的,以收藏界人士为主的“金石画报社”;此后,如1925年的“巽社”,“海上书画联合会”,1926年的“中国金石书画艺观学会”,1929年“上海中国书画保存会”,“蜜蜂画会”等等四十余个。其中著名者,有1929年成立,以“提倡发展研究中国艺术”为宗旨的“蜜蜂画会”。该会几乎囊括了当时上海所有的中国画名家,到1931年时,以“蜜蜂画会”为基础,又转为成立“中国画会”。这个或许是民国年间最大的中国画画家的组织,其组织、规模略相当于今天的中国美术家协会。这是一个以上海为中心,会员几乎包括了全中国沪、京(南京)、津、平、杭、镇、扬、苏、锡、粤、港在内的一流中国画画家。该会由叶恭绰、钱瘦铁、郑午昌、孙雪泥、贺天健、陆丹林、谢公展、马孟容、黄宾虹等发起,初由贺天健主持,后改由汪亚尘主持。画会组织过多次画展,义勇军慰劳画展,开办过国画讲座班,组织会员外出旅游,先后出版过有许多高水准中国画研究论文,有极大学术权威影响的《国画月刊》、《国画》双月刊。“中国画会”是当时政府立案批准成立的不多的大型美术社团之一。“中国画会”除抗战期间停止活动外,一直活动至1948年。五十年代以后至今,类似“中国画会”这类全国性中国画的社团也就再没有出现过。
北京作为明淸故都,传统文化一直有着深厚基础。北京的中国画家组织是成立于1919年的“中国画学研究会”。该会由雅好书画的总统徐世昌支持,用庚子赔款退款来支助,由金城任会长。该会包括了北京地区著名国画家如陈师曾、萧愻、萧谦中、贺良朴、徐燕荪、徐宗浩、吴镜汀、陈半丁、胡佩衡、刘子久、陈少梅、陶熔等二十余人。1926年,金城去世后,又在原“中国画学研究会”基础上成立了以“提倡风雅,保存国粹”为宗旨的“湖社”。“湖社”后来发展成为覆盖北京、天津、山东、东北等北方各省人数达数百人的组织,成为二十至三十年代北方地区势力最大最具影响的中国画家社团。湖社成立后,出版了《湖社月刊》150期,发表了大量对传统国画画法画理的研究文章,如金城《画学讲义》、陈师曾《清代山水画之研究》、寿石工《篆刻学讲义》等。《湖社月刊》除发行全国各地外,在日本、新加坡、越南、香港、泰国、缅甸、古巴、檀香山、加拿大等地均有代售点。该会还组织了在国内国际的展览三十余次,并组织了专业国画教学机构“北京艺光国画研究所”招收学员。“湖社”生气勃勃地一直活动到1937年抗战爆发。
以上是就上海、北京、广东三角鼎立的国画盛行地区的中国画主要社团组织生气勃勃的状况作了介绍。可见,在二十世纪严重的西化倾向中,二十至三十年代其实是传统国画的一个颇为兴盛的时期,从这些组织普遍的“保存国粹”、“中国书画保存”,对国学“讨论之,整理之”的建社宗旨来看,中国画的这种勃兴,的确是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文化界“整理国故运动”,复兴国学的文化思潮之使然。
既然是要“整理国故”,那么,对传统绘画的研究也当是此种国学复兴、国画复兴的内容,而且还当是重要内容。事实也的确如此。二十世纪的二十至三十年代,那是一个学术思想极为活跃,学者们也极为投入的一个学术研究的时代。
反思世纪初的盲目崇拜西方科学文化是这种学术思潮的一个突出特点。人们开始怀疑西方美术对于中国美术的先进性,怀疑它对中国美术的先导性,怀疑“全盘西化”的正确性,怀疑美术超民族超地域超国界的“世界性”。强调中西有别,反对盲目西化是这种民族回归思潮的一个主要特征。黄宾虹1926年时对此种国学回归的风气转化还有一段评论:
“以为中国名画,既为欧美所推崇,则习欧画者,似不能不兼习国画。由今溯古,其渊源所从来,流派之辨别,未之讲也”。“况观欧美诸国言美术者,盛称东方,而于中国古画,恣意搜求,尤所珍爱,……由是而醉心欧化者侈谈国学,囊昔之所肆口诋排者,今复委曲而附和之”。
世风之转变可想而知。1931年郑午昌也论及此种倾向:
“近来国画家或开画展,或刊图书,共起为种种运动;即称为洋画名家而于国画曾抱极端反对态度者,亦渐能了解国画之精神,翻然自悔前此之失言。”
留学欧洲,研究西方艺术的李金发在40年代初时,在总结二十至三十年代的《二十年来的艺术运动》时作了如下的描述:“一部分新派作风,充满幼稚病,失却观众同情,也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品,足使我们称赞”。
“国画方面,……虽不曾有新的作风,亦还能得到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捧场。同时因为西洋画成就的脆弱无能,减少社会忽(重?)视它的心理,反使之倾心于国画的欣赏”。
而1934年10月和1935年1月,在“中国文化协会”主办的刊物《文化建设》上,陈立夫提倡“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以及何炳松等10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的文化建设宣言》,更把这种民族文化复兴的思潮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各大城市纷纷召开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座谈会,著名的大学校长、教授、文化界、出版界的专家学者踊跃出席各地的座谈会,发表了大量文章。宣言刚出一月,2月10日,美术界马上作出积极的回应。郑午昌在《国画月刊》第1卷第4期上撰文“不盲从不守旧,为我们一贯的主张,此与最近何炳松等10位教授在文化建设的宣言中提倡‘中国本位’文化的旨趣,正相吻合。可知新中国文化的创造已为国人共同的目标。”
这些人对当时美术思潮,国画思潮的描述,给我们再现了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国学复兴、国画复兴的真实景象。在这种国学复兴的思潮中,对中国传统绘画本质精神的探讨成为国学复兴中最深刻的部分。亦如陈师曾1920年研究文人画,就在注意它的“首重精神”等本质性特征。林风眠在1926年,1929年撰写《东西艺术之前途》、《中国绘画新论》中,就已经在注意“应该知道什么是所谓‘中国画’底根本的方法”,“什么是中国画的基础”等本质性问题了。而刘海粟三十年代进行过一批诸如《中国画之精神要素》、《何谓气韵》、《中国画学上的特点》等研究。而三十年代关于 “国民性”与“民族精神”的研究,更把这种本质性研究推到极致。陈师曾就谈过“国民之特性,可由美术而表现之”,黄宾虹也说,“屡变者体貌,不变者精神”,王显诏论过《民族艺术的本质》,汪亚尘则论过“如果真要治艺术,还是把系统弄过明白”,且“离开天然的形态,作家另外创出一个天然,这是中国艺术上最深的一个观念,也可说是国画的根据”。宗白华有《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邓以蛰谈“中国绝对的理想艺术”。梁启超有“一切物境虚幻,惟心造之境为真实”。林风眠认为“中国的风景画以表现情绪为主,……所画皆系一种印象”。傅抱石也有中国画“超然精神”、“写意精神”等等论述。这里边,甚至一向看不起也没系统研究过中国传统艺术的徐悲鸿也来凑热闹,从他的西方本位立场出发,而认为“中国美术,无疑几乎全是自然主义”,他的“自然主义”即“吾国原始之自然主义Naturalism”。(17)在二十至三十年代,现代中国画坛的前辈们则不论其立场如何不同,观点如何不同,知识结构及知识水准如何不同,大家都在进行这种尽管效果、水平、结论都不尽相同乃至大相迳庭的带学术性质的研究。
对这种民族性、民族本质的研究,在二十至三十年代里又往往在与西方的比较研究中进行,出现过一系列高水准的中西比较的论文。如以1918年欧阳亮彦在《中华美术报》上发表的《中国画与西洋画之异同》算起,20年代初期有发表于刘海粟创办的《美术》上的孙壎的《中西画法之比较》,1923年刘海粟的《石涛与后期印象派》,以后还有滕固《六朝石刻与印度美术之关系》,刘海粟的《东西艺术及其趋向》、《中西美术之异同》、《中国艺术西渐》,汪亚尘的《论国画与洋画》、《中国画与水彩画》,林风眠《东西艺术的前途》,丰子恺《中国画与西洋画》、倪贻德《东西绘画的异点》、《文人画的洋画创造》,陈之佛的《中国艺术与印度艺术的关系》,向达《明淸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婴行的《中国美术在现代艺术上的胜利》,李宝泉《宋代中国画上印象主义趋势之研究》,傅抱石《论秦汉诸美术与西方的关系》,潘天寿《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邓以蛰《观林风眠的绘画展览因论及中西画的区别》,宗白华《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此段时期中西比较的文章极多,这里当然难以尽数。而且以上文章是就那些专论中西比较之专题文章而言,还不包括在各种更为大量的论中国画特征的文章中涉及到的中外绘画比较的内容。画坛对中外美术比较的兴趣,还可以从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国画杂志,即上述中国最大的中国画画会上海“中国画会”出版的《国画月刊》上得到证明。《国画月刊》1934年4、5两期上连载《中西山水画思想专号》上下卷。两卷中集中全国一流学者就中西绘画的思想、流派、渊源、技法、师资等等多方面进行了非常学术性的研究与比较。在其他一些重要杂志如《东方杂志》、《艺风》、《艺术旬刊》、《中国美术会季刊》等刊物上,都可以看到此类中西比较的文章或观点。
这股国学回归思潮在艺术上的另一重要反映,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持续到四十年代的有关“民族形式”的大讨论。这个讨论的直接原因是三十年代文艺大众化思潮在抗战时期文艺宣传需要上的反映,但深层原因当然也与二十到三十年代国学复兴有关。这场讨论主要在文学领域进行。向林冰在抗战爆发前关于“旧瓶装新酒”的观点直接引发这场讨论。茅盾、老舍等都介入讨论。就连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多次发表关于“民族形式”的看法。如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其中也有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1940年初,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中国文化》上发表,其中也明确提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在民族形式讨论中,延安的周扬、艾思奇、萧三、何其芳、柯仲平、冼星海等都参与了讨论,国统区郭沫若、茅盾、胡绳、葛一虹、潘梓年、罗荪、戈茅、黄芝冈、光未然等都参与讨论。讨论在文学、戏剧、音乐创作方面都有直接的影响。这场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在美术上直接引发了版画中利用民间艺术的创作实践,也直接促成了油画民族化问题的提出。作为本来就是民族传统绘画形式的中国画画坛,更多地是在民族文化讨论的热烈氛围中,更加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独立的民族精神,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张大千四十年代初数年的敦煌之行及在画坛产生的影响,就应当与“民族形式”讨论中利用民间艺术的时代氛围有关系。
这种对民族艺术特征的热烈探讨不仅是艺术家、艺术史论家的事,还吸引了大量著名文化学者乃至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这可为此种一去不再之国学思潮之旁证。
当然,与此种“民族形式”有关的研究,更多的应该是与中国画表现手段的“笔墨”研究相关。但可以令今人十分诧异的是,在整个国学回归思潮、国画复兴思潮中,竟没有太多的人关心笔墨问题。认真搜索一番,画家中或许就只有黄宾虹有专门研究笔墨的颇具规模的专论,这就是他71-72岁时,即1934年底到1935年在《国画月刊》上连载之《画法要旨》。其著名的“五字笔法”与“七字墨法”即载其上。笔墨问题及其所存在的传统研究在本世纪上半叶,由于受到西方科学主义的强大压力,一直未能充分展开。世纪初,人们注意的是西方艺术科学的“先进”的写实,批判的是传统绘画的不科学和不写实。三十年代前后,对传统关注起来了,但关注点也较多地是从世纪初的思路逻辑发展而来,即上述民族性特征,中西艺术的广泛比较,传统绘画的各种特征的总结研究,传统绘画的东方哲学的文化的性质等等,人们真的普遍忽略了笔墨。以著名的姚渔湘所编立达书局1932年《中国画讨论集》所收文章为例。这部书广泛收集当时人们关注中国画方方面面的有影响的讨论文章共二十九篇,除一篇《书画同源论》与笔墨相涉以外,竟无一篇笔墨——这个在世纪末竟被看成是中国画是否还可以是中国画之“本体”和“底线”的最要害问题——的专论。而此书所收文章决非随笔、杂感和访谈,那可是陈衡恪、胡佩衡、丰子恺、汪亚尘、邓以蛰、滕固、金原省吾一类大学者或学者型画家们的学术文章。遍查当时的中国画著作,也没有一本笔墨问题的专著。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或许有二:一是人们的思路还在西方艺术的冲击与回应之中,因此中西比较、民族特征、国民性问题乃至空间关系或许更为重要,而笔墨这种具体表现手段显然没有上述问题更引人关注;二是笔墨问题被认为是没什么可讨论的,它天经地义地就该是中国画的造型手段。也很少人对笔墨有能构成威胁的挑战。当时只有少数人,如徐悲鸿在1942年对笔墨有过不以为然之辞,以为“夫有真实之山川,而烟云方可怡悦,今不把握一切,而欲以笔墨寄其气韵,放其逸响,试问笔墨将于何处着落?”。(18)其他如傅抱石怀疑过线的功能,林风眠不滿过文人笔墨,而从宋人磁器画上找过线的感觉,但都没正式向笔墨挑战,因此这不是问题,自然也就没有人想关心这个问题。这种笔墨属天经地义的观念,我们还可以从二、三十年代中国画,不论山水、花鸟,大多仍属传统笔墨表现的大范围,与明清绘画大同小异——此即前述李金发“国画方面,……虽不曾有新的作风”——的基本状态上得到辅证。
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即民国年间的这种国学复兴,国画复兴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学术研究,国画社团活动也都持续到四十年代。甚至,连惨烈悲壮的八年抗日战争都未能让这股国学复兴思潮全然中断。抗战胜利后上海“中国画会”与广州“国画研究会”的重新登记,继续活动,成为让人慨叹的例证。二十至三十年代这段偏重于学术学理的国学研究风潮事实上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西比较的研究风气中出现了岭南派二高一陈、徐悲鸿;在对中国艺术精神和民族性的研讨中,出现了如齐白石、黄宾虹、阵师曾、刘海粟、张大千、潘天寿;在中西比较风气中专意于对民族艺术“系统”和“根本方法”的探讨,则出现了林风眠与傅抱石……民国时期中国画坛国学复兴的学术思潮带来了名家云集大师辈出的中国画坛真正复兴的大好态势。然此风气却在1949年后戛然终止。五十年代之后,传统文化中的许多部分——例如占据明淸画坛主流的“文人画”、“南北宗观念”、“逸品”观念、道禅观念、佛学心学等宗教观念——一下子全成为“封建文化”,“地主阶级文化”、“唯心主义”而变成为“反动”或至少“落后”的东西,一度在全盘西化风强烈压迫下顽强崛起的蓬蓬勃勃的国学复兴运动突然中断,一度以西欧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再度以东欧苏联文化的又一模式卷土重来,民族文化的灾难重新开始,而至六十至七十年代““””达到“史无前例”的自虐自残自毁灾难之顶点。八十年代之后,西方文化之美国文化再以“全球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强势”态势第三次席卷中国,然这已是后话了。
我们总是说今天的画坛没有大师,倒是凭炒作的“大师”、“巨匠”有如过江之鲫,是否与今天民族文化自主自立自尊自信心态的总体性丧失,中国画坛国学研究的极度衰落有关呢?或者可以说,一个丧失了自我的民族也必然地丧失了产生大师的基础。这或许是我们回顾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国学复兴思潮应该有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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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经历了数千年的社会变迁,依然保持着其独特的魅力与价值。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论文,供大家参考。
通过学习学校开设的《中华传统文化讲坛》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提高了自身的文化素养的意识。中华文化讲坛是在著名学者乾泉及其负责的国家知识更新工程国学专家团队倡导下,由国家级文化教育学术团队发起,以普及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使命,以开展中华文化学术研究、专家公益巡讲、系列国学讲座、中华文化产业整合和项目产品开发的公益性文化交流项目和资源平台。
中华传统文化包罗十分广泛,内涵极其丰富学习,特别是蕴含了丰富传统哲学,那些简短精悍的名言警句是古代闲人的人生智慧总结,这些有助于我们走好人生的路途,有助提高个人思想道德修养。例如老子和孔子做人的道理与为人处事的原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思考空间。
古人没有现代人的忙碌节奏,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人生思考未来思考那些我们现在可能觉得是疯子似的问题,他们之所以睿智,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用心的去观察了这个社会,我们被更多世俗的东西蒙住了眼睛,我们被局限到了一个自己的小世界里,我们无法认识更广阔的天地。假如我们思考问题只从自己出发,那么看到的都是很短期,肤浅的利益。那么为社会为他人牺牲更是无从说起。但是,如果把我们置于一个群体中,置身与我们大社会,我们就不会过多的注重自我的感受和个人的得失了。
文化是生活,是力量,是尊严,是灵魂,是信仰,是精神,是一切创新的源泉;弘扬中华文化,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 国学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华文化之根干和精华深入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文化强国战略,坚持“以人为本”,积极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价值体系,正本清源、扬清激浊、革故鼎新,积极探索现代国学教育、研究和普及新模式,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和国学智慧,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和历史自觉意识,追本溯源,继往开来,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积极提升国民人文素养、创新素质和创业能力,打造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为此,在国家有关部委会、国家智库的大力支持下,由(教育部)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文化部)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人社部)国家知识更新工程国学项目组、CEIC中国企业家投融资俱乐部、人文中国网、北京市劳动 人民文化宫、乾泉文化发展机构、西岳书院等,在中华国学教育工程基础上,联合发起举办“中华文化讲坛大师公益巡讲暨西岳书院计划”,成立大师公益巡讲团和相关专家课题组,按计划深入全国各地市开展中华国学教育工程国学志愿者行动。
云“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中华文化讲坛,秉承礼乐之文明,凝聚人文之力量,铸就中国之精神,举擎民族复兴之大业,携手缔造我中国梦。
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知乐,则几于知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是故“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
夫子问礼于老子,访乐于苌弘,颠沛潦倒,知其不可而为之,躬行克己复礼之仁,周成和乐里仁之美,叹望大同小康之愿„„后世欷歔景仰不已矣。综观世事沧桑,礼之兴废,乐之和同,风云变幻,损益失序,得失无度。于今,亟待礼闻之于天下,乐行之于天下,文化之于天下,近以资践和谐之理想,远以继创大同之中国。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 嗟夫,借太庙之胜地,开中华国学教育之工程,筑中华文化公益之讲坛,以引锵锵凤凰之鸣,以承皓皓礼乐之志,以固泱泱华夏之本,以启淳淳国民之风,以养凛凛大义之气,以明煌煌乾坤之德。
我想一个人如果懂得了这些,那么心胸会开阔很多。文化是一个太深厚的主题,我无力探讨什么。但是以一个虚心学习者的身份,我觉得,将自己放在一个历史长河中,或是说站在一个历史的角度,我们身后那么博大的文化,我们个人的恩怨情仇,大喜或大悲已是不值得一提了。人生无喜亦无悲,无欲亦无求,那将是怎样的一个境界呢?
因为我们的无知,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前人的知识与智慧。那么我们学习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让我的心开朗了许多,就像突然遇见了太阳。能够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道德修养,有助于提高自己的水平。
传统文化讲坛的定位
1.学习:学以致用,系统研修,终身学习;
2.生活:返璞归真,休闲养生,绿色身心;
3.顾问:择吉避凶,预知未来,调理运程;
4.情感:情感交友,婚姻家庭,心理咨询;
5.工作:职业能力,团队角色,择业定位; 6.事业:创业规划、管理咨询、投资顾问。
传统文化讲坛的核心价值
至尊——五岳独尊,我们的学术追求;执位至尊,君临天下;
奇绝——奇丽绝伦,我们的管理智慧;正合奇胜,醍醐灌顶;
秀美——秀色美仑,我们的价值理念,魅惑秀色,美轮美奂;
卓异——卓尔不群,我们的人格理想;苍凉伟岸,雄健大雅;
克峻——知难而进,我们的职业精神;冒险励志,克明峻德
儒家学问里有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要想成才,那么首要的是修身-----修身养性! 读书可以修身,但是读些怎样的书?怎样才算修身养性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懂的也不很多。但是学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们首先要把人做好了,才有资格谈能力。一个品德低下的人即使学富五车也是徒劳。这样的人于社会于他人也将是无所益处的。我们必须不断学习,以一颗真诚虔诚谦虚的心努力学习好我们炎黄子孙的文化精华,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将信息化为知识最终成为自己的智慧!我的心里渐渐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方向,我知道自己以后应该怎么更好地去学习。
特别喜欢《易经》中的那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经常用这句话去勉励自己,交给我们怎样去做一个人,做好一个强者、智者。我经常在想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这两句就会是一个圣人,又想起温在上任时说的那两句话来勉励自己:“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摸索”。古有半部《论语》治天下,那么精深的文化随便精研点就受用终生了。
现代的人多是浮躁的,甚至是一些研究古典文化的人也是如此,多想所有的人都去真的专心的去学习一些传统文化,让旷久的时间静默的历史浩瀚无声的文化来安静。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学生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明天的太阳,在展望未来的同时,也必须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有在不忘记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才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地位
正文:
近日,我们通过对大中小学课本进行了大量的收集后发现:现在大中小学课本中,传统文化的分量和地位越来越重要。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魂,是中华民族的根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是聪明智慧的民族,是开拓创新的民族经过长时间的淘漉和历史沉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精彩浓缩,记录风雨,贮藏丰碑,凝结精魂,激励后辈自从盘古开天地后,中华各民族的祖先就在这片古老而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不仅创造了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独具特色、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老祖宗的谆谆教诲,语重心长,句句箴言,滋润心田,教我做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之果,闪烁聪慧,展示魅力,开启脑力,启迪子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五千年的文明陈酿,历经沧桑,遗存华章,哺育华夏,福及人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不断增值的民族资本,璀璨夺目,点墨是金,亘古常青,价值永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培育气度,激励自信,陶冶人格,塑造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精深厚重,传承文明,营养无限,永屹世林。
2、当今的大中小学生的文化底蕴和人格状况需要国学
八十后九十后的特点就是张扬个性,创新而丰富的文化底蕴是才培植个性培养创新不竭的源泉创新可以说是悟性和灵性的结晶,而悟性和灵性的根系却深植于丰厚的文化底蕴里因此,语文教育应充分重视文化意识的培养和文化底蕴的沉积,为学生终身可持续发展,具有创新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1)积累文化底蕴,培植创新的悟性和灵性语文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体验生活情趣,在丰富生活阅历中不断积累文化底蕴;要在熟读的基础上,抓住有一定内涵的词句去感悟课文的整体美;要注意抓住课文耐人寻味处、意义深远点,发挥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去感悟课文的意境美、内涵美,体验文化美感;要引导学生涵咏富有人情味和浪漫情调、诗情画意的优美词句,领悟课文的艺术美、情感美,体验文化情趣,使学生的灵性和悟性如枝头上的嫩芽在春雨沐浴中焕发生命活力。
4、有助于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提高其文化品位
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冲击下,功利主义思想泛滥,高职教育也难免受其影响,重实践轻理论、重技能轻人文,以致于不少学生对传统的记忆日渐淡漠,人文知识几乎一片空白“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的开设,为学生学习本专业领域以外的知识打开了一扇窗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生人文知识方面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丰厚,典雅高贵,意境深远自然与社会,形式与内容,往往表现为高度、美妙的统一„„不只是具有映入眼帘的外在形式上的艺术之美,更可贵的是格调高雅、陶冶情操的主导精神闪烁其中”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对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文化修养,提高个人的文化品味大有裨益。
5、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关注,是对人的终极关怀人文精神是人文素质的核心内容。
大学生具有许多的优点和特点,如敢于挑战传统,乐于接受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关注时势,有较强的民主意识;注重实践,动手能力强,等等但是,在社会不良思潮的冲击下,部分大学生人文精神缺失,缺少对人生的正确认识和态度,缺少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民生的关爱因此,大学的素质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人文精神,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儒家注重涵养“君子”品格,倡导“仁爱”精神;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道家强调“无欲”、“无为”、“无争”这些思想主张,提倡人与人和谐相处,互爱互助,蕴涵了无尽的人文关怀,是引导学生学会做人、塑造健全人格的珍贵资源。
思考:
我想必须经过一番寒彻骨,中国传统文化最终还是要发展成一个主流趋势,在将来的发展中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么我们如何在这股趋势中更好的发展自我?《中华文化概论》中说到:诵读国学文化经典应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必修课。
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培养良好品德,塑造健康人格国学经典中蕴涵着许许多多关于做人、做事、从政的道理,蕴涵着许许多多关于理想、志向、气概、胸襟、正气、情操、奉献、修身等哲理真理,只要少年儿童坚持从小诵读国学经典,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会慢慢发生深刻的变化,他们就会逐渐变成知书达礼,积极向上,行为规范,品德良好,人格健康的好孩子、好学生、好公民、好人才。
总结:
总之,通过学习国学文化经典,让学生切实打下扎实的文化功底,具有较好的人文素养,不再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出现断层现象,真正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张岱年等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2]龚红月等,《智圆行方的世界—中国传统文化新论》,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 年
中国传统文化是由中华文明逐渐演变而成的。它是可以显现民族精神和风貌的民族的文化。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中各种道理、思想、观念和文化的总体表现。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要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就要认识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结合新时代的条件,同时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1]
高校学生思政教育旨在帮助在校生培养正确的思想道德品质,引导其正确的为人处世,协助高校为社会培养高质量的人才。纵观我们的优秀文化,会发现其与高等院校学生思政教育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共同点。在2014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其中也指出:构建弘扬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加强文化教育能够帮助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这段话很明显对高校在校生的思政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弘扬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具有高人文素质的人才。[2]因此,如何响应国家政策,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大学生思政教育中,以培养更加优秀的高素质、高科技人才是高等院校思政工作者需要重视的问题之一。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1、帮助大学生培养民族自信心
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有具有民族自信心才能成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并且坚定的屹立在世界之林中。人民建立起了民族自信就会自觉地信赖、崇尚自己的文化。当自己民族的文化面临威胁时,人民会不约而同的、自觉捍卫自己民族的文化。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也曾指出:“必须正确理解民族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样才能具有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3]也就是说,充分学习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帮助大学生培养民族自信心。我国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多民族文化在中华大地汇聚融合,自古诸子百家争鸣其思想不断传承,祖先用智慧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物质及非物质遗产。从战国时期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到保存至今的万里长城,从世界数学名著《九章算术》到“四大发明”,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由此可见,高校引导大学生学习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能让其对我国文化产生敬佩之情,从而培养大学生的民族自信心。
2、激发大学生的爱国情怀
爱国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从古代到现在,中华儿女一直崇尚并且追求爱国精神。党的十八大也再次强调了爱国精神的重要性,高校要着重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怀。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精神为我们培养学生爱国情怀提供了教学内容。从古至今,无数爱国之士为了民族的振兴鞠躬尽瘁,这都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仁人志士的爱国情怀就表现在他们始终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强调为社会尽责,为天下人尽忠。我们民族的品质与风貌就是这种爱国主义情怀所塑造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培育出了许许多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爱国人士,如团结民族、远去西洋的郑和、为国英勇舍己的戚继光、虎门销烟而勇赴国难的林则徐、变法献身的谭嗣同等。近现代的历史也孕育、创造出了许多新的爱国精神,比如五四爱国精神、反侵略反压迫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众志成城精神等。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运用到高校在校生思政教育中能够激发大学生的爱国情怀。
3、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大学生的思想与道德观念正值发展期,其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形成正是在这一时期。高校在校生的思想政治学习对其树立人生观影响极大。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道德思想,哲学道理、价值体现和人生信仰,这些文化思想能对大学生的生活给予帮助,并且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中华民族从古至今一直追求高尚的道德和远大的理想,重视个人刚正不阿的气节。如“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见沧海”,“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利与义的问题上,古代贤者并不排斥物质利益的追求,只是认为仁义与道德应在物质利益之上。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大学生会接触到全国不同地方的思想,其中的不良思想与诱惑对其影响很大。我们更应该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大学生思政教育中,让其思想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以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4、有助于大学生人格魅力的塑造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拥有丰富的人文知识,其中的人文精神主要是现实人生的意义,提高自我修养,注重精神世界。[4]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都是教育我们如何做人,如何提升自我。这都能帮助大学生加强修养,塑造人格,完善自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角度所推崇理想人格是积极上进、重义轻利、修身治国、韬光养晦、刚正不阿的。这些内涵既能陶冶大学生的情操,同时还能帮助其领悟人生真谛。因此,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大学生思政教育中有助于在校生修身养性,提升内在人格魅力。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1、目前大部分高校及学生不够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播
随着大学生毕业后就业压力的增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等院校在校生思政教育中运用越显不足。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大,在校学生关注更多的是实际技能的学习与实践,从而忽视了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文化的特点就决定文化的学习不是一次性就可以完成的。文化修养是需要时间熏陶的,需要我们长期、持续的学习。而这一点常常被大学生与学校忽视,大多数都不接受学习,从而人文素养的培养在高校局限性很大。 高等院校教育模式的转变也使得学校忽视了在校生的思政教育。从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相关课程被专业化、技术化的课程所取代,很少有把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在学生的教育中,甚者还对传统文保持漠视的态度。当然,目前部分高校有在进行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课,但其所采取的教学方式太过陈旧,无法调动学生的兴趣,这也是导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政教育中运用不足的原因之一。
2、大量西方文化冲击中国传统文化
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信息化的世界,随着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快,开放程度也越来越高。大量西方文化侵入我国,而我们自己的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下受到了威胁。学校与社会联系密切,则在校大学生的思想也受到复杂的社会环境影响。这常常表现为大学生对西方节日、风俗了如指掌,但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全然不知。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
1、引导大学生自我教育,发挥其主体作用
人的主体意识对其行为的支配影响极大。对于高校在校生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样要发展主体作用。在自我意识的推动下,可以调动大学生对于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这才能使其学习效果教较好。高校思教教育者应引导其开展自我教育,发挥主体作用以影响学习效果。与此同时,要注意其学习的方向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公正的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自觉学习与领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通过自我教育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来感染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
2、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具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氛围
校园是大学生生活的主要场所,学校的氛围作为一种学习环境,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中,发挥校园文化环境的潜在教育作用,营造具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氛围的校园。潜移默化的激励其多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同时约束其不良行为。这也会使在校生自觉地与优秀的传统文化产生共鸣。
3、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改善相关课程设置
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作为思政教者首先要提高自身的修养,主动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文化的教育和传承方面也对教师提出了新要求,即要全面提升师资队伍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水平,加强面向全体教师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训,打造出一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骨干队伍。这就对高校思政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 老师的知识与能力有了提升,学生的教育工作将发展的更快。
高校思政教育者要不断研究,对自己的教育方法进行创新,从而更加有效的开展思政教育工作。不仅要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大学生思政教育理论课中,也要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在校生的实践活动中。可以开展理论学习研讨、社会实践、专家讲座、文艺活动、参观博物馆等活动,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拓展大学生素质与修养的重要内容。
4、加强大众传媒作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众传媒正以其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对大学生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产生重要影响。 我们要充分利用大众传媒: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深在校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与认识。[6]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采取不同形式的媒体方法开展工作,比如组织学生观看与中国传统文化影视作品,这样能够直观的提高大学生自身的文化内涵。也可以开设思想教育网站,借助网络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也可以在大学生常用的软件,比如微博、微信、QQ中建立公众账号,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用文字、图像、声音等形式传递给学生,让在校生用简便、贴近生活的方式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以提高在校学生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动性,自觉地学习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巨大。其中所蕴含的人生哲理,能够教会我们如何为人处世,建立正确的道德思想观念。作为我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我们有义务对我国的当代大学生进行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其健康成长,更好的发展,也让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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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安全是当前和今后长时期内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心。当前中国海洋安全形势严峻,面临着海岛归属、海域划界争议、海洋资源争端、海上通道安全、台湾问题等一系列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挑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国海洋安全形势论文,供大家参考。
中国周边安全的最大挑战来自海洋,中国在以后的发展战略中必须将海洋利益放在关键的地位,只有当中国能够捍卫自己的海洋权益,威行海上,周边各国无一敢窥私,中国海上安全才能有保障,中国的周边安全才能有保障。
当今中国周边冲突最为激烈的一在钓鱼岛,二在南海。日本人最近在嚣张的上演全民出钱购买钓鱼岛的丑剧,而菲律宾则在自认为有美国撑腰的纸老虎皮下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叫板。二者都属于中国海洋利益,涉及主权问题,不容有一点闪失。当今中国所受威胁最大的也来自海洋:中国海洋开发能力不足,海军力量薄弱,美国拥有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强大海上力量,在海上对中国制造岛链封锁,限制中国海军发展。可以说海洋是中国的软肋之一,中国当前安全形势最大的挑战就在海洋,只有当海洋安全真正有了保障,中国的安全才能有保障。
中国当前海洋困境并不是一天形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海洋困境有其及深远的历史原因。而这种历史的惯性一直困扰中国人到现在。
中国是大河文明孕育的国家,与希腊截然相反。虽然创造了诸如郑和下西洋等史诗般的历史事件,但其不过是大河文明的补充物。自从秦始皇一统六国,亲海的齐楚灭亡,内陆的秦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国家,奠定起中国两千年政治基础,也标志着中国大河文明对海洋文明的胜利。大河文明在经济上表现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种封闭式的经济形态决定了中国封闭式的上层建筑,因此在政治上表现为中央集权,在文化上表现为文化思想专制、轻视个人特性,在军事则因为来自海上威胁较少,海军力量基本没有,而且自给自足的经济、崇尚礼教秩序的儒学还造成了中华民族求安逸,求和平,麻木忍让,惧怕冒险,固步自守的民族心态。这些也是近代中国无法赶上世界潮流的关键原因。反观希腊,先天不足的土地资源与周边广阔的海洋孕育了其灿烂的海洋文明。在经济上表现为发达的海上贸易,这种外向扩张型的商业经济孕育了其开放性的上层建筑,在政治上表现为民主,在文化上表现为自由开放,在军事上则因四面环海,海上威胁严重,海军力量强势,这些也形成了希腊人开放自由、乐于冒险、崇尚个人力量、视野开阔的民族特性。虽然也许其还局限在奴隶制度之内,但其精神却和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一脉相承。在这种文化惯性的影响之下,即使中国很长时间内海洋技术世界领先,但终归只能在小农经济范围内搞些宣扬国威、朝贡贸易的事,而无法创造像西方的伟大发现与进步。虽然南宋海洋商业极度繁盛,但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下却无法找到持久的经济动力,也造成了统治者对外界的恐慌。当封建主义在中国衰落,这种恐慌便会加重,于是便形成了明清的闭关自守。中国抛弃了海洋,海洋便抛弃了中国。
当明朝政府在将所谓的“海盗”王直处以极刑时,葡萄牙、西班牙政府正在鼓励海盗们向外扩张、追求财富;当中国还在用指南针看看风水、用火药放放鞭炮,西方正在用指南针在海上驰骋,用枪炮将一个又一个地方变成其殖民地;当中国还沉浸在小农经济的物产丰盈假象之中,西方已经开始了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掠夺,建立起殖民体系。古罗马的战略家早就说过:谁控制了海洋就控制了世界。这在近代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而中国,这个抛弃海洋的民族,却只能在近代沦落到世界的末尾。
而近代当西方的枪炮从海上打来,中国真的开始清醒面对海洋了么?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国民大革命等无一不以失败告终。西方科技、西方自由思想、西方开放性文化、西方民主政体等均是海洋文明的产物。而缺乏海洋基因的中国,在五千年大河文明的强大惯性下,无法在短短100年实现面对海洋的坦然。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妄图在封建集权之内开始,辛亥革命只形式上改变了制度,却远远没有触及封建势力的核心,而国民大革命更是在内部人员绞杀下失败,保守力量远比想象的要可怕。而最终社会主义在中国成功,而不是在中国奋斗了近百年的标榜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中国集权、封闭、蔑视个体的文化惯性对民主自由的抗拒,而社会主义则以其集体主义与专政体制迎合了中国的传统。
经历近代的战火,中国并没有意识到海洋的战略地位。这很大程度上由于冷战时期中国与外界的隔绝降低了对海洋战略的经济需求。按理当时海洋战略的军事需求应该是很强的,尤其面对台湾、面对美国的海上力量,但是相对较少的海上冲突却降低这种需要,再经历过“”的冲击,中国海军发展并不见迅速,海洋开发能力并不见显著提高,并且与西方国家差距拉大。如果有强烈的海洋意识与海洋战略眼光的话,海军应当放在军事发展的首位。但很遗憾,重陆轻海的思想一直没有改变,虽然建国后海军基础建立,但海军的发展并不能人满意。甚至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到1999年前,中国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海军上军费投入不多,中国海军基本没太大发展,基本处于设备维护状态,与发达国家差距进一步拉大了。从此可见中国对海洋利益的轻视,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海权的重要性,中国依然是一个陆权国家,海洋意识薄弱。直到99年后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中国才如梦初醒,开始加大军费投入,海军这时才进入历史性的发展时期。如果中国能够早点重视起来,中国的海军必然已是另一番模样,还哪里容得小小越南、菲律宾在这里嚣张?
中国领导层一直缺乏强烈的海洋意识。比如南海白龙尾岛历来是中国领土。49年国民党败退之时,有残军退守于此岛,1955年解放军解放该岛,1957年为了支持越南反法战争,将该岛借于越南使用。—谁知这一借,就成了刘备借荆州。70年代后,越南以该岛位于108°03’13”以西、以及为越南实际控制为由,宣称其为越南领土。最后中越在北部湾划界谈判中,竟然将该岛划归越南,原因是这一方面是因为越南实际统治这个岛已愈30年,上面居民全部是越南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换取越南在其他方面的妥协。我想这真是让人无话可说,目测中国并不拿一个小岛当回事,是随便出租,租出去又不想花心思要回来,最后白白将岛拱手相让。这算什么呢?还有1994年<<联合国海洋公约>>颁布,中国甚至不加思索的便在公约上签了字,从此潘多拉的盒子打开,越南等国依仗着联合国海洋公约开始争夺南海,争夺所谓的专属经济区。而中国呢,一方面批准了海洋公约,一方面又坚持着自己的南海主权,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行为真是让人无话可说。而美国,这个传统海权国家,在联合国海洋公约法上则表现了十分谨慎的态度。至今国内仍在争论着联合国海洋公约对美国海洋利益是利大还是弊大的问题,国会至今也没有批准公约。从此可见,美国人的海洋意识是相当强烈的,反观中国,海洋意识则弱得多。记得我们小时候记得滚瓜烂熟的中国领土960万平方公里,这其实并不包括海洋领土啊,我们完全没有海洋领土的意识,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领土被我们漠然忽视,这种从小开始的领土教育真的是很让人担忧。
前面说过,中华民族本身就是轻视海洋的,相比与部分中央高层的薄弱海洋意识,普通民众对海权的漠视则更为可怕。中国很少有人知道中韩之间在东海还存在着苏岩礁之争,好好的没有争议的中国领土突然间就被韩国搞过去了,韩国在上面大兴土木,中国一句“不承认”了事。而中国民众对此很少知情。对于钓鱼岛问题,中国民众也只是不痛不痒的发泄点不满,很少有什么实际行动,一个保钓联合会实在影响力有限。对于南海,如果不是近期菲律宾自以为是的对峙行为,中国民众也很难去主动关注南海问题。甚至不知道南海岛屿已被蚕食大半,而且还经常在网上看到各种言论说“中国是不是太霸道了,把九段线都划到人家门口去了”。从此可见普通民众对南海问题并不了解,对中国海洋利益缺乏必要认识。
中华民族海洋意识的薄弱是中国海洋安全的重要隐患。即使海军力量再强大,没有强烈的海洋意识也是没有用的。当然话说回来,没有强烈海权意识的民族,又如何能有强烈的欲望拥有强大的海军呢?所以我认为要想保障中华民族的周边安全与稳定,首要维护我海洋安全,欲维护我海权,必须有强大的海军力量,而在实现军事目标之前的首要任务是要培养全民的海洋意识,通过从小的教育让整个民族树立起强烈的海权观,尤其对南海、东海等主权问题要深入透彻的教育,而不是浅尝辄止。除此之外,海洋科学与海洋技术的发展是我壮大海军力量、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对海洋没有了解,如何打造一流的海军?没有对南海的了解,你又如何说南海是中国的领土?然而当前我国海洋探测等技术与发达国家差距还很大。各大院校开设的海洋专业很不够,人才培养不到位。而且中国大河文明下集权化集体化的科研形式对海洋科学研究很不利。《阿凡达》导演卡梅隆靠着自己几个人小公司研制的潜水器冒着巨大风险下潜10898米,而中国以国家名义搞的蛟龙号也就深潜7000米。其实我们在这里依然看到了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巨大差异。中国的政治文化体制的本质依然没有改变,依然是集体主义式集权,而西方则更看重个体创造性,乐于冒险。这种体制正在对中国科技文化发展形成阻碍,虽然中央一直在喊政治变革,但无疑难度很大,可是不变是不可能的,历史人民不会答应,可以期待,未来不远的中国,中国将会迎来重大的变革。变革之时,也将是中国海权奠定之日!
当全民海洋意识逐渐强烈,海洋开发能力不断增强,中国海军力量自然会显著提升。只要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一切都将不在话下。当然要达到这一程度,还需时日。但现在对付一个菲律宾还是绰绰有余。个人认为虽然说现在南海问题已经逐渐国际化,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相互博弈。但中菲对峙事件中美国的含糊中立、东南亚各国的默无声息也反映出其纸老虎的本质,在南海问题上显得底气不足,并不敢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正面冲突。邓小平说“主权问题没有谈判的余地”。当然这句话额的背后需要强大军事力量的支撑。中国有实力,也应当有自信来强硬的喊出:南海问题没有谈判余地。当然外交政治手段还要使一使,一旦不行,立刻一战。中菲战争一旦开始,美国为了自己利益必然不会正面卷入战火,越南等国也不敢为协助菲律宾正面向中国宣战,菲律宾军事与经济实力均无法与中国抗衡,中国可以迅速结束战争,甚至趁机取得整个南海控制权。这之后就交给外交政治家处理了。只希望不要再像以往一样将战胜所得领土拱手相让。与此类似,钓鱼岛等问题可以一样解决。最重要的是中国在主权问题上不能丝毫让步,且必须拿出实际行动。该战即战,不应有所顾忌。
当前南海问题解决的好与不好必然都会引起连锁反应,对日后中国周边形势走向具有重大意义。所以希望国家能妥善应付。
中国的社会依然在转型期。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真正走向海洋的开始,是海军走向世界舞台的开始,是中国社会制度变革的开始。而到现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海洋安全形势,面对越来越迫切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发展需要,面对国内越来越强烈的政治呼声,中国正处于关节点。中国还要像海洋深处进发,树立其更强烈的海洋意识,拥抱海洋,唯有如此中国海军才有冲破岛链走向深蓝的可能,中国的海上安全才能得到真正保障。
当今世界,海洋已经成为各国联系的纽带,是友好交往和国际安全合作的重要舞台,同时也是重要的利益交织点,海洋安全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突出焦点。 受当今时代潮流、世界力量消长、大国战略调整等全球因素影响,我国面临着较为复杂的海洋安全形势,如何构建有效的海洋安全体系,确保我国海洋安全,已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海洋利益持续拓展期、国际海洋秩序深入发展期和海洋利益磨合期“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妥善处理海洋问题关系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战略机遇期,任务艰巨,使命重大。
我国在海洋上拥有3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包括南海的120多万平方公里。除了在北部湾南口和越南达成协定,解决了北部湾的划界。在海洋上,从北到南,从黄海、东海到南海,我国目前在海洋上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和压力。具体有:第一,海域被瓜分。传统的海域,比如黄海,我们传统渔场被瓜分。第二,岛礁被占领。如南海的岛礁被占领。比如东海的苏岩礁,南海则更多。第三,资源被掠夺。特别是南海地区,1986年后越南凭借从南海攫取的油气资源一举成为石油出口国。包括现在的钓鱼岛争端也是如此,据探测,由于钓鱼岛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且是良好渔场,所以背后包含着资源的掠夺。第四,安全受到了威胁。周边国家从海洋挤压中国,包括调整军事部署和把先进作战兵器投放到我国对面,比如在关岛和冲绳岛。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近海海上安全形势严峻,海洋安全对国家的影响会越来越来大,尤其对国家的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的影响越来越深。过去这几年在海洋方面,我国无论是南海和东海的近海海上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和复杂。“只能说我们是海洋大国,而不是海洋强国”,报告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这也说明我国对这方面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
报告“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章节提出,高度关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安全,积极运筹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不断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首度将海洋安全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层级。
对于我国近海安全形势,也有专家称我国近海安全形势严峻,增海洋话语权需先布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副院长王逸舟认为,要增加中国在海洋问题上的话语权,软实力就是要主动规划、谋略和设计,要有先手布局。当然软实力布局还应有硬实力做后盾,与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规模匹配,应该清晰的力行国家海洋战略和力量建设。近年来,中国海监频繁出海护渔和维权、中国海军亚丁湾定期护航,以及中国第一艘航母入列,深海载入技术不断突破,令国人在自豪的同时也多了一份安心。
在海洋安全形式的问题上,解放军代表也声称:军队应该担负起保卫的职责,有效的维护国家安全、主权、领土完整,以便更好地保障我国各方面的和平发展。
看了“2017中国海洋安全形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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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音乐发展从20世纪30年代(第一首电影歌曲《寻兄词》电影《野草闲花》的插曲)问世以来至今已经有近90年的发展历史。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不论是在声音制作技术上,乐曲的配器使用上,以及人们的听视觉的审美观念上都在不断的进步。但是不论怎么发展变化,对于我国的电影音乐有一个灵魂主线是长久不变的,就是它的民族风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民族风格在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中的构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市场迅猛发展,区别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的中国电影,不论是在量的积累还是质的提高,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发展状态,依附于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的电影音乐也区别于21世纪之前民族风格的单纯继承与纯粹阐释,将当下现代化的中国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本文分别从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使用素材、艺术表现立足点、发展依据等方面来说明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构成模式。
21世纪以来,随着电影表达艺术思潮的日益充沛,电影艺术类型的不断拓展,电影音乐这门独特的视觉与听觉的艺术综合体呈现出了蓬勃的发展局面。电影音乐的发展是电影艺术全面成长的意志体现。英国文艺批评学者佩特说过,“一切艺术到精微境界都求逼近音乐”。电影音乐的风格多种多样,21世纪以来的电影中不论是民族题材电影还是武侠、科幻等电影类型,民族风格在电影音乐中的运用时常被创作者容纳,《卧虎藏龙》光从音乐本体的乐器使用上就充分的体现出中国古代武侠的侠肝义胆,琵琶、鼓这些具有鲜明中国符号的乐器所演奏出来的民族韵调,比如玉娇龙窃剑逃走的那个部分,鼓点的快慢缓和、声部的起承转合等与画面相得益彰,使每一位观众都在浓郁的中国气息中充分的感受到中国武战的紧张氛围与畅快体验。“对民族风格音乐的运用是中国电影音乐的永恒主题,很多源自百姓生活、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音乐是影片引起观众共鸣、激发联想的最有力保障。人们在富有民族文化特征的旋律中寻内心的希望,电影音乐也在博大精深的民族音乐沃土中汲取营养、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带给观众美得享受。”然而民族风格在电影音乐中的构成不仅仅只是依靠这些民族乐器的演奏而产生的,其中不同音乐艺术体裁和不同民族调式以及现代民族风格创造的运用,比如民歌、戏曲、民族文化元素、民族曲调的再创作、民族风格与西洋乐器的融合等也为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那么,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模式是如何构成的呢?
象征着中国音乐符号的乐器以及曲调有很多,比如:弹拨类的古筝、吹奏类的竹笛、拉弦类的二胡、打击类的锣、梆子、鼓,民歌的曲调、戏曲的曲调等等,这都在影片整个观赏中加入了深深的中国符号烙印。21世纪的民族风格模式构成不仅仅像是在80、90年代那样纯粹的使用以上元素,随着音乐创作视野的拓展,吸收国际电影音乐制作的先进技术,“洋为中用”的思潮基于中国元素的基础上被良好的运用在我国国产电影音乐的创作中。
比如在影片《英雄》中,传统的中国武侠一对一对决模式,长空与无名的决斗上,电影音乐创作为了模拟再现强烈的民族侠气风格,在乐器本体上选择了传统文化浓厚韵味的古琴以及西洋小提琴作为“对决”乐器,其配乐曲《棋馆古琴》,“以东西方不同的浪漫表现手法,获得了传说中的‘秦弦子’那如同马头琴、二胡、三弦结合的美妙音色。抑扬顿挫的弦音展现出高手过招如同于大音希声,有型似无形的神韵,达到了听觉与视觉画面的完美结合。”另外一部电影《卧虎藏龙》主题曲运用在影片的开始部分,当人们被中国风格的“马头琴”音色带入哀怨怅惋、神秘东方的民族情景中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被这个乐器的音色所“欺骗”,这其实是由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用大提琴演奏的散板旋律片段,如谱例1:
谱例1:《卧虎藏龙》电影音乐片段
在这里,大提琴完全失去了西方的古典时期音色特征,取而代之的是中国马头琴的苍凉悠长音调,表现出浓郁的中国韵味。民族的曲调特征与西方的乐器音色特征合二为一,在西洋乐器的音色中充分感受民族曲调的清新之风。《卧虎藏龙》可以说是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音乐中“中西合璧”的代表性作品。该“音乐以西洋乐器大提琴等为主奏乐器,配器中以西洋管弦乐队做衬底,用中国有特色的民族乐器:葫芦丝、热瓦甫、琵琶、板鼓、中国鼓、竹笛、二胡等作为色彩乐器,在旋法上采用民族特色鲜明的民歌及戏曲旋律、节奏素材,尤其是中国民族打击乐的运用等手法,使整部电影音乐得以完美的诠释”。
电影音乐是电影艺术的综合有机组成部分,其音乐的创作和发展都要随着电影主题的发展而变化,电影音乐收益效果的接受者是听众,而听众同时也是观众,视觉传导在前,听觉感知在后,电影音乐要服务于电影本身。所以,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构成的生命体在于自身的电影主题表现,音乐会随着影像而体现出相应的时代特征,从而在影像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音乐的文化风貌。
电影《一九四二》故事发生在河南,影片中浓郁的河南口音已经深深的烙上一种民族风格文化在其中,电影音乐在河南人、河南事、河南灾的故事基础上,作曲家赵季平运用河南当地的音乐元素和乐器为整部电影进行配乐,从听觉的效果上已经先入为主的阐释了这是发生在河南的历史性灾难,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时代性。而基于民族素材基础上的电影音乐民族风格同时也具有电影音乐传导和渲染的一般共性,会让观众充分的感受到电影中无形的民族气息,加深观众的审美感受力。
2010年由徐克导演的《龙门飞甲》(又称《新龙门客栈》续集)中中国传统武侠英雄代表人赵怀安狭义非凡,与明朝恶势力抗争的狭义壮举等这些电影民族元素,都被相对应的民族乐器竹笛、琵琶等进行了详实的描述,身揣宝剑,牵马阔步行走在无际沙漠之中,表现出中国古代武侠的高深义气,唯有竹笛、琵琶等民族乐器将其描述尽致。类似于这样的影片还有《十面埋伏》、《大兵小将》、《大闹天空》等。这些都是在已有的民族素材基础上进行再加工的艺术听觉表现,如果自身电影中的民族素材表现不强烈的话,比如在纽约的大都市画面中吹奏起国乐《百鸟朝凤》,那么民族风格在电影音乐中也就无法立足。
反之,在民族元素的基础上进行电影音乐的民族风格渲染,那么就会加强电影自身的艺术表现力,也会促进观众对于电影音乐审美的自身需要。由此可见,“音乐的民族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既是由一个民族长期的风俗习惯、精神气质、语言体系、审美趣味、哲学思想形成的,有一定的凝聚性,又随着历史的前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它表现着不同时代的民族的不同的人物和环境”。
21世纪随着电影视觉3D艺术效果的出现和发展,听觉艺术如果还只是停留在80、90年代的单纯叙事、抒情表达的话,那么科技和创作者的想象所带来的艺术冲击力会将电影音乐摒弃在后,会使得观众感觉审美体验的不统一性,从而影响到电影艺术的整体性发展。那么民族风格的现代化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音响效果的现代技术制作。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比如民歌或者戏曲被单纯的全套的搬到荧幕中来会因强大的艺术本体审美而宣兵夺主,也会因为观众现代化的审美眼光在科技含量较高的电影中而显得格格不入。
所以,在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创作中要善于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比如电影《智取威虎山》中,传统的京剧版本没有在电影中完全照搬,而是将戏曲主题进行了配器和旋律上的重新改编,其中电子效果器的运用使得3D效果的杨子荣与座山雕斗智斗勇显得更加惟妙惟肖,主题片段时而出现在斗志昂扬的情绪渲染处,当人们听到熟悉的电声效果圆号独奏时,既有过去经典京剧版本留下的故事印记,也有现代跟得上3D效果版本的时代步伐,让观众从听视觉感官上享受电影艺术的魅力。其次,民族风格歌曲的深刻的艺术再创作。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体现要素一个是民族音乐实物比如民族乐器、民族歌谱、民族演唱等,另一个是隐形的民族要素体现,比如曲调风格、歌词抒写、乐器配置等。当下的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构成一方面是基于原歌曲要素素材上的再创造,另一个方面是基于民族要素基础上的再创造。不断的随着时代观众审美方式的变革而改变,才适应电影艺术的整体性发展。
比如《满城尽带黄金甲》电影中,为了使观众具有现代眼光来看待爱恨情仇、权力争夺的情感表现,由周杰伦创作的具有浓厚中国民族风格的《菊花台》便孕育而生,不论是歌词的抒发,还是旋律的哼唱,曲风的表述以及配器的使用等都充分的体现出民族风格的现代化特征。最后,民族音乐风格的世界性传播。有句话说的好,“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当下中国电影音乐能在国际上立足,被世界电影音乐所熟知,只有民族风格的体现才能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电影《冰雪奇缘》中主题曲《let it go》被世纪各国译为了多个版本进行演唱体验,而我国《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等电影的成功也让世界各国听到了属于东方人的曲调风格、器乐属性、音乐特质等,从而了解到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
中国电影音乐的艺术根基在于民族风格的充分体现,21世纪的民族风格的模式构成除了“中西合璧、民族素材、现代化体现”之外,既需要有传统乐器的引入,也需根据电影表达效果有现代电声技术音色的融入,既需要有传统民族曲调的抒写,也需要有根据现代艺术审美改变的曲调编配,即需要有传统演唱技法的基调渲染,也需要有现代流行唱法的独特体现。总之,民族风格的构成模式基于民族文化基础、观众审美体验、科技发展进步等要素将会跟随时代前进步伐而不断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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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体制沿袭1949年以后的官方文学体制,培养出大量庸俗腐朽,阿谀逢迎体制内作家,旷日持久地制造出人类文明时代以来巨量的文学垃圾,而少数具有精神自省的自由中国作家所创作的有着较高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学精品难以面世,导致中国当代不仅文学界,而是全社会腐朽庸俗之风日盛,精神与思想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文学作为引领人类精神的灯塔的作用日益退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初浅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主义的体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受西方近代女权运动的影响,涌现了一批女性主义色彩鲜明的时代作品。本文以著名作家李凖先生的经典代表作《李双双小传》为例,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分析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女性思想变化。
关键词:《李双双小传》;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
在二十世纪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影响下,中国文学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先进思想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其中,女权思想是摆脱封建礼教枷锁的标志,更是社会风气转变的典型表现。女性思想的变化在她们对待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态度上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反映了新时代女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变。争取男女平等的思想更是渗透到了她们日常言谈和行为举止中。下面将从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出发,以《李双双小传》 为例,分析女权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受压迫并不是个人蓄意行为的结果,而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物。换个角度来说,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阐释,即受父权制影响,妇女只能留在家中料理家务,男人负责外出劳动,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没有收入的妇女们在经济上处于劣势,也就导致了她们在家庭中没有话语权和决定权,处于受压迫的地位。
女权主义者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劳动概念,在重建劳动的过程中必须避免千篇一律的、几乎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工作,而是要在工作环境中发展自我的同时也改造着外部世界。
新中国建立以来,妇女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她们积极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劳动中。《李双双小传》就是反映这一时期妇女思想意识发生转变的典型文学作品。创作当时正处于我国建设发展的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部作品在时代特色的渲染下鲜明地向读者传达了女性主义的思想。
作品一开始便交代了女主人公李双双的丈夫喜旺对她几个称呼,“俺家做饭的”、“俺那个屋里人”、“俺小菊她妈”,街坊邻居则称呼李双双为“喜旺家的”、“喜旺媳妇”、“喜旺嫂子”。可以看到,不管何种称呼,都是依附在丈夫和孩子的名下,李双双依然是夫权社会的一个附庸,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对女子称呼的某某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说双双在没有走出家庭之前是一个被符号化了的人物形象 ,完全没有李双双的个人色彩,毫无独立性,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论里所提到的“异化”――劳动者与自身的疏离,是完全没有自我的表现。妇女们所体验的不是自己的意愿,妇女们劳动的成果和妇女本身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男人,这个在男权主义家庭中的掌权者。
从作品中李双双自己写的第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家务事,真心焦,有干劲,股不了!整天围着锅台转,跃进计划咋实现?只要能把食堂办,敢和男人来挑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用来描述妇女工作本质的一句话――“女人的活儿永远干不完”。家务活儿干不完也就没有多余经历参与社会劳动――当时的公社化生产,所以李双双在大字报上大声疾呼,要求从繁杂的家务活儿中解脱独立出来,勇于同男性进行劳动上的竞争。
这种要求男女平等,和男人们一样参与公共劳动的想法在后来双双和喜旺的几次争吵对话中同样被双双强烈地表达出来――“人家都在大跃进哩,我就不能走出这个家?”、“外边大跃进干红了天,我还能叫这个家缠我一辈子?”。父权制的标准就是需要女人待在家里,但不需要男人也如此,所以男人比女人能更自由的在家庭之外工作。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到,妇女解放的两个前提之一就是女性重新进入公共产业。社会主义派女权主义者通常把妇女和无产阶级对比,她们认为妇女应该放弃为男性这个统治群体的利益服务的“被男性认同”的思想意识。
作品中还有这样一个桥段:“……合作化以后,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双双虽然做活少,可也有人家一份。喜旺这时候办个什么事,也得和双双商量商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哈特曼的文章曾指出,工资差异是造成妇女屈从地位的主要因素之一。妇女的工作通常不是按照个人意愿进行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到社会性别分工限制的。工资又是家庭的核心经济基础,也是妇女在经济上长期依附男人的根源所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把妇女的经济利益和独立性放在首位,正如双双在处理公社食堂的事务和与家人邻居之间的关系时所变现出来的独立自主,大公无私和正直负责也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集中关注的妇女作为工人的经验和她们在家庭中位置的交叉作用。
正如学者卡罗尔?埃尔利希所说,对妇女而言,要获得这样的认识――那就是作为女人,她们受到压迫,但她们并不低人一等,而父权制社会的需求也不都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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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内外局势日趋紧张,罗斯福政府实施了中立政策;但这一政策往往被认为是妥协于孤立主义,而尤以1935年通过的中立法案为代表;笔者通过对当时美国经济因素这一角度的分析,探讨罗斯福政府对外交政策最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以此论证当时美国的中立政策并非权宜之计。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中立政策的根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美国的中立政策贯穿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外交与内政政策的始终。中立政策使美国远离欧洲战事,保持和平的国内环境,并从战争中夺取大量财富提高了国际地位。它作为美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有着其深刻的根源。
关键词:中立政策;孤立主义 ;和平主义思潮
探讨三十年代美国“中立”政策的根源,我们往往会与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传统联系起来。美国的“中立”政策起源于传统的孤立主义思想。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的孤立主义,主要是指美国1787年建国后第一个世纪中对欧洲国家,采取“不干涉”、“不卷入”或中立的外交路线。结果,美国从欧洲各国的利益和武装冲突中获得利益,本国领土被扩大了,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到了十九世纪末,美国成为托拉斯化帝国主义国家。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美国所处的国内外形势与上一世纪迥然不同,孤立主义已不合时宜。
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味着美国已抛弃了孤立主义的外交路线,而改为推行扩张主义政策,标志着美国孤立主义时代的终结。然而,孤立主义阴魂不散,在二十年代,特别是三十年代,所谓的孤立主义又粉墨登台,不过只是形似而神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孤立派打出传统的孤立主义大旗,要求保持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自由”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美国的霸权计划。1920年到1932年为共和党执政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以“自由行动”为特征的,即不受任何国际组织的约束,怎么合乎美国利益就怎么“行动”。[1]华盛顿体系的建立、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以及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巴黎非战公约)等都是美国“自由行动”的成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孤立主义的思想基本上左右了美国的主流舆论。孤立派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中立法”,成为美国政府不得不遵守的对外政策准则,并一直贯彻在对内政策的制定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经历了1919年―1920年短暂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从1924年起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1925年欧洲工业产量恢复到1913年(战前的一年)水平并继续快速增长。虽然,这一时期的情况较稳定,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多矛盾。[2]
首先,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截止1929年,富人的年均收入占了全国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且,贫困户的全年平均收入只在2000美元左右。[3]其次,工业部门开工十分不足,大批的工人失去工作。再次,由于人们购买力下降,农产品、初级产品、工业产品大量囤积。最后,伴随着二十年代的繁荣,地产和股票投机狂热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安全性。这种不安全性产生的虚假繁荣泡沫轻易地引发了一场大危机。
正是上述种种矛盾的综合作用下,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必然会发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股票投机狂潮兴起,流传着“谁想发财,就买股票”[4]的口头禅。人们想要投机取巧成为大富豪,因此,疯狂的买进股票。1929年10月24日,股票价格大幅度跌落,很多人因此而破产。人们疯狂甩卖手中股票,人们把这一天叫做“黑色星期四”。美国从“柯立芝繁荣”的发展高峰一下子跌落到了谷底,银行大批的倒闭,企业大批的破产,市场萧条不景气,生产骤减;失业人口增加,物质水平下降;必需品价格暴跌。一场规模空前巨大的经济危机迅速席卷全球,美国步入动荡年代。
美国制订了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以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遗留的战债与赔款问题。战败国因无力支付赔款而赖债,欠美国战债的欧洲国家也拖债不还。赖债不还的情况引起了美国人民的不满情绪,人们强烈反对再次卷入欧洲事务,并且产生了反对战争的情绪。
同孤立主义一样,和平主义思潮也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是通过人们揭发一战实际情况,进而将得出的结论作用于政治、经济、社会的结果。
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人们注意的焦点在国内危机上。比如,经济复兴情况,就业率,而对美国以外的事,尤其是欧洲各国的问题不感兴趣。
同时,战后他们有了时间来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利最多的是在战争中发了横财的军火商。人们普遍认为,军火商在利益的驱使下,采取不正当手段引导人民大众、舆论传媒和政府同意参加战争。在1934年,商业性杂志《财富》登刊了一篇名为《武器与人》的文章,获得极好的评价。随后,又有两本相关的著作出版,一为乔治?塞尔兹的《钢铁?鲜血与利润》,另一为赫尔姆斯?英吉布里奇和弗兰克?汉利亨合著的《死亡商人》。[5]这些书刊都在重复着一种观点,即美国参战是军火商们在其中运作的结果。 “一旦有了战争,则延长之;至于和平,则破坏之”[6]成为军火商的价值标准。结果,军火商名声很臭。因此,人们普遍讨厌军火商,讨厌战争。
人民群众的和平主义思潮和反战情绪高涨成为美国实施中立政策的重要因素。但是,和平主义思想过于理想化,不适合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侵略者不断扩大侵略的时代背景。尽管追求和平,反对战争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但是,面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只有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才可能战胜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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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创新就是根据营销环境的变化情况,并结合企业自身的资源条件和经营实力,寻求营销要素在某一方面或某一系列的突破或变革的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营销创新—21世纪中国企业营销的主旋律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营销创新—21世纪中国企业营销的主旋律全文如下:
20世纪的中国企业营销,应该说走的是一条以模仿为主的道路。改革开放的20年来,西方企业营销理论与方法从引进传播到推广应用,多数企业基基本上是“照葫芦画瓢”。进入21世纪后,我国企业营销是仍然走以模仿为主的道路还是走以创新为主的道路呢?对此我国理论界和企业界都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营销创新,应该成为21世纪我国企业营销的主旋律。
我国企业在21世纪之所以要以营销创新为主旋律,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1、买方市场的形成
1996年是我国买方市场形成的关键年,由于经济“软着陆”的成功,我国市场开始出现 全面过剩现象。据国内贸易局提供的资料表明,1999年上半年,在605种主要商品中,供大于求的品种占72.2%,其佘的品种也基本利于供求平衡状况。不仅生活资料、生产资料过剩,甚至连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行业如电力、煤炭、交通等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铁老大”已没有了“老大”派头,“电老虎”也失支了昔日的威风,中国市场已由过去 的卖方市场进入到买方市场。在卖方市场条件下,总供给小于总需求,企业只要仿效别人的 生产和营销做法就能获利。而在买方市场条件下,由于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因而企业只是仿 效别人的生产和营销则难以成功,只有走创新之路,形成自己的营销特色,才能真正得以生 存与发展。21世纪的我国市场是一个长期的买方市场,坚持营销创新,是企业立足于买方市场之宝。
2、加入WTO
经过十几年的马拉松谈判,我国加入WTO指日可待。我国加入WTO后,会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和降低关税,这必然导致更多的国外企业和国外产品进入我国市场,从而使得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外企业一般实力雄厚,营销力强,国内企业欲与之抗衡,不仅应走联合之路,而且要加强营销创新。如果一味效仿国外企业的营销做法,那么在这场中外营销战较量中容 易败下阵来。中国家电市场曾一是洋产品的天下,长虹、海尔、小天 等一批民族企业奋起 抗争,勇于创新,终于夺回了市场。因此,我国加入WTO后,面对更加激烈的市场况争和强 大的国外对手,唯有以营销创新方能取胜。
3、知识经济的挑战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它将逐步替工业经济成为国际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知 识经济作为一种创新型经济,强调创新应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 的竞争力大小取决于其创新力的强弱。企业创新力包括多个方面,营销创新力是其核心要素 之一,企业只有大力开展营销创新,才能更好地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
4、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面对世界绿色浪潮的蓬勃兴起,中国政府庄严承诺,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我 国经济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各个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避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旧辙,实行“洁净化”生产和营销,这就要求企业放弃传统的工业时代营销做法,探索新的营销做法,即进行营销创新。
我国企业在21世纪的营销创新可概括为十大方面:观念创新、理论创新、市场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方法创新、策略创新、组织创新、人才创新、规则创新等。本文主要分析其中五大创新:
1、观念创新
观念创新是企业营销的先导。21世纪的中国企业,不能以树立市场营销观念为满足,而 应追求与21世纪相适应的新营销观念。我认为以下新观念应特别强调:
一、是亲情营销观念。20世纪的市场营销观念强调的核心是顾客至高无上,把顾客当“上 帝”。其实,世界上本没有什么“上帝”,而且上帝高高在上使人无法适从。亲情营销观念 强调把顾客当“朋友”或“亲人”而不是“上帝”,通过建立一种新型的亲情(鱼水)关系, 把企业与顾客之间的距离最大限度地缩短。通过与顾客做“朋友,而使顾客成为企业的永远 “朋友”。试想,当顾客成为企业的“朋友”时,还不会向企业的产品“投资”吗?这就叫 以企业的“感情投资”换取顾客的“货币投资”。
二、是全球营销观念。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趋势,现代化大生产本身 的客观规律必然要求实现全球化分工。在这一经济规律的趋动下,各国企业和产品纷纷走出 国门,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发展机会,许多产品都已成为全球产品,许多支柱产业也已成为国 际支柱产业,而不是某一国的产品或产业。特别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早已把全球市场置 于自己的营销范围内,以一种全球营销观念来指导公司的营销活动。如可口可乐公司在世界 几十个国家布有生产据点和100多个国家拥有市场,成为一个总部设在美国的全球公司;空中汽车公司早已不是法国公司而是欧洲公司,并把营销触角伸向各国市场。这些公司都是把 眼光放在世界地图上开展全球营销活动。海尔是我国企业界较早具有这一意识的公司,他们 明确提出要实现“海尔的国际化和国际化的海尔”。所谓“海尔的国际化”就是通过大规模 出口和在境外设厂让海尔迅速走向世界各国。1998年,在我国出口严重滑坡的情况下,海尔。 出创口汇同比增长36%,今年1-3月份,猛增131%。所谓“国际化的海尔”就是让海尔在世界各国本土化。据报道,海尔首先在知识经济最发达的美国迈出这一步,美国海尔是海尔按照三位一体(即设计中心、营销中心、生产中心都在美国)原则成立的本土化海尔,而不是单纯的中国海尔,其设计中心设在波士顿,营销中心设在纽约,生产制造中心设在南卡罗林那州,让美国人来经营美国海尔,让美国资源来“养育”美国海尔。
三、是知识营销观念。21世纪知识经济不同于20世纪的工业经济,智力资本将成为第一资本,决定着企业面向未来的竞争优势。智力优势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最重要优势,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总额只有通用汽车公司资产总额的4%左右,而它的市场价值却相当于通用汽车市场价值的4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微软生产经营的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产品——电脑软件,而通用生产经营的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典型产品——汽车。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营销观念也要相应转变,即树立知识营销观念。知识营销观念是知识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知识经济相适应的一种新营销观念。它高度重视知识、信息和智力,凭知识和智力而不是凭经验在日益激烈的市场营销战中取胜。为此,主要充分捕捉和利用市场信息,开发和生产科技含量高的产品,选择和运用现代化营销手册。
四、是绿色营销观念。自本世纪70年代初发表《人类环境宣言》拉开人类环境保护的序幕 以来,绿色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并席卷全球,将把21世纪变成一个绿色世纪。绿色浪潮的兴起带来绿色需求的迅速增长,推动绿色市场的蓬勃发展。据有关资料显示:1995年,世界绿色市场规模达4270亿美元;到2000年,可达6000亿美元,到2010年将增至12000亿美元。绿色市场规的不断扩大,必然要求企业以绿色营销观念为指导,尽力满足各国消费者的绿色需求。绿色营销观念强调企业在营销活动中要把市场需求与环境保护有机的合起来,大力开发绿色产品,尽量减少乃至消除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危害。
2、市场创新
随着我国买方市场的出现,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步入“战国时代”,面对愈演愈烈的营销 战,企业是拼力争夺已有的市场还是去寻找消费者尚未得到满足的潜在需求,或创造一种新 的需求呢?有人把它形象地比喻为是去抢现有的“蛋糕”还是另做一块新的“蛋糕”。市场 创新不是去抢现有的“蛋糕”,而是去做新的“蛋糕”。有的企业面对强大的竞争压力,采 用“让利不让市”的低价位策略苦苦支撑已有的市场,结果往往得不尝失。高明的企业则把 视野投向新的市场。以洗衣机为例,城市洗衣机市场饱和了,海尔就拓展农村洗衣机市场, 当海尔总裁获知四川等地农民用洗衣机洗地瓜、土豆时,立马组织企业开发出能洗地瓜、土 豆的洗衣机,备受当地消费者的青睐。可见,消费者的多层性及其需求的多样化为市场创新 提供了广阔空间,这种市场创新主要表现在:新的区间市场、新的专业市场、新的群体市场 等。着眼于21世纪,企业应高度注重拓展下列市场:
一、是高科技市场。高科技市场是我国发展前景极为广阔的市场,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潜量,且涉及到许多个行业,大有拓展价值。美国的微软、中国的北大方正等著名企业,都是在拓展这一市场领域大获成功的。
二、是农村市场。我国约有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总数达9亿之多,由于城乡之间的差别,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与城市居民的消费大约相差10年,因而在城市市场已处饱和的 些 商品,如家用电器等,在农村市场仍有发展潜力。据有关资料表明,1997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底拥有彩电27.3台、电冰箱8.8台、洗衣机21.9台,基本相当于1986年城镇居民27.4台、12.7台和59.7台的平均拥有水平。1997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55.1%,相当于城镇居民80年代初期的水平。当然,开拓农村市场也要适销对路,不能把城里人用的商品照搬到农村,应根据当地农村市场的需求搞好新产品的开发和现有产品的改进。
三、是旅游市场。旅游市场的发展前景十分看好,据国际有关旅游组织分析预测,随着人 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和交通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外出旅游,不断增加旅游消费, 旅游产品将成为21世纪与钢铁产业并驾齐驱的重要支柱产业。该组织还认为,中国将在21世纪成为世界旅游消费大国。今年国庆节放长假带来的旅游消费热潮,正说明拓展我国旅游市场大有作为,我国有关企业应致力于这一新兴市场的开发和拓展。
四、是老年市场。据政府有关部门近期宣布,我国已提前进入老年化的社会,目前全国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0%,约1.3亿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老年人将进一步增多。大量老年人的存在必然带来老年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老年食品、保健品等潜在的需求量极大,是企业应重点拓展的一个新群体市场。日本企业早在70年代就着手拓展老年市场,从吃穿用到住行玩开发出一系列新产品,现在老年市场已成为日本的一个重要市场。由于老年人具有生活阅历丰富、勤俭节省等独到的消费特点,因而拓展这一市场难度很大,企业应正视困难,制定和实施“攻坚”战略,坚持下去必有收获。
五、是文化市场。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同时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度,文化资 源十分丰富。然而,我国一直未能充分重视发展文化产业和拓展文化市场,只是把它作为发 展市场经济的点缀物,所谓“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正是最好的写照。其实,文化市场同 样只有极大的开发价值,世界著名的好莱坞影城、迪思尼乐园等都是成为成功的范例。最近 举办的上海国际艺术节按市场营销方法进行操作,结果生意空前兴隆,财源大增。当然,在 拓展文化市场过程中,也要进行营销创新,不能机械地模仿,否则也会失利。例如,深圳“ 锦锈中华”微缩景观一举成功后,一家公司模仿其做法,在宜昌兴建了“三峡”微缩影观, 结果观都廖廖无几,原因就在于选择兴建地点的错误,试想一下,当真三峡近在咫尺时,谁 还会有兴趣去看假三峡呢?
3、产品创新
“产品常新,企业长青”,这是企业界流行的一句格言。它告诉我们只有不断进行产品 创新,才能永葆企业青春活动。国内外一些百年老字号企业之所以宝刀不老,就在于不断强 化产品创新。烟台“北极星”钟表公司的成功秘诀就是每年推出数十个新品种,新花色、新 样式。如果不坚持产品创新,企业发展则会潜伏重大危机。武汉长江音响曾嬴利7000多万元,当时领导者认为把这笔钱放在银行里拿利息也有一笔可观的收入,因而未去投资开发新产品,不到几年时间,VCD取代了音响,长江音响的生产企业因失去市场而被迫关门。
产品创新应从产品整体概念出发,重点突出以下方面的创新:
一、是产品标准创新。企业在产品开发过程中,一方面应按照国家标准、国际标准进行创 新,符合ISO9000、ISO14000等国际认证标准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不宜机械地照搬某一标准 。而应以消费者要求为最终标准,力求使产品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需要。
二、是产品品种、花色、样式创新。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产品生命周期日趋缩短,产品 的流行色、流行式变化更快,因而企业必须不断加速产品的更新换代,适时推出新品种、新 花色、新样式,以变应变。
三、是产品包装创新。包装创新要与产品的特性和价值相符,进行适度包装,防止过渡包 装和过简包装,包装材料的选用也要从有利于环保出发,尽量节约有限资源。目前,应注意 纠正社会上对“包装”的变异理想,防止“货卖一张皮”的现象蔓延。
四、是产品品牌创新。一方面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竞争的变化对品牌的设计和使用加以更 新,另一方面要根据企业的发展扩大品牌的知名度,争创全国名牌和国际名牌。
五、是产品服务创新。服务是有形产品的延伸,能够给消费者带来更大的利益和更好的满 足,因而越来越成为产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美国营销学家李维特教授所言:未来竞 争的关键,不在于企业能生产什么样的产品,而在于为产品提供什么样的附加价值:包装、 服务、用户咨询、购买信贷、及时交货和人们以价值来衡量的一切东西。著名的IBM公司在 广告中强调的“IBM就是服务”,正反映了该公司十分重视产品服务的思想。产品服务创新 就是强调不断改进和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推出新的服务项目和服务措施,力图让 消费者得到最大的满足或满意。
产品创新还要顺应国际大趋势,朝着多能化、多样化、微型化、简便化、健美化、舒适 化、环保化、新奇化等方向发展,并注重实施产品陈旧化战略。产品陈旧战略是企业根据市 场需求变化规律有意识地淘汰老产品、推出新产品的战略,通过企业自己对产品加以否定而 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使得企业成长曲线呈平稳上升态势。
4、方法创新
企业在营销实践中,一方面应敢于把国际先进的营销做法创造性加以应用,另一方面要 大胆提出和实施新的营销方法。营销方法创新主要体现在:
一、是柔性营销。即企业适时灵活地调整营销活动适应并满足个性化需求的一种方法。采 用这一营销方法要求企业改变以往高度统一、程度标准化的集中管理,实行面向实际、灵活 性的分散管理;改变以往一条生产线只能生产一种标准化产品的生产方式,建立一种由计算 机设计、控制、管理诸子系统构成的,在一条生产线上可生产不同形状、规模、花色、款式 的各种产品;改变以往单纯依赖中间商中介的流通模式,建立以信息网络为中介的、生产者 与消费者密切联系的“外订内制”的产销模式。
二、是网上营销。即在互联网络上开展营销活动的一种方法。企业可通过国际互联网建立 网站,传递商品信息,吸引网上消费者注意并在网上购买。有人预计,网上购物将是21世纪人类最主要的购买方式。在我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网上选购,
三、是零库存营销,即采用先接订单后生产、库存为零的一种营销方法。采用这一方法的 关键是要争取到足够的订单,因而加强产前订货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网上营销将逐步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方法。
四、是无缺陷营销。即在整个营销活动过程中不给顾客留下任何遗憾的方法。包括产品无 缺陷——100%的保证质量,销售无缺陷——100%的保证挑选,服务无缺陷——100%的保证满意。
五、是事件营销。即通过或借助某一有重要影响的事件来强化营销、扩大市场的方法。长 虹公司借助柯受良驾车飞越黄河的重要事件来宣传产品、扩大市场,便是成功一例。开展事 件营销的前提是充分抓好和利用某一有影响的事件,并把它与企业营销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借助过海”、“借风扬帆”的目的。
5、人才创新
尽管营销创新的内容相当广泛,但关键是人才创新,没有人才创新,其它创新就是一句 空话。21世纪的营销人才不再是经营型的营销专家,而应是知识型的营销通才。其具有以下一些重要特征:
(1)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2)文化素养高;
(3)富有创新精神和进取心;
(4)科技通才与营销专才的完善结合;
(5)知识应用能力很强等。营销创新能否在21世纪成为我国企业营销的主旋律,关键就取决于是否拥有一批这类知识型的营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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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文化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如何充分吸收先进国家优秀文明成果,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关注的重大历史课题。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对此作了艰辛的探讨,并且有许多的科学的论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对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跨越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俄国社会未来发展时提出的,对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进程有很大的影响。本文主要论述“跨越论”的主要内容和它对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俄国和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跨越论;俄国;中国;影响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以俄国的农村公社为出发点开始全面研究和分析俄国,重点研究了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简称为“跨越论”。
一、马克思对“跨越论的”早期研究。第一,根据对当时俄国仍存在的农村公社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农村公社可以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进行发展。因为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出现在同一个时代,所以农村公社能够引以为戒。第二,农村公社具有二重性和两种发展情况。二重性指的是俄国公杜既有公有因素,也有私有因素,在公社内部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正是由于农村公社的二重性,所以它只有两种发展情况,一是私有制战胜公有制,二是公有制战胜私有制。第三,农村公社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现代生产力来改造自身生产方式,从而实现由低级向高级的辩证发展过程。俄国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农村公社,使农村公社成为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出发点。第四,俄国必须通过革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①马克思指出自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以来,作为支点的俄国公社在非常态的经济环境下正面临着瓦解。因此,必须进行革命。革命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给农村公社创造正常条件,粉碎国家对农村公社的灾难性影响。
二、恩格斯晚年对“跨越论”的研究。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恩格斯根据俄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变化,对“跨越论”作了补充。第一,俄国已经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俄国不可避免。因为俄国农村公杜所有制“已经又向解体迈了一大步”,“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前进”。②第二,俄国农村公杜内部不具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较高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③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并不能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对俄国的公社进行这种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④第三,落后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杜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⑤
二十世纪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俄国和中国,它们都是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在生产关系上实现了跨越,但是没有实现生产力上的跨越,所以它们没有完全实现了跨越,处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预备阶段。
一、“跨越论”对俄国的影响。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论”,指出落后国家如果能把握历史赋予的革命时机,也有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1、俄国对社会主义的第一次探索: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这是俄国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决定性一步,使俄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证明了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走上了一条新的社会发展道路,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
2、俄国由“直接过渡”转变为“间接过渡”:由于俄国在各方面发展都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俄国非常需要一个逐步过渡的阶段。但是俄国试图利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政策虽然从俄国社会跨越发展的角度看,是肯定和保证了跨越的历史价值,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但是它引起了俄国社会的广泛不满和全国范围的政治、经济危机,使得初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挑战。
“直接过渡”失败后,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提出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只能“迂回过渡”。新经济政策使俄国经济迅速恢复,群众政治情绪稳定。但是,伴随列宁的英年早逝,新经济政策也结束了它的使命。后来由于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俄国始终没有正确认识真正的社会主义,开创的建设道路也以失败告终。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越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忽视“跨越论”和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1、“跨越论”对毛泽东的影响:早在建党之初,毛泽东就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明确了中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引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实现了中国社会制度由封建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跨越,这是对“跨越论”的实践和发展。
2、“跨越论”对邓小平的影响:苏联解体,东欧一些国家重蹈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覆辙。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第一次对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阶段进行了准确定位,把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阶段与马克思所指的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阶段区别开来。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要真正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一系列具体措施和途径。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使我国找到了正确的经济建设道路,实现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跨越发展,是东方社会跨越发展道路的一个成功典型实例,是“跨越论”在中国的实践发展。
第三章、正确认识“跨越论”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
俄国和中国等落后国家是在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的影响和自身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下,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这并不是“跨越论”的完全实现,而是对“跨越论”的一种深化和发展的实现。因为这些落后国家在实践“跨越论”时,并不是完全具备“跨越论”中所规定的跨越条件,而且这些落后国家不仅仅只是以“跨越论”为指导,还是在对本国的实际情况的分析中不断摸索前进,灵活运用与创新了“跨越论”,这些国家实现跨越的第一步,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实现跨越的第二步,是要实现现代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充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肯定的文明成果,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既不能将现实社会主义的成绩全部归功与“跨越论”,夸大它的作用,也不能否定它的积极作用。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5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03-50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0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00-50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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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是高校的一门历史选修课,但是要学好这一门课程还需下苦功夫。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纲要2000字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 理论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形式,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要求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理论灌输。《近代史纲要》理论灌输教学必须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加强学生自我理论灌输,改革理论教育工具和方式,理论联系实际,增强理论教育效果。
关键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理论教育法 《近代史纲要》
重视理论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理论教育是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们的思想的重要途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理论教育往往采取填鸭式、命令式、教条式和硬性灌输的方法,缺乏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课堂教学缺乏师生间的交流和互动,学生成为教师单向灌输的工具。在深化教育改革的今天,这种简单落后的灌输教育模式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抨击。
一、当今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的必要性
理论教育通常也叫理论灌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形式,是由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受教育者传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帮助受教育者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其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的一种教育方法。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这里的“彻底击中”就是指把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闪电“灌输”给无产阶级和“人民园地”。列宁曾经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他认为,科学的、系统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能通过自发的方式产生,而只能通过各种形式的自觉地教育,才能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和掌握。
只有进行理论教育,才能引导人们超越个人、家庭为单位的局部范围,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武装自己,认识社会和阶级的整体利益,认清自己的历史地位和社会责任。“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但是,“我们的理论始终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因此我们讲的“灌输”并不是强制性“填鸭式”的灌输,而是去引导、启发人们通过自身体验及不断学习,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心悦诚服地接受科学理论。在今天,虽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社会主义思想必须灌输的理论、原则并没过时,反而对灌输的要求更高了。
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教育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也日趋尖锐和复杂,他们加强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进行和平演变,利用各种途径加紧对当代青年学生进行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价值观念、文化渗透,企图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年轻一代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最终达到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目的。
我们必须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形势,把握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增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肩负的历史使命,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也日益多元化。当前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的缺乏。例如当代大学生赞成和拥护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对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性、长期性、主要矛盾的复杂性认识不够;坚持和拥护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但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渐进性和长期性认识不够;坚持拥护改革,但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缺乏理解和宽容。因此只有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灌输,才能帮助青年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理论教学法在《近代史纲要》教学中的运用
《近代史纲要》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历史教育的角度承担着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功能。在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教学中,我们必须加强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灌输。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近代史纲要》课程的开设,不仅仅是对大学生进行历史知识的教育,而是帮助他们从历史知识的认识上升到思想上的科学的认识,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应通过国史、国情的内容教学,加强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学生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一)理论教育法必须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切实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是保障教学效果的根本途径。因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尽可能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而选择教学方式和方法时要力求贴近学生实际,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学习特点,提倡互动式、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
例如在讲述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时采用启发式教学,通过问答来增强学生的爱国热情;讲述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时采用参与式教学,使学生懂得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史,又是一部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抗争史;在讲述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时采用研究式教学,把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作用放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通过对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策略方针、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抗战前期和后期的作用与战果等问题的比较,用历史事实说明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评价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此外,我们应认真组织好课堂讨论和辩论。针对一些比较重要、学生比较关心的问题组织讨论,由于这些问题与现实联系紧密,能够激发同学们的讨论热情,也会有不同意见的争论。
例如讲授怎样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坚强党的建设必须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等问题时开展课堂讨论。在讨论中,我们应尽可能鼓励学生主动起来发言,并提倡学生不同观点的争论。由于学生都会有一定准备,因此发言时会比较积极主动,课堂气氛比较活跃。在讨论中,教师要给予适度的点评和引导,对于不正确的观点要明确地进行纠正和说明。只有准备充分,发言热烈,讨论课的效果比较好,才会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才能起到理论教育的良好
效果。
(二)采用理论 教育法时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有 组织、有 计划地组织学生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自我理论灌输。
《近代史纲要》在每个章节最后都给学生列出相关阅读文献,要认真指导学生自觉课下阅读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领会党的文件精神,写出读书心得 体会,作为学生平时的考核成绩记入学生的学业考核总成绩,这有助于帮助学生理解章节内容,弄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思想认识,使学生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 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更加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导学生阅读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胡锦涛《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 讲话》等,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救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深刻理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通过阅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义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破产》等,学生能深刻理解近代中国的三种建国方案,以及两种命运的选择。
(三) 应用理论教育法必须改革理论教育的工具,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实现教学手段现代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学生可以通过媒体、 网络及小说和影视作品等多种渠道获得近代史方面的知识,因此学生对教师上课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教师要精心做好多媒体课件,精心选择影视作品辅助教学。学生已经不满足于教师课件仅仅是文字和图片,还希望有图表,并且穿插一些视频,必须体现教师自己的特色。因此,教师在课前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在把握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尽可能把课件做得精美些。当然,课件的设计也要恰当,不能文字太多,也不能太花哨。如果课件过于追求形式和色彩,就可能喧宾夺主,使学生忙于记笔记或过于关注课件图片而没有听清楚教师讲课内容,从而削弱教师的主导作用,影响教学效果。《近代史纲要》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政论题材的影视作品和 专题片都非常多,讲授这门课程时要充分利用相关的丰富的影视教育资源,教学过程中适当穿插一些影视作品,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课堂的生动性,提高理论灌输的直观效果。
(四)应用理论教育法必须从实际出发,理论 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实际。
我们应通过对有关历史进程、事件和任务的分析,提高学生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在讲授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时,必须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际国内 环境;讲授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正确性时,必须联系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理论教育法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的思想实际问题,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解决学生关注的社会 热点和感到困惑的问题,提高学生的思想理论水平。
《近代史纲要》教学还要加强社会 实践环节,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围绕教学目标,制定大纲,规定学时,提供必要经费;加强组织和 管理,把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 实习等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到基层去,到工农群众中去。我们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提高学生思想 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深化教育教学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15-16.
[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17.
[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31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681.
摘要: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中,为更好地完成《纲要》课教学任务,促进学生正确世界观的形成,教师应着力培养三种意识,即价值观引领意识、以学生为本意识以及辩证唯物史观意识。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师;意识
当下的中国,经济体制与社会风气都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各种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交叉渗透,传统观念与现代理念碰撞融合,日常生活的去政治化以及对于主流舆论的过度怀疑情绪高涨,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的逐利本性对于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也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思维活跃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取向尚未定型的当代大学生。可以说,新形势下如何搞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简称《纲要》)课教学工作的教师来说,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教师作为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工作者之一,应该正确进行角色定位,充分发挥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导作用,更好地完成课程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着力培养并牢牢树立三种意识,即价值观引领意识、以学生为本意识以及辩证唯物史观意识。
一、价值观引领意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目前我国普通高校本科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四门必修课之一。开设这门课的用意在于使学生做到“两个了解”、明白“三个选择”,也即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应当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历史观。根据这门课程的自身定位,我们看到《纲要》课以中国近现代历史为基础,并且融合了一定的思想性、理论性、政治性等属性。
当代青年大学生群体,有良好的知识背景,畅通的信息获得渠道,兴趣广泛,思维活跃,社会参与意识强烈,对于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但由于对国史、国情、民情了解不多,社会阅历不深,思想和政治辨别力尚不成熟。同时,随着中国国力逐步增强,中外交流日渐频繁,一些西方大国也在利用他们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霸权对我国进行强有力的价值观渗透。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学生面对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现实问题,容易受到“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军队非党化、生活西方化”等观念的影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道路产生怀疑,进而产生思想混乱。“教师是学生的引路人,教师的一言一行都深刻地影响着学生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人格品质和学术旨趣的形成,深刻地影响着学生历史感的形成”。因此联系他们的思想实际,进行价值观的培养是至为关键的,价值观的塑造与培养在《纲要》课教学中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时隐时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及其伟大成就。最为典型的就是在如何正确分析““””以及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这一重大问题上,一些人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的“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认为我国不该过早地搞社会主义,而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地发展;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表现在史学研究中,而且发展到某些文学、艺术和影视作品中,影响面大,危害至深。针对这一倾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所明确提出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作为高校思想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努力在《纲要》课教学中发挥好价值观引领作用。
第二,大力弘扬民族精神。1840年以后的近代中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优良传统在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抗争中得到了发扬和升华,尤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得到充分体现。在近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上,民族精神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坚忍不拔的长征精神、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威武不屈的红岩精神、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等。在教学中要不断通过这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讲述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大学生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
二、以学生为本意识
以学生为本区别于以往的“以师为本”,强调各项教育活动都要以学生为主体的新教育观。当代大学生与过去的大学生已有很大差异,面对当代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若再以传统的“以师为本”,强调“师道尊严”,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学生采取训导式的教学方式,灌输一些似乎高高在上的道德、理想、主义,只会让学生愈发认为书本理论与现实相距甚远,不仅作用有限,甚至还会产生逆反心理,使《纲要》课教学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因此,在《纲要》课教学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构建新课堂,让学生参与教学,教师做到有效引导,帮助学生探索适合他们的学习方法;教师不能一味地灌输,不是让学生简单地对历史事实与历史结论记忆与复述,而是让学生本人进行思考,教是为了不教。在教学中应始终了解学生、关注学生、启发学生,让学生去读、去说、去想,对此我们可以采取学生参与的方法。
学生参与法,也就是通过不同形式的教学设计,让学生自己去触摸历史,发现历史。例如,可以将一些中国近代上的著名历史人物的讲解任务交给学生,学生在课余时间搜集资料、进行备课并制作多媒体课件,然后让学生在课堂上讲授,教师进行提问与点评。这样既使学生了解了历史人物,又锻炼了实践能力。这种教学方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学生被动和机械的学习模式,为学生提供了思考、探究历史人物的空间,在学习过程中逐渐积累对历史人物进行观察、思考和探究的经验,同时也提升了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针对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与争议人物,教师可以在充分掌握相关史料的基础上精心设计问题,寻找有思考价值的、有学习趣味的问题进行切入,鼓励学生通过对历史材料的理解提出自己的观点。这样不仅能促进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提高学生参与《纲要》课课堂教学的积极性,也是进行启发式教学的主要方法。
三、辩证唯物史观意识
《纲要》课是通过梳理历史线索、分析重大历史事件、探讨历史得失来对学生进行唯物主义历史观、价值观的引领与培育。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对于基本史实的讲授要以理服人、辩证全面,积极帮助学生掌握辩证唯物地观察、分析重大历史事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培养学生通过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抓住历史规律的能力。
对于近代历史上的一些知名人物的分析,就十分需要教师遵循唯物史观的辩证思维。例如,对于袁世凯的历史评价问题,我们一方面要指出袁世凯在清末比较支持变法革新,尤其是在清末新政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比如推行警政、废除科举、呼吁立宪;同时,我们也要正确认识到民国初年袁世凯掌权后全面保守、追求独裁、背叛共和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纲要》课教学过程中,对于历史人物,绝不宜脸谱化、简单化处理,这样不仅不符合学术规范与历史实际,而且针对学生的实际心理年龄、知识背景和社会实际来说,其教育效果都是不理想的。课堂教学实践证明,展示主流正面人物的不足之处以及争议人物的可贵可取之处,全面的、辩证的对历史人物进行分析评价更会得到学生的认可。
虽然大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过中国近现代历史,但是中学阶段的史实叙述比较僵硬,与史学研究相差甚远。但是鉴于《纲要》课的课程定位,我们仍然需要对于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辩证分析。通过理性思考,促进学生唯物史观的形成。例如,对于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的叙述源头――太平天国运动,不仅中学阶段讲授生硬僵化,《纲要》课统编教材对其存在的严重缺点也一笔带过。笔者认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伟大不会因为它的局限与缺点而丧失,也不会因为文过饰非而增加。我们大可不必过于小心,适当指出太平天国本身存在的局限性、落后性、破坏性,并不会在学生思想知识体系里面上升到否定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必要性,否定近代中国通过革命谋求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正义性和进步性的高度,反而更有利于学生加深对于近代中国探索富强民主道路的艰巨性、曲折性的理解与认同。
总之,《纲要》课教师要真正干好本职工作,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不断总结教学经验,借鉴先进方法,在教学实践中提升水平、探索规律。《纲要》课教师只有真正适应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角色定位,努力把握以上三种意识,才能切实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思想素质,更好地帮助大学生培养正确的历史观与价值观,促进《纲要》课教学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贺亚兰.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角色定位[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8,(7):53.
[2]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1-06.
[3]吴发科.试论“生本教育”[J].思想教育研究,200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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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晚清重臣,湘军创立者和统帅。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道光十八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平时有感于政治废弛,主张以理学经世。 咸丰二年,太平军由广西进军湖南,清廷震恐。 适曾国藩因母丧在籍,奉旨前往长沙,帮同湖南巡抚办理 团练。遂招募农民为营勇,任用儒生为将佐,朝夕训练湘军。1854年初,湘军练成水陆师1.7万余人,会集湘潭,誓师出战。湘军初战,连败于岳 州、靖港,曾国藩为此愤不欲生,投水自 杀,被其左右救起。后重整军实,复占岳州,攻陷湖北省 城武昌,奉诏署湖北巡抚。此后用兵更为谨慎。旋因朝廷 恐其于地方势大,又被解署任,以后长期只以侍郎虚衔领 兵。
1855年初,进攻江西九江、湖口,被太平军重创,退 守南昌。1858年6月,曾国藩奉诏出办浙江军务。1860年清军江南大营彻底败溃后,加兵部尚书衔,授两江总督, 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从此,不但拥有兵权,而且掌握地方大权。次年9月,督其弟曾国荃攻陷安庆。11月, 加太子少保衔,奉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旋向朝廷举荐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李鸿章出任江苏 巡抚。1862年,以安庆为大本营,命曾国荃部沿江东下, 直逼天京;命左宗棠部自江西进攻浙江;命李鸿章部自上海进攻苏南,对太平天国实行战略包围。10月,湘军与李 秀成等部数十万太平军在天京城外激战,持续围困天京。 至1864年7月,终于攻破天京城池,完成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朝廷褒功,封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傅,赏双眼花翎。
1865年5月,曾国藩奉命督办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他驻营徐州,先后采取重 点设防、凭河筑墙、查办民圩的方略,欲在黄河、淮河之 间,运河以西,沙河、贾鲁河以东的区域歼灭捻军,因师 久无功,次年冬清廷改派李鸿章接替,命其回两江总督本 任。1867年,调任直隶总督。1870年6月,天津发生教 案,奉命前往查办,屈从法国势力,处决、遣戍官民数十 人,受到社会舆论谴责。9月,还任两江总督。
曾国藩重视采用外国军火,主张“师夷智以造炮制船”。1861年,设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后又试制小火轮船。1863年,造成“黄鹄”号轮船, 并派容闳赴美国购买机器。1865年至1866年,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后为之积极筹措经费,派遣学童赴美留学,成为清末兴办洋务事业的首创者。
曾国藩毕生服膺程朱理学,又主张兼取各家之长, 认为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者不可缺一, 但始终将理学放在首要地位。于古文、诗词也很有造诣,被奉为桐城派后期领袖。1872年3月在南京病卒。赠太傅,谥文正。后人辑其所诗、文、奏章、批牍等为《曾文正公全集》
无论是曾国藩所生活的清朝末年,还是现在21世纪高速发展、日新月异的新世界,曾国藩这个名字被提起时总会迎来一阵或嗟叹或敬仰。曾国藩,这个功高可以盖主,过繁问鼎一时的人物是怎样得到如此高的声誉呢?
从很多现代人的角度看来,曾国藩不过是清朝末年众多军阀中的一个而已,或许他的道德文章可以冠冕一代,但在普通人的眼里,那不过是他为官从政、上下其手的手段。然而,在当时,曾国藩的为人做官之道可谓尽人皆知,无人不佩服之至。“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胡雪岩其人白手起家,到晚年终
老之时富可敌国,甚至靠自己的财力资助左宗棠将新疆收回清政府版图,将曾国藩与其相提并论,可见世人对曾国藩为官之道的尊崇。《曾国藩家书》130余封,是历史上家书流传下来最多的,曾国藩在家书中推心置腹的言谈,对子侄兄弟们的教导,堪称典范,曾家传承一百余年未出纨绔子弟,未曾家道中落,能人辈出,不得不说曾国藩家教之成功,堪为后世之楷模。曾国藩作为清末著名的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其深厚,文章写作自成一家,阳刚与阴柔并济,行文流畅,思想深刻,振聋发聩。作为清末重要的军事力量,曾国藩创建的湘军是清政府最后一道保命屏障,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维护了清王朝的统治,实现了社会安定的夙愿,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但就尽忠报国而言,曾国藩的做法无可非议。当然,曾国藩并非完人,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善用酷刑,杀人如麻,也被骂为“曾剃头”。尽管他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劳苦功高使他声名远扬,但是在剿灭捻军的过程中在战略上出现了问题,最终被朝廷免职。他的一生是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毁誉参半,且各趋极致,毁至卖国贼,誉则冠冕一代。
世人眼中,曾国藩功过相抵,但我们看一个人,不能将功与过扯平来计算,而是既看到他的长处,又看到他的缺点,由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方能成就大业。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有“忠孝不能两全”之说,然而曾国藩是第一个完美的将家国天下都治理的很好的人,誉其为楷模一点也不过分。
修身养性,曾国藩是清朝末年杰出的理学大师,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在当时称得上专家。在家书中,他常教育子侄兄弟们写文章贵在气势,而他自己也的确是遵循这一规则,以气言理,发人深省,注意详略的变化,剪裁得当。他的文章总是另辟蹊径,“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在做人方面,他深知宽宏大量对人际交往的重要性,在处世交友过程中可以与人推心置腹,不因琐事而烦心。为人处世,宁可吃亏也不赚便宜,不会轻取人财。身居高位,官场往来十分繁杂,送礼贿赂更是家常便饭,能在此污浊之世独善其身,出淤泥而不染,不能说他品行高洁,但足以证明其心性之坚定。尽管位极人臣,但他从不自满,也不会心高气傲,处处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家庭琐事、官场应酬、功名利禄对他而言都属于烦心之事,一笑置之,从不计较。
因此,虽然高处不胜寒,但他仍有很多朋友,这不得不说是他的交友之道在起作用。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这样的心性为他的处世帮助极大,他表里如一,没有不可言之事,因此容易为人信服;他心中没有邪念,一身正气,端庄严肃,威仪天下;心平气和,心情安静放松,不会为琐事劳心;规律的生活作息使他处事效率极高,做起事来也总是得心应手。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后世广为传颂,却很少有人可以做到,曾国藩每日写日记,都会对自己一天的言行进行反省,不断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力求把自己打造成为当时的圣贤。
人格修养说来只是一个辅助自身的东西,没有实用价值,但在于曾国藩,则是一生事业成功的关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曾国藩在家书中对多方面的问题说出了自己的见解,但讨论最多的还是家事。“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深受理学熏陶的曾国藩把孝道作为修身的准则,同时把它作为家族兴旺团结的动力。在他眼中,仕宦家庭在荣华富贵中容易没落,只有谨朴耕读、孝顺友爱之家才能长期兴旺。他经常教育子侄兄弟们敬爱长辈,与同辈和睦相处,在晚辈面前做出榜样。
在他的家教中,子侄辈除了要读好书之外,还被要求亲自参与到躬耕之中,兄弟姐妹之间必须患难与共,和睦团结,“兄以弟得坏名为忧,弟以兄得好名为快。兄不能使弟尽道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使兄尽道得令名是弟之罪。”曾国藩自身也践行着这个宗旨,与同辈兄弟姐妹们书信往来,尊卑严缓均十分得当,使得同辈中人无不对他的话俯首帖耳,后辈更是谨遵教诲。曾国藩已逝世多年,但曾家的后代却人才辈出,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治家有方的结果。当今世界,时代不同了,但家庭和睦,尊老爱幼的风气不应该失去,只有和谐稳定的家庭环境,才能为个人事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
做官方面,曾国藩可谓无师自通,自幼便有审判鸡蛋案的美谈,长大之后在官场更是无往不胜,做官最好,升官最快,保官最稳,每一个词用到它身上都不为过。身处晚清,他对当时社会的腐朽洞若观火,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良措施。受传统礼教的束缚,他是坚定的改良派,他清楚清政府的弊端,但他不想推翻它,也不想取而代之,一心扶持清政府。他认为国家建设,首在得人,因此他坚持选贤任能是国家复兴之道,并不顾他人猜忌,举荐了一系列文臣武将,这些人后来都在清政府中担任了重要职务。他认为国家财政,重在清正廉洁,打击腐败,克己奉公。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完全的农业国,他不断强调农业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大力支持农业发展。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的他,对西方列强恨之入骨,但他却不盲目排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修建军工企业,创建西式学堂,有力的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加速了中国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型的速度。他是传统文化的坚定支持者,却不排斥接触新生事物。他支持清政府,却也支持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为偿还赔款,不惜压榨百姓,最终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根本无力镇压揭竿而起的起义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呼吁各地团练,发展地方武装,其中湘军就是在这期间发展壮大起来的。曾国藩虽无带兵打仗之才,但训兵手段极其高明。书生治国,他的军事思想内涵丰富,确有过人才之处。他认为,兵多无用,应训练精兵,搭配先进的现代武器。他主张军政分开,购买一系列西方军械,促进了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化发展。他有极其高明的战略战术,用兵灵活,用兵法而不拘泥于兵法,成功的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
然而,曾国藩并没有拥兵自重,他深谙“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他功高盖主,深遭朝廷猜忌,在这个时候,他主动解散湘军,落得自在逍遥。不但没有招致杀身之祸,反而加强了清政府对他的信任,使其在仕途中越行越远。他镇压太平天国的行为一直广受现代人的诟病,因为他对农民起义者的残忍超出了人们所能承受的范围,更重要的是,他的镇压行为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又走了那么多年。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太平天国的发起者并非是典型的农民起义,洪秀全所宣扬的神权色彩使得他的政治纲领更不符合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这样看来,曾国藩的确挽救了广大中华民族的未来,稳定的社会经济和快速发展的洋务运动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
人们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有的人甚至说,从某种意义上,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曾国藩确实继承了中国以儒学的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曾国藩完全按照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恪守“三纲五常”之道,认为“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他本身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执两用中”,“持盈保泰”,“刚柔相济”,“勤、俭、谨、信”的自我修养,其家训的“八本”、“八字”、“四条”、“四败”等等,均反映了曾国藩地道是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成。
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曾国藩有近20年与太平军长期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对他的评价不能不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相关联。太平天国运动,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只是一场受压迫的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剥削的起义战争。可坏在洪秀全是利用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与广大无知农民对平等分配的渴望,企图建立自己的帝国。他若成功了,中国岂不硬生生地被拉回那个荒蛮的时代?代表着中国封建主义的曾国藩可不愿意,起码中国的封建主义比你洪秀全的神学教条先进。所以,曾国藩也就顺应时势地镇压太平军获胜,缩短了瞎折腾的时间,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反而较为有利。
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现在,普遍认为,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领,随着人们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从而对其首领曾国藩也必须重新认识。洋务运动被论证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因此曾国藩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创者。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虽然一开始就有怀着各种目的的洋人的参与,但其主流是中国人自己的活动,它的爱国性和进步性已经日益为更多的人所认同。曾国藩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思想付诸实践,率先造船制炮,兴办近代军工及科学技术,是应当肯定的;对其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以制民”,是应该否定的。曾国藩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其自强御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再者,曾国藩曾说过“师夷智以制船制炮”。这“智”字可了不得,它是曾国藩比前人哪怕是同代人都高明的证明。,“智”的内涵比“技”的内涵大多了。“技”所包含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的武器之类。而曾国藩的“智”则既包涵了“坚船利炮”的技能,也包涵了“制器之器”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文化或其他先进的文化,乃至包括魏源要禁传的学术的某些部分。可见曾国藩眼光之远,勇气之大,思想之开放。 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外交
人们都说,近代中国的外交是跪在地上的外交。这从现象上说,的确也是。毕竟,一张张不平等条约,打的一场场败仗,更新换代的中华帝国董事长一个个被外人牵着鼻子走。相当显然。曾国藩也不例外,人们评论曾国藩都是“软弱”、“妥协”、“投降”、“卖国”、“媚外”等等的责骂之词。在谈判桌上,说什么话怎么说,都是要条件要资本的,晚清的军队打过多少胜仗?中国何来资本?曾国藩的羁縻外交思想,实际上是对强敌权且笼络,争取一个和平环境,速图自强,最终达到御侮的目的。曾国藩能正确地审时度势,知道中外实力悬殊甚大,和列强硬碰,靠武力与之周旋,是不明智、不现实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国家,要生存,要反弱为强,舍此羁縻外交,别无良策。曾国藩的外交方针有四个字:‘诚’,推诚相见,‘信’,信守和约,‘争’,据理力争,‘和’,外敦和睦”。所以说,我曾国藩容易吗?
曾国藩为何不取清帝而代之
这一问题曾牵挂许多的人,在当时就有胡林翼、左宗棠、李元度、王闿运等多人,为曾国藩不听劝取清帝而代之感到惋惜,其后世也不断有人为此叹惜,说曾国藩“徇书生之小节而忘国民大耻”。 曾国藩有条件取代而不取代,甘愿当一个叶赫那拉氏的家奴。这是他的人生观、思想见识、性格等因素造成的。镇压了太平军之后,曾氏嫡系的吉字营已成强弩之末,且整个湘军也变得四分五裂,湘淮将帅不可能联合反清,湘军官兵多有积蓄,人心思归,为曾氏夺皇位者不多,而举兵讨贼者却不乏其人。权衡力量,恐无胜算可言,所以曾氏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继续做忠臣,不失为高明之举。
对曾国藩的整体评价
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历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艰难,但历史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的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使中国有了一个喘息之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的建设。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的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60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毛主席都只“独服”曾国藩的原因吧。
李鸿章说:“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毛泽东说:“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也将曾国藩作为自己一生学习的典范,他的起居作息等等很多方面都是完全按照曾国藩的行为规范。从这两位政党领袖的角度看来,无论是封建主义者、资本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曾国藩的影响力都极其深远。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尽管曾国藩的人生旅程中也曾犯过错误,甚至被称为“曾剃头”“曾屠户”“卖国贼”,但是就其功绩与过失而言,可谓功过相抵。然而,就其个人的人性修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境界来看,他留给我们的是一座精神雕像,是万世皆可效法的精神楷模。,“曾国藩事功之大,誉称晚清‘中兴名臣’,创办洋务,不愧为洋务派领袖,著作丰富,可当之为学者,研究古文辞,无忝于文人,治军有方,调配得宜,堪与古代兵家相媲美,拥兵而不自重,善权变而又谦退,足见道德修养功夫之深厚;吏治清廉,教养兼施,鞠躬尽瘁,以身作则,不啻为青天,治家有道,关怀子弟,亦为后人楷模”。
有的论者说:“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历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艰难,但历史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的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使中国有了一个喘息之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的建设。因此,曾国藩虽有一定的历史罪过,但其历史地位应划在近代进步的爱国人物之中,而且,其重要性,在中国近代历史前60年里几乎无人可与之相比。
一、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二、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
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毛泽东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三、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四、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朝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五、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六、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曾国藩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七、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
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拨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厉,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
八、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左宗棠: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李鸿章: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毛泽东:①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日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②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胡哲敷: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则清朝的曾国藩。杨昌济: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
梁启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吾以为曾文正公今而犹壮年,中国必由其手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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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是一种键盘乐器,用键拉动琴槌以敲打琴弦。从十八世纪末以来,在欧洲及美国,钢琴一直是最主要的家庭键盘乐器。钢琴发源于欧洲,十八世纪初,意大利人克里斯多佛利(Bartolommeo Cristofori)发明的一种类似现代钢琴的键盘式乐器。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中国钢琴音乐作品中的民族特性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钢琴传入中国以后,艺术家们对钢琴创作的技法和调式调性、曲式和声等方面都进行了民族化的探索使中国钢琴音乐文化不仅在表达中国人民的思想和民族意蕴,积累宝贵的经验,同时在世界的舞台上还占有一席之地。该文主要就钢琴音乐作品中音调、音色及演奏中的民族特性展开讨论。
关键词:钢琴 民族特性 钢琴音乐作品
中图分类号:J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3)04(b)-0240-01
钢琴作为西方乐器,在传入中国以后,我国的艺术家们就开始了钢琴音乐作品的民族化创作。经过艺术家们的不懈努力,百余年里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中国钢琴音乐作品,这些钢琴音乐作品不但创作手法新颖独特,而且还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同时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化风格。经过这一百多的发展,中国钢琴音乐从1915年赵元任发表出版的中国第一首钢琴曲,到萧友梅和沈仰田多国外钢琴曲的模仿再到王建中的《百鸟朝凤》和黎英海的《夕阳箫鼓》的出现,则标志着我国钢琴音乐的发展进入到了一的成熟期。本文将从音调和音色的民族化特性、演奏的民族化特性和钢琴音乐中的联想等几个方面,来描述带有民族特性的中国钢琴音乐作品,进而说出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独特之处。
旋律、音调是中国音乐作品中最主要的表现手段。在中国所创作出来的钢琴音乐作品则是把传统的音乐当作蓝本,根据西方钢琴音乐作曲手法对中国传统的音乐进行改造而创作的。这些只要是与中国传统有渊源的作品,就会具有浓重的民族特色韵味,并且这独特的韵味风格就会显得十分突出、
民族化音色,音色是影响到整首曲子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中国传统音乐音色是一种线条美,常常是较自由的使用颤音和滑奏的演奏手法来修饰表现出来的,因此表现出钢琴音乐作品的民族性的重要方式就是模拟民族器乐的音色和演奏手法。然而,我国的民族乐器在音色和音响上比较独特,就这种独特的音色和音响效果,使演奏的音乐富于浓郁的中国韵味,更充分的体现了我国广大人民的审美情趣。
对于钢琴音乐作品音色的民族化模拟,演奏者把钢琴作品演绎的惟妙惟肖,这样不仅可以引起听众听觉上的丰富联想与想象,还使得钢琴音乐作品的民族化被广大群众接受。在中国模仿民族乐器奏法的钢琴音乐作品有很多,在这些作品中常常使用不同的奏法、不同的触键、及踏板的应用和在音色、音调上的对比来进行模仿。演奏者在模仿演奏此类的音乐作品时,只有把传统的演奏手法和西方的演奏技巧相结合,才能更好的发挥出艺术的感染力。例如,在唢呐改编曲《百鸟朝凤》中,作曲家在奏法和技巧方面大量的应用装饰音和和不协和的音程,来模拟表现出曲中唢呐的滑音韵味,这样就惟妙惟肖的模拟出唢呐的演奏风格与韵味。在二胡经典曲目《二泉映月》中,作曲家大量运用二度与三度单倚音来进行模拟二胡的滑音演奏技巧,使得曲子显得活灵活现。在《翻身的日子》中作曲家加入小三度和小二度装饰音,进行模仿管子的风格特征,还在乐曲中进行双手交叉演奏,左手低声部旋律演奏等等这些作曲演奏技法,使得曲子增加了诙谐的气氛。在这些音色、音调民族化的模仿中,同时也创造和发展了符合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特殊演奏技巧,也产生了在西方钢琴音乐作品中所没有的民族化艺术特色,更丰富了中国钢琴音乐中的民族特性。
独特的音色演奏和多种样的装饰音的应用是表现中国传统音韵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于中国钢琴音乐作品文化血缘是和中国传统的音乐作品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哪部中国钢琴音乐作品,在演奏艺术的意境上和演绎的音乐内涵上,都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息息相关。对与作曲家们无论是将中国传统的曲调与西方的作曲技法和在音调的色彩调性、和声织体的运用,还是对于新音色和民族神韵的追求,这些都是作曲家们为了体现民族化的特性特征。因此,这些所谓的民族化钢琴音乐作品在艺术表现上也应该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习惯与审美标准。
与中国传统乐器相比,钢琴的音色及润腔是比较单一的。要想完美的演奏出民族化的钢琴音乐作品中的民族神韵,演奏除了熟练掌握传统的演奏技巧技法外,还要会熟练的应用一些特殊的演奏技法。同时还要演奏者还要具有很高的传统民族音乐素养,更是熟悉民族音乐的特点,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将民族音乐的风格和独特神韵,以自己合适的方式细致准确的表达出来,达到“人琴合一”的状态。
钢琴与中国传统音乐不同,它是一种固定音高的键盘乐器,它不像中国传统乐器那样可以作出特别细微的音高变化。钢琴在发音后,它的发音的音量是逐渐减弱的,而民族乐器可以收到一些外在因素而逐渐加强。还有就是钢琴音色受到钢琴本身决定的,这样就没有中国传统器乐那么富有表现力了。就钢琴的音色而言,它的音色是单一的,但是可以通过一些演奏方法和演奏技巧,对一些音区和音量的对比,完全是可以产生不同音色上的联想。像在弹奏《夕阳箫鼓》时,演奏者的脑海中就应该有哪些传统乐器的音色、音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有形联想。这有形联想就是演奏者在演奏时脑海中对作品的分析及对民族乐器的模拟,形成一种超前意识。从而是作品更具有民族化特性,使作品更富有表现力。
既然有这种有形的联想,那么在钢琴演奏中,就有无形联想。对中国人来说,创造和对艺术的再现追求是意境至上的。中国有句老话,“内得于心,外应于器”这是中国在器乐演奏中的美学标准之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形联想。这种无形联想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是超乎与具体的作品之外的。因此,要想真正的表现出民族音乐神韵,就有具有很高的民族音乐素养,扎实的民族文化功底,还要对音乐有较深的理解能力。同样还要求演奏者一定要在西洋钢琴奏法的基础,并结合本民族乐器的演奏方法,使自己领会作品中所蕴涵的浓郁的民族气质。在演奏中还要充分的发挥想像力,这样才能使作品起到传神的效果,以达到形神具备的境界。
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经过这一百多年的发展,无论是在创作,还是在演奏上都有了明显的民族化特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化特性的音乐特点。它以独特的创作手法,并且带有浓郁的民族音乐特色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音乐和独特的、带有浓重民族特性的钢琴音乐作品的无穷魅力。在世界多元化的今天,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创作应该在传统的音乐的弘扬的基础上,学习借鉴西方钢琴音乐文化的精华和成果,大力彰显我国钢琴艺术所具有的民族特征,以具有建设中国特色的钢琴音乐文化,使中国钢琴音乐民族化特性呈现出更加繁荣昌盛的新局面。
[1] 席悦.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民族特色[J].青春岁月,2012(4):11.
[2] 杨文.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民族化特征[J].音乐探索,2005(1):70―74.
[3] 毛凯.论中国钢琴音乐的民族特性[J].作家空间,2010(9):25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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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之所以成为乐器大家族中的“王者”,是人类的精神文明及科技文明的发展所赋于它的,钢琴作为乐器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需求,钢琴的发展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类社会精神生活不断发展的状态。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如何把握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民族风格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钢琴音乐发展已有百年历史之久,具有独特的民族化风格,是中国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载体。本文通过回顾我国钢琴音乐作品发展历程,并对民族文化特点和中国钢琴音乐作品民族风格的分析,了解到其风格形成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探究该如何把握中国钢琴作品的民族风格特点,使我们在以后的学习和演奏中继续保持和发扬我国民族音乐文化,创造出优秀的中国钢琴作品。
【关键词】中国钢琴作品;民族文化特色;民族风格 必然性;重要性
中国钢琴音乐是在东西方音乐文化不断的交流、融合的历史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根据自己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实践,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道路。在全球多元化的今天,我国钢琴曲的创作应在借鉴、融合西方钢琴艺术的精华的同时,仍要继续保持和弘扬优良传统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使中华民族的钢琴艺术呈现出具有别具一格的独特民族风格。而如何把握作品中民族风格的问题仍然是当代作曲家演奏家探索的重要问题。笔者通过由以下几个方面,对如何把握中国钢琴作品中的民族风格特点进行粗浅的探讨,从而将弘扬民族文化、宣传民族文化传统、传播中国优秀钢琴作品的精神发扬下去,向世界展示中国钢琴音乐的独特风采和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无限魅力。
钢琴音乐作为起源于欧洲艺术的品种,在中国的发展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回顾中国钢琴作品的创作,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其创作技法上,还是在演奏表现上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具有鲜明的民族化特征。中国钢琴音乐作品民族化风格的形成与我国历史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因素有着一定的联系,可以说,我国民族文化特色影响着我国钢琴音乐风格的形成。
(一)中国钢琴作品创作历史回顾
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历史是从20世纪初期开始,以独特的民族风格为特征,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表现形式。从20世纪初期赵元任,萧友梅的钢琴音乐作品为起源, 中国钢琴音乐创作至今已有百年历史。1934年,贺绿汀创作的《牧童短笛》是我国第一首相对成熟的中国钢琴作品;40年代丁善德创作了钢琴组曲《春之旅》、《中国民歌主题变奏曲》;50年代桑桐创作了《内蒙古民歌钢琴小曲七首》、《春风竹笛》等;70年代““””时期,储望华根据《智取威虎山》音乐改编了《甘洒热血写春秋》,王建中根据同名民歌改编了《浏阳河》、《百鸟朝凤》(唢呐曲),《梅花三弄》(古琴曲);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大批钢琴创作人才,如赵晓生创作的《太极》、崔世光创作的《山泉》、杜小苏创作的《山居秋瞑》、罗忠熔的《五首五声音阶前奏曲与赋格》、石夫的《即兴曲》、汪立三的《二人转的回忆》等等,这些作品题材广泛、手法多样、艺术成熟,充分表现了中国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与情感、体现了中华民族色彩浓郁的音乐风格、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元的审美价值,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无论是从传统创作技法还是在演奏的艺术处理上,中国钢琴音乐作品都有别于西方钢琴作品。
(二)中国钢琴音乐民族特色产生的必然性――民族文化特色
中国钢琴音乐作品民族风格的形成,与我国的历史背景、社会、民族文化、传统音乐等因素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条件。中国钢琴作品表现内容广泛,每一首中国钢琴作品中都蕴含着浓厚的中国民族文化特色。有表现对祖国壮丽河山赞美之情的作品,有表现中国革命胜利后,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的喜悦心情的作品,也有表现中国人民喜迎欢庆节日、锣鼓欢腾场面的作品等等,中国钢琴音乐带有的独特的民族性的律线条、中国式音乐创作风格、及表现传统音乐文化为意境的表现方式,都与我国民族特色、文化底蕴、风俗习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钢琴作品结合西方钢琴音乐严谨的曲式结构、丰富的和声色彩、多变的织体语言, 在音乐表现的内容和创作手法上更突出旋律的流畅,使民族色彩更鲜明,具有浓烈的中国特色。在演奏中国钢琴音乐作品时,要加强注重音乐意境和内涵的表现,要突出歌唱性的旋律线条,保持优美的中国特色的旋律走向,使听众倍感熟悉、亲切。
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在接受中华民族风土人情与艺术熏陶时,对民族音乐应该有着天然的亲受力。又由于中国钢琴作品多数所具有的民族性特点,因此,我们更容易、更应该演奏中国钢琴作品,并把其代表中国特色的民族风格表现的淋漓尽致。通过演奏中国钢琴作品,可以扩大中国钢琴作品的社会影响力,扩大演奏者的眼界与知识面,提高了欣赏者的欣赏水平,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更表现了中国音乐神韵的这种不同风格与韵味的音乐形式。
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历经百年风雨,只有真正融入中国自己的民族文化之中,才能形成独有的中国钢琴文化风格及特点。弘扬中国钢琴民族特色对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民族风格特点
1.吸取民间歌曲为素材
我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歌。因此,作曲家便在钢琴作品的创作中大量吸取民歌作为素材。如殷承宗等人创作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就吸取了民间船工号子的音调素材,表现了船工们在狂风骇浪中奋力搏斗的场面。刘福安的《采茶扑蝶》根据福建民间舞蹈《采茶灯》的曲调改编;江定仙的《钢琴变奏曲》根据江西民歌《十送红军》的主题改编而成;刘庄的《变奏曲》,采用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为主题进行变奏等等。这些在民歌基础上改编的乐曲从不同的角度来欣赏,给人以崭新的艺术风貌。
2.吸取民族器乐曲为素材
一些作曲家将我国优秀的民族器乐曲改编成钢琴曲,如二胡曲《二泉映月》、唢呐曲《百鸟朝凤》、琵琶曲《夕阳箫鼓》等,作曲家对二胡、板胡、唢呐等民族乐器进行模仿,使这些曲子展现出别样的风采。《二泉映月》是一首二胡独奏曲,由阿炳创作,曲子旋律柔中带刚、跌宕起伏、平静深沉不失激动昂扬,深刻地表现了一位饱尝人间辛酸和痛苦的盲艺人饱尝辛酸的感受和不屈的性格,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是我国近现代二胡音乐中的代表作。改编为钢琴曲之后,通过丰富多变的声部使主旋律更加饱满,更深刻地表现出了《二泉映月》的思想内涵。
3、中国民族调式体现民族风格特点
中国五声调式与西洋的大小调式相比较,不仅音级的数目不同,而且在音响效果上也有很大的差异。以《牧童短笛》为例,在这首乐曲中,贺绿汀结合西方对比复调技法,创作出了富有中国民族五声调式的钢琴作品。这首乐曲的主体为自由对比的二声部复调,既体现了欧洲复调作曲技法的规格与精神,又融入了中国式的旋律思维,成功地将西方对位法与我国民族音乐相结合,显示了中国式的创作理念。
4、体现我国丰富多彩的地域特色
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各民族、地区都有着独特的音乐风格,很多中国钢琴作品中都具有代表地域风格的特点。如丁善德1950年创作的《第一新疆舞曲》,作品展示了具有浓郁色彩的新疆生活的画面。作曲家将维族舞蹈《马车夫之歌》音乐特有的新疆风味在钢琴上再现出来。钢琴作品《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王建中先生根据同名陕北民歌改编创作而成的,在演奏这首作品时,要把握陕北民歌质朴而深情的特点,将陕北民歌的特点突出出来。强调音色鲜明饱满,突出力度变化,描绘出一片片山丹丹花在阳光映照下,劳动人民开荒种地、如火如荼的劳动场景。
5、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五千年民族文化源远流长。中国人民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中国钢琴作品中也得以体现。比如钢琴协奏曲《黄河》,是根据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创作而成,作品表现了抗日战斗中中国人民斗志昂扬、奔赴战场的情景,展现了一幅幅英勇抗战的壮丽画图。曲子以黄河象征中华民族,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抗侵略,与日本侵略者英勇抗争直至最后胜利的坚定决心,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兰花花》原是一首陕北民歌,1953年由汪立将其改编为钢琴曲。作品以民歌为主题,不仅描写出了兰花花的美丽,也将兰花花不畏权势、敢于反抗,为了追求幸福坚决反抗封建礼教的精神。乐曲采用变奏手法展开,通过多种作曲技法,将旧社会人民敢于与封建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继承和发展中国钢琴音乐,保持巩固中国钢琴音乐风格的重要性
中华五千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文化,它们都以不同的形式展现中华文明的美丽风采。而钢琴,这样一种西洋乐器,它从我国民族音乐中提炼出精华并通过钢琴音响加以发挥,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钢琴曲。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的传统音乐通过钢琴得以发扬并得到了新的发展。
经过钢琴艺术家不断地探求,我国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钢琴音乐体系。我国钢琴的曲式结构、音乐表现意境、文化内涵等诸多方面构成了独特的中国钢琴音乐风格。这不仅不同于西方钢琴文化环境,更说明这是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和结合而产生出独特的民族性,钢琴在中国的发展可以应了那句话“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中国钢琴文化发展至今,汲取了各地音乐民俗文化、历史人文背景等为精华,同时结合西方音乐文化,来丰富和扩充我国钢琴音乐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格。继承和发展中国钢琴音乐,保持巩固中国钢琴音乐风格的,有利于我们对中国音乐文化的研究,有益于我们正视中华民族蕴藏的音乐价值。在钢琴演奏的学习中,应该将各种难易程度不同的中国钢琴作品编入了钢琴教学大纲中,教师和学生都在有意识地习练这些乐曲的弹奏。尤其以入门、初级的教材做标准,它解决的不仅是中国钢琴曲弹奏技术的问题,更意味着如何培养下一代在钢琴音乐道路上对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视程度。我们应该培养中国钢琴人才、建立完整的中国钢琴教育体系,继承和发展中国钢琴音乐,保持巩固中国钢琴音乐风格。今后, “在教学和演奏方面,除了要增加中国钢琴作品的份量,还要加深对作品精神内涵的理解;在创作方面,力求把握好技术与艺术的关系,在完善技术水平的同时融入民族艺术的血液,正确取舍精华与糟柏,追求突破与创新。中国钢琴音乐有着巨大的潜力和无比美好的前景,发展她、发扬她,还有待我们不断地追求和努力。”①
中国钢琴音乐作品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精髓, 演奏者需要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音乐素养,才能在演奏中准确地把握中国钢琴作品的音乐风格,营造出中国钢琴作品特有的音乐意境,深入地诠释中国钢琴作品的音乐内涵,充分地体现中国文化的神韵。
(一)要有民族传统音乐理论知识作为演奏中国钢琴作品的理论基础
我国的钢琴作品由民族调式、民族音阶、民族和声、民族曲式等各种音乐元素来表现作品的民族化风格,因此,要演奏中国钢琴作品必须要有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知识作基础。
就调式来说,五声调式是我国民族音乐旋律构成的核心。在我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音乐有着色彩斑斓、千变万化的音乐风格。这些传统的音乐文化在中国钢琴音乐作品中被充分得到运用、发展。无论是根据民族音乐改编的乐曲还是作曲家创作的曲目,都运用到五声调式作为民族化的一种写作方法。被公认为中国钢琴创作的一个里程碑的钢琴曲《牧童短笛》由我国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创作,他将中国五声调式和西方作曲理论相结合,成功地描绘出一幅典型的中国南方水乡画卷。《绣金匾》、《二泉映月》、《梅花三弄》、《夕阳箫鼓》、《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浏阳河》等等,这些以民族音乐改编的钢琴曲也都以五声调式为旋律、和声为基础,突出了乐曲的民族风格。纵观中国钢琴音乐作品创作,作曲家们正是以民族音乐理论,作为钢琴创作民族化的重要方法,因此,加强中国音乐理论学习才能为更好地演奏中国钢琴作品的民族风格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学习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准确表现中国钢琴作品的意境
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它承载了很多的文化意蕴。各民族人民由于生活习惯、生存环境、发展历史的不同,其各地的音乐的内容、形式、意蕴也不相同。许多演奏者在演奏时往往把握不好中国作品中的民族风格,其主要是不能理解其文化意境和内涵。因此,只有增强对民族音乐文化的理解能力和民族音乐的审美能力,才能准确、深刻地演绎中国钢琴作品的意境、神韵。
在弹奏一首中国钢琴作品时,除了要在技术、音乐语言上的理解,更重要的是理解和把握乐曲所含的意境、神韵。由古琴曲改编的《梅花三弄》,在演奏这首作品时,我们首先应该了解“梅花”在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中,是一个咏之不尽的主题, “梅为花之最清,琴为声之最清,以最清之声写最清之物,宜其由凌霜音韵也”②梅花蕴含了中国文人清高、淡雅的气质。只有深入理解《梅花三弄》的寓意,才能在钢琴演奏上做到以声传韵,以韵传情。
总之,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无论从民族音乐理论还是艺术的审美上,都蕴含着中华五千年文化的底蕴。演奏中国钢琴作品除了要掌握娴熟的演奏技术意外,还应该重视自身文化修养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具有深刻的理解力、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表现力,才能用心体会到艺术的最高境界。在钢琴演奏中通过演奏作品,来揭示出中国音乐独特、内在的‘美’,展现出中国钢琴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首作品所含的丰富信息主要是通过旋律、节奏、调式调性来体现。中国钢琴作品的旋律、节奏和乐感有其深刻的民族特性,在演奏中要把握其民族的表现手法,才能使作品展示出深刻的艺术魅力。
(一)表现旋律的歌唱性
中国钢琴音乐作品在创作上与西方钢琴创作强调复调与多声不同,中国的钢琴作品更强调旋律富于韵律感和节奏感,突出主调,体现出主调音乐的线条感,使旋律具有歌唱性特点。那么,如何弹奏出中国钢琴作品旋律的歌唱性,以家华彦均同名二胡曲改编成的钢琴曲《二泉映月》为例,众所周知,二胡是拉弦器乐,善于演奏主调音乐,旋律富于歌唱性,原曲的风格是深沉含蓄、如泣如诉,把一位饱尝人间辛酸和痛苦的盲艺人的思绪情感表达的淋漓尽致,反映了主人公不愿妥协、自强不息的性格。而钢琴是键盘乐器,在表现音乐歌唱性方面明显不如二胡,但是演奏者可以通过了解乐曲的背景,分析曲式结构,熟悉二胡演奏特色等手段来改善钢琴的触键方法。钢琴的触键方法是表现旋律歌唱性的重要手段之一,不同力度、速度和方向的触键会产生不同的音色。因此,在演奏钢琴曲《二泉映月》时,演奏者要充分体会二胡的音色特点,在触键时自然慢触键,同时配合踏板,表现歌唱性旋律,即使在表现主人公极度愤怒时也要做到张弛有度、松紧结合。
(二)表现气韵的独特性
气韵在我国传统艺术作品中居首要地位,是我国传统艺术作品的最高境界。“气”,是指自然宇宙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即为音乐的内部特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韵”,指事物所具有的某种情态,是音乐风格的外部特征,包括:音高、节奏、速度、力度等。艺术作品神形兼备,即为“气韵”。 “气韵是指艺术家的品格、个性和艺术作品的风格,艺术作品所表现的美感力量,又指超越艺术形象的主观审美体验。”③,在演奏中国钢琴作品时,要了解作品内涵、掌握音色特点,才能使作品有“气韵”,到达形神兼备的效果。以赵晓生的钢琴曲《琴韵》为例,以钢琴模仿民族乐器古琴浑厚古朴的音色, “纯粹运用黑键,将钢琴真正变为一架大古琴:空弦的散音洪亮雄浑,滑动的走音回味无穷,清灵的泛音晶莹透明,营造了空、远、高、洁的意境。作者独创的‘掌心刮键’尤具古琴行云流水神韵”。④又如,黎英海改编的《夕阳箫鼓》、王建中改编的《梅花三弄》等钢琴曲,在音色上大量模仿民族的音色和神韵,演奏法上出现“虚音”与“实音”的韵味变化,注重音乐的虚实相生、动静结合,就很好地营造了古代文人雅士所追求的意境,极大的营造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神韵。
(三)表现调性和声的民族性
中国民族音乐在调性、和声等方面与西方的大小调特点明显不同,中国民族钢琴音乐作品重视旋律的歌唱性,可见中国钢琴音乐创作逐渐从模仿西方的创作技法到突破创新,在调性与和声、织体方面形成了颇具鲜明的中国民族风格。“在贺绿汀的《牧童短笛》中,作者把西方的对比复调技法与我国的民间支声复调的因素结合起来,五声化的旋律使得作品具有明显的中国民族风格”。⑤以贺绿汀的《牧童短笛》为例,这是我国近代钢琴音乐具有五声调性民族风格的典范。乐曲的主体是自由对比的二声部复调和五声化的旋律处理成多种自由对位的形态,曲调散发着浓烈的传统民间音气息。
通过回顾我国钢琴音乐作品发展历程与民族文化的影响,及对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民族化风格特点的分析,使演奏者在演奏中探索到该如何把握中国钢琴作品内涵与特征,并将其民族特色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作为中国优秀的钢琴表演艺术家们,不仅能够掌握世界性的钢琴经典文献,更应该努力学好中国钢琴作品,把弘扬民族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在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同时,也要很好地吸取外来优秀的钢琴创作技法,努力创造出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优秀钢琴作品。
中国钢琴作品不仅吸收外来文化、继承世界优秀音乐文化的传统,同时与中国民族音乐的精华融会贯通,在钢琴音乐创作与演奏中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风格。把握好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民族风格特征,有利于我们对中国音乐文化的研究,有益于我们正视中华民族蕴藏的音乐价值。作为中国钢琴教育工作者,有义务、有责任通过演奏中国钢琴音乐作品将弘扬民族文化、宣传民族文化传统、传播中国优秀钢琴作品的精神发扬下去。中国钢琴演奏家、中国钢琴教师及学生要弘扬和发展祖国的民族文化,这不仅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音乐修养和演奏水平,还应该努力探索中国钢琴音乐作品中的民族风格和文化内涵,这也正是如何掌握中国钢琴音乐作品中的民族风格的关键所在。总之,我们要通过不断地探索学习,继续保持和发扬具有鲜明特点的中国民族风格的钢琴音乐,同时,向世界展示中国钢琴音乐的独特风采和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无限魅力。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和发展,中国钢琴音乐将会涌现更多更好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钢琴音乐作品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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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后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绘画正发生着全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面对全球领域对“后现代”思想的赞誉或谴责,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新的梳理和思考,这对我国当代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
后现代观念作为一种“外舶”文化,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深深地影响着中国艺术家的艺术观念和艺术创造。虽然中国的现代艺术发展极快,而且也很前卫,但从当代大众审美文化角度来看,它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性。首先,现代艺术过多地注重绘画语言自身的价值,艺术家过分强调作者的艺术观念和表现,而极度忽略了受众的审美需求,如有些行为艺术充满荒.唐、痛苦和血腥,这些作品很难被我国广大群众理解和接受(甚至一些老的艺术家也不能读懂),所以就中国范围而言,中国的现代艺术只能说是艺术家的艺术,是少数人的艺术。其次,我国的某些现代艺术过分迎合西方人的欣赏口味,而忽略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这种严重背离我国文艺创作指导思想的艺术表现肯定不会得到广泛的认可,也就不会具有顽强长久的生命力。
在这种状况下,“后现代”文化思潮作为对现代文化的另一种思考,也就显示出了它的价值和意义。在全球范围“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影响下,中国的现代艺术家也在不断地寻求艺术表现的新出路,艺术既要“神圣”有“尊严”,又要面对大众的消市场,艺术创作从追求艺术自身语言前卫、个性的理想而转向大众文化,大众审美理想的表现成为一种新的趋势,中国的现代艺术向“后现代”的迅速转变,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笔者认为,在“后现代”语境影响下,中国的当代绘画艺术主要发生了以下几方面的突出变化。
第一,某些艺术家的创作价值观发生改变。在“后现代”艺术的影响下,中国美术具有工业文化追求消费的特点,有的画家告别了80年代的那种追求艺术永恒的创作精神,而转型为眼睛紧盯市场,力求通过市场效应来证实自己的价值。艺术家的创作抛掉了老一代艺术家走西北,爬黄土,进青藏,寻找文化之根,以肉体苦难换取精神升华的艺术创作过程和思想,在创作上有意回避重大题材,表现内容只求构图轻、浅、淡、简、软,以取媚社会大众,获得更多的经济利润,艺术创作具有明显的市场价值观。
第二,以美术政治波普来突出自己的先锋姿态。近几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西风东渐”,美术界的新生代或实验派以东方式的智慧重组了“后”的话语。无论是“89现代艺术展”的“后现代性”挪用,还是上世纪90年代艺术家的群体分化,无论是由《祈世鉴》的高蹈还是“猪交配”的东西方文化冲突隐喻的粗陋,都表现出当代中国美术所遭遇到的全面精神困惑和存在的困境,以及画家渴望走出这种困境的悲壮性努力。尤其是90年代以后,中国的现代艺术更多地充满着政治式的绘画思维。它们消解传统的理想,嘲弄意识话语,挑战保守的秩序,有的画家采取一种政治波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将政治波普用来表现当下的生存状态、国人的精神状态和生命境遇。如某些画家的作品,画面多表现傻、大、呆、痴的愚农和城市群氓,充斥于画面的是一种愚笨憨蠢、无所事事、咧着嘴打着哈欠不知如何打发日子的人群。画家将那种““””语言的高歌猛进式的、80年代的高瞻远瞩式的反思彻底抛在一边,而是以面无表情去表现其盲目茫然的心态。第三,追求大众化的审美表达。在当下消费社会中,长期以来处于主流文化中心的理想的、凝重的高雅文化似乎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而轻松的、娱乐的、休闲的通俗文化则风风火火地成为畅销和时髦。他们已经不再通过绘画来证明自己的追求和价值,甚至仅仅是为了追求感官享受和生活调味。在欣赏方式上,人们更多地也已从思考意义转向感受快乐。过去人们欣赏作品时总喜欢思考其现实意义和审美价值,现在大多数人则往往只是为了感受开心快乐,满足于轻松和愉悦,人们常常选择能逗人开心的作品,作品让人看完就罢,不求回味和铭记。在欣赏目的上,过去人们认为,艺术欣赏是一种高雅的审美活动,可以启迪思维、陶冶情操、充实人生、完善自我,而现在许多人接受艺术只当作一种生活休闲,或者为了消解疲劳、平衡心态;或者为了排遣寂寞、补偿失落;或者为了打发时光、调剂视阈、享乐人生;甚至为了享乐人生,有些人不惜代价去猎奇搜怪、去追逐新鲜刺激,于是严肃文艺被冷落了,快餐文化一片火爆。中国的现代艺术作为当代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也致力追求大众审美理想的表达。在画家笔下,伟人也有了一般平民所有的七情六欲,平民也能成为理想的超人和侠士。在艺术家群体中,女性艺术家也堂堂正正地走到了艺术大堂,对性的思考、生育的幻境以及女性更加敏锐地对社会角落人和物的思考都作为文化现象在画家笔下所表现。轻松自由的创作形态下,“泼皮艺术”“唯美艺术”“消费艺术”同时被不同的受众所接受。在这里,艺术家所具有的审美愿望和大众的审美理想皆得到实现。艺术家在揣摩受众审美理想的同时,不但获取了丰厚的经济利润,同时也满足了人生社会价值的理想实现。人们像在欣赏周星驰的电影一样,轻松地对待艺术和欣赏艺术。更有甚者,现代的“消费艺术家”能把肉皮、动物毛发、蚊虫脚、儿童喜爱的果冻等都作为观念符号运用到艺术作品创作当中。瞬时即逝的艺术形象再也没有传统艺术的永恒,就像果冻一边被吃又一边被大量的生产一样,艺术家大批量的生产着能够满足受众的短暂艺术,又在快速的艺术品消费中获得了金钱和荣誉。艺术家的社会价值理想也在这种文化的创造和消费过程中得到了满足和实现。
第四,追求角色本位的艺术创作理想。在后现代语境下,中国现代艺术家力求使美术创作能满足欣赏者角色本位的审美理想,如刘晓东的《自古英雄出少年》《死水》;岳敏君的《表情》系列等都是这种艺术理想的体现。这种艺术不是要大众艺术向精英艺术看齐,也不是要退缩到反精英文化的层次上面,而是将所有可能成为它的欣赏者的人放在同一框架内去,各种身份的人都可在此中找到其能够认同的方面,欣赏者扮演的什么社会角色,那么它就同这一角色有着某一方面的同化的可能性。某种意义上它是对作为“人”的本性,即潜意识进行的沟通。这就如同一场重要而精彩的足球赛,拉拉队中可能有绅士淑女,也可能有流氓娼妓,但在为自己球队助威这一点上他们都处在同一营垒,并且在助威中产生心心相印的共同参与感。这已经是一种全新的艺术文化,它一方面使得虚缈的远离现实人生理想而只以艺术为美的家园、只以艺术为陶冶生活情趣的精英艺术受到了冲击,另一方面也使得意图创立不同于经典艺术的大众艺术找到了一个新的创作支点。这种艺术既包括了现实人生理想的内容,同时也具备了经典艺术那种代表人类艺术文化创造的胸襟。这种角色同位的艺术实际上表现的东西是“空框”,无非是如同每一个人走到镜子面前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像,它显得可以容纳很多人,其实待人走开后它里面是空无一人。而这一点若作形而上的终极追询,也许更近于艺术的实质。
的确,具有现代工业文化要求下的大众性和大众审美特性,促使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多元与“繁荣”,但它并没有真正切入到中国具体的问题和现实语境中去,这是中国后现代艺术实践的缺憾。因此,对中国的“后”现象审理是一项相当复杂而又难有定论的工作。我们既要认识到这是世界“文明冲突”或“文化渗透”的必然,又要冷静对待由后现代文化现象所引发的否定或质疑,这种思考或许更有利于我国当代艺术能真正走向前卫和繁荣,并沿 着正确而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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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美术是组成各民族美术传统的重要因素,为一切美术形式的源泉。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中国战国秦汉的石雕、陶俑、画像砖石,其造型、风格均具鲜明的民间艺术特色;魏晋后,士大夫贵族成为画坛的主导人,但大量的版画、年画、雕塑、壁画则以民间匠师为主,而流行于普通人民之中的剪纸、农民画、刺绣、印染、服装缝制、风筝等更是直接来源于群众之手,并装饰、美化、丰富了社会生活,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心理、愿望、信仰和道德观念,世代相沿且又不断创新、发展,成为富于民族乡土特色的优美艺术形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梵高奶奶”绘画作品的民间美术特征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常秀峰(1933―),女,河南省方城县拐河镇江家村一位普通农民,不识字,更没学过绘画,在2003年来到儿子在广州的家之前连县城都没去过,但她为孙女讲述农村风物而信手涂鸦的蜡笔画,竟有后印象派的风格,被儿子放到博客上并经网络传播而迅速走红。由于她的蜡笔画色彩鲜艳、形象生动,爱画向日葵(见图1),与梵高的向日葵作品风格相似,故而被网友称为“梵高奶奶”、“中国农村的梵高”。中国、新加坡、欧美等国的数十家报纸、电视台报道了她的作品。她在香港成功举办了画展,两次被请上《鲁豫有约》,出版了《梵高奶奶的世界》和《俺们农村》两本画册。赵瑜先生的散文随笔集《小忧伤》,所有插图全部选用她的绘画共计64幅。世界著名摄影师克劳迪?斯鲁本收藏了她的蜡笔画《石榴树》,台湾马英九先生也收藏了她的画作。斯鲁本说:“梵高奶奶和我一样,都不是在用机器和笔展示艺术,而是在用心。”著名画家陈丹青称赞常秀峰的画有“质朴的震撼和心灵纯净的体现,她用纯真无瑕的眼睛,去观察和感受生活的真谛”。
1.绘画题材
从绘画题材看,常秀峰画的最多的是各种花卉、树木以及自己的家庭生活,然后是乡村集体生活,包括春播秋收、斗地主、吃食堂、娶新媳和祭奠毛主席等场景。其作品所描绘的全部是农村人熟悉的题材,或者是作者经历的社会生活。如《玉米和豆角》的题材就是中原农村最常见的作物,玉米植株间距大,一般在玉米地里要插种各种豆类,因此更显得真实可信,浓郁的田园气息扑面而来。
常秀峰画了大量的花卉植物,尤其是牡丹、荷花、向日葵。为什么热衷于画这些题材呢?她说:“牡丹是幸福花,向日葵是向阳花、还能榨油,荷花干净、高尚。”
常秀峰不画世俗津津乐道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戏文、传说,基本上也不描龙画凤,也不画麒麟送子、鱼跃龙门等吉祥主题,她不说牡丹是富贵花,她没有“富贵”的概念,她只求世俗而质朴的幸福。常秀峰也不画民间迷信的阎王神佛,更不画土匪劫掠、刁民赌抢、媒婆欺蒙等民间常见的丑恶世事。她滤掉了几十年含辛茹苦的黄土地上的卑污和艰辛,只展示她质朴、博大的爱,她画那个正在或者已经逝去的农村,她画画的目的就是让孙女多了解农村,为孩子提供认识乡村的素材。
常秀峰也写生,在花园里捡树枝回家画,有时候还要回老家“充电”积累素材。常秀峰除了画自己熟悉的农村题材以外,偶尔还应孩子们的要求画一画她并不熟悉的长城、圆明园、桂林象鼻山与刘三姐以及她住了七八年的城市,但显得勉为其难,表现得柔弱陌生,显然是不够熟悉、不够了解的缘故。
图1 熟透的向日葵(常秀峰)
常秀峰的绘画,纯粹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无涉名利富贵,只是为了表达作者对乡间生活和劳动的热爱,具有一种质朴、纯净的精神,这是职业画家所不具备的。
2.绘画语言
常秀峰的绘画在造型、色彩、构图等绘画语言方面,带有强烈的主观性。
在造型方面,常秀峰的绘画突出主要特征,省略细枝末节,对有兴趣的形象和部位有意放大或夸张,其他地方则相对简单、概括,具有民间绘画大胆、直率、朴实、主观的特点。如《繁花似锦》《荷花》就是典型例子,因为重点表现花朵,所以画面上除了花朵绿叶、莲蓬之外,其他部分都忽略。又如《石榴树》重在表现“石榴”,所以作者就画了剖开一半露出石榴籽的情形,这种舍表求里、带有装饰趣味的造型手法,是民间美术常用的艺术手段,这在常秀峰的绘画中屡见不鲜。
在色彩方面,常秀峰喜欢用纯色,因为从未受到过专业训练,她没有原色和间色、复色的概念,而且蜡笔材料的特殊性也限制了单色混合成间色、复色的可能性,所以常秀峰喜欢使用主观意向强的色彩或彰显个人偏爱的喜庆色彩,一般是采用平涂的手法,画面效果具有对比强烈、色彩明确的特点。
常秀峰对色彩的认识是单纯的,在她的眼里,红就是红,绿就是绿,蓝就是蓝,不会将红色按色性分为冷红色和暖红色。在表现上,她尽量省略生活中丰富的多层次的灰色调,夸张色彩的纯粹程度,如用大红或朱红去表现太阳,用湖蓝表现海水,同时大胆地使用对比色和纯度较高的原色,以取得响亮的画面效果,形成粗犷、明快、朴实、热烈的色彩风格。
作为民间美术家,常秀峰喜欢用红黄绿蓝等颜色,她笔下的家乡总是鲜艳的:玉米是金黄色的,番薯是红紫色,蘑菇是赭红色,牡丹花是正红色的,葡萄则是浓烈的紫色。这些颜色纯度高,对比鲜明,画面效果明快爽朗、简单自然。如图1用色大胆,翠绿的叶子和明黄的向日葵花瓣奠定了整幅画面鲜活的基调,色彩感强,对比强烈,取得了很好的视觉效果;两个熟透的向日葵色彩浓重,又具有调节画面、协调色彩效果的作用,使整幅画艳而不俗。而在《老太太眼中的圆明园》中,常秀峰却一反常态,使用了忧郁的蓝色调,只有个别小花采用黄色,以调节画面。色彩在常秀峰的画中具有很强的表现性。
中国画所谓的疏密聚散、西方画所谓的正倒三角形构图,甚至气韵、节奏等形式美的规律,“梵高奶奶”也许根本不懂,更说不出个所以然,但她在绘画中不自觉地运用了这些形式美的法则,她是凭借个人对美的感受来作画的。在这一点上,常秀峰的情况完全符合民间艺术家实践先行的特点。
从构图看,常秀峰的绘画体现了民间美术的平面性、装饰性。有时为了把从各个方向看到的形象表现在一张画中,她常采用“鸟瞰式”的构图方法,把很多视点看到的形象画在一幅画中,画面构图很满,但又疏密有致。这样的平面构图画面容量较大,尤其是在画比较大的场面时,为了能够比较全面地表现对象,常采用这种“鸟瞰式”的构图方法。如《家乡的秋天》(见图2)就体现了民间美术这种自由、奔放、大胆的构图形式,作者将从不同角度看到的东西,及知道的、想到的或彼此无关的东西,都拼凑罗列到画面上,直到画满为止,从而解决了不同视点、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结合问题。如荷塘、小径、 柿树、各种花草等,都可集中表现在一个画面上,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这种打破时空的造型方法,在民间美术中显得合情合理。 3.技法和风格
从常秀峰作画材料和工具上看,蜡笔用得最多,
图2 家乡的秋天(常秀峰)她也尝试过彩色铅笔、油画棒、水彩、水粉等,这些工具材料都具备易掌握、易得到、造价低的特点。常秀峰还敢于创新,如用牙签刮出线条,用装修涂料抿到画面上做雪景。而蜡笔线条粗放、不宜画细的特点虽然限制了画面细节表现,但也正体现了民间绘画追求整体感的要求。
从绘画技法看,表面上,常秀峰的画不讲什么技法,与其他的民间绘画一样不讲画理、画法,却能收到意外的效果。她的作品由点、线、面组成,多平面化,少立体感,大多数作品直接以蜡笔涂抹,偶尔有勾线填色,部分作品根据需要先平涂出底色,再勾画线条,如《生长的向日葵》;或者在底色基础上以牙签、油画刀或其他简单工具刮出所需线条,刻画成纹理或者叶脉,如《玉米与豆角》。
从个人风格上看,常秀峰的作品朴素自然、感情纯真炽烈,毫无矫揉造作与无病呻吟之感,澄净明澈的内心通过画面一览无余。常秀峰的画是阳光健康的,也是温暖人心的,她带了浓烈的情感去描述一个个正在逝去的乡村风物。那幅《熟透的向日葵》与梵高的名画《瓶中的向日葵》一样,用色亦是绚丽夺目,但梵高笔下的向日葵让人感觉焦灼、扭曲、疯狂和孤独,而“梵高奶奶”的向日葵却欣欣向荣,生机勃勃,无忧地生长,快乐地成熟。
常秀峰的作品属于写实主义,当然,由于民间艺术的影响,再加上其个人毫无美术训练基础,她的造型具有概括、适度夸张、抽象和美化的特点,恰好处于似与不似之间。著名画家曹新林说:“这属于原生态画作,朴实、漂亮,很有艺术灵气。”
《论语?为政第二》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常秀峰的画之所以能够感染那么多人,就是因为她能直抒胸臆,大雅若俗。
在常秀峰老家河南方城,可以见到的民间美术有绘画与刺绣(含手绘中堂、木版年画等)、神像雕刻(含本地特产方城石猴黄石砚、家具建筑雕饰)、服装鞋帽(含虎头鞋等)、实用编织(各类草编藤编)、各类金属制品(金银首饰及铜锡制品用具)五大类,常秀峰的绘画作品,与这些民间美术联系紧密。
1.功能相像
在豫西南,民间美术主要是为了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逝去时光的缅怀,以及对子孙后代的教育。常秀峰在广州描绘家乡风物,慰籍了其本人与家人的思乡之情,在其作品被放在网络上得到广泛传播之后,得到了无数网民的支持和热爱,其乡思扩大为漂泊者们的集体乡愁、工业化时代对原始乡村的怀旧。
2.题材相同
流传于河南方城的民间刺绣、家具浮雕与漆画,多以花卉等寓意祈福的事物为题材,常秀峰的画(见图3)也是如此。常秀峰作品和本地民间美术作品有相同的题材特征,多是与民间生活联系紧密、也深受百姓喜爱的花卉题材。
图3 幸福花开(常秀峰)3.手法相似
常秀峰的作品,写实的生机勃发、质朴热烈;抽象的简要概括,有明显的程序化特点。如图3《幸福花开》中夸大花头的处理手法,就与河南民间漆画牡丹的花叶处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再看设色,常秀峰的绘画与河南民间刺绣绘画一样,用的都是纯色,艳丽、直接,这也是河南民间美术的特征。
常秀峰以前常被请去给人裁剪衣服,也曾给孙辈做过虎头鞋等,她一向是民间美术的参与者,后来她能在纸面上完成那么多绘画,也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由此可见,美术创作并不是知识阶层的专利,民间美术蕴含着强大的创造力与生命力,这是学院派画家们应虚心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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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条约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于1950年2月14日签定的条约,同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为30年。这个条约取消了1945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王世杰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兼外长周恩来和苏联外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60年代起,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该条约名存实亡。期满后没有再延长。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20世纪三个中苏条约形成经过之回顾与比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世纪三个中苏条约形成经过之回顾与比较全文如下:
20世纪,中苏两国政府间曾经就涉及两国根本关系的问题,缔结过三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条约。这就是1924年5月31日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好同盟条约》,以及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三个条约的签订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即签订条约的联政府始终如一,而中国政府却几经更迭。也正是由于苏联建国①后,中国的中央政府曾经三易其手,即由北京政府到国民党政府,再由国民党政府到共产党政府,因此也就有了这三个根本性条约的形成。比较这三个条约的形成经过与内容,当不难看出在中苏国家关系当中,国家利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强弱对比等因素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的情况。
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是在一个相当特殊的条件下缔结的。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不仅积贫积弱,而且处在军阀割据的条件下,孙中山国民党便在广州另立中央,因此,北京政府的管辖范围及其代表性十分有限。但它在对苏问题上,却得到了列强各国政府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苏联政府虽一举战胜十四国武装干涉,成功地统一了广袤的国土,甚至将其军队伸入到外蒙古地区,直接威胁到中国的主权,然而其反资本主义的性质,及其革命的特性,却使它在国际上十分孤立,因此对于中国这种同样受到列强欺凌的周边国家,它无论基于意识形态的目标,还是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都必须表现出最大的善意,以设法取得同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中苏两国实力强弱明显,苏联政府却早早就向北京政府表明了善意。而权力有限的北京政府却在列强的支持下,面对苏联政府要求外交承认,一度采取了相对矜持和冷漠的态度。
1919年7月第一次对华宣言时,苏俄势力仅及于乌拉尔,因此,它对沙皇在中国攫取的权益甚少,因而很痛快地向中国表示:"苏维埃政府已放弃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苏维埃政府愿将由沙皇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及霍尔瓦特、谢米诺夫、高尔查克匪帮、俄国前军官、商人与资本家掠夺所得的中东铁路及其所有租让的矿山、森林、金矿与他种产业,无偿归还中国人民。"②但即使如此,这一宣言在其国内公开发时,仍然不能不考虑到国内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将上述文字删掉了。到一年之后,即1920年9月它再度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时,一方面红军已顺利挺进西伯利亚,另一方面为避免直接与日本打仗,它在远东地区成立了一个远东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则公开宣布俄国远东地区,包括位于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路区,均为该国领土。③基于这种情况,苏俄政府放弃沙皇攫取的在华权益的态度明显地有所变化。在这一新的宣言当中,它已明确表示,对中东铁路问题,中国应当同苏俄及远东共和国另订使用办法。不过,意识形态的目标和现实的国家利益通常是存在矛盾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简单提到苏联一方从1919年7月《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对中国人民及中国南北两政府的宣言》,到1920年9月《苏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再到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谈判内容,就足以了解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政府行为中的极大局限性。
1921年,随着苏俄取得了对十四国武装干涉的胜利,其争取周边国家同情的和平心态已经逐渐让位于以强力捍卫自身安全的战略意图。红军出兵外蒙古,就典型地反映了苏俄领导人心态上的这种重大变化。尽管惧于国际上以及外交上的压力,苏俄这时尚不能公开否认中国这时对外蒙古享有主权,但在苏俄领导层内部,外蒙古特殊的地理位置既然可能被敌对势力用来造成对苏俄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那么用强力造成外蒙古与中国事实上的分离,在那里扶植政府,并与之签署条约与协议,从而把它纳入到自己的安全体系之内,就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外交选择。
中东铁路和外蒙古的问题,从此成为中苏两国交涉中两个长期纠缠不清的难题。这里面中东铁路问题实际上是确保苏俄既得利益的问题;而外蒙古问题则是出于其自身的战略安全考虑。无论是既得利益,还是安全考虑,在这时的苏俄领导人看来,显然都属于国家利益。问题是,随着自身实力的变化,而把国家利益放大到可能损害邻国领土和主权的程度,在意识形态和道德上都可能发生问题。包括苏俄自己的外交人员,最初对此也难以适应。1922年苏俄政府的全权代表越飞来华后,就深信应当援引1919年和1920年苏俄政府对华宣言中的承诺,展开与中国人的谈判,因为这是真正可以使苏俄区别帝国主义,从而赢得中国和世界人民同的政策。为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不得不明确指示越飞说:"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年到1920年的总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当时中国对这个宣言并未作出相应的反应。"对中东铁路,必须使俄方享有特殊权益,要坚持共管;对外蒙古,应设法通过协议来解决"它的国家法律地位问题和从蒙古撤军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时,不允许把受到红军支持的蒙古独立政府的意志排除在外⑤。
1922年8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上述指示,确定了此后苏联政府对华政策的两项基本诉求。只不过,这个时候的苏联政府还不够强大,其意识形态的宗旨和外交政策的需要,都或多或少地制约着它维护既得利益和扩大防卫范围的外交行为。因此,其在1924年谈判《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过程中,仍不得不向坚持对外蒙古和中东铁路享有主权的北京政府作出相当的妥协。按照这一协定,苏联政府公开声明放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放弃一切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并且同意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在此之前,与该路有关之所有关系中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概由中国政府办理。苏联代表所能坚持者仅为二项,其一,苏联驻外蒙军队须待两国政府另行会议商定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后,始得尽数撤退。其二,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决定,不许第三者干涉。在其前途未定之前,两国共同组织理事会、监事会和铁路局以管理之⑥。
如果我们不了解苏联政府这时的真实意图,相信我们很容易得出该协定"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这样一种结论。⑦问题是,历史的真相并不完全表现在字面上。《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谈判及其签订,实际上是在特定条件下中苏双方相互妥协的结果。北京政府没有能够迫使苏联政府依据第一次对华宣言的承诺,无偿交还中东铁路路权,它甚至没有办法迫使苏联立即从外蒙撤军;而苏联方面也没有能够将中东铁路路区永远划入自己的版图,更没有能够实现促成外蒙古独立建国的预想。不仅如此,苏联政府还不得不承诺准备将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由中国方面赎回,不得不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苏联将撤退其军队。但是,对于两个实力相差悬殊的国家来说,当势力强大的一方相信必须放大其国家利益才能确保自身安全和为民族赢得荣誉时,它侵害弱小一方的利益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相对于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而言,1945年苏联政府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无疑是苏联在中苏关系问题上持续扩大其国家利益的一种必然结果。《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之最大不同,就在于苏联政府成功地实现了20年前它在与北京政府谈判时没有能够实现的外交目标。先是外蒙古问题。中方被迫宣告:"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其次是中东铁路问题。中方亦被迫承认:"日本军队驱出东三省以后,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之干线合并成为一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应归中华民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1924年已经被苏联政府公开宣言放弃,且在与北京政府谈判中完全不曾提及的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一度攫取的大连、旅顺出海口租借权一事,竟重新成为苏联政府的要求之一。中方被迫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但该自由港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半,及指定码头与仓库,无偿租与苏方,租期定为三十年;苏联有权在除大连市以外的旅顺港区域内驻扎陆海空军,并以其为海军根据地,期限定为三十年。⑧
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这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典型地反映了大国政治交易之下弱国可能的遭遇。很明显,同样作为战胜国,中国再度遭遇了当年在巴黎和会被出卖的悲惨境遇。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美、英两大国同样出于利益交换的目的,应苏联的要求,背着中国政府,将外蒙古和旅顺港送给了苏联。所不同的是,巴黎和会还有中国代表列席,而雅尔塔会议却完全是大国之间的秘密交易。等到欧洲战争结束,对日战争开始,美国才出面督促中国接受这一交易的结果。
十分明显,1945年中苏谈判时,苏联所处的地位与1924年时已有极大不同。其一,它这时不仅与美、英两大国有着秘密交易,其主要要求都得到后者的承诺和支持,而且还掌握着出兵中国东北的主动,并足以威胁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权利的巨大优势。无论国民党政府接受其要求与否,它都可以轻易地造成既成事实,置国民党政府于更大的被动之中。其二,由于红军的介入,外蒙古早就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只是在字面上肯定了中国的利益,事后苏联政府几乎从未将外蒙古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事实上外蒙古已经有20多年完全脱离了中国的主权管辖范围,不论国民党承认与否,外蒙古的独立已是既成事实,难以改变。其三,战后国共纷争有急起之势,中共在北方地区占据着大量敌后根据地,具有迅速接收政权的极大便利,国民党要想将其远在西南的军队运抵北方接收各地政权,特别是进入工业重地东北地区,非取得苏联的同情,并借助于苏联的帮助不可。鉴于上述种种情况,1945年的中苏谈判尚未开始就已成一边倒的形势。在此形势下进行谈判,苏方态度之无所顾忌,和中方态度之委曲求全,实不难想象。
要肯定的是,即使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宋子文亦曾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努力地进行过争辩。比如他曾表示不同意将雅尔塔协定中"维持外蒙古的现状"一语,解释为中国政府应承认外蒙古独立;他曾争辩说中长铁路的所有权应归中国,但由中苏两国共管;他强调对旅顺港不能使"租借",必须在协定中显示该港可由两国共同使用,以免引起国内民众的不安;他亦曾坚持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不能妨碍各国自由使用大连港和铁路运输设施,以及在东北境内发展商业的企图。他甚至做好了"万一史(斯大林)坚持外蒙必须由我国承认其独立,则只可中止交涉"的准备⑨。但是,苏军出兵已是箭在弦上,中国东北及新疆的统一更全在苏联的威胁之下,蒋介石最终还是出于内政的需要,决定"牺牲".
他的指示是:"若我国内(包括东北与新疆)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时,则外蒙独立或可考虑".关键之点,在于苏方能够切实保证:尊重中国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和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之匪乱。"此乃为我方要求之交换条件也。"B10对此,斯大林均一一允诺。结果,中方交出了外蒙主权和东北中长铁路、大连港、旅顺港等项权益,而苏方在条约的照会中则承诺:苏联政府予中国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1945年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毫无疑问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列强各国均已公开宣布放弃在华特权,废弃不平等条约,而苏联作为一个公开自诩为民族解放运动大本营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坚持要在战争中赢回沙皇时代的殖民主义荣耀感,并不惜为此损害弱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这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意识形态目标与当权者的民族主义心态及其对国家利益的理解,未必没有因果的联系。国力的强大,以及当权者对国家利益和民族荣耀的过分迷恋,无论何时何地,都可能使强国与弱国处于严重的不平等状态。
当然,分析1945年中苏条约的不平等性质时,有必要注意到国家关系当中战略利益的一致性问题。因为,造成这次条约谈判中苏方不惜损害中国利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相信它与国民党政府之间没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在这一点上,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使苏联领导人不能不把国民党与苏联战后最主要的假想敌美国归为一类,因而保持高度的防范意识。苏联政府必欲把其战争的防波堤构筑到中国的东北乃至北部朝鲜的疆土上来,与此显然不无关系。
对于中国人来说,20世纪中苏关系当中,真正能够表现出相对平等性质的条约,还是1950年2月14日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对于1945年,1950年时中苏两国的强弱差距仍然相当明显但相对于1945年,1950年时苏谈判的对象则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45年苏联谈判的对手是亲美的国民党,而1950年苏联谈判的对手则换成了亲苏的共产党。换言之,1945年谈判的双方更多的是相互间的防范意识和戒备心理,而1950年谈判的双方则明显地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这在表面上是双方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所决定的,实质上却是相互之间的利益需要的一种结果。
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不能替代中苏双方对各自国家利益的不同理解的典型例证,是斯大林对外蒙古归属问题的强硬坚持,和最初反对重订或修改1945年条约的态度。作为民族解放事业的代言人,中共中央在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中,不能不考虑到国内民众对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强烈民族要求。外蒙古问题的提出,在中共与联共(布)的交涉中,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但是,当1949年1月毛泽东与联共(布)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的谈话当中要求让外蒙古重归中国版图时,就明确地遭到了斯大林的拒绝B12。尽管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实现外蒙古的回归,是新政权展现其争取捍卫国家利益的重要表现之一。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它却可能对苏联的国家利益构成隐患。斯大林并没有像在1945年与宋子文谈判时那样,明白地提到外蒙古的地理位置容易为敌对势力提供威胁苏联安全的极大便利,然而其坚持拒绝显然仍旧主要是基于自身安全的长远考虑,与他同对手之间在意识形态的异同并没有多大的关连。
同样的情况,当毛泽东1949年底访苏时,虽然再三要求与斯大林签订新约,斯大林却坚持保持旧约,理由是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的约定而缔结的,废除它可能会为美、英两国借机否认雅尔塔协定中的其他承诺制造口实,因为苏联战后取得南库页岛与千岛群岛的法律依据,就是雅尔塔协定。B13在这里,斯大林首先关注的,显然也不是苏中两国盟友关系和意识形态上的道德标准,更不是毛泽东所理解的国家利益,而是苏联自身的国家利益。
民族和国家的存在,决定了不同民族以及不同国家之间必然会存在不同的利益需要,因而也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差异与矛盾。存在差异与矛盾并不奇怪,消除这种差异所带来的矛盾冲突,创造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和睦相处和平等关系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找到共同的利益基础。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之所以能够展现出平等的气氛,关键也正在于双方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之间当时条件下存在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在双方之间消除猜疑与不信任,建立起平等互利的关系,对于双方的安全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是由于认识到这一前提,斯大林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缔结新约的提议,并明确肯定了1945年条约所含有的不平等性质。新的条约谈判顺利地取得了进展,达成了预期的目的。就条约文本的表述内容而言,新条约与旧条约形式没有重大的区别。但就相关的协定而言,除了外蒙古问题由于其独立已成既成事实,未能得到解决以外,苏联通过1945年条约在中国东北地区攫取的特殊权益均已宣告放弃。
有关中长铁路问题,苏联政府公开承诺:一俟对日和约缔结,至迟不晚于1952年底,"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有关大连港问题,苏联政府同意:"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B14有关旅顺港问题,苏联政府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与斯大林最初的态度和条约谈判开始时苏方的草案相比,最后缔结的条约与协定毫无疑问是中苏双方相互交涉、磨合与让步的结果。尽管苏联方面由于担心完全放弃过去在东北构筑的防波堤,可能影响其周边安全,因而力主缔结了一项补充协定,要求双方在各自边界连接地区,如中国东北和苏联远东地区,中国新疆和苏联中亚地区,确保不让第三国势力进入,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一补充协定在当时条件下,对于正在向边疆地区挺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也是一件利大于弊的好事情,因而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赞同与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革命的成功、国力的提升等等条件的改变,其实也同样会影响到弱国领导人对国家利益的判断。特别是在中国这样具有特殊意识形态背景和革命特色的国家当中,领导人的革命热情以及民族自豪感的增强,也会促成他们过强的民族自尊心。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对斯大林在1950年中苏谈判问题上,以及中苏协定部分内容的批评,就清楚地反映出这种情况。曾经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肯定的补充协定,被批评为斯大林在中国要了两块殖民地。原本是中国方面主动提出的,由中苏共同组建帮助中国尽快发展高技术行业生产的合营公司的协定,也被批评为是斯大林不信任中国人的表现。B15到1958年围绕着长波电台以及联合潜艇舰队的争论,事实上已经重新变成了民族平等问题的严重争执,变成了俄国人是否"看不起中国人"的一场涉及民族情感问题的政治冲突。
可以想象,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虽然规定有效期30年,实际不过10年中苏两国关系就出现了裂痕,20年后则完全破裂,甚至差一点就走上了战争的道路,这里面有许多历史的教训值得总结和汲取。但千条万条,最重要,也许是最根本的一条在于,无论中、苏,若不能找到并高度重视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基点,就难免会随着时空的转换,或强化自身的民族情感,或夸大周边的威胁,进而不自觉地放大自己的国家利益,最终导致相互间的猜疑、戒备和冲突。
①俄国于1917年十月革命后曾首先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建立了四个独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其中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1922年12月30日,始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的决定。
②《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1919年7月25日),转引自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
③转引自李嘉谷前引书,第59页。
④《告中华民国政府宣言(即苏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1920年9月27日),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一九一九——一九三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页。
⑤参见《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4号记录》(1922年8月3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页。
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24年5月31日);《中俄关于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1)1924年5月31日),前引《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第198-200,206-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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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早期的中国在英国人眼中是一块令人神往的人间乐土。在14世纪的英国散文家曼德维尔笔下,中国是一个世间珍宝无奇不有的蛮子国,那里有世上最强大的大汗君王,以及他那布满黄金珍石,香满四溢的雄伟宫殿。到了十七、十八世纪,欧洲更是进入了“中国热”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几乎成了英国人眼中的典范,中国的理性主义,王道思想以及科举制度受到了众多英国文人的赞赏和追捧,大部分英国人把中国视作一个和平繁荣文明的乌托邦国度。虽然这期间也有少数作家对中国持否定态度,如十八世纪初的著名小说家笛福,曾在其《鲁滨逊漂流记续编》及第三编《感想录》中肆无忌惮的攻击中国文化,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正面的。
从十八世纪后半期开始,情况有所改变,英国人对中国的批评开始日益尖锐。1793年,英国派马噶尔尼出使中国,试图打开中国这个广大的市场,但因为清政府的封闭无功而返。马噶尔尼使团回国后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报道和书籍,撕碎了中国理想国的面纱,西方人似乎恍然大悟,原来那个被他们所崇拜仰慕的理想国竟是如此封闭落后,停滞不前。中国形象开始一落千丈。
到了十九世纪,“中国热”现象已经彻底结束,欧洲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摒弃期。这时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已经是一个落后愚昧,停滞不前,野蛮的国度。中国人逐渐被视为劣等民族,成为被蔑视的对象,毫无疑问,这种观念会融入英国作家的创作之中,并直接影响他们对中国形象的塑造。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将中国人视作与印第安人,摩尔人,马来人,东印度人一样的低等民族。华兹华斯没有到过中国,他对于中国的印象来自巴罗所写的《中国见闻》,巴罗是马噶尔尼使团的成员之一。这本书对于中国的评价非常低,书中写道:“这个民族总的特征是傲慢和自私,伪装的严肃和真实的轻薄,以及优雅礼仪和粗俗言行的牢固结合。表面上他们在谈话中及其简单和直率,其实他们是在实践着一种狡诈的艺术,对此欧洲人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去应付”巴罗的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很多英国文人对于中国的看法。
而在散文家德•昆西笔下,东方中国是一场恐怖的噩梦,是个停滞腐朽的国家,中国人低能又野蛮无知。他说:“如果被迫离开英国住在中国 ,生活在中国的生活方式,礼节和景物之中,准会发疯。”所以他不仅赞成向中国贩卖鸦片,还主张用武力去教训那些未开化的中国人。
在拜伦眼中中国人也是受到嘲笑蔑视的对象。他在《唐璜》第13章第34小节中写到 “一个满清的官吏从来不夸什么好∕至少他的神态不会向人表示∕他所见的事物使他兴高采烈”。在这里表现了中国人的虚伪、冷漠、和对内心真实情感和自我的压抑,而这些都被是注重表现人内心真实情感的浪漫主义者所鄙视和嘲笑的。
诗人雪莱也把中国人当作“未驯服”的野蛮人,他在其抒情诗剧《希腊》中写道:“如果没有希腊文明,西方人也许至今仍是野蛮人,或许更坏,社会会弄到那种停滞而悲惨的境地,像日本和中国那样”
达凯莱在其叙事诗《一个悲惨的故事》中也写到了一个中国人,他唯一操心的就是一条神秘的 “英俊的猪尾巴”“他费劲儿的想把它拿到前面来,他却总是垂在屁股后面,他对此束手无策”这条猪尾巴,暗示了中国人的落后停滞与保持原状。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国力已经非常强盛,慢慢走上了霸道之途,他们的民族优越感和傲慢感也愈演愈烈。对中国人的蔑视也是与日俱增。狄更斯笔下人物曾说过:“中国怎么可能有哲学呢?”丁尼生也说:“在欧洲住五十年也强似在中国过一世”
1858年4月10日,英国的《笨拙》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一首为广州写的歌》的诗歌,诗中写道:“约翰•查纳曼简直是混蛋,他要把全世界来拖累,这些顽固残酷的中国佬长着小猪眼,拖着大猪尾。一日三餐吃的是令人作呕的老鼠,猫狗,蜗牛与蛆蜒。他们是撒谎者、狡猾者、胆小鬼。约翰牛来了机会就给约翰•查纳曼开开眼。”这份杂志在英国家喻户晓,影响力很大。短短半个世纪,中国已经从欧洲人眼中的理想国沦为被侮辱和耻笑的对象。
到了十九世纪最后一二十年,英国进入一种文化自我怀疑时期,面对逐渐崛起的东方国家如日本和中国,西方人的态度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西方人一如既往的贬低中国人,认为黄色人种是低劣的人种,只有白人具有高贵血统。另一方面,中国义和团在抵抗外敌入侵时表现出的英勇气概给了欧洲人强烈的震撼,很多欧洲人开始对中国人感到忧心和恐慌。一种被称为“黄祸论”的论调席卷西方世界。
皮尔逊是“黄祸论”的第一个阐释者,他在其《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中论述了中国人的可怕,认为“如果中国有一个足够出色的君主,再学习到西方先进的科技,就会成为一个任何西方国家都不敢轻视可怕的国家,他们早晚会溢出自己的边界,扩张到新的领土,并且把较小的种族淹没掉。对欧洲国家造成军事、道德、经济上的威胁。”1900年,有关义和团的传闻给西方带来了了普遍的恐慌,在他们的想象中,“漫山遍野的黄种人在亚洲广阔的天幕下,排山倒海的扑向西方人孤岛式的据点,哪里的文明之光将被这野蛮残暴的黄色浪潮吞噬。”
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当时在英国甚至出现了一些描写中国入侵的小说,这些小说表现出强烈的种族歧视态度。到20世纪初,甚至演变成了一种妖魔化中国的风气,最突出表现在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塑造的一个阴险邪恶的中国人物形象身上,他就是傅满楚。这个人物集整个东方民族的狡诈残忍于一身,暴露了西方人恶意丑化和妖魔化中国人的阴暗心理。
总的来说在摒弃中国文化的十九世纪,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基本上是负面的,中华民族被视为野蛮愚昧的民族。但是主流之中也有例外,比如:英国作家兰陀就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之邦,在其《想象的对话》中有一篇题为《中国皇帝与清蒂之间想象的对话》的文章,文中他以理想的中国与英国相对照,指出中国是一个和平、公正、民主的国家。唯美主义者王尔德也很向往东方艺术,对《老庄》哲学颇有共鸣。然而这种艺术理想,在欧洲19世纪的中国文化摒弃大潮中显得非常脆弱。
总之,从18世纪末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就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世纪,中国已经从文明古国彻底沦为野蛮落后毫无生命力的国度。这个变化绝不是偶然的,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晚清政府的封闭落后,腐败无能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原因。
从18世纪后期开始这个自诩为世界中心的大清国就开始走下坡路,夜郎自大,闭关自守,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无能表现令中国人民饱受屈辱,清政府的专制、黑暗可见一斑。于是当时的西方人习惯性的将中国描绘为一个贫穷落后,腐败成风,没有民主人权的国家,虽然其间不免有夸大之词,但与当时中国的状况也绝非没有吻合之处。即使按照我们所学过的教科书的观点,这个时期也是中国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政权腐败,民不聊生,而这也正是我们要推翻封建专制进行民主革命的原因,因此我们绝不能简单的斥责西方对我们的歪曲和丑化,而是必须首先审视自身,正确的认识自己,这是我们能够不断进步的先决条件。
同一时期的英国国力却已很强大,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发展的巨大进步,交通也越来越便利,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来到中国,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日益增多。这时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不再是来自传教士带有美化的宣传,而是褪去了理想色彩,更加接近真实的中国。随着自身国力的日益强大,优势日彰,英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前所未有的高涨起来,面对在许多方面比自己落后的东方文化,一种鄙夷之情就油然而生。“社会基础即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以及文化实力在异国形象的塑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当时强大的英国面对日渐贫弱、没有进步、闭关落后的中国自然的就会采用俯视的视角和轻视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这也是这个时期中国负面形象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在异质文化接受交流的过程中,一个国家往往被另一国家视为“异已”的他者而存在,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是这样,在英国作家眼中,中国是一个和他们自身不同的“他者”,是一个文化利用的对象。早期的英国对中国了解有限,很多思想家和文学家感到了他们自身文化中的缺憾,就把自己的文化梦想投射到与他们自身完全不同的东方文化中,希望从中国形象中找到一种可以改变现状的力量,这从一个侧面表达了英国人内心的渴望,所以他们笔下的中国形象往往是理想化的。
到了19世纪,英国的国力逐渐强盛,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和优越感也与日俱增,这样的英国需要一个“他者”作为对比来肯定自身的优势。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被否定的他者,他们试图从中国的落后,愚昧贫穷中来印证他们自身的强大,先进和优越,所以这个时期的中国形象就被夸大的负面化。虽然这里面并非没有真实的成分,但很多都被恣意的夸大了,甚至还有很多刻意的谩骂和侮辱。建立在欧洲中心论和种族歧视基础上的黄祸论不仅反应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仇视心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们自身的一种文化恐慌,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华民族的逐渐崛起。
至于19世纪的少数作家对中国文化深表赞同,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利用的现象。西方人向来很有自省意识,他们对照自身文化的不足之处,渴望从异质文化中寻找一些可以改善自身的东西。但这并不表示中国文化就真的融入了英国人的思想意识之中。归根到底,他们只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异己的“他者”,一个文化利用的对象。所以其笔下的中国形象也并非真实的中国,而是建立在他们自身需要基础之上的想象物,是其自身欲望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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