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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划界一直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重要问题之一,大部分的科学哲学教科书都以专题形式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科学划界即是在科学与非科学(包括伪科学)之间作出区别。以期呈示科学特有的品格和认知价值及社会实践价值。科学划界标准在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领域内表现十分繁荣,其特点可归纳为:发展快,流派多,观点纷呈。划界标准在这段时期总体而言,可分为从确定的标准,到标准的消解,最后标准消失的总体趋势。本文对20世纪各流派,代表人物的划界标准阐述试图将这一趋势呈现。
1、库恩的范式标准:库恩在《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传统的心理学》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划界标准:凡是具有运用范式以解决疑难的传统的,才是科学,否则是非科学。
2、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标准:拉卡托斯认为"只能说一系列的理论是科学的或不科学的,而不能说一个孤立的理论是科学或不科学的"。他把分界等同于评价,使分界标准中"科学的"变为评价规则中"可接受的",接受规则"等同于"分界标准。"接受规则"就是如何区分科学理论与非科学理论,从而接受科学理论,拒斥非科学理论的规则。
3、夏佩尔的合理性标准:夏佩尔主张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是存在的,这种界限是变化的,并不是凝固不动的。其标准不是先天的、绝对的,而是具体的、相对的,即以科学活动中是否合理性为标准,所谓合理性意指科学的知识应在说明主题方面是可靠的且是有说服力的;语言应具备相关性,即科学的语言应与研究的问题有着清晰的、恰当的逻辑联系。
4、费耶阿本德的虚无标准: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是人为的,无谓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由此费耶阿本德主张取消科学的特殊地位,采取"怎么都行"的科学划界标准。
以科学和非科学的划界问题为线索。经由库恩范式标准,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标准,夏佩尔的合理性标准,最后到费耶阿本德的虚无标准。科学划界标准逐渐消解,同时也打开了通向后现代科学哲学划界标准消失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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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九世纪上半叶鸦片战争之后,落后挨打的中国人开始把强大先进的西方当成学习楷模。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洋务运动,民国初年的“五四”运动,三十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都是以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为基本内容。这以后,五十年代的学习苏联,八十年代以后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在“与世界接轨”与“全球化”口号下的对西方——美国——的再追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差不多一直在崇拜西方的倾向中走到今天。但在这个崇尚西方文化的世纪中,却有一个时段是中国文化人较为普遍地回归民族传统的时段。这就是二十世纪初期的二十、三十年代。这种回归思潮对美术界是有深刻影响的。但时过境迁,人们对这个令人感奋的时段已经有些忘却了。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界的精英们普遍地倾向对西方科技文化的热情学习,又普遍地对民族文化取激烈批判与否定的态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中科技发明对人类自身的伤害,促使西方精英层对科技文化的反思,使写出《西方的没落》的斯宾格勒们不能不反省西方科技文化对人类的伤害。西方这种自我文化反省的思潮传到中国后,给正在崇拜西方的中国精英层一种警醒。1918年底,梁启超率领了一个包括张君劢、丁文江在内的半官方的巴黎和会观察团赴欧洲,拜访了包括柏格森在内的一批欧洲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等,他们希望直接向这些欧洲的文化精英们请教。但欧洲人的回答,则是战争宣布了欧洲文明的破产,他们希望从中国的遗产中获得一种智慧,来纠正自己文明中的缺失。梁启超从1919年3月起,以一系列文章向国人报道了这些欧洲人的观点。在文章中,梁启超把中国人学西方比作沙漠中追逐幻影,而今幻影已经不见,“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当前世界思想的一个转折点。
梁启超观点以其思想界领袖的地位及其亲历欧洲的角度,对中国文化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1920年—1921年,梁潄溟在北京大学及其他地方多次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进行演讲,亦从洞悉东西文化并进行比较的角度,更深一步地捍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价值,也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无独有偶,英国大哲学家罗素1920-1921年间亦在中国作巡回演讲,他开始贬低西方的机械论世界观:
“彼辈对于吾人之文化绝非无批判之力。有人谓在1914年前,彼辈批判较鲜,惟鉴于此次之大战,觉西方之生活状况,亦必有未能完善之处。然向西方探求智识之兴味仍非常浓厚。而其中年事少者,竟以为过激主义或能供其所需。惟此种期望亦终无实践之日。而彼辈不久当觉悟苟欲自拔,非藉一空前之综合,自创一种救世良方不可。”
他同时盛赞中国文明:
“余之赴华,原为教授,然居华愈久,余之教授华人之意念愈灭,而觉余所当学自彼辈者愈多。……凡珍视智与美,或仅愿享和平之生活者,咸乐居中国,以此三者为中国所重视,而较诸在彼扰攘错乱之西方为易得也。”
在被西方列强折腾得无可奈何的中国,或许也只有罗素这种西方著名思想家的直接的劝喻,方能让执迷的中国人警醒,亦如美国人费洛诺沙对日本文化的盛赞让失去自我的日本人和美术界领袖冈仓天心回归民族自信一般。在这股反思思潮之中,扮演着复兴民族美术领袖作用的是梁启超的朋友,二十年代初期北京画坛领袖陈师曾。
亦如世纪初文坛先进一般,留学日本学习博物学的陈师曾也是主张引入西方科学之美术以变革中国落后的美术传统的。这位受蔡元培之聘,在1919年担仼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的陈师曾,当时的观念与时人无异,也是赞成以西拯中的。在1919年,陈师曾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作演讲,对传统中国画的批评也有与时人一样者:“我国山水画,光线远近,多不若西人之讲求。此处宜釆西法以补救之。……他如树法云法,亦不若西法画之真确精似”。“如投影画、透视画,亦皆此画中之一种。对实物而与其形象,其阳阴向背凸凹诸态,无不惟妙惟肖”。(3)在1919年欢送徐悲鸿留法的会上,这位对传统有着深刻研究与深厚感情,而又在理智上受到科学主义和西方文化同样深刻影响的画家就试图调和二者的矛盾。他不象当时流行的西方本位主义者那样用抬西方来贬东方,而是以寻找两者的相似点的方法,来把他心目中神圣而充满缺点的民族艺术和在当时被认为是先进的、科学的西方艺术相联系,相并列。陈师曾说,“东西洋画理本同。阅中画古本,其与外画相同者颇多。西洋画如郎世宁旧派,与中国画亦极相接近。西洋古画一方一方画成者,与中国手卷极相似”。(4)尽管此种比较并不深刻,且有面对此种汹汹西化大潮之权取应付之意。但即使在那时,陈师曾仍能淸醒地认识到:
“美术者,所以代表各国国民之特性,其重要可知矣。但研究之法,宜以本国之画为主体,舍我之短,采人之长”。
师曾的这种强调国民性和坚持以本国美术为主体的改造中国画的观点,是出现于一十年代之末。如果考虑到当时正是无原则,无主次的“折衷”之风初起之时,考虑到绘画界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和对民族的回归要到二十年代中期才能掀起思潮时,陈师曾对待中国画变革之淸醒与睿智,其先知先觉就极为难得了。事实上,这位留过洋,学过科学,画过油画的国画家,的确是本世纪初叶西化风潮中,最先掀起回归民族传统之新风并理直气壮地宣场民族传统之伟大,且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进行深入研究和现代阐释的第一人。
正是在上述重新反省西方文化价值的又一风气中,1921年,陈师曾这位曾经留学过日本的学界精英开始翻译日本美术史家大村西崖的《文人画之复兴》的著述。陈师曾对传统的深切理解和由衷的热情再也按捺不住。这个“新派”人物终于率先举起了反叛科学主义惟写实风气的回归东方的大旗。
在其1921年撰写的《文人画之价值》一文中,陈师曾首先指出了艺术本质之所在:即艺术“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否则直如照相器,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何贵乎人邪?何重乎艺术邪?所贵乎艺术者,即在陶写性灵,抒发个性与其感想”。
在1923年的胡适尚在说,“这三十年来”,科学“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 ‘科学’的”(7)时代里,作为“新派人物”的陈师曾竟公然敢对“机械”之科学叫板!在这篇文章中,陈师曾针对当时惟物质轻精神,惟写实轻表现的画坛主潮,强调了中国传统艺术重精神的特点:
“文人画首重精神,不贵形似。……谢赫 ‘六法’首重气韵,次言骨法用笔,即其开宗明义,立定基础,为当门之棒喝。”
由此出发,陈师曾干脆一反他至1919年尚在调和折衷的主张写实的倾向,认为写实不过是习画初入之门径,“经过形似之阶级,必现不似之手腕。其不形似者,忘乎筌蹄游于天倪之谓也”。由此出发,陈师曾不仅举了大量中国古代画史史实以证之,还雄辩地以当时刚在兴起之时的西方现代诸派为例,“不重客观,专任主观,立体派、未来派、表现派联翩演出,其思想之转变,亦足见形似之不足尽艺术之长,而不能不别有所求矣”。这样,陈师曾就得出了一个令一片西化潮中的时人可谓惊世骇俗的结论:
“文人画不求形似,正是画之进步。”
尽管陈师曾的这个“进步”论,仍然是以西方为参照而得到的,仍然属历史进步论与阶段发展论的范畴,这是时代局限之使然,但陈师曾毕竟通过这种时人认可的历史观,得出了中国传统艺术不是落后,而是先进,而且先进得相当可以的结论:
“观古今文人之画,其格局何等谨严,意匠何等精密,下笔何等矜慎,立论何等幽微,学养何等深醇,岂粗心浮气轻妄之辈所能望其肩背哉!”
陈师曾在世纪初对中国传统美术的如此高度而理直气壮的肯定,在西化得“无上尊严”的时代里无疑是一极大胆而又极不和谐之音。他的这种对中国传统美术的肯定、赞颂与宣扬,实则已经揭开了几年之后即将兴起,而到30至40年代达到高潮的批判西方科学主义,返归东方,研究“中国本位文化”、“国民性”及民族性的又一轮新思潮的序幕。可惜,陈师曾去世得过早,1923年去世的他,没能参与在同年开始的“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没能参与在此后进行的民族性回归的大讨论。但这位早逝的民族传统的先知先觉的捍卫者的行动,已经成为了这场民族自觉运动的序幕。
1923年开始的“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本来属于思想界的事,但对整个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场论战,本来是以西方文化代表之科学的物质决定论,与柏格森等的直觉主义与人格至上,以及东方文化代表之国学的论争,涉及的学者有张君劢、梁启超,丁文江、胡适、吴稚辉等一大批人,集成的文字达26万字之多。尽管两边的论战概括起来即自由意志论与决定论间的不可能解决的争论,但持西方科学立场的人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似有占上峰之势,但回归民族文化之风却也由此而逐渐兴起。亦如文学界之创造社的郑伯奇在1924年所说,“新思想与白话文发生不一两年,国学运动就隐隐地抬起头来了。到现在,国学运动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
这段时间,连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们“不是努力于创作和翻译新文学,就是回头向所谓‘国学’方面去努力”。连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都在用实验主义整理国故,“同时梁启超氏等(如研究系的一班人)和许多国文教师和许多学者,都舍弃了其他的事业而钻到旧纸堆里”,于是“所谓整理国故运动就这样兴起来”。
就是在这种复兴国学,复兴传统文化的又一强大思潮的感召下,被清末民初打倒国故提倡西方文化搞得灰头土脸的“国粹画”、“国画”,才又逐渐地抬头。在这种民族文化复兴的氛围中,1912年就办起来了,却只有洋画科的“上海图画美术院”从未与国画沾过边,到1923年时,美术院里增设了中国画科,刘海粟也在这一年写出了《石涛与后期印象派》这篇二十世纪最早之一的东西美术比较的论文,称“现今欧人之所谓新艺术新思想者,吾国三百年前早有人浚发之矣。吾国有此非常之艺术而不自知,反孜孜于西欧艺人之某大家也,某主义也,而致其五体投地之诚,不亦嗔乎!”(11)刘海粟还在1924年发起了“古美术保存会”,1925年,他大倡国画,一改崇拜西方之旧习,而以为,“世界艺学,实起源于东方,东方艺学,起源中国”。这之后,刘海粟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研究。傅雷在谈到此种现象时说,“一九二四年,已经为大家公认受西方影响的画家刘海粟氏,第一次公开展览他的中国画,一方面受唐、宋、元画的思想影响,一方面又受西方技术的影响。刘氏,在短时间内研究过了欧洲画史之后,他的国魂与个性开始觉醒了”。
看来,上海刘海粟的“国魂”的觉醒的确不是个人偶发的行为。1923年,在西化倾向十分突出的广州还成立了传统国画家的组织“癸亥合作社”,此即1926年后的“国画研究会”的前身。该社成立时向省署的立案呈文中说,“夫立国于世界之上,必有一国之特性,永久以相维系,而后国始能以常存。国画关系一国之文化,与山川人物、历史风俗,同为表示一国特性之徵。……降至今日,士多鄙夷国学,画学日就衰微,非急起而振之,恐文化荡然。”呈文要求对国画传统“讨论之,整理之,以培养吾国之国性,而发扬吾国之国光”。(13)爱国之心,维护传统之志,溢于言表。该社后来发展到整个广东各地及港澳,最多时成员达五、六百人。他们办画展,出国画刋物,撰写大量的国画研究文章,组织国画写生队,捐书近万册办“国画图书馆”……该会经抗战中断,此后恢复,一直活动到1949年。
上海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一直是中国画的第一重镇。以海派之强大势力领袖群伦。1912年,黄宾虹就在上海成立过“以保存国粹,发明艺术,启人爱国之心为宗旨”的贞社。1916年,又成立有包括王国维、罗振玉在内研究金石书画,人数达5、6千人之多的“广仓学会”。在二十年代国学回归思潮的影响下,1922年,有以“挽救国粹之沉沦”,会员包括吴昌硕、王一亭等海派名流的“上海书画会”;1923年有包括上海、杭州两地国画家如申石伽、唐云在内的“西泠绘画社”;1924年有刘海粟发起的“古美术保存会”,张大壮、江寒汀等的“大观雅集”;1925年有于右任、何香凝、经亨颐及张大千、陈树人、高剑父等一大批名人的“寒之友画会”;1925年还有以“保存国粹,提倡金石书画”为宗旨的,以收藏界人士为主的“金石画报社”;此后,如1925年的“巽社”,“海上书画联合会”,1926年的“中国金石书画艺观学会”,1929年“上海中国书画保存会”,“蜜蜂画会”等等四十余个。其中著名者,有1929年成立,以“提倡发展研究中国艺术”为宗旨的“蜜蜂画会”。该会几乎囊括了当时上海所有的中国画名家,到1931年时,以“蜜蜂画会”为基础,又转为成立“中国画会”。这个或许是民国年间最大的中国画画家的组织,其组织、规模略相当于今天的中国美术家协会。这是一个以上海为中心,会员几乎包括了全中国沪、京(南京)、津、平、杭、镇、扬、苏、锡、粤、港在内的一流中国画画家。该会由叶恭绰、钱瘦铁、郑午昌、孙雪泥、贺天健、陆丹林、谢公展、马孟容、黄宾虹等发起,初由贺天健主持,后改由汪亚尘主持。画会组织过多次画展,义勇军慰劳画展,开办过国画讲座班,组织会员外出旅游,先后出版过有许多高水准中国画研究论文,有极大学术权威影响的《国画月刊》、《国画》双月刊。“中国画会”是当时政府立案批准成立的不多的大型美术社团之一。“中国画会”除抗战期间停止活动外,一直活动至1948年。五十年代以后至今,类似“中国画会”这类全国性中国画的社团也就再没有出现过。
北京作为明淸故都,传统文化一直有着深厚基础。北京的中国画家组织是成立于1919年的“中国画学研究会”。该会由雅好书画的总统徐世昌支持,用庚子赔款退款来支助,由金城任会长。该会包括了北京地区著名国画家如陈师曾、萧愻、萧谦中、贺良朴、徐燕荪、徐宗浩、吴镜汀、陈半丁、胡佩衡、刘子久、陈少梅、陶熔等二十余人。1926年,金城去世后,又在原“中国画学研究会”基础上成立了以“提倡风雅,保存国粹”为宗旨的“湖社”。“湖社”后来发展成为覆盖北京、天津、山东、东北等北方各省人数达数百人的组织,成为二十至三十年代北方地区势力最大最具影响的中国画家社团。湖社成立后,出版了《湖社月刊》150期,发表了大量对传统国画画法画理的研究文章,如金城《画学讲义》、陈师曾《清代山水画之研究》、寿石工《篆刻学讲义》等。《湖社月刊》除发行全国各地外,在日本、新加坡、越南、香港、泰国、缅甸、古巴、檀香山、加拿大等地均有代售点。该会还组织了在国内国际的展览三十余次,并组织了专业国画教学机构“北京艺光国画研究所”招收学员。“湖社”生气勃勃地一直活动到1937年抗战爆发。
以上是就上海、北京、广东三角鼎立的国画盛行地区的中国画主要社团组织生气勃勃的状况作了介绍。可见,在二十世纪严重的西化倾向中,二十至三十年代其实是传统国画的一个颇为兴盛的时期,从这些组织普遍的“保存国粹”、“中国书画保存”,对国学“讨论之,整理之”的建社宗旨来看,中国画的这种勃兴,的确是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文化界“整理国故运动”,复兴国学的文化思潮之使然。
既然是要“整理国故”,那么,对传统绘画的研究也当是此种国学复兴、国画复兴的内容,而且还当是重要内容。事实也的确如此。二十世纪的二十至三十年代,那是一个学术思想极为活跃,学者们也极为投入的一个学术研究的时代。
反思世纪初的盲目崇拜西方科学文化是这种学术思潮的一个突出特点。人们开始怀疑西方美术对于中国美术的先进性,怀疑它对中国美术的先导性,怀疑“全盘西化”的正确性,怀疑美术超民族超地域超国界的“世界性”。强调中西有别,反对盲目西化是这种民族回归思潮的一个主要特征。黄宾虹1926年时对此种国学回归的风气转化还有一段评论:
“以为中国名画,既为欧美所推崇,则习欧画者,似不能不兼习国画。由今溯古,其渊源所从来,流派之辨别,未之讲也”。“况观欧美诸国言美术者,盛称东方,而于中国古画,恣意搜求,尤所珍爱,……由是而醉心欧化者侈谈国学,囊昔之所肆口诋排者,今复委曲而附和之”。
世风之转变可想而知。1931年郑午昌也论及此种倾向:
“近来国画家或开画展,或刊图书,共起为种种运动;即称为洋画名家而于国画曾抱极端反对态度者,亦渐能了解国画之精神,翻然自悔前此之失言。”
留学欧洲,研究西方艺术的李金发在40年代初时,在总结二十至三十年代的《二十年来的艺术运动》时作了如下的描述:“一部分新派作风,充满幼稚病,失却观众同情,也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品,足使我们称赞”。
“国画方面,……虽不曾有新的作风,亦还能得到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捧场。同时因为西洋画成就的脆弱无能,减少社会忽(重?)视它的心理,反使之倾心于国画的欣赏”。
而1934年10月和1935年1月,在“中国文化协会”主办的刊物《文化建设》上,陈立夫提倡“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以及何炳松等10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的文化建设宣言》,更把这种民族文化复兴的思潮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各大城市纷纷召开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座谈会,著名的大学校长、教授、文化界、出版界的专家学者踊跃出席各地的座谈会,发表了大量文章。宣言刚出一月,2月10日,美术界马上作出积极的回应。郑午昌在《国画月刊》第1卷第4期上撰文“不盲从不守旧,为我们一贯的主张,此与最近何炳松等10位教授在文化建设的宣言中提倡‘中国本位’文化的旨趣,正相吻合。可知新中国文化的创造已为国人共同的目标。”
这些人对当时美术思潮,国画思潮的描述,给我们再现了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国学复兴、国画复兴的真实景象。在这种国学复兴的思潮中,对中国传统绘画本质精神的探讨成为国学复兴中最深刻的部分。亦如陈师曾1920年研究文人画,就在注意它的“首重精神”等本质性特征。林风眠在1926年,1929年撰写《东西艺术之前途》、《中国绘画新论》中,就已经在注意“应该知道什么是所谓‘中国画’底根本的方法”,“什么是中国画的基础”等本质性问题了。而刘海粟三十年代进行过一批诸如《中国画之精神要素》、《何谓气韵》、《中国画学上的特点》等研究。而三十年代关于 “国民性”与“民族精神”的研究,更把这种本质性研究推到极致。陈师曾就谈过“国民之特性,可由美术而表现之”,黄宾虹也说,“屡变者体貌,不变者精神”,王显诏论过《民族艺术的本质》,汪亚尘则论过“如果真要治艺术,还是把系统弄过明白”,且“离开天然的形态,作家另外创出一个天然,这是中国艺术上最深的一个观念,也可说是国画的根据”。宗白华有《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邓以蛰谈“中国绝对的理想艺术”。梁启超有“一切物境虚幻,惟心造之境为真实”。林风眠认为“中国的风景画以表现情绪为主,……所画皆系一种印象”。傅抱石也有中国画“超然精神”、“写意精神”等等论述。这里边,甚至一向看不起也没系统研究过中国传统艺术的徐悲鸿也来凑热闹,从他的西方本位立场出发,而认为“中国美术,无疑几乎全是自然主义”,他的“自然主义”即“吾国原始之自然主义Naturalism”。(17)在二十至三十年代,现代中国画坛的前辈们则不论其立场如何不同,观点如何不同,知识结构及知识水准如何不同,大家都在进行这种尽管效果、水平、结论都不尽相同乃至大相迳庭的带学术性质的研究。
对这种民族性、民族本质的研究,在二十至三十年代里又往往在与西方的比较研究中进行,出现过一系列高水准的中西比较的论文。如以1918年欧阳亮彦在《中华美术报》上发表的《中国画与西洋画之异同》算起,20年代初期有发表于刘海粟创办的《美术》上的孙壎的《中西画法之比较》,1923年刘海粟的《石涛与后期印象派》,以后还有滕固《六朝石刻与印度美术之关系》,刘海粟的《东西艺术及其趋向》、《中西美术之异同》、《中国艺术西渐》,汪亚尘的《论国画与洋画》、《中国画与水彩画》,林风眠《东西艺术的前途》,丰子恺《中国画与西洋画》、倪贻德《东西绘画的异点》、《文人画的洋画创造》,陈之佛的《中国艺术与印度艺术的关系》,向达《明淸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婴行的《中国美术在现代艺术上的胜利》,李宝泉《宋代中国画上印象主义趋势之研究》,傅抱石《论秦汉诸美术与西方的关系》,潘天寿《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邓以蛰《观林风眠的绘画展览因论及中西画的区别》,宗白华《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此段时期中西比较的文章极多,这里当然难以尽数。而且以上文章是就那些专论中西比较之专题文章而言,还不包括在各种更为大量的论中国画特征的文章中涉及到的中外绘画比较的内容。画坛对中外美术比较的兴趣,还可以从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国画杂志,即上述中国最大的中国画画会上海“中国画会”出版的《国画月刊》上得到证明。《国画月刊》1934年4、5两期上连载《中西山水画思想专号》上下卷。两卷中集中全国一流学者就中西绘画的思想、流派、渊源、技法、师资等等多方面进行了非常学术性的研究与比较。在其他一些重要杂志如《东方杂志》、《艺风》、《艺术旬刊》、《中国美术会季刊》等刊物上,都可以看到此类中西比较的文章或观点。
这股国学回归思潮在艺术上的另一重要反映,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持续到四十年代的有关“民族形式”的大讨论。这个讨论的直接原因是三十年代文艺大众化思潮在抗战时期文艺宣传需要上的反映,但深层原因当然也与二十到三十年代国学复兴有关。这场讨论主要在文学领域进行。向林冰在抗战爆发前关于“旧瓶装新酒”的观点直接引发这场讨论。茅盾、老舍等都介入讨论。就连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多次发表关于“民族形式”的看法。如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其中也有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1940年初,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中国文化》上发表,其中也明确提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在民族形式讨论中,延安的周扬、艾思奇、萧三、何其芳、柯仲平、冼星海等都参与了讨论,国统区郭沫若、茅盾、胡绳、葛一虹、潘梓年、罗荪、戈茅、黄芝冈、光未然等都参与讨论。讨论在文学、戏剧、音乐创作方面都有直接的影响。这场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在美术上直接引发了版画中利用民间艺术的创作实践,也直接促成了油画民族化问题的提出。作为本来就是民族传统绘画形式的中国画画坛,更多地是在民族文化讨论的热烈氛围中,更加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独立的民族精神,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张大千四十年代初数年的敦煌之行及在画坛产生的影响,就应当与“民族形式”讨论中利用民间艺术的时代氛围有关系。
这种对民族艺术特征的热烈探讨不仅是艺术家、艺术史论家的事,还吸引了大量著名文化学者乃至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这可为此种一去不再之国学思潮之旁证。
当然,与此种“民族形式”有关的研究,更多的应该是与中国画表现手段的“笔墨”研究相关。但可以令今人十分诧异的是,在整个国学回归思潮、国画复兴思潮中,竟没有太多的人关心笔墨问题。认真搜索一番,画家中或许就只有黄宾虹有专门研究笔墨的颇具规模的专论,这就是他71-72岁时,即1934年底到1935年在《国画月刊》上连载之《画法要旨》。其著名的“五字笔法”与“七字墨法”即载其上。笔墨问题及其所存在的传统研究在本世纪上半叶,由于受到西方科学主义的强大压力,一直未能充分展开。世纪初,人们注意的是西方艺术科学的“先进”的写实,批判的是传统绘画的不科学和不写实。三十年代前后,对传统关注起来了,但关注点也较多地是从世纪初的思路逻辑发展而来,即上述民族性特征,中西艺术的广泛比较,传统绘画的各种特征的总结研究,传统绘画的东方哲学的文化的性质等等,人们真的普遍忽略了笔墨。以著名的姚渔湘所编立达书局1932年《中国画讨论集》所收文章为例。这部书广泛收集当时人们关注中国画方方面面的有影响的讨论文章共二十九篇,除一篇《书画同源论》与笔墨相涉以外,竟无一篇笔墨——这个在世纪末竟被看成是中国画是否还可以是中国画之“本体”和“底线”的最要害问题——的专论。而此书所收文章决非随笔、杂感和访谈,那可是陈衡恪、胡佩衡、丰子恺、汪亚尘、邓以蛰、滕固、金原省吾一类大学者或学者型画家们的学术文章。遍查当时的中国画著作,也没有一本笔墨问题的专著。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或许有二:一是人们的思路还在西方艺术的冲击与回应之中,因此中西比较、民族特征、国民性问题乃至空间关系或许更为重要,而笔墨这种具体表现手段显然没有上述问题更引人关注;二是笔墨问题被认为是没什么可讨论的,它天经地义地就该是中国画的造型手段。也很少人对笔墨有能构成威胁的挑战。当时只有少数人,如徐悲鸿在1942年对笔墨有过不以为然之辞,以为“夫有真实之山川,而烟云方可怡悦,今不把握一切,而欲以笔墨寄其气韵,放其逸响,试问笔墨将于何处着落?”。(18)其他如傅抱石怀疑过线的功能,林风眠不滿过文人笔墨,而从宋人磁器画上找过线的感觉,但都没正式向笔墨挑战,因此这不是问题,自然也就没有人想关心这个问题。这种笔墨属天经地义的观念,我们还可以从二、三十年代中国画,不论山水、花鸟,大多仍属传统笔墨表现的大范围,与明清绘画大同小异——此即前述李金发“国画方面,……虽不曾有新的作风”——的基本状态上得到辅证。
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即民国年间的这种国学复兴,国画复兴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学术研究,国画社团活动也都持续到四十年代。甚至,连惨烈悲壮的八年抗日战争都未能让这股国学复兴思潮全然中断。抗战胜利后上海“中国画会”与广州“国画研究会”的重新登记,继续活动,成为让人慨叹的例证。二十至三十年代这段偏重于学术学理的国学研究风潮事实上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西比较的研究风气中出现了岭南派二高一陈、徐悲鸿;在对中国艺术精神和民族性的研讨中,出现了如齐白石、黄宾虹、阵师曾、刘海粟、张大千、潘天寿;在中西比较风气中专意于对民族艺术“系统”和“根本方法”的探讨,则出现了林风眠与傅抱石……民国时期中国画坛国学复兴的学术思潮带来了名家云集大师辈出的中国画坛真正复兴的大好态势。然此风气却在1949年后戛然终止。五十年代之后,传统文化中的许多部分——例如占据明淸画坛主流的“文人画”、“南北宗观念”、“逸品”观念、道禅观念、佛学心学等宗教观念——一下子全成为“封建文化”,“地主阶级文化”、“唯心主义”而变成为“反动”或至少“落后”的东西,一度在全盘西化风强烈压迫下顽强崛起的蓬蓬勃勃的国学复兴运动突然中断,一度以西欧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再度以东欧苏联文化的又一模式卷土重来,民族文化的灾难重新开始,而至六十至七十年代““””达到“史无前例”的自虐自残自毁灾难之顶点。八十年代之后,西方文化之美国文化再以“全球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强势”态势第三次席卷中国,然这已是后话了。
我们总是说今天的画坛没有大师,倒是凭炒作的“大师”、“巨匠”有如过江之鲫,是否与今天民族文化自主自立自尊自信心态的总体性丧失,中国画坛国学研究的极度衰落有关呢?或者可以说,一个丧失了自我的民族也必然地丧失了产生大师的基础。这或许是我们回顾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国学复兴思潮应该有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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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求是》第16期发表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周宏文章,该文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笔触论述了国家的信用和债务之间的关系:
国家信用是政府能否按照事先约定的条件对商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做出补偿。一个国家以其主权做担保进行融资活动,就形成了主权债务。2009年底希腊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以来,这场危机席卷了整个欧元区,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都受到了严重影响,欧元区能否继续存在备受质疑。大举借债满足无限制的财政支出,严重透支了国家信用,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背后实际上也是这些国家的信用出现了严重危机。
国家信用是主权债务的支撑。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其主权债务并非没有成本,国家需要对债权人支付一定的利息,利息的高低与国家的信用状况息息相关。国家信用状况还直接影响该国的融资能力。如果信用不佳,国家发行的国债流动性将会大大减弱。因为这样的国债存在较大的风险,大部分投资者不愿意购买,这使得发债国的融资变得困难。
国家信用与资本市场联系紧密。国家信用的好坏决定了国债利率的走势,国债利率的变化直接对该国资本市场的其他利率水平产生不同程度影响。国债利率通常被作为资本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家信用不稳定,势必造成国债利率大幅度波动,进而导致其他与国债利率相关联的利率随之大幅波动。
国家信用也是主权货币的基础。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国家信用是一国货币能够与其他国家货币进行汇兑和交换的支撑。在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元几乎取得了像黄金一样的地位,其原因就是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带来的强大的国家信用,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也是美国经济的“滞胀”导致其国家信用无法为美元价值的稳定提供支撑。
欧洲债务危机中,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欧元区成员国的主权信用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降级,而债务危机的发端国希腊一度被评级机构惠誉和穆迪下调至最低的C级。国家信用危机给欧元区带来了严重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引发了包括希腊、西班牙在内的国家国债利率飙升。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欧盟启动了欧洲经济恢复计划,这项计划需要政府大量借债。而债务危机前夕,希腊的国债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处在110%以上的高位,远高于60%的警戒线水平。当政府不得不再次借债时,国债利率直线飙升,长期国债利率一度是德国的10倍。
第二,违约风险升高,各国银行系统流动性紧缺。各国国债大部分由商业银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持有。政府的违约会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呆坏账,部分银行不得不破产或裁撤网点;为了控制政府违约给银行带来的风险,银行会缩减信贷规模,以提高资本充足率,这会导致企业难以筹集资金,中小企业面临破产的困境,失业率不断攀升。今年一季度,西班牙和希腊的失业率均超过25%,希腊半数青年人找不到工作;金融危机爆发后,资产泡沫破裂,导致银行信贷的抵押物品价值大幅下降,给银行造成巨额损失。这三方面不仅会影响到银行系统以及整体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会冲击实体经济。
第三,导致欧元大跌,国际货币地位受到冲击。在债务危机爆发之前,欧元被市场认为是最可能与美元抗衡的国际货币,最有可能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但是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之后,欧元大幅贬值,欧元兑美元的汇率从2009年12月的1:1.4下跌至2010年6月的1:1.2。欧元下跌对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产生严重损害,人们对于欧元的信心也必然受到影响。
第四,欧洲一体化进程受到阻碍。在这次危机中,欧元区各国表现出了复杂的矛盾关系。这场债务危机让欧洲各国明白,货币一体化的欧元区只是一个跛足的货币联盟。各国缺乏财政纪律的约束,为债务危机爆发提供了温床。要真正实现经济政治一体化,需要化危为机,推动财政乃至政治上的一体化。对于发展程度、民族文化都有较大差异的欧洲各国来说,欧洲经济政治的一体化仍然要走很长的路。
第五,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阻碍。现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都维持了实际负利率,实际上就是通过通货膨胀减轻债务。欧洲与美国采取的货币宽松政策作用相互重叠,带来全球性的通胀压力,新兴市场因此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实际情况表明,国家信用危机通常是政府财政与经济政策不合理、社会资源浪费的结果。
第一,国内经济结构存在深层次问题,缺乏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经济结构不合理不一定会爆发债务危机,但是债务危机爆发的国家经济结构通常出现去工业化趋势,制造业孱弱,房地产等资产出现泡沫化,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尽管西班牙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低于希腊,但其经济近年来的增长主要依靠房地产和银行业,国际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相继爆发,大量外资流出西班牙,房地产业资金链断裂,金融稳定性也因此受到冲击。希腊更是如此,2011年工业经济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17.9%,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旅游等服务行业。一旦国际经济环境恶化,这些问题国家便会成为国际资本大鳄主要攻击对象,危机随之爆发。
第二,寅吃卯粮的赤字财政为国家信用风险埋下隐患。上世纪末,美国的寅吃卯粮的赤字财政政策为许多国家效仿。在加入欧元区之前,希腊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100%,政府赤字则占9%左右。希腊等南欧国家工人的工作积极性远不如其他欧洲发达国家工人,但是福利政策却和他们看齐,让国家财政背上沉重负担。欧元区成立以来,法德等“核心国家”生产,希腊等“边缘国家”消费的格局不断深化,不断恶化的国际收支平衡使得“边缘国家”主权债务被动增加。这些因素导致债务就像滚雪球一样迅速膨胀,最终酿成危机。
第三,法治不完善导致资源不能有效利用。以希腊为例,希腊的政府腐败和逃漏税款问题都非常严重。据2012年欧盟一项公共调查结果显示,98%的希腊人认为腐败是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79%认为腐败影响到自己日常生活。逃漏税款使财政收入大量流失。根据欧委会报告,希腊灰色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24.3%,希腊财政部公布的一份各岛偷逃税抽查发现近60%的企业有逃税行为。这样严重的逃税为希腊带来两个恶果。一是对于那些诚实纳税的公民来说,与偷逃税的人相比,他们处于市场竞争的不利位置,还不得不承担不属于自己的税负,从而迫使这些原本诚实的纳税人可能加入偷税者的行列。二是公民和企业的偷税增加了政府的收税成本,直接减少了财政收入,导致政府债务日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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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逐步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集装箱运输市场也随之好转,运量悄然增长,运价逐步回升,市场渐进回暖;然而,欧洲债务危机又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新的障碍。深入了解目前市场形势,正确分析和判断未来集装箱运输市场走势,对于应对欧洲债务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逐步复苏,欧洲航线市场随之走出低谷。海关总署公布的我国与欧盟及其主要国家进出口统计数据(见图1~3)印证了这一趋势。
由图1~3可见,我国与欧盟及其主要国家经贸往来的特点如下:
(1)虽然2010年1—4月我国与欧盟进出口总额每月环比增幅不大(2月环比有所下降),但总体上呈缓慢上升趋势;我国与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欧盟主要国家的经贸往来形势也日趋好转。
(2)德国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国,我国与德国进出口额位居我国与欧盟主要国家进出口额的首位;因此,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一旦波及德国,必将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较大的负面效应。
(3)荷兰是我国在欧盟的主要出口目的国之一,2010年以来我国对荷兰的出口额仅次于对德国的出口额。
(4)从我国对欧盟的出口情况来看,2010年1—4月,我国对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4个欧盟主要国家的出口额之和占我国对欧盟出口总额的比例均超过50%,各月占比依次为55.4%,56.4%,58.4%和56.7%。由此可见,这4个国家是我国在欧盟的主要出口目的国。
(5)从我国自欧盟的进口情况来看,2010年1—4月,我国自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4个欧盟主要国家的进口额之和占我国自欧盟进口总额的比例平均为66.5%。
(6)尽管2010年1—4月我国与欧盟及其主要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体呈现缓慢上升之势,但我国对欧盟主要国家的出口额仅有微弱增长,说明欧盟尚处于后金融危机的经济恢复时期,经济增长力度脆弱,此时又受到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内部经济增长动力被削弱,表现为进口需求乏力。
(7)我国经济回暖势头强劲,拉动进口需求增长。2010年1—4月,我国自欧盟进口额增长明显,增幅较大。
2010年1—4月我国与欧盟及其主要国家进出口额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见表1。通过分析比对,可以看出:(1)欧盟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我国对欧盟出口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自欧盟进口额占我国进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12%;(2)在欧盟主要国家中,我国与德国进出口额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最大,因此,德国经济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相对较大;(3)我国与荷兰的经贸往来仅次于德国,我国对荷兰的出口额与对德国的出口额相差不大,但我国自荷兰的进口额较小。
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欧洲航线运价指数由2010年第1周的点攀升至第11周的点,上涨30%,说明2010年以来欧洲经济呈复苏之势;随后,受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欧洲航线运价指数出现微幅下跌,5月底跌至点,下跌7.8%。欧洲航线运价指数从2010年3月底开始表现出与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相悖的走势,说明债务危机对欧洲经济复苏的影响已悄然而至。
综上所述,欧盟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我国与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欧盟主要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关系密切。如果欧洲债务危机对上述国家的经济复苏产生影响,特别是一旦危及德国经济复苏,我国进出口贸易必将受到较大影响,集装箱运输市场也难逃厄运。
2009年10月20日,希腊宣布2009年该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将超过12%,远远高于欧盟规定的3%的上限;随后,葡萄牙宣布2009年该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从原来的5.9%上调至8%。2009年12月,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等国际3大评级机构纷纷调降希腊主权评级,欧元兑美元汇率随即大幅下跌。在希腊陷入空前财政危机的同时,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甚至英国也债台高筑,由此引发欧洲债务危机,并导致全球金融市场持续暴跌。2010年5月,欧盟财政部长达成亿欧元的救助机制协议,标志着欧盟正式采取行动防止欧元区债务危机蔓延。欧洲债务危机将给2010年下半年乃至2011年的集装箱运输市场带来许多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尽管全球经济已出现缓慢回升的态势,但在国际金融危机的余波尚未消退之时,由欧洲债务危机引发的金融市场震荡再次使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经济复苏步伐被迫再次放缓,经济下行风险再度加大。
世界银行于2010年6月9日发布的《2010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全球经济继续复苏,但欧洲债务危机对中期可持续增长之路造成新的障碍。欧元区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第1季度欧元区实际GDP同比增长0.5%,结束了长达1年之久的连续下降态势,说明短期内由于存在传导时滞,希腊债务危机对欧元区乃至整个欧洲实体经济的影响尚不明显,欧洲经济复苏的基调没有改变;但从长期来看,债务危机将大幅拖累希腊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使其经济衰退期大大延长,预计2010—2014年希腊GDP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26%。欧元区的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将受到明显拖累,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各主要发达经济体均难逃债务危机的威胁。作为拉动全球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欧元区的经济复苏趋势对全球经济复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目前形势来看,全球经济复苏动力不足,二次探底风险有增无减;但可以肯定的是,欧洲债务危机对全球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影响远小于国际金融危机。欧盟已针对债务危机采取救助措施,相信欧洲各国也将在总结美国救市经验的基础上,采取适合本国的方式来尽快摆脱债务危机;因此,欧洲债务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有限,全球经济复苏的大势不会改变,只是复苏乏力,复苏进程更加艰难。
2010年初欧美经济的逐步复苏带动全球经济增长,在欧美发达国家供应商亟待补充过去2年几乎耗尽的商品库存的情况下,大量货物通过海运通道流向世界各国,集装箱运输市场再现2007年的火爆场景。随着欧洲债务危机影响的逐步深入,全球经济回暖乏力。世界银行预计,2010年全球商品贸易将增长21%左右,但2011—2012年增长率将逐渐回落至8%左右;2010—2012年全球需求增长近一半将来自发展中国家。此外,由于集装箱运输市场对全球经济的反应存在一定的迟滞,2010年第4季度及2011年集装箱运输市场的货量增长将有所回调。总之,集装箱运输市场的复苏进程复杂而艰难,集装箱运输业完全走出危机阴影所需的时间将比预期延长1~2年。
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1)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元贬值,人民币相对升值,致使我国出口总量下降,出口顺差减少,出口商成本上升、利润下降;(2)欧洲债务危机促使欧元区国家采取更加严格的贸易保护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我国对欧盟的商品出口;(3)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元区国家经济下滑,生产能力降低,失业率增加,国民购买力下降,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力相应减弱。
虽然欧洲债务危机可能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但只有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经济强国才会对我国经济产生明显影响;因此,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来看,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都是有限的。
受2009年翘尾因素的影响,2010年我国经济“前高后低”的走势已成定局,但波动将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由于国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取得明显成效,与2009年同期相比,201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大幅增长;但在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欧洲债务危机、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的影响下,2010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同比将有所放缓。渣打银行2010年6月预计,2010年第2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率将从第1季度的11.9%降至11%,第3和第4季度将进一步降至9%和8%。
(1)由于我国经济增长放缓,2010年下半年集装箱运输市场难以维持上半年的火爆形势,运力投放速度将进一步快于运量增长速度,二者之间的差距将逐渐加大,导致供需失衡。
(2)由于国内经济政策调整,内需对经济的拉动力将有所减弱。虽然内贸货源不会立即缩减,但增量将有所减少,不排除2010年底和2011年初内贸运量振荡下调的可能性。
(3)综合考虑2010年下半年和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全球经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处于恢复阶段等因素,我国出口集装箱货量可能出现小幅振荡回调。
(4)美国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库存回补,预计2010年第3季度美国库存回补动能将趋于减弱,届时北美航线出口集装箱货量及运价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
(5)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元相对人民币贬值的滞后效应将在2010年第3季度逐步显现,我国对欧盟的出口也将有所回落,欧洲航线船舶舱位利用率和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将双双下滑。
(6)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元汇率不断下跌,欧元区国家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增强,进而刺激欧元区商品出口,我国自欧盟的进口贸易可能出现小幅反弹,从而带动欧洲航线进口集装箱市场繁荣。
2010年上半年飘红的出口数据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上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蔓延,多种不利因素相互叠加,2010年我国出口形势不容乐观,预计将于第4季度波及集装箱运输市场。第3季度我国出口贸易回落的幅度是判断未来集装箱运输市场走向的关键。
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正在从金融经济层面向实体经济层面蔓延,对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忧随之加大,我国出口企业在缓慢恢复的过程中再次遭受冲击。
欧洲债务危机引发欧元区经济不断恶化,股票、石油等风险资产被大量抛售,股市一片哀鸣,欧元兑美元汇率跌至4年来的最低点,欧元相对人民币不断贬值,导致以欧元计价的出口企业承担了更大的成本压力。由于生产成本上升,出口价格下跌,我国出口企业的利润不断缩水。与此同时,欧元贬值使得欧洲各国民众的消费欲望进一步降低,导致我国出口企业来自欧洲的订单数量减少。
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出口企业的不利影响在2010年广交会上已经显现。据统计,2010年广交会来自欧盟的客商数量增长15.2%,贸易额却下降8.7%。在成交订单中,短期订单占很大比例,而且大部分属于海外客商对库存的阶段性补充,新增订单几乎没有,这说明:一方面,欧洲客商不看好本国消费市场,处于犹豫和观望状态,不敢轻易冒险;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复苏尚需时日,欧盟经济受债务危机影响再现衰退,当前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虽然希腊经济总量仅占欧元区经济总量的2.5%,我国与希腊的贸易额仅占我国与欧盟贸易总额的1%左右,但希腊债务危机将拖累欧洲整体经济形势,并对我国外贸产生一定影响。预计这一影响将在2010年第3季度明确显现,届时我国对欧洲的出口增长率可能下降6~7个百分点。此外,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企业对欧洲市场的出口减少,对其他市场的出口也会受到牵连,只是影响程度相对较小,影响时间有所滞后。
随着欧洲债务危机影响的逐步蔓延,占我国外贸规模比重达16%的欧盟各国将再度陷入困境。2010年下半年乃至2011年我国出口形势都不甚乐观,2010年下半年我国出口集装箱货量将出现小幅波动,不排除存在短暂深度下探的可能性。
2010年上半年集装箱运输市场行情火爆,货量攀升,运价上涨,促使船公司向市场释放大量封存运力。克拉克松的统计数据显示,封存运力占总运力的比例已由年初的13%左右下降到目前的5.4%左右,加上新造船不断投入营运,导致运力增速明显快于运量增速;因此,2010年下半年及2011年,集装箱运输市场将再现运力供大于求的局面,预计2010年下半年运价难以维持直线上升之势,稳定运价也存在一定难度,运价下跌或将难免。
在我国内需增长因政策调整而发生转变的同时,外需增长同样面临欧洲债务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总体需求增长可能出现明显波动。此外,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全球经济将呈现波动渐进的发展态势。这就是未来我国集装箱运输市场面临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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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不是由某一、两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决定的,是内外因素互动的结果,是越南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与历史学相关的论文:
浅析20世纪90年代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
论文关键词:越南 外文政策 调整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越共审时度势,做出了外交调整。本文叙述了越南20世纪90年代外交政策调整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并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初步分析了调整的原因,最后衬越南外交政策做了一些简单的预浏。
论文正文:
20世纪90年代,越南彻底抛弃了“一边倒”向前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政策,实行多样化、多元化的全方位外交政策;抛弃了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实行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由政治外交向经济外交接轨。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越南迅速摆脱了在国际社会的孤立形象,外交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本文拟对越南外交政策调整及其动因和未来走势作些粗浅分析。
一、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及成就
越南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76年南北统一后,越南不思战后重建,休养生息,反而拥兵自重,“一边倒”向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苏联的军事援助和美国遗留在越南的武器装备,自诩为世界第三个大军事大国,搞地区猫权主义,侵柬反华,妄图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越南的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极大地恶化了东南亚地区政治气候,遭到国际社会的同声谴责和普遍反对,使越南频于孤立国际社会的边缘。随着国际形势变化,越南的这种政治外交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和弊端。1986年,越先前中央的黎笋去逝,越南的政局出现变动迹象,为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带来了契机。
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主要是通过“六大”、“七大”、七届三中全会和“八大”完成的。1986年12月、越共“六大”召开,改革派阮文灵继任越共中央,推行革新开放政策,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为了为保卫祖国和建设事业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大会制定了“广交友,少树敌,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总方针,提出“我们主张和支持各政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然而,在对苏联及印支三国的政策上,大会仍认为,“加强同苏联的团结和全面合作,始终是我党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发展和巩固印支三国的特殊关系,是三个兄弟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规律。1991年6月,越共“七大”召开,稳健派杜梅继任,在坚持“六大”有关政策的同时,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进一步推进外交政策调整。
阮文灵在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越南希望成为国际社会所有国家的朋友”。会议提出“今后一段时间的对外任务是维护和平,扩大友好合作关系,为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祖国的事业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为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的共同斗争作出积极贡献”。主张在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政治社会制度不同的所有国家进行平等互利的合作。在对苏联及印支三国的关系方面,会议认为,“始终如一地加强同苏联的团结和合作,越苏合作要革新方式、提高效果以满足各自的利益”,“不断巩固与发展我党和人民同兄弟老挝党和人民,柬埔寨党和人民之间特殊的团结友好关系。按照平等,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正当利益的原则革新合作方式,注重效益”。越南外交政策调整基本成形,1996年,越共“八大”进一步提出,越南愿与世界所有国家为友,实行多样化,多元化对外政策,指出今后对外工作任务是“巩固和平环境,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条件”。
这样,越南革新时期的外交政策基本形成。在国际关系上实行独立自主,多样化、多边化,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不受政治社会制度约束,与世界各国进行平等互利合作。从而为越南的外交政策走上正轨提供了政策条件。
在对外关系方面实行政策创新的同时,越南政府在实际的外交活动中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以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在柬埔寨问题上,越南一改往日的强硬政策,同意从柬埔寨撤出越南军队,积极参与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历史进程,为1991年关于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协定的签署作出了努力,树立了一个热爱和平的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为地区稳定作出了贡献,为改善中越、越南与东盟关系提供了条件。在中越关系上,随着柬埔寨问题的解决,1991年11月,越共党书记杜梅与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访华,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两国关系不断发展,高层互访频繁,双方之间的一些棘手问题也趋于解决。据《人民日报》1999年12月4日报道,中越陆地边界存在的问题已全部解决,北部湾划界问题也于2000年基本完成,双方的经贸合作也不断发展。
在越南与东盟关系上,随着越南地区霸权主义政策的废除,高层领导的互访,1995年7月28日,越南正式加入东盟,成为东盟第7个成员国,为越南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合作不断深入,此外,越南也与老挝、柬埔寨等地分别进行了高层互访,双边关系走向正常。这些都为越南周边环境改善提供了条件。在越美关系上,越南一反过去不合作和敌对态度,把打破美国禁运,改善越美关系作为外交主攻方向之一,配合美国寻找美军失踪人员,向美国公开了不少与美国战俘有关的秘密材料,并允许美方专家参观一些有关军事单位,通过越美双方努力, 1994年2月4日,美宣布取消对越贸易禁运,1995年7月11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同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在越的投资逐步增加。在越日越欧、越澳(澳大利亚)关系上,随着越美关系逐步改善,双方的关系也逐渐走向正常,高层互访不断,经贸合作加强。对原苏联东欧地区,双方的高层访问也增多,一度中断的关系也恢复了正常。这些均为越南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条件,为革新开放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总之,随着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越南的外交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截止1995年1月4日,与越南正式建立外交系的国家达152个,其中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关系,5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越南有直接投资。到1998年,又有13个国家与越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越南建立了贸易关系,对越南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近60个,并有20个大国际组织和480个非政府组织与越南建立了合作关系。越南已度过政治被孤立,经济被封锁时期,恢复了同国际社会关系正常化,为革新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空前、有利的外部环境。
二、越南外交政策调整的原因
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不是由某一、两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决定的,是内外因素互动的结果,是越南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国际上,美苏之间由相对紧张走向缓和,由对抗走向对话,国际形势趋于和缓,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大潮滚滚向前。由于70年代的激烈争霸,美苏均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面临内外交困局面,特别是苏联,由于经济的畸型发展,军事负担过重,颇感力不从心,自顾不暇。双方均寻求缓和与对话机制,致使国际局势趋向平和,热点地区普遍降温。这为柬埔寨问题和平解决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美苏的衰落,日本、欧洲的崛起,世界格局朝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两极争霸,使国际局势相对稳定,东西方的矛盾制约了其他矛盾的发展,这使日本和欧洲搭上了国际安全的便车,军事负担相应减轻,经济速度大大加快,经济实力不断加强。随着美苏关系的趋缓,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渐现。西欧、日本开始在政治、经济领域对美国的霸权提出挑战,这样,东西矛盾趋缓,西西矛盾上升,第三世界力量的不断壮大,世界开始由两极向多极发展。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形势可以说一下子失控。美苏两霸,一霸消失,一霸削弱,对国际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向执行对苏联“一边倒”外交政策的越南真正地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孤儿。加之,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世界各国经济都在走向开放,走向市场化,各国经济的互相依赖程度大大加深,世界经济趋向于集团化、地区化及某种程度的一体化。这些都是迫使越南不得不考虑自己过去以政治外交为主的僵硬对外政策,成为越南外交调整的外在动力和国际背景。
在国内,越南也出现困难的局面,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低下,越南统一后,在东南亚地区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仰赖苏联东欧国家的施舍,侵柬反华,将国民经济发展绑在对外侵略扩张的战车上,使越南经济严重失衡,加之主观急躁,照搬国外经验,从而严重地摧残了生产力的发展。到1980年,“二五”计划主要指标一项也没有完成。正如越共“五大”指出的,“在一定范围内说,领导和管理方面的缺点和错误是引起或加重过去几年经济社会困难局面的主要原因”,“在基本建设和生产的发展规模上、速度上我们主观、急躁地提出了一些过大、过高指标,特别是初期阶段,急躁毛病还有些其他的表现,例如,在一些地方把农业合作社的规模搞得过大。另一方面我们又十分保守迟缓。
越南有的学者则更客观地指出,"1976年至1980年阶段,是越南经济由于持续了30年战争的影响和在经济指导战略主张上的主观错误所造成危机时期,”但是他们均没有正视侵柬反华给越南经济带来的危害。继续深陷侵柬战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使越南背上了沉重包袱,“三五”计划虽比二二五”计划的执行要强,但大部分指标仍未完成。正如越共‘.六大”评价的,二生产虽有发展,但与计划要求和实际能力相比,其增长率并不高”,
二粮食、煤炭、水泥、木材、布匹、出口商品等一些主要生产指标没有完成计划,影响了整个经济活力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流通分配方面的混乱状况持续发展,国民经济中的大失调依然存在,有的方面趋于严重。”经济的发展呼唤越南的改革,在这样的趋势下,越共二六大”应时势需要作出了“革新开放”的决定,相应地开始了外交政策的调整,但步子并不大,没有摆脱对苏联、东欧一边倒”的政策,对外政策处于徘徊迷茫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一向仰仗苏联、东欧供给的越南经济一下子断奶,越南与前苏联、东欧关系跌入低谷。使越南经济面临新的困难,这就要求越南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调整外交政策,以便为国内经济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周边环境。越共二七大”的召开,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使命,使越南的对外工作步入了正常化发展的轨道。
同时,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综合国力的较量。随着黎笋的去逝,改革派逐渐占了上风,越南政局开始朝着有利于越南经济发展的方向发展。越南党和人民对越南的对外工作进行了反思,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认为:任何一国外交政策都是由具体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民族力量同时代力量相结合的革命外交是在我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岁月里诞生的,为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辉煌成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之后,国际形势迅速变化,各种政治经济力量重新组合,越南开展全面革新,我国外交进入了新阶段,即由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转向革新事业服务。可见,越南外交政策的调整是由越南工作重心的调整决定的,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外交是内政的继续,经济建设需要和外交理论的创新,成为越南调整对外政策的内在动因和根本要求。
当然,越南调整对外政策的具体因素很多,但主要是上述内外两个方面因素互动的结果。正是这两个因素的互动,促使越南不得不调整其僵硬的政治外交,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尽快融入国际社会的大家庭,摆脱孤立的处境。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民族的力量和时代的力量、国内力量和国际力量结合起来,把国家推向前进。
三、越南外交今后发展的走向
无庸讳言,越南调整对原苏联、东欧“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实行独立自主、全方位、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外交,从政治外交向经济外交转轨,使越南的经济、政治生活步入了正轨。新的外交政策的实行,并不标志着越南由原苏联、东欧一边倒向西方发达国家的一边。根据越南解释,独立自主并不等于分立和孤立。多样化是指越南要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灵活多样的合作,而经济领域合作仍是最为优先的,多边化则是指越南要与不同的伙伴进行合作,优先考虑邻国、本地区国家和发达国,特别是强国。可见,根据越南的国家利益,越南今后外交的走势着重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发展的方位上,越南首先立足东南亚,着重处理好与中国和东盟的关系。越南领导人认为,同本地区各国建立良好的关系为扩大我国同世界不同地区各国的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因而,越南“七大”以后,越南首先为改善周边环境而努力,积极参加和促进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历史进程,消除了导致本地区动荡不安的一个根源,为改善与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创造了条件。正是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导致了越南与中国关系恢复了正常化,导致了越南成为东盟的正式成员国,越南周边其它国家关系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其次,越南着重处理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及国际金融组织的关系。越南领导人认为:建立多样化、多方位的关系,为提高我们在本地区的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革新开放和经济建设深人,面对现代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以及世界经济迅速国际化,越南迫切需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以加快其现代化进程,因此,越南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与发达国家合作,打破了西方的禁运和封锁,与美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由于政治制度不同,文化历史背景的差异,越南在利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资金和技术的同时,又对他们的图谋保持高度警惕,今后越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不会一帆风顺,挑战与机遇并存,摩擦与合作交织。
第三,越南将恢复与原苏联、东欧地区正常外交关系。越南领导人认为:保持同曾与我们合作并支持过我们各国的传统关系,也为提高我们在本地区的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1991年苏联解体后,越南和俄罗斯及前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关系近乎中断,总体上,关系比较冷淡。但是1994年,出现了转折。6月,越南武文杰出访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国,签署了越南乌克兰关系与合作原则条约、越南哈萨克斯坦联合声明,越南俄罗斯联邦友好关系原则条约等,重新开启了越南与这些国家关系的新篇章,恢复了友好合作的传统关系。年底,俄杜马批准了越南俄罗斯友好关系原则条约,叶利钦高度评价认为,新条约全面调整了两国关系,符合新时代的精神,完全符合两国利益。越南与上述三国的合作逐渐恢复和加强。不过双边关系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和障碍,越俄两国同志式的亲密拥抱变为生意场上的握手,比他们想象的要艰难。
在发展内容上,越南着重发展经济外交,着眼于为国内的革新事业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以便尽可能多地从国外吸引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更好地为本国建设和保卫事业服务。毫无疑问,当前及今后的国际竞争主要是以经济和技术为主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越南要想在世界上立足,要想完成革新开放的宏伟目标,实现现代化,必须变政治外交为经济外交,只有这样才符合时代的发展潮流,事实上越南正是这样做的。
总之,越南今后外交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随着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发展,融入正常的国际社会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越南的外交今后将朝着更加健康的轨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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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条约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于1950年2月14日签定的条约,同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为30年。这个条约取消了1945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王世杰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兼外长周恩来和苏联外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签署。60年代起,中苏两国关系恶化,该条约名存实亡。期满后没有再延长。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20世纪三个中苏条约形成经过之回顾与比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20世纪三个中苏条约形成经过之回顾与比较全文如下:
20世纪,中苏两国政府间曾经就涉及两国根本关系的问题,缔结过三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条约。这就是1924年5月31日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好同盟条约》,以及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三个条约的签订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即签订条约的联政府始终如一,而中国政府却几经更迭。也正是由于苏联建国①后,中国的中央政府曾经三易其手,即由北京政府到国民党政府,再由国民党政府到共产党政府,因此也就有了这三个根本性条约的形成。比较这三个条约的形成经过与内容,当不难看出在中苏国家关系当中,国家利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强弱对比等因素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的情况。
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是在一个相当特殊的条件下缔结的。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不仅积贫积弱,而且处在军阀割据的条件下,孙中山国民党便在广州另立中央,因此,北京政府的管辖范围及其代表性十分有限。但它在对苏问题上,却得到了列强各国政府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苏联政府虽一举战胜十四国武装干涉,成功地统一了广袤的国土,甚至将其军队伸入到外蒙古地区,直接威胁到中国的主权,然而其反资本主义的性质,及其革命的特性,却使它在国际上十分孤立,因此对于中国这种同样受到列强欺凌的周边国家,它无论基于意识形态的目标,还是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都必须表现出最大的善意,以设法取得同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中苏两国实力强弱明显,苏联政府却早早就向北京政府表明了善意。而权力有限的北京政府却在列强的支持下,面对苏联政府要求外交承认,一度采取了相对矜持和冷漠的态度。
1919年7月第一次对华宣言时,苏俄势力仅及于乌拉尔,因此,它对沙皇在中国攫取的权益甚少,因而很痛快地向中国表示:"苏维埃政府已放弃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苏维埃政府愿将由沙皇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及霍尔瓦特、谢米诺夫、高尔查克匪帮、俄国前军官、商人与资本家掠夺所得的中东铁路及其所有租让的矿山、森林、金矿与他种产业,无偿归还中国人民。"②但即使如此,这一宣言在其国内公开发时,仍然不能不考虑到国内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将上述文字删掉了。到一年之后,即1920年9月它再度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时,一方面红军已顺利挺进西伯利亚,另一方面为避免直接与日本打仗,它在远东地区成立了一个远东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则公开宣布俄国远东地区,包括位于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路区,均为该国领土。③基于这种情况,苏俄政府放弃沙皇攫取的在华权益的态度明显地有所变化。在这一新的宣言当中,它已明确表示,对中东铁路问题,中国应当同苏俄及远东共和国另订使用办法。不过,意识形态的目标和现实的国家利益通常是存在矛盾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简单提到苏联一方从1919年7月《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对中国人民及中国南北两政府的宣言》,到1920年9月《苏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再到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谈判内容,就足以了解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政府行为中的极大局限性。
1921年,随着苏俄取得了对十四国武装干涉的胜利,其争取周边国家同情的和平心态已经逐渐让位于以强力捍卫自身安全的战略意图。红军出兵外蒙古,就典型地反映了苏俄领导人心态上的这种重大变化。尽管惧于国际上以及外交上的压力,苏俄这时尚不能公开否认中国这时对外蒙古享有主权,但在苏俄领导层内部,外蒙古特殊的地理位置既然可能被敌对势力用来造成对苏俄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那么用强力造成外蒙古与中国事实上的分离,在那里扶植政府,并与之签署条约与协议,从而把它纳入到自己的安全体系之内,就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外交选择。
中东铁路和外蒙古的问题,从此成为中苏两国交涉中两个长期纠缠不清的难题。这里面中东铁路问题实际上是确保苏俄既得利益的问题;而外蒙古问题则是出于其自身的战略安全考虑。无论是既得利益,还是安全考虑,在这时的苏俄领导人看来,显然都属于国家利益。问题是,随着自身实力的变化,而把国家利益放大到可能损害邻国领土和主权的程度,在意识形态和道德上都可能发生问题。包括苏俄自己的外交人员,最初对此也难以适应。1922年苏俄政府的全权代表越飞来华后,就深信应当援引1919年和1920年苏俄政府对华宣言中的承诺,展开与中国人的谈判,因为这是真正可以使苏俄区别帝国主义,从而赢得中国和世界人民同的政策。为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不得不明确指示越飞说:"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年到1920年的总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当时中国对这个宣言并未作出相应的反应。"对中东铁路,必须使俄方享有特殊权益,要坚持共管;对外蒙古,应设法通过协议来解决"它的国家法律地位问题和从蒙古撤军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时,不允许把受到红军支持的蒙古独立政府的意志排除在外⑤。
1922年8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上述指示,确定了此后苏联政府对华政策的两项基本诉求。只不过,这个时候的苏联政府还不够强大,其意识形态的宗旨和外交政策的需要,都或多或少地制约着它维护既得利益和扩大防卫范围的外交行为。因此,其在1924年谈判《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过程中,仍不得不向坚持对外蒙古和中东铁路享有主权的北京政府作出相当的妥协。按照这一协定,苏联政府公开声明放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放弃一切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并且同意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在此之前,与该路有关之所有关系中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概由中国政府办理。苏联代表所能坚持者仅为二项,其一,苏联驻外蒙军队须待两国政府另行会议商定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后,始得尽数撤退。其二,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决定,不许第三者干涉。在其前途未定之前,两国共同组织理事会、监事会和铁路局以管理之⑥。
如果我们不了解苏联政府这时的真实意图,相信我们很容易得出该协定"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这样一种结论。⑦问题是,历史的真相并不完全表现在字面上。《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谈判及其签订,实际上是在特定条件下中苏双方相互妥协的结果。北京政府没有能够迫使苏联政府依据第一次对华宣言的承诺,无偿交还中东铁路路权,它甚至没有办法迫使苏联立即从外蒙撤军;而苏联方面也没有能够将中东铁路路区永远划入自己的版图,更没有能够实现促成外蒙古独立建国的预想。不仅如此,苏联政府还不得不承诺准备将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由中国方面赎回,不得不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苏联将撤退其军队。但是,对于两个实力相差悬殊的国家来说,当势力强大的一方相信必须放大其国家利益才能确保自身安全和为民族赢得荣誉时,它侵害弱小一方的利益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相对于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而言,1945年苏联政府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无疑是苏联在中苏关系问题上持续扩大其国家利益的一种必然结果。《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之最大不同,就在于苏联政府成功地实现了20年前它在与北京政府谈判时没有能够实现的外交目标。先是外蒙古问题。中方被迫宣告:"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其次是中东铁路问题。中方亦被迫承认:"日本军队驱出东三省以后,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之干线合并成为一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应归中华民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1924年已经被苏联政府公开宣言放弃,且在与北京政府谈判中完全不曾提及的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一度攫取的大连、旅顺出海口租借权一事,竟重新成为苏联政府的要求之一。中方被迫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但该自由港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半,及指定码头与仓库,无偿租与苏方,租期定为三十年;苏联有权在除大连市以外的旅顺港区域内驻扎陆海空军,并以其为海军根据地,期限定为三十年。⑧
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这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典型地反映了大国政治交易之下弱国可能的遭遇。很明显,同样作为战胜国,中国再度遭遇了当年在巴黎和会被出卖的悲惨境遇。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美、英两大国同样出于利益交换的目的,应苏联的要求,背着中国政府,将外蒙古和旅顺港送给了苏联。所不同的是,巴黎和会还有中国代表列席,而雅尔塔会议却完全是大国之间的秘密交易。等到欧洲战争结束,对日战争开始,美国才出面督促中国接受这一交易的结果。
十分明显,1945年中苏谈判时,苏联所处的地位与1924年时已有极大不同。其一,它这时不仅与美、英两大国有着秘密交易,其主要要求都得到后者的承诺和支持,而且还掌握着出兵中国东北的主动,并足以威胁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权利的巨大优势。无论国民党政府接受其要求与否,它都可以轻易地造成既成事实,置国民党政府于更大的被动之中。其二,由于红军的介入,外蒙古早就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只是在字面上肯定了中国的利益,事后苏联政府几乎从未将外蒙古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事实上外蒙古已经有20多年完全脱离了中国的主权管辖范围,不论国民党承认与否,外蒙古的独立已是既成事实,难以改变。其三,战后国共纷争有急起之势,中共在北方地区占据着大量敌后根据地,具有迅速接收政权的极大便利,国民党要想将其远在西南的军队运抵北方接收各地政权,特别是进入工业重地东北地区,非取得苏联的同情,并借助于苏联的帮助不可。鉴于上述种种情况,1945年的中苏谈判尚未开始就已成一边倒的形势。在此形势下进行谈判,苏方态度之无所顾忌,和中方态度之委曲求全,实不难想象。
要肯定的是,即使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宋子文亦曾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努力地进行过争辩。比如他曾表示不同意将雅尔塔协定中"维持外蒙古的现状"一语,解释为中国政府应承认外蒙古独立;他曾争辩说中长铁路的所有权应归中国,但由中苏两国共管;他强调对旅顺港不能使"租借",必须在协定中显示该港可由两国共同使用,以免引起国内民众的不安;他亦曾坚持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不能妨碍各国自由使用大连港和铁路运输设施,以及在东北境内发展商业的企图。他甚至做好了"万一史(斯大林)坚持外蒙必须由我国承认其独立,则只可中止交涉"的准备⑨。但是,苏军出兵已是箭在弦上,中国东北及新疆的统一更全在苏联的威胁之下,蒋介石最终还是出于内政的需要,决定"牺牲".
他的指示是:"若我国内(包括东北与新疆)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时,则外蒙独立或可考虑".关键之点,在于苏方能够切实保证:尊重中国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和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之匪乱。"此乃为我方要求之交换条件也。"B10对此,斯大林均一一允诺。结果,中方交出了外蒙主权和东北中长铁路、大连港、旅顺港等项权益,而苏方在条约的照会中则承诺:苏联政府予中国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1945年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毫无疑问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列强各国均已公开宣布放弃在华特权,废弃不平等条约,而苏联作为一个公开自诩为民族解放运动大本营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坚持要在战争中赢回沙皇时代的殖民主义荣耀感,并不惜为此损害弱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这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意识形态目标与当权者的民族主义心态及其对国家利益的理解,未必没有因果的联系。国力的强大,以及当权者对国家利益和民族荣耀的过分迷恋,无论何时何地,都可能使强国与弱国处于严重的不平等状态。
当然,分析1945年中苏条约的不平等性质时,有必要注意到国家关系当中战略利益的一致性问题。因为,造成这次条约谈判中苏方不惜损害中国利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相信它与国民党政府之间没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在这一点上,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使苏联领导人不能不把国民党与苏联战后最主要的假想敌美国归为一类,因而保持高度的防范意识。苏联政府必欲把其战争的防波堤构筑到中国的东北乃至北部朝鲜的疆土上来,与此显然不无关系。
对于中国人来说,20世纪中苏关系当中,真正能够表现出相对平等性质的条约,还是1950年2月14日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对于1945年,1950年时中苏两国的强弱差距仍然相当明显但相对于1945年,1950年时苏谈判的对象则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45年苏联谈判的对手是亲美的国民党,而1950年苏联谈判的对手则换成了亲苏的共产党。换言之,1945年谈判的双方更多的是相互间的防范意识和戒备心理,而1950年谈判的双方则明显地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这在表面上是双方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所决定的,实质上却是相互之间的利益需要的一种结果。
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不能替代中苏双方对各自国家利益的不同理解的典型例证,是斯大林对外蒙古归属问题的强硬坚持,和最初反对重订或修改1945年条约的态度。作为民族解放事业的代言人,中共中央在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中,不能不考虑到国内民众对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强烈民族要求。外蒙古问题的提出,在中共与联共(布)的交涉中,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但是,当1949年1月毛泽东与联共(布)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的谈话当中要求让外蒙古重归中国版图时,就明确地遭到了斯大林的拒绝B12。尽管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实现外蒙古的回归,是新政权展现其争取捍卫国家利益的重要表现之一。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它却可能对苏联的国家利益构成隐患。斯大林并没有像在1945年与宋子文谈判时那样,明白地提到外蒙古的地理位置容易为敌对势力提供威胁苏联安全的极大便利,然而其坚持拒绝显然仍旧主要是基于自身安全的长远考虑,与他同对手之间在意识形态的异同并没有多大的关连。
同样的情况,当毛泽东1949年底访苏时,虽然再三要求与斯大林签订新约,斯大林却坚持保持旧约,理由是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的约定而缔结的,废除它可能会为美、英两国借机否认雅尔塔协定中的其他承诺制造口实,因为苏联战后取得南库页岛与千岛群岛的法律依据,就是雅尔塔协定。B13在这里,斯大林首先关注的,显然也不是苏中两国盟友关系和意识形态上的道德标准,更不是毛泽东所理解的国家利益,而是苏联自身的国家利益。
民族和国家的存在,决定了不同民族以及不同国家之间必然会存在不同的利益需要,因而也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差异与矛盾。存在差异与矛盾并不奇怪,消除这种差异所带来的矛盾冲突,创造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和睦相处和平等关系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找到共同的利益基础。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之所以能够展现出平等的气氛,关键也正在于双方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之间当时条件下存在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在双方之间消除猜疑与不信任,建立起平等互利的关系,对于双方的安全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是由于认识到这一前提,斯大林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缔结新约的提议,并明确肯定了1945年条约所含有的不平等性质。新的条约谈判顺利地取得了进展,达成了预期的目的。就条约文本的表述内容而言,新条约与旧条约形式没有重大的区别。但就相关的协定而言,除了外蒙古问题由于其独立已成既成事实,未能得到解决以外,苏联通过1945年条约在中国东北地区攫取的特殊权益均已宣告放弃。
有关中长铁路问题,苏联政府公开承诺:一俟对日和约缔结,至迟不晚于1952年底,"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有关大连港问题,苏联政府同意:"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B14有关旅顺港问题,苏联政府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与斯大林最初的态度和条约谈判开始时苏方的草案相比,最后缔结的条约与协定毫无疑问是中苏双方相互交涉、磨合与让步的结果。尽管苏联方面由于担心完全放弃过去在东北构筑的防波堤,可能影响其周边安全,因而力主缔结了一项补充协定,要求双方在各自边界连接地区,如中国东北和苏联远东地区,中国新疆和苏联中亚地区,确保不让第三国势力进入,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一补充协定在当时条件下,对于正在向边疆地区挺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也是一件利大于弊的好事情,因而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赞同与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革命的成功、国力的提升等等条件的改变,其实也同样会影响到弱国领导人对国家利益的判断。特别是在中国这样具有特殊意识形态背景和革命特色的国家当中,领导人的革命热情以及民族自豪感的增强,也会促成他们过强的民族自尊心。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对斯大林在1950年中苏谈判问题上,以及中苏协定部分内容的批评,就清楚地反映出这种情况。曾经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肯定的补充协定,被批评为斯大林在中国要了两块殖民地。原本是中国方面主动提出的,由中苏共同组建帮助中国尽快发展高技术行业生产的合营公司的协定,也被批评为是斯大林不信任中国人的表现。B15到1958年围绕着长波电台以及联合潜艇舰队的争论,事实上已经重新变成了民族平等问题的严重争执,变成了俄国人是否"看不起中国人"的一场涉及民族情感问题的政治冲突。
可以想象,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虽然规定有效期30年,实际不过10年中苏两国关系就出现了裂痕,20年后则完全破裂,甚至差一点就走上了战争的道路,这里面有许多历史的教训值得总结和汲取。但千条万条,最重要,也许是最根本的一条在于,无论中、苏,若不能找到并高度重视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基点,就难免会随着时空的转换,或强化自身的民族情感,或夸大周边的威胁,进而不自觉地放大自己的国家利益,最终导致相互间的猜疑、戒备和冲突。
①俄国于1917年十月革命后曾首先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建立了四个独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其中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1922年12月30日,始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的决定。
②《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1919年7月25日),转引自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
③转引自李嘉谷前引书,第59页。
④《告中华民国政府宣言(即苏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1920年9月27日),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一九一九——一九三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页。
⑤参见《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4号记录》(1922年8月3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页。
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24年5月31日);《中俄关于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1)1924年5月31日),前引《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第198-200,206-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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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绘画史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距今至少有七千余年的历史。最初的中国绘画,是画在陶器、地面、和岩壁上的,渐而发展到画在墙壁、绢、和纸上。使用的基本工具是毛笔和墨,以及天然矿物质颜料。在无数画家不断探索、创新的努力之下,逐渐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并有着自己独立的绘画美学体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黎雄才对于20世纪中国绘画史的贡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岭南画派具有特别的意义,它的革命性、创新性的特质,不仅为20世纪的中国画带来了新的面貌,而且在融合东洋画法方面的努力为融合西洋画法提供了成熟的经验,这之中难以忘却的有其开派大师,也有在这一派系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人物,黎雄才则是与关山月相提并论的代表性画家。如果从1907年二高一陈赴日本留学开始算起,到2001年黎雄才去世,这几乎是一个世纪的岭南画学发展的历史,它见证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时期中国画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历史中,岭南的风格独秀于林,而黎雄才和关山月则成为岭南画派的终结者。
1926年,黎雄才拜高剑父为师,六年后,黎雄才和他的老师一样,赴东瀛留学。这种画学上的血缘关系,决定了黎雄才的未来发展方向。二高一陈和岭南的一些其他画家在20世纪上半叶塑造岭南风格方面的成就,使得岭南派和海派成了传统中国画发展的两翼,有了这两翼,传统中国画开始了现代化的旅程。岭南的地缘文化是岭南派发展的基础,东洋的或西洋的画法在这一基础上的结合,则是伴随着新文化的发展而得到了一个历史的机缘。黎雄才在早期所受到的教育,尽管也像同时代的许多拜师学艺的画家那样去临仿前人的画稿或古代的画谱,可是他更多的是受到西方教育的影响,所以,在范本和写生方面兼而有之的努力,为他日后脱离范本进入生活状态形成了一种自然的态势。因此,他从40年代初期开始,由川渝到西北的旅行写生,为他夯实了艺术大厦的基础。
正因为有了近20年行万里路的努力,1954年,黎雄才在厚积的基础上创作了《武汉防汛图》。对于黎雄才来说,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重要作品;而对于20世纪中国画发展史来说,这也是具有标杆性质的代表性作品。《武汉防汛图》的意义在于它证实了中国画在表现重大的现实题材方面的能力,这在50年代改造国画的具体要求中,所显现的求证的作用超过了艺术的本体。《武汉防汛图》所表现出的宏大的叙事结构,像《清明上河图》一样复杂而耐人品读,所不同的是,《清明上河图》表现的是盛世中的繁华景象,而《武汉防汛图》表现的则是悲情中的时代精神。《武汉防汛图》在绘画语言方面的成就,突出了岭南画派在绘画语言方面的优长,使人们看到了新时代中新技法的用武之地,而这一新技法尽管来自旧社会就已经成型的岭南风格,也说明了新社会利用旧形式、改造旧艺术的成果。
《武汉防汛图》标志了黎雄才的绘画艺术进入到成熟期。在这件作品中透露了他40年代以来不断写生的成果, 而这一成果中所表现出的“黎家山水”中鲜活的生活气息,不仅是在选材上,而且在语言上,都在一个时代的风尚中成为引领潮流的人。
1959年5月,黎雄才的韶山写生也具有特别的意义,从他开始的对于韶山这一革命圣地题材的开发,为山水画在以后的发展中开拓了一个重要的题材。虽然他以纯正的岭南风格和精细的笔墨对毛泽东故居以及周边的一些重要场景作了精细的刻划,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作品只是在“写生”的层面上表现出一种现场感,或时代所倡导的写生的意义,所以,没有能够获得本来有可能属于他的历史地位。尽管如此,黎雄才还是在这一方面具有重要的美术史的意义。加上后来的《朱砂冲哨口》等一系列革命圣地和圣迹的作品,“黎家山水”的风范显露出来,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同。
在岭南画派二高一陈所奠立的基本规范的基础上,“黎家山水”更重视中国传统的笔墨,这种历史性的回归表现在“黎家山水”中是墨重于色。而在浓重的笔墨关系中,“黎家山水”中原本属于基本构件的树石,有时被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以树石为主体的作品,这在黎雄才的后期作品中作为一种标志性的题材,被他反复描绘。黎雄才的晚年,还放大了山水中的松树,成为他最爱表现的题材之一,反映了他对松的君子品格的敬仰,因此,画松也就成了黎雄才在题材方面的另一方面的成就。黎雄才画松往往被人称道,这和20世纪的一些著名画家所专长的某一题材成为画家闻名于世的一个特点一样,如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黄胄画驴、关山月画梅等,黎雄才画松也忝列其中。
黎雄才对于20世纪中国绘画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成就大致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继承和发展了岭南画派的艺术,并成为这一画派体系在20世纪中期之后的中坚人物;二、创作了像《武汉防汛图》、《朱砂冲哨口》等反映时代、代表时代的作品,为20世纪中国画成就的高峰增高;三、具有个人风格特点的绘画语言丰富了20世纪中国画的内涵,是20世纪画坛上不可或缺的样式;四、对于松的表现,成就独到,是20世纪个性化题材方面的重要一家;五、为教一生,为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培养了无数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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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环境是传统商业形式化的主要载体,市场形象体现着商品的应用属性和价值属性,是制造购买的重要手段。一个好的商业环境应该是对商品与需求的恰当诠释,是对购买的正确引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际品牌危机产生的商业环境因素剖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摘要:日新月异的商业环境使得企业的所有策略都要随之而变。对于企业的危机管理更是如此。企业应随时根据其所处商业环境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公共关系危机管理策略,与外环境进行积极、及时、有效的沟通,预防并有效处理危机。
关键词:危机 策略 环境系统 “七力” 危机模式
商业环境日新月异,包括顾客、竞争者、供求、政府、法律、文化……国际品牌企业在中国大陆市场对其产品、价格、渠道、营业推广等营销策略上尽其所能地变换手法,力求吸引公众眼球,但在危机管理中却依然固守多年陈旧的做法,致使发生一系列公共关系危机,并大多以惨败收场。但细究其危机发生的前因后果却令人觉得这是必然中的事。
综观国际品牌出现的一系列危机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共同点:这些著名的跨国企业都缺乏对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消费者群体、媒体等所构成的环境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并且缺乏与环境的有效沟通,致使在由于环境因素引发的危机发生时,手足无措,或反应迟钝或反应僵硬,使企业在经济效益和形象等方面都遭受了重挫。这些反映出当今企业在危机管理中的重要缺失——危机系统建构不完善,在危机管理中注重危机的技术性处理而忽视危机的环境因素尤其是外环境。
危机系统论是系统论在危机管理中的运用,其基本思想是:整个企业的经营系统(内、外环境)是多层次、多面向、不断进行复杂互动的。企业外环境的危机是企业重要的威胁,企业究竟有没有能力处理,完全依赖于内部组织结构的健全,以及综合企业内部情报与资源的决策体系是否能做出正确决定。
外在环境变化多端,是企业危机最主要的来源,所以常被称为企业不可控制的变数。这里的环境主要是指企业的外部环境。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麦可•波特(Michael Porter)在其《竞争战略》一书中提到五力模式(Five Forces Models),是许多产业为应对不同外在竞争强度,广泛用来发展其战略的方法。其五力结构为:新竞争者的进入;替代品的威胁;购买者的谈判能力;同业竞争;供应者的谈判能力。笔者认为企业所面临外部环境的危机威胁不仅来自产业环境而是来自各方面。企业外部危机环境系统的构成要素为:政治变化、经济发展、产业竞争、文化转换、公众变化、媒介导向,它们共同构成企业外环境危机结构的七力模式。
政府作为国家公众利益的代表行使着对国家事务的最高管理权,是危机环境系统中的重要因素。具体包括:政府类型和政府稳定性。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政府政策变化。分析政府机构的政策变化对公司十分重要。对外国投资的态度。行政管理程序。与母公司所在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东道国与母公司国家政府的关系将直接或间接影响跨国公司。政治模式。每一种政治模式给商业带来的风险是不同的,应及时进行分析。
国家的宏观经济和由产品市场组成的微观环境构成重要的经济因素。一国的经济概况就是该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经济所有制、人口、收入、资源、消费结构、经济增长及其他。微观环境是指涉及某种特定的产品和市场的环境。经济因素是一切因素的基础,经济发生变化会引发一系列因素包括社会、消费心理、人际关系、文化等的变化。在近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这些危机事件都是发生在城市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给社会、政府、个人经济状况、需求、心理意识等带来一系列的变化。
产业因素除麦可•波特教授提出的包括同业竞争的威胁、潜在竞争者的挑战、替代品的压力、购买者的谈判能力、供应者的谈判能力等以外,笔者认为还应加上一个重要的因素:行业景象。同行业企业生产同一产品,各企业间会有连带的互相影响,行业是同行企业共同生存的小环境,行业的景象也是企业发展的风向标,需要密切关注和监视,以确保企业在一个良好的行业环境中发展。古井贡酒厂在山西溯州发生了“1.26”假酒中毒案后立即意识到近邻的不法行为将会殃及池鱼,因此主动出击,在全国大媒体上刊登了《致全国消费者公开信》,对假酒制造厂商进行严厉批评,同时决定无偿向死难家属捐助抚恤金20万元。成功制止了古井贡酒的消费者受到假酒案的困扰;树立了企业良好的形象,又吸引了一大批的潜在顾客,可谓一石三鸟,防御型危机公关取得很好的效应。
文化是指人类从生活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信仰、价值观、道德、理想和其他有意义的象征的综合体。包括物质生活、教育水平、社会交往、语言、艺术、宗教信仰、荣誉感、伦理道德等。文化影响着公众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他们对事件所采取的行动,从而影响公司的决策。对于企业需要对文化进行文化评价、文化分析、从而使自己达到文化适应和文化转变。所谓的文化转变就是在文化背景下某段时期能被接受公众的产品和服务,在经过一段时期后不再被接受的变化。三月发生危机事件的国际品牌企业没有做好文化转变,是造成危机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变,中国的文化也随着发生了变化,中国人民特别是城市居民很多已告别了生存经济步入小康经济,生活的品质有了很大的提升,他们在消费商品时对商品提出了品质、安全性等更高层次的需求。而国际品牌没有或者无视这些变化,依然高傲地俯视中国公众,因此发生了不协调,发生了危机冲突。
媒介作为“无冕之王”的作用日益增强。与此同时,中国传媒业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改善。危机事件的进展状况通过媒介特别是网络媒体快速在全国传播,是造成危机事件影响巨大的原因。另外媒介不仅是危机事件的传播者,还是危机事件的引发者。高露洁事件就是由北京某晚报的记者翻译并转载英国报纸《牙膏癌症警告》而引发的,这里媒体成了“牙膏致癌”的议题设置者。
公众因素是企业外环境中的重要因素。对于公众的研究不仅要有静态的了解更要有动态的把握。中国的公众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公众的商品知识、法律知识、维权知识都在提高,一旦利益受到侵犯,他们将会用知识去辨别、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公众的消费要求随着体验的积累而在提升。公众对国际品牌已从盲目的崇拜回复到应有的理智判断了,一旦发现产品有问题,他们一样“毫不留情”。公众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商品的安全性要求大大提高了,而大部分国际品牌的危机都是安全问题危机。公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消费者对商品所给他们带来的精神感受更为关注了,所以商品纠纷发生后他们对“讨说法”的需求超过了对赔偿的需求。公众的群体意识、社会责任感、民族意识也在加强,他们向国际著名企业挑战不仅为自己还为了广大的消费者。在国际品牌的危机中容易引起公众的民族情结也是这次危机愈演愈烈的因素。公众的环保意识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仅要求企业生产合格产品而且要求企业的一切行为符合环保要求。
每一次危机既包含导致失败的根源,也孕育着成功的种子。发现、培育以便收获这个潜在的成功机会,就是危机管理的精髓,而习惯于错误地估计形势,并令事态进一步恶化,则是不良危机管理的典型特征(诺曼•R•奥古斯丁)。企业外环境危机的应对策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建立企业外环境危机结构“七力”模式,构筑企业危机系统,随时对企业外环境的政府信息、经济信息、产业信息、法律信息、文化信息、公众信息、媒介信息等进行即时监控,一旦有变化应随时告知有关部门,及时进行信息的处理。变化有两种情形:阶段性的变化信息和即时性的变化信息。如中国经济发展层次和公众的变化,是在近十年、五年等较长时期的变化,称之为阶段性的变化信息。即时性的变化信息,如肯德基、苏丹红的事件信息,是突如其来的信息,属于即时性的变化信息。对于企业,应及时重构企业外环境的危机系统,设置危机环境预警方案及应对方案,告知最高决策部门,有必要的话要进行危机的预演,以便在危机发生时能从容、高效应对。
沟通是解决一切不协调、冲突的有效方法。“在现代社会里,人们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期望越来越高。若一个企业在发生危机时,不能与公众进行沟通,不能很好地告诉公众他的态度、他正在尽力做什么,就无疑会给组织的信誉带来致命的打击,甚至有可能导致组织的消亡”(迈克尔•里杰斯特)。在沟通方式上应充分发挥整合营销沟通的方式方法,与环境进行有效沟通。
与环境进行沟通的基本要则是:沟通的态度要真诚,一切以公众利益为重,要把公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是有效沟通的首要前提。在危机发生后,如果企业还是死守企业利益,往往不能达到沟通的成功,因而不能很好地解决危机。沟通时间上要及时,时间是解决危机的关键因素,因为在同一时间上媒体在大量地复制信息,公众在焦急地等待企业信息,同时也在传递着各种真实与不真实的消息,小道消息也在不断地涌出。沟通方式上要新颖,新颖的方式能达到更好的沟通效果。
“善战者,求之于势”(《孙子兵法》)。环境既是企业危机发生的原因也是企业可以借助克服危机的力量。政府、媒介、公众、法律等都是企业在危机事件中可以借助的外部力量。
1.[美]迈克尔•波特著.竞争优势.夏忠华译.中国财政出版社,1988
2.刘刚.危机管理.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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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文化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如何充分吸收先进国家优秀文明成果,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关注的重大历史课题。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对此作了艰辛的探讨,并且有许多的科学的论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对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跨越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俄国社会未来发展时提出的,对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进程有很大的影响。本文主要论述“跨越论”的主要内容和它对20世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俄国和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跨越论;俄国;中国;影响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以俄国的农村公社为出发点开始全面研究和分析俄国,重点研究了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简称为“跨越论”。
一、马克思对“跨越论的”早期研究。第一,根据对当时俄国仍存在的农村公社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农村公社可以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进行发展。因为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出现在同一个时代,所以农村公社能够引以为戒。第二,农村公社具有二重性和两种发展情况。二重性指的是俄国公杜既有公有因素,也有私有因素,在公社内部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正是由于农村公社的二重性,所以它只有两种发展情况,一是私有制战胜公有制,二是公有制战胜私有制。第三,农村公社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现代生产力来改造自身生产方式,从而实现由低级向高级的辩证发展过程。俄国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农村公社,使农村公社成为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出发点。第四,俄国必须通过革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①马克思指出自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以来,作为支点的俄国公社在非常态的经济环境下正面临着瓦解。因此,必须进行革命。革命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给农村公社创造正常条件,粉碎国家对农村公社的灾难性影响。
二、恩格斯晚年对“跨越论”的研究。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恩格斯根据俄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变化,对“跨越论”作了补充。第一,俄国已经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俄国不可避免。因为俄国农村公杜所有制“已经又向解体迈了一大步”,“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前进”。②第二,俄国农村公杜内部不具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较高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③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并不能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对俄国的公社进行这种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④第三,落后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杜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⑤
二十世纪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俄国和中国,它们都是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在生产关系上实现了跨越,但是没有实现生产力上的跨越,所以它们没有完全实现了跨越,处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预备阶段。
一、“跨越论”对俄国的影响。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论”,指出落后国家如果能把握历史赋予的革命时机,也有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1、俄国对社会主义的第一次探索: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这是俄国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决定性一步,使俄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证明了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走上了一条新的社会发展道路,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树立了一个榜样。
2、俄国由“直接过渡”转变为“间接过渡”:由于俄国在各方面发展都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俄国非常需要一个逐步过渡的阶段。但是俄国试图利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政策虽然从俄国社会跨越发展的角度看,是肯定和保证了跨越的历史价值,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但是它引起了俄国社会的广泛不满和全国范围的政治、经济危机,使得初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挑战。
“直接过渡”失败后,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提出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只能“迂回过渡”。新经济政策使俄国经济迅速恢复,群众政治情绪稳定。但是,伴随列宁的英年早逝,新经济政策也结束了它的使命。后来由于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俄国始终没有正确认识真正的社会主义,开创的建设道路也以失败告终。
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越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忽视“跨越论”和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1、“跨越论”对毛泽东的影响:早在建党之初,毛泽东就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明确了中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引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实现了中国社会制度由封建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跨越,这是对“跨越论”的实践和发展。
2、“跨越论”对邓小平的影响:苏联解体,东欧一些国家重蹈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覆辙。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第一次对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阶段进行了准确定位,把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阶段与马克思所指的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阶段区别开来。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要真正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一系列具体措施和途径。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使我国找到了正确的经济建设道路,实现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跨越发展,是东方社会跨越发展道路的一个成功典型实例,是“跨越论”在中国的实践发展。
第三章、正确认识“跨越论”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
俄国和中国等落后国家是在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的影响和自身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下,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这并不是“跨越论”的完全实现,而是对“跨越论”的一种深化和发展的实现。因为这些落后国家在实践“跨越论”时,并不是完全具备“跨越论”中所规定的跨越条件,而且这些落后国家不仅仅只是以“跨越论”为指导,还是在对本国的实际情况的分析中不断摸索前进,灵活运用与创新了“跨越论”,这些国家实现跨越的第一步,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实现跨越的第二步,是要实现现代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充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肯定的文明成果,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论”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既不能将现实社会主义的成绩全部归功与“跨越论”,夸大它的作用,也不能否定它的积极作用。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5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03-50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0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00-50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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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内外局势日趋紧张,罗斯福政府实施了中立政策;但这一政策往往被认为是妥协于孤立主义,而尤以1935年通过的中立法案为代表;笔者通过对当时美国经济因素这一角度的分析,探讨罗斯福政府对外交政策最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以此论证当时美国的中立政策并非权宜之计。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中立政策的根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美国的中立政策贯穿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外交与内政政策的始终。中立政策使美国远离欧洲战事,保持和平的国内环境,并从战争中夺取大量财富提高了国际地位。它作为美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有着其深刻的根源。
关键词:中立政策;孤立主义 ;和平主义思潮
探讨三十年代美国“中立”政策的根源,我们往往会与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传统联系起来。美国的“中立”政策起源于传统的孤立主义思想。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的孤立主义,主要是指美国1787年建国后第一个世纪中对欧洲国家,采取“不干涉”、“不卷入”或中立的外交路线。结果,美国从欧洲各国的利益和武装冲突中获得利益,本国领土被扩大了,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到了十九世纪末,美国成为托拉斯化帝国主义国家。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美国所处的国内外形势与上一世纪迥然不同,孤立主义已不合时宜。
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味着美国已抛弃了孤立主义的外交路线,而改为推行扩张主义政策,标志着美国孤立主义时代的终结。然而,孤立主义阴魂不散,在二十年代,特别是三十年代,所谓的孤立主义又粉墨登台,不过只是形似而神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孤立派打出传统的孤立主义大旗,要求保持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自由”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美国的霸权计划。1920年到1932年为共和党执政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以“自由行动”为特征的,即不受任何国际组织的约束,怎么合乎美国利益就怎么“行动”。[1]华盛顿体系的建立、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以及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巴黎非战公约)等都是美国“自由行动”的成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孤立主义的思想基本上左右了美国的主流舆论。孤立派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中立法”,成为美国政府不得不遵守的对外政策准则,并一直贯彻在对内政策的制定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经历了1919年―1920年短暂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从1924年起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1925年欧洲工业产量恢复到1913年(战前的一年)水平并继续快速增长。虽然,这一时期的情况较稳定,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多矛盾。[2]
首先,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截止1929年,富人的年均收入占了全国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且,贫困户的全年平均收入只在2000美元左右。[3]其次,工业部门开工十分不足,大批的工人失去工作。再次,由于人们购买力下降,农产品、初级产品、工业产品大量囤积。最后,伴随着二十年代的繁荣,地产和股票投机狂热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安全性。这种不安全性产生的虚假繁荣泡沫轻易地引发了一场大危机。
正是上述种种矛盾的综合作用下,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必然会发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股票投机狂潮兴起,流传着“谁想发财,就买股票”[4]的口头禅。人们想要投机取巧成为大富豪,因此,疯狂的买进股票。1929年10月24日,股票价格大幅度跌落,很多人因此而破产。人们疯狂甩卖手中股票,人们把这一天叫做“黑色星期四”。美国从“柯立芝繁荣”的发展高峰一下子跌落到了谷底,银行大批的倒闭,企业大批的破产,市场萧条不景气,生产骤减;失业人口增加,物质水平下降;必需品价格暴跌。一场规模空前巨大的经济危机迅速席卷全球,美国步入动荡年代。
美国制订了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以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遗留的战债与赔款问题。战败国因无力支付赔款而赖债,欠美国战债的欧洲国家也拖债不还。赖债不还的情况引起了美国人民的不满情绪,人们强烈反对再次卷入欧洲事务,并且产生了反对战争的情绪。
同孤立主义一样,和平主义思潮也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是通过人们揭发一战实际情况,进而将得出的结论作用于政治、经济、社会的结果。
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人们注意的焦点在国内危机上。比如,经济复兴情况,就业率,而对美国以外的事,尤其是欧洲各国的问题不感兴趣。
同时,战后他们有了时间来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利最多的是在战争中发了横财的军火商。人们普遍认为,军火商在利益的驱使下,采取不正当手段引导人民大众、舆论传媒和政府同意参加战争。在1934年,商业性杂志《财富》登刊了一篇名为《武器与人》的文章,获得极好的评价。随后,又有两本相关的著作出版,一为乔治?塞尔兹的《钢铁?鲜血与利润》,另一为赫尔姆斯?英吉布里奇和弗兰克?汉利亨合著的《死亡商人》。[5]这些书刊都在重复着一种观点,即美国参战是军火商们在其中运作的结果。 “一旦有了战争,则延长之;至于和平,则破坏之”[6]成为军火商的价值标准。结果,军火商名声很臭。因此,人们普遍讨厌军火商,讨厌战争。
人民群众的和平主义思潮和反战情绪高涨成为美国实施中立政策的重要因素。但是,和平主义思想过于理想化,不适合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侵略者不断扩大侵略的时代背景。尽管追求和平,反对战争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但是,面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只有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才可能战胜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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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一定要牢记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融入到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当前国际形势论文,供大家参考。
大学毕业生是社会人力资源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其就业问题已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激烈的职场竞争所形成的就业难已成为大学毕业生的共识。如何在激烈的职场竞争中成为胜手呢?首先要破除旧的就业观念,建立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就业观念。只有这样,才能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在求职竞争中成为强者。下面我从五个方面谈一下大学生怎样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一、从"精英"向"大众"的转变
随着90年代中后期全国高校扩招规模的逐年加大,全国高等教育入学率居于高位,2016年高等教育入学总人数超过23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1%以上,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较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推进,大学生就业模式必然由精英教育阶段所形成的毕业生就业模式向大众化教育阶段所形成的毕业生就业模式转变。
在精英教育阶段,由于高等教育是稀缺资源,受教育者的地位必然增高,被称为"天之骄子",就业实行"统包统分"的就业模式。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上大学不再需要"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学生也不再被称为"天之骄子",大学生就是普通老百姓,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同老百姓找工作一样,"双向选择,自主择业"是当前就业的主要形式。社会中的各行各业都需要大学生,既有大学生毕业去当工人,也有大学生毕业去做个体经营,只要是大学生通过诚实劳动来为社会创造价值,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就是现在社会所倡导的。劳动者的素质普遍提高了,社会才能更好地发展。
二、从"城市"向"基层"的转变
当前,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广大基层特别是西部地区、艰苦边远地区和艰苦行业以及广大农村还存在人才匮乏的状况。一些县市是能提供比城市好的多的工作和待遇,但很多大学生还是不愿意去,认为委屈了自己。实际上,基层的天地广阔,蕴藏着无数的机会,大学生完全可以把到基层就业视为创业的起步、成材的开始,通过了界国情民意,积累经验,增长才干。大学生应该将就业的姿态放低,将人生的目标抬高,在城市就业已趋于饱和的情况下,选择到基层就业是理性的、现实的。从2016年开始,我们学校相继开展了服务西部、农村资教、选拔选调生等工作,出台了诸多优惠政策,既拓宽了就业渠道,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而且对毕业生就业观也是一种引导和教育。在服务西部计划和农村资教行动中,涌现了许多优秀的毕业生,得到了社会、单位的一致好评,我校也涌现了像梁华山、吴天亮等一批优秀的到基层服务的毕业生,他们在基层中展现了自身的价值和能力,为自己、为母校争的了荣誉!
三、从"公有"单位向"非公有"单位转变
在传统的职业观念影响下,人们都希望能够到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大企业谋职、发展,而不愿意到集体企业或民营企业求职发展。但是,政府机关、科教文卫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大型三资企业由于多种原因(如体制原因、产业结构原因、亏损等),吸纳大学毕业生的能力是有限的,很难大量接受大学毕业生就业。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营、个体企业单位大量增加,随之带来的是对人才的大量需求,以前大学生担心民营企业规模小,经营管理水平低,个人没有发展前途;怀疑民营企业管理不规范,福利待遇没保障;还害怕民营企业工作不稳定,办公环境差。而现在的民营企业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发展非常迅速,人才市场薪资调查表明,民营企业的收入水平甚至已和三资企业不相上下,民企灵活的用人机制和激励手段为人才创造了比在其他单位更好的个人发展空间。随着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民企工作也不用担心四金交纳等个人保障问题。
四、从"专业对口"向"通用人才"的转变
很多大学生就业时特别强调要专业对口,认为大学花费了几年时间所学的杂混业是自己生存之本,如果离开了自己所学的专业而选择其他行业,那就白白浪费了大学的时间,专业情节依然影响着求职的心理,实际上大多数用人单位,招聘人才的标准是:注重应聘者的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至于专业是否完全对口,并不过分计较,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在校期间所学专业知识与现实需要难以吻合,求职过程中如果过分强调专业对口则难以找到合适的职业,一个具有开拓精神的毕业生,应看重行业的发展前景,并及时调整自己的择业方向,勇于进入与自己相近或相关的职业。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体制转轨时期,随着结构的调整,必然也会使某些行业迅速发展,如第三产业的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社会服务等,就业人数将会明显增加。由于我们的教育结构不能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必然会使某些专业的毕业生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大学教育不仅仅是学习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大学生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会比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快更好地融入与适应。
五、从"打工"向"创业"的转变
打工是一种被动的就业行为,而自主创业是给自己"打工",是一种主动的就业行为。新一代大学生精力旺盛,有着强烈的挑战自我,实现自我的激情,并且无负担,没有太多牵挂,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专业基础扎实、具有创新意识、自主学习知识的能力强,善于接受新知识。
从现阶段的就业形势看,国家宏观政策激励大学生自主创业,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广大毕业生的自主创业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创业——这包含机遇与挑战的字眼,已经成为无数大学生心中的梦想。中国也已经诞生了一大批大学生创业者,而且其中不乏许多非常成功的典范。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指人们对社会主义价值的性质、构成、标准和评价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人们从主体的需要和客体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主体需要的角度,考察和评价各种物质的、精神的现象及主体的行为对个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价值体系中最本质、最具决定作用的部分,它支撑和影响着所有价值判断,是对整个人类发展历史和未来走向的总概括。我们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生力军和接班人,承担着推动我国走向世界强国之林的历史使命,大学生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因此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将浅谈我对当代大学生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
引言
大学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生力军和接班人,承担着推动我国走向世界强国之林的历史使命。但随着社会的转型,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目标追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意识之间存在一定的反差:既崇尚真善美的精神境界,又在利益问题上趋于急功近利;他们往往只注重专业学习,缺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的基本常识,也就不能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而远大的理想。面对这些挑战,大学生必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正文
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当代大学生所面临的社会大环境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其价值观的塑造。在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中,只有那些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灵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题、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精髓、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的价值观,才能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当代自己。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大学生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把握未来方向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正确认识经济社会发展大势和社会思想意识中的主流与支流,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清本质,明确方向。当代大学生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学习中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趋势,科学定位人生。
二、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我们只有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才能切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社会主义意识大厦基石的作用。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应该从身边做起,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改变我们现在经济还不发达,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的现状。要把握好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个人理想,为社会大理想做贡献,用个人理想来促进社会大理想。同时,我们既要严格要求好自身,也要带动周围的同学朋友一起坚定这一伟大的理想。
三、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使大学生
时刻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获得独立、赢得尊严的精神支柱;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中国走向富强、文明、和谐的力量源泉。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更是要知道如何去爱国,爱国不是要我们在发生中日矛盾时举着旗帜到处游行,到处砸人家的丰田汽车;爱国也不是一大帮大学生在新浪网上叫嚣着要爱国,却发现自己的英语四级还没有过;爱国更不是学校早上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操场上一片叽叽喳喳的声音。我们可以从尊重国旗,尊重国歌做起,来体现我们的爱国之情;我们可以像周恩来那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来表达我们的爱我之情。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需要我们这些时代的接班人来发扬光大。同时,大学生还应该积极主动的去了解社会动态,国际新闻,了解社会的发展方向,积极思考创新,对社会现象提出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四、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只有知荣明耻,明辨善恶美丑,一个人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一个社会才能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我们大学生要接受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基本道德规范。把社会主义道德实践融入大学生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陶冶良情操。并且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勇于指证他人的错误、不规范行为,为创建良好的社会风气而贡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总结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一定要牢记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融入到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以积极的心态和科学的方法,不断陶冶人性,健全人格,提高素质和能力,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为了中国梦的实现而努力奋斗。
随着教育的发展,形势政策课逐渐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是对高校大学生进行形势政策教育的主要方式。这门课程在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民办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办高校加强大学生形式政策课的教育,责无旁贷。
一、民办高校加强形势政策课的必要性
民办高校是市场经济和国家政策联合作用下的产物,其学生来源比较复杂,学生素养参差不齐,造成民办高校在文化课的发展中明显逊于同类公办学校。但是民办高校的学生思维比较活跃,观念开放,实践能力比较强,很多在校学生就已经开始创业,因此,他们对形势政策比较关心。也有的学生偏重于专业课程,对形势政策课的偏见比较大,这就要求民办高校加强形势政策课的教育,针对不同的学生进行区分对待。
由于民办高校自身的特殊性,在办学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具有盈利目的。所以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更加重视专业素质教育,淡化了形势政策教育在高校发展中的作用,再加上高校师资问题的影响,民办高校的形势政策教育逐渐被边缘化。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民办高校已经意识到了要想长远的发展,就不能只重视技术教育和专业教育,还要加强对大学生的个性教育、情感培养以及健全人格的塑造。
二、民办高校形势政策课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形势政策课的思想认识不到位
高等院校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因此,在课程建设方面,高等院校比较注重专业课程的建设以及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没有对公共课程的建设引起足够的重视,也忽视了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尤其是民办高校,在对学生的教育上,一般都是强调心理、道德和法纪的教育,而在政治教育方面相对薄弱一些。很多民办高校都存在着不同程度地压缩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的现象,甚至把形势政策课边缘化、形式化。
(二)师资力量比较薄弱
在新时期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对大学教师的素质和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形势与政策课的老师,除了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思想道德修养之外,还要有比较强的资料收集与整理能力以及捕捉政治信息的能力。教师队伍要团结合作、拼搏进取。民办高校的形势政策课多是由学校的政工干部、党务干部等老师进行教学,这种做法虽然符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格局建设的要求,但是教师队伍松散,管理不到位,有的老师忙于管理等事务性工作,没有足够的精力应对教学。另外,教学内容比较复杂,涉及的知识面比较广,个别教师不能完全驾驭教学内容,对自己熟悉的内容是滔滔不绝地讲,对不熟悉的内容一带而过。
(三)教学模式比较单一
在教学组织方面,形势政策课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实践性,不能把它等同于其他学科,只是单纯的课堂教学。在教学形式上,老师不能按照传统形式进行,而是和学生进行充分地交流与沟通,带领学生走出课堂,进行自我教育和提高。但受到诸多现实因素的制约,民办高校的形势政策教育只是局限于课堂知识的传授,形式比较单一,内容比较单调,不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大降低了形势政策教育的效果。
三、民办高校形式政策课教学改革的措施
(一)提高认识,加强对形势政策课的重视
学校的管理层要认识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性,充分发挥其思想政治核心主体作用。由学校党委统一领导,进行“顶层设计”,一边组织思政部统一制定形势政策课的教学计划,统一组织实施教学活动。一边建立和形成辅导员和党支部书记进“课堂”的制度,充分发挥辅导员和党支部书记的基层战斗堡垒作用,将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教育与课堂教育结合起来,形成事半功倍的效果。专职教师也要提高认识,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和授课技巧,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讲出特色,切实做好形势政策课的教学工作。
(二)引进高水平师资,重点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培育工作
民办高校可依托母体学院的教学力量,引进高水平的师资担任系主任及专业带头人,形成以专业带头人和教研室为基础的师资队伍。重点要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工作,将校内教研室研讨和外派学习培训相结合,不断提高青年教师的专业水平。除了专业知识的培训外,可举办青年教师教学技巧大赛,提升授课水平。
(三)以学生为本,组织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
民办高校的学生思想比较激进,兴趣比较广泛,有很强的社会参与能力。形势政策课的老师在选取教学内容的时候,一定要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做好政策性与实效性相结合。在保证教学内容的同时,充分挖掘教学材料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促进学生形成积极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四、结语
形势政策教育是高校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对高校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途径。形势政策教育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指导学生正确掌握和分析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与政策,有利于学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形势政策教育在民办高校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必须加强形势政策课的教学改革,发挥该课程的真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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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感染下,经济、社会、科技、信息技术、文化各方面都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而近年来世界经济形式变得相对平缓,发达国际如美国等受债务的累积负债使得财政相对比较紧缩,其失业率也相对高于之前的经济水平状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国际经济形势论文,供大家参考。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已经挣扎了将近6年。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充满变数,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潜在通胀的压力较大,世界经济仍处在深度转型调整期。这一判断意味着,不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国际经济环境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多方面的影响。
一、世界经济继续呈现“弱增长”格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联合国在2013年的世界经济形式展望报告中双双调低了经济增长预期,这表明全球经济彻底摆脱金融危机影响仍有待时曰,总体上并没有明显好转,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依然沉重经济增长速度仍将保持低迷的态势。
美国经济延续复苏势头。整体来看,美欧日经济中,美国相对来讲还算不错,2012年经济增长率为2.2%,2013年可能是2.0%左右。一个原因是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在不断改善。但目前美国的主要问题是企业投资各种数据显示美国企业现在手里有上万亿美元的钱放着不投资,而且政府投资也开始下降。
欧元区在经济复苏中挣扎。欧洲的情况不那么乐观。2012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为-0.6%. 2013年的情况相对好一些,但还是负增长,可能在-0.5%至0之间。这和它的政府支出缩减有很大关系。
日本的情况争议比较大。这主要是因为安倍上台以后推行了所谓“安倍经济学”的政策。2013年年初,安倍政权便迫不及待地推出了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政策,由此拉开了“安倍经济学”的序幕。随后,日元自由落体式的贬值和日本股市火箭式的暴涨,让人们一度相信“安倍经济学”能够成为拯救日本经济的灵丹妙药。但自进入5月以来,日元暴跌和日股疯涨的势头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过山车式的大起大落。日本媒体恍然大悟地哀叹,“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很有可能已经沦为海外对冲基金和国际投机资本家手中的“玩物”。不幸的是,被拴在这支箭上的是日本经济的未来和日本国民的福祉。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安倍经济学解决不了日本经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企业竞争力问题、结构改革问题,这些都不是通过注入流动性就能解决的。
多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发达国家速度下降,受外需急剧下降以及国内经济调整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也放缓了经济增长的步伐。在金砖国家中,印度2013年全年增速应该在6%左右。但印度经济也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通货膨胀。巴西、俄罗斯、南非增长率全年大概也就是3%;东盟国家这几年的经济情况都不错,2013年第一季度增速达到5.6%。全年很可能是6%。
总之,当前的经济形势表明,国际金融危机已由“急症”转为“顽症”,演变成为二战后最为严重、漫长的经济危机。虽然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容乐观,但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目前美日欧三大经济体正趋于走上不同的复苏进程,呈现多元化趋势:美国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都较为稳健;日本因实施“安倍经济学”,虚拟经济开始回升,但能否拉动实体经济还是未知数;欧元区尚未摆脱主权债务危机,无论是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都尚未展现复苏迹象。
二、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不论从短期,还是中长期来看,国际经济环境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多方面的影响。
1.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世界经济格局变迁,有助于提升我国话的语权
国际金融危机作使越来越多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已经紧密地融入到
全球国际分工链条当中,开始在协调全球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的地位、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发言权和影响力已有较大跃迁,基本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外围到核心、从配合讨论到参与决策的角色转变。
2.外需收缩和摩擦增多等因素直接冲击我国出口
世界贸易增长下滑导致我国进出口贸易大幅回落。最关键的是,每当世界经济处于低迷不振的时候主要发达国家就会祭出贸易保护的大旗,各种贸易投资壁垒明显增多。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呈现常态化、复杂化趋势贸易摩擦将贯穿我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全过程,应对贸易摩擦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3.创新竞争力有被拉大的风险
金融危机后,为了重振本土工业,美欧等发达国家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推出了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鼓励科技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和措施。然而,面对全球以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浪潮,我国创新能力不足,与欧美发达国家在高端技术领域的差距面临再次被拉大的风险。
三、我国应对方法
党的提出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深刻理解、紧紧抓住、切实用好国际环境变化倒逼出的新机遇,这些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今世界形势和我国发展环境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历史经验证明,干事业、做工作,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则事半功倍;形势不明、逆势而行,则鲜有成就。在世界经济深度转型调整期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努力谋求更大的国家利益。
我国具备较强应对能力和其他国内有利因素,可以抵消或者减弱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外资带来了大量中低端技术,促进了我国技术进步。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中趋利避害、顺势而为,关键在于抓住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首先,坚持扩大内需,保持合理的投资增长速度并优化结构,特别是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在推进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过程中建立消费需求增长的长效机制。其次,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培育我国商品和服务国际竞争新优势,特别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配套加快形成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论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与中国对外政策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今后5年~10年,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将快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的先后崛起,将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与格局演进,多极化趋势将日趋明显。美国经济“双赤字”,使世界经济发展失衡。美元贬值、油价飙升,使全球经济风险加大,但世界经济整体趋势依然向好。
去年,世界经济增长近5%,为近30年来最好。今年,受欧元区和日本经济疲软的影响,全球产出增幅将放缓。
美国经济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引擎。国际机构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经济将持续稳健扩张。虽然受到高油价冲击,又面临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但美国经济的内生性强,增长势头不会改变。原因是:1、企业投资强劲复苏,居民消费持续增长。2、低利率时代虽然结束,但宏观环境依然宽松。3、“新经济”虽然缺乏新动力,但活力再现。加之奥巴马政府的持续减税、弱势美元和油价适度回落等等,均有利于美国经济持续扩张。
日本受福岛核危机,经济衰退复苏步履维艰。去年,国际机构普遍看好日本经济。今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处于停止状态,下半年可能恢复增长。然而,日本经济复苏依靠的不是内需而是外贸。因为,目前仅靠内需尚难支撑日本经济复苏。可见,当前日本经济基础依然脆弱。一是油价飙升对经济影响开始显现;二是国内需求依然不旺;三是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出口。
欧元区经济增长缓慢,但复苏势头尚能维持。欧元区经济在连续两年低迷后,去年增长2%,虽低于IMF估计的2.2%但仍是近4年来最好的欧元的被动持续升值。油价居高难下,开始影响欧元区经济复苏
亚洲经济增长触顶回落,但仍是全球最快的地区。该地区宏观经济基本稳定,区内合作效应凸显,互利共赢格局正在形成,发展趋势是:东亚地区将持续较快增长,“四小龙”则适度扩张;东南亚经济将稳步复苏,越南成为佼佼者;南亚经济增长势头不弱,印度成为地区领头羊;中亚经济恢复性高增长,但资源型经济风险将增大。在未来数年中,亚洲将在全球经济中保持较高增长,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
发展中国家经济将进入稳定增长期。国际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中长期前景普遍乐观。目前,发展中国家具备空前良好的发展机遇:
1、宏观经济环境普遍改善。
2、国际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
3、南南经贸合作明显加强。亚洲与拉美、亚洲与非洲,亚、非、拉区域合作步伐加快,带动发展中国家间的泛区域、区域和双边合作蓬勃发展。
4、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等发展中大国经济加速发展,在区域经济中起着空前的示范效应和领头作用。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以及对我国的影响:
1、世界经济保持增长,我国外贸市场空间仍较大
2、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我加工贸易影响显著,一般贸易保持高速增长。。
3、主要经济体失业率高企加剧了世界经济摩擦的风险,欧美等国对我发起的贸易摩擦多由失业部门发起。
4、油价高企加剧了我国的进口成本,可能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5、顺应世界FDI大潮,调整引资政策重点。将重点转向有针对性地发展部分服务行业,优先发展为生产服务的服务贸易以及重点发展与货物贸易相关的运输和商业分销服务业等出口导向性服务业。
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五个突出问题:
——粮食进一步增产、农民进一步增收的制约因素仍然较多。粮食收购价格继续上升的空间有限。化肥等农资价格居高不下。洪涝灾害偏重发生。
——固定资产投资新开工项目仍然较多,投资结构仍不合理。由于产生投资膨胀的体制性原因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一些地方投资增长仍然过快。
——工业企业利润增幅有所回落。行业效益出现明显分化,煤炭、石油开采、黑色和有色金属等采掘业利润增长较快,建材、石油加工、交通运输设备、化纤行业利润下降较多。
——煤电油运总体形势仍然偏紧。由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能源、资源约束的矛盾仍然突出。
——安全生产形势仍比较严峻。顶风违规生产的现象依然存在,重特大事故频繁发生,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等事故多发。
节能是解决我国能源问题的根本途径。
我国人口众多,能源资源相对不足,人均拥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煤炭、石油、天然气人均剩余可采储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6%、7.69%和7.05%。目前,我国又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能源资源的消耗强度高,消费规模不断扩大,能源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今后,随着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能源需求还会持续较快增加。
因此,能源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瓶颈,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节能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我国富煤少油。在替代石油的化石资源中,煤炭在近中期内可以满足与千万吨数量级的油品缺口相匹配的需要,即通过煤液化合成油实现我国油品基本自给,是目前最现实可行的途径之一。煤可经直接或间接液化两种方法转化成汽柴油。煤直接液化的操作条件苛刻,对煤种的依赖性强。煤间接液化是将煤首先经过气化制成合成气,合成气再经催化合成转化成汽柴油。煤间接液化的操作条件温和,几乎不依赖于煤种。
核裂变能源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相关技术日臻完善,是未来百年内解决能源紧缺问题可行、且可靠的方案。建设、运行、维护核裂变电站及对核材料的开采和核废料的处理等将在未来百年内形成巨大的产业链。核裂变能源的利用受制于地球上有限的核材料蕴藏量和人类对核废料处理的艰难和危险。利用核聚变能可能是人类最终解决能源问题的一种最重要途径。太阳光即是太阳中的氢核聚变释放出来的能量。核聚变的主要原料是浩淼的海水中所蕴藏的用之不竭的氘,其产物是惰性气体氦,因此,核聚变既无原料短缺问题亦无核废料或核泄漏等污染问题。
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和平与发展是主流,但是影响和平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例如: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地区冲突,核武器扩散,自然灾害,跨国犯罪,疾病,走私贩毒等。因此要加强国际合作。
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做出判断,应酬好与大国的关系,对我国的外交有重大的意义。当前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各国之间呈现出合作与竞争,依赖与牵制等关系。国际局势的总体稳定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但是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我国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我国要处理好与大国的关系,尤其是与美、俄、欧盟、日的关系。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受挫,正在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但是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并未改变。我国一方面要扩大合作,增加两国外交中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要坚持原则,维护我国利益。
北约不断东扩,严重影响了俄在欧洲的扩展,俄把目光更多的投向了亚洲。同时俄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能源供应与边境问题上对我国有重要的意义。
欧盟在积极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加强与中国的对话,在大国问题上谋求与中国的协作,同时也看到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巨大市场。
由于日本不能正确面对历史问题,同时在积极扩展和建立其大国地位,积极配合美国牵制中国。中日抗衡比较明显,处理好中日关系决非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中日关系的长期僵硬将不利于我国的发展。
与此同时,要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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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跨越式快速增长。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国际政治形势论文,供大家参考。
2016年,在世界能源需求不断增长、供需矛盾进一步恶化的背景下,西亚北非动荡和日本核事故两大热点问题对世界能源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西亚北非局势影响地区能源生产和运输安全,导致国际油价波动,对能源消费国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日本核事故沉重打击了全球核能产业,对世界各国的核电政策造成不同程度影响。从长期看,化石能源的主体地位不可撼动,石油价格仍面临上涨压力,并因此为天然气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核能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但重拾发展信心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相关国家针对南海、北极等潜在能源重要产地的争夺将进一步加剧。
中国能源安全和产业发展也受到上述热点问题困扰。中国严重依赖西亚北非地区的能源供应,动荡引发的油价高涨也使中国面临更严重的输入性通货膨胀。中国尽管未放弃核能发展,但明显放缓了步伐。
一、当前世界能源的总体状况
能源一直是关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的重要议题。当前,能源消费继续强劲增长,供需矛盾进一步恶化。化石能源在世界能源总体消费中占据主体地位。目前,世界大部分能源仍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其他能源尤其是新能源发展迅速,但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尚需时日。国际油价难以回到低位,价格波动对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都造成严峻挑战。
1、能源供需关系总体紧张
进入21世纪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能源供应趋紧。在这期间,尽管在世界范围内石油供需总体上保持平衡,供略大于求,但这一平衡十分脆弱。往往由于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局部战争、社会动乱、恐怖活动等原因,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某些季节或某一时间段、某些石油品种出现断档,致使某些国家和地区不时发生油荒、电荒等能源供应紧张局面。
总体看,能源生产能力增长缓慢,能源消费需求却快速上升。近20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新发现的油田越来越少,特别是特大油田。世界现有的四个超级油田中,墨西哥的坎塔雷尔、科威特的布尔干、中国的大庆油田产量早已开始下降,只有沙特阿拉伯的加瓦尔油田还保持高产。未来,俄罗斯位于西西伯利亚的重要油气田的产量也会下滑,除了要在传统的产能地区西西伯利亚发掘新产量,还需要开发基础设施落后的东西伯利亚地区甚至北极地区。俄罗斯能否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开发投入,仍面临不确定因素。俄罗斯石油生产高峰时期,每天可达到1050万桶,但到2035年,日产量会下滑到970万桶。其他一些国家尽管拥有丰富的资源,但出于各种考虑限制开采。例如,美国在阿拉斯加北部拥有丰富的石油储量,但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就地储备石油,长期限制开采。
随着世界经济持续发展,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经济迅速增长,石油需求和消费量不断上升,上升幅度超过了产量的增长。尽管2016年经济危机爆发使石油需求自1983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但2016年,石油消费再次转降为升。可见,石油供应的宽松是暂时的,供应紧张才是常态。
全面提速——
能源结构走向多元化
在当前国际金融风暴肆虐下,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外部需求大幅下降。这直接催生出我国能源发展战略与管理体制上的新变化。
调整能源结构,发展核电首当其冲。2016年11月21日,中国第9座核电站——福建福清核电站一期工程开工;12月16日,总投资近700亿元的广东阳江核电站正式动工建设;12月26日,总投资260亿元的秦山核电站扩建项目方家山核电项目开工。
至此,世界上最大的核电规划正在中国渐次展开。据了解,我国2020年前将在核电方面投下4000亿元左右的资金。
其次,2016年12月15日,总投资近400亿元的"宁东大型煤电化基地"正式启动,意味着煤炭资源整合的"前奏"响起。
第三,甘肃河西走廊、苏北沿海和内蒙古等地正在规划建设几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目前,甘肃酒泉地区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建设已全面启动。
值得注意的是,2016年,中国围绕油气领域的对外合作进展不断加快:中国到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管道开通;中俄之间也确定将修建从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往中国的油气管道。
据透露,西气东输二线工程已得到国家核准,不日将全面实施。这一总投资达930亿元的庞大工程,将与中亚天然气管道相连,是中国第一条引进境外天然气的大型管道工程,仅钢材就要400万吨,如考虑到沿线城市内管线改造与建设,共能拉动投资3000亿元。同时,库容达2680万立方米的石油储备二期工程也已规划完毕,成都千万吨级炼油厂不日也将开工建设。
张国宝表示,这些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实际举措,也说明中国的能源战略正在一步步实现。我们要加大能源结构调整力度,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加大能源企业的整合重组,建设现代、高效、稳定的能源工业体系。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表示,当前形势为中国能源结构调整创造了一个好时机,将来中国的能源结构调整应该走多元化的道路。
节能降耗——
开源节流是治本之举
1月13日,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37、59美元。有人担心,低油价可能致使对新能源的投资放缓。
能源专家指出,不可再生能源的属性决定廉价时代将一去不返,能源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势在必行。
专家表示,对于中国这个耗能大国和人均资源小国来说,开源不节流,多元化的能源战略从长远来看也只是治标之举。能源危机、气候危机,21世纪越来越明显地影响世界社会和经济的两大事件,让世界各国幡然醒悟,解决能源问题和气候问题,治本之策还在于节能降耗。
据估计,中国节能的潜力有60%在工业部门。中国石油利用的经济效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用油设备的效率也低于国外,节油潜力很大。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电力在能源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据了解,2016年,国家将继续对传统煤电项目实施"上大压小",计划关停小火电机组1300万千瓦。相关数据显示,到2016年10月,小火电机组累计关停3210万千瓦,已实现"十一五"规划近2/3的目标。
深刻把握国际能源格局变化新形势
能源是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物资。目前国际能源格局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
一方面,现有的能源生产消费格局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区域变化。从消费上看,能源消费重心正在从西方发达国家向亚太地区转移,尤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费增长迅速。从生产上看,能源生产日益多元化,虽然欧佩克仍掌握着全球石油供给的主动权,但北海、非洲和墨西哥湾的石油勘探和开发也在加速进行中。即便如此,事实和研究结果仍表明国际石油生产的峰值时刻即将来临。
另一方面,新能源开发已展露黎明前的曙光,能源供给结构即将进入下一个能源替代的发展周期。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油砂、重油、煤层气、天然气水合物等非常规油气资源,风能、太阳能、氢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等都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其中,前一个变化来源于国际范围内区域经济增长中心的转移,而后一个变化则来源于现有主导能源供给保障程度的下降和环境保护的压力。
这样一种能源格局的变化导致各国在世界范围内对能源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同时也加快了能源领域的技术开发步伐。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作为新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能源需求进入高增长时期,而中国的能源供给结构长期以煤炭为主,不但从总量上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根据Bp公司的能源统计数据,与世界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所占比重较世界平均水平高出41、1个百分点,石油和天然气较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低15、4和20、1个百分点。由于国内优质能源石油、天然气的供给保障能力低,目前我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已经接近50%。同时,能源消费(主要是煤炭)是导致中国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空气中约70%的二氧化碳排放、90%的二氧化硫排放和67%的氮氧化物排放来自于燃煤。几乎所有的烟尘排放也来源于此,占到总悬浮颗粒无污染(TSp)的一半以上。
这种相对落后的能源消费结构、高度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和能源消费的高污染,不但导致我国资产价值体系溃损,生产和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等一系列严重问题,而且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遇到更大的压力,长期来看,对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也会产生制约作用。因此,千方百计解决国家能源安全这一具有长期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显得尤为紧迫。
在国际能源市场和国家能源供应保障体系中,能源企业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能源企业能不能把握住这一格局变化的历史性机遇,不但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而且对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起着重要的影响。以Bp、埃克森、壳牌等为代表的国际大石油公司凭借着资源、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不但在过去的近百年中主导着国际能源市场的发展,而且近年来加快了进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步伐。
中国能源企业是国际市场的后来者,在资源获取、技术和管理等方面,与上述大公司相比都有不小的差距,如果再将企业资源投入新能源的开发有可能会更加力不从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格局的变化对于中国能源企业而言不仅仅是风险,更潜伏着巨大机遇。庞大的国内需求为企业提高规模经济效益,提高管理能力和加快技术进步提供了空间,新能源的开发缩小了国内能源企业与国际大公司的差距,因为这一领域处于起步阶段,技术水平差距相对较小,为我国企业在未来竞争中转被动为主动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
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时刻,被动应对只能意味着放弃发展的主动权,成为跨国能源公司的附庸甚至被淘汰出局,国家的能源安全无从谈起,经济命脉也将落入他人之手。反过来,主动应对则意味着在竞争中牢牢把握发展的机遇,将企业的竞争力建立在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上,这样的竞争力才是有生命力的、可持续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能否主动、敏锐而准确地判断形势,进而作出正确的战略抉择,是抓住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作为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国家石油公司,中国石油集团提出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正是对所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和新要求的积极回应。这一战略决策提高了企业关注世界能源发展趋势,顺应全球石油石化行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能力,有助于企业实现从传统石油公司向面向未来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能源公司转变,有助于为更好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这一战略的巨大意义更具体地体现为:
首先,有利于提高中国石油集团的国际竞争力。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包含传统能源的支撑,能源供给结构变化,提高能源开发利用效率,供应能力的价值链开发,能源开发利用全球化和经营管理国际化等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这一战略以技术进步、管理能力的提高和价值链的构造为手段,既立足于现实,又面向未来,有助于中国石油集团克服劣势,全方位地参与国际竞争。
其次,有利于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地位的提升。能源是企业最基本的投入品,一个清洁、高效、低成本的能源供应体系,有助于中国企业降低提供物品和劳务的成本,这在竞争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对于企业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中国石油集团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思路,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最后,有助于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体现在有足够的能源可以利用,另一方面体现在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建设综合性国际能源公司的战略思路,有利于中国石油集团更好地参与传统能源资源和市场的竞争,也有利于新能源与可再生资源的开发,提高能源长期供给结构的弹性。同时,能源的高效清洁利用和新能源的开发,有助于降低由于能源利用带来的环境污染,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发展。
摘要:“一带一路”是党中央总揽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正式发布,获得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宣讲“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重要进展和路线图。“一带一路”的立体布局日趋清晰,同沿线国家发展规划的对接不断取得进展,特别是我国分别同俄罗斯、欧洲签署了发展规划对接的联合声明,使“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两个方向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一带一路”也作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屹立于世界的领导地位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新的机遇之窗,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一带一路”战略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谈合作,是国家的战略性决策,体现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作为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福建自贸区应抓住机遇,进一步深化与东盟在各个层面的经济合作。
关键词:“一带一路”;建设重点。
正文:一、“一带一路”概念由来
2013年9月7日,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同年10月,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4年3月,主席在访问欧洲时表示,要把中欧合作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等重大洲际合作倡议结合起来,以构建亚欧大市场为目标,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2014年5月21日,在亚信峰会上做主旨发言时指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2014年11月8日举行的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上,主席强调,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互联互通相融相近、相辅相成。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
二、 “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这一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
1、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转型和国际产业转移的需要。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我们亟需资本、技术和管理模式。因此,当初的对外开放主要是以引进外资、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为主。有数据显示,1979至2012年,中国共引进外商投资项目763278个,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12761.08亿美元。不可否认,这些外资企业和外国资本对于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管理的现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说,这是一次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性产业大转移。而今,尽管国内仍然需要大规模有效投资和技术改造升级,但我们已经具备了要素输出的能力。据统计,2014年末,中国对外投资已经突破了千亿美元,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一带一路”建设恰好顺应了中国要素流动新趋势。“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将中国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优质的过剩产能输送出去,让沿“带”沿“路”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
2、顺应了中国与其他经济合作国家结构转变的需要
中国早期的对外开放可以说主要针对的是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今,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全面转型升级的重任。长期建设形成的一些产能需要出路,而目前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却面临着当初中国同样的难题。因此,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比如道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他们发展一些产业比如纺织服装、家电、甚至汽车制造、钢铁、电力等,提高他们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生产能力,就顺应了中国产业技术升级的需要。[1]
3、推动多边合作
一带一路战略将是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中日韩自贸区等国际合作的整合升级,也是我国发挥地缘政治优势,推进多边跨境贸易、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各种机遇
1、产业创新带来的机遇。
产业创新涉及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转移等带来的红利。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的一些优质过剩产业将会转移到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因为市场供求变化,一些过剩的产业,也许在其他国家能恰好被合理估值;在国内,因为要素成本的上升而使一些产业、产品失去了价格竞争力,也许在其他国家,较低的要素成本会使这些产业重现生机。在国内,因为产品出口一些发达国家受限而影响整个产业的发展,也许在其他国家就能绕开这些壁垒,等等。此外,由于产业转移引致的产业转型升级更是机遇无限,比如技术改造、研发投入、品牌树造等等都会给投资者带来无限机遇。
2、金融创新带来的机遇。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首先需要有充足的资金流,巨量的资金需求只能通过金融创新来解决。我们已经发起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但这也只能解决部分资金问题,沿“带”沿“路”国家和地区一定会进行各种金融创新,包括发行各种类型的证券、设立各种类型的基金和创新金融机制等等,这其间的红利和机遇之多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3、区域创新带来的机遇
“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个国际性区域经济的范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必将引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创新,这包括区域发展模式、区域产业战略选择、区域经济的技术路径、区域间的合作方式等等,这其间的每个创新都蕴涵着无限的机遇。
结语:“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仅有机遇也充满了挑战,需要我们有一定的风险意识,并未雨绸缪。首先,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就一直鼓励企业“走出去”。最初的投资大多集中于一些全球贫穷国家的资源开采项目上。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了外资流入,对外投资也被引导到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中的更为引人瞩目的项目上。五六年前,中国“走出去”模式基本上围绕着大宗商品,现在开始在一些实行竞标机制的国家承建基础设施项目。我们知道沿“带”沿“路”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是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投资,但由于其中一些国家政局并不是十分稳定,不同党派之间的理念差别很大,一旦一个党派下台,就会改变过去的对外政策,这必将给我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带来巨大风险。因此,我们在具体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时必须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格局、法律环境等进行仔细研究,在投资之前做好风险应对的预案,将投资的风险降到最低。其次,“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任何创新其实都会有潜在的风险,尤其以金融为主的虚拟经济创新蕴含的乘数式风险,需要我们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觉。 最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必须得与国内经济状况相适应。我们要看到,中国的产能过剩是相对的;实际上,国内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有很大空间,大有可为。如果我们不顾及国内的这些实际需求而一味向国外投资和转移产业,有可能会产生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和产业的“空洞化”。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
参考文献:
[1] 剧锦文 经济日报[N]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5/4/2 第13版
[2] 王义桅 “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M] 人民出版社2015
[3] 冯并著 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M] 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
看了“2017国际政治形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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