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幸运的青春从来都是别人的高中励志文章
2004年初,我结束第一份工作回到杭州。
杭州并不是我的故乡,只是我和男票读了四年大学的地方。但是因为这四年太美好太快乐,我们在初入社会的寒冷中贪婪地从记忆里摄取能量,于是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这里。
在母校的后门,一个叫做青芝坞的农房集中地,我们租了一间小小的平房。我坚持摆了两张床,当然其实我们睡在一张床上,但多出来的那一张总让我略觉心安——万一有片警查结婚证呢?!十年前的姑娘小伙们就是这么傻。
你别说,片警还真的来过一次,当然不是查结婚证,而是因为这附近出了一宗强奸案。自那以后,我睡觉的时候都把一个板凳拖到那扇摇摇欲坠的木门后,板凳上放一串风铃,枕头边放一把菜刀。
但最可怕的还不是传说中的强奸犯,而是睡到半夜时的尿尿问题。屋里没有厕所,公厕在步行十分钟开外。寒冬腊月的月黑风高,哆哆嗦嗦地朝着公厕一路小跑,男票举着手电打着哈欠跟在旁边,这时候真羡慕他能随便找个乱石堆就是一泡。
比起毕业的那年,我们都虚长了几岁,但还在原点。男票在读研,而我再一次面临找工作这件大事。
十年前的我很幼稚,总是太晚看到生活的本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对偶像剧里白领丽人的盲目向往,结果被第一份工作狠狠地扇了一记耳光。
可到了第二份工作的时候我还是没长进。在看起来很美的世贸中心里工作了几个月之后,我再一次不得不从让我找不着三观的私营咨询公司里辞职,却被拖欠了一个多月的薪水,迟迟得不到落实。
之前,在与他人的争斗中,我总是先放弃的那一个,因为很害怕丑陋。在纠缠和放手之间,我永远选择后者。但这一次,我较真了。与生活较真,与自己较真,与那些我搞不明白为什么要伤害我的人较真。
我每天准时出现在世贸中心十楼的办公室里,搬一张椅子坐在老板的身边,沉默着什么也不说。有客户来找他,他斥责我出去,我还是不说话,不走。
这样坚持了一个星期。拿到讨来的薪水的那一天,我大步走出世贸中心,脊背挺得直直的。然后,站在门口明晃晃的阳光中,放声大哭。
《飘》里有句话说,当一个女人无所畏惧的时候,她就不是个真正的女人了。而我知道,从那一天起,我也不是个真正的女人了,我有了泼妇的那一面。对这个世界,从此以后,我泼得出去了。
这不知该算杯具还是洗具。
要债要来的钱并不是什么大数字,因为薪水本来就不高。那段时间我和男票还是穷得很爽的。我们曾经捏着两块钱,从解放路的百货大楼逛到延安路的银泰,然后坐公交车回家,还好当时没有空调车。我们还曾经在一个早上,分享最后的一包甜趣饼干,都为了对方不肯多吃一块假装大发雷霆。
银行卡里剩下最后的五百块的时候,同学里的第一个红包炸弹降临了。是男票的铁哥们,不送或者少送都绝对不行。我从卡里取出最后的钱递给他,然后抠着ATM机哭了。
奇怪的是,这些细节都是多年后现在的老公,当时的男票告诉我的。我自己居然都忘了。当我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我记得的竟然全是幸运和快乐。也许是因为我的心灵太粗糙,也许是因为,就像我对老公说的那样:
有青春打底,什么样的苦都不算苦。
2004年的夏天,我又开始找工作。这一次相对顺利,在一次朋友聚会上,一位师兄说他带的团队正在招人,我如果愿意,就可以去,连面试也不需要。
我接受了。一个IT销售员的职位。如果是年初的时候,我不会有勇气接受这样的职位,但经过了讨薪大战之后,我知道自己有一个平常看不见的硬核。
我不相信自己,但我相信那个硬核。
进了公司才知道,一切没那么简单。当然了,对一个二十四岁的女孩来说,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用这句话来总结:原来没那么简单。
师兄带的团队如果叫做正规军,那么就还有另一支团队叫做野战军。野战军全不按章法做事,到处抢单,连正规军的也不放过。正规军里都是像我和师兄这样的人,玩野战,我们玩不过对方。
师兄对我说,我们要找蓝海。有些人适合开拓,有些人适合缠斗,把适合开拓的那些人放到缠斗中,他们总是会吃亏,所以,聪明的选择是放开红海,去找蓝海。
从2004年夏天,到2005年的夏天,有一个25岁的女孩,拎着一个行李箱,箱子里有一份师兄给她的通讯录,跑遍了浙江所有的城市。
每到一个城市,有时常常是深夜,坐上出租车之后我会打一个电话给男票,告诉他:“我现在上了车牌号XXXX的出租车,正在向XXXX开去。”
这个电话不是给男票听的,是给出租车司机听的。这是一个女孩想出来的保护自己的办法。一直到今天,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都会打这样的一个电话,有时甚至只是装装样子,根本没拨通。
在陌生的城市里,我还发明了快速找到经济、干净、安全的旅馆的办法,那就是当地最着名大学的招待所。白天,我换上套裙拜访客户,黄昏时回到大学食堂里吃顿晚饭,内心宁静。
我按照通讯录逐个打电话约人,有时要打出十几个电话才能约上一个。但我的优势是:我看起来极其无害。在浙江,人们往往见过了太多的精明人,反倒愿意和一个无害的女孩打打交道。
2005年的夏天,我和师兄的那一片蓝海,已经略显浩瀚。野战军们再也抢不了我们的单,我偶尔回公司处理报销单据的时候,连对方的头头都会过来道一声辛苦。
但我自己的心里知道,我累了,跑不动了。还有无可避免的是,在这种狗一般的生涯中,我和男票的爱情渐渐濒临死亡。什么也无法填平那条由时间和距离造成的鸿沟,多少满欲倾诉的时刻一旦被错过,再见面的时候也只能相对无言。
在公司的时候,我常常喜欢躲开人群呆在复印间里。有一天,我发现传真机不停地吐出同一封信,收信人是我,落款人是男票,信的内容只有一句话:
“If there is a chance to love you, I will never hesitate.”
只要还能再爱你,我绝不会犹豫。这是大学里他常常对我说的一句话。
那天我在复印间里,一边一封封地用碎纸机粉碎这些信,一边哭。哭完了,我决定再一次辞职。在一次又一次的投标中,我与我们代理的某500强品牌的销售经理逐渐熟悉,后来他知道了我的第一份工作经历也是在500强公司,又有了这么多的代理销售经验,他说我应该去他们的公司工作。
就这样,2006年,我和研究生毕业的男票一起来到上海。火车驶入如今已被停用的梅陇火车站,这是我们彻彻底底的再出发:事业、爱情、生活。一切都是未知,一切都是忐忑。
时隔多年之后,我还在上海,由二字头变成三字头,由女孩变成母亲,由房客变成房东。我80末的妹妹对我的一切人生教诲都很鄙视,因为她认为我是幸运的一代,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但我一直想告诉她的是:传说中幸运的青春,从来都是别人的。事实上,不会有哪一场青春是特别幸运的,也不会有哪一场青春会特别悲惨。所谓的幸运或悲惨,只取决于你看事物的角度而已。
青春,就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战争,爱过自己,恨过自己,放过自己,然后可以坦然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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