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独处:给这个时代核心焦虑的一剂解药
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高自尊是幸福感的证明,但我们却并不想和这种让人钦佩的魅力人士密切交往。
如果说找到灵魂伴侣的几率悲观得令人发指,长久相爱的秘密也不过是在很大程度上做出让步,那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独身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吗?选择独自一人,过着积极的单身生活,不仅和浪漫的爱情际遇有关,还关系到人类社会的所有纽带 — 即便也许是英语世界中对于友谊最为雄辩善言的爱默生,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时期也是处于积极的独居状态,正是这种状态让他写出经久不衰的散文随笔。然而我们的文化对待这种选择却半是理解半是轻蔑,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沉迷于联接的年代。也许,海明威那句著名的论调“独处对于创作至关重要”被如此众多的引用,恰恰是因为这种观点太过激进,让人不安。
一个朋友最近讲了一件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轶事:她独自一人在墨西哥短暂隐居的一个晚上,去了一家当地的餐馆,让服务员给她安排座位。服务员意识到她是要独自进餐后,困惑而又同情地把她引到了后面的座位,以免冲淡餐馆内悉心营造的神仙眷属般的融洽情调。( 值得一提的是,这件让人不安的小事不但体现了对独处的艺术缺乏敬意的严重偏见,同样揭示出单身意味着耻辱,而单身女人遭遇的这种境地仍然要远多于单身男人;挺过来的一些人对此很有体会。)
独处,我们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却要遭到他人的评判和耻辱感的裹挟。然而,它又是过上丰盛生活所不可或缺的能力。
英国作家莎拉•梅特兰 (Sara Maitland) 在《如何独处》(公共图书馆 | IndieBound)一书中探索的正是这个悖论 – 这是 “生活学校”思想探索专题的最新丛书分册,通过一系列充满智慧的非自助型,帮助效果却又无可限量的人生指南,倡导人们在现代生活的诸多方面重拾传统的自助方式,如找到滿意的工作,培养与性之间更健康的关系,减少对金钱的担忧,以及保持情绪健康。
梅特兰曾居住在苏格兰的一个地区,那里是欧洲人口密度最低的区域之一,最近的超市也远在二十多英里之外,没有手机信号(这一点仔细想一下),那时她并不总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 – 她出生在一个关系密切的大家庭,加上她共有六个孩子。只有在沉默的概念攫住了她的时候,就是她上一本书的主题,她才会迂回曲折地进入孤独状态。她写道:
我对沉默着迷了;着迷于谈话结束时,按下关闭按钮时,闯进巨大的虚空中探险时,人们的精神、身份和人格上发生的事情。我对沉默感兴趣,就像看到了遗失的文化现象,美丽的事物,和被不同的个体反复探索和使用过的空间 – 出于不同的原因,结果也截然不同。我开始用我自己的生命作为一种实验室,检测一些想法,体会出是什么感觉。几乎让我惊讶的是,我发现我喜欢沉默。沉默适合我,我贪婪地想要更多。在我去寻找更多沉默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个山谷,在这里建了一所房子,就在一位老牧羊人的小屋的废墟之上。
然而,梅特兰对独处的兴趣却和对沉默的兴趣略有不同 — 虽然最初是很私人的,却源自面向大众的需求担扰,试图解决“孤独引发的严重的社会及心理问题”,希望“减轻人们的恐惧,并帮助他们积极地享受独处时光。”她就是这样做的,提出了关于这个窘境的核心的“悬妙” 问题:
独行于我们当今的社会,引发了一个关于身份和幸福感的重要问题。
在相对繁荣的发达国家,我们是怎样迈入了至少是这样的一个文化时期,推崇自主性、个人自由、自我实现和人权,更重要的是,推崇个人主义,并且抱以的尊重程度高于以往人类历史的任何时期,但同时这些拥有自主、自由并能够自我实现的个人又对形单影只感到恐惧?
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高自尊是幸福感的证明,但我们却并不想和这种让人钦佩的魅力人物密切交往。
我们将道德和社会传统视为对个人自由的禁锢,然而我们惧怕任何脱离群体养成“古怪”习惯的人。
我们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而且无疑具有创造性,然而面对用其中一种最明显的既定方法去发展这种创造性的人,即选择独处,我们却(充其量是)一概持隐晦的怀疑态度。
我们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特别的,值得拥有幸福,然而我们害怕孤独。
现在,我们认为应该去寻求自我实现,忠于自己的感觉行事,洞察真实性并赢得个人幸福 — 却难以理解地并不靠自己的力量付诸行动。
如今,这种责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施加了更多的道德判断和含混的逻辑。
令人奇怪而且重要的是,掌握独处的艺术并不让我们更为离群索居,而且相反的是,还能让我们更好地彼此联接。通过密切关注我们的内心生活 — 内心世界是如此的骇人和别有洞天,以至于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雄辩滔滔地敦促我们要无畏内心的恐惧去探索 — 获得自由,从而更深入地,并且在更高维度上与别人亲近。梅特兰写道:
没有什么比被对方无休止地“不在意”对良好关系的杀伤力更大。可以这么说,如果他们自己没有什么可以 “拿出来” 的东西,就不像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这意味着即使是那些认为自己在关系(无论是何种关系)中是最好最完整的自己的人,也需要独处的能力,也许至少是在某些场合需要运用这种能力。如果你认识自己,知道自己与别人建立关系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非由于极度需要和贪婪所迫(不自由),也不是由于在没有别人确认的情况下存在感缺失,你就是自由的。某些独处实际上可能会营造更优质的关系,因为他们将会是更自由的个体。
然而伴随人类发展的进程,孤独的价值在社会评判中出现了螺旋式下跌。以美国人口普查中“老处男”的人数上涨为例 — 四十岁以上从未结过婚的男人,从1980年的6%上升到如今的16% — 梅特兰追溯了这个概念本身的古怪的文化失真现象:
在中世纪,“老处女”这个词是恭维用语。老处女 (spinster) 是指纺纱技能出色的人,通常是女人:女人在当时有出色的纺纱技能可以在经济上自给自足 — 这是中世纪女人实现经济独立屈指可数的方法之一。那时,这个词广泛指代所有即将结婚的女性,用于赞扬她们能够出于个人选择自由进入婚姻,而非由于经济上的困窘。现在这个词则有侮辱的意味,因为我们“为”这类女人担忧 — 现在还有男人 — 他们可能是“反社会者”。
把自愿选择的孤独看成有毒的“悲哀、疯狂和劣等”的三重彩,这种非常现代的态度通过相当教条的循环逻辑得以强化,而这一逻辑让那些自愿选择独处的人没有基本的尊严可言。反思一下抱之以怜悯的普遍反应 — 由这个教条的“悲哀”部分触发 — 梅特兰指出了不可能反驳这类社会性臆断的让人恼火的尴尬:
如果你说,“哦,实际上不是;我很幸福”,这种否认就能被用来证明别人的判断没错。最近,当我想让一些人相信我实际上很幸福时,一个试着要对我的不幸表示安慰的人说,“也许你认为你幸福。”然而幸福是一种感觉。我没有在认为我幸福 — 我是感到幸福。当然,我可能正生活在一个傻瓜的天堂,欢乐和满足的整幢大厦很快就会在我的耳畔摧毁,但此刻我正在真假参半地说着一些什么。我的幸福,就幸福的本质而言,不能是一些我认我感到了而实际上没有感受到的东西。 没有什么反应不是几乎立刻就下降到“有,没有;有,没有”这种学校操场层面上的。
梅特兰提出,导致这些态度的深层原因是恐惧的核心驱动力 — 惧怕那些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人,他们做出我们不一定能理解的选择。这转而促使我们将自己的惊恐投射到他们身上,通常是以愤怒的形式 — 一种同时将悲哀、疯狂和劣等投射出去的表现,就是安娜伊丝•宁 (Anaïs Nin) 在令人难忘的观察中指出的,“对不熟悉的人表示敌意,是内在有极大不安全感的迹象。”
这些行为持续加剧了社交恐惧,她指出,有令人不寒而栗的后果:
如果你没完没了地告诉别人他们不幸福、不完整、精神可能不正常并且绝对自私,那么他们在早上醒来感冒了,并且怀疑自己是不是寂寞无依,而不仅仅是“独居”的时候,看到的一定是个阴郁的早晨。
(实际上,独自一人和孤单的重要差别不仅是引起我们心理不安的核心因素,甚至还会造成我们身体上的不适 — 独处可能对于创造性活动必不可少,是成就一些天才神话的关键要素;孤单经科学家发现,则会产生致命的生理后果,让我们处于从患上心脏病到痴呆症的各种风险中)
有点矛盾的是,梅特兰指出,我们很多最受追捧的文化偶像都把孤独嵌入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中,从非凡的探险家和冒险家,到著名的“天才们”。她列举了伟大的默片演员葛丽泰•嘉宝 (Greta Garbo),一个著名的离群索居者,作为一个格外具有说服力的例子:
嘉宝在无声表演艺术中运用细腻微妙的表情,为观众带去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力…退修后,她过着朴素而闲适的生活,有时称得上是“漂泊不定”。不过她一直有几个过从甚密的朋友,一起携手出游。她没有结婚,但是有过几次认真的恋爱经历,对方有时是男人有时是女人。她收藏艺术品;四处游走,无论是孤身一人还有有人陪伴,特别是在纽约。她能巧妙地躲开狗仔队的跟踪。由于选择退休,她在生命中余下的时间里始终如一地拒绝继续拍片的机会,我们有理由假定她对这个选择感到满意。
实际上很明显,纵观历史和诸多文化环境,很多人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对离群而居的追寻都达到了嘉宝那种程度,而且在经历这种生活方式一段时间后,会继续坚持自己的选择,即使有绝佳的机会过上社交更丰富的生活。#p#副标题#e#
那么我们当前对于独处的态度是怎么产生的呢?梅特兰提出,面对那些选择孤独的人,我们可悲地拒绝“对那些差异抱以正常的宽容之情 — 我们在其它场合引以为傲的品质”是这种“深度的文化困惑”导致的:
至少是两千年来,对于美好生活会是或者应该是什么样,我们一直尝试着生活在从根本上形成鲜明对照和对立的两种模型之下。在文化上,有一种略微狡黠的趋势,是将我们所有的悲哀,特别是我们的社会性困难,归咎于粗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称作“犹太-__范式”或“传统”的那一套定义不明的观念。很明显,除其它一些因素外,这就是我们遇到如下问题的原因所在:为什么我们对性有如此多的困难(无论是面对他人还是我们自己);为什么妇女持续受到不平等待遇;为什么我们致力于统治世界和破坏生态;以及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我们值得拥有的完美幸福。我,作为一个人,不相信这种归咎 — 但我确实相信试图同时坚守犹太-基督__观(因为我们了解它们)与古典文明价值观的行为让我们感到痛苦,它们确实不相适宜。
她追溯这一困惑的演变史,一直追溯回罗马帝国,探究它对公众和社会生活的理念。“civilization”(文明)这个词甚至预示了这些价值观 — 它来自civis,“citizen”(公民)这个词的拉丁语。(虽然值得注意的是,罗马最伟大且最持久的文化输出之一发出了令人难忘的告诫,警示人们“所有那些让你去追随他们的东西都是在让你远离你自己。”)然而,罗马人还由于对权利、荣誉和荣耀的贪求而声名狼藉 — 在面临门口的野蛮人时,这三种理念无不在本质上具有社会属性,又对社会产生政治凝聚力至关重要。梅特兰写道:
在这些环境下,独处具有威胁性 — 没有那种根植于内心的共同的宗教信仰赋予这种选择广为接受的意义,对于那些抵死抓住正在下沉的木筏不放的人,独自一人对他们的安全性构成挑战。那些从中撤离且“独自上路”的人在明显逃离这一文化约定的同时,还暴露了其中的危险。
梅特兰快进到我们当今的窘境,这是千年文化负累的产物:
怪不得我们惧怕那些希望并且渴望独来独往的人,即使他们的行为比起近期社会形态所能接受的只超出了一点点。怪不得我们想要把独处定义为“悲哀、疯狂和劣等” — 有意无意地,我们中的那些想要在行事上鲜明地打出反文化旗帜的人,正在暴露甚至是拓宽裂痕。
然而真相是,当前的范式并不真正地行之有效。尽管对个体自我倾注了大量强烈的呵护和关注;尽管在一个多世纪以来试图“提升自尊”,不寻常地相信这样做能够同时强化个性和培养优秀公民;尽管勇敢尝试去巩固关系并减少禁忌;尽管令人惊恐地去压制那些更具独立思维和创造性的人,让他们变成“出色的团队合作者”;尽管新自由主义对我们许下享有个人自由的承诺以及我们对个人主义和权利的狂热崇拜 — 尽管所有这一切,这口井似乎即将干涸。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充斥着不快乐的孩子,疏离的青少年,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成年人,单调乏味的消费主义,逐步加剧的不平等,整个经济体系令人深度恐慌的飘摇不定,急剧攀升的精神类疾病发病率,还有一个遭到严重破坏的星球,让我们很有可能以毁掉整个生存空间而告终。
当然我们还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沐浴着人间大美的恩泽,甘于牺牲且热情洋溢的爱恋, 款款柔情,繁荣之气,徜徉于勇气与欢乐的海洋。然而无论有无那些范式和高贵的哲学思想,如是的很多恩赐似乎都会降临。这种情况总是会发生的,正是由于我们持续与这些问题搏斗,希望它能出现得更频繁,发生在更多人身上。
我们在展开搏斗时,通常会试图抓住并依附摆脱独处之路 — 我们并不完全了解这种状态,也无法全然地栖居其中收获它的馈赠。我们逃避独处最常用的两个策略,梅特兰指出,其一就是攻击性的恐惧与投射战略,我们非难那些能够在独处中找到快乐的人,判定他们处于悲哀-疯狂-劣等的范式;其二是防御性方案,我们痴迷地搭建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以此作为一种保单,试图将自己与孤单无依的风险隔离。梅特兰低语着说出她貌似最为平和却又尖锐的旁白之一:
无论在Facebook、通讯录、关系网中有多少朋友,银行账户上的数字有多诱人,都不能担保会保护我们。
我们的文化矛盾还显现在我们对外向性的惯性偏见,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内向人格的力量。梅特兰写道:
在追求这种“外向理想型”的同时,社会给出了相反的 — 虽然更为隐密的 — 信息。大多数人仍然更愿意被描述为敏感、追寻精神世界、耽于沉思、拥有丰富的内心生活以及善于倾听,而非是性格更外向。我想我们始终更仰慕知识分子而非推销员的人生;更仰慕作曲家而非表演者的人生(这是很多流行歌星时常强调他们自己写歌的原因);更仰慕手艺人而非政客的人生;更仰慕独行探险者而非跟团观光客的人生… 然而社会向我们提供的这种关于独自一人的未经核实却又含混不清的信息加剧了这类困惑;这些困惑则又强化了恐惧。
在梅特兰的“颠覆关于独处的消极观点,发展对孤独的积极感知与乐享其中的真正能力的思想”百宝箱中,提到了去探索遐思并面对恐惧的做法。对于反学习因文化浸染造就的对孤独的恐惧以及学习如何良好地“进行”独处,她列举了从中获益的五个基本类别:
深化自我意识
与自然更深度地调和
与超验性建立更深关系(超自然、神性、精神性)
提高创造力
提升自由感
在《如何独处》的剩余章节,梅特兰继续依次沿着这五个渴求方向介绍了一系列“训练”— 使我们与孤独的关系得以重新调整的心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