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人士的成长事例实用两篇

成长是一朵开放着的鲜花;成长是一本富含哲理的书;成长是一场精彩的表演;成长是人生必不可少的经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成功人士的成长事例，欢迎阅读!

成功人士的成长事例1

香港虽小，弹丸之地却藏龙卧虎。

香港是世界上超级富豪聚集密度最大的地方。

要问香港有多少超级富豪?扳起指头够你数一气的。李嘉诚、包玉刚、李兆基、霍英东、郑裕彤、邵逸夫、胡应湘……这些金光闪闪的大

名在香港，乃至在华人世界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谓掷地有声，如雷贯耳。

他们的创业传奇广为流传。他们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经常出现在大众传媒上，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这些商界英雄是香港的骄做，也

是人们崇拜的偶像。他们比那些演艺明星还要惹人注目，更加广为人知。而这个人，他是谁呢?

六七十年代他崛起于马来西亚，成为亚洲糖王，或许也是世界糖王。在其糖业鼎盛时期，他控制了国际市场上每年食糖贸易总量的1/10。

70年代中期他大举进军香港，同时环绕着太平洋建立起他庞大的“香格里拉”酒店王国。

80年代他进军电视业，成为香港无线电视的最大股东。

90年代他又购得了《南华早报》的控股权，通过报纸和电视，他几乎掌握了香港人每日的喜怒哀乐。

近年来他大举投资内地，投资总数达50亿美元之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坐落在北京市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它被认为是北京现代

建筑的代表。

在最近的一次香港超级富豪排行榜上，他排名第三，仅次于李嘉诚和李兆基。

在1995年美国最权威的财经杂志《福布斯》的全球最富华人排行榜上，他名列第八。而有人认为这种估计还是保守了一些，他的财力其实

可以和李嘉诚一比高低。然而，他究竟是谁呢?

香港人只知道他叫郭鹤年，而对于其他进一步的情况，则一无所知。而专业经济人士对郭鹤年的了解，也仅仅限于上述这些。虽然近年来

郭氏企业对香港经济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使人们明显地感觉到他的存在，但当人们碰到郭鹤年的名字时，头脑中仍然一片茫然。

他的模样?报章上绝少刊出他的照片，他的身影几乎从不在电视上出现。

他的经历?

他的家庭?

他是如何发家的?

他的发达秘笈?关于这些，在传媒上几乎找不到任何报道，即使有，也只是零星半点，记者想采访他，简直比登天还难。他亦极少在公开

的社交场合露面。

相对于人们津津乐道、耳熟能详的香港富豪所展现的传奇色彩来说，郭

鹤年给人们更多的是神秘感，因此，他得了一个“神秘富豪”的雅号。郭鹤年给人的印象就像007影片中那位M先生一样，始终在幕后操纵着一

切，却从不肯显身。郭鹤年，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第一章 富豪隐者 神秘低调少人知

他是如此的为人所知又是如此的不为人所知，他保持低调的作风使记者的采访难于上青天。他在人们心目中是个谜样的人物，总带着几分

神秘色彩。一位记者巧遇他，竟然不知他的身份，因为他对记者说他是个“卖米佬”。

郭鹤年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个谜。他的身世之谜。他祖辈来自中国的哪个省份?出身如何?是出身名门，还是白手起家?他的身份之谜。

最常见的提法是称他为亚洲糖王，但为什么又有报刊称他为酒店业大王?有的还称他为先驱工业家、银行家、航运家?他的国籍之谜。他究竟

是属于哪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为何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把他归入自己这一边?在马来西亚，他被认为是堪与美国的艾柯卡以及日本的松下幸之助

相媲美的人，是马来西亚的骄傲，是马来西亚在国际经济及商业舞台上一颗光芒四射的明星。1985年，他获选马来西亚十大企业家之一，并被

馒于最高荣誉金字塔奖;1989年锦上添花，再次当选为马来西亚杰出的董事。在新加坡，当地的报章都习惯地把他称为新加坡企业家，新加坡

政府在80年代向他颁奖，赞扬他对新加坡旅游业作出的贡献，新加坡人普遍认为他属于新加坡。1989年，香港颇具影响力的中文财经杂志《资

本》在其四月号中罗列的100位香港富豪中，郭鹤年榜上有名。当时，他徘名第11位，排在赌王何鸿桑及纺织业大亨陈廷华之后。既然是香港富

豪，那当然是香港人了，郭鹤年也的确从1978年起就定居香港。光是一个身份就引起这么多说法，无怪乎有些传媒把他称为“神秘大亨”

了，而关于他的个人生活，人们更是几乎一无所知了。一位富豪如此为人所知又如此地不为人知，的确让人觉得有些疑惑。其实个中的原因很

简单，那就是郭鹤年本人非常低调，几乎从不接受传媒的采访，亦很少在公众面前亮相，在一般社交场合甚少看到他的身影。举个例子来说，

在 1985年他被选为马来西亚十大企业家之一，他却没有出席该次的典礼，而由别人代为领奖。1985年2月中旬在马来西亚最杰出企业家的领奖

典礼中，人们才得以一睹他的尊容。许多人是第一次从电视上看到这位超级富豪的模样。同样，人们很少有机会在报章上看到他的照片，而新

闻界要访问他，也是难于登天。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空闲时间很少，整日飞来飞去，照顾他的世界范围内的庞大的商业王国的生意，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他喜欢保持低调，不愿意在公众面前曝光的性格使然。1988年他看好电视业，购入了香港电视大约三成股权，在传媒业大展拳

脚，即使这样，他也自始至终没有召开记者招待会。记者如果致电他的公司想得到一些他的个人资料，其结果往往是不得要领。公司的公关人

员会委婉地表示，若想了解本公司的一些情况他们非常欢迎，但若想了解老板的私人情况，他们爱莫能助。记者想打108台查询郭氏的电话号码

是徒劳的，因为无论是郭鹤年还是 他的儿子的电话号码都是保密的。最近香港报刊捕捉到郭鹤年一则打电话的小新闻，可以从侧面说明郭鹤

年的低调作风。

话说1994年1月28日，郭鹤年突然有急事打电话找联合集团的行政总 裁欧康纳，而秘书小姐偏偏不知道郭鹤年的英文名，弄得她非常着急

，因为她不知道怎样向欧康纳通传，这位洋老板可是只知道别人的英文名的。当然经过一番周折之后，秘书小姐终于知道郭鹤年的英文名其实

叫罗拔。香港受英国人统治，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英文名，这些富豪不但本名出名，他们的英文名也广为人知，而联合集团行政总裁的秘书

小姐竟然不知郭鹤年的英文名，也可见他的低调。郭鹤年的低调作风在1978年出现一次例外，这次例外使人们若隐若现地看到了郭鹤年的影子

。这一年他接受了香港英文杂志 《洞察》的访问。这次访问是在对方千方百计安排下才得以进行的。能获得这次采访机会是《洞察》在竞争激

烈的新闻界打的二个大胜仗，从此许多报纸杂志介绍郭鹤年，一般都要引用这次访问得来的资料作为背景。自此之后的10余年中，再也没有记

者能够敲开郭宅的大门。人们以为那一次访问会成为绝响了，直到1992年，即10多年后，他又接受了香港《文

汇报》记者的一次访问。1986年，有一位记者曾拥有一次打破这个纪录的机会，然而却轻易地让它溜走了。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当时马华公

会的前总会长陈群川因涉及新泛电事件而在新加坡受审，这是1986年东南亚很出名的一个事件。当时法庭上座无虚席，许多人对这件事非常关

注，自然也吸引了大批的记者，这是他们抢新闻的好时机。一位中年人悄悄地出现在法庭里。他看上去大约50来岁，个子不高，系

一条银灰色领带，头发梳理得很整齐，他的到来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看到后排还有一个座位，便静静地走到那里坐下。坐在他身边位子

上的正好是一位老记。他对这位中年人点点头，继续关注着法庭上的发展。过了一会，这位老记大概觉得法庭上没什么新进展，于是在百无聊

赖之中和身边的这位中年人小声闲聊起来。这位中年人态度很随和，聊了几句，老记觉得这位起初看起来貌不惊人的中年人言谈中透出一种斯

文淡定的大家气度，不由得对他产生了兴趣。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他问了一句：“请问

您是干哪一行的?” “卖米的。”中年人很镇定地国答。 “哦，原来是一个米店老板。”老记心中想。两人甚至还聊了一下米市的行情。过

了片刻，休庭，中年人站起身，同他打了个招呼，走出去了。不久，法庭上传出新的消息，郭鹤年出2000万新币保释陈群川。一时间，

记者们的注意力都转移到郭鹤年身上。这位老记回到报社后，立刻着手查找郭鹤年的资料，当他看到郭鹤年的照片时，不禁拍一下大腿，大叫

一声：“哎呀，走宝!”

这位记者大叹自己“有眼不识泰山”，甚为遗憾：不过这回倒也让他歪打正着地弄到一条花边新闻。这个故事比《洞察》杂志刊载的事迹

流传广泛得多。一位大名鼎鼎的超级富豪竟然不为记者所认识，这个故事正说明了郭鹤年的曝光率之低。那么，郭鹤年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他的身世如何?他如何致富，又如何把他的商业王国拓展到世界的名个角落?他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究竟怎样?还是回到上面的故事吧。当

那位记者问郭鹤年是从事何种职业时，郭鹤年说自己是一个卖米的。郭鹤年撤谎了吗?没有。说起来，整个郭氏家族的发迹正是从卖米开始。

“集沙成塔，集腋成裘”。想当年，郭氏祖先远渡重洋，开创大业，今天，巍峨矗立的郭氏商业大厦正是由一粒粒米奠基的。

成功人士的成长事例2

蔡良勇：一个温州商人的巴黎奋斗史

一位17岁就闯荡巴黎的温州人，在生存压力和致富梦想下不断创业，又不断受挫，最终历练成了一位成功的商人。他的故事，是15万温商在巴黎的生存缩影

蔡良勇近两年一直频繁地在国内晃荡。每到一个城市，他最先去的地方总是当地的电子产品市场。这已经成了他多年养成的一个习惯。

他今年42岁，长着一个狮子鼻，面相忠厚，总是在店铺密集的街道上低着头走路。一般人很难想到，他是个在巴黎闯荡了25年的温州商人，还在国内拥有自己的工厂、众多的合资公司，并投资于房地产业。

在巴黎的复杂经历，让他对命运这个东西一直感到不可捉摸。最近的一天，他在巴黎遇到一位神秘的算命先生。这位算命先生曾经是商界的风云人物，一日破产，改行研习占卜。他面色凝重地告诉蔡良勇两个秘密：人的钱财富贵是前世注定的;你命里有横财。

“这两件事我都相信。”蔡良勇咧着嘴呵呵笑了。他笑的时候总是盯住你的眼睛，笑脸伴随着身体无声而持久地摇晃，直到确认他的快乐信息已经抵达了你的感知系统。

但在20年前，他怎么也不会有这种笑容。“那时巴黎的街道永远是雾蒙蒙的，看不到很远;人走路的时候是轻飘飘的，心慌得很。”他回忆说。

“天堂”里没有阳光

蔡良勇25年前萌生去法国的想法，完全是由于同乡的鼓动和诱惑。他那时才17岁，在温州一家建筑公司工作。那时单在法国巴黎的温州人就已经有15万之多，同乡们不断寄明信片回来，让他无法安心。

那是1982年，他终于说服父母，从他们手中蹭到了飞往巴黎的机票。

第一次坐飞机去巴黎，那份紧张与激动，他现在仍记忆犹新，他说现在每年仍然在两地往返飞行，却已经没了感觉，但他那时没有想到的是，就从他走下飞机的那刻起，漫长的穷日子就正式开始了。

在到达的第一年里，他不但没看到想象中的“天堂”，就连巴黎的太阳都没见过。他坐在亲戚家灰暗的皮包工厂里，望着眼前的剪刀、绳子、胶水，终于发现了现实的残酷。他也从此背上了跟所有海外温州人一样艰巨的使命包袱——当老板、发大财。

“我的青春是在苦闷中度过的。”瘦弱的蔡良勇此前根本没动过车衣机，更经受不起日夜赶工的折腾。他做的活儿，质量差、速度慢，根本无法让当老板的亲戚满意。毕竟亲戚接他出国安排他进厂，也是计算了成本的。

一年后，在亲戚的埋怨声中他告别了那家皮包工厂。他先是借了别人的裁缝机，又问其他乡亲借了一点皮，自己设计了一个包，拿到街上去卖。但根本没有人买，他只好挨个找杂货店去推销。一个金边老板抵不过他的软磨硬泡，收下了这个包，付了几个法郎。

“出了店门，我直奔一个食品店，买了一包山楂片，在路上一边吃一边跳。”这是他在巴黎做成的第一笔生意。以后的无数桩生意，都没有这次交易更激动人心。

但他的皮包梦很快落空了，他接下来做的包都无人问津。房租和生活费的压力开始逼得他在街上乱转。他先是发现了一家法国人的成衣工厂，就跑去那里缝衣服，但他天生不是踩机器的料，笨手笨脚地干了几天就被老板赶走了。好在讲信誉的法国人还是给了他50法郎(一周的工资)。

他后来又找到了一个金边人的工厂，幸运地遇到了同为工友的大玲、小玲两姐妹，两个姑娘虽然技艺不错，却也跟他同病相怜，就想办法保护他。一个月过去了，老板看到蔡的工作状况不佳，想赶他走，两姐妹就挺身而出，她们威胁老板也要辞工。老板无奈，只好勉强留了他半年。两姐妹于是开心地拉着他去歌舞厅庆祝，可到了地铁口，他却很难为情地站住了——口袋里的钱连买地铁票都不够。

蔡良勇发现：成衣工厂在巴黎有很多家，大家都要吃工作盒饭。于是他就跟老板们毛遂自荐，说自己是国内来的大厨，可以供应晚饭。每个晚上到别人的成衣工厂送菜，他都精神抖擞地跟别人说自己是开车送来的。然后，出了厂门，趁人不注意，拐个弯跳上公共汽车就回家了。可惜一个星期后，他做的菜味道差又变不出什么新花样，很快就被揭穿了真相。只好再次面临失业的窘迫。

一次次创业，一次次破产

到巴黎两年后，他跟另外一个制衣技术娴熟的同乡一起看中了一处店铺，终于打算要合伙开一家服装店，各出一半资金。

温州人当中有个非常流行的“标会”制度，就是大家出钱帮助一个想做生意的人，省去他积攒原始资金的时间，然后这个人再以每月固定的额度还给其中一人，直至还掉全部负债。这种方式在贷款困难的民营小企业中非常有效，同乡之间也互相信任。

蔡良勇绞尽脑汁，把所有认识的人都找到了，标了一个会。但他筹到的钱距离投资的需要还差5万法郎，无奈之下，他把自己租来的一房一厅以每月300法郎的价格租给了别人，条件是对方要出押金5万块。

他出的租价实在非常低，但收押金的主意却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新的店铺日后也可作为临时住所。出租合同终于在他的租店铺合同签约的前一天落实了，不过按规定，新房客要在搬进去之后才最终付钱。

为了能顺利签到第二天的店铺，他决定提前一天搬出去，让房客入住。那是一个难熬的无家可归的夜晚，他揣着押金，提着行李，在巴黎灯火闪耀的大街上整整走了一晚。

店铺落实了，但买设备的钱还不够，他就跟厂家争取到了分期付款。然而，由于没有开店经验，他们还是吃了亏。当时店里请来的工人都是“黑工”(没有申报工作合同的雇佣工)，由于工人不报税，完全以现金的形式支付工资，而收入的货款基本上是法国人明码标价的支票。一年下来，公司账面上的利润非常高，需要上缴高额的税款。扣除成本费用，基本上没赚到什么钱。

那位合伙的同乡认为这桩生意的利润还不如自己以前的收入，决定放弃跟蔡良勇的合作。但蔡此前标会的负债还未还清，如果退出就丧失了还债的机会。于是他咬牙退还了对方的资金，一个人把这间店撑了下来。但这种挣扎是没有意义的，他的经营如雪上加霜，没多久就把店铺关门卖掉了。还了剩下的债，就已身无分文。

“我从那天起非常理解地铁里的乞丐。”蔡良勇后来说。他那时坐在地铁的过道里，抱着膝盖，呆呆地看着那些悠然自得、弹唱讨钱的乞丐。

但他还是很快振作起来，重新租到了一个工厂，仍然加工衣服。这时，他发现自己陷入了管理困境中。他给的工资低，工人做工就很慢，效率上不去。后来，他提高了工资，速度马上快了起来。但工人们的心眼儿也随着经验在积累，有时他计件算好了工人的工作量，但趁他出去接电话的几分钟，有的工人又偷偷拿回来几件，算在新一轮的工作里。

生意慢慢发展起来，他手头开始有了十几万法郎的资金，想发展更大的工厂做自己的产品。他在华人集中的巴黎3区晃了几圈，就决定生产男士游泳裤。因为他看到泳裤店的生意很好，特别是缝剪非常简单，不用请设计师，只要选好花布就行了。

但就在他雄心勃勃地展开自己制造成衣的计划之时，却发现他新租的大工厂原来是一家犹太人的工厂，犹太人就是因为雇用黑工加逃税被警察局查封的，这里自然成了重点监督对象。他的工厂没多久就被查抄，工人全部被赶走。他的工厂再次走到了资金周转不灵的末路。

这次将钥匙交给别人，除了身无分文，还背上了不少的债务。但对他来说，这反正不是第一次破产了。

从天而降转瞬即空

一个人的时候就去街上转，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他也不知道街上有什么，总之他觉得命运就像个捉迷藏的游戏，只有不停地观察，不停地找，才会发现里面的玄机。

这一天，他走进了一家法国人开的电器店。“我可以代销传真机。”看着那些实用便捷的电子产品的介绍资料，他就动心了。

那时候他连进一台传真机的成本都没有，他决定先拿一些资料去推销。那是1988年光景，华人区几乎还没有人认识传真机。

他的第一台传真机卖给了做裤带生意的段先生，他苦口婆心地跟人家解释：“您这么大的批发生意，每天要给欧尚、中心百货寄送样品，多复杂啊!以后有这个机器就好了，只要把样本放进传真机，对方马上就收到了，不用派人过去了。”

对方疑惑地接受了他先试用几天的建议。然而不到晚上，他的电话就爆响起来：“蔡先生啊，你怎么连同乡都欺骗，我怎么找不到把皮带放进传真机的入口?!”

他费尽口舌解释了半天，对方终于明白传真机是怎么回事了。接下来，他每天坐在段先生的门口等着他把货款付清。他是个不善言谈的人，又碍于同乡情面，怎么都无法开口要钱。这样一等就是三天，谁都赶不走。段先生终于明白了，于是把货款付给了他，而这笔钱正是他需要用来进第二部机器的。从这次开始，一个月卖一两台传真机的生意，能让他勉强吃饱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