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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生,祖籍山东高密,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自19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下面读文网小编整理了莫言香港大学演讲稿全文,供你阅读参考。
我看到“莫言博士”这几个字,心里就忐忑不安,我怎么会变成博士呢?
四十年前我从叔叔那里偷过一支博士牌钢笔,还被父亲痛骂一顿。“你还会用钢笔?铅笔都用不好。”谁知道过了四十年,博士这两个字竟然跟我的名字联系到了一起。(全场笑)
几个月前,得到香港公开大学要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的消息,我就立刻向父亲报告了。我说:“还记得当年您骂我吗?我偷了我叔叔的钢笔,您不是还笑话我吗?”他说:“有这事吗?”然后,他又问我:“博士大还是县长大?”我说:“这个很难比较,差不多吧,相当于副县长。”他就很高兴地说:“这个干部已经做得很大了。”总之,公开大学授予我这个学位,让我惶恐之至。其实感觉是浪得虚名,受之有愧。
一般来说,博士要精通三门以上的语言,要著作等身,学贯中西,我就是会写两篇小说而已。中文都说得不流利,英文呢,学了“厕所”这个单词,现在也忘记了。所以我是没有语言财富的,起码我是没有语言天分的,在学外语方面。
既然把荣誉博士学位授予了我,我自然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以后会经常把这个头衔在我的书上印出来。我也会把这一次接受学位时拍的照片,挂在我们家的墙壁上。让我父亲看看这个相当于副县级的职位,儿子还是有点出息的。(全场笑)
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一年也只有两件衣服。夏天一件褂子,冬天在这件褂子里面再套上一件褂子,中间铺上一层棉花。
小时候的志向就是怎样填饱肚子
刚才校长阁下说,莫言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作家。这对我绝对是一个夸奖,我从来没有远大志向。我的志向、我的野心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而逐渐膨胀的。
小的时候,我的志向和小动物相同。我出生的年代是上个世纪50年代,童年正遇上中国内地经济最困难的时期。那时候,吃饭、穿衣都非常成问题。有很多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每天一睁眼想到的就是怎样搞到一点东西吃,来填饱自己的肚子。
至于穿衣,更无所谓了。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在十岁以前,基本上是赤身裸体的,没有那么多衣服。如果到了夏天,你到我们村庄去,会看见那些小孩都是光着屁股的。并不是我们喜欢裸体,而是确实没有衣服穿。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一年也只有两件衣服。夏天一件褂子,冬天在这件褂子里面再套上一件褂子,中间铺上一层棉花。
在这种状况下说一个人有什么远大志向,那绝对是夸张。人都是物质环境的产物,只有在吃得很饱、穿得很暖、住得很舒适的情况下,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想法,才会有关于文学、关于艺术的追求和要求。
除去个别的天才以外,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孩子,都没有关于艺术和文学的联想。当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怎么样能吃上一顿饱饭,怎么样能够进入城市,怎么样可以脱离农村。这种愿望实际上是那时候很多年轻人的最高理想。
邻居告诉我,在济南的时候,认识山东省一个有名的作家,这个作家特别腐败。我问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他说这个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
作家梦源于一天可以吃三顿饺子
没有远大志向,怎么又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呢?这也跟我居住的村庄的邻居有关系。
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我的邻居里有一个大学毕业生。1957年,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在校的大学生,他们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我这个大学生邻居,在学校里被划成了右派,当然现在叫错划成右派。
大学生跟我们一起劳动,他是中文系的,后来也做过中学语文教员,对文学比较了解。他经常在劳动的间隙,向我们灌输一些有关文学的话题。
他说在济南的时候,认识山东省一个有名的作家,这个作家特别腐败。我问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他说这个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我们当时认为,只有神仙才有可能一天吃三顿饺子。因为我们一年也吃不上一顿饺子。只有在好年景的时候,除夕夜里能吃一顿饺子。而且那饺子还是两种皮的,一种是黑皮黑面的,一种是白皮白面的。这个作家竟然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我当时就问他:“叔叔,如果我将来能写出一本小说来,可不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他说:“当然可以!”(全场笑)所以说,我最初关于文学、关于当作家的梦想就是从一天三顿吃饺子开始的。
那时是中国的““””期间。那个时候的文学,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戏剧只有八个样板戏,小说也就那么十几部,作家也只有那么一个。即使是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被称作红色经典的小说,在““””期间也被禁止了。小说已经变成了政治的一种宣传品。我们能读到的,也就是当时流行的“三突出”。
那个时候让我产生文学梦想,实行起来也非常困难,搞一支笔、几张纸都不容易。但我还是在1973年的时候,拿起笔来想尝试写一篇小说。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
当时,我不知道人坐着气球不可以飘过来。能够坐着气球飘过来的是台湾的传单。我们那个地方离青岛比较近。到了春天,一旦刮东南风的时候,会有从台湾飘来的气球带着宣传品在我们的头上降落。我们捡起来看,看到台湾的楼很漂亮,人穿得也很漂亮。当时如果有谁藏了这些传单不上交的话,就可能要吃很大的苦头。但是通过这些飘过来的东西让我们也知道,台湾人生活得不像我们宣传的那么差。当然在刮西北风的时候,我们的气球也往台湾飘,也把大陆最漂亮的东西给他们看。总而言之,我是在社会的经济如此贫困、社会的政治环境如此压抑的情况下出生长大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产生的文学梦想离真正的文学理解相距甚远。
《三国演义》、《聊斋志异》、《隋唐演义》这些书我是通过帮人家干活、用东西交换等方式得到的。
看了书才有了一些真正的文学概念
我那时理解的小说,跟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小说是不一样的。后来我把从村里借来的一些书看了以后,也有了一些关于真正文学的概念。
村庄里总还是有那么十几部书。比如我们村庄里就有《三国演义》、《聊斋志异》、《隋唐演义》这些古典章回体小说。这些小说我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换来的,有时候是帮人家干活,有时是用别的东西交换。
把村里这十几本书看完以后,我以为自己已经把天下所有的书都读完了。当兵以后,我进了一个县里的图书馆,才发现原来如此多的书我还没有读过。那还只是一个县的图书馆,如果进了北京的一个大图书馆,更会觉得自己把一辈子时间都用来读书,也是读不完的。
我从小就是一个十分愿意说话的孩子,在农村被叫做“炮孩子”。因为我特别喜欢说真话,给家里带来过很多麻烦。
用莫言这个笔名是要告诫自己少说话
当然,刚才校长阁下也说,我是一个敢于讲实话的作家,这一点我确实是同意的。如果因为我说实话,授予我荣誉博士的话,我倒认为当之无愧。
因为我想我们生活的环境,实际上是在一种双重话语里面。在““””前后,也就是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二三十年之间,中国人都有两套话语体系:一套是在外面的时候,对着社会讲的,这都是假话、套话,都是豪言壮语,都是口号;另外一套就是在家里面讲的,父母教育子女的时候讲的,或者是夫妻之间的对话。当然有时候到了十分极端的时候,夫妻之间也不敢说真话。因为刚刚说了真话,第二天就被老婆告了。儿子跟父亲之间也不敢讲真话了,搞不好父亲刚讲的真话马上被儿子出卖了。
村里开批斗大会的时候,我的父亲也都慷慨激昂,用非常原始的诅咒的方式来进行革命。我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儿童,也深切地感觉到,大人们都是戴着一副面具的。而小孩如果在外面敢于说真话,回家马上就会受到惩罚。
我从小就是一个十分愿意说话的孩子,十分饶舌,在农村被叫做“炮孩子”。这个小孩说话特别无边无垠,特别喜欢传话,特别喜欢对着人说话。后来我写了一部小说叫做《四十一炮》,里面那个“炮孩子”就有我的影子。
因为我特别喜欢说话,也因为我特别喜欢说真话,给家里带来过很多麻烦。我看过台湾飘过来的传单,当村里人说台湾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我说:“他们的楼特别好看。”这话可不得了,他们马上把我的父亲叫到大队的办公室,跟我父亲讲,你儿子今天都讲了什么了?当然我父亲回去之后马上就收拾我。
因为我喜欢说话,乱说话,确实让我的父母非常恼怒。他们经常会对我说,“你为什么要说那么多话?难道别人还会把你当成哑巴卖掉吗?如果再乱说,就找一根麻绳子把你的嘴巴缝起来。”后来我的姐姐也反对我,她说即使是用麻绳把他的嘴缝起来,从缝隙里也会漏出话来。
于是,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就使用了一个笔名叫做莫言。莫言就是告诫自己要少说话。事实证明,我一句话也没有少说,特别是在一些庄严的场合说出实话来。
我认为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讲假话的作家,不但对社会无益,对老百姓无益,也会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 。
不会为迎合某些读者而改变创作主张
我认为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不讲真话,那么这个作家就势必要讲假话。讲假话的作家,不但对社会无益,对老百姓无益,也会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因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肯定是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里面。它应该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地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面貌。如果有谁想用文学来粉饰现实,用作品来赞美社会,我觉得这个作品是很值得怀疑的。
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所以我的小说发表以后,有的读者不高兴,因为我把人性丑的部分暴露得太过厉害,把社会上一些地方暴露得太真实了。对于这些触及人类灵魂、暴露人类灵魂丑恶的作品,他们觉得很受刺激。
我最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后记》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我不可能因为某些读者不喜欢我这样的写法,就改变我自己的文学主张。
当然,讲真话,也有多种多样的讲法。随着文学的发展,完全像18、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如实、真实地再现现实,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已经到达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有了这样难以超越的高峰,逼得后来的作家要另辟蹊径,所以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变形的现代主义文学、现代小说、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才有了卡夫卡,才有了法国的新小说派。
当然这些文学对社会、对人生、对世界的万事万物,并不是那么真实地表现。但是我觉得这种变形、夸张、扭曲恰好像放大镜一样,或者像电影的特写镜头一样,更加真实地再现了社会的某些真实部分。我认为它并没有背离真实原则。
像我们的祖先山东的蒲松龄,他写妖、写鬼、写狐狸,看起来是夸张、变形、虚幻,但是他对社会的暴露,比那些写实的小说来得更深刻、集中。
描写一个事物,我要动用视觉、触觉、味觉、嗅觉、听觉,我要让小说充满了声音、气味、画面、温度。
想象力来自于饥饿和恐惧
刚才校长阁下也说了,莫言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作家,小说的语言非常生动。关于想象力,我觉得我的想象力确实还是不错的,为什么说不错呢?因为我的想象力是饿出来的。(全场笑)
人在饥饿的时候,特别容易产生幻觉,当然这些幻觉都和食物有关系。所以统观我的作品,里面描写人对食物的幻想的章节有很多很多。写吃、喝的地方很多,写人身体的感觉、肉体的、感观的地方很多。
也有人说,莫言是一个没有思想只有感觉的作家。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批评我觉得是赞美。一部小说就是应该从感觉出发。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要把他所有的感觉都调动起来。描写一个事物,我要动用我的视觉、触觉、味觉、嗅觉、听觉,我要让小说充满了声音、气味、画面、温度。
当然我还是有思想的。我认为一个作家如果思想太过强大,也就是说他在写一部小说的时候,想得太过明白,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会大打折扣。因为作家在理性力量太过强大的时候,感性力量势必受到影响。小说如果没有感觉的话,势必会干巴巴的。
好的小说应该像一条有人气的街一样,充满了各种声音和气味,有各种各样的温度,让人仿佛置身其中。如果不把身体全部的感官调动起来,小说势必写得枯燥无味。
我的想象力来自于长期的饥饿。我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被学校赶出来了。我牵着两头牛,一个人在田野里放牧。家太远,有时候中午也不回家吃饭,就带一点干粮,只有牛跟我在一起。我经常可以从牛的眼睛里看见自己的倒影。
躺在草地上睡一会儿;躺着看天上的白云;听鸟叫、听青草生长的声音;闻大地散发出的气味、各种各样的花草散发出的气味……跟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很长时间孤独地跟动物在一起的状态,都让我想入非非。
当我成为一名作家以后,小时候的苦难生活变成了一种宝贵的创作资源和财富。直到现在,我的大部分小说,动用的还是我20岁之前积累的生活资源。我二十几岁以后的生活,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去写。
至于想象力,也有外面的东西。我们山东高密这个地方,虽然离青岛很近,但它在几十年来,一直是比较封闭、落后的。这个地方离写《聊斋志异》的伟大作家的故乡,相隔大概两三百里。
我当年在乡村的时候,经常听老人讲很多有关鬼神的故事。我就想究竟是蒲松龄听了祖先说的那些鬼神的故事,把它写到书里去,还是我的祖先里面有文化的人读了聊斋再把故事转述给我呢?我搞不清楚。我想这两种状况可能都有。在这么一个神话鬼怪比较发达的地方,人因为恐惧也会产生想象力。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经常会死人,我们村里最高纪录是一天死了18个人。村周围是一片荒原,那时候没有电,我们村是1982年才通了电。没通电之前,只有煤油灯。煤油也是限量供应的,每年只有两斤,轻易是不会点灯的。
人一旦到了这种环境,特别是在夜晚,巨大的恐惧就产生了。你就感觉周围产生了各种各样神秘的、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物。在走路的时候,你就感觉有一个声音在跟随着你。你走到一棵大树下、走到河边、走到坟墓、走到胡同拐角的地方,都可能暗藏着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鬼怪。
我们小时候既怕又喜欢听这种故事,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害怕。经常是听完了故事,谁也不敢往家走。我的办法是一出门就高唱革命样板戏,大声吼叫。一进家门,我母亲就问:“你喊什么?”我说:“害怕。”
一把刀锋利,我们肯定不说“锋利”,而说 “风快”;一个姑娘特别漂亮,我们说“奇俊”;天气特别热,我们说“怪热” 。
作家要千方百计丰富本民族的语言
有大陆的批评家批评过我的语言。我的小说的语言非常庞杂,既有古典的书面语言,也有读西方的小说翻译过来的语言,更多的还是乡土语言。
我们山东话跟普通话比较接近。山东话里的很多土话土语如果把它们写到纸上,你会发现它们是很典雅的古语。一把刀锋利,我们肯定不说“锋利”,而说 “风快”,像风一样快;一个姑娘特别漂亮,我们肯定不说她特别漂亮,而说“奇俊”;天气特别热,我们说“怪热”。这都是些方言土语,但是把它写到小说里,就特别具有感染力。
我觉得方言土语写到小说里,就必须符合普通话的原则,能够被大多数人读懂。如果像江浙、广东话、香港土语一样写到小说里去,那我们全不懂了。第一次来香港,我就发现香港带口字边的字特别多,看了半天满头雾水。(全场笑)
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北大开了一个会议,讨论了方言土语的问题。马悦然同志讲,巴金小说里的对话语言有很多四川话。我说,一个作家如果要把方言土语改造成小说语言,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把小说里的人物的对话用方言土语来说,而是应该努力地把方言土语改造成叙述语言,这样对汉语语言发展才会产生影响。好的作家,或者说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应该千方百计地丰富本民族的语言。
西方的马尔克斯、福克纳、海明威,他们就像炼钢的火炉一样是灼热的。如果靠得太近的话,我们就被烤掉了,熔化了,蒸发了 。
丰富的文学资源隐藏在民间
我想任何一门艺术,包括文学,当它发展到一个极端需要变革的时候,无非是借助两种力量:一种是借助外来的力量;另外一种就是在民间寻找。
中国真正的文学,或者说能够跟世界对话的文学,超越了狭隘的阶级观念的文学,应该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我们所接触的西方小说比香港、台湾晚了整整20年。后来我到台湾去跟张大春、朱天心这些作家交流,发现他们在60年代读过的书,我们直到80年代才读到。大量阅读西方的小说,开阔了这批小说家的眼界。比如我当年读了马尔克斯,读了卡夫卡,才知道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我觉得很遗憾,我们高密乡的很多神怪故事比拉丁美洲一点不差嘛!
到80年代中期,我觉悟到西方的马尔克斯、福克纳、海明威,他们就像炼钢的火炉一样是灼热的。如果靠得太近的话,我们就被烤掉了,熔化了,蒸发了。我们必须远远地离开他们,必须要千方百计地写出一种跟他们不一样的小说来。这就需要去民间寻找,在民间故事、口头传说、民间文化、民间口语里面寻找,所以说文学丰富的资源还是隐藏在民间。当然这个民间,并不是指偏僻、荒凉的农村,城市也是民间,它是广义的、另类意义的民间。
西方的小说对我们的文学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我们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来,形成的文学观念土崩瓦解,作家的思想真正得到解放。作家们从民间、个人的生活里汲取了创作资源,这才有了中国当今小说的现状,这才有了勉强可以让葛浩文教授(Howard Goldblatt,美国著名翻译家)愿意翻译的小说……
莫言创作特色:
1985年初,莫言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透明的红萝卜》而一举成名。 同年,冯牧在北京华侨大厦主持莫言创作研讨会,汪曾祺、史铁生、李陀、雷达、曾镇南都高度评价了《透明的红萝卜》。
1985年底,张洁在西德出席交流活动时,被问到1985年中国文坛有什么大事发生,张洁回答:“要说大事,那就是出现了莫言。”张洁形容《透明的红萝卜》是一个天才作家诞生的重要信号。
1986年,莫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同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引起文坛极大轰动。
1987年,莫言的中篇小说《欢乐》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一、二期合刊上,由于当时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而遭到批判,《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刘心武遭到停职调查,这期刊物也被收回销毁。
1988年4月,莫言发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后来这部社会批判作品受到当时的影响,一度只能在港台出版。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在看到这部小说后,感到非常震撼,决定开始翻译莫言小说,葛浩文也成为了日后莫言作品走向世界的功臣。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诺贝尔奖官网摘录了《天堂蒜薹之歌》一章节,作为对莫言作品的介绍。
1988年秋,莫言参加了中国作协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办的研究生班,在鲁迅文学院期间,莫言创作了长篇讽刺小说《酒国》,被葛浩文誉为创作手法最有想象力、最为丰富复杂的中国小说。
1991年,莫言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获得文艺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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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一定了解而贸贸然去参与谈判就等于把小肥羊一般的自己暴露在饥饿的狮子面前。下面读文网小编整理了香港谈判案例,供你阅读参考。
4月17日,工潮进入第21日,五间码头外判商(永丰、高宝、联荣、培记和现创)在报章刊登声明,回应码头工潮事件。声明指出,装卸工人24小时值班是行业惯性,但不代表工人要24小时不停工作,强调他们可以轮流休息,值班之后亦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又指装卸工人每一更原本是12小时,工人为节省来回交通费和时间才要求连续工作两更。对于工人的工资,声明指出工资是由巿场主导,虽然工资曾经下调,但已经上调,重申工资水平是巿场合理水平。
外判商高宝突然宣布结业
4月18日,工潮进入第22日,外判商高宝突然宣布将于6月30日结业,并按法例遣散170名工人,令高宝130多名的罢工工人顿成失业。高宝负责人刘国安指出,公司不可能满足工会提出的两成加薪幅度,而他们提出的方案又未被工会及工人接受,“再这样纠缠下去,对任何一方以至社会都没有好处”,并强调这次是“真退休”及“真结业”,日后不会再次在香港国际货柜码头重组团队或顶让现时公司。
4月21日,工潮进入第25日,和黄集团的董事总经理霍建宁首次就工潮向传媒开腔。他指出,和黄不是码头外判工的雇主,国际货柜码头有关利润占和黄整体利润亦不足1%,不应把国际货柜码头的事算到霍建宁、李嘉诚身上。对于外判工不满日做24小时,他不相信码头会如此刻薄工人。他回应指这只是片面之词,“哪里有人逼到人做24小时?”而对于龙门吊机工人指责在工作期间不获到地面如厕,他质疑这是抹黑公司招数,又称九成码头工人都“好happy”(很开心)。霍又质疑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是“无所不用其极”,制造“”式斗争示威,“他又用我同事(国际货柜码头公司董事总经理严磊辉)、李生(和黄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嘉诚)大头相,搞到高宝冚旗(结业),来势汹汹咁,系咪李卓人带埋班人嚟做世界呀?”他怀疑李卓人想借李嘉诚之名要求谈判,藉以抬高自己身价。他重申外判商永丰提出的方案十分合理,工会提出加薪逾两成的要求却是不合理,质疑此举是不希望解决问题,可能是另有目的。李卓人则回应指,自己是“无所不用其极去帮助工人”,但并非要制造“”式抹黑,只希望表达工人的不满,呼吁霍不应如此心胸狭窄及说晦气话。
工潮第28日: 在长江中心外抗议者和职工盟争议个人化于李嘉诚的身上,只因李嘉诚是码头公司的控股公司和记黄埔之董事局主席
4月26日,工潮进入第30日,香港国际货柜码头的母公司和黄集团在报章发表以“码头背后”为题的声明回应工潮。声明中,批评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人、职工盟和码头业职工会等人,在现时香港的营商环境下,一开始便要求外判商加薪23%是极不合理,认为外判商永丰提出,今年加薪5%及2%福利的“5+2”方案,已是业界能够承受的上限,又指其建议已经比香港平均加幅3.5%为高,质疑职工盟及秘书长李卓人是否要看列其他外判商结业才愿意罢休。声明又形容这次工潮是““”式批斗”,对和黄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嘉诚等人作人身攻击,并指李卓人高举“阶级斗争”旗号。
5月1日,工潮进入第35日,和记黄埔港口集团董事总经理马德富在报章撰写以“葵青港的烽烟”为题的文章,批评工会只顾在码头工潮获取政治筹码,以“”式标语攻击和黄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他批评职工盟迷惑港人,危害香港,煽动罢工工人放弃过往坦诚谈判的传统。他又强调货物无需一定要以香港为中转站,参与工潮的工人亦不是直接受聘于和黄集团,职工盟及其秘书长李卓人却以“”式的横额及标语,直接攻击李嘉诚。他强调,十分重视港口从业员的贡献,期望透过坦诚的谈判,解决工潮,政治化而夸张失实的装腔作势无助解决问题。
5月2日,工潮进入第36日,约80名外判商现创的工人,游行至六号货柜码头宣布罢工。这批工人曾经在罢工工潮的首天参与罢工,由于现创承诺今年可加薪约一成,故此复工。然而公司及后并没有正式发出加薪通告,亦未得到其的证实,只是员工单方面愿意复工,而至今亦未有令双方满意的方案,故再度加入罢工。
香港码头工人达成薪资协议结束罢工
5月6日,工潮进入第40日,在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Matthew Cheung Kin-chung) 帮助敲定一份确保加薪将适用于所有工人的书面保证之后,罢工工人已同意接受加薪方案。
香港码头工人针对亚洲首富李嘉诚(Li Ka-shing)发起的历时一个月的罢工已告结束,罢工者最终接受了9.8%的加薪幅度,这一数字远低于之前他们要求的23%的加薪幅度。
外判商亦承诺改善工人工作情况,如:让工人停机吃饭、让工人可以离机解决生理需要。对于此次工潮,外判商不会对曾参与今次工潮的工人作出追究。工潮结束,正商讨复工日期。
代表码头工人的工会仍要与直接雇佣工人的分包商讨论完全复工事宜,长江集团中心大楼外的帐篷截至还未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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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夕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词作家,今天读文网小编给大家分享一篇林夕在香港书展上的演讲“词海任我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睡衣、文学殿堂和救生圈
在讲歌词前,我先要讲一下时装的问题。(下面哄笑)。你们的哄笑似乎有些不怀好意,好像我讲时装就不合身份。关于衣着的问题,如果任我选择一件衣服穿,很熟悉我的朋友就会知道,我会穿睡衣上台的。因为,睡衣对我来说,第一穿的最多,第二穿的最舒服,无拘无束。
当然,如果我真的穿睡衣上台,我就会变成《任我行》歌词里描述的那条神仙鱼一样,掉到尘世的海里,连命都没有了。因这个世界总有不成名或约定俗成的规矩,令我们感受到一条界限,来限制我们的行为。没人说今天不可以穿睡衣上台的,但我不敢这么干。
穿一件睡衣的舒适状态,和一个创作者写自己最喜爱的歌词,创作时最挥洒的那种状态一模一样。因为你可以以最自然、最无拘无束、最不需要修饰的状态去写东西,这样的东西才有真正生命力。
事实上,我其实也算是穿睡衣,进入填词这个行业的。刚进入时,我曾有一种所谓的抱负,想法,使命感,去面对无法预测的未来。现在看来,和我歌词一样,我就像那条神仙鱼一样,想坠入大海,却不知道海里的凶险。当进入这个填词行业时,我才明白其中的残酷性。和别的职业不同,填词行业没有所谓的招聘,没有政府的资助,纯粹属于自生自灭。而我,在大学里读中文,英文和翻译。一般这样的履历,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做老师、翻译、中文主任、立法会传译、行政会传译。
可我当时选择了“有温泉不泡,而跑到大街上淋雨”。对我而言,当时很大的志愿,就是要当一名填词人。在很早,大概是高中的时候,就有很多人问我未来想做什么;我就说我要当一个填词人。听起来很高尚,但又不像一个职业。而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有几个行业可以进入,一个是唱片公司,一个是电台。通过这两种方式,我可以和音乐有关联,也许就可以写词了。我这两个虚伪的愿望,都掩护着我成为填词人的愿望。
当然,这几个愿望,最后都有机会让我接近和实现了。但在做的过程里,我并没有抱着心机,而是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回到我刚才睡衣的话题,我刚刚还没讲入行时穿的睡衣具体指什么。我自己当时有一个很大的抱负,或者说我自己当时很想做的东西,就是凭我的努力,令歌词进入文学的殿堂,幼稚吗?当然。当时作为一个文艺青年来说,想用新诗的手法改歌词,纯属添砖加瓦。
我的幼稚在于,直到今日才意识到,那所谓文学的殿堂,并不是由某些人建立的实物,而是任你自己建立的。当时的我其实不需要执着于“歌词是否文学”这样的问题里,我只要尽量努力在这片土壤里深耕细作就好。怀着一个特别的功利心去做事情时,结果这件事情就会失去生命力。我特别想写出带有文学气质的歌词,最后得到的也就必然是一般纯文学的命运,至于命运相信大家都见到了,我就含蓄点不说了。
在这个时期,当我像那条神仙鱼一般,尝试在填词界的海里游水时,第一次让我有机会拥有文学空间进行想象和创作的歌,叫《吸烟的女人》,大概30年创作的,在座各位应该都没听过。这首歌应该是我第一首上流行榜的歌曲。要知道,这个行业不是真的就是任我行的,我要在海里游来游去,找到一个类似救生圈的东西,可以支持你继续游下去,排行榜就是这种救生圈,让你出名。也许我是一个善于批评和鞭笞自己过去的人,难听的说我是一个善变的人,喜欢贬低过去。当时《吸烟的女人》或者同一风格的这些所谓现代诗,出发点是好的,水平今日看来,我觉得是比较低的,有大量优化的空间。不过有意思的事,当年这种类型的创作会招来不少当时看起来比较激烈的负评。我很不甘心,这既是缺点,也是优点。我后面会讲到。
作为一个填词人,为什么会被骂?这就是我成长第一步,我开始明白歌词和现代诗的不同,歌词是需要听的, 而不是只是看的。换句话说,歌词是“文字和音乐完美的结合,如鱼得水的婚姻关系”。歌词要适合旋律,因此被限制了很多东西。比如要押韵,粤语不存在类似押韵的空间,必须做到绝对押韵,这样的难度是极高的。在这样的框架下,我就需要和那些限制握手言和,而不是一味抵抗。所以,这首歌受到负评后,我认为自己必须学会更多本事和技术。
后来对我职业生涯很有帮助的两首歌,《别人的歌》和《传说》,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很容易被遗忘。但当时我写《别人的歌》,讲夜店歌手,以另一种方式生存在另外一个地方。讲夜店歌手这一题材,我相信,两首歌是我非常少数地,有动机策划出来的一场“阳谋”。《别人的歌》写的针对是唱片业业内人士,监制和歌手,受到很多共鸣。《传说》用文言文和白话的混搭。当时那么有机心的我,甚至给自己写了四个字来抬举自己,“身价之作”来证明自己写的这个作品。
别人说需要面对市场,需要一些朗朗上口的歌词,《别人的歌》这类型就是这样的样板。1985年后来发表的自己第一张唱片,依然不能让我任我行。
填词生涯三十年,“找到了天堂,失去了方向”
填词生涯第一个十年,对我来说,它让我知道,歌词如果想增加传唱度和自己的生存能力,我必然要学会同旋律和谐共荣的本事。比如要会写hook line,词眼,也就是副歌第一句。现在的歌到副歌第一句情绪都特别激动。这个时期我在学习如何让歌曲在高潮时我能给到这种词。如何在一句造句里做到易记,耳熟能详,造金句。有人说我就是一个“金句王”,在这种意义上,确实如此。
金句有几层,第一是押韵整齐,而不需要有道理,比如《酷爱》这首歌,加了一长串“爱爱爱爱爱”,没有什么道理,但就是押韵,给人一种似乎很有道理的感觉;第二是里子,内涵,这个比较难;第三最高的的金句,我认为是不存在的,我认为这样的效果“可以让自杀的人会去做社工”,简直不可能。
所以第一个十年里,我都在学习所谓技术性的东西。
第二个十年里,我想用写给陈奕迅的两句歌词总结,“找到了一个天堂,却少一个方向”。做到一些东西得到市场认可和自我满足,就如同在天堂一般。如果我享受温泉,我自然会停留在舒适点里不会出来。抱着“打好这份工”的态度,依托我头十年累计的经验技术,可以活很久了。但同时,因为我不甘心的特点,我依然想找第二个天堂,于是我就有点迷失。
当然这种转变是很自然的,作为一个有诚意的创作人,对世界的看法有所不同,关注的议题更广阔时,会自然而然不需要规划,就会随着内心的呼唤去做另外一些事情。比如到一定程度,我就会知道,情歌除可以写感情的现象外,比如暗恋、表白、日渐生厌、分手,还可以看到比生存更高尚的生活和生命层面。我希望可以看到联系到生命的意义。
所以到了中间这个阶段,我希望无论任何题材都可以写出一些哲理的内容出来。无论人家说我是否某一题材过多,我希望我接下来的题材归结于“哲理歌”里。当然希望可以让我从观察、阅读得到的佛学哲理融入到歌词当中。当然初期出来的一些产品效果比较实验性,似乎给人带来更长远的困扰和痛苦,说教一般,和止痛药无异。
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痛在什么地方,也知道怎么治疗。但如果现在某位人士现在很痛苦,我和你说道,你会很难受的。所以说话的方式也很重要。这是我第二个十年所没达到的。
第三个十年,我需要学会掌握感动人的方法来讲道理。到了今日我依然希望会学得聪明一点,来写出来。这自然和作为一只神仙鱼,提升自己在海里的生存能力有关。在第三个十年的末期,我的一些作品,比如《任我行》,就体现这一点。在写词时,你要比较立体地了解这个世界的面目,什么叫立体什么叫扁平?扁平的写法是,我们要自己做自己,不要跟大队,不要成为羊群里的羔羊。但人生哪有这么简单,在经历了之后,你自然而然就会去因循一些东西。这种东西不一定是外面指令性的东西,而更多是内心的呼唤。就像我不敢随意穿睡衣在这里说话,也就如今日我不敢少押韵一样。为了我自己年代争光,我需要押韵。这条线没有人画的,我却不断跟着。
我当然不希望极端的扁平,让每个人与众不同。刻意的与众不同太容易,因为你依然追寻着这个世界的规则。因为你知道计算与众不同能让我在这个世界生存。于是《任我行》这首歌没有任何打算,其实没有所谓对错的路径,在不同的道路,你会有不同的收获。
学会戴上镣铐舞蹈,终能懂得品尝孤独
这三十年作为一个填词人,游在这个大海里,苦是肯定的,但我不想说;而是说收获,和公众利益也挺有关系的。大家会知道创作本身所带来的代价会有另一面,你的损失也会是你的收获。歌词就是必须要为旋律服务,也要为监制和歌手服务。旋律的长短和情绪已经给我一个框架。比如一首很轻快的歌曲,我写出一个很伤感的题材,也没法做到应有的效果。粤语本身给出的在押韵上的框架更加严格。它到底合理吗?我觉得是合理的,是自然诞生的,这可以训练我思考的能力。
真正知道自己真正想做到什么,需要经过好几次真正的波折才能最后实现。除此之外还有别的表达方式吗?我觉得,这些训练思维的练习,我经过了30多年最终实现,挺好的。我最终学到了你给我一个框架,就像我的脚被上了一个镣铐。我写词就像是在镣铐上舞蹈一般。经过了千次万次这样的尝试实现。如果天掉下来一条框架,我会知道将它变成我理想心目中的蓝图。
就像道德经里的“上善若水”的水一样,他非常坚强,可以进入到任何形状的物体里。我在这段经历里,就想成为一种水一样,在诗歌里出到来,如鱼得水一般。
至于独处。我有时认为自己应该是一个非常了解独处、孤独的人,我非常懂得品尝孤独。我了解孤独的好处在于,写歌词是没可能找人帮忙的。当我在不断发掘问题时,想做自己,首先要学会自己独处。周围都是人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活在别人的期望里。
只有我大量独处的时候,我自己说过的粗口,诅咒过的人,都能明白。我才能更了解自己,也才明白一个人,给自己带来的好处,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写书,继续谈写词的收获。只有一个小时,怎么可能说的完?以后希望有机会能继续谈论填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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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祖尧,____徒,香港医生,因2003年积极对抗非典型肺炎的形象而被香港人广泛认识,201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院士。今天读文网小编给大家分享一篇沈祖尧在香港中文大学2015年毕业典礼上的精彩演讲“不负此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怎样才算是不负此生的生活?”
今天早上我翻阅了毕业礼的典礼程序。当我见到毕业生名册上你们的名字,我按手其上,低头为你们每一位祷告。我祈求你们离校后,都能过着“不负此生”的生活。你们或会问,怎样才算是“不负此生”的生活呢?
首先,我希望你们能俭朴地生活。在过去的三至五年间,大家完成了大学各项课程,以真才实学和专业知识好好地装备了自己。我肯定大家都能学以致用,前程锦绣。但容我提醒各位一句:快乐与金钱和物质的丰盛并无必然关系。一个温馨的家、简单的衣着、健康的饮食,就是乐之所在。漫无止境地追求奢华,远不如俭朴生活那样能带给你幸福和快乐。
其次,我希望你们能过高尚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有很多阴暗面:不公、剥削、诈骗等等。我吁请大家为了母校的声誉,无比庄敬自强,公平待人,不可欺负弱势的人,也不可以做损及他人或自己的事。高尚的生活是对一己的良知无悔,维护公义,事事均以道德为依归。这样高尚地过活,你们必有所得。
其三,是我希望你们能过谦卑的生活。我们要有服务他人的谦卑心怀,时刻不忘为社会、国家以至全人类出力。一个谦卑的人并不固执己见,而是会虚怀若谷地聆听他人的言论。伟大的人物也不整天仰望山巅,他亦会蹲下来为他的弟兄濯足。
假如你拥有高尚的情操、过着俭朴的生活、并且存谦卑的心,那么你的生活必会非常充实。你会是个爱家庭、重朋友,而且是关心自己健康的人。你不会在意社会能给你什么,但会十分重视你能为社会出什么力。
“大学的价值和本质”
我相信一所大学的价值,不能用毕业生的工资来判断。更不能以他们开的汽车、住的房子来作准,而是应以它的学生在毕业后对社会、对人类的影响为依归。所以诸位毕业会成为我校的代表。做个令我们骄傲的“中大人”罢!
在21世纪,全球的大学都有如处身于十字路口,因为在历史中,大专院校从来没有增长与膨胀得像现在那么快,而又像现在一般,忘其所以、失其导向。正当全球大专学生数目不断增加的时候,人们也前所未有地对大学教育的真正意义作出了重大的质疑。
正当在某些国家,大学被誉为推动科技与经济建设的火车头的时候,在另一些地方,大学却被诋为纵容精英主义和放任不羁的地方。那么大学教育,所为何事?
纽曼枢机曾经这样说:“若大学课程一定要有一个实际的目的,我认为就是为了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这种教育能给人以对自己的观点与判断的真理,给人以倡导这种观点与判断的力量。它教他客观地对待事物,教他开门见山直奔要害,教他理清混乱的思想,教他弄清复杂的而摒弃无关的。”
我们也要弄清楚大学的本质:它并非纯粹是一座知识宝库,也并非单单是创意和创新的推动者。大学绝非一所职业训练学校,更万万不可沦为培育贪婪、自私、毫无道德和社会责任可言的人才的机构。大学不可能是排名榜的盲目追随者,更不可以被视为推动生产总值的引擎。
“认识并带领你的时代”
今天你们毕业了,我送你钱穆老师的一番话“认识你的时代,带领你的时代”。“你们一个人怎么样做人,怎么样做学问,怎么做事业,我认为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条件,就是我们一定先要认识我们的时代。我们生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就应该在今天的时代中来做人、做学问、做事业。大部分的人不能认识时代,只能追随时代,跟着这个时代跑。这一种追随时代,跟着时代往前跑的,这是一般的群众。
依照中国人的话来讲,即是一种流俗。每一个时代应该有它一个理想,由一批理想所需要的人物,来研究理想所需要的学术,干出理想所需要的事业,来领导此社会,此社会才能有进步。否则不认识这个时代,不能朝向这个理想的标准来向前,此即是流俗。流俗又如何能来领导此社会?所以每一个时代,不愁没有追随此时代的流俗,而时代所需要的,则是能领导此时代的人物、学术与事业。”
“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这是一个个人主义抬头的时代:个人利益凌驾于群体福祉,个人意见往往成为唯一能接受的意见。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不应只顾自己的利益,不要过于自以为是,而要学会多听别人意见,考虑各方看法,协力实现梦想。
这是一个资讯爆炸、是非难辨的时代:每日在网上流传的资讯,媒体发放的消息,为我们带来不少冲击。但事情往往不是表面看来那么简单,是非黑白往往需要仔细分析,深入了解。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独立思考。同学毕业后更需终身学习,有慎思明辨的能力。
这是一个利益在前,道德在后的时代:金钱、地位、权力,已经成为世人追逐的唯一之物,道德和价值观的培育,却渐渐被人遗忘。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但愿你们不要让利益掩盖良心,以厚德载物自许。我们所追求的,理应是较名与利更能持久的东西。
我盼望中大毕业生能虚怀若谷,以远大眼光,包容态度,带领我们的时代。我盼望中大毕业生能恪守道德,做好本份,不要为了个人利益,埋没良知。我盼望中大毕业生能认识时代,引领潮流,不流俗、不盲从,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学会感恩和奉献,愿你们不负此生”
面前放着半杯水,你看到的杯子是半满,而非半空。你会明白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理所当然的,无论是健康、家人、爱人或者机会。你在这个年纪所拥有的一切,所获得的成就,是这个世界上许多人想也无法想像的。知道满足便会快乐。懂得感恩,你心中所念兹在兹的,就不是还想获得更多,而是贡献更多。你应努力回报社会,用你的时间、你的知识,或许有一天,是你的财富。到那时你会发现,奉献愈多,就愈富足。
“你不会问香港可以为你做些什么,而是你可以为香港做些什么。”为自己和别人创造更多机会,献上更多关怀,你的烦恼反而减少。懂得感恩,你大概也是个包容的人。一天当父母开始双鬓斑白,记忆衰退,步履蹒跚时,你不会对他们抱怨挑剔,你会不离不弃的照顾双亲,为他们做饭洗脚。一天你有了更大的成就、更高的收入,或更高荣誉时,你也不会瞧不起老师,你会饮水思源,告诉别人他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有一天我们的社会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多少的挑战,你也不会离弃香港,不顾而去。你会尽你的责任为香港创造未来。各位,今天是值得我们庆祝并为之欣喜的大好日子,但不要忘记……这还是个应当感恩的日子。
各位毕业同学,在我的心目中大家都是我的儿女。当我诵念你们的名字时,我默祷你们都能不负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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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王子是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爱丁堡公爵菲利浦亲王的长子,今天读文网小编给大家分享一篇查尔斯王子香港交接仪式上的的精彩讲话,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江泽民同志,
李鹏,
各位尊敬的嘉宾,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夜这个重要、独特的仪式,将在一刻之间,凝聚了香港历史的改变与延续。
首先,仪式标志着香港在英国管治150多年后,根据1984年签署的联合声明而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同时,本仪式也庆贺延续,因为根据同一条约,和其后为实施条约而签订的许多协议,香港特别行政区将拥有的政府,保留自己的社会与经济体系,和自己的生活方式。
今夜,我要向当年把“一国两制”的构思体现于联合声明之中的诸位致敬,同时,对过去13年间付出极大努力,献出了忠诚与决心,为实施联合声明而商讨细节的诸位,我也要向他们致敬。
但我更要为香港人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亲手创造的一切而向他们致敬。此地的辉煌成就,必须延续下去,也应该延续下去。
香港已向世人证实,一个成功的社会,是可以集拼劲与稳定于一身的。拼着拼劲,靠着稳定,此地建立了一个举世艳羡的庞大经济体系。同时,香港又向世人证实,东方与西方,是可以和谐共处的。这个发达的商业和文化交汇点,使四海犹如一家,丰富了每一个人的生命。
13年前,联合王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已在联合声明中一同肯定,为香港的成功开创重要条件的这些独特元素,都应该继续维持。双方都同意,为了保持成功,香港必须拥有本身的贸易和金融体系,享受自主和一个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和维持本身的法律和各种自由。同时,管治香港的应是港人自己,并向港人负责。
过去20年间,香港都因为这些独特的元素而获益。期间,香港应付了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转折带来的挑战,而这种巨变在世界其他地方所通常造成的纷乱,在香港却几乎从未出现。
联合王国曾为港人负上责任,为香港提供框架,使港人得以把握个中机会,创出光彩夺目的成就,而在他们的这些成就中,也有我们的一份参与。凡此种种,都使我们既感自豪,也感荣幸。
片刻之后,联合王国的责任,将转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将交还给中国,而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香港将继续保持其鲜明个性,继续是世界多国的重要伙伴。
女士们,先生们,今夜,中国将为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人民负起责任,而对我所有人来说,两者都弥足珍贵。1984年的联合声明已向世人庄重承诺,保证香港的生活方式得以延续。联合王国将仍然坚定不移地支持联合声明。我们有信心,我们对香港的承担、我们与香港的密切关系,都不但会继续下去,而且还会随着香港和港人持续兴旺发达而更形深厚。
各位尊敬的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我谨代表女皇陛下与全英国人民,向全体香港市民表达我们的感谢、敬佩、情谊和友好的祝愿。多少世代以来,你们都是我们的良朋挚友。我们不会忘记大家,同时,我们还将以最关切的目光,投向你们不凡的历史上即将开启的新纪元。
看了“"查尔斯王子香港交接仪式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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