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应该说称其为文学大师当之无愧.每一位获奖者在当年的12月10日(诺贝尔逝世周年纪念日)前后都会前往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举行的庄严的授奖仪式，领取由瑞典国王颁发的获奖证书，并同时发表受奖演说.文学大师们的受奖演说虽内容各异，但精彩纷呈，特别是一些文学大师演讲的经典结尾，令人赞叹，更值得借鉴.

1.警句式

1971年，智利作家巴勃罗·聂鲁达在题为《通向光辉之城》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中提出，文学公开的推动力量在于提高诗人与公众联系的责任感，并承担社会进步变革的责任.这位智利获奖者用一个警句“诗是不会徒然吟唱的”结束了他的演讲.结尾既充满哲理，又给人鼓舞.

警句式结尾能画龙点睛，成为哲理的名言.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生，祖籍山东高密，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下面是读文网小编整理了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讲故事的人》，供你参考。

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主题为“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演讲全文如下：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讲故事的人》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

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

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生，祖籍山东高密，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自19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下面读文网小编整理了莫言德国演讲稿全文，供你阅读参考。

莫言人物评价：

中国作家终于走进了诺奖行列，我觉得这不仅是莫言的荣耀，更是整个中国文学的荣耀，必将对中国文坛产生持久而广泛的影响。莫言是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他的独特思维、艺术个性，都已在中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摘取诺贝尔文学奖可谓实至名归。(陈忠实评)

很多人说他受马尔克斯的影响，我觉得他是形似神异。他作品中博杂的叙事传统，不是移植过来的，而是他从民间土壤中自然生长出来的，阎连科和陈忠实也是这种接地气的作家。(张大春评)

莫言是我最爱的作家。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在于告诉大家作家是人。49年之后国家统一意志造成作品中作家个人意志的渺小，但莫言不是意识形态的对抗，而是内心巨大生命力按捺不住。(毕飞宇评)

莫言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作家，而且这才华是很早就被大家认可了。在我印象中，莫言很刻苦努力，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莫言对于小说的专注是非常绝对的。我跟莫言是当年鲁迅文学院作家班的同班同学。当时一家杂志请他写一篇杂文，他说“除了小说我什么也不会写”。后来杂志社找到我，我就写了(笑)。说明他是十分单纯和纯粹地在写小说，这个奖项，他当之无愧。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生，祖籍山东高密，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自19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下面读文网小编整理了莫言的演讲稿：讲故事的人，供你阅读参考。

莫言的演讲稿：讲故事的人全文如下：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莫言诺贝尔奖演讲主题为“讲故事的人24,4502转发至：[相关]莫言发表诺奖获奖演说 .. | 莫言诺奖演说 “讲故事..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据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边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透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

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得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地，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

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说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莫言人物评价：

中国作家终于走进了诺奖行列，我觉得这不仅是莫言的荣耀，更是整个中国文学的荣耀，必将对中国文坛产生持久而广泛的影响。莫言是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他的独特思维、艺术个性，都已在中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摘取诺贝尔文学奖可谓实至名归。(陈忠实评)

很多人说他受马尔克斯的影响，我觉得他是形似神异。他作品中博杂的叙事传统，不是移植过来的，而是他从民间土壤中自然生长出来的，阎连科和陈忠实也是这种接地气的作家。(张大春评)

莫言是我最爱的作家。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在于告诉大家作家是人。49年之后国家统一意志造成作品中作家个人意志的渺小，但莫言不是意识形态的对抗，而是内心巨大生命力按捺不住。(毕飞宇评)

莫言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作家，而且这才华是很早就被大家认可了。在我印象中，莫言很刻苦努力，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莫言对于小说的专注是非常绝对的。我跟莫言是当年鲁迅文学院作家班的同班同学。当时一家杂志请他写一篇杂文，他说“除了小说我什么也不会写”。后来杂志社找到我，我就写了(笑)。说明他是十分单纯和纯粹地在写小说，这个奖项，他当之无愧。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生，祖籍山东高密，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自19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下面读文网小编整理了莫言东亚演讲全文，供你阅读参考。

莫言创作特色：

人物莫言在自己的小说里大量运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包括内心独白、多视角叙事、慢镜头描写、意象比喻、自由联想等等。

1987年莫言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的中篇小说《欢乐》曾引起文坛较大争议，由于小说中赤裸裸的描写和“那些超时空的变换，那些人称的跳跃，那些几乎是不加节制的意识流”，令当时很多保守派文人无法接受，《欢乐》也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对象。当时《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刘心武遭到停职检查。1996年余华重提这篇小说，特意撰文支持莫言，他在《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一

文中说，莫言对事物赤裸裸的描写激怒了那些批判者，而他却因为这篇小说中的母亲形象而流下了眼泪。

莫言的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在美国出版后，引起美国文坛不小回响。美国评论家认为莫言的作品充满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17] 莫言的大多数作品，令人回想起了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的一句话——现实即是讽刺。

莫言的中篇小说《幽默与趣味》经常被拿来与《变形记》作比较。他的《小说九段》也被认为是卡夫卡式的荒诞寓言。西班牙凯拉斯出版社创始人安赫尔·费尔南德斯曾说，莫言的文学作品令人们想起两位熟悉的作家，仿佛是在同时阅读卡夫卡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

弗吉尼亚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查尔斯·劳克林说，莫言的大部分小说有一种神话般荒诞的特质。

莫言的童年正值中国近代史上最悲惨的一段时期，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殍遍野，莫言曾在香港公开大学演讲时回忆道：“我们村里一天之内饿死了18人。”下面读文网小编整理了莫言广州演讲全文：喧嚣不会永远掩盖真实，供你阅读参考。

莫言创作特色：

人物莫言在自己的小说里大量运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包括内心独白、多视角叙事、慢镜头描写、意象比喻、自由联想等等。

1987年莫言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的中篇小说《欢乐》曾引起文坛较大争议，由于小说中赤裸裸的描写和“那些超时空的变换，那些人称的跳跃，那些几乎是不加节制的意识流”，令当时很多保守派文人无法接受，《欢乐》也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对象。当时《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刘心武遭到停职检查。1996年余华重提这篇小说，特意撰文支持莫言，他在《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一

文中说，莫言对事物赤裸裸的描写激怒了那些批判者，而他却因为这篇小说中的母亲形象而流下了眼泪。

莫言的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在美国出版后，引起美国文坛不小回响。美国评论家认为莫言的作品充满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17] 莫言的大多数作品，令人回想起了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的一句话——现实即是讽刺。

莫言的中篇小说《幽默与趣味》经常被拿来与《变形记》作比较。他的《小说九段》也被认为是卡夫卡式的荒诞寓言。西班牙凯拉斯出版社创始人安赫尔·费尔南德斯曾说，莫言的文学作品令人们想起两位熟悉的作家，仿佛是在同时阅读卡夫卡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

弗吉尼亚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查尔斯·劳克林说，莫言的大部分小说有一种神话般荒诞的特质。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生，祖籍山东高密，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自19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下面读文网小编整理了莫言获奖演讲稿，供你阅读参考。

莫言成功之路：

1985年初，莫言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透明的红萝卜》而一举成名。 同年，冯牧在北京华侨大厦主持莫言创作研讨会，汪曾祺、史铁生、李陀、雷达、曾镇南都高度评价了《透明的红萝卜》。

1985年底，张洁在西德出席交流活动时，被问到1985年中国文坛有什么大事发生，张洁回答：“要说大事，那就是出现了莫言。”张洁形容《透明的红萝卜》是一个天才作家诞生的重要信号。

1986年，莫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同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引起文坛极大轰动。

1987年，莫言的中篇小说《欢乐》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一、二期合刊上，由于当时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而遭到批判，《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刘心武遭到停职调查，这期刊物也被收回销毁。

1988年4月，莫言发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后来这部社会批判作品受到当时的影响，一度只能在港台出版。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在看到这部小说后，感到非常震撼，决定开始翻译莫言小说，葛浩文也成为了日后莫言作品走向世界的功臣。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诺贝尔奖官网摘录了《天堂蒜薹之歌》一章节，作为对莫言作品的介绍。

1988年秋，莫言参加了中国作协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办的研究生班，在鲁迅文学院期间，莫言创作了长篇讽刺小说《酒国》，被葛浩文誉为创作手法最有想象力、最为丰富复杂的中国小说。

1991年，莫言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获得文艺学硕士学位。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生，祖籍山东高密，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自19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下面读文网小编整理了莫言获奖演讲全文，供你阅读参考。

莫言创作特色：

1985年初，莫言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透明的红萝卜》而一举成名。 同年，冯牧在北京华侨大厦主持莫言创作研讨会，汪曾祺、史铁生、李陀、雷达、曾镇南都高度评价了《透明的红萝卜》。

1985年底，张洁在西德出席交流活动时，被问到1985年中国文坛有什么大事发生，张洁回答：“要说大事，那就是出现了莫言。”张洁形容《透明的红萝卜》是一个天才作家诞生的重要信号。

1986年，莫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同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引起文坛极大轰动。

1987年，莫言的中篇小说《欢乐》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一、二期合刊上，由于当时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而遭到批判，《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刘心武遭到停职调查，这期刊物也被收回销毁。

1988年4月，莫言发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后来这部社会批判作品受到当时的影响，一度只能在港台出版。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在看到这部小说后，感到非常震撼，决定开始翻译莫言小说，葛浩文也成为了日后莫言作品走向世界的功臣。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诺贝尔奖官网摘录了《天堂蒜薹之歌》一章节，作为对莫言作品的介绍。

1988年秋，莫言参加了中国作协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办的研究生班，在鲁迅文学院期间，莫言创作了长篇讽刺小说《酒国》，被葛浩文誉为创作手法最有想象力、最为丰富复杂的中国小说。

1991年，莫言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获得文艺学硕士学位。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生，祖籍山东高密，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自19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下面读文网小编整理了莫言日本演讲稿全文，供你阅读参考。

莫言创作特色：

1985年初，莫言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透明的红萝卜》而一举成名。 同年，冯牧在北京华侨大厦主持莫言创作研讨会，汪曾祺、史铁生、李陀、雷达、曾镇南都高度评价了《透明的红萝卜》。

1985年底，张洁在西德出席交流活动时，被问到1985年中国文坛有什么大事发生，张洁回答：“要说大事，那就是出现了莫言。”张洁形容《透明的红萝卜》是一个天才作家诞生的重要信号。

1986年，莫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同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引起文坛极大轰动。

1987年，莫言的中篇小说《欢乐》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一、二期合刊上，由于当时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而遭到批判，《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刘心武遭到停职调查，这期刊物也被收回销毁。

1988年4月，莫言发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后来这部社会批判作品受到当时的影响，一度只能在港台出版。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在看到这部小说后，感到非常震撼，决定开始翻译莫言小说，葛浩文也成为了日后莫言作品走向世界的功臣。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诺贝尔奖官网摘录了《天堂蒜薹之歌》一章节，作为对莫言作品的介绍。

1988年秋，莫言参加了中国作协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办的研究生班，在鲁迅文学院期间，莫言创作了长篇讽刺小说《酒国》，被葛浩文誉为创作手法最有想象力、最为丰富复杂的中国小说。

1991年，莫言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获得文艺学硕士学位。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生，祖籍山东高密，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自19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下面读文网小编整理了莫言香港大学演讲稿全文，供你阅读参考。

莫言香港大学演讲稿全文如下：

我看到“莫言博士”这几个字，心里就忐忑不安，我怎么会变成博士呢?

四十年前我从叔叔那里偷过一支博士牌钢笔，还被父亲痛骂一顿。“你还会用钢笔?铅笔都用不好。”谁知道过了四十年，博士这两个字竟然跟我的名字联系到了一起。(全场笑)

几个月前，得到香港公开大学要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的消息，我就立刻向父亲报告了。我说：“还记得当年您骂我吗?我偷了我叔叔的钢笔，您不是还笑话我吗?”他说：“有这事吗?”然后，他又问我：“博士大还是县长大?”我说：“这个很难比较，差不多吧，相当于副县长。”他就很高兴地说：“这个干部已经做得很大了。”总之，公开大学授予我这个学位，让我惶恐之至。其实感觉是浪得虚名，受之有愧。

一般来说，博士要精通三门以上的语言，要著作等身，学贯中西，我就是会写两篇小说而已。中文都说得不流利，英文呢，学了“厕所”这个单词，现在也忘记了。所以我是没有语言财富的，起码我是没有语言天分的，在学外语方面。

既然把荣誉博士学位授予了我，我自然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以后会经常把这个头衔在我的书上印出来。我也会把这一次接受学位时拍的照片，挂在我们家的墙壁上。让我父亲看看这个相当于副县级的职位，儿子还是有点出息的。(全场笑)

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一年也只有两件衣服。夏天一件褂子，冬天在这件褂子里面再套上一件褂子，中间铺上一层棉花。

小时候的志向就是怎样填饱肚子

刚才校长阁下说，莫言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作家。这对我绝对是一个夸奖，我从来没有远大志向。我的志向、我的野心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而逐渐膨胀的。

小的时候，我的志向和小动物相同。我出生的年代是上个世纪50年代，童年正遇上中国内地经济最困难的时期。那时候，吃饭、穿衣都非常成问题。有很多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每天一睁眼想到的就是怎样搞到一点东西吃，来填饱自己的肚子。

至于穿衣，更无所谓了。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在十岁以前，基本上是赤身裸体的，没有那么多衣服。如果到了夏天，你到我们村庄去，会看见那些小孩都是光着屁股的。并不是我们喜欢裸体，而是确实没有衣服穿。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一年也只有两件衣服。夏天一件褂子，冬天在这件褂子里面再套上一件褂子，中间铺上一层棉花。

在这种状况下说一个人有什么远大志向，那绝对是夸张。人都是物质环境的产物，只有在吃得很饱、穿得很暖、住得很舒适的情况下，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想法，才会有关于文学、关于艺术的追求和要求。

除去个别的天才以外，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孩子，都没有关于艺术和文学的联想。当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怎么样能吃上一顿饱饭，怎么样能够进入城市，怎么样可以脱离农村。这种愿望实际上是那时候很多年轻人的最高理想。

邻居告诉我，在济南的时候，认识山东省一个有名的作家，这个作家特别腐败。我问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他说这个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

作家梦源于一天可以吃三顿饺子

没有远大志向，怎么又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呢?这也跟我居住的村庄的邻居有关系。

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我的邻居里有一个大学毕业生。1957年，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在校的大学生，他们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我这个大学生邻居，在学校里被划成了右派，当然现在叫错划成右派。

大学生跟我们一起劳动，他是中文系的，后来也做过中学语文教员，对文学比较了解。他经常在劳动的间隙，向我们灌输一些有关文学的话题。

他说在济南的时候，认识山东省一个有名的作家，这个作家特别腐败。我问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他说这个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我们当时认为，只有神仙才有可能一天吃三顿饺子。因为我们一年也吃不上一顿饺子。只有在好年景的时候，除夕夜里能吃一顿饺子。而且那饺子还是两种皮的，一种是黑皮黑面的，一种是白皮白面的。这个作家竟然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我当时就问他：“叔叔，如果我将来能写出一本小说来，可不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他说：“当然可以!”(全场笑)所以说，我最初关于文学、关于当作家的梦想就是从一天三顿吃饺子开始的。

那时是中国的““””期间。那个时候的文学，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戏剧只有八个样板戏，小说也就那么十几部，作家也只有那么一个。即使是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被称作红色经典的小说，在““””期间也被禁止了。小说已经变成了政治的一种宣传品。我们能读到的，也就是当时流行的“三突出”。

那个时候让我产生文学梦想，实行起来也非常困难，搞一支笔、几张纸都不容易。但我还是在1973年的时候，拿起笔来想尝试写一篇小说。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

当时，我不知道人坐着气球不可以飘过来。能够坐着气球飘过来的是台湾的传单。我们那个地方离青岛比较近。到了春天，一旦刮东南风的时候，会有从台湾飘来的气球带着宣传品在我们的头上降落。我们捡起来看，看到台湾的楼很漂亮，人穿得也很漂亮。当时如果有谁藏了这些传单不上交的话，就可能要吃很大的苦头。但是通过这些飘过来的东西让我们也知道，台湾人生活得不像我们宣传的那么差。当然在刮西北风的时候，我们的气球也往台湾飘，也把大陆最漂亮的东西给他们看。总而言之，我是在社会的经济如此贫困、社会的政治环境如此压抑的情况下出生长大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产生的文学梦想离真正的文学理解相距甚远。

《三国演义》、《聊斋志异》、《隋唐演义》这些书我是通过帮人家干活、用东西交换等方式得到的。

看了书才有了一些真正的文学概念

我那时理解的小说，跟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小说是不一样的。后来我把从村里借来的一些书看了以后，也有了一些关于真正文学的概念。

村庄里总还是有那么十几部书。比如我们村庄里就有《三国演义》、《聊斋志异》、《隋唐演义》这些古典章回体小说。这些小说我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换来的，有时候是帮人家干活，有时是用别的东西交换。

把村里这十几本书看完以后，我以为自己已经把天下所有的书都读完了。当兵以后，我进了一个县里的图书馆，才发现原来如此多的书我还没有读过。那还只是一个县的图书馆，如果进了北京的一个大图书馆，更会觉得自己把一辈子时间都用来读书，也是读不完的。

我从小就是一个十分愿意说话的孩子，在农村被叫做“炮孩子”。因为我特别喜欢说真话，给家里带来过很多麻烦。

用莫言这个笔名是要告诫自己少说话

当然，刚才校长阁下也说，我是一个敢于讲实话的作家，这一点我确实是同意的。如果因为我说实话，授予我荣誉博士的话，我倒认为当之无愧。

因为我想我们生活的环境，实际上是在一种双重话语里面。在““””前后，也就是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二三十年之间，中国人都有两套话语体系：一套是在外面的时候，对着社会讲的，这都是假话、套话，都是豪言壮语，都是口号;另外一套就是在家里面讲的，父母教育子女的时候讲的，或者是夫妻之间的对话。当然有时候到了十分极端的时候，夫妻之间也不敢说真话。因为刚刚说了真话，第二天就被老婆告了。儿子跟父亲之间也不敢讲真话了，搞不好父亲刚讲的真话马上被儿子出卖了。

村里开批斗大会的时候，我的父亲也都慷慨激昂，用非常原始的诅咒的方式来进行革命。我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儿童，也深切地感觉到，大人们都是戴着一副面具的。而小孩如果在外面敢于说真话，回家马上就会受到惩罚。

我从小就是一个十分愿意说话的孩子，十分饶舌，在农村被叫做“炮孩子”。这个小孩说话特别无边无垠，特别喜欢传话，特别喜欢对着人说话。后来我写了一部小说叫做《四十一炮》，里面那个“炮孩子”就有我的影子。

因为我特别喜欢说话，也因为我特别喜欢说真话，给家里带来过很多麻烦。我看过台湾飘过来的传单，当村里人说台湾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我说：“他们的楼特别好看。”这话可不得了，他们马上把我的父亲叫到大队的办公室，跟我父亲讲，你儿子今天都讲了什么了?当然我父亲回去之后马上就收拾我。

因为我喜欢说话，乱说话，确实让我的父母非常恼怒。他们经常会对我说，“你为什么要说那么多话?难道别人还会把你当成哑巴卖掉吗?如果再乱说，就找一根麻绳子把你的嘴巴缝起来。”后来我的姐姐也反对我，她说即使是用麻绳把他的嘴缝起来，从缝隙里也会漏出话来。

于是，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就使用了一个笔名叫做莫言。莫言就是告诫自己要少说话。事实证明，我一句话也没有少说，特别是在一些庄严的场合说出实话来。

我认为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讲假话的作家，不但对社会无益，对老百姓无益，也会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 。

不会为迎合某些读者而改变创作主张

我认为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不讲真话，那么这个作家就势必要讲假话。讲假话的作家，不但对社会无益，对老百姓无益，也会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因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肯定是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里面。它应该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地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面貌。如果有谁想用文学来粉饰现实，用作品来赞美社会，我觉得这个作品是很值得怀疑的。

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所以我的小说发表以后，有的读者不高兴，因为我把人性丑的部分暴露得太过厉害，把社会上一些地方暴露得太真实了。对于这些触及人类灵魂、暴露人类灵魂丑恶的作品，他们觉得很受刺激。

我最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后记》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我不可能因为某些读者不喜欢我这样的写法，就改变我自己的文学主张。

当然，讲真话，也有多种多样的讲法。随着文学的发展，完全像18、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如实、真实地再现现实，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已经到达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有了这样难以超越的高峰，逼得后来的作家要另辟蹊径，所以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变形的现代主义文学、现代小说、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才有了卡夫卡，才有了法国的新小说派。

当然这些文学对社会、对人生、对世界的万事万物，并不是那么真实地表现。但是我觉得这种变形、夸张、扭曲恰好像放大镜一样，或者像电影的特写镜头一样，更加真实地再现了社会的某些真实部分。我认为它并没有背离真实原则。

像我们的祖先山东的蒲松龄，他写妖、写鬼、写狐狸，看起来是夸张、变形、虚幻，但是他对社会的暴露，比那些写实的小说来得更深刻、集中。

描写一个事物，我要动用视觉、触觉、味觉、嗅觉、听觉，我要让小说充满了声音、气味、画面、温度。

想象力来自于饥饿和恐惧

刚才校长阁下也说了，莫言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作家，小说的语言非常生动。关于想象力，我觉得我的想象力确实还是不错的，为什么说不错呢?因为我的想象力是饿出来的。(全场笑)

人在饥饿的时候，特别容易产生幻觉，当然这些幻觉都和食物有关系。所以统观我的作品，里面描写人对食物的幻想的章节有很多很多。写吃、喝的地方很多，写人身体的感觉、肉体的、感观的地方很多。

也有人说，莫言是一个没有思想只有感觉的作家。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批评我觉得是赞美。一部小说就是应该从感觉出发。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要把他所有的感觉都调动起来。描写一个事物，我要动用我的视觉、触觉、味觉、嗅觉、听觉，我要让小说充满了声音、气味、画面、温度。

当然我还是有思想的。我认为一个作家如果思想太过强大，也就是说他在写一部小说的时候，想得太过明白，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会大打折扣。因为作家在理性力量太过强大的时候，感性力量势必受到影响。小说如果没有感觉的话，势必会干巴巴的。

好的小说应该像一条有人气的街一样，充满了各种声音和气味，有各种各样的温度，让人仿佛置身其中。如果不把身体全部的感官调动起来，小说势必写得枯燥无味。

我的想象力来自于长期的饥饿。我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被学校赶出来了。我牵着两头牛，一个人在田野里放牧。家太远，有时候中午也不回家吃饭，就带一点干粮，只有牛跟我在一起。我经常可以从牛的眼睛里看见自己的倒影。

躺在草地上睡一会儿;躺着看天上的白云;听鸟叫、听青草生长的声音;闻大地散发出的气味、各种各样的花草散发出的气味……跟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很长时间孤独地跟动物在一起的状态，都让我想入非非。

当我成为一名作家以后，小时候的苦难生活变成了一种宝贵的创作资源和财富。直到现在，我的大部分小说，动用的还是我20岁之前积累的生活资源。我二十几岁以后的生活，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去写。

至于想象力，也有外面的东西。我们山东高密这个地方，虽然离青岛很近，但它在几十年来，一直是比较封闭、落后的。这个地方离写《聊斋志异》的伟大作家的故乡，相隔大概两三百里。

我当年在乡村的时候，经常听老人讲很多有关鬼神的故事。我就想究竟是蒲松龄听了祖先说的那些鬼神的故事，把它写到书里去，还是我的祖先里面有文化的人读了聊斋再把故事转述给我呢?我搞不清楚。我想这两种状况可能都有。在这么一个神话鬼怪比较发达的地方，人因为恐惧也会产生想象力。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经常会死人，我们村里最高纪录是一天死了18个人。村周围是一片荒原，那时候没有电，我们村是1982年才通了电。没通电之前，只有煤油灯。煤油也是限量供应的，每年只有两斤，轻易是不会点灯的。

人一旦到了这种环境，特别是在夜晚，巨大的恐惧就产生了。你就感觉周围产生了各种各样神秘的、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物。在走路的时候，你就感觉有一个声音在跟随着你。你走到一棵大树下、走到河边、走到坟墓、走到胡同拐角的地方，都可能暗藏着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鬼怪。

我们小时候既怕又喜欢听这种故事，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害怕。经常是听完了故事，谁也不敢往家走。我的办法是一出门就高唱革命样板戏，大声吼叫。一进家门，我母亲就问：“你喊什么?”我说：“害怕。”

一把刀锋利，我们肯定不说“锋利”，而说 “风快”;一个姑娘特别漂亮，我们说“奇俊”;天气特别热，我们说“怪热” 。

作家要千方百计丰富本民族的语言

有大陆的批评家批评过我的语言。我的小说的语言非常庞杂，既有古典的书面语言，也有读西方的小说翻译过来的语言，更多的还是乡土语言。

我们山东话跟普通话比较接近。山东话里的很多土话土语如果把它们写到纸上，你会发现它们是很典雅的古语。一把刀锋利，我们肯定不说“锋利”，而说 “风快”，像风一样快;一个姑娘特别漂亮，我们肯定不说她特别漂亮，而说“奇俊”;天气特别热，我们说“怪热”。这都是些方言土语，但是把它写到小说里，就特别具有感染力。

我觉得方言土语写到小说里，就必须符合普通话的原则，能够被大多数人读懂。如果像江浙、广东话、香港土语一样写到小说里去，那我们全不懂了。第一次来香港，我就发现香港带口字边的字特别多，看了半天满头雾水。(全场笑)

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北大开了一个会议，讨论了方言土语的问题。马悦然同志讲，巴金小说里的对话语言有很多四川话。我说，一个作家如果要把方言土语改造成小说语言，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把小说里的人物的对话用方言土语来说，而是应该努力地把方言土语改造成叙述语言，这样对汉语语言发展才会产生影响。好的作家，或者说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应该千方百计地丰富本民族的语言。

西方的马尔克斯、福克纳、海明威，他们就像炼钢的火炉一样是灼热的。如果靠得太近的话，我们就被烤掉了，熔化了，蒸发了 。

丰富的文学资源隐藏在民间

我想任何一门艺术，包括文学，当它发展到一个极端需要变革的时候，无非是借助两种力量：一种是借助外来的力量;另外一种就是在民间寻找。

中国真正的文学，或者说能够跟世界对话的文学，超越了狭隘的阶级观念的文学，应该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我们所接触的西方小说比香港、台湾晚了整整20年。后来我到台湾去跟张大春、朱天心这些作家交流，发现他们在60年代读过的书，我们直到80年代才读到。大量阅读西方的小说，开阔了这批小说家的眼界。比如我当年读了马尔克斯，读了卡夫卡，才知道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我觉得很遗憾，我们高密乡的很多神怪故事比拉丁美洲一点不差嘛!

到80年代中期，我觉悟到西方的马尔克斯、福克纳、海明威，他们就像炼钢的火炉一样是灼热的。如果靠得太近的话，我们就被烤掉了，熔化了，蒸发了。我们必须远远地离开他们，必须要千方百计地写出一种跟他们不一样的小说来。这就需要去民间寻找，在民间故事、口头传说、民间文化、民间口语里面寻找，所以说文学丰富的资源还是隐藏在民间。当然这个民间，并不是指偏僻、荒凉的农村，城市也是民间，它是广义的、另类意义的民间。

西方的小说对我们的文学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我们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来，形成的文学观念土崩瓦解，作家的思想真正得到解放。作家们从民间、个人的生活里汲取了创作资源，这才有了中国当今小说的现状，这才有了勉强可以让葛浩文教授(Howard Goldblatt，美国著名翻译家)愿意翻译的小说……

莫言创作特色：

1985年初，莫言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透明的红萝卜》而一举成名。 同年，冯牧在北京华侨大厦主持莫言创作研讨会，汪曾祺、史铁生、李陀、雷达、曾镇南都高度评价了《透明的红萝卜》。

1985年底，张洁在西德出席交流活动时，被问到1985年中国文坛有什么大事发生，张洁回答：“要说大事，那就是出现了莫言。”张洁形容《透明的红萝卜》是一个天才作家诞生的重要信号。

1986年，莫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同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引起文坛极大轰动。

1987年，莫言的中篇小说《欢乐》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一、二期合刊上，由于当时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而遭到批判，《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刘心武遭到停职调查，这期刊物也被收回销毁。

1988年4月，莫言发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后来这部社会批判作品受到当时的影响，一度只能在港台出版。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在看到这部小说后，感到非常震撼，决定开始翻译莫言小说，葛浩文也成为了日后莫言作品走向世界的功臣。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诺贝尔奖官网摘录了《天堂蒜薹之歌》一章节，作为对莫言作品的介绍。

1988年秋，莫言参加了中国作协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办的研究生班，在鲁迅文学院期间，莫言创作了长篇讽刺小说《酒国》，被葛浩文誉为创作手法最有想象力、最为丰富复杂的中国小说。

1991年，莫言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获得文艺学硕士学位。

莫言是中国大陆作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文艺学硕士，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兼职教授，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汕头大学兼职教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今天读文网小编给大家分享一篇莫言在德国的精彩演讲，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莫言在德国的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

开了两天会，终于谈到了文学。(笑声)上个月，我因为胃出血住进了医院，出院以后身体虚弱，本来想跟有关方面打个招呼，在家养病，不来参加这个会议。但我妻子说：既然已经答应了别人，就应该信守承诺，尽管你一爬楼梯就冒虚汗，但我建议你还是要去。你若不去，对会议主办方很不尊重。听妻子话，我来了。我临出门的时候，妻子对我说：听说德国的高压锅特别好，你买一个带回来。(笑声)我这才明白她让我来的真正目的是让我来买锅。(笑声)我前天上午已经完成了任务，买了个高压锅在床头放着。(笑声)这次来呢，我还知道德国某些媒体给我上背上了一个黑锅——非常抱歉，可能给同传翻译的女士增加了困难，中国人将强加于自己的不实之词称为‘背黑锅’——中国有一些小报经常这样干，经常造我的谣言。我没想到像德国这样号称严谨的国家的媒体也会这么干。(笑声，掌声)由此我也明白，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差不多。(笑声，掌声)

这次我来法兰克福，收获很大，买回了一个银光闪闪的高压锅，同时卸下了一个黑锅。我是山东人，山东人大男子主义，如果一个男人听老婆的话会被人瞧不起的，我这次来才体会到老婆的话一定要听。(笑声，掌声)我如果不来，第一买不回高压锅，第二我的黑锅就要背到底了。我老婆的话体现了两个很宝贵的原则，一个是要履行承诺，答应了别人一定要做到;第二个就是别人好的东西我们要拿过来。德国的锅好，我们就买德国的锅。(掌声)我老婆的这两点宝贵品质值得很多人学习。前天晚上我给她发了个短信，把我这次的行动做了汇报。她给我回短信：再买一个高压锅。(笑声)两个高压锅太沉了!我就给她撒了一个谎：德国海关规定每个人只能买一个高压锅。假如我们的德国朋友不反对，不怕中国人把德国的高压锅买得涨价的话，我回去会利用我在中国的影响，写文章宣传德国锅的好处，让全中国的家庭主妇都让她们的丈夫来买锅。(笑声，掌声)

光说锅也不行，我们还得说文学。我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应该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国界的。(掌声)作家是有国籍的，这毫无疑问，但优秀的文学是没有国界的。(掌声)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掌声)像德国的作家：歌德的作品，托马斯·曼的作品、伯尔的作品、君特·格拉斯的作品、马丁·瓦尔泽的作品还有西格弗里德·伦茨的作品，这些作品我大部分都读过。我认为他们的作品就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超越了国界的文学。尽管他们描写的是中国读者并不熟悉的德国生活，讲的是德国的故事，但因为他们的作品在描述了德国生活的特殊性的同时，也表现了人类情感的共同性，因此他们的作品就获得了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因此他们的文学既是德国的文学也是世界的文学。我必须坦率地承认，中国当代文学中也就是从1949年到现在的文学当中，确实有一批作品是不具备世界文学的素质的。因为这批作品的作者受到了时代的限制，不敢也不愿意把他们心中的真实的情感表露出来。

这种情况从上个世界的80年代发生了变化。尽管有很多人对中国最近30年来的文学的评价不高，包括德国的著名汉学家顾彬先生，他对我们最近30年来的当代文学评价很低。他有很多非常有名的说法，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但是我个人认为最近30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写出了很多具有世界文学品质的优秀作品。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能在30年来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巨大的成绩，是因为我们中国作家30年来大胆地谦虚地向西方文学进行了学习，包括向德国作家的作品学习。但是向西方文学的学习并不意味着要照着西方文学的模式来克隆我们自己的小说、诗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确实经过了简单模仿的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样的模仿是没有出路的。你模仿君特·格拉斯模仿得再像，那有什么意义呢?那顶多说你是中国的君特·格拉斯;模仿马丁·瓦尔泽模仿得再像，也没有意义，顶多说你是中国的马丁·瓦尔泽。

要取得自己的文学地位，就必须写出属于自己的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一个国家的文学想要取得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同样也要具备自己的鲜明的风格，跟别的文学在基本点上有共同的地方，但某些特性要十分鲜明。所以我想，中国文学既是世界文学一个构成部分，也是属于中国自己的，这才是对的。那如何实现这一个目标，这就需要我们在向中国古典文学、西方文学包括德国文学学习的同时，去发掘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所蕴藏着的创作资源，包括我们每一个人与别人不一样的亲身经验。然后在我们个人独特经验的基础之上，塑造出我们自己的人物系列，使用或者锤炼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学语言，创作出具有鲜明个性的小说或者诗歌。这样的话，作为一个作家才有可能取得自己在文坛当中的地位，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学才有可能取得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但是这个目标目前还远远未能实现。

我们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离我所想象的伟大的文学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就要求我们确实还是要继续谦虚地学习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学习我们中国传统文学作品，更要深入到日常的最普遍的生活当中去，亲身体验，写出自己感触最深的、心中最痛的感觉，那么我们作品才有可能具有世界文学的价值，否则很难说我们写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另外，我想谈一下文学多样化的问题。高压锅可以批量生产，而且越符合标准越好，便于修理嘛。文学最怕的就是批量生产。我确实没有资格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评价，因为在这30年来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文学作家，出现了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的文学作品。如果一个人没有大量的阅读文学作品，要对它做一个总体性的评价是很冒险的也是很不负责的。我也没有兴趣过多地评论别人的作品，但是我有自己关于文学的标准，而且我按这个标准把作家分成好的和比较好的。我可以不喜欢某个作家，但是我无权干涉他的创作方式。如果我作为一个批评家，当然要尽量排除掉我个人的审美偏好，尽量客观地评价别人。但是我作为一个作家，我就可以非常个性化地选择我所喜欢的，不读我不喜欢的。刚才一位先生提到了作家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尤其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好的文学、好的作家当然离不开社会生活。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必须对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保持一种高度的兴趣，而且有深入的了解和体验。你要对社会上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个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可以和所有人都不一样。对于一个作家、对于文学来讲，最可贵的就在于它和所有人都不一样。如果我们所有的作家的看法都一样，那么这么多作家的存在价值就值得怀疑。在社会中，有的时候我们要强调一种共性，但是在文学当中确实要高度地强调个性。在国内，我做过的很多演讲都以文学的个性化与作家的个性化为题目。这也是30年来中国作家所做的巨大的努力，就是要从模式化的、公式化的、雷同的作品的套路中解脱出来。作家对社会上存在的黑暗现象，对人性的丑和恶当然要有强烈的义愤和批评，但是我们不能让所有的作家用统一的方式表现正义感。有的作家可以站在大街上高呼口号，表达他对社会上不公正的现象的看法，但是我们也要容许有的作家躲在小房子里用小说或者诗歌或者其他文学的样式来表现他对社会上这些不公正的黑暗的事情的批评，而且我想说对于文学来讲，有个巨大的禁忌就是过于直露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作家的政治观点应该是用文学的、形象化的方式来呈现出来。如果不是用形象化的、文学的方式，那么我们的小说就会变成口号，变成宣传品。所以我想，作家的政治态度，他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确实跟政治家、社会学家的表现方式不一样的，即便是作家队伍里面也应该有很多差异。我们确实没有必要强行要求所有的人都一样。最终我还是认为，归根结底，一个作家还是要用作品来说话，因为作家的职业决定了写作才是他最神圣的职责。

如果一个人只有作家的名号，没有小说、诗歌，没有其他的文学作品，那么算个什么作家呢?什么叫作家?因为他写了作品;什么叫著名作家?因为他写了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什么是伟大作家?因为他写出了能够影响全人类的伟大作品。所以作家的名号是建立在作品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作品，那么你这个作家的身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当然我想每个人都不彻底，我也不彻底。如果我彻底的话，那么我就应该像我的名字一样不要说话。所以我也不彻底，我也要说话。

最后我要再讲一个题外话，就是德国报纸所报道的关于我对某某参加会议的看法。有的报纸讲的很具体，什么我"不愿意跟他在一个房间"等等。我看到这些报道有点莫名其妙。我11号下午下了飞机才知道这件事，而关于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在11号之前已经在媒体上公布了，是怎么得来的?是谁采访的我?这件事我还真得谢谢我妻子，谢谢她让我来，如果我不来，真的说不清楚了。我觉得论坛嘛，谁都可以说话。已经是21世纪了，没有任何人能把谁的发言权剥夺。谁都可以发言，谁都可以在不影响到别人自由的情况下发表自己对所有问题的见解。当然，谁也都可以不发言。如果有人想用强制的手段剥夺别人这种权利，这是违反最基本的准则的。我是一个50多岁的人啦，也是一个号称写了很多小说的所谓的"著名作家"，不至于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说出那么荒.唐的话来。

最后，我讲一个小故事。听说法兰克福是歌德的出生地。在中国，流传着一个非常有名的关于歌德的故事。有一次，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贝多芬昂首挺胸，从国王的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我想，这个故事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对贝多芬的尊敬和对歌德的蔑视。在年轻的时候，我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象话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谢谢大家!

莫言是中国大陆作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今天读文网小编给大家分享一篇莫言的精彩演讲，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莫言精彩演讲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颤，跑到厢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边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透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看了“"莫言精彩演讲"”

王石是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现任集团董事会主席，兼任中国房地产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房地产协会城市住宅开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深圳市房地产协会副会长，深圳市总商会副会长等，今天读文网小编给大家分享一篇王石中国管理论坛演讲，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王石中国管理论坛演讲：改变自己，没那么难

节制，如戒酒，不是目的

我的身材是保持得不错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锻炼，再一个就是在“吃”上要节制。但今天晚上不是讲如何健身，如何来保持身材，我们来讲讲“节制”。

在中国，就免不了吃喝，吃喝没酒没肉就不成宴席，我原来也喝些酒但酒量不大，身体多少还有些过敏，所以对酒不是特别喜欢。其实，喝酒这种状态我是喜欢的，但更多场合是身不由己，最后结果是伤身体。这种情况持续到2006年，那一年，整个我都在挣扎要不要喝酒。

2006年玄奘之路，从西安开车到印度，走了一个月。玄奘之路，就是要牺牲个人的享受、牺牲个人的生活，去追求一种理想的境界，需要戒掉很多东西。我当时选择戒了酒，这个比较容易。一个月后回到北京，我又告诉自己再戒半年。后来发现，在第二个月非常非常难。为什么第一个月没有感觉就过去了呢?因为氛围。中国和印度之间，巴基斯坦、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从西安出发一直到印度，我们遇到的基本都是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文化本身就是忌酒的，所以，在那种场合不喝酒是比较容易的，尽管宾馆都有提供酒精饮料。

我印象非常清楚，后来回到家里会情不自禁的就打开冰箱拿出一罐酒，刚要打开盖就想到“你戒酒了”，就又本能的把酒放在桌上。我可以和这罐啤酒对峙五分钟，想喝但决心要戒了，但戒了之后又想喝，就开导自己说，这时候我自己偷偷喝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喝;但你真的喝了，别人向你敬酒，你说你戒了酒是不是会心虚，又觉得不能喝……就这样一直斗争，最后又把啤酒放回冰箱里，第二天又把啤酒都送人。后来想，不行，我这是管理，要有一个魔鬼在旁边诱惑你，就把啤酒放在这里诱惑你，当然还有红酒……就这样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从2006年到现在，八年了。但中间有没有沾过酒精呢?我沾过，还是主动的，这什么情况呢?

在亚布力论坛我有一个“老冤家”复星集团的郭广昌先生，我俩一见就争论。一些企业家都知道，我代表专业化派，广昌代表多元化派。有一次我俩又免不了争论了起来，当然是非常友好的谈论企业管理方式，这时他来敬酒说，“你不用喝，我把我敬你的那杯酒替你喝了”。因为他知道我戒了酒。我知道中国人的人情世故，我说不用我来喝，拿起来我就喝了。这里我想说的是，戒酒不是目的，这种场合牵扯到礼节，礼节不能破坏了。

改变，没那么困难，但别太功利

这里，我想说一个更不容易的：如何改变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我就谈谈一个我吃西餐的“好处”。

我以前一直强迫自己吃西餐，慢慢就习惯了，但有什么好处呢?我不知道，一直到了剑桥。和牛津一样，剑桥各个学院的食堂都非常讲究，鼓励你到食堂吃饭。我就经常去吃当地餐，很自然，非常好。两个月之后的圣诞节，学院的院士和访问学者在一块聚会，其中有一个很成功的院士是华人，他的母校就是这个学院。在这样的场合我们俩一块各种应酬，我们这位院士就非常惊讶的发现，我所熟悉的人比他还多，而且互相都感觉不是第一次见面。他在英国十几年了，院士当了两年，又是这个学院毕业的，他就很纳闷，“你怎么可能认识的人比我还多?”但我心里非常明白，因为我到这儿就在这儿吃饭，中午在这儿吃晚上也在这儿吃。

英国人吃饭尤其是晚餐都非常讲究，餐前有餐前酒，餐有餐后酒，关键不在这个酒字，而在于聊天。而吃饭时间最多也就45分钟时间，但餐后餐后酒一个半小时算时间短的，大家都在干嘛呢?就是在聊天。我中午在这儿吃饭晚上在这儿吃，吃完了就是聊，两个月后我可不是和他们熟了。而这位华人院士拒绝吃当地餐，只在必须应酬时他才出现。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交友技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染力，我的英文到今天还是结结巴巴，这里就带来了一个话题：我们如何改变自己?有时候我们觉得非常非常难，但你真的做一下就会发现：它未必就是这么难。再一个就是，你不要太功利，如果就是为了打交道、混个脸熟去吃当地餐，估计成功不了。你不要太功利性，你应该去感受更多深层的问题，应该去尝试。

听从内心的召唤，做你想做的事情

1999年，我辞去了(万科)总经理职务，开始和公司保持距离，来进行户外的探险活动。今天站在大家面前，我自身还保有两项全国的运动记录，一项是大家都知道的，我是中国年纪最大的登珠峰的人，我预计不过几年这个记录会被破掉，但我还想去。第二项记录是飞滑翔伞的弹高记录，我是2000年创造的，现在已经14年过去了，这个记录我还是保持住了，而且预计十年之后还是这个。

说到这儿是有点得意的，你得让我解释一下。飞滑翔伞，是非常小众的一项运动，滑翔伞主要借助热空气上升，就像滑翔机，借助热气流往上升。我是1998年开始飞滑翔伞，也是这一年开始登雪山，在我之前滑翔伞弹高记录是4700米，创造地点是河南的徽县太行山，那里有比较好的起飞场，陡峭的山崖形成一个阴风坡，那里的气侯温差非常适合热上升气流的形成，比如嘉峪关和函谷关都比较适合飞滑翔伞。我的创造记录是6100米，你们算一下拔高了多少?河南的起飞场高度是900米，从900米起飞盘旋到4700米。而我是在西藏创造的这个记录。

西藏本身就很高，我的起飞高度是4500米，已经接近破伞记录，我只要能起飞一定是把这个记录破了的。因为没有适合的起飞场地，我第三次起飞才成功，开始往上盘，盘着盘着觉得不对，腿上有块高度表，数码显示多高多高，同时有个声音提示你，你飞的时候如果伞是在下降他会发生漫长的低沉的声音，通过这个声音你就知道这个高度是在下降，尖锐的叫声就是上升速度非常快，这时候恐慌了，因为迅速上升会缺氧昏过去，这时候不是怎么往上上升，而想办法逃出这个热气流。我逃出热气流之前的高度就是6100米，这不是我想办法盘上去的高度，是我在逃出热气流时无形当中创造的一个记录。

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起飞高度就4500米。可能有人会说那还不容易，带着氧气去西藏破纪录岂不是很容易。事实上，让一个飞行运动员背着20公斤的包登山，到了拉萨怕是要进医院了。有一个现象要说一下，基本上喜欢飞滑翔伞的都不会到高海拔地方登山，反过来喜欢登雪山的圈子里很少有人喜欢飞滑翔伞，而我恰好这两项运动都喜欢。如果说有谁恰好这两项运动都喜欢，在这个前提下还可能打破我创造的这个记录。要知道，在河南林县那些地方，因为热气流的问题，5000米是非常难的一个高度。所以我相信，这个记录十年之后依然没人破。

故事讲到这里想说明什么呢?还是像刚才说的“吃饭”那样，功利性不要特别强，你要听从你内心的召唤，做你想做的事情，最后你会得到很多意外惊喜。

不要仅仅“彰显英雄主义”

谈到运动精神和企业家之间的关系，就不得不说我现在到剑桥之后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到了学校之后不得不进行选择，你不可能在学校花很长时间学习，还有足够的精力去做喜欢的户外运动(比如登山、飞滑翔机)，所以户外运动我基本全放弃了，只有一项没放弃，就是划赛艇。

通过赛艇运动，让我对于过去探险活动中的角色又有了重新的认识。比如刚才讲的两项记录，我慢慢发现：之前，我更多的角色是在彰显个人主义，彰显英雄主义。每一个民族都有英雄主义情节，彰显英雄主义本身是没有错的，但作为一个企业家，仅仅停留在彰显英雄主义层面上，这个高度显然是不够的。

企业家更多的应该是一种社会(动员力量)、一种组织动员力量，动员各种资源，包括英雄主义的因素，综合在一块往前推进。很显然，赛艇这项运动是和企业家的这种身份是非常吻合的。当然，赛艇有个人、双人、四人、八人，但我们看到，剑桥和牛津在每年举行这种比赛的时候，最精彩的是八人组，加上舵手是九人。这就把一个企业的现代工业、现代文明、现代企业管理等元素、精神都意义体现了。

实际上，划赛艇更多的是需要腰部的律动，八个人在一块要配合力量，恰恰好像现在所提倡的集体之间的相互配合，而配合则要求动作和心灵之间的协同。所以，我就找到了一种“如何和现代企业管理，如何和西方文明结合起来”的运动，那就是赛艇。

看了“"王石中国管理论坛演讲：改变自己，没那么难"”

鲁炜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今天读文网小编给大家分享一篇鲁炜在第七届中美互联网论坛的精彩演讲，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鲁炜在第七届中美互联网论坛演讲

尊敬的凯瑟琳诺维利女士，尊敬的克瑞格蒙迪先生、沈向洋先生，尊敬的邬贺铨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今天，来自中美互联网领域的政府代表和业界精英齐聚华盛顿，共同迎来了第七届中美互联网论坛的开幕。我谨代表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论坛主办方微软和中国互联网协会表示由衷的感谢!

去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与奥巴马总统把握大势、放眼未来，从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到北京中南海“瀛台会”，就共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和广泛认同，推动两国关系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随着互联网突飞猛进的发展，中美网络关系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已经从商业的合作、民间的沟通，上升为两国交往的重点、各方关注的焦点，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内容，很大程度影响着两国的未来。新时期的中美网络关系，总体向好、稳步向前，但前进途中时有坎坷，主要呈现两大特征：

一是深度融合、利益攸关。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经成为密不可分的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中国是美国互联网企业的最大境外市场，几乎所有的美国知名互联网企业都在华享有巨额收益，高通公司一半利润来自中国，苹果设备新增用户一半来自中国，美国有近千家投资基金把中国作为重点，触角遍布中国互联网各领域，占外资投入的一半以上，美国企业的兴衰与中国市场紧紧相连。美国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境外上市的主要目的地，中国互联网企业在美上市近50家，总市值近5000亿美元，美国股民分享了中国互联网市场发展的红利。最近，阿里巴巴在美上市，创造了全球史上最大规模的IPO，融资总额超过250亿美元，有专家分析认为，美国股民投给阿里巴巴的不仅仅是资金，更是对中国互联网的信心、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对中国未来的信心。

二是存在分歧、时有摩擦。昨天，我乘机从北京到华盛顿，横跨太平洋，飞行万余公里。我想，如此遥远的距离，如果没有往来，哪会产生分歧?正是因为中美互联网融合得越来越深，交流得越来越广，联系得越来越紧，我们的不同点才容易被放在放大镜和聚光灯下，加上文化的差异，一些问题自然就出现了分歧。比如，在网络空间治理上，美方讲“多利益相关方”，中方讲“多边”，这本来并不矛盾，没有“多边”，哪来“多利益相关方”的那个“方”呢?因为概念的不同而刻意夸大分歧，不仅无益于中美网络关系，也无益于世界互联网的共治和发展。

深度融合，因为充满信心;存在分歧，说明缺乏信任。有信心，却缺信任，这是当前中美网络关系中躲不开、绕不过的问题。中国古代有一则寓言故事叫“疑人偷斧”，讲的是从前有个人丢了一把斧子，他怀疑是邻居家的人偷走了，就暗地里观察。他看那个人走路的姿势，脸上的表情，说话的语气，一举一动都像是偷了斧子的样子。可过了几天，他在自家院子里找到了那把斧子，才想起是自己遗忘在院子里了。这时候他再看邻居家的人，怎么看都不再像偷了斧子的样子。这个看似简单的故事告诉我们，信任是多么可贵、多么重要，如果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带着主观的偏见去看待他人，真实也会被误解为虚假，美好也会被幻化为丑恶。

纵观20年中美互联网交流发展史，双方尽管存在一些分歧，但是可以得出以下基本判断：我们在网络空间共识大于分歧，合作多于争端。主席指出，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我们可以有分歧，但我们不能没有沟通;我们可以有争论，但我们不能没有信任。我们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我们应当看到，中美两国合则两利，而且是多方获益;斗则两伤，甚至是伤害世界。中美应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寻求更多利益汇合点，做朋友而不是对手，做真朋友而不是假朋友。我们应当看到，中国梦与美国梦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我们追求的是中美人民的福祉，也是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我们应当看到，中美在网络空间共识是主流、合作是主流，我们不仅要求同存异，更要求同共进，让互联网给人类带来和平和安全，让互联网不给犯罪和恐怖主义提供渠道，让互联网有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让互联网更多服务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为他们更需要互联网，这也正是互联网发展的要义。我们应当看到，互联网把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大交流、大发展、大融合是时代的潮流，共享共治是历史的选择，谁也阻挡不了，谁也改变不了，只有顺势而为，相向而行，才能把握时代脉搏，更好地创造和引领人类的未来。为了共同的美好未来，我们愿与大家分享五点主张：

一、彼此欣赏而不是互相否定。互联网诞生于美国，从美国走向世界，这是美国为人类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有400万家网站，6亿多网民，世界互联网企业前10强中国有4家，今年仅电子商务交易额一项预计将达到2万亿美元，而且还将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几天前，我在网上看到百度、阿里巴巴、京东等公司的三季度财报，营业收入增幅均超过50%，这样的增幅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如此巨大的成就，充分说明中国的互联网是开放的，说明中国的管理是有序的，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说明中国人民选择的中国道路是正确的，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坚强有力的。我们不仅需要为相同而欢呼，更需要因不同而互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欣赏对方的优点，借鉴彼此的经验，而不是去否定对方、改变对方。

二、互相尊重而不是对立指责。国无大小，都是平等的。在网络空间，应当彼此尊重网络主权，彼此尊重对互联网治理模式的选择，彼此尊重在网络领域的重大关切，彼此尊重在网络文化上的差异，深入沟通，增进理解，扩大共识。20年来，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实践证明，凡是外国企业在中国赢得市场、赢得用户、赢得效益的，无一例外地尊重中国的市场环境，无一例外地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特别是美国企业在华发展的鲜活案例告诉我们，选择了尊重，就能把握机遇，深深融入中国互联网创新发展的洪流，创造出无限的价值;选择了对立，就会偏离轨道，把自己孤立起来，最终被市场所抛弃。

三、共享共治而不是独善其身。主席提出，要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这已成为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共识。大国之大，不是权力之大，而是责任之大。网络空间也许不会因为大国之间的和睦而和睦，但一定会因为大国之间的不信任，而乱象丛生、混乱不堪。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决不能为了自身发展而遏制别国发展，决不能为了自身安全而侵犯别国安全。而且，离开了国际网络空间的安全和发展，任何国家的绝对安全、一枝独秀也都是不存在的。只要我们登高望远，热情拥抱网络空间共享共治的新时代，我们就一定能够把发展的多样性，转化为推动世界互联网发展的无穷活力和强大动力，让我们的后代真正受益于网络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伟大变革。

四、沟通互信而不是相互猜疑。中国是全球网民最多的国家，我们更清楚和平安全的网络空间是多么可贵;中国是网络攻击的主要受害国，我们更明白网络安全是多么重要。中国政府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中美应更多地沟通，更多地互信，共同打击网络犯罪、网络攻击、侵犯隐私等行为，共同保护知识产权，严厉打击网络恐怖主义，让互联网成为阿里巴巴的宝库，而不是潘多拉的魔盒。我坚信，只要我们拿出智慧和勇气，网络安全不仅不会成为中美关系的分歧点，而且会成为中美合作的新亮点。

五、合作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中国互联网发展的20年，是与美国互利共赢、融合共生的20年。中美互联网在市场规模、运营机制、技术水平、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差异不能成为合作的障碍。正是因为我们有广泛的差异性，我们才拥有更强的互补性，我们才拥有合作共赢的无限可能。当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互信合作，当最现代的西方文明与最悠久的中华文化相互碰撞，当最先进的信息技术与最广阔的网络市场水乳交融，中美互联网领域的合作前景一定比太平洋还要宽广!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华盛顿有句名言，“衡量朋友真正的标准是行动而不是言语。”中国人也讲，“行胜于言”。只要我们行动起来，在沟通中互信，在合作中共赢，就一定能够不断开创中美互联网的美好未来，为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造福两国乃至世界人民作出历史性贡献!

看了“"鲁炜在第七届中美互联网论坛演讲"”

莫言是中国大陆作家，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文艺学硕士，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兼职教授，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汕头大学兼职教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今天读文网小编给大家分享一篇莫言的精彩演讲，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莫言演讲：看清喧嚣中的中国

本来主办方通知我上台之前给我化妆，我拒绝了。因为我想，化妆是可以把白的变成黑的，也可以把黑的变成白的。但是，不可能把丑的变成美的，美不需要化妆，你依然很美，丑的无论如何涂脂抹粉都不会变美。

所以我想还是以本来面貌见人为好，尤其在台上演讲的时候更要给大家以真实面貌，一个人只有保持自己的真实面貌，才可能“说真话，办真事，做好人”!其实，要保持一个人的本来面貌还是挺不容易，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社会当中，除了要跟自己家人打交道之外，还要跟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打交道。学生在学校跟老师和同学打交道，员工在家里面跟自己的家人打交道，也要跟老板和自己的同行打交道，这样社会的结构就迫使每一个人都有几副面孔。无论是多么坦诚朴实的人，在舞台上和卧室里不一样，在公共面前和在家人面前，也不一样。我想我们能够做到的也只能是尽量以本来面貌见人。??

今天的演讲题目叫《喧嚣与真实》，这是主办方给我的题目。因为这个题目挺难谈的，涉及到社会、生活，看起来是两个方面，实际上是很多方面。

社会生活总体上看是喧嚣的，喧嚣是热闹的。热闹是热情、是闹、是热火朝天，也是敲锣打鼓，是载歌载舞;是一呼百应，是正声喧哗，是望风捕影，是添油加醋，是浓妆艳抹，是游行集会;是大吃大喝，是猜拳行令;是制造谣言，是吸引眼球，是人人微博，是个个微信，是真假难辨;是莫衷一是，是鸡一嘴鸭一嘴，是结帮拉伙;也是明星吸毒，也是拍死了苍蝇，也是捉出了老虎;是歌星婚变了，是二奶告状了，是证明了宇宙起源于大爆炸，也证明了宇宙不是起源于大爆炸，确实是众生喧哗!

我想社会生活本来就是喧嚣的，或者说喧嚣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本来面貌，没有任何力量能让一个社会不喧嚣。

当然了，我们冷静想一想，从多个角度来考量一下，喧嚣也不完全是负面。喧嚣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因为原始社会里是不喧嚣的。

我们去参观半坡遗址的时候，想象当时的人们生活场面肯定是不喧嚣。我们回想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那个时候也是不喧嚣。

但是我们想象最近几十年来，1958年大炼钢铁很喧嚣，60年代“”也是很喧嚣，后来改革开放前几年比较安静，但是最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喧嚣。

这种喧嚣有的是有声的，是在广场上吵架，或者是拳脚相加;有时候是无声的，是在网络上互相对骂。我想面对这样的社会现象，我们必须客观冷静的对待，既不能说它不好，也不能说它很好。

这样一种现象，就像我刚才说的，实际上也有正反两个方面，我们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应该习惯喧嚣。我们要具备习惯喧嚣跟发现正能量的能力，也要具备从喧嚣中发现邪恶的清醒。要清醒地认识到，喧嚣就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使我们社会真正能够保持稳定进步的是真实。

因为工人不能只喧嚣不做工，农民不能只喧嚣不种地，教师不能只喧嚣不讲课，学生不能只喧嚣不上课。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生活中的大多数人还是要脚踏实地地实事求是地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否则只喧嚣没饭吃。

关于真实，我想也是社会更加重要的基础。真实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本来面貌，也是事实的本来面貌，有时候喧嚣掩盖真实，或者说是会掩盖真相。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喧嚣不可能永远掩盖真相，或者说不能永远掩盖真实，这个我可以讲四个故事，来证明我这个论点。

第一个故事是：几十年前，大概在70年代的时候。我的一个闯关东的邻居回来了，在村子里面扬言他发了大财，说他去深山老林里面挖到了一棵人参，卖了几十万元的人民币。从村子东头搞到西头，又从西头搞到东头，让我们的村民们很多家里面争先恐后地请他吃饭。因为大家对有钱人还是很尊敬，大家还是希望一遍遍听他讲述如何在深山老林里挖到了这一棵人参的经历。

我们家当然也不能免俗，我们把他请来，坐在我家炕头上吃饭。我记得很清楚，他穿了一件在我们当时的农民眼里面看起来是很漂亮的黑色的呢子大衣。他即便坐在热炕头上也不脱下这件大衣，记得我们家擀面条给他吃，我奶奶就发现他脖子上有一只虱子，于是他的喧嚣就被虱子给击破了。

因为一个真正有钱的人是不会生虱子的，过去人讲说“穷长虱子富生疥”。我们知道他并没有发财，尽管他永远不脱下来那件呢子大衣，但是他的内衣肯定很破烂。又过了不久，这个人的表弟也来我们村子，他穿了一件同样的呢子大衣。我奶奶问他，你这件大衣跟你表哥的很像。他说我表哥就是跟我借的。事实，又一次击破了前面这个人喧嚣的谎言!

另外一个故事是：我在北京的检察院工作期间，曾经了解和接触了很多有关贪官的案件。当然我不是检察官，因为我们是新闻单位，要报道，我作为记者，了解了很多这方面的案例。其中在河北某地有个贪官，他平常穿得非常地朴素，上下班骑自行车，给人一种非常廉洁的外观形象。每次开会他都要大张旗鼓、义正词严地抨击贪污腐败。过了不久，检察院从他床下面搜出了几百万人民币。所以真实就把贪官关于廉洁、关于反腐败的喧嚣给击破了，事实胜于雄辩。

第三个是我的亲生经历：2011年我在我的故乡写作，有一次到集上去买桃子，一个卖桃子的人看起来很彪悍，他也认识我，或者他认出了我。

他一见面就说，你怎么还要来买桃呢?他点了我们市委书记的名字说：“某某某给你送一车不就行了吗?”然后我说：“我又不是当官的，他干吗要给我送?”他马上说：“你是当兵的。”实际上我也不是当兵的，我已经转业了。

然后他说：“你们这些当兵的，我们白养了你们，让日本人在钓鱼岛猖狂。”我说：“日本也没有占领。”他说：“反正你们当兵的白养了。”我说：“那怎么办?”他说：“很好办嘛，放一个原子弹就把问题全解决了。”

尽管我心里很不愉快，但我后来还是买了他五斤桃子。我说：“桃子甜吗?”他说：“太甜了，新品种!”我说：“你给我够秤。”他说：“放心!”

结果回家一称桃子只有三斤多一点，他亏了我将近两斤秤，然后一吃又酸又涩，所以真实又一次把卖桃人的喧嚣给击破了。

第四个故事也是我的亲身经历：就是不久前的中考，有一个亲戚我经常见。每次见他，他义愤填膺地痛骂当官的，咬牙切齿，怒发冲冠。但是今年他的儿子参加中考，离我们县最好中学的录取分数线差了五分。

他就找到我说：“就差了五分，你找一找人，让他帮助。”我说：“现在谁还敢?现在反腐败的呼声如此高，现在为难了。”他说：“我不怕花钱，我有钱。”我说：“你让我去送钱，这不是让我去行贿吗?这不是腐败吗?你不是痛恨贪官污吏吗?现在你这样做不是让我帮着你制造新的贪官污吏吗?”他说：“这是两码事，这是我的孩子要上学了。”这个真实也把亲戚反对贪官污吏的喧嚣给击破了。

我对这四个故事的主人公没有任何讥讽嘲弄的意思，我也理解他们，同情他们。假如我是那位亲戚，孩子今年中考差了几分，上不了重点中学，也许我也要想办法去找人。

我也会跟我的亲戚说：“不怕花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为什么大家在不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和家庭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一个非常正派、非常刚强、非常廉洁、非常正直的人。为什么一旦我们碰到了这样的事情，尤其是涉及到了孩子的事情，我们的腰为什么立刻又软了，我们的原则为什么立刻不存在了?

所以我想这有人性的弱点，也有社会体制的缺陷。我讲这四个故事没有讥讽意义，而是要通过这四个故事来反省，让每个人在看待社会问题的时候，在面对社会喧嚣的时候，应该冷静想一想喧嚣背后的另一面。

我是一个写小说的，说得好听点是一个小说家。在小说家的眼里，喧嚣与真实都是文学的内容，我们可以写喧嚣。但是我认为，应该把更多的笔墨用到描写真实上。当然了，小说家笔下的真实，跟我们生活中的真实是有区别的，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是夸张的，可能是变形的，也可能是魔幻的，但是我想夸张、变形和魔幻实际上是为了更加突出真实的存在和真实的力度。

总而言之，面对当今既喧嚣又真实、万象风云的社会，一个作家应该坚持这样几个原则，或者说几个方法来面对社会现实。

首先，我们要冷静的观察，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过去说，我们要研究一个人，就是要听其言、察其行，我们要察言观色，观察会让你获得外部大量信息。然后我们要运用我们的逻辑来进行分析。我们要考量现实，我们也要回顾历史，我们还要展望未来。通过分析得到判断，最后在这样的观察、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展开我们的描写，然后给读者一个丰富的文学世界。谢谢大家!

看了“"莫言演讲：看清喧嚣中的中国"”

鲁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今天读文网小编给大家分享一篇鲁迅的精彩演讲，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名人演讲：鲁迅—流氓与文学

流氓是什么呢?流氓等于无赖子，加上壮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堕落，就慢慢的演成了所谓流氓。

司马迁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由此可见儒和侠的流毒了。太史公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因为他是道家，道家是主张“无为而治”的，这种思想可以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简直是空想，实际上做不到的。

儒墨的思想恰好搅乱道家“无为而治”的主义，司马迁站在道家的立场上，所以要反对他们。可是也不可太轻视流氓，因为流氓要是得了时机，也是很厉害的。凡是一个时代，政治要是衰弱，流氓就乘机而起，闹的乱七八糟，一塌糊涂，甚至于将政府推翻，取而代之的时候也不少。像刘备从前就是一个流氓，后来也居然称为先主;刘邦出身也是一个流氓，后来伐秦灭楚，就当了汉高祖;还有朱洪武(明太祖)等等的都是如此。

以上全说的是流氓，可是和文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流氓一得势力，文学就要破产。我们看一看，国民党北伐成功以后，新的文学还能存在么?嗐!早就灭亡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新的计划，恐怕也“无暇及此”，既然不新便要复旧，所谓“不进则退”就是这个意思。

本来他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本身的地位，及至本身有了地位，就要用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如同现在提倡拳术、进行考试制度什么的，这都是旧有的。现在又要进行广大，这岂不是复旧么?为什么在革命未成功的时候，说人家“吃大菜，抽大烟，娶小老婆”是不对的，一旦自己有了钱也是这样，这就是因为他的目的本来如此。他所有用的方法也不过是“儒的诡辩”和“侠的威胁”。

从前有《奔流》、《拓荒者》、《萌芽月刊》三种刊物，比较都有点左倾赤色，现在全被禁止了。听说在禁止之前，就暗地里逮捕作者，秘密枪毙，并且还活埋了一位。嗐!你瞧!这比秦始皇还厉害若干倍哪!

兄弟从前作了一本《呐喊》，书皮用的是红颜色，以表示白话俗语的意思。后来有一个学生，带着这本书到南方来，半路上被官家给检查出来了，硬说他有赤色的嫌疑就给毙了。这就和刘备禁酒一样。刘备说，凡查着有酿酒器具的就把他杀了，有一个臣跟他说，凡是男人都该杀，因为他们都有犯淫器具。可是他为什么行这种野蛮的手段呢?就是因为他出身微贱，怕人家看不起，所以用这种手段以禁止人家的讥讪诽谤。这种情形在从前还有，像明太祖出身也很微贱，后来当了皇帝怕人家轻视，所以常看人家文章。有一个人，他的文章里头有一句，是“光天之下”，太祖认为这句的意思是“秃天子之下”，因为明太祖本来当过和尚，所以说有意侮辱他，就把这个人给杀了。像这样儿，还能长久么?所以说“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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