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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是药学家,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今天读文网小编给大家分享一篇诺贝尔颁奖典礼屠呦呦的中文演讲,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获奖者,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林斯卡学院讲演,我报告的题目是: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在报告之前,我首先要感谢诺贝尔奖评委会,诺贝尔奖基金会授予我2015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在短短的几天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瑞典人民的热情,在此我一并表示感谢。
谢谢William C. Campbell(威廉姆.坎贝尔)和Satoshi ōmura(大村智)二位刚刚所做的精彩报告。我现在要说的是四十年前,在艰苦的环境下,中国科学家努力奋斗从中医药中寻找抗疟新药的故事。
关于青蒿素的发现过程,大家可能已经在很多报道中看到过。在此,我只做一个概要的介绍。这是中医研究院抗疟药研究团队当年的简要工作总结,其中蓝底标示的是本院团队完成的工作,白底标示的是全国其他协作团队完成的工作。 蓝底向白底过渡标示既有本院也有协作单位参加的工作。
中药研究所团队于1969年开始抗疟中药研究。经过大量的反复筛选工作后,1971年起工作重点集中于中药青蒿。又经过很多次失败后,1971年9月,重新设计了提取方法,改用低温提取,用乙醚回流或冷浸,而后用碱溶液除掉酸性部位的方法制备样品。1971年10月4日,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即标号191#的样品,以1.0克/公斤体重的剂量,连续3天,口服给药,鼠疟药效评价显示抑制率达到100%。同年12月到次年1月的猴疟实验,也得到了抑制率100% 的结果。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抗疟药效的突破,是发现青蒿素的关键。
1972年8至10月,我们开展了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临床研究,30例恶性疟和间日疟病人全部显效。同年11月,从该部位中成功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体化合物的结晶,后命名为“青蒿素”。
20世纪50年代,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右)与老师楼之岑副教授一起研究中药。(演讲幻灯片)
1972年12月开始对青蒿素的化学结构进行探索,通过元素分析、光谱测定、质谱及旋光分析等技术手段,确定化合物分子式为C15H22O5,分子量282。明确了青蒿素为不含氮的倍半萜类化合物。
1973年4月27日,经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分析化学室进一步复核了分子式等有关数据。1974年起,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生物物理所相继开展了青蒿素结构协作研究的工作。最终经X光衍射确定了青蒿素的结构。确认青蒿素是含有过氧基的新型倍半萜内酯。立体结构于1977年在中国的科学通报发表,并被化学文摘收录。
1973年起,为研究青蒿素结构中的功能基团而制备衍生物。经硼氢化钠还原反应,证实青蒿素结构中羰基的存在,发明了双氢青蒿素。经构效关系研究:明确青蒿素结构中的过氧基团是抗疟活性基团,部分双氢青蒿素羟基衍生物的鼠疟效价也有所提高。
这里展示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双氢青蒿素、蒿甲醚、青蒿琥酯、蒿乙醚的分子结构。直到现在,除此类型之外,其他结构类型的青蒿素衍生物还没有用于临床的报道。
1986年,青蒿素获得了卫生部新药证书。于1992年再获得双氢青蒿素新药证书。该药临床药效高于青蒿素10倍,进一步体现了青蒿素类药物“高效、速效、低毒”的特点。
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北京联合召开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第四次会议,有关青蒿素及其临床应用的一系列报告在会上引发热烈反响。我的报告是“青蒿素的化学研究”。上世纪80年代,数千例中国的疟疾患者得到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有效治疗。
听完这段介绍,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一段普通的药物发现过程。但是,当年从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沿用历史的中药青蒿中发掘出青蒿素的历程却相当艰辛。
目标明确、坚持信念是成功的前提。1969年,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参加全国“523”抗击疟疾研究项目。经院领导研究决定,我被指令负责並组建“523”項目课题组,承担抗疟中药的研发。这一项目在当时属于保密的重点军工项目。对于一个年轻科研人员,有机会接受如此重任,我体会到了国家对我的信任,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决心不辱使命,努力拼搏,尽全力完成任务!
学科交叉为研究发现成功提供了准备。这是我刚到中药研究所的照片,左侧是著名生药学家楼之岑,他指导我鉴别药材。从1959年到1962年,我参加西医学习中医班,系统学习了中医药知识。化学家路易˙帕斯特说过“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古语说:凡是过去,皆为序曲。然而,序曲就是一种准备。当抗疟项目给我机遇的时候,西学中的序曲为我从事青蒿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准备。
信息收集、准确解析是研究发现成功的基础。接受任务后,我收集整理历代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医并收集他们用于防治疟疾的方剂和中药、同时调阅大量民间方药。在汇集了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2000余内服、外用方药的基础上,编写了以640种中药为主的《疟疾单验方集》。正是这些信息的收集和解析铸就了青蒿素发现的基础,也是中药新药研究有别于一般植物药研发的地方。
关键的文献启示。当年我面临研究困境时,又重新温习中医古籍,进一步思考东晋(公元3-4世纪)葛洪《肘后备急方》有关“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截疟记载。这使我联想到提取过程可能需要避免高温,由此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
关于青蒿入药,最早见于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其后的《神农本草经》、《补遗雷公炮制便览》、《本草纲目》等典籍都有青蒿治病的记载。然而,古籍虽多,确都没有明确青蒿的植物分类品种。当年青蒿资源品种混乱,药典收载了2个品种,还有4个其他的混淆品种也在使用。后续深入研究发现:仅Artemisia annua L.一种含有青蒿素,抗疟有效。这样客观上就增加了发现青蒿素的难度。再加上青蒿素在原植物中含量并不高,还有药用部位、产地、采收季节、纯化工艺的影响,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成功确实来之不易。中国传统中医药是一个丰富的宝藏,值得我们多加思考,发掘提高。
在困境面前需要坚持不懈。七十年代中国的科研条件比较差,为供应足够的青蒿有效部位用于临床,我们曾用水缸作为提取容器。由于缺乏通风设备,又接触大量有机溶剂,导致一些科研人员的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为了尽快上临床,在动物安全性评价的基础上,我和科研团队成员自身服用有效部位提取物,以确保临床病人的安全。当青蒿素片剂临床试用效果不理想时,经过努力坚持,深入探究原因,最终查明是崩解度的问题。改用青蒿素单体胶囊,从而及时证实了青蒿素的抗疟疗效。
团队精神,无私合作加速科学发现转化成有效药物。1972年3月8日,全国523办公室在南京召开抗疟药物专业会议,我代表中药所在会上报告了青蒿No.191提取物对鼠疟、猴疟的结果,受到会议极大关注。同年11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会议上,我报告了30例临床全部显效的结果。从此,拉开了青蒿抗疟研究全国大协作的序幕。
今天,我再次衷心感谢当年从事523抗疟研究的中医科学院团队全体成员,铭记他们在青蒿素研究、发现与应用中的积极投入与突出贡献。感谢全国523项目单位的通力协作,包括山东省中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广州中医药大学以及军事医学科学院等,我衷心祝贺协作单位同行们所取得的多方面成果,以及对疟疾患者的热诚服务。对于全国523办公室在组织抗疟项目中的不懈努力,在此表示诚挚的敬意。没有大家无私合作的团队精神,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将青蒿素贡献给世界。
疟疾对于世界公共卫生依然是个严重挑战。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在谈到控制疟疾时有过这样的评价,在减少疟疾病例与死亡方面,全球范围内正在取得的成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如此,据统计,全球97个国家与地区的33亿人口仍在遭遇疟疾的威胁,其中12亿人生活在高危区域,这些区域的患病率有可能高于1/1000。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全球疟疾患者约为1亿9千8百万,疟疾导致的死亡人数约为58万,其中78%是5岁以下的儿童。90%的疟疾死亡病例发生在重灾区非洲。70% 的非洲疟疾患者应用青蒿素复方药物治疗(Artemisinin-based Combination Therapies, ACTs)。但是,得不到ACTs 治疗的疟疾患儿仍达5千6百万到6千9百万之多。
疟原虫对于青蒿素和其他抗疟药的抗药性。在大湄公河地区,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恶性疟原虫已经出现对于青蒿素的抗药性。在柬埔寨-泰国边境的许多地区,恶性疟原虫已经对绝大多数抗疟药产生抗药性。请看今年报告的对于青蒿素抗药性的分布图,红色与黑色提示当地的恶性疟原虫出现抗药性。可见,不仅在大湄公河流域有抗药性,在非洲少数地区也出现了抗药性。这些情况都是严重的警示。
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这项计划出台的目的是保护ACTs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鉴于青蒿素的抗药性已在大湄公河流域得到证实,扩散的潜在威胁也正在考察之中。参与该计划的100多位专家们认为,在青蒿素抗药性传播到高感染地区之前,遏制或消除抗药性的机会其实十分有限。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任务迫在眉睫。为保护ACTs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我诚挚希望全球抗疟工作者认真执行WHO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
在结束之前,我想再谈一点中医药。“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植物资源,医药学研究者可以从中开发新药。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对于自然资源的药用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归纳。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高,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造福人类。
最后,我想与各位分享一首我国唐代有名的诗篇,王之涣所写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请各位有机会时更上一层楼, 去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发现蕴涵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藏!
衷心感谢在青蒿素发现、研究、和应用中做出贡献的所有国内外同事们、同行们和朋友们!
深深感谢家人的一直以来的理解和支持!
衷心感谢各位前来参会!
谢谢大家!
看了“"诺贝尔颁奖典礼屠呦呦中文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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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一个学习刻苦、工作上进的人,总会时常得到别人的褒奖,这种褒奖可能是规格较高的正式颁奖,也可能是一些会议上的点名赞扬,而作为被褒奖的人,应该怎样发表获奖感言呢?今天读文网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发表获奖感言的小技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在同一场合中发表获奖感言,容易流于表达程序的僵化和内容的雷同,如果获奖者尽说一些别人说过的老话和套话,听众必然会感到厌烦。因此,获奖者只有别开生面,说出新意,才能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深圳研祥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列拿出一把事先准备好的榔头,发表了这样的获奖感言:“1998年,我去德国参加展览,为了固定展台,我去超市买榔头。销售员问我,您要质量好的,还是要质量一般的?我说,当然要最好的。她说,要最好的,就买我们国家产的,进口货质量一般都不太好。这句话刺激了我,我带回了这把榔头,十几年来,这把榔头让研祥集团明白了两个道理:第一,只有做最好的产品才能让‘中国制造’在任何时候都能一锤定音;第二,只有做最新的产品,才能让‘中国制造’受到全世界的尊敬!”
陈志列一改以往获奖感言重在言谢的惯例,而是以一个实物道具导入主题,现身说法,阐明道理,突出表现了中国企业家“让全世界对我们行注目礼”的雄心壮志,给现场听众以全新的感受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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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生,祖籍山东高密,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自19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下面读文网小编整理了莫言获奖演讲全文,供你阅读参考。
1985年初,莫言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透明的红萝卜》而一举成名。 同年,冯牧在北京华侨大厦主持莫言创作研讨会,汪曾祺、史铁生、李陀、雷达、曾镇南都高度评价了《透明的红萝卜》。
1985年底,张洁在西德出席交流活动时,被问到1985年中国文坛有什么大事发生,张洁回答:“要说大事,那就是出现了莫言。”张洁形容《透明的红萝卜》是一个天才作家诞生的重要信号。
1986年,莫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同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引起文坛极大轰动。
1987年,莫言的中篇小说《欢乐》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一、二期合刊上,由于当时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而遭到批判,《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刘心武遭到停职调查,这期刊物也被收回销毁。
1988年4月,莫言发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后来这部社会批判作品受到当时的影响,一度只能在港台出版。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在看到这部小说后,感到非常震撼,决定开始翻译莫言小说,葛浩文也成为了日后莫言作品走向世界的功臣。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诺贝尔奖官网摘录了《天堂蒜薹之歌》一章节,作为对莫言作品的介绍。
1988年秋,莫言参加了中国作协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办的研究生班,在鲁迅文学院期间,莫言创作了长篇讽刺小说《酒国》,被葛浩文誉为创作手法最有想象力、最为丰富复杂的中国小说。
1991年,莫言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获得文艺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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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 1945— ),法国小说家,1945年7月30日出生在法国的布洛涅-比扬古,是法国评论界一致公认的当今法国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整理了诺贝尔奖得主莫迪亚诺演讲稿中文翻译,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也非常荣幸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是我第一次不得不在这么多人面前发表演说,我多少觉得有得诚惶诚恐。人们觉得这类事情对于写作的人来说是轻而易举且顺其自然,可是对于一个作家——至少是小说家而言——演讲常常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就像学校课堂里区别书面和口头作业的差别,小说家更有写的才华,而不是说的本领。他已经习惯了保持安静,他演讲起来会吞吞吐吐,因为他早已习惯把自己的话删掉。在几遍的修改之后,他的表达可能变得明朗。但真的发言时,要修正那笨拙的语句就手足无措了。
诺贝尔奖得主莫迪亚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演讲时一会儿踌躇迟疑,一会儿流利飞快好像我们等着随时被打断。这也是为什么我和许多人一样产生了写作的欲望,在童年结束的时候。你希望大人们会读你写的东西。也就是以那种方式,他们才会静下来听你说,也不会来打断你。同时,他们才会真的了解你的心声。
得知获奖的时候我觉得这很如梦如幻,我迫切地想知道为什么你们选择了我。就在那天,我才强烈地意识到一个小说家对自己的作品是多么得无知,而读者们对它的理解又是多么深刻。小说家永远成不了他自己的读者,除了在修改稿件时删掉手稿的语法错误、重复或者多余的赘述的时候,他对自己的书仅有一部分且模糊的印象,正如画家在天花板上画壁画一样,平躺在支架上描摹细节,距离太近,就没有作品的整体感。
写作是一项奇怪的、孤独的活动。在开始写一部长篇故事的头几页总有叫人沮丧的情绪。每天你都觉得自己在一条错的轨道上,进而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调转头去走另一条路。重要的是,不要屈从于这股念头,要坚持下去。
当你快写完一本书的时候,感觉仿佛挣脱了,已经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我敢说,你写结尾段的时候,书会“展现”出一种敌意,迫切地挣脱你的枷锁。而且当它离你而去,也根本不留时间给你想最后的几个词。它结束了——这本书再也不需要你了,也已经把你忘却。从现在开始,它会从读者那里找寻它的自我。当这些发生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强大的空虚和一丝被抛弃的感觉。这也是失望的表现,因为你和书的亲密关联是那么短暂。这种不满和未完成的感觉就驱动着你去写下一本书,再恢复两者的平衡。
所以,读者比作者自己更了解作品。小说和读者的关系宛如冲洗摄影胶片的过程。暗房里,影像一点一点清晰起来。当你读小说的时候,也会产生类似的化学反应。不过,要维系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和谐,重要的就是永远别让读者透支,不知不觉地哄哄他,给他足够的空间让故事一步步地感染他,正如针灸的艺术,针要被插在精确的要点上,神经系统才能流通顺畅。
我一直妒忌音乐家,因为他们掌握着比小说高级的艺术。诗人也是,很像音乐家和小说家。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写诗,这就是为什么我记得以前读过的让我共鸣的话:“写不成诗的人来当散文家”。对于小说家来说,音乐常常就是凝聚所有他观察到的人、景、街谱成曲,这对他来说可能还不完美。他会后悔没能做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也没法写出肖邦的《夜曲》。
我是一个战争的孩子
诺贝尔奖宣布后用来代表我的一个短语提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作品捕捉到了二战法国被占领期间普通人的生活”,和其他出生于1945年的人一样,我是战争的孩子,更准确地说,我出生在巴黎,我的生命归功于被占领时期的巴黎。当时生活在巴黎的人想尽快忘记的地方,至少只要记得日常的细节,那些展现了他们所幻想的与和平岁月并无差异的生活点滴。后来,当他们的孩子问起当年的历史,他们的回答也是闪烁其词。要不然,他们就避而不答,好像希望能把那段黑暗的时光从记忆中抹去,还有就是隐瞒一些事情,不让孩子知道。可是面对我们父母的沉默我们明白了一切,仿佛我们自己也亲历过。
被占时期的巴黎是一座古怪的地方。表面上,生活“像之前一样”继续——戏院、电影院、音乐厅和餐馆依旧营业。收音机里还放着音乐。去看戏、看电影的人还比战前多,好像那些地方就是能让人们聚在一起避难,靠近一起彼此安慰。可是,离奇的细枝末节都在说明巴黎已不是昨日的模样。鲜少的汽车、宁静的街道……都在表明这是一个寂静之城——纳粹占领者常说的“盲城”。
就在这样噩梦般的巴黎,人们会在一些之前从不经过的道路上相遇,昙花一现的爱情从中萌生,明天能否再见也是未知。而后,这些短暂的相遇和偶然的邂逅也有了结果——新生命降临。这就是为何对我而言,巴黎带着原初的黑暗。如果没有那些,我根本不会来到这个世界。那个巴黎一直缠绕着我,我的作品也时常浸润/沐浴在那朦胧的光中。#p#副标题#e#
一个作家的出生时间和那个年是他永久的标记。如果他写诗,诗句就表明着他所处的时代,也永远不可能在其他的时代里写成。叶芝的诗就是这个道理,我总是被《柯尔庄园的天鹅》所打动。叶芝在公园里看着天鹅在水中滑行:
自从我第一次数了它们
十九度秋天已经消逝
我还来不及细数一遍,就看到
它们一下子全部飞起
大声拍打着它们的翅膀,
现在它们在静谧的水面上浮游
神秘莫测,美丽动人,
可有一天我醒来,
它们已飞去。
哦它们会筑居于哪片芦苇丛、
哪一个池边、哪一块湖滨,
使人们悦目赏心?
十九世纪的诗歌里常常有天鹅——波德莱尔或马拉美的诗里都有。但这首诗不可能是在19世纪写的。它有着20世纪才出现的特定的节奏和忧郁。
20世纪的作家偶尔也会感觉被他们时代所禁锢。阅读19世纪的伟大小说家——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许或带来一种特定的恋旧之情。在那些年岁,时间慢慢地流逝。那样的节奏与小说家的作品相得益彰,因为“缓慢”让作家的能量和精力凝聚。也是从那时开始,时间加速,断断续续地前行。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就是过渡的一代。我好奇着下一代,在互联网、手机、电子邮件和微博时代出生的人,他们如何通过文学来表达这个注定每个人都会“相连”,而且“社交网络”侵蚀了一部分亲密和私密的东西。直到最近,私密被赋予了更多的深度,也可能成为小说的主题。不过我对文学的未来仍抱着乐观态度,我深信未来的作家会守护并继承衣钵,就像荷马以来每一代作家所做的事。
除此之外,作家总要在作品里试图表达一些永恒的东西,阅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时,尽管已经过了一个多世纪,尽管安娜穿着1870年代的裙子,我们依然觉得她离我们很近。还有诸如爱德加·艾伦·坡、梅尔维尔、司汤达这样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离世后两个多世纪,远比他们在世时更受欢迎。
用X光审视巴黎
那么,小说家要和生活保持怎样的距离?他们需要与生活保持一点距离,因为如果一直沉浸其中反而会看不清生活本来的样子。但是这样的距离不会限制作者将书中人物和现实中的人物建立某种联系。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托尔斯泰一下就从一个卧轨自杀的女人身上找到了小说人物的影子。宏观到托尔斯泰描写天空和风光,围观到他描写安娜·卡列尼娜睫毛的忽闪,这种写作者将生活写入作品的天分随处可见。这种状态不是自恋,因为这种状态需要同时忽视自我,并高度集中注意力,才能不错过每一个细节。还需要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孤立。也不是需要完全将注意力投入个人的写作,而是要达到一种澄澈的境界来观察外界,才能最终写成一部小说。
我就不冗长地叙述我的故事了,但是我童年的一些经历一定也为我的作品埋下了伏笔。我长期不和父母住在一起,而是和一些我根本不了解的朋友住在一起,辗转于不同的地方和房子里。后来,这让我想试图通过写小说来解决这些迷惑,希望写作和想象力能最终帮我把这些零散的线索都串起来。
爱德加·艾伦·坡在他的短篇小说《人群中的人》中,他坐在咖啡馆中观察那些在人行道上不断行走的人们,唤起了对人性的关注。他选择了一个长相怪异的老年男子,并通宵跟随他到伦敦的不同地方,以期更好地认识他。但是这老人是“人群中的人”,所以跟着他也毫无意义,这老人并不作为个体存在着,他只是大众过路者中的一员,行走在拥挤的人群中,迷失了自己。
诗人托马斯·德·昆西年轻的时候也有这么一件事,让他终生难忘。在伦敦拥挤的牛津街上,他和一个女孩成为了朋友,就像所有城市中的邂逅一样。他陪伴了她几天,直至他要离开伦敦。他们约定一周以后,她会每天都在每晚同一时间在大提茨菲尔街的街角见面。但是他们自此就再也没见过彼此。“如果她活着,我们一定都会寻找彼此,在同一时间,找遍伦敦的所有角落;或许我们就相隔几步,但是这不宽过伦敦街道宽的咫尺之遥却让我们永生没再相见。”
随着时间流逝,城市里的每个街区,每个街道都能引发起在这里出生或成长的人的一段回忆,一次碰面,一点遗憾或是一点幸福。一条同样的街道串联起一段回忆,这地方几乎构成了你的全部生活,故事在这里逐层展开。那些千千万万生活在这里的、路过的人们也都有着各自的生活和回忆。
这也是为什么在我年轻的时候,为了帮助自己写作,我试着去找那些老巴黎的电话本,尤其是那些按照街道、门牌号排列条目的电话本。每当我翻阅这些书页,我都觉得自己在通过X光审视这座城,它就像一座在水下的亚特兰蒂斯城,透过时间一点点呼吸着。这么多年过去了,千千万不知名的人们留下的就只有他们的名字、住址和电话。有时候,过了一年,一个名字就消失了。翻阅这些老电话本,我会想,如果现在再拨打这些电话,大概多数都无人接听吧。后来,我看到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句,被深深触动了:
我回到了我的城市。它曾是我的眼泪,
我的脉搏,我童年种疼的腮腺炎。
彼得堡……
你还有我的电话号码。
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
可以查寻死者的声音
所以当我看着那些老巴黎电话本的时候,我开始想写我的第一本书。我要做的就是在这千千万的名字里,用铅笔划出某些陌生人的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想象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你可以放纵自己,消失在大城市里。你也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份,开始新生活。你也可以从一个孤立的地址开始长期调查一场预谋。我一直对搜寻令中的一句话非常有兴趣——“最后一个为人所知的地址”。人物、事件的消失和身份、时间的流逝都和这座城市息息相关。这也是为什么19世纪以后,城市就成了小说家们的“领地”,很多伟大的小说家的作品都和某座城市密不可分:巴尔扎克和巴黎、狄更斯和伦敦、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圣彼得堡、永井荷风和东京、雅尔玛·瑟德尔贝里和斯德哥尔摩。
小说看见冰山
至于我的作品,授奖词说“唤起了对最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的记忆”,其实这样的赞誉不单单是对我的作品,还有很多其他作家的写作也是如此。这是一种特别的记忆,试图从往昔捕捉一些隐匿的、未知的,几乎在地球上没有留下痕迹的零零碎碎。当然,它们都与我出生的1945年有关。城市被毁,所有人都消失的情况让我,和我这一代人,对记忆和遗忘的主题更为敏感。
不幸的是,我觉得只有普鲁斯特的本领和坦率才能去完成对过往的追忆。他描述的社会仍旧是稳定的,19世纪的社会。普鲁斯特的回忆让历史在其所有的细节中重现。如今,我感觉到记忆远不如它本身那么确定,始终处于遗忘和被遗忘的持续的斗争中。这一层,一大堆被遗忘的东西掩盖了一切。也就是说,我们仅仅能拾起历史的碎片、断裂的痕迹、稍纵即逝的且几乎无法理解的人类命运。
但这就是小说家的使命,在面对被遗忘的巨大空白,让褪去的言语重现,宛如漂浮在海面上消失的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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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生,祖籍山东高密,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自19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下面读文网小编整理了莫言获奖演讲稿,供你阅读参考。
1985年初,莫言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透明的红萝卜》而一举成名。 同年,冯牧在北京华侨大厦主持莫言创作研讨会,汪曾祺、史铁生、李陀、雷达、曾镇南都高度评价了《透明的红萝卜》。
1985年底,张洁在西德出席交流活动时,被问到1985年中国文坛有什么大事发生,张洁回答:“要说大事,那就是出现了莫言。”张洁形容《透明的红萝卜》是一个天才作家诞生的重要信号。
1986年,莫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同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引起文坛极大轰动。
1987年,莫言的中篇小说《欢乐》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一、二期合刊上,由于当时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而遭到批判,《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刘心武遭到停职调查,这期刊物也被收回销毁。
1988年4月,莫言发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后来这部社会批判作品受到当时的影响,一度只能在港台出版。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在看到这部小说后,感到非常震撼,决定开始翻译莫言小说,葛浩文也成为了日后莫言作品走向世界的功臣。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诺贝尔奖官网摘录了《天堂蒜薹之歌》一章节,作为对莫言作品的介绍。
1988年秋,莫言参加了中国作协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办的研究生班,在鲁迅文学院期间,莫言创作了长篇讽刺小说《酒国》,被葛浩文誉为创作手法最有想象力、最为丰富复杂的中国小说。
1991年,莫言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获得文艺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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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细致入微地刻画出自己面对从天而降的荣誉,在欣喜中心怀不安。他以诙谐的语言,表达出谦虚的品质,无怪乎全场听众掌声雷动。下面来看看王蒙的获奖感言。
在各种颁奖仪式中,许多领奖者在发表感言时,或者空洞地表示谦虚,或者没完没了地表示感谢,不免令人生厌。此时,他们真该向王蒙学上一招,请看——
在《当代》杂志社的文学奖颁奖大会,王蒙发表了如下一番获奖感言:“还是我在新疆伊犁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儿子王山在学校举办的运动会上,代表学校参加长跑比赛。王山身体素质不行,跑得慢,跑到后来竟比人家慢了一圈。不料后来宣布名次,王山竟然得了第二名,叫他上台领奖。王山是一个诚实的孩子,忙说弄错了,我比别人少跑了一圈。可是从班主任到校长,都说你没少跑,你就是第二名,名副其实的第二名,这个奖你一定得去领。那时兴上纲上线,弄到最后,去不去领奖就似乎成为了态度问题,王山也只好将错就错,去领了奖。(全场大笑)今天我领这个奖就跟当年王山一样,也是比别人少跑一圈,编辑部弄错了。我怕被说成是态度问题,也只好将错就错地来了!”(全场鼓掌)
王蒙的获奖感言真是不落俗套。他先娓娓而谈儿子参加运动会的往事,说得一波三折,夸张离奇,令人捧腹。儿子最终“将错就错”,无奈“领奖”之举,令人啼笑皆非。王蒙趣谈往事,不仅活跃了会场气氛,也为接下来的自谦之词埋下伏笔。紧接着他话锋突转,直奔主题,幽了自己一默。他将“今天我领这个奖”和“当年王山”领奖的情况作类比,用“比别人少跑一圈”比喻自己努力不够,是因“编辑部弄错”而侥幸得奖,谦逊之意,凸现无遗。一句“怕被说成是态度问题”,既有对编辑部权威的认可,也暗示自己对参加颁奖大会的慎重。“将错就错地来了”,更是细致入微地刻画出自己面对从天而降的荣誉,在欣喜中心怀不安。他以诙谐的语言,表达出谦虚的品质,无怪乎全场听众掌声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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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她成为首获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整理了屠呦呦瑞典领诺贝尔奖演讲全文,我们一起来了解吧。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获奖者,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林斯卡学院讲演,我报告的题目是: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在报告之前,我首先要感谢诺贝尔奖评委会,诺贝尔奖基金会授予我2015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在短短的几天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瑞典人民的热情,在此我一并表示感谢。
谢谢William C. Campbell(威廉姆.坎贝尔)和Satoshi ōmura(大村智)二位刚刚所做的精彩报告。我现在要说的是四十年前,在艰苦的环境下,中国科学家努力奋斗从中医药中寻找抗疟新药的故事。
关于青蒿素的发现过程,大家可能已经在很多报道中看到过。在此,我只做一个概要的介绍。这是中医研究院抗疟药研究团队当年的简要工作总结,其中蓝底标示的是本院团队完成的工作,白底标示的是全国其他协作团队完成的工作。 蓝底向白底过渡标示既有本院也有协作单位参加的工作。
中药研究所团队于1969年开始抗疟中药研究。经过大量的反复筛选工作后,1971年起工作重点集中于中药青蒿。又经过很多次失败后,1971年9月,重新设计了提取方法,改用低温提取,用乙醚回流或冷浸,而后用碱溶液除掉酸性部位的方法制备样品。1971年10月4日,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即标号191#的样品,以1.0克/公斤体重的剂量,连续3天,口服给药,鼠疟药效评价显示抑制率达到100%。同年12月到次年1月的猴疟实验,也得到了抑制率100% 的结果。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抗疟药效的突破,是发现青蒿素的关键。
1972年8至10月,我们开展了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临床研究,30例恶性疟和间日疟病人全部显效。同年11月,从该部位中成功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体化合物的结晶,后命名为“青蒿素”。
20世纪50年代,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右)与老师楼之岑副教授一起研究中药。(演讲幻灯片)
1972年12月开始对青蒿素的化学结构进行探索,通过元素分析、光谱测定、质谱及旋光分析等技术手段,确定化合物分子式为C15H22O5,分子量282。明确了青蒿素为不含氮的倍半萜类化合物。
1973年4月27日,经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分析化学室进一步复核了分子式等有关数据。1974年起,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生物物理所相继开展了青蒿素结构协作研究的工作。最终经X光衍射确定了青蒿素的结构。确认青蒿素是含有过氧基的新型倍半萜内酯。立体结构于1977年在中国的科学通报发表,并被化学文摘收录。
1973年起,为研究青蒿素结构中的功能基团而制备衍生物。经硼氢化钠还原反应,证实青蒿素结构中羰基的存在,发明了双氢青蒿素。经构效关系研究:明确青蒿素结构中的过氧基团是抗疟活性基团,部分双氢青蒿素羟基衍生物的鼠疟效价也有所提高。
这里展示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双氢青蒿素、蒿甲醚、青蒿琥酯、蒿乙醚的分子结构。直到现在,除此类型之外,其他结构类型的青蒿素衍生物还没有用于临床的报道。#p#副标题#e#
1986年,青蒿素获得了卫生部新药证书。于1992年再获得双氢青蒿素新药证书。该药临床药效高于青蒿素10倍,进一步体现了青蒿素类药物“高效、速效、低毒”的特点。
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北京联合召开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第四次会议,有关青蒿素及其临床应用的一系列报告在会上引发热烈反响。我的报告是“青蒿素的化学研究”。上世纪80年代,数千例中国的疟疾患者得到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有效治疗。
听完这段介绍,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一段普通的药物发现过程。但是,当年从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沿用历史的中药青蒿中发掘出青蒿素的历程却相当艰辛。
疟疾对于世界公共卫生依然是个严重挑战。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在谈到控制疟疾时有过这样的评价,在减少疟疾病例与死亡方面,全球范围内正在取得的成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如此,据统计,全球97个国家与地区的33亿人口仍在遭遇疟疾的威胁,其中12亿人生活在高危区域,这些区域的患病率有可能高于1/1000。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全球疟疾患者约为1亿9千8百万,疟疾导致的死亡人数约为58万,其中78%是5岁以下的儿童。90%的疟疾死亡病例发生在重灾区非洲。70% 的非洲疟疾患者应用青蒿素复方药物治疗(Artemisinin-based Combination Therapies, ACTs)。但是,得不到ACTs 治疗的疟疾患儿仍达5千6百万到6千9百万之多。
疟原虫对于青蒿素和其他抗疟药的抗药性。在大湄公河地区,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恶性疟原虫已经出现对于青蒿素的抗药性。在柬埔寨-泰国边境的许多地区,恶性疟原虫已经对绝大多数抗疟药产生抗药性。请看今年报告的对于青蒿素抗药性的分布图,红色与黑色提示当地的恶性疟原虫出现抗药性。可见,不仅在大湄公河流域有抗药性,在非洲少数地区也出现了抗药性。这些情况都是严重的警示。
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这项计划出台的目的是保护ACTs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鉴于青蒿素的抗药性已在大湄公河流域得到证实,扩散的潜在威胁也正在考察之中。参与该计划的100多位专家们认为,在青蒿素抗药性传播到高感染地区之前,遏制或消除抗药性的机会其实十分有限。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任务迫在眉睫。为保护ACTs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我诚挚希望全球抗疟工作者认真执行WHO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
在结束之前,我想再谈一点中医药。“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植物资源,医药学研究者可以从中开发新药。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对于自然资源的药用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归纳。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高,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造福人类。
最后,我想与各位分享一首我国唐代有名的诗篇,王之涣所写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请各位有机会时更上一层楼, 去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发现蕴涵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藏!
衷心感谢在青蒿素发现、研究、和应用中做出贡献的所有国内外同事们、同行们和朋友们!
深深感谢家人的一直以来的理解和支持!
衷心感谢各位前来参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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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进酒》原是汉乐府短箫铙歌的曲调,属汉乐府《鼓吹曲·铙歌》旧题。题目意译即“劝酒歌”。
唐代李白沿用乐府古体写的《将进酒》,影响最大。
李白咏酒的诗篇极能表现他的个性,本诗为长安放还以后所作,思想内容更为深沉,艺术表现更为成熟。诗由黄河起兴,感情发展也像黄河之水那样奔腾激荡,不易把握。而通篇都讲饮酒,字面上诗人是在宣扬纵酒行乐,而且诗中用欣赏肯定的态度,用豪迈的气势来写饮酒,把它写得很壮美,也确实有某种消极作用,不过反映了诗人当时找不到对抗黑暗势力的有效武器。酒是他个人反抗的兴奋剂,有了酒,像是有了千军万马的力量,但酒,也是他的精神麻醉剂,使他在沉湎中不能做正面的反抗,这些都表现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理想的破灭是黑暗的社会造成的,诗人无力改变,于是把冲天的激愤之情化作豪放的行乐之举,发泄不满,排遣忧愁,反抗现实。
李白在《将进酒》一诗中表达了对怀才不遇的感叹,又抱着乐观、通达的情怀,也流露了人生几何当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但全诗洋溢着豪情逸兴,取得出色的艺术成就。《将进酒》即其代表作。
将进酒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倾耳听 一作:侧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不足贵 一作:何足贵;不复醒 一作:不愿醒/不用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古来 一作:自古;惟 通:唯)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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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女,药学家。1930年12月30日生于浙江宁波,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在医学院药学系生药专业学习。[1] 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曾接受中医培训两年半,并一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2005年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期间前后晋升为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首席科学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整理了屠呦呦诺贝尔演讲: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希望你喜欢。
人民网斯德哥尔摩12月7日电(记者李玫忆、刘仲华、实习记者王娜)中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12月7日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出席诺贝尔报告会,发表了题为《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的演讲,向现场的1千多名观众展示了青蒿素的发现过程。她在演讲中介绍了中国科学家努力奋斗从中医药中寻找抗疟新药的故事,强调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希望中西医有机结合,优势互补,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高,从而造福人类。
下午1点,诺贝尔演讲开始。屠呦呦等三位获奖者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从侧门进入会场。全场观众随即起立鼓掌。她一袭蓝色礼服显得端庄典雅。在丈夫李廷钊和女儿的陪伴下,缓步走到会场正中的座位坐下。从气色看她稍显疲惫,李廷钊对本网记者透露,长途跋涉对他们确实比较辛苦,每晚都要靠吃安眠药入睡。
这时,卡罗林斯卡医学院院长安德斯·海姆斯腾走上讲台,代表学院向3位获奖者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3位科学家的发现对人类福祉做出了重要贡献。随后,会议由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让·安德森主持。他对3位获奖者分别进行了介绍,介绍屠呦呦时他说道:“疟疾对全球超过2亿人口造成影响。通过数百次试验,屠呦呦发现了特定的含有青蒿素的植物,并找到了有效的提取青蒿素的方法,从而对治疗疟疾做出巨大贡献。”
第一位上台演讲的是日本科学家大村智。在6日新闻发布会上他是用日语发言,再由翻译用英文介绍。出乎记者意料的是,今天他把电脑直接带到讲台上,照着讲稿用英文发表演讲。第二位上台的是美国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屠呦呦最后发言。她演讲的题目是《青蒿素的发现 中医给世界的礼物》。考虑到她身体的原因,组织方特意为她降低了讲台,让她坐在椅子上演讲。除了讲台上的麦克风外,安德森教授还在她的右侧举着另一个麦克风。屠呦呦的左侧坐着她的女婿毛磊,随着她的中文演讲一幅幅播放着PPT,上面有演讲内容的英文翻译。
屠呦呦首先向评委会表示感谢,她说,“诺贝尔奖基金会授予我2015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在短短的几天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瑞典人民的热情,在此我一并表示感谢”。她随后通过一幅幅照片、资料和文字,介绍了40多年前在艰苦的环境下,中国科学家努力奋斗从中医药中寻找抗疟新药的故事。“中药研究所团队于1969年开始抗疟中药研究。经过大量的反复筛选工作后,1971年起工作重点集中于中药青蒿。又经过很多次失败后,1971年9月,重新设计了提取方法,改用低温提取,用乙醚回流或冷浸,而后用碱溶液除掉酸性部位的方法制备样品。1971年10月4日,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抗疟药效的突破,是发现青蒿素的关键。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北京联合召开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第四次会议,有关青蒿素及其临床应用的一系列报告在会上引发热烈反响。我的报告是“青蒿素的化学研究”。上世纪80年代,数千例中国的疟疾患者得到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有效治疗。听完这段介绍,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一段普通的药物发现过程。但是,当年从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沿用历史的中药青蒿中发掘出青蒿素的历程却相当艰辛”。回顾40年的历史,她强调,目标明确、坚持信念是成功的前提;学科交叉为研究发现成功提供了准备;信息收集、准确解析是研究发现成功的基础;在困境面前要坚持不懈;团队精神,无私合作加速科学发现转化成有效药物。这都是发现青蒿素的基础和条件。
最后,屠呦呦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植物资源,医药学研究者可以从中开发新药。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对于自然资源的药用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归纳。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高,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造福人类。最后,我想与各位分享一首我国唐代有名的诗篇,王之涣所写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请各位有机会时更上一层楼, 去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发现蕴涵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藏!”
演讲结束后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观众们对这位老人的坚忍不拔的科研精神钦佩不已。随后,组织者请另两位获奖者一起登上讲台,和屠呦呦一起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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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的获奖感言真是不落俗套。他先娓娓而谈儿子参加运动会的往事,说得一波三折,夸张离奇,令人捧腹。下面来看具体语录。
在各种颁奖仪式中,许多领奖者在发表感言时,或者空洞地表示谦虚,或者没完没了地表示感谢,不免令人生厌。此时,他们真该向王蒙学上一招,请看——
在《当代》杂志社的文学奖颁奖大会,王蒙发表了如下一番获奖感言:“还是我在新疆伊犁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儿子王山在学校举办的运动会上,代表学校参加长跑比赛。王山身体素质不行,跑得慢,跑到后来竟比人家慢了一圈。不料后来宣布名次,王山竟然得了第二名,叫他上台领奖。王山是一个诚实的孩子,忙说弄错了,我比别人少跑了一圈。可是从班主任到校长,都说你没少跑,你就是第二名,名副其实的第二名,这个奖你一定得去领。那时兴上纲上线,弄到最后,去不去领奖就似乎成为了态度问题,王山也只好将错就错,去领了奖。(全场大笑)今天我领这个奖就跟当年王山一样,也是比别人少跑一圈,编辑部弄错了。我怕被说成是态度问题,也只好将错就错地来了!”(全场鼓掌)
王蒙的获奖感言真是不落俗套。他先娓娓而谈儿子参加运动会的往事,说得一波三折,夸张离奇,令人捧腹。儿子最终“将错就错”,无奈“领奖”之举,令人啼笑皆非。王蒙趣谈往事,不仅活跃了会场气氛,也为接下来的自谦之词埋下伏笔。紧接着他话锋突转,直奔主题,幽了自己一默。他将“今天我领这个奖”和“当年王山”领奖的情况作类比,用“比别人少跑一圈”比喻自己努力不够,是因“编辑部弄错”而侥幸得奖,谦逊之意,凸现无遗。一句“怕被说成是态度问题”,既有对编辑部权威的认可,也暗示自己对参加颁奖大会的慎重。“将错就错地来了”,更是细致入微地刻画出自己面对从天而降的荣誉,在欣喜中心怀不安。他以诙谐的语言,表达出谦虚的品质,无怪乎全场听众掌声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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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斯卡学院诺奖演讲报告厅首次响起中文女声,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作了“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的精彩演讲。以下是读文网小编整理了屠呦呦诺贝尔奖演讲全文,希望你喜欢。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获奖者,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林斯卡学院讲演,我报告的题目是: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在报告之前,我首先要感谢诺贝尔奖评委会,诺贝尔奖基金会授予我2015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在短短的几天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瑞典人民的热情,在此我一并表示感谢。
谢谢William C. Campbell(威廉姆.坎贝尔)和Satoshi ōmura(大村智)二位刚刚所做的精彩报告。我现在要说的是四十年前,在艰苦的环境下,中国科学家努力奋斗从中医药中寻找抗疟新药的故事。
屠呦呦诺贝尔奖演讲
关于青蒿素的发现过程,大家可能已经在很多报道中看到过。在此,我只做一个概要的介绍。这是中医研究院抗疟药研究团队当年的简要工作总结,其中蓝底标示的是本院团队完成的工作,白底标示的是全国其他协作团队完成的工作。蓝底向白底过渡标示既有本院也有协作单位参加的工作。
中药研究所团队于1969年开始抗疟中药研究。经过大量的反复筛选工作后,1971年起工作重点集中于中药青蒿。又经过很多次失败后,1971年9月,重新设计了提取方法,改用低温提取,用乙醚回流或冷浸,而后用碱溶液除掉酸性部位的方法制备样品。1971年10月4日,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即标号191#的样品,以1.0克/公斤体重的剂量,连续3天,口服给药,鼠疟药效评价显示抑制率达到100%。同年12月到次年1月的猴疟实验,也得到了抑制率100% 的结果。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抗疟药效的突破,是发现青蒿素的关键。 1972年8至10月,我们开展了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临床研究,30例恶性疟和间日疟病人全部显效。同年11月,从该部位中成功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体化合物的结晶,后命名为“青蒿素”。
1972年12月开始对青蒿素的化学结构进行探索,通过元素分析、光谱测定、质谱及旋光分析等技术手段,确定化合物分子式为C15H22O5,分子量282。明确了青蒿素为不含氮的倍半萜类化合物。
1973年4月27日,经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分析化学室进一步复核了分子式等有关数据。1974年起,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生物物理所相继开展了青蒿素结构协作研究的工作。最终经X光衍射确定了青蒿素的结构。确认青蒿素是含有过氧基的新型倍半萜内酯。立体结构于1977年在中国的科学通报发表,并被化学文摘收录。
1973年起,为研究青蒿素结构中的功能基团而制备衍生物。经硼氢化钠还原反应,证实青蒿素结构中羰基的存在,发明了双氢青蒿素。经构效关系研究:明确青蒿素结构中的过氧基团是抗疟活性基团,部分双氢青蒿素羟基衍生物的鼠疟效价也有所提高。
这里展示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双氢青蒿素、蒿甲醚、青蒿琥酯、蒿乙醚的分子结构。直到现在,除此类型之外,其他结构类型的青蒿素衍生物还没有用于临床的报道。
1986年,青蒿素获得了卫生部新药证书。于1992年再获得双氢青蒿素新药证书。该药临床药效高于青蒿素10倍,进一步体现了青蒿素类药物“高效、速效、低毒”的特点。
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北京联合召开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第四次会议,有关青蒿素及其临床应用的一系列报告在会上引发热烈反响。我的报告是“青蒿素的化学研究”。上世纪80年代,数千例中国的疟疾患者得到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有效治疗。
听完这段介绍,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一段普通的药物发现过程。但是,当年从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沿用历史的中药青蒿中发掘出青蒿素的历程却相当艰辛。
目标明确、坚持信念是成功的前提。1969年,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参加全国“523”抗击疟疾研究项目。经院领导研究决定,我被指令负责並组建“523”項目课题组,承担抗疟中药的研发。这一项目在当时属于保密的重点军工项目。对于一个年轻科研人员,有机会接受如此重任,我体会到了国家对我的信任,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决心不辱使命,努力拼搏,尽全力完成任务!
学科交叉为研究发现成功提供了准备。这是我刚到中药研究所的照片,左侧是著名生药学家楼之岑,他指导我鉴别药材。从1959年到1962年,我参加西医学习中医班,系统学习了中医药知识。化学家路易˙帕斯特说过“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古语说:凡是过去,皆为序曲。然而,序曲就是一种准备。当抗疟项目给我机遇的时候,西学中的序曲为我从事青蒿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准备。
信息收集、准确解析是研究发现成功的基础。接受任务后,我收集整理历代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医并收集他们用于防治疟疾的方剂和中药、同时调阅大量民间方药。在汇集了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2000余内服、外用方药的基础上,编写了以640种中药为主的《疟疾单验方集》。正是这些信息的收集和解析铸就了青蒿素发现的基础,也是中药新药研究有别于一般植物药研发的地方。
关键的文献启示。当年我面临研究困境时,又重新温习中医古籍,进一步思考东晋(公元3-4世纪)葛洪《肘后备急方》有关“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截疟记载。这使我联想到提取过程可能需要避免高温,由此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
关于青蒿入药,最早见于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其后的《神农本草经》、《补遗雷公炮制便览》、《本草纲目》等典籍都有青蒿治病的记载。然而,古籍虽多,确都没有明确青蒿的植物分类品种。当年青蒿资源品种混乱,药典收载了2个品种,还有4个其他的混淆品种也在使用。后续深入研究发现:仅Artemisia annua L.一种含有青蒿素,抗疟有效。这样客观上就增加了发现青蒿素的难度。再加上青蒿素在原植物中含量并不高,还有药用部位、产地、采收季节、纯化工艺的影响,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成功确实来之不易。中国传统中医药是一个丰富的宝藏,值得我们多加思考,发掘提高。
在困境面前需要坚持不懈。七十年代中国的科研条件比较差,为供应足够的青蒿有效部位用于临床,我们曾用水缸作为提取容器。由于缺乏通风设备,又接触大量有机溶剂,导致一些科研人员的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为了尽快上临床,在动物安全性评价的基础上,我和科研团队成员自身服用有效部位提取物,以确保临床病人的安全。当青蒿素片剂临床试用效果不理想时,经过努力坚持,深入探究原因,最终查明是崩解度的问题。改用青蒿素单体胶囊,从而及时证实了青蒿素的抗疟疗效。
团队精神,无私合作加速科学发现转化成有效药物。1972年3月8日,全国523办公室在南京召开抗疟药物专业会议,我代表中药所在会上报告了青蒿No.191提取物对鼠疟、猴疟的结果,受到会议极大关注。同年11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会议上,我报告了30例临床全部显效的结果。从此,拉开了青蒿抗疟研究全国大协作的序幕。
今天,我再次衷心感谢当年从事523抗疟研究的中医科学院团队全体成员,铭记他们在青蒿素研究、发现与应用中的积极投入与突出贡献。感谢全国523项目单位的通力协作,包括山东省中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广州中医药大学以及军事医学科学院等,我衷心祝贺协作单位同行们所取得的多方面成果,以及对疟疾患者的热诚服务。对于全国523办公室在组织抗疟项目中的不懈努力,在此表示诚挚的敬意。没有大家无私合作的团队精神,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将青蒿素贡献给世界。
疟疾对于世界公共卫生依然是个严重挑战。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在谈到控制疟疾时有过这样的评价,在减少疟疾病例与死亡方面,全球范围内正在取得的成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如此,据统计,全球97个国家与地区的33亿人口仍在遭遇疟疾的威胁,其中12亿人生活在高危区域,这些区域的患病率有可能高于1/1000。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全球疟疾患者约为1亿9千8百万,疟疾导致的死亡人数约为58万,其中78%是5岁以下的儿童。90%的疟疾死亡病例发生在重灾区非洲。70% 的非洲疟疾患者应用青蒿素复方药物治疗(Artemisinin-basedCombination Therapies, ACTs)。但是,得不到ACTs 治疗的疟疾患儿仍达5千6百万到6千9百万之多。
疟原虫对于青蒿素和其他抗疟药的抗药性。在大湄公河地区,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恶性疟原虫已经出现对于青蒿素的抗药性。在柬埔寨-泰国边境的许多地区,恶性疟原虫已经对绝大多数抗疟药产生抗药性。请看今年报告的对于青蒿素抗药性的分布图,红色与黑色提示当地的恶性疟原虫出现抗药性。可见,不仅在大湄公河流域有抗药性,在非洲少数地区也出现了抗药性。这些情况都是严重的警示。
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这项计划出台的目的是保护ACTs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鉴于青蒿素的抗药性已在大湄公河流域得到证实,扩散的潜在威胁也正在考察之中。参与该计划的100多位专家们认为,在青蒿素抗药性传播到高感染地区之前,遏制或消除抗药性的机会其实十分有限。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任务迫在眉睫。为保护ACTs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我诚挚希望全球抗疟工作者认真执行WHO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
在结束之前,我想再谈一点中医药。“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植物资源,医药学研究者可以从中开发新药。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对于自然资源的药用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归纳。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高,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造福人类。
最后,我想与各位分享一首我国唐代有名的诗篇,王之涣所写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请各位有机会时更上一层楼,去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发现蕴涵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藏!
衷心感谢在青蒿素发现、研究和应用中做出贡献的所有国内外同事们、同行们和朋友们!
深深感谢家人的一直以来的理解和支持!
衷心感谢各位前来参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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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拉·优素福·扎伊因致力于斯瓦特地区和平而备受赞誉。虽然塔利班禁止斯瓦特地区女性接受教育,但是马拉拉不仅继续学业。下面是读文网小编整理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联合国演讲稿全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以最善良,最慈悲的真主名义。
尊敬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先生,尊敬的(联合国)大会主席耶雷米奇(Vuk Jeremic)先生,尊敬的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先生,尊敬的长辈和我亲爱的兄弟姐妹们:祝愿你们平安(Assalamu alaikum)。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
继一段漫长时日之后,今日我很荣幸能再次发言。能在此与诸位可敬的人聚集在一起是我生命中重要的时刻,我也很荣幸能在今日穿戴已故贝娜姬·布托 Benazir Bhutto)的披肩。我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我的演讲。我不知道人们会期望我说些甚么,但首先,感谢真主让我们所有人都平等,也感谢每一位为我祷告冀望我快速康复和新生活的人。我无法相信人们向我展现出如此多的爱。我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份问候卡和礼物。感谢所有人。感谢孩子们,他们天真的话语鼓励了我。感谢我的长辈,他们的祈祷让我变得更坚强。我要感谢在巴基斯坦、英国和阿联酋政府的医院里照顾我,帮助我恢复健康和重获力量的护士、医生和职员。
我全面支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领导的全球教育优先计划,还有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戈登·布朗和尊敬的大会主席耶雷米奇先生的工作。我感谢他们持续提供的领导能力。他们不断地激励我们作出实践。亲爱的兄弟姐妹们,请记得一件事:马拉拉日不是属于我的日子。今日是属于曾为自己的权利说话的每一位女性,每一位男孩和每一位女孩。
即使我手上有支枪而他站在我面前,我不会射杀他。这是我从穆罕默德先知、耶稣和佛陀身上学得的慈悲。这是我从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King)、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和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ed Ali Jinnah)身上学得的变革之遗产。
这是我从甘地(Gandhi)、帕夏汗(Bacha Khan)和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身上学得的非暴力哲学。这是我从父母身上学得的宽恕。这是我的灵魂告诉我的:爱好和平,爱每一个人。#p#副标题#e#
亲爱的姐妹兄弟们,看到黑暗我们认识到光明的重要。在沉默中我们认识到声音的重要。同样地,当我们在巴基斯坦北部的斯瓦特(Swat),当我们见到枪械时我们认识到笔与书本的重要。“笔比剑锋”这一睿语如是说。确实如此。极端主义者害怕书与笔。他们害怕教育的力量。他们害怕女性。他们害怕女性声音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在最近于奎塔达(Quetta)的侵袭中他们杀害14位无辜学生。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杀害女教师。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每日炸毁学校,因为他们从过去至今一直都害怕我们能为社会带来的改变与平等。我记得学校里有一位小男孩,记者问他,「为什么塔利班反对教育?」他指着自己的书本简单地回答:「塔利班不知道这书里写着甚么。」
他们以为真主是个会把枪指向去上学的人的头部的微小保守者。这些恐怖主义分子为了自身利益滥用伊斯兰教名义。巴基斯坦是个热爱和平民主的国家。普什图人(Pashtuns)要他们的女儿与儿子接受教育。伊斯兰教是个推崇和平、仁善与手足情谊的宗教。让每位孩子上学是它的义务与责任,伊斯兰教是这么说的。和平是教育之必要。世界上许多地方,特别是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恐怖主义、战争和冲突阻挠了孩子就学的机会。我们对这些战争感到疲倦不堪。女人与孩子在很多方面和世界上许多地方饱受受折磨。
在印度,无辜与贫困的孩子是童工受害者。在尼日利亚许多学校惨遭摧毁。在阿富汗,阿富汗人遭受极端主义的影响。年轻的女孩必须做家务童工并且在年幼时就被逼迫结婚。贫穷、无知、不公、种族主义和基本权利的剥夺,是男女都得面对的最大问题。
今天,我关注女性权益和女童教育,因为她们承受最多的苦难。曾经,女性活动家要求男性为她们争取权益。但这次我们会为自己争取权益。我不是在告诉男性不须再为女性权益发声了,我是在关注女性的自主独立和为她们抗争。那么,亲爱的姐妹兄弟们,现在是为自己说话的时候了。今天,我们呼吁世界各国领袖改变他们的政策方针以支持和平与繁荣。我们呼吁各国领袖所有协议必须保护女性与儿童的权益。违背妇女权益的协议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呼吁所有政府确保每一位儿童能接受免费和义务的教育。我们呼吁所有政府对抗恐怖主义与暴力。保护儿童让他们免于暴行与伤害。我们呼吁先进国家支持并扩展女童在发展中国家接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呼吁所有社区心怀宽容、拒绝基于种姓、教义、派系、肤色、宗教或议程的偏见,确保女性的自由和平等,让她们茁壮。当我们中的一半人遭到阻碍我们无法彻底取得成功。我们呼吁处在世界各地的姐妹勇敢起来,去拥抱她们内心的力量,去实现她们的最大潜能。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为了每位孩子的璀璨未来我们要求学校和教育。我们会继续旅程,向和平与教育的目的地前进。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我们。我们会为自己争取权益,我们会为自己的声音带来改变。我们相信发自我们话语的感染力与力量。我们的话语可以改变全世界——因为我们众志成城,为教育事业团结奋斗。如果我们要实现目标,那么让我们利用知识这一武器自我激励,让我们通过团结与友爱自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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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一个学习刻苦、工作上进的人,总会时常得到别人的褒奖,这种褒奖可能是规格较高的正式颁奖,也可能是一些会议上的点名赞扬,而作为被褒奖的人,应该怎样发表获奖感言呢?其实,这种获奖感言就是一次精短的即兴演讲,是获奖者展现人格风采和口才魅力的绝佳机会。那么如何在短时间内发表精彩动人的获奖感言,让听者为你喝彩呢?
获奖者发表获奖感言,不能因为心情激动,一紧张就显得过分庄重和严肃。倘若适当来一点幽默,不仅可以活跃现场气氛,而且能够彰显获奖者的个性魅力。
在2008年央视元宵晚会上,“我最喜爱的春节晚会节目”评选结果揭晓后,冯巩当场发表了这样的获奖感言:“我是只笨鸡,年年为上春晚而早早准备,不断被毙不断修改,我悟出毙是导演的高层次期待,希望来年先毙赵本山再毙我,因为来年我会由笨鸡变蜗牛,现在就开始往牛年春晚爬。”
冯巩风趣地把自己比作一只“笨鸡”,把导演“毙”作品说成是“导演的高层次期待”,巧妙地表达了对导演的充分理解和肯定。他还用比拟的手法,生动地说出了来年的“希望”,显示了自己执著追求的精神。这段感言,充分体现了冯巩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独特的幽默感,令人忍俊不禁,拍手叫好。
获奖感言是一种特殊场合的演讲,这些不同寻常的演讲,不仅会让这些场合产生特别的意义 ,同时也会让演讲者展示特别的风采。因此,每一个获奖者都应当根据这些场合的特殊需求,调控好临场心态,运用好语言技巧,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的获奖感言感动每一个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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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感言是一种特殊场合的演讲,这些不同寻常的演讲,不仅会让这些场合产生特别的意义 ,同时也会让演讲者展示特别的风采。应该怎样发表获奖感言呢?其实,这种获奖感言就是一次精短的即兴演讲,是获奖者展现人格风采和口才魅力的绝佳机会。那么如何在短时间内发表精彩动人的获奖感言,让听者为你喝彩呢?
在同一场合中发表获奖感言,容易流于表达程序的僵化和内容的雷同,如果获奖者尽说一些别人说过的老话和套话,听众必然会感到厌烦。因此,获奖者只有别开生面,说出新意,才能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p#副标题#e#在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深圳研祥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列拿出一把事先准备好的榔头,发表了这样的获奖感言:“1998年,我去德国参加展览,为了固定展台,我去超市买榔头。销售员问我,您要质量好的,还是要质量一般的?我说,当然要最好的。她说,要最好的,就买我们国家产的,进口货质量一般都不太好。这句话刺激了我,我带回了这把榔头,十几年来,这把榔头让研祥集团明白了两个道理:第一,只有做最好的产品才能让‘中国制造’在任何时候都能一锤定音;第二,只有做最新的产品,才能让‘中国制造’受到全世界的尊敬!”
陈志列一改以往获奖感言重在言谢的惯例,而是以一个实物道具导入主题,现身说法,阐明道理,突出表现了中国企业家“让全世界对我们行注目礼”的雄心壮志,给现场听众以全新的感受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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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生,祖籍山东高密,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下面是读文网小编整理了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讲故事的人》,供你参考。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讲故事的人》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
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
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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