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人回味的说话口才【三篇】
有一幅画,画的是一只鹦鹉,旁边题字:鸟是好鸟,就是话多。看过的人都会忍俊不禁,笑过之后,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回味。这就是艺术大师黄永玉的作品,这位艺术大师同时还是一位幽默大师。他把笑声带给大家,他自己也活得很快乐。
1、笑对苦难——“不快乐的话,画什么画?”
黄永玉13岁离开家乡湖南,16岁开始以绘画和木刻谋生。他做过瓷场小工,干过码头苦力,当过小学教员,几十年经受了很多苦难,这些苦难不但没有影响他对生活的热爱,反而使他爱得更深,他说:“我深爱这生活,包括它给予我的痛和泪。”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他的幽默。谈到他孩提时因为在窗板上乱写乱画而挨打,他说:
我的第一篇文学“著作”是70年前写在故乡老家新房子的窗板上的。大概是5岁还是4岁。全文是:“我们在家里,大家都有事做。”旁边还画了几个京剧脸谱。“稿费”很丰富,挨了一顿打。新木的房子用墨书写起来,简直“入木三分”。
第一次创作就“收获”了一顿饱打,这似乎暗示着黄永玉艺术道路的坎坷。然而,也正是他这种苦中求乐的精神,才能让他走到了今天,才能让他的艺术走到今天。在他的人生中,他把磨难看得很轻,把艺术的“入木三分”看得很重,黄永玉充分享受着这种“痛和泪”,始终快乐着。
十年浩劫,黄永玉因为画了一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而挨批斗,有人批判他说:“你这个人创作上从来不严肃,从来都是玩!”他听了反而大笑说:
你小子要平时这么说,我一定请你吃西餐。你算是说出了艺术的真谛,画画当然是玩,不快乐的话,画什么画?
当时说这几句话时,黄永玉背上的鞭痕还殷殷地透着血水呢!他却没有因此伤感以至怨恨。正如他在诗中写的:“我们有过悲伤,但我们蔑视悲伤”。把对艺术追求的热爱,说成是“玩”,说成是简单的对快乐的向往,在那个视政治为神圣,而对于娱乐与审美讳莫如深的年代里,他这样说,是以戏谑对抗神圣,以轻蔑反抗高压。在这些轻松的幽默中,饱含了人们难以想象的“痛与泪”。
黄永玉是一位艺术大师,也是一位幽默大师,他把笑声带给大家,他自己也活得很快乐。
2、笑对自己——“论劳动态度,牛比我好多了”
黄永玉特别看重快乐,他总是能从自己身上找到很多幽默。他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快乐的,因为只有快乐的日子过下来,这才有味道。”于是他才有充满欢声笑语的《一路唱回故乡》的诗集,才有献给北京奥运的巨幅画作,才有左手撑腰,右手持烟斗,露出大板牙,哈哈大笑的快乐鼠雕塑,也才会常常说出开心的幽默话语。有一次,黄永玉谈起自己以前的一次经历:
有个五六十岁的乡下老人,抱着孙子,看我画画。我说:“好看吗?”他说:“嗯,嗯。”我说:“卖给您,要不要?”老人摇摇头:“我要它干吗?”我急了:“只要两块钱。”老人笑了:“两块钱我买两斤猪肉,我买你这个?!”……
停了一下,黄永玉说:“现在嘛,哎呀,黄永玉的画值钱。”
幽默源于反常。一位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大画家,其作品在一个乡下老人眼里,却还不如两斤猪肉。艺术价值与社会现实的对比,铸成了一种让人啼笑皆非的尴尬。黄永玉随口道来,诙谐幽默之间的意蕴,让人回味无穷。
就连对自己的评价,黄永玉也不会放弃幽默的机会:我心无大志,作品马马虎虎,只是劳动态度还过得去,论劳动态度,牛比我好多了,所以也算不上什么长处。
黄永玉无论是在艺术造诣还是在品格风范上,都称得上大师,可他对自己的评价仅仅是“劳动态度还过得去”,刚出口,马上又说:“论劳动态度,牛比我好多了”,似乎这“唯一”的优点,也站不住脚。前言与后语之间的落差,让人捧腹,更显示了大师非凡的谦卑与胸怀。
3、笑对丑恶——笑是一种制裁
讽刺,也是黄永玉的喜好,他容不下丑恶与虚伪,他说:“恶人恶事都永远不能原谅”,对恶人恶事的嘲讽与鞭挞就成了他的另一爱好。有一次,记者问他:“您希望别人怎样称呼您,比如叫您大画家、大师,您觉得高兴吗?”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了一种现象:
我就看到有一张名片:某某地方的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后面加个括弧,无正行长。还有个名片,什么律师,底下加个括弧,软席待遇。如果我喜欢听这些……不就像加个括弧一样?所以,别去搞那些。
又如,他借古讽今,讽刺艺术家的清高。他说,像吴道子、顾恺之、阎立本,都是画院待诏。待诏就是剃头的。这样的人,皇帝老爷对他的不礼貌,老百姓是看不到的,所以他反过来对老百姓还是很神气的。明明是寄人篱下,享受的是高级的啖唾,却还要卖弄清高。
名片上加括弧,连坐火车也成了吹嘘的资本,既庸俗又拙劣。将这样的事实抖露出来,无非是让当事者在众人的笑声当中幡然醒悟,让旁观者警醒自己是否也有此“括弧情节”。像吴道子这样一些历史名流,在他们清高的背后,尚且如此苟且,如此可怜,那么其他的清高者又将如何呢?由讽刺引发的笑,固然是一种开心与愉悦,但对被笑者来说,未尝不是由羞辱而带来的威慑。别林斯基曾说过:“笑是一种制裁。”老舍先生说,讽刺是“以笑来矫正或诛伐”。 黄永玉正是以讽刺的方式来匡正时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