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棠:亲历抗战的家与国
王晓棠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中共第十四大代表,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影协副主席,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少将军衔。今天读文网小编给大家分享一篇王晓棠在节目开讲啦上的精彩演讲,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王晓棠:亲历抗战的家与国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很高兴。因为今天是一个好日子,今年就是一个好日子。为什么?因为是咱们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这个月份。1945年,就是8月,我小学毕业宣布的日本无条件投降。现在我恰恰赶上这个月,来跟大伙见面。能说说我的事,所以我特别高兴。
1931年九一八,我还没出生。1937年七七事变,我三岁半。就在7月, 我就跟随全家,开始投入抗战的洪流。当时叫逃难,就等于是把一个孩子,在温室里的一朵花,一下子扔到野外去生长。我就记得我跟我妈妈他们,坐上一个大卡车,跟很多很多人在一块,直奔第一个地方叫南阳,也是河南。当时根本没有吃的,我就记得大片大片金黄的麦子,已经没人收割了。可是我太饿了,其他人也饿了。我们把车停下来,我们家大人跳下去,撸一把很饱满的麦穗,点上火,烧一烧 ,搓一搓 ,吹一吹,吃吧 ,这就是饭。我就吃着这个麦粒,就这样一直到了南阳。
我们在南阳,大人就每天讲战况怎么样怎么样。之后从南阳到了武汉。在南阳的时候,我就问我的爸爸,我说:“爸爸,我们为什么要逃难?日本人为什么要打到我们中国来?”一个三岁半的孩子,她不明白。我爸爸说了两句话:“日本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日本人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这是我最初记住的两句话。等到了武汉,我发现我看见的,完全不是一盘散沙和东亚病夫。整个的武汉,就是一个掀起了抗日狂潮的大群体,满街都是人。那么多的集会,大家在演讲、在喊口号、在唱歌。就是这样一种氛围,包围着一个这么小的孩子。
有一天我的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到了一个很大很大,比这个舞台还要大得多的一个献金台。当时就是用木板搭的一个比较高的台子。你去献你的钱和你的金子。很多妇女就当场把自个的金项链、金手镯、金耳环摘下来,献在一个箱子里,钱就献在另一个箱子里。而后有一个厚厚的本子,打开用毛笔写上你的名字。我一看见这样的情况,我特别着急。我说:“爸爸,我们献不献?我们献吗?”爸爸说:“献!”好不容易轮到我了,爸爸把我抱上去。因为我太小了,他就把我搁在他的肩膀上。上了献金台以后,爸爸把我放下来。我妈妈就用一个毛巾,包了一包银圆递给我。我爸爸就和我一块,把银元倒在那个献金箱子里边,而后抓着我的手,在献金簿上了写了三个字“王小棠”。大小的小,海棠的棠,我以前叫这个名字。我当时已经知道,钱和这些东西,是要去造枪炮打日本鬼子的。所以写完了我的名字之后,我就张手让爸爸再把我抱起来,然后我就伸出拳头喊了一句:“打倒日本鬼子!”有一个年轻的姑娘,在台上说:“同胞们,你们看三岁的小妹妹,都要打倒日本鬼子。我们一定会胜利!”
可是等来等去,却听说日本鬼子已经快接近了,要在武汉会战。10月24号国军撤出来,25号成为真空,26号就进来人,27号真正被日本人占领。日本人占领了武汉以后,就成为他们整个的飞机的基地。所有的飞机从武汉起飞,到重庆去轰炸我们。5年半的战略轰炸。我们就跟着我的妈妈,从宜昌到万县,从万县到涪陵,从涪陵再到重庆。为什么走得这么复杂?因为这个时候,我母亲生了我的弟弟。我的弟弟40天以后,我们从涪陵到了重庆。
1939年的4月下旬,日本飞机进行5年半的战略轰炸。什么时候不炸呢?冬天雾大了,看不见了,我上学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它就不炸了。那么晴朗的天它就会开始轰炸。4月底肯定没有雾了,我们到了重庆不到10天,就赶上了当时的举世闻名的五三五四大轰炸。
那时的我不懂,不知道什么叫大轰炸,又没有听过。到5月3号大晴天,一大早就有人在制高点上,挂上了一个红球,一个很大很大的红球。意思是告诉你叫“有消息”,就是今天飞机要来。而后很快再升一个红球,两个,意思是“空袭警报”,就在一个钟头之内,敌机要到重庆,这个时候你要躲到防空洞里。重庆是个山城,挖了很多防空洞。那时我们刚到重庆也不太熟。全家就进到了一个防空洞里面,紧急警报的时候一拉。那就是,飞机到了万县拉空袭警报,到了涪陵拉紧急警报。等两个红球落下来,就听得见那个飞机很沉重,因为带了很多炸弹,轰隆隆就来了。我们全家都在防空洞里。这一天它就轮番地炸,轮番地炸。我们一直就没有吃饭。中饭不能吃,晚饭也没有吃。我们家,当时跟着我们一起来了一个叫万历堂的厨子,河南封丘人。他说我回家去拿点吃的吧,他就回去了。回去了之后,正好赶上一个飞机的空档,没有炸。过一会儿他回来了。这个人我特别喜欢,平常总是笑呵呵的,可是这次他回来的时候,脸色特别难看。他把他的馍,就是馒头,递给我们吃,他却不吃,就在那儿这么待着。我妈说:“你怎么了?”他也不说话。我妈妈又问:“你怎么了万历堂?”他说:“我回去拿馍的时候,那个女房东叫我。我一看她在大门口,躺在那个门边。她那肚子里的肠子已经流出来了。她叫我把肠子,给她放到肚子里边去。我给她放进去之后,就进去拿馍。等我出来的时候,她已经死了。”就这样,我们大家听了全傻了。一个三岁多,不到四岁的孩子,对“死”的概念不是很清楚。我妈就说:“这么好的天明天还得来。”这是5月3号,到了5月4号,我妈就有主意了。她找了一个挑夫弄两个筐,这头搁着我一个多月的弟弟,另一头搁我们家里,他们喜欢的什么瓶子,什么画画用的,他们认为好的东西,让挑夫挑着。果然空袭警报来得特别厉害,人流就整个向防空洞里涌。我们走到防空洞门口,我妈一回头发现挑夫没有了,她说:“怎么啦 ?怎么啦?在哪儿?”但是根本容不得她想,人流就把她涌进去了。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弟弟了,我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弟弟特别宝贝,但偏偏他没了,才一个多月。我妈就不断地说:“到哪儿去了?他们会到哪儿啊?”我爸爸说:“没关系,没关系,他们会找另外一个防空洞的,没关系。”一直挨到晚上,结束警报出去。外头一片火海,地下全是死尸。没有办法,我妈妈急得要命,找不着孩子,找不着儿子了。我们说:“回家吧,回家吧。”我父亲说:“回家,可能他们已经先到家了。”等一到家里,没有了,没有家了,已经被炸成瓦砾了,我们无家可归了。我当时急得不得了,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我很大了。我妈妈急得直哭,我说:“妈妈你不要哭,我去找弟弟。“妈妈说:”你不许去,(等会)连你也丢了。“ 我认为我已经很大了,但是我只能做找弟弟的事,别的事我做不了。过了两天到第三天,在一个难民收容所,我们把我弟弟找到了。还行,他还活着,还好好的。
又是一个5月3号,就是1941年的5月3号,我们躲警报回来。回到家里,家里没有什么,就稍微震了一点泥土,但是就听说张家花园下边被炸了。我妈妈忽然很敏感,那时候她怀着我的最小的一个妹妹,她说:“三哥住在下边,不会有事吧?”我爸爸说:“不会,哪有那么巧啊。”我妈妈说:“我得去看看。”我妈妈就带着我,到了他那个房号去看。他那地方离得很远,靠近我的学校那边。我们看到他住的那个房子炸没了,这个人就没了。没发现人我们不甘心啊,又把家里人叫来去找。最后由这个给他每天洗衣裳、洗袜子的李嫂,看见在一棵树上挂了一只皮鞋,一个人的脚的皮鞋,那个袜子就是我三舅舅的袜子。然后我们就知道,那时重庆的话叫正中头彩——死了。所以我的三舅舅是1941年5月3号,上午11点多被炸死的。我就跟我妈妈说:“妈妈你不要哭,我们一定给舅舅报仇。”我舅舅被炸死之后,在江边那个吊脚楼,住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我们叫他大哥哥。那天回来他的房子也被炸了。炸了之后,他恨得不得了,用重庆话骂了一段日本鬼子,我到现在记得。“背时砍脑壳的日本狗强盗,你硬是莫到中国人趴活哈。明天我就约些人去报名,当高射炮兵把你轰,不把你龟儿子赶出中国,老子中国人就不姓中!”什么话?普通话叫倒霉,重庆话叫背时,砍脑壳就是砍头 。”背时砍脑壳的日本狗强盗,你莫道中国人趴活哈。“趴活是什么?就是软弱。我明天我就约一帮人去报名当兵,当高射炮兵把你轰。不把你龟儿,就是乌龟的儿子——日本人赶出去,老子中国人就不姓中。(是这个意思。)
就在1945年的暑假8月的一天,还没到15号,远远早于15号。日本天皇跟他们的大臣辩论,准备投降。马上报就发到重庆来了,所以我们知道得特别早。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忽然那天夜里有人喊:“号外!号外!特大号外!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喽!”我跑到街上,一到街上所有人都到街上了。凡是响的东西全带出来了。鞭炮, 没有鞭炮就用体育老师的口哨。我们家也没有口哨,我妹妹就拿着个脸盆,敲脸盆。我们就跟疯了一样,一宿都没睡。第二天所有人都涌上大街去,就像过年似的,全都是人,中国就胜利了。
那个时候的家跟国是一回事,没有国就没有家,你要有家,就要爱国,就要打出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