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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被全国人民谴责的情况下,受中共唆使进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政府的抗日准备被迫中断,全面抗日提前爆发;另一方面使中共起死回生,获得喘息机会,酿成抗战胜利后的全面叛乱。
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八年直至胜利。
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关键.它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初步形成,预示了团结抗日新局面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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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到底意义如何,是否真的是停止了内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现代大多数人的认识是这样的。它实际上的意义真的有这么大吗?以下是我个人的几点浅见:
1. 没有西安事变,中国是否就不抗日,或者打不了抗战了呢?
实际上,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中日战事几乎每年都在进行,而且在长城、古北口抗战还打出了威名,打出了一个"大刀队"。日军南侵的气焰受到打击,虱伏了好几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按理说抗战力量更强大。但是为什么在西安事变之后才半年多,77事变就爆发,日军就开始全面侵华了呢? 这说明,至少在日军眼里,抗日统一战线并没有那么强大。
2. 西安事变的真正受益人是谁?无疑是共产党。
不少朋友都认为,陕北的红军当时处境并没有那么困难。这是"成王败寇"以后的想当然。
陕北是一块很贫穷的地方,自唐宋开始,它就是完全依赖内地经济保障的边防地带。这块地方一下子要养活这么多军队,其困窘可想而知。
看看后来蒋介石一停止发饷,边区政府立刻陷入经济危机,甚至有饿死人的现象,就不难理解。南泥湾,"359旅好榜样",都是那时候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1935年长征到达陕北,立刻 就开始东征西征。因为不打出去实在没法活。结果,东征没有任何效果,死了刘志丹,撤了回来。西路军则干脆全军覆没,回民马家军的剽悍,是不能轻易视之的,十几年后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都还对他们心有余悸。
就在西安事变之前,蒋调来中央军三十万,准备以河南为基地,最后解决陕北红军。如果没有命运之神的眷顾,中国现在的历史已经改写了。要知道,红军是很厉害,可他们毕竟不是神仙。
江西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一直都说是因为王明左侵路线的结果。但在斯诺的<西行漫记>里,其实已经说的很客观明白。最后一次围剿,是蒋的"步步为营","堡垒封锁"的战略取得了胜利。中央苏区最后黔驴技穷,不得以给挤了出来。那么可以想象一下,在经营了十年的江西,鄂豫皖,都无法立足的红军,在人生地不熟,吃饭都成问题的陕北,如何坚持下去,是很成问题的。
更加严重的是,陕北在地理上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封锁的地方。西路军的下场,实际上就是整个中共可能要面对的结局,他们跑都没地方跑。
当时,只有联蒋抗日是生存下去的唯一机会了。
3. 东北军剿共连战连败。损失了三个师,其中有一个还是精锐。
但是,这并没有让东北军元气大伤,而且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东北军在小张指挥下战斗力之差,打回东北老家只是妄想。
看看东北军早期抗战表现就知道: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一枪不放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日军进犯关内,榆关抗战爆发。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日军再进热河。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蒋对张还是很讲义气的,调他去陕西剿共,是因为觉得那时候红军已经不堪一击,给他个容易的果子吃而已,并不是想利用共产党搞垮东北军,而且一看他失利,立刻调集中央军来帮助战。
4. 至于说到小张想入党,被共产国际拒绝。这种话当八卦听听就好了。且不说张那样的生活作风怎么能真心入党,他真的入了党,他这么大个东北军的摊子叫中共怎么消化得了?
而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唯一的意义,就是救了共产党。这就是为什么快八十年了共产党都对张学良感恩戴德,那真是在千均一发的关头救了我党我军,有再造之功。难怪当时主席一收到西安事变的电报,高兴的一拍桌子跳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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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一带一路"建设对于中国与世界的意义 "一带一路"指的是什么?是怎么提出来的呢?下面是有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意义1500字范文,欢迎参阅。
2013年,中国领导人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倡议,被合称为“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周边外交的大手笔,“一带一路”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反响积极。
两千多年前,亚欧大陆上勤劳勇敢的人民,探索出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通路,后人将其统称为“丝绸之路”。尽管多次经历血与火的洗礼,但驼铃声声,舟楫相望,丝绸之路从未完全中断。尽管古代交通和技术条件远逊于今,但商人、智者、学子、使节排除艰难险阻,跨越万水千山,以极大的毅力和勇气开辟和经营丝绸之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国家有大有小,但都因丝绸之路受益匪浅。进入21世纪,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丝绸之路展现的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更显重要和珍贵。
今天,亚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但同时也面临新老挑战和不进则退的压力。如何巩固亚洲和平发展局面,进一步凝聚亚洲国家共识和力量,实现整体振兴,是亚洲国家的共同课题。“一带一路”倡议在此背景下提出恰逢其时。
亚洲区域合作方兴未艾,有力促进了亚洲的和平发展。但需要看到的是,亚洲区域合作与欧洲和北美相比还有不小差距,特别是亚洲各个次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联系不紧密,对深化区域合作构成不小的阻碍。“一带一路”将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等各次区域连接起来,有利于各区域间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建立和健全亚洲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使泛亚和亚欧区域合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当前,全球贸易、投资格局和资金流向正酝酿深刻变化,亚欧国家都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挖掘域内和本国的内需潜力,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和抗风险能力。“一带一路”建设包含基础设施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有利于改善区域内和各国的营商环境,有利于区域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有利于内陆国家和各国边远地区的开发,有利于各国之间削减贸易投资成本与壁垒。
亚欧大陆各国历史文化宗教不同,发展水平各异,未来发展需要发挥多样化优势,走多样化道路,因此人员沟通、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至关重要。历史上,丝绸之路是国与国、人与人交流的结晶,建设“一带一路”将发掘古代丝绸之路深厚的文明和文化底蕴,加强各国、各领域、各阶层、各宗教信仰的人际交往,发挥人文交流的潜力,进一步扩大各国民间友好的基础。
“一带一路”,涵盖中国中西部和沿海省区市,紧扣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对外开放战略,将助推中国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实现中国与周边、与亚欧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将各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中国的发展,也使中国从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
“一带一路”,新时期中国外交特别是周边外交的亮点。繁荣共进的美好未来,值得本地区乃至世界人民共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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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南京和武汉发动“清共”行动后,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利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指派周恩来为起义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书记。
7月27日,周恩来在南昌召开了有朱德、刘伯承、恽代英、彭湃、叶挺、聂荣臻以及江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重要会议,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参谋团长,周恩来、叶挺、贺龙为委员的参谋团,下设起义军总指挥部,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
8月1日凌晨2时,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指挥各路起义军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3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子弹100万余发,大炮数门,占领了南昌城。当天上午,在南昌举行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央委员宣言》,成立了由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通过了《八一起义宣言》等文件,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和政纲。同时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以贺龙兼代总指挥。因敌以重兵进攻南昌,中共前委决定根据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起义部队于8月3日至6日先后撤离南昌,挥师南下,取道临川、宜黄、广昌,直奔广东潮汕地区。
起义部队在江西瑞金、会昌打垮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堵截,然后经过福建的长汀、上杭和广东的大浦,于9月下旬占领了潮州、汕头,主力部队经揭阳向汤坑西进。10月初,西进部队和留守潮汕的部队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起义部队大部分被打散,一部分突围到了海陆丰,与当地的农民武装会合;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经赣南、粤北转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1月在湘南地方党组织和农民武装的配合下,在宜章举行了“年关起义”。由于遭到优势敌军的“协剿”,起义部队和农民武装撤出湘南,于同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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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历史背景——西安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来陕西,以游山玩水为名,布置大规模的剿共活动,期间张、杨两位将军在洛阳、西安、临潼等地数次劝谏蒋“联共抗日”均遭到拒绝,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许,张、杨带兵对华清池形成包抄之势,酣睡中的蒋介石突闻枪响,仓惶在两名侍卫搀扶下从华清池五间厅后窗逃跑,藏于半山腰一虎斑石东侧石峡洞内,后来被搜山部队发现,扶掖下山,送往西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感到又突然又欣喜,接连召开会议研究。在统一思想后,派周恩来等领导人前往西安谈判,一直坚持和平解决争端。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成为阶下囚的蒋介石看到如内战再起,他难免不死于南京的狂轰滥炸,因而于17日下令何应钦停止对西安的讨伐。事变的成功发动使他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因而派宋氏兄妹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并当面向周恩来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顾祝同进入西安后,未动兵刃,蒋介石又速派张冲赶赴西安,参加和周恩来的谈判。随后,蒋介石一在杭州,二在庐山,最后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西安事变的历史背景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受蒋介石之命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共产党中央红军抵达陕北
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
东北军剿共遭遇失败
1935年9月20日,蒋中正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1935年10月29日,东北军在榆林桥战役中,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109师被歼,师长牛元峰战死,沈克的106师的一个团被歼。1931年,张学良俨然一个东北王,九一八事变后被全国人民称为“不抵抗将军”。在红军西撤的时候,张的部队被调去剿匪,由于任务执行不利张部队的番号被蒋中正撤掉,导致两人之间的嫌隙。
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民众纷纷响应。
中共确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由刘志丹率领的红军表面上进军河北、热河对日军作战,实际却向太原推进的过程中和阎锡山的部队发生冲突。刘志丹战死,红军撤退。
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或西南事变。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6月2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飞行员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并对两广所谓的“北上抗日”说加以抨击。“南天王”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中正表态归顺。
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当时叛逆性最强、实力最大而位居国内半独立的诸省之首——粤桂湘三省伏首听命),使蒋中正声望提高。叛方空军驾驶员与将领的表现,也足使他相信“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乱骂他“亲日卖国”的政敌是不得人心的——显然也使他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正确性,益发坚信不疑。蒋中正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然而也因蒋中正的过分自信,仅带少数文武飞往西安,结果西安事变时所有人都被扣留(因为当时论“造反”实力,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简直无法和两广部队相比)。
因此,史学家唐德刚认为,因为两广事变的危机安然度过,西安事变在1936年的西安“非爆发不可”。
张学良与中共的秘密接触
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同机的还有王以哲、刘鼎。1936年8月,中国共产党决定改‘反蒋抗日’的方针为‘逼蒋抗日’。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
为什么发动西安事变
根据张学良后来自己的说法,其兵谏的最主要原因:
蒋介石坚决拒绝统一战线的提议,继续“先安内后攘外”的路线,继续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而完全不顾当时东北领土的沦陷,而张学良认为应该立刻停止“中国人杀中国人”的政策,枪口应该一致对外。 张学良劝蒋说中共杀不绝,剿不完,蒋回问:为什么?张学良说:“我们没有老百姓支持我们,共产党有老百姓支持,所以你剿不完。”,另外张学良关于共产党万里长征的事情,对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人,(这个部队)谁能带?谁能把部队带成这个样子,都跟你走?人不都带没
了?”,东北军与红军刚一交手,就损失了2个师,2名师长阵亡,这些都足以证明中共领袖的能力,但蒋介石听不进去,蒋坚持认为中共已到强弩之末,而实际上后来旅也有不少历史学家通过资料查证发现,当时的延安并不像蒋介石想象的那么好打;而当时东北军的将士早已厌倦内战,受到学生请愿的激励,爱国主义情绪高涨,更加希望抗日收回东北失地,回归故土,完全没有继续内战的意愿; 当时蒋介石决定武力方式镇压去西安请愿的大学生,张学良为学生求情,但被蒋介石拒绝,蒋介石坚持要用机关枪来镇压请愿学生,蒋介石的这个答复激怒了张学良,为保请愿爱国学生的生命安全,盛怒之下的张学良认为兵谏必须立刻执行。
重获自由以后,张学良曾经表示,当时的东北军已经成为他的包袱,他想要么带着东北军去抗日,回到东北,要么要蒋调他去做别的官职。但蒋却坚决要他剿共。 张学良曾经向周恩来保证,劝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遭到蒋介石拒绝。
中国国民党方面的评价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被全国人民谴责的情况下,受中共唆使进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政府的抗日准备被迫中断,全面抗日提前爆发;另一方面使中共起死回生,获得喘息机会,酿成抗战胜利后的全面叛乱。
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评价
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八年直至胜利。
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的动因与影响再探索
与世纪同龄的张学良,经历了中国近代社会最动荡时期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九?一八”与“双十二”就是其中的两件,它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然而,至今海峡两岸学者对上述事件的认识都有很大差别,尤其在对西安事变的评价上,观点对立,似同水火。大陆学者认为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全国抗战,直至彻底胜利。张、杨乃千古功臣。台湾却有人认为,“西安事变,酿成巨祸”,①使中共坐大,国民党败退台湾。张、杨乃罪人也。笔者仅就上述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
可以说,没有“九?一八”就不会有“双十二”。前者使东北三省沦为殖民地,三千万同胞成为亡国奴;使张学良的东北军成为无家可归的流亡集团。他们昼思夜想的是抗日救国复土还乡。而将介石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主张,最终把张学良逼上“兵谏”之路。后者把张学良最早提出的“拥蒋联共抗日”的主张变为现实。
(一)西安事变的动因
“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痛失东北。继而热河失守,他又难辞其咎。举国上下责骂,张的威信一落千丈。他背着“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跌入政治低谷。蒋介石为缓和舆论压力,准张辞职,代其受过,出洋考察。张学良出国之日,正是国内形势江河日下之时。蒋继续对外妥协,对内全力“剿共”,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各界民众均有亡国无日之感。张下野时,曾借用美国总统林肯的话说蒋:“你可以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②以此表达对下野不服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深信究竟谁是真正的不抵抗者,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
1、“九一八”事变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这是西安事变直接的动因。“在日本炸弹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时候”,③各党各派各界在新的形势下,都遇到了生死存亡的问题,必然改变其原来的政治态度而有新的选择。民族资产阶级也产生了分化。马占山的抗战和福建蔡廷锴反蒋抗日政府的成立就是证明。
“九一八”事变后,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发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进一步推动了工农群众抗日爱国运动的不断高涨。中间势力主张共同救亡的呼声也很突出:“1931年12月9日,由社会各界名流汇集而成的‘国难救济会’,呼吁统一救亡。”次年史黄才、沈钧儒、章士钊等60余人联名致电全国及即将召开的国事会议,提出:“凡民族争存于世,以合作为最重要条件,要求国民政府化除杜绝合作之党治,实行全民宪政,以求国家的统一。”同年大公报社长发起《废止内战运动》,称:“内战不止,一切无从谈起。”所以,西安事变是顺应民意要求的。
2、蒋介石的误国方针是促成西安事变的另一动因。面对“九?一八”事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人民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蒋介石却反其道而行之。为实现其独裁专制,早在1931年7月23日,他在《告全国同胞书一致安内攘外电》中,就提出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谬论。8月22日,蒋在一次讲话中又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做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而不可得。”④这与慈禧的“宁予友邦,勿予家奴”的卖国哲学如出一辙。当日本在东北制造了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阴谋为侵占东三省制造借口,张学良向蒋介石请示机宜时,蒋却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⑤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大开方便之门。
从1930年12月到1933年9月,蒋介石先后动用数百万军队,耗资4亿银元、对中央苏区发动五次“围剿”,红军被迫反击,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领导下,红军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取得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后来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控制了苏区的军政大权,错误估计形势,运用错误的战略战术,致使红军不得不开始南北大转移长征,日本则利用国共两党长期内战之机,扩大对华侵略,先东北,后华北,再江南,这就更加促使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各党各派为寻求统一一抗日之道而奋斗。
3、张学良最早提出的拥蒋联共抗日的主张是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张学良旅欧归来之日,正是蒋介石“剿共”最力之时,也是民族危机严重,人民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浪潮越来越高之时。张学良幻想很快助蒋实现武力统一,以达抗日之目的。这恰恰中了蒋介石既消灭红军又削弱东北军的一箭双雕之计。他在此“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思想活跃而又充满矛盾:一方面鼓吹法西斯主义,拥蒋武力“剿共”,认为这是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良策。但又准备“本着真理正义可以向领袖诤谏,甚至如古人为人臣者之以尸谏,亦所不辞。”⑥一方面不满共产党“破坏秩序,影响抗日”,同时又觉得民间疾苦不加解除,共产党的问题不能根本解决,“即是把红军主力击溃,共产主义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哪个国家没有共产党?”⑦一方面积极参与“剿共”战争,但又觉得不铲除滋生共产党的乱源――帝国主义与土豪劣绅,“剿共”势难进行下去。于是他认为“共也好,不共也好;红也好,白也好,最要紧的是先把国家弄好,使自己的国家能在世界上与各国共存。”“尚有些微血性,知爱国家,并能见及国难严重之人,均应各除私心,决心爱国。凡属中国人,无论其为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即农工民主党),或其他任何党派,果自命为救国者,均应在拯救中国之唯一动机中摈弃一切歧见,联合致,共救危亡。此乃救国之唯途径。若仍萎靡不振,由命听天:内战频仍,政争不息,则中国前途必无希望矣!”⑧可见,张学良在豫鄂皖“剿共”时期,就孕育了拥蒋联共抗日的思想。的确难能可贵。这一呼吁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讲话,立即引起日本人的高度重视,他们早于天津《大公报》八天,将张的这一讲话,译成日文发表,因为任何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都将对日本扩大侵华战争造成障碍。尤其素有国难家仇的张学良的言行,始终为日本所特殊关注可见这讲话的分量。
身为国家军政大员、并兼任豫鄂皖“剿共”副总司令的张学良,正值蒋介石对苏区进行第五“围剿”节节胜利之时,发表上述言论,足见其远见和胆识。当时的中国,主张抗日的大有人在,但未有敢明确提出联共者:有主张既抗日又“剿共”者,还有主张抗日而另起炉灶者。最有军事实力的国共两党则各执一端:“安内攘外、”与“反蒋抗日”。实践证明,拥蒋联共抗日,是唯正确的救亡之路。直到华北事变前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中共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的三个条件下,同意和国民党中愿意抗日的军队、组织订立抗日协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不包括蒋介石);蒋介石在“剿共”的同时进步调整中苏关系,加快与中共的谈判:1936年春,中共与张学良、与杨虎城的谈判,已达成局部停战协定,并形成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体共同逼蒋抗日的局面,等等,表明当时各党各派,主要是国共两党,都在向着共同抗日救国的目标奔跑。而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才把其拥蒋联共抗日的主张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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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和平解决的西安事变,几乎搅动了整个中国,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史上左右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正如郭冠英同志所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制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将以何种脸谱出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
自1927年,蒋介石“厉行清党”,10年间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无法计算。 “九·一八”事变后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亦只存在了三年即被蒋介石“剿灭”。湘江一战,中央红军8万大军损折过半,被迫不得不从南方撤退进行长征以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于甘肃会宁地区,但蒋介石仍穷追死堵,在西北设立了“剿匪”司令部,命张学良为剿匪副司令,对红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疲惫之师”的红军处境异常严峻,幸存下来的三万余红军,既要北上抗日,又要对付国民党的大举反革命“围剿”。正在这种危难关头,“西安事变”发生并得以和平解决,恰恰解除了来自国民党对红军的威胁,从而使共产党获得了喘息、休整的机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与国民党交涉,到1937年9月蒋介石发表谈话“今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其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这无疑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抗日救国的必要。
西安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当时,社会各界人士都把中国共产党看作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络绎不绝地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访问。”,和平谈判代表团的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对于来访的人们”,“宁肯不休息,不吃饭,都要亲切地予以接待,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党的主张,帮他们解除各种忧虑。” “七·七事变”打响了抗日战争的枪声后,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不断地壮大起来。抗战爆发时,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人少、兵少、地盘小,只有4万多军队,一个陕甘宁边区,从在1938~1943年短短的几年里,解放区军队发展到近47万人,民兵200万,游击区和根据地人口约达一亿。常言道:顺流者昌。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了抗日这股洪流昌盛地发展起来的。
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转折点。它促使全国各种势力不得不聚集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各反蒋势力明确表示拥蒋抗日,准备投入抗日第一线。它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西安事变”迫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局出发毅然捐弃前嫌,将原来的抗日策略调整为“联蒋抗日”;并在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之后,又与国民党进行多次秘密谈判,终于促使国民党在“七·七事变”后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使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弃内战的错误政策。西安事变促使了国民党政策的变化,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客观上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剿共内战之举,争取到了蒋介石抗日的承诺,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
2.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已经有了抗日思想的萌芽,“西安事变”起了催化的作用。
1935年“华北事变” 发生,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日本对华的侵略进一步加深,日本问题已成为国民党急需解决的问题。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确认了自1931年以来国难并未解除,而且更加严重的事实。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大会上作关于对外关系的演讲时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与牺牲之关头,即将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这些都可看出,蒋介石已经开始有抗日想法。蒋介石也曾积极采取措施与中国共产党联系,他指出,“在如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1936年爆发了两广事变,蒋介石再次阐述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时表示:“吾人对外惟有以最大容忍与苦心,求全国国民之团结,对外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府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先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蒋介石虽然已经认识到抗日的重要性,但并未完全放弃剿共。仍派张学良、杨虎城围剿红军,张学良、杨虎城在围剿中屡遭失败,而与中共接触,不愿再攻打红军,蒋介石不惜亲自到西安督战,结果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西安兵谏给了蒋介石沉重一击,使他对人心的向背有所领悟。”蒋介石逐步改变了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7年1月,国民党军队停止了“剿共” 行动。2月,蒋介石决定当前“五项方针”:避免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不说排日,而说抗日;加强军队训练,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分别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共同救国;保障言论、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指出对外的方针是:“如超过忍耐之限度,则决然出于抗战”。对内承认“停止内战,和平统一”。这次会议国民党虽然没有放弃“根绝赤祸”的立场,但已发生明显的变化,由“武力剿共”变为“和平统一”,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标志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蒋介石最后在日本的大规模进攻下,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走上了抗日的道路,这对以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3.“西安兵谏”的和平解决使中国革命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历史曲折,打破了蒋介石最后一次大规模“剿共”的军事计划
首先,中国革命力量在革命斗争中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全国红军的总数由长征前夕的20万人下降到7万多人”,此后“西路军又在河西走廊地区损失2万多人”;全国各地原有的十几块根据地,只保住了陕北一块,虽然有所扩大,但范围有限;中共党员的人数大为缩减,党的威信和政治影响还没有足够普及深入到全国。然而在此时,蒋介石还在继续坚持其“援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处心积虑地以优势兵力组织进行又一次大规模的“围剿”,红军和陕北苏区不得不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这使得红军北上抗日救国的发动不可能,还势必被迫接受徒然自损国力的内战。这样一来,中国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场巨大的灾难,中国的革命史将要艰难而又曲折地向前迈进。
其次,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的前四次“围剿”都失败了,但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的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取得了胜利,红军兵力由8万多锐减为3万多,并且自红军长征取得胜利后,所活动的苏区几乎全是穷山僻壤、地瘠人稀、经济落后,难以保证军需民用及兵员补充,蒋介石要剿灭红军是有可能的。再次,蒋介石正式宣布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部”,并派遣张学良的东北军入驻西北,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联合“剿匪”,并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司令,积极酝酿一场新的军事“剿共”计划。蒋介石大有乘胜追击、扫平“赤匪”而后挥戈东指、抗击倭寇之势。
“西安事变”正是在这紧急关头发生并取得了和平解决,假如没有“西安事变”的发生,或假如没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们必然将会看到中国革命力量更加巨大的损失。“西安事变”的突发,把蒋介石的“剿共”计划给打破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取得了和平的解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更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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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但为何以这一天为建军节呢? 当然这是纪念1927年 8月1日在江西南昌发生的起义事件, 从这一天起中国革命就正式走上武装割据的道路, 因此, 八一也就成为了解放军的建军节.
从深一层的角度去看, 八一南昌起义不仅仅是打响了第一枪, 而且还有很多直接影响到中国革命进程的重要因素.
(一) 人才方面
很多人在了解南昌起义时候会关心中国开国将帅中有相当比例的人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 据统计八位元帅, 六名大将曾经直接和间接参与南昌起义. 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南昌起义之后的发展.
南昌起义大部队在转移中被击溃, 朱德和陈毅带领劫后余生的八百壮士辗转作战, 最在井冈山和毛泽东的部队汇合. 而之前毛泽东的秋收起义的总指挥是卢德铭,黄埔二期学生,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率全团未能赶上南昌起义,随后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 邓小平组织领导的百色起义的主要负责人是张云逸, 也和南昌起义有关, 时任第11军25师参谋长.
土地革命时期红军的三大主力的主要领导人都和南昌起义有关. 中央红军就不用说了, 二方面军是贺龙本身就是南昌起义的主角, 四方面军早期领导蔡申熙曾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在鄂豫皖是地位仅次于徐向前的军事将领. 时任第11军第24师参谋长.
在抗日战争中, 新四军军长叶挺也是南昌起义的主角. 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兼政委聂荣臻, 120师师长贺龙, 参谋长周士第, 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 等也是南昌起义的重要参与者. 在解放战争中的四大野战军中同样如此. 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南昌起义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几个重要的军事家, 比如林彪和粟裕也都是南昌起义的参与者.
(二) 战术方面
共产党部队的胜利得益于游击战术, 不论是日后大规模的运动战也脱胎于此. 至于谁发明了游击战术, 很多人都认为是毛泽东主席发明的, 但历史的证据很明显地表示, 游击战之父应该就是红军之父朱德. 而且在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带领的部队就是利用游击战术, 不但保留了南昌起义的火种, 而且还在游击战中不断地扩大. 在之后解放战争中声名鹊起的两名战将, 林彪和粟裕就在朱德领导的队伍中, 不难看出这些将士的指挥艺术源自于朱德的游击战术.
(三) 战略意义
南昌起义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武装割据, 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扩大自身的武装. 南昌起义后建立的各个根据地, 直到解放战争的初期, 基本都是这个路子.
从上面几点可以看到, 南昌起义之所以成为解放军的建军节, 绝不仅仅是南昌起义, 而是由于起义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分水岭. 同时也开启了一段新的传奇。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南京和武汉发动“清共”行动后,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利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指派周恩来为起义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书记。
7月27日,周恩来在南昌召开了有朱德、刘伯承、恽代英、彭湃、叶挺、聂荣臻以及江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重要会议,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参谋团长,周恩来、叶挺、贺龙为委员的参谋团,下设起义军总指挥部,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
8月1日凌晨2时,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指挥各路起义军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3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子弹100万余发,大炮数门,占领了南昌城。当天上午,在南昌举行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央委员宣言》,成立了由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通过了《八一起义宣言》等文件,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和政纲。同时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以贺龙兼代总指挥。因敌以重兵进攻南昌,中共前委决定根据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起义部队于8月3日至6日先后撤离南昌,挥师南下,取道临川、宜黄、广昌,直奔广东潮汕地区。
起义部队在江西瑞金、会昌打垮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堵截,然后经过福建的长汀、上杭和广东的大浦,于9月下旬占领了潮州、汕头,主力部队经揭阳向汤坑西进。10月初,西进部队和留守潮汕的部队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起义部队大部分被打散,一部分突围到了海陆丰,与当地的农民武装会合;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经赣南、粤北转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1月在湘南地方党组织和农民武装的配合下,在宜章举行了“年关起义”。由于遭到优势敌军的“协剿”,起义部队和农民武装撤出湘南,于同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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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现代的社会,绝大部分国家确立了民主政体,使得人民从封建的专制压迫下解放出来。下面是由读文网小编分享的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意义,希望对你有用。
最后,在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曾经实验过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但是,它们最终都失败了。事实证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以人民民主代替了资产阶级民主,以人民共和国代替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28年来的经验时,所指出的:"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这是对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革命斗争经验的深刻总结。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与列宁主义的高度一致
樊小峰、嬴嘉丽在"正确认识中国文化在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一文中认为:"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即在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环节首先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与'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一致性,也正体现于"图难于其易'、'"避实就虚"等原则。因为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指导原则,在本质上都是'图难于其易' 和'避实击虚'的体现"。这就是说"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和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在指导原则上是高度一致的。而从这点上说,"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正是对列宁主义的科学应用。王明左倾主义的"城市中心论"则是在用列宁主义的教条反对列宁主义的本质。
看了“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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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又叫“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的存亡面临新的严重危机。在中国共产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下,以“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为起点,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但蒋介石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围剿”红军。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张杨的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屡受排挤,对此,他们极为不满,尤其是东北军,过去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遭到国人唾弃,后又被命“剿共”蒙受重大损失,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国土。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之后,通过种种渠道,大力开展对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张、杨因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之后,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均被拒绝。蒋蒋介石不仅拒绝了张、杨的要求,而且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使其继续进攻红军,蒋介石盲目的内战更加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督战。
7日,张学良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蒋坚持不改“剿共”政策。9日,张向游行示威的学生表示,一周内用事实答复他们的爱国要求。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在华清池武装扣留了蒋介石,囚禁陈诚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十余人;并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随后,张、杨又采取了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由张、杨担任正副委员长的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解散国民党省党部,成立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等重大军政举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映,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紧张局面中国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首先,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是虎视眈眈盯着中国局势的发展,力图借此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磨刀霍霍乘机大肆侵略中国。第二个集团是以国民党南京政府中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立即调遣军队,竭力策动“讨伐”张、杨,轰炸、进攻西安,扩大内战,汪精卫、何应钦等企图取代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南京政府于16下令讨伐张、杨,任何应钦为讨伐军总司令,汪、何蠢蠢欲动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第三是亲英美派的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希望和平解决事变,同时英美为使其在华利益不受损害,也主张与张、杨妥协,继续保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亲属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则不顾何应钦的反对,并派出代表团赴西安谈判,是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而积极努力。
另外,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出发,应张学良、杨虎城电请,派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调停。中共中央在对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周恩来等于16日到达西安以后,做各方面的工作,提出:只要蒋答应抗日就释放他。并于15、19日通电南京国民党政府,促其接受张、杨主张,和平解决;同时中共中央还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南京方面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谈判。 12月23日,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举行谈判。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边关以东;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吸收抗日分子;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实行合作。如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上述六项,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外。经过以后的几次谈判,南京方面基本同意接受这些主张,于24日达成了以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为基础的协议。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尖锐地指出,目前的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必自速其亡;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停企内战一致抗日,才是惟一的出路。蒋介石表示接受谈判达成的协议,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并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内战”。 25日蒋介石获释,由张学良陪返南京,“西安事变”到此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事变能够和平解决其经过是复杂多变的,推动事变和平解决的思想基础主要是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团结。
首先是张、 杨起的主导作用,张、杨两人发动西安事变不是要杀蒋介石,其目的是“逼蒋抗日”。正如张学良对周恩来说:“这次蒋介石来西安后,逼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去打红军,不捉他就无法改变他的主张。捉了他,可以促其反省,逼其抗日。”“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还拥护他做抗日领袖。”谈判达成口头协议后,张学良召集会议表立即释放蒋介石,他说:“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引自《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龙福元)张、杨是爱国主义者,他们不是爱哪一党哪一个派,他们爱的是国家和民族,任何对国家和民族有益的事,他们都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去做。“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同胞遭蹂躏,他们不忍再看到自己的同胞互相残杀,削弱抗日力量,所以他们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张、杨这种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敢为天下先、勇于自我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内在因素。
西安事变不朽的功绩就在于它扭转了在曲折道路上艰难前进的中国历史。西安事变,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实力派中的一部分人不满南京政府的亲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发动这次事变的动机是要抗日救国。当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之后,电邀中共前去西安共商大计之时,中共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以推动南京政府走上抗日的道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 与此同时,爱国救亡团体和民主进步人士对事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救亡团体发表通电,竭诚拥护张、杨的救国行动和八项主张,呼吁全国人民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宋庆龄提出建议: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下,可以释放蒋介石,并表示愿前往西安斡旋此事。国民党内的冯玉祥、李济深
分别致电张学良、杨虎城和国民党政府,支持张、杨主张,反对武力“讨伐”,力求和平解决。事变后蒋介石有“怒不可遏,闭口不愿发一言”,到被迫口头应允六项条件,以“领袖的人格”担保兑现,客观上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起了配合作用。
总之,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由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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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师个人教学心得(通用5篇)
历史教师个人教学心得要怎么写,才更标准规范?根据多年的文秘写作经验,参考优秀的历史教师个人教学心得样本能让你事半功倍,下面分享【历史教师个人教学心得(通用5篇)】相关方法经验,供你参考借鉴。
历史教师个人教学心得
自从我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我感到非常荣幸。十年来,我始终热爱教育事业,全身心投入,不断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以下是我十年来历史教学的心得体会。
一、注重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
历史是认识和理解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学科,我注重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我常常引导学生通过历史事件、人物和文物,了解历史,认识历史,从而更好地把握现在和未来。
二、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联系
历史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学科,它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我常常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让学生了解历史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从而更好地理解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三、注重学生的自主学习
在教学过程中,我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我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四、注重历史教学的多元化
历史教学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应该是一种多元化的教育方式。我常常通过历史剧表演、历史故事讲述、历史文物展示等方式,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历史,从而提高学生的兴趣和参与度。
五、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
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学习能力和兴趣爱好都不同。我注重了解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让每个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的教学方式下得到发展。
总之,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深知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会继续努力,不断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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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耕教坛强国有我意义心得300字以上(10篇)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意义心得300字以上怎样写?当我们心中积累了不少感想和见解时,有这样的时机,要好好记录下来,这么做能够提升我们的书面表达能力。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躬耕教坛强国有我意义心得300字以上的内容,欢迎阅读借鉴!
作为一名教师,我深知教育对于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的重要性。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塑造人生观、价值观和品格的关键。作为教师,我们要承担起培养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这份责任重大而神圣。
在教育工作中,我们要以高尚的师德引领学生成长,以精湛的业务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我们要不断更新教育观念,关注学生全面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同时,我们还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努力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为学生的成长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环境。
在躬耕教坛的过程中,我们要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担当。我们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方向,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我们要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作为教师,我们要牢记初心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践行“强国有我”的誓言,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幸福安康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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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正确的入党动机,才能积极主动地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进一步坚定入党信念。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端正入党动机的意义范文,欢迎大家阅读。
“动机”是推动人从事某种行为的念头,是人为某一件事不懈追求并为之奋斗的源动力,是人的本质特征的具体表现。受个人认识水平和客观环境的影响,人的动机自古以来就存在“善”和“恶”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出发点。良好的动机会促使人们客观地、科学地对待客观事物,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并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为实现某一目标而奋斗;不良的动机会促使人们片面地、狭隘地对待和思考客观事物,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站在急剧膨胀起来的个人利益的立场上,为实现个人利益而工作和追求。两种不同的思想观念,其结果截然相反。
另外,大学时代是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把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同端正入党动机结合起来,有利于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当代青年具有知识基础扎实、开拓意识强烈等特点和优点,但缺乏艰苦环境的磨练和考验,缺乏对社会实际的了解,尤其对党的光辉历程缺乏实际体验,把对党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就更有难度。而实际生活中,在对待入党的问题上,也存在种种不正确的认识,需要我们认真剖析,正确对待。真正树立起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实际行动端正入党动机。一个人要求入党,应该有坚实的思想基础,明确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懂得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贡献自己的一切。#p#副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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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动机,是一个人要求入党的内在原因和真实目的,是推动其争取入党的精神力量,是一个人政治前进方向的指路标,是发自心底的对党的向往和追求。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端正入党动机讨论报告,欢迎大家阅读。
XXXX年10月27日晚我们小组展开了对怎样端正入党动机的讨论学习。通过这次的讨论学习,我收获了很多东西,也更加明确了端正入党动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明确了以后行动及思想上的行走方向。
讨论课上我们首先讨论了什么是入党动机并最终得到了一个全部组员都认可的定义解释。入党动机就是一个人要求入党的内在原因和真实目的。入党动机有许多种,如功利型的入党动机,虚荣型的入党动机,盲从型的入党动机,成长型的入党动机,情感型的入党动机等等。这些不正确的入党动机是我们初涉政治生活的不成熟性,家长的不正确引导等因素造成的。作为入党积极分子的我们不应该只知道入党动机是什么,更应该明确为了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热爱祖国和人民,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要求入党才是唯一正确的入党动机。
然后,我们讨论并总结了端正入党动机的重要性。入党动机端正,才能保证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符合一个党员的标准。正确的入党动机是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要条件,也只有端正了入党动机,才符合党章规定的入党条件。面对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党的自身建设面临着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只有保证了每个党员拥有一个正确的入党动机,才能在全体党员中形成一股合力,一起克服困难,接受并赢取挑战的胜利。只有端正了入党动机,入党以后才能发挥一个党员应有的作用,从而增强党的战斗力。也正是因为端正入党动机如此重要,我们的党组织把端正入党动机作为对申请入党的同志的最基本要求,把考察要求入党同志入党动机和帮助他们端正入党动机作为保证新党员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措施。
那么,怎样端正入党动机呢?我们小组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
1. 要明确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是为了献身共产主义事业,更好地服务祖国和人民的同志。
2.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许多事实证明:一个对共产主义事业和共产党有了明确、深刻的认识,他的入党动机才会正确。
3. 加强对以党章为主要内容的学习,明确党员的义务与权力,通过学习进一步提高入党积极分子的思想、政治觉悟。
4. 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锻炼,坚持做到“四个统一”: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
5. 通过参加党组织的活动等实践来不断端正入党动机。就如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的那样,人们的正确认识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我们不能只有入党的迫切,还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党的认识,从而进一步端正自己的入党动机。
6. 长期的注意检查自己的入党动机,克服那些不正确的思想,让马克思主义引导我们不断地前进。要明确端正入党动机是一辈子的事,我们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思想上更应该入党,决不能入党后就放宽了对自己的要求。
7. 定期地向党组织上交思想汇报,自觉的接受党组织的监督。
8. 我们要牢记入党誓词,把它们作为我们的思想行动的准则,虽然还不是正式党员,但它是我们的一种精神力量——“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护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员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我们讨论并总结了怎样端正入党动机,那么以后的我一定会把它作为行动思想的指南,争取早日成为党的一份子,成为一个优秀的党员。
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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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章和党规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任何人,不管官多大、资格多老,都要讲纪律守规矩,认真履行好党章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严格遵守党纪党规,落实好“三严三实”要求。以下是关于讲规矩有纪律专题讨论发言稿材料,欢迎借鉴。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政党生存发展的生命线。每一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时刻紧绷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切实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和领导自觉,概括为“四个自觉”。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思想上讲信仰,政治上讲忠诚,组织上讲服从,行动上讲纪律,行为上讲规矩,争当守纪律、讲规矩的表率。
切实增强思想自觉。深刻认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极端重要性。党的以来,多次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问题。他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要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指出:“没有规矩不成其为政党,更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保持党的团结统一。”习在讲话中第一次对党的规矩作了全面阐释,并提出了“五个必须、五个决不允许”的明确要求,进一步拓展了讲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内涵,坚决贯彻落实好中央的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在实践中出实招,见成效。
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深刻认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刚性要求。中国共产党是靠共同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守纪律讲规矩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多次强调指出,讲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只有政治上清醒,才能行动上自觉;只有政治上坚定,才能经得起考验。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对党绝对忠诚,是坚决维护党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刚性要求,是检验和衡量党员干部是否合格的最重要标准。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深水区”,从严治党进入“新阶段”,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面对的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这就更加需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更加需要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只有真正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起来,才能保证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步调,才能保证党的宏伟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践行奋斗目标如期实现。
切实增强行动自觉。深刻认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行为检验。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是抽象的理论,更不是空洞的口号。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落实在一个个具体行动中、一件件具体事情上。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巨大任务和压力,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以严的纪律作保障,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地生根,推进中央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把落实举措项目化、责任化、时限化,从而进一步全面落实好从严治党和作风建设各项要求,把握内情,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在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上作出应有的贡献。
切实增强领导自觉。深刻认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主体责任。严明政治纪律、严守政治规矩,党委负主体责任和领导责任。切实增强领导自觉,关键是要强化引领和指导,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层层打造样板,始终让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执行对准上一级标杆,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和溯源性。特别是各级党组织书记,要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必须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为硬责任,牢牢扛在肩上,握紧抓在手上,时刻放在心上,决不能让责任旁落、疏忽于细微。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展的“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教育活动和当前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以严的标准、严的要求、严的管理、严的查处,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使每位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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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严明的规矩和纪律,中国共产党才能从历史舞台众多的政治力量中脱颖而出,才能作为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亿万人民建立新中国、开创新业绩。下面是小编整理提供的讲规矩有纪律专题讨论发言稿简短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根据我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实施方案和机关党委的统一安排,今天,我们法制研究中心党支部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围绕“讲规矩、有纪律”的主题,集中学习《党章》第七章党的纪律、《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部分内容、《落马官员忏悔录里的畸形人生》。
加强纪律和规矩建设是我们党近百年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历程中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从毛泽东到,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对其在党的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做过深刻的阐述。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党在纪律和规矩建设方面暴露出种种问题,对党的机体的损害、对党的执政地位的侵蚀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新一届党中央狠抓全面从严治党,强化纪律和规矩建设,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就个人而言,一定积极地从思想和行动上遵守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要求,切实增强党的纪律和规矩意识,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我谈谈我的几点体会:一是应该认识到规矩和纪律对于一个政党生存和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不论是一个集体或者是一个政党,规矩和纪律都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也是其区别于其他组织的显著标志。如果一个政党其特有的规矩和纪律不能得到遵守和执行,就意味着褪变甚至是质变;如果一个党员不能在思想上绝对认同,在行动上自觉服从政党的规矩和纪律,就意味着对党的背叛。二是应该正确理解规矩和纪律的具体内容。一个政党的规矩和纪律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而一定是与该政党的性质、宗旨相一致的,一定是其性质和宗旨的具体体现。三是应该全面科学理解党的规矩和纪律。个人理解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禁止性规定,也就是什么事情不能做;另一方面是建议性责任性规定,也就是什么事情该如何做。通常我们谈论最多、强调最多的往往是前者,但从制度设计的初衷和目的而言,应当是后者。任何一个政党不可能为了纪律而强调纪律,而是为了增进政党的团结,凝聚集体的力量,进而为实现政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而严明纪律和规矩。因此,我们每一位党员应当自觉将践行党的宗旨,实现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奋斗目标作为强化规矩和纪律意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这样,规矩和纪律建设工作才不会流于形式,才会成为促进每位党员自觉规范言行,并积极投身到党的事业中去的强大精神动力。个人在这方面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对党的规矩和纪律消极被动地遵守有余,而积极主动地作为不足,缺乏对如何立足本职岗位,在严格遵守党的规矩和纪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深入思考和主动担当。这正是自己在以后的党性锻炼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作为一名渴望加入党组织的新时代年轻人,在学习中,我深刻地认识到,正是有了严明的规矩和纪律,中国共产党才能从历史舞台众多的政治力量中脱颖而出,才能作为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亿万人民建立新中国、开创新业绩。虽然自己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我愿意严格按照党的规矩和纪律要求自己,在“两学一做”活动中深入学习党章党规、习系列重要讲话,强化党的规矩和纪律意识,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做一名政治立场坚定、政治头脑清醒的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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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教学工作总结怎么写?下面是读文网为大家带来的高中历史教学总结范文,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我担任了高三两个文科班的历史教学,并任高三历史备课组组长 ,圆满的完成了教学任务即学校制定的功勋目标 。对本学年的教学做一下总结:
一、落实教学常规,切实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学生学习的主渠道是在课堂上,在课堂上,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因此,课堂教学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学生学习的效率。这学期我在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方面着重抓了以下几个点:
1、 努力钻研教材,认真备好每一节课。
本学期上课时间短,而教学任务重也不算太多。因此,基于这种情况,每次上课前,我都要认真钻研教材,弄清教材的知识重难点,写出较为完整的教学设计,从不上没有教案的课。努力把重点难点讲清楚,让同学们能够自己知道重难点在哪里,再利用中午或晚自习时间完成作业,巩固所学的知识从教学内容的选择到教学的方式选择,无一不经过深思熟虑,有时甚至为了一个课堂的导入花一两个小时去查资料去构思。可以说,课外花在准备教材及钻研题目上的时间远远多于上课的时间,用经常所说的一句话来讲就是“上40分钟的课,通常备课的时间远远超过四个小时”。
正因为如此,我在上课时才能做到不慌不忙,从容应对。
2、努力更新教学观念, 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在课堂上我特别注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加强师生交流,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学得容易,学得愉快;注意精讲多练,在课堂上老师尽量避免满堂灌。给学生消化和接受的时间,让学生动口动手动脑尽量多;同时在每一堂课上都充分考虑每一个层次的学生学习需求和学习能力,让各个层次的学生都得到提高。
3、认真批改作业 :
布置作业做到精选精练。
有针对性,有层次性, 特别注意主观题的训练。每一课结束以后,把课课练落实到位;每一周结束以后,都有一个周周练让同学们巩固所学的知识。同时对学生的作业批改及时、认真,判定等级和批改分数的方法相结合,激发同学们的学习分析并记录学生的作业情况,将他们在作业过程出现的问题作出分类总结,进行透切的评讲, 并针对有关情况及时改进教学方法,做到有的放矢。
4 、做好课后辅导工作,认真落实导师制。对我负责的不同层次的学生,在课后进行相应的辅导,以满足不同层次的学生的需求,避免了一刀切的弊端,同时加大了后进生的辅导力度。对后进生来说,所学的知识还没有完全消化,新知识又接踵而至,往往令他们应接不暇。所以我尽量去了解和鼓励后进生,在课外的时间辅导他们,也取得了一些成效,现在一些学生有问题的时候就过来问我,还取了个意的名字“呼唤老师行动”。
每当看到他们拿着练习什么的来到办公室,我就特别的开心并耐心解答。在我的努力下,一些差生的学习成绩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并对历史渐渐有个浓厚的兴趣,这是最开心最欣慰的事情。
二、努力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增强学生信心。
在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方面,努力抓好学生学习的自觉性。每次我布置好学习任务后,我都要求他们自己独立完成作业,尽量做好自己的练习题目。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学习的习惯。开学初,同学们还没有上高三的紧张气氛,也许是暑假没有规律的学习生活让学生有点心不在焉,教室里有一段时间总静不下来,经过我不懈的努力、反复地强调 ,学生又逐渐学会了静下心来学习,在学习时间保持安静。
虽然有的学生有畏难情绪,觉得历史很难学习,要理解和记忆东西太多,但是我尽量宽慰他们,培养他们的信心,当我看到他们取得成绩时那眉飞色舞的表情,我知道他们又一次战胜了自己,他们的信心又多了一分。
三、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1、 积极参加备课组活动,努力提高教学水平。
作为一个和谐团结的科组,为了能够把科组建设的更好 ,为了能够让新老师更快的成长,我们历史组科组活动比较多。对于每一周一次的集体听课、评课活动,我都一次不落的参加,对于集体备课活动也是积极参与。除此以外,我还尽量多的听备课组其它教师的课,不管是老教师还是新教师的课,只要有时间总会去听一下 。经统计 ,本学期我共听课至少40节 ,备课组活动每周一次。
这些活动让我在上课时不断的提高自我教学水平,同时吸收了一些优秀教师的经验 ,为以后的教学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四、自我反思(不足之处)由于经验不足,在有些时候的教学活动没又能够充分结合学生们的实际情况,所以效果不是很理想,比如说联系的效果,有时候由于自习课时间太短而题量过大,有些学生为了能在下课的时候把作业交上来,就出现了“赶作业”的情况。
所以在下学期的工作中,我们要吸取教训,尽量能够让同学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到针对重难点进行练习。
看过高中历史教学总结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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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章和党规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任何人,不管官多大、资格多老,都要讲纪律守规矩,认真履行好党章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严格遵守党纪党规,落实好“三严三实”要求。以下是关于党课讲规矩有纪律专题讨论发言稿。欢迎借鉴。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政党生存发展的生命线。每一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时刻紧绷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切实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和领导自觉,概括为“四个自觉”。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思想上讲信仰,政治上讲忠诚,组织上讲服从,行动上讲纪律,行为上讲规矩,争当守纪律、讲规矩的表率。
切实增强思想自觉。深刻认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极端重要性。党的以来,多次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问题。他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要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指出:“没有规矩不成其为政党,更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保持党的团结统一。”习在讲话中第一次对党的规矩作了全面阐释,并提出了“五个必须、五个决不允许”的明确要求,进一步拓展了讲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内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深刻认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刚性要求。中国共产党是靠共同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守纪律讲规矩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多次强调指出,讲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只有政治上清醒,才能行动上自觉;只有政治上坚定,才能经得起考验。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对党绝对忠诚,是坚决维护党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刚性要求,是检验和衡量党员干部是否合格的最重要标准。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深水区”,从严治党进入“新阶段”,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面对的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这就更加需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更加需要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只有真正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起来,才能保证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步调,才能保证党的宏伟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践行奋斗目标如期实现。
切实增强行动自觉。深刻认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行为检验。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是抽象的理论,更不是空洞的口号。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落实在一个个具体行动中、一件件具体事情上。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巨大任务和压力,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以严的纪律作保障,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地生根,推进中央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把落实举措项目化、责任化、时限化,从而进一步全面落实好从严治党和作风建设各项要求,把握内情,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在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上作出应有的贡献。
切实增强领导自觉。深刻认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主体责任。严明政治纪律、严守政治规矩,党委负主体责任和领导责任。切实增强领导自觉,关键是要强化引领和指导,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层层打造样板,始终让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执行对准上一级标杆,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和溯源性。特别是各级党组织书记,要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必须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为硬责任,牢牢扛在肩上,握紧抓在手上,时刻放在心上,决不能让责任旁落、疏忽于细微。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展的“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教育活动和当前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以严的标准、严的要求、严的管理、严的查处,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使每位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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