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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是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为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而采取的一次军事行动。1936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对华侵略,中华民族危机加深之际,蒋介石置中华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地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剿共内战。在陕甘一带进剿红军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影响推动下,先后与共产党的红军建立了联系。张、杨两将军曾多次向蒋介石建议,要求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实行联共抗日的方针。而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张、杨的正确建议,加以驳斥和拒绝。蒋介石还委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指挥,调中央军的嫡系部队进至豫陕边境,以压迫张、杨的东北军、十七路军攻打红军。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督战。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向蒋“哭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不仅对张学良严加训斥,拒绝他的请求,而且逼迫张、杨剿共。经过周密计划和充分准备之后,张学良、杨虎城于12月12日晨6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扣留蒋介石;十七路军扣留了在西安城内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邵元冲等国民党军政要员。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等。并且宣布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改组陕西省政府。
事变发生后,南京处于一片混乱之中。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由南京政府下讨伐令,推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17日何应钦派飞机轰炸渭南和三原,并扬言要轰炸西安。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宋氏家族和孔样熙主张营救蒋介石,并派蒋介石的顾问端纳(英籍澳大利亚人,曾作过张学良的顾问)到西安试探虚实。中国共产党得悉西安事变发生后,于19日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对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前途作了科学分析,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并应张、杨两将军的邀请,派出了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的代表团赶赴西安,与张、杨讨论处理西安事变的问题。22日南京政府正式以宋子文、宋美龄等为代表,来西安谈判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张、杨两将军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谈判中又表明了反对内战和寻求和平的诚意,双方于24日达成了协议。其主要内容有: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蒋介石同意上述协议,并表示以个人人格担保,履行上述协议。
事变发生后,由于国内外对西安事变的看法不一,形势发展的趋势一时难以预料,张学良恐日久生变,在与蒋介石代表达成协议后,就决定尽快放蒋回南京。25日下午,张学良对杨虎城作了简单交代,在未与周恩来商量,也未告知其部属的情况下,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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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旧址,包括西安事变期间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住宅止园、张学良公馆;指挥部新城黄楼;以及发生事变和处理事变工作的主要活动场所高桂滋公馆、西京招待所等。下面是读文网为大家带来的西安事变旧址导游词,希望可以让大家喜欢。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括张学良公馆、西安事变指挥部、新城黄楼、止园、高桂滋公馆、西京招待所、华清池五间厅、兵谏亭等8处。张公馆在建国路69号,建于1932年,为东西排列的三座三层砖木结构西式楼房。东楼是机要楼,中楼有客厅、会议室,西楼为张学良的居室。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叶剑英率中共代表团住东楼。
中共代表团与张、杨会谈及与南京政府代表谈判多在中楼。西安事变指挥部位于西安新城陕西省人民政府内的杨虎城公馆,1931年建,砖木结构,宫殿式,具有典型的民族风格。1936年10月8日张、杨在此密谈决定对蒋介石进行兵谏。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来此与杨虎城共商救国大计。新城黄楼与杨虎城公馆相距300米,因墙为黄色得名。止园在北大街青年路,建于1933年 。主楼为传统宫殿式建筑,拱顶、飞檐、碧瓦、朱柱。西安事变前夕,张、杨在此密商发动兵谏。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在止园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高桂滋公馆位于西安市建国路陕西省作家协会院内,建于1933年,1936年12月14日蒋介石迁此,周恩来在此会见蒋介石,初步达成六项协议。
西京招待所在解放路,为随蒋介石来陕的南京政府军政要员的住所,现为省旅游局办事处。华清池五间厅背靠骊山,西安事变发生当天蒋介石由此逃至骊山一巨石缝隙中,后来在巨石附近建亭,先后以"正气亭"、"避难亭"、"捉蒋亭" 、"兵谏亭"为名。1982年在张学良公馆建立西安事变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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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的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促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这就是历史上的“西安事变”也叫“双十二事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分享了西安事变纪念日演讲稿3篇,供大家参考。
历史不是1页书签,历史不是已经成为化石的过去,历史不是时间长河中1段孤立的截取场景;历史是祖先的脚印,历史是1艘摆渡华夏民族的巨船,历史是1个民族曾经的精神符号的记忆,历史是1段段螺旋上升帮助我们民族抵达1个又1个高度的楼梯……
西安事变虽然已经过去70年了,但至今仍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崇高爱国义举,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国家遭受外来侵略、民族濒临危亡面前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精神,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旺盛生命力和强大凝聚力,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民族和睦,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地前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征程上。伟大而欣欣向荣的时代,更加需要伟大而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只有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我们才能实现新世纪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
我们纪念西安事变,就是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热爱祖国的精神。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充分说明,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克服困难、团结奋进的力量源泉,是凝聚中华民族、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越是在困难时刻,越是在危急关头,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就越发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正是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着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坚韧不拔地为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奋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对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困难与挑战,我们要高扬爱国主义旗帜,振奋民族精神,把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有机地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使之成为全民族奋发前进的强大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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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历史背景——西安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来陕西,以游山玩水为名,布置大规模的剿共活动,期间张、杨两位将军在洛阳、西安、临潼等地数次劝谏蒋“联共抗日”均遭到拒绝,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许,张、杨带兵对华清池形成包抄之势,酣睡中的蒋介石突闻枪响,仓惶在两名侍卫搀扶下从华清池五间厅后窗逃跑,藏于半山腰一虎斑石东侧石峡洞内,后来被搜山部队发现,扶掖下山,送往西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感到又突然又欣喜,接连召开会议研究。在统一思想后,派周恩来等领导人前往西安谈判,一直坚持和平解决争端。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成为阶下囚的蒋介石看到如内战再起,他难免不死于南京的狂轰滥炸,因而于17日下令何应钦停止对西安的讨伐。事变的成功发动使他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因而派宋氏兄妹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并当面向周恩来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顾祝同进入西安后,未动兵刃,蒋介石又速派张冲赶赴西安,参加和周恩来的谈判。随后,蒋介石一在杭州,二在庐山,最后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西安事变的历史背景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受蒋介石之命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共产党中央红军抵达陕北
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
东北军剿共遭遇失败
1935年9月20日,蒋中正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1935年10月29日,东北军在榆林桥战役中,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109师被歼,师长牛元峰战死,沈克的106师的一个团被歼。1931年,张学良俨然一个东北王,九一八事变后被全国人民称为“不抵抗将军”。在红军西撤的时候,张的部队被调去剿匪,由于任务执行不利张部队的番号被蒋中正撤掉,导致两人之间的嫌隙。
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民众纷纷响应。
中共确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由刘志丹率领的红军表面上进军河北、热河对日军作战,实际却向太原推进的过程中和阎锡山的部队发生冲突。刘志丹战死,红军撤退。
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或西南事变。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6月2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飞行员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并对两广所谓的“北上抗日”说加以抨击。“南天王”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中正表态归顺。
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当时叛逆性最强、实力最大而位居国内半独立的诸省之首——粤桂湘三省伏首听命),使蒋中正声望提高。叛方空军驾驶员与将领的表现,也足使他相信“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乱骂他“亲日卖国”的政敌是不得人心的——显然也使他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正确性,益发坚信不疑。蒋中正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然而也因蒋中正的过分自信,仅带少数文武飞往西安,结果西安事变时所有人都被扣留(因为当时论“造反”实力,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简直无法和两广部队相比)。
因此,史学家唐德刚认为,因为两广事变的危机安然度过,西安事变在1936年的西安“非爆发不可”。
张学良与中共的秘密接触
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同机的还有王以哲、刘鼎。1936年8月,中国共产党决定改‘反蒋抗日’的方针为‘逼蒋抗日’。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
为什么发动西安事变
根据张学良后来自己的说法,其兵谏的最主要原因:
蒋介石坚决拒绝统一战线的提议,继续“先安内后攘外”的路线,继续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而完全不顾当时东北领土的沦陷,而张学良认为应该立刻停止“中国人杀中国人”的政策,枪口应该一致对外。 张学良劝蒋说中共杀不绝,剿不完,蒋回问:为什么?张学良说:“我们没有老百姓支持我们,共产党有老百姓支持,所以你剿不完。”,另外张学良关于共产党万里长征的事情,对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人,(这个部队)谁能带?谁能把部队带成这个样子,都跟你走?人不都带没
了?”,东北军与红军刚一交手,就损失了2个师,2名师长阵亡,这些都足以证明中共领袖的能力,但蒋介石听不进去,蒋坚持认为中共已到强弩之末,而实际上后来旅也有不少历史学家通过资料查证发现,当时的延安并不像蒋介石想象的那么好打;而当时东北军的将士早已厌倦内战,受到学生请愿的激励,爱国主义情绪高涨,更加希望抗日收回东北失地,回归故土,完全没有继续内战的意愿; 当时蒋介石决定武力方式镇压去西安请愿的大学生,张学良为学生求情,但被蒋介石拒绝,蒋介石坚持要用机关枪来镇压请愿学生,蒋介石的这个答复激怒了张学良,为保请愿爱国学生的生命安全,盛怒之下的张学良认为兵谏必须立刻执行。
重获自由以后,张学良曾经表示,当时的东北军已经成为他的包袱,他想要么带着东北军去抗日,回到东北,要么要蒋调他去做别的官职。但蒋却坚决要他剿共。 张学良曾经向周恩来保证,劝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遭到蒋介石拒绝。
中国国民党方面的评价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被全国人民谴责的情况下,受中共唆使进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政府的抗日准备被迫中断,全面抗日提前爆发;另一方面使中共起死回生,获得喘息机会,酿成抗战胜利后的全面叛乱。
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评价
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八年直至胜利。
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的动因与影响再探索
与世纪同龄的张学良,经历了中国近代社会最动荡时期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九?一八”与“双十二”就是其中的两件,它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然而,至今海峡两岸学者对上述事件的认识都有很大差别,尤其在对西安事变的评价上,观点对立,似同水火。大陆学者认为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全国抗战,直至彻底胜利。张、杨乃千古功臣。台湾却有人认为,“西安事变,酿成巨祸”,①使中共坐大,国民党败退台湾。张、杨乃罪人也。笔者仅就上述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
可以说,没有“九?一八”就不会有“双十二”。前者使东北三省沦为殖民地,三千万同胞成为亡国奴;使张学良的东北军成为无家可归的流亡集团。他们昼思夜想的是抗日救国复土还乡。而将介石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主张,最终把张学良逼上“兵谏”之路。后者把张学良最早提出的“拥蒋联共抗日”的主张变为现实。
(一)西安事变的动因
“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痛失东北。继而热河失守,他又难辞其咎。举国上下责骂,张的威信一落千丈。他背着“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跌入政治低谷。蒋介石为缓和舆论压力,准张辞职,代其受过,出洋考察。张学良出国之日,正是国内形势江河日下之时。蒋继续对外妥协,对内全力“剿共”,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各界民众均有亡国无日之感。张下野时,曾借用美国总统林肯的话说蒋:“你可以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②以此表达对下野不服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深信究竟谁是真正的不抵抗者,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
1、“九一八”事变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这是西安事变直接的动因。“在日本炸弹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时候”,③各党各派各界在新的形势下,都遇到了生死存亡的问题,必然改变其原来的政治态度而有新的选择。民族资产阶级也产生了分化。马占山的抗战和福建蔡廷锴反蒋抗日政府的成立就是证明。
“九一八”事变后,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发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进一步推动了工农群众抗日爱国运动的不断高涨。中间势力主张共同救亡的呼声也很突出:“1931年12月9日,由社会各界名流汇集而成的‘国难救济会’,呼吁统一救亡。”次年史黄才、沈钧儒、章士钊等60余人联名致电全国及即将召开的国事会议,提出:“凡民族争存于世,以合作为最重要条件,要求国民政府化除杜绝合作之党治,实行全民宪政,以求国家的统一。”同年大公报社长发起《废止内战运动》,称:“内战不止,一切无从谈起。”所以,西安事变是顺应民意要求的。
2、蒋介石的误国方针是促成西安事变的另一动因。面对“九?一八”事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人民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蒋介石却反其道而行之。为实现其独裁专制,早在1931年7月23日,他在《告全国同胞书一致安内攘外电》中,就提出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谬论。8月22日,蒋在一次讲话中又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做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而不可得。”④这与慈禧的“宁予友邦,勿予家奴”的卖国哲学如出一辙。当日本在东北制造了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阴谋为侵占东三省制造借口,张学良向蒋介石请示机宜时,蒋却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⑤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大开方便之门。
从1930年12月到1933年9月,蒋介石先后动用数百万军队,耗资4亿银元、对中央苏区发动五次“围剿”,红军被迫反击,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领导下,红军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取得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后来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控制了苏区的军政大权,错误估计形势,运用错误的战略战术,致使红军不得不开始南北大转移长征,日本则利用国共两党长期内战之机,扩大对华侵略,先东北,后华北,再江南,这就更加促使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各党各派为寻求统一一抗日之道而奋斗。
3、张学良最早提出的拥蒋联共抗日的主张是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张学良旅欧归来之日,正是蒋介石“剿共”最力之时,也是民族危机严重,人民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浪潮越来越高之时。张学良幻想很快助蒋实现武力统一,以达抗日之目的。这恰恰中了蒋介石既消灭红军又削弱东北军的一箭双雕之计。他在此“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思想活跃而又充满矛盾:一方面鼓吹法西斯主义,拥蒋武力“剿共”,认为这是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良策。但又准备“本着真理正义可以向领袖诤谏,甚至如古人为人臣者之以尸谏,亦所不辞。”⑥一方面不满共产党“破坏秩序,影响抗日”,同时又觉得民间疾苦不加解除,共产党的问题不能根本解决,“即是把红军主力击溃,共产主义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哪个国家没有共产党?”⑦一方面积极参与“剿共”战争,但又觉得不铲除滋生共产党的乱源――帝国主义与土豪劣绅,“剿共”势难进行下去。于是他认为“共也好,不共也好;红也好,白也好,最要紧的是先把国家弄好,使自己的国家能在世界上与各国共存。”“尚有些微血性,知爱国家,并能见及国难严重之人,均应各除私心,决心爱国。凡属中国人,无论其为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即农工民主党),或其他任何党派,果自命为救国者,均应在拯救中国之唯一动机中摈弃一切歧见,联合致,共救危亡。此乃救国之唯途径。若仍萎靡不振,由命听天:内战频仍,政争不息,则中国前途必无希望矣!”⑧可见,张学良在豫鄂皖“剿共”时期,就孕育了拥蒋联共抗日的思想。的确难能可贵。这一呼吁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讲话,立即引起日本人的高度重视,他们早于天津《大公报》八天,将张的这一讲话,译成日文发表,因为任何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都将对日本扩大侵华战争造成障碍。尤其素有国难家仇的张学良的言行,始终为日本所特殊关注可见这讲话的分量。
身为国家军政大员、并兼任豫鄂皖“剿共”副总司令的张学良,正值蒋介石对苏区进行第五“围剿”节节胜利之时,发表上述言论,足见其远见和胆识。当时的中国,主张抗日的大有人在,但未有敢明确提出联共者:有主张既抗日又“剿共”者,还有主张抗日而另起炉灶者。最有军事实力的国共两党则各执一端:“安内攘外、”与“反蒋抗日”。实践证明,拥蒋联共抗日,是唯正确的救亡之路。直到华北事变前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中共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的三个条件下,同意和国民党中愿意抗日的军队、组织订立抗日协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不包括蒋介石);蒋介石在“剿共”的同时进步调整中苏关系,加快与中共的谈判:1936年春,中共与张学良、与杨虎城的谈判,已达成局部停战协定,并形成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体共同逼蒋抗日的局面,等等,表明当时各党各派,主要是国共两党,都在向着共同抗日救国的目标奔跑。而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才把其拥蒋联共抗日的主张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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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纪念日。“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整理了西安事变演讲稿3篇,希望对你有帮助。
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
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同人类文明的凶残敌人进行的一场殊死搏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意日法西斯势力逐步控制本国政权,他们对内实行残酷镇压人民的反动统治,对外疯狂侵略扩张,在亚洲和欧洲形成了两个战争策源地。他们企图重新瓜分世界,肆无忌惮地在欧洲、亚洲、非洲及太平洋地区发动野蛮的侵略战争,把整个世界拖入了血雨腥风和战火硝烟之中,使许多民族面临着生死威胁,使人类文明面临着严峻挑战。打败法西斯侵略,成为当时拯救人类文明最紧迫的任务。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奋起抵抗,建立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开展了抗击法西斯侵略的英勇斗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从19世纪后半叶起,日本逐渐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发动和参加了一系列侵略战争,其中大多数是侵华战争。日本1874年进犯台湾,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并侵占台湾,19XX年发动日俄战争侵犯中国东北领土和主权,1931年策动九一八事变并占领中国东北三省,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鲸吞中国的野心日益膨胀。以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县城、进攻卢沟桥为标志,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侵略者先后践踏了中国大片土地,侵占了中国大部分重要城市,企图把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
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灾难。在面临亡国灭种威胁的危难关头,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毅然奋起,英勇抵抗。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全民族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反对不抵抗政策。在中国共产党救亡图存、全民抗战的号召下,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为推动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1937年七七事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爆发点,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中国人民同凶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
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奋勇作战。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敌后战场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歼灭大部分伪军,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广大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海外华人,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以各种方式参加和支援祖国人民抗战,不少同胞为国捐躯。在日本侵占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台湾同胞不断进行反抗,共有65万人壮烈牺牲。在空前惨烈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面对敌人的炮火勇往直前,面对死亡的威胁义无反顾,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用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抗战,中国人民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进而发展到战略反攻,终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进程中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宣告了日本侵略者的彻底失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彻底胜利载入了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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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的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促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这就是历史上的“西安事变”也叫“双十二事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整理了西安事变纪念日演讲稿3篇,希望对你有帮助。
明天是12月12日历史上的明天,是值得我们每个中国人纪念的日子。1936年的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促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这就是历史上的“西安事变”也叫“双十二事变”。
78年前的今天,中国古都西安那划破凄冷夜空的枪声,震惊了全世界,也震醒了沉睡中的中国人。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肆意践踏,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杨虎城深感民族危机,决心抗日。
在多次劝谏蒋介石抗日均遭失败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在西安发动兵变,扣留蒋介石,以逼其“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
“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和平解决国共问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抗日战争的巨大转折,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民族大联合的壮阔阵营中,艰苦卓绝、贡献巨大。从此,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割据实现了团结统一,一致抗日。
中国人的万众义勇,砸碎了日本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幻梦,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也为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做出了卓越贡献。
西安事变凸显了中华儿女伟大的精神——她让一个民族汇聚成一股力量。这是一种舍身救国,在民族危难之际力挽狂澜,直起民族脊梁的精神!这是一种忠于民族,忠于人民的赤胆忠诚精神!
中华民族的尊严与自信,因为“西安事变”精神的浇灌,更加浩明于天地,“西安事变”精神永垂不朽!让我们向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诚挚致敬,让我们永远铭记“双十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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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读文网小编分享了国旗下讲话稿:西安事变范文3篇,供大家参考。
老师们、同学们:
上午好!
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纪念日。“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占领了中国东北和华北的土地。中华民族处在危亡的严重关头,蒋介石却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结外。全国人民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1936年春,国民党政府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停止向红军进攻,并多次要求蒋介石联合抗日。蒋介石不但不接受他们的建议,反而调动大批军队政要围攻红军。12月4日,蒋介石带领南京政府的大批军政要员到了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出兵进攻陕北的红军。12月9日那天,西安1万多名学生游行请愿,向蒋介石驻地临潼前进,要求联合抗日。蒋介石布置军队架设机枪拦阻还命令张学良、杨虎城用武力镇压。形势十分严重。张学良赶去劝阻,学生们悲愤地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死,我们前进吧!”张学良深受感动,表示要用实际行动答复他们的抗日要求。
12月12日清晨,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合行动,派东北军冲进临潼华清池的蒋介石驻地,解除了蒋介石卫队的武装。蒋介石从睡梦中惊醒,听到枪声,连衣服也没有穿,就慌忙跳过后墙,躲到了骊山的一块岩石旁。东北军战士冲进蒋介石的卧室,不见蒋介石,只见他的衣帽等都还在,一摸被窝,还是暧暧的,便立即搜山。天亮以后,战士们在山上逮捕了蒋介石。同时二七路军将士也解除了西安城里反动军队的武装,控制了飞机场、火车站、电台等要害部门,跟随蒋介石来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被全部扣留了,当天,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这就是“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主张和平解决。党中央和毛主席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到达西安,与各方面进行协商,周恩来提出: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释放他,以争取一切力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压力,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条件。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这样,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及其团结抗日的斗争,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
国旗下讲话稿:西安事变范文三
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这就是历史上的“西安事变”也叫“双十二事变”。
78年前的今天,中国古都西安那划破凄冷夜空的枪声,震惊了全世界,也震醒了沉睡中的中国人。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肆意践踏,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杨虎城深感民族危机,决心抗日。
在多次劝谏蒋介石抗日均遭失败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在西安发动兵变,扣留蒋介石,以逼其“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
“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和平解决国共问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抗日战争的巨大转折,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民族大联合的壮阔阵营中,艰苦卓绝、贡献巨大。从此,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割据实现了团结统一,一致抗日。
中国人的万众义勇,砸碎了日本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幻梦,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也为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做出了卓越贡献。
西安事变凸显了中华儿女伟大的精神——她让一个民族汇聚成一股力量。这是一种舍身救国,在民族危难之际力挽狂澜,直起民族脊梁的精神!这是一种忠于民族,忠于人民的赤胆忠诚精神!
中华民族的尊严与自信,因为“西安事变”精神的浇灌,更加浩明于天地,“西安事变”精神永垂不朽!让我们向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诚挚致敬,让我们永远铭记“双十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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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指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以下是读文网小编分享了国旗下讲话纪念西安事变:追悼英雄,兴国安邦,供大家参考。
明天是12月12日历史上的明天,是值得我们每个中国人纪念的日子。1936年的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促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这就是历史上的“西安事变”也叫“双十二事变”。
78年前的今天,中国古都西安那划破凄冷夜空的枪声,震惊了全世界,也震醒了沉睡中的中国人。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肆意践踏,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杨虎城深感民族危机,决心抗日。
在多次劝谏蒋介石抗日均遭失败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在西安发动兵变,扣留蒋介石,以逼其“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
“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和平解决国共问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抗日战争的巨大转折,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民族大联合的壮阔阵营中,艰苦卓绝、贡献巨大。从此,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割据实现了团结统一,一致抗日。
中国人的万众义勇,砸碎了日本军国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幻梦,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也为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做出了卓越贡献。
西安事变凸显了中华儿女伟大的精神——她让一个民族汇聚成一股力量。这是一种舍身救国,在民族危难之际力挽狂澜,直起民族脊梁的精神!这是一种忠于民族,忠于人民的赤胆忠诚精神!
中华民族的尊严与自信,因为“西安事变”精神的浇灌,更加浩明于天地,“西安事变”精神永垂不朽!让我们向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诚挚致敬,让我们永远铭记“双十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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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和平解决的西安事变,几乎搅动了整个中国,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史上左右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正如郭冠英同志所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制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将以何种脸谱出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中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其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
自1927年,蒋介石“厉行清党”,10年间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无法计算。 “九·一八”事变后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亦只存在了三年即被蒋介石“剿灭”。湘江一战,中央红军8万大军损折过半,被迫不得不从南方撤退进行长征以完成战略转移的任务。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于甘肃会宁地区,但蒋介石仍穷追死堵,在西北设立了“剿匪”司令部,命张学良为剿匪副司令,对红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疲惫之师”的红军处境异常严峻,幸存下来的三万余红军,既要北上抗日,又要对付国民党的大举反革命“围剿”。正在这种危难关头,“西安事变”发生并得以和平解决,恰恰解除了来自国民党对红军的威胁,从而使共产党获得了喘息、休整的机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与国民党交涉,到1937年9月蒋介石发表谈话“今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其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这无疑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和抗日救国的必要。
西安事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当时,社会各界人士都把中国共产党看作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络绎不绝地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访问。”,和平谈判代表团的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对于来访的人们”,“宁肯不休息,不吃饭,都要亲切地予以接待,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党的主张,帮他们解除各种忧虑。” “七·七事变”打响了抗日战争的枪声后,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不断地壮大起来。抗战爆发时,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人少、兵少、地盘小,只有4万多军队,一个陕甘宁边区,从在1938~1943年短短的几年里,解放区军队发展到近47万人,民兵200万,游击区和根据地人口约达一亿。常言道:顺流者昌。中国共产党正是顺应了抗日这股洪流昌盛地发展起来的。
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转折点。它促使全国各种势力不得不聚集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各反蒋势力明确表示拥蒋抗日,准备投入抗日第一线。它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西安事变”迫使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局出发毅然捐弃前嫌,将原来的抗日策略调整为“联蒋抗日”;并在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之后,又与国民党进行多次秘密谈判,终于促使国民党在“七·七事变”后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使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下,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弃内战的错误政策。西安事变促使了国民党政策的变化,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客观上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剿共内战之举,争取到了蒋介石抗日的承诺,使国共第二次合作得以实现。
2.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已经有了抗日思想的萌芽,“西安事变”起了催化的作用。
1935年“华北事变” 发生,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日本对华的侵略进一步加深,日本问题已成为国民党急需解决的问题。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确认了自1931年以来国难并未解除,而且更加严重的事实。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大会上作关于对外关系的演讲时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与牺牲之关头,即将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这些都可看出,蒋介石已经开始有抗日想法。蒋介石也曾积极采取措施与中国共产党联系,他指出,“在如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1936年爆发了两广事变,蒋介石再次阐述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时表示:“吾人对外惟有以最大容忍与苦心,求全国国民之团结,对外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府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先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蒋介石虽然已经认识到抗日的重要性,但并未完全放弃剿共。仍派张学良、杨虎城围剿红军,张学良、杨虎城在围剿中屡遭失败,而与中共接触,不愿再攻打红军,蒋介石不惜亲自到西安督战,结果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西安兵谏给了蒋介石沉重一击,使他对人心的向背有所领悟。”蒋介石逐步改变了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7年1月,国民党军队停止了“剿共” 行动。2月,蒋介石决定当前“五项方针”:避免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不说排日,而说抗日;加强军队训练,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分别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共同救国;保障言论、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指出对外的方针是:“如超过忍耐之限度,则决然出于抗战”。对内承认“停止内战,和平统一”。这次会议国民党虽然没有放弃“根绝赤祸”的立场,但已发生明显的变化,由“武力剿共”变为“和平统一”,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标志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蒋介石最后在日本的大规模进攻下,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走上了抗日的道路,这对以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3.“西安兵谏”的和平解决使中国革命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历史曲折,打破了蒋介石最后一次大规模“剿共”的军事计划
首先,中国革命力量在革命斗争中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全国红军的总数由长征前夕的20万人下降到7万多人”,此后“西路军又在河西走廊地区损失2万多人”;全国各地原有的十几块根据地,只保住了陕北一块,虽然有所扩大,但范围有限;中共党员的人数大为缩减,党的威信和政治影响还没有足够普及深入到全国。然而在此时,蒋介石还在继续坚持其“援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处心积虑地以优势兵力组织进行又一次大规模的“围剿”,红军和陕北苏区不得不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这使得红军北上抗日救国的发动不可能,还势必被迫接受徒然自损国力的内战。这样一来,中国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场巨大的灾难,中国的革命史将要艰难而又曲折地向前迈进。
其次,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的前四次“围剿”都失败了,但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的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取得了胜利,红军兵力由8万多锐减为3万多,并且自红军长征取得胜利后,所活动的苏区几乎全是穷山僻壤、地瘠人稀、经济落后,难以保证军需民用及兵员补充,蒋介石要剿灭红军是有可能的。再次,蒋介石正式宣布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部”,并派遣张学良的东北军入驻西北,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联合“剿匪”,并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司令,积极酝酿一场新的军事“剿共”计划。蒋介石大有乘胜追击、扫平“赤匪”而后挥戈东指、抗击倭寇之势。
“西安事变”正是在这紧急关头发生并取得了和平解决,假如没有“西安事变”的发生,或假如没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们必然将会看到中国革命力量更加巨大的损失。“西安事变”的突发,把蒋介石的“剿共”计划给打破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取得了和平的解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更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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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们、同学们:
上午好!
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纪念日。“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占领了中国东北和华北的土地。中华民族处在危亡的严重关头,蒋介石却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结外。全国人民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1936年春,国民党政府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停止向红军进攻,并多次要求蒋介石联合抗日。蒋介石不但不接受他们的建议,反而调动大批军队政要围攻红军。12月4日,蒋介石带领南京政府的大批军政要员到了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出兵进攻陕北的红军。12月9日那天,西安1万多名学生游行请愿,向蒋介石驻地临潼前进,要求联合抗日。蒋介石布置军队架设机枪拦阻还命令张学良、杨虎城用武力镇压。形势十分严重。张学良赶去劝阻,学生们悲愤地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死,我们前进吧!”张学良深受感动,表示要用实际行动答复他们的抗日要求。
12月12日清晨,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合行动,派东北军冲进临潼华清池的蒋介石驻地,解除了蒋介石卫队的武装。蒋介石从睡梦中惊醒,听到枪声,连衣服也没有穿,就慌忙跳过后墙,躲到了骊山的一块岩石旁。东北军战士冲进蒋介石的卧室,不见蒋介石,只见他的衣帽等都还在,一摸被窝,还是暧暧的,便立即搜山。天亮以后,战士们在山上逮捕了蒋介石。同时二七路军将士也解除了西安城里反动军队的武装,控制了飞机场、火车站、电台等要害部门,跟随蒋介石来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被全部扣留了,当天,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这就是“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主张和平解决。党中央和毛主席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到达西安,与各方面进行协商,周恩来提出: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释放他,以争取一切力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压力,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条件。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这样,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及其团结抗日的斗争,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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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纪念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建国路69号(原金家巷1号张学良公馆内)。1982年,国务院将这里辟为西安事变旧址,并建立西安事变纪念馆,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下面是读文网带来的西安事变纪念馆的导游词,仅供参考。
西安事变纪念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建国路69号(原金家巷1号张学良公馆内)。1982年,国务院将这里辟为西安事变旧址,并建立西安事变纪念馆,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原张学良公馆建于1932年,为东西排列三座三层砖木结构西式楼房,四周筑砌青砖围墙,大门开在北墙正中。东楼是机关楼,中楼是客厅、会议室,西楼是张学良居室。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逮捕了消极抗日的蒋介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以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亲日派的阴谋,促成国共合作,团结抗日。12月17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同张、杨协商,与蒋介石谈判,迫使他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实现了由内战到抗战的转变,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后,即住在张公馆的东楼,在中楼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并和二人与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等谈判。止园是杨虎城公馆所在地,位于西安市北大街青年路北侧。建于1933年,主楼为传统宫殿式建筑。西安事变前夕,张、杨在这里密商发动兵谏,周恩来也曾亲临止园商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国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的事件。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厌恶内战,力主抗敌,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两军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与共产党及红军发生联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
蒋介石于1936年12月4日飞抵西安,要挟张学良、杨虎城:如不加紧“剿共”,即将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学良、杨虎城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两位爱国将领遂毅然决定实行兵谏。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进抵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的卫队交火。蒋闻枪声,仓皇越后墙逃走,爬上山坡隐蔽,被张学良的卫队搜索发现后捕获。同时杨虎城部下将留居城中的蒋介石高级党、政、军官员陈诚等10余人拘押。张学良、杨虎城于12日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委员长。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8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与日本妥协。英、美帝国主义及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英、美在华利益。宋子文、宋美龄委托英籍顾问端纳飞西安探视情况。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
中共中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恳切会谈,并接见各方人士,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22日,宋子文、宋美龄飞抵西安开始与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代表会谈。24日,达成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权利、联共抗日等项协议。周恩来曾会见蒋介石,蒋表示以人格担保,履行上述协议。25日下午,张学良护送蒋介石飞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实现团结抗日,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全国抗战的伟大转变。但蒋介石后来背信弃义,使张学良遭长期监禁,杨虎城惨遭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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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纪念日。“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占领了中国东北和华北的土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分享了西安事变纪念日国旗下讲话稿:爱国是一种责任,供大家参考。
老师们、同学们:
上午好!
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纪念日。“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占领了中国东北和华北的土地。中华民族处在危亡的严重关头,蒋介石却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结外。全国人民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1936年春,国民党政府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停止向红军进攻,并多次要求蒋介石联合抗日。蒋介石不但不接受他们的建议,反而调动大批军队政要围攻红军。12月4日,蒋介石带领南京政府的大批军政要员到了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出兵进攻陕北的红军。12月9日那天,西安1万多名学生游行请愿,向蒋介石驻地临潼前进,要求联合抗日。蒋介石布置军队架设机枪拦阻还命令张学良、杨虎城用武力镇压。形势十分严重。张学良赶去劝阻,学生们悲愤地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死,我们前进吧!”张学良深受感动,表示要用实际行动答复他们的抗日要求。
12月12日清晨,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合行动,派东北军冲进临潼华清池的蒋介石驻地,解除了蒋介石卫队的武装。蒋介石从睡梦中惊醒,听到枪声,连衣服也没有穿,就慌忙跳过后墙,躲到了骊山的一块岩石旁。东北军战士冲进蒋介石的卧室,不见蒋介石,只见他的衣帽等都还在,一摸被窝,还是暧暧的,便立即搜山。天亮以后,战士们在山上逮捕了蒋介石。同时二七路军将士也解除了西安城里反动军队的武装,控制了飞机场、火车站、电台等要害部门,跟随蒋介石来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被全部扣留了,当天,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这就是“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主张和平解决。党中央和毛主席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到达西安,与各方面进行协商,周恩来提出: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释放他,以争取一切力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压力,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条件。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这样,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及其团结抗日的斗争,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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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张杨两将军发动事变是为了逼蒋抗日。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就建议:“根据我两年来的观察,蒋可能抗日,他错在先安内后攘外,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当张杨起事时明确表示:“捉了(蒋)之后,只要他答应抗战,我们还拥护他作领袖。”但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议论纷纷,统一内部思想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感到又突然又欣喜,接连召开会议研究。在统一思想后,派周恩来等领导人前往西安谈判,一直坚持和平解决争端。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成为阶下囚的蒋介石看到如内战再起,他难免不死于南京的狂轰滥炸,因而于17日下令何应钦停止对西安的讨伐。事变的成功发动使他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因而派宋氏兄妹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并当面向周恩来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顾祝同进入西安后,未动兵刃,蒋介石又速派张冲赶赴西安,参加和周恩来的谈判。随后,蒋介石一在杭州,二在庐山,最后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
重返1936,西安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国西安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是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已有历史定论,西安事变的许多细节也长随张学良将军于地下,但那场惊天事件的所谓“内情”绝不是一个谜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在国际国内各方势力的角逐与博弈中产生。党派、地方势力甚至国际力量都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今天,在西安事变70周年之际,让我们重返1936年的西安,重返那个虎踞龙盘的时代,重温那场改变了中国命运的博弈。
历史不仅是戏剧,更是一面镜子。身处历史的分岔口,每个人都需要作出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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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纪念西安事变,就是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热爱祖国的精神。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充分说明,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克服困难、团结奋进的力量源泉,是凝聚中华民族、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整理了纪念西安事变演讲稿3篇,希望对你有帮助。
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
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同人类文明的凶残敌人进行的一场殊死搏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意日法西斯势力逐步控制本国政权,他们对内实行残酷镇压人民的反动统治,对外疯狂侵略扩张,在亚洲和欧洲形成了两个战争策源地。他们企图重新瓜分世界,肆无忌惮地在欧洲、亚洲、非洲及太平洋地区发动野蛮的侵略战争,把整个世界拖入了血雨腥风和战火硝烟之中,使许多民族面临着生死威胁,使人类文明面临着严峻挑战。打败法西斯侵略,成为当时拯救人类文明最紧迫的任务。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奋起抵抗,建立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开展了抗击法西斯侵略的英勇斗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从19世纪后半叶起,日本逐渐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发动和参加了一系列侵略战争,其中大多数是侵华战争。日本1874年进犯台湾,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并侵占台湾,19XX年发动日俄战争侵犯中国东北领土和主权,1931年策动九一八事变并占领中国东北三省,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鲸吞中国的野心日益膨胀。以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宛平县城、进攻卢沟桥为标志,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侵略者先后践踏了中国大片土地,侵占了中国大部分重要城市,企图把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
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灾难。在面临亡国灭种威胁的危难关头,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毅然奋起,英勇抵抗。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全民族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反对不抵抗政策。在中国共产党救亡图存、全民抗战的号召下,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为推动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1937年七七事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爆发点,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中国人民同凶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
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奋勇作战。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敌后战场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歼灭大部分伪军,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广大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海外华人,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以各种方式参加和支援祖国人民抗战,不少同胞为国捐躯。在日本侵占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台湾同胞不断进行反抗,共有65万人壮烈牺牲。在空前惨烈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面对敌人的炮火勇往直前,面对死亡的威胁义无反顾,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用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抗战,中国人民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进而发展到战略反攻,终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进程中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宣告了日本侵略者的彻底失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彻底胜利载入了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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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是我们不可以忘记的历史。了解西安事变,学习爱国主义精神。下文是观西安事变心得感悟,欢迎阅读!
我用了两天的时间把30多集的电视连续剧《西安事变》给看完了,真是感慨颇多啊!以前在历史书中看到有关西安事变的文字十分有限,而通过这次观看电视剧<西安事变>之后,对西安事变的整个经过有了一个详细,深入的了解。从这次事变中我更加对张学良的深明大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感到钦佩,而对蒋介石的老奸巨滑,言而无信而所不耻。也对爱国将士张学良将军的悲惨遭遇(被幽禁了55年)所同情,这样一名爱国将士竟然遭到如此待遇,真是太不公平了。虽然张学良将士已离我们而去了,但是他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我们永远都怀念这位爱国将士,民族英雄!相信他将名垂青史,千古流芳!
最近这段时间中央八台在热播《西安事变》,最开始看的时候特别不喜欢胡兵演的张学良,他的长相与我心目中张学良的形象相差太远,他不是我以往看到的任何一届“张少帅”那样帅,那样英俊。虽然胡军本人并不太难看,也挺潇洒,但他外形的感觉和味道实在是与张学良的味道相差太远。但随着剧情的深入和转折,我觉得在本剧中胡兵还是把张少帅那种匪气给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昨天看的那三集。胡兵是我看过的,把张学良演得最具匪气的一个。虽然不喜欢胡兵演的张学良,但我还是觉得胡兵演出了张学良的另一面。
在整个连续剧中,我个人认为演得不错的当属杨虎城、毛泽东、周恩来、赵四小姐。
在整情节转化和人物表演中,我觉得杨虎城演得非常不错,他把一个爱国、抗日、联共、一方军阀的特点都表演的很是到位。他抗蒋,不唯蒋是从,就是一方军阀的思想的表露,但他很会为人处事,万事不轻易从口中说出,他比张学良老谋深算多了。但他的本质是好的,他联俄联共抗日,是民族英雄的代表。在整个西安事变中,他的角色是极其重要的。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戏虽然不多,但我觉得他们的对白和演技都非常的精彩,让我不住的喝彩,尤其是毛泽东说的那句:“给我狠狠地打,打出谈判桌上的发言权。”还有昨天那集:苏联报纸上对张、杨行为给予否定,毛和周说的对白及演技,都是非常的精练和精彩的。
此戏中的赵四小姐,让我看到了四小姐聪明、机智、乖巧的一面,戏不多但也讨人喜欢。
我们的蒋夫人虽然对白不错,演技不错,但外形和气质与本人相差甚远,以致感觉略逊一筹了。
当然整部戏里扮演蒋介石的演员表演得也是非常优秀的,他把内心的那种矛盾、武断、自私、自负都刻划得很深刻。
西安事变无论是对于中共还是中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他的历史意义是永远值得世人谨记的。
在看电视时,女儿在边上说着:我要过安稳的生活,我不要死得那么早。(杨虎城养女被害,一直未找寻到时的情景播出时女儿名言)。
老公在边上说: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你想怎么死?
女儿:现在又没有战争。
老公:你和你妈一样,长大就是个叛徒,贪图享受,要过安逸的日子。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
1932年1月18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开始。
1932年3月9日,伪满洲国成立,日本加速肢解中国的步伐。
1933年1月3日,日本军队侵占山海关。
1933年2月21日,十万日伪军进攻热河省,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东北军望风而逃。
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蛮横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横行无阻。而当中国大好山河屡遭肆虐之时,中国的统治者蒋介石却对日本的侵略和分裂中国的企图屡加容忍、妥协,在内战的“舞台”上”大方异彩。
1932年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1933年5月5日,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准备对日交涉停战。 1933年5月31日,签订《塘沽协定》,将华北置于日本的监视之下。 1935年5月,受日本要挟签订《何梅协定》出卖了河北省、察哈尔省的主权。 1935年10月,蒋介石同意了日后成为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行动纲领的“广田三原则”。
1933年7月,蒋介石以“破坏整个国策”的罪名破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首领冯玉祥离开同盟军总部,方振武出国,孙良城解甲归田,而吉鸿昌更是被杀害于天津。
1936年6月1日开始,蒋介石与两广的矛盾险些酿成内战,他无视两广的北上抗日请求,还不断分化、胁迫、收买,使宝贵的抗日浪潮消解于无形,虽然两广的这个“抗日”口号只是借口,但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难能可贵的。
1931年开始,蒋介石就不断督促东北军围剿红军,扩大内战范围和程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蒋介石就不断无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提议,依旧对红军步步紧逼。
一桩桩,一件件,在我看来,中国遭受的灾祸不仅是来自急于扩张的日本侵略者,更多的是来自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及其控制的国民政府。
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职务宣誓会上的训词中公然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 。不可否认,“攘外必先安内”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正确而有效的,不过我认为在20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情形紧迫,日军不断对中国进行蚕食之时,进行对外战争维持中国的存续远比用内战缓慢安定国内形势更为重要。蒋介石为了“安内”而对日本的妥协,使日本的胃口越来越大,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肆无忌惮。在当时来看,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来自日军的进攻、日本的扩张,而不是来自中国国内鲜能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造成重大影响的反对势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其红军。蒋介石不知道也不愿知道中国当时的矛盾已由国内各势力间的政治矛盾转移到中日间的民族矛盾,他只是为了一己私利,只想肃清国内的反对势力,成功地巩固自己对中国的统治、控制。而这,从爱国主义的角度上看,是与之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若不坚定地奉行爱国主义,并把它作为行动的准则,不能在国家危难之时保护主权、领土的完整和人民的安全、权利,他还能称作、还配成为一位国家的统治者、领导人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
爱国主义,是一种对国家、民族的深度信赖与忠诚,是一种对国家的认同感,是一种保留国家存续的强烈意愿,它暗示着个体应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与团体利益之上。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动乱时期中,爱国主义我想就深切地表现在保护祖国不受外敌入侵上,它应该以国家的安全与利益为最根本,旨在维护国家的存在,因此损害国家力量的内战是不被允许的。在被日本大肆侵犯,国家处于生死存亡关头之时,奉行爱国主义,便应该集合国内所有的爱国志士,所有的可以保护国家的力量,进行抵抗和驱逐的战斗,而不应该继续内战,把“攘外”的珍贵力量都无谓地消耗在了内战的无底洞中。这种论调可能有些极端与短视,但当国家不复存在时,再长远的考虑也都只是镜花水月。因此,真正的爱国主义,便是抛却个人利益,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
对蒋介石来说,便是“攘外”大于“安内”。
蒋介石做不到奉行爱国主义,但有更多的国民与将领可以做到。于是,西安事变便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的背景下轰轰烈烈地开始的。
日军侵略我吉林省和黑龙江省,遇到不执行蒋不抵抗命令的东北军将士的顽强抵抗。
日军进攻锦州,戍守的东北军将士坚守不退,直到弹尽粮绝。
日军进犯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十九路军拒绝蒋介石的撤退命令,奋起抗击日寇侵略。
日军进犯长城各口,二十九军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功地收复部分领土。 中国共产党派遣一大批优秀党员进入东北组织抗日游击队,给日本侵略者以直接打击。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南京、天津、汉口、青岛、太原、长沙等地的工人掀起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青年学生更是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急先锋与主力,起了起了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的作用,各地大量的罢课、请愿活动甚至直接参军显示青年们高昂的抗战意愿、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
虽然蒋介石极力组织,但抗日救亡运动还是愈演愈烈,人民大众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不能被阻碍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935年12月9日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及1936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纪念更是成为西安事变的直接导火索,让“逆之者”蒋介石尝到了被囚禁的痛苦和无奈。
一个有血性的国家,一个能长远存续的国家,她的大量的国民必定有着强烈而坚定的爱国主义思想。当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人民的生活不能保证时,爱国主义势必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在无数爱国的人民的支持下。整个国家爱国主义的实现,必定是存在于一个庞大基数上的,有一个庞大的充斥着爱国主义情绪的人群,爱国的思想才会深入到国家的行动上去,而一旦有这个庞大基数的存在,爱国主义便是不可以阻挡的,它就会利用国家的一切力量,不论它们之前是友善还是敌对,去抗击侵略者,维护国家的安全与利益。
西安事变有一种必然性,它无关张学良还是杨虎城还是某个其他的将领,它是因国家、国民的爱国主义而必然也必须发生的,它是当时广阔的被爱国主义思想笼罩的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它是庞大的爱国人群传递爱国主义思潮、进行爱国主义运动的必需结果,它是全民爱国主义的一种深刻而直接的表现。“攘外”在爱国主义的渲染下必然大于“安内”。
因此,我认为爱国主义的存在和实现需要一个庞大的基数,只有大量清醒的爱国人群,统一而激烈的活动才能让爱国主义不会消失、不被篡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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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被全国人民谴责的情况下,受中共唆使进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于1936年年底在西安挟持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政府的抗日准备被迫中断,全面抗日提前爆发;另一方面使中共起死回生,获得喘息机会,酿成抗战胜利后的全面叛乱。
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八年直至胜利。
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关键.它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初步形成,预示了团结抗日新局面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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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到底意义如何,是否真的是停止了内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现代大多数人的认识是这样的。它实际上的意义真的有这么大吗?以下是我个人的几点浅见:
1. 没有西安事变,中国是否就不抗日,或者打不了抗战了呢?
实际上,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中日战事几乎每年都在进行,而且在长城、古北口抗战还打出了威名,打出了一个"大刀队"。日军南侵的气焰受到打击,虱伏了好几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按理说抗战力量更强大。但是为什么在西安事变之后才半年多,77事变就爆发,日军就开始全面侵华了呢? 这说明,至少在日军眼里,抗日统一战线并没有那么强大。
2. 西安事变的真正受益人是谁?无疑是共产党。
不少朋友都认为,陕北的红军当时处境并没有那么困难。这是"成王败寇"以后的想当然。
陕北是一块很贫穷的地方,自唐宋开始,它就是完全依赖内地经济保障的边防地带。这块地方一下子要养活这么多军队,其困窘可想而知。
看看后来蒋介石一停止发饷,边区政府立刻陷入经济危机,甚至有饿死人的现象,就不难理解。南泥湾,"359旅好榜样",都是那时候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1935年长征到达陕北,立刻 就开始东征西征。因为不打出去实在没法活。结果,东征没有任何效果,死了刘志丹,撤了回来。西路军则干脆全军覆没,回民马家军的剽悍,是不能轻易视之的,十几年后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都还对他们心有余悸。
就在西安事变之前,蒋调来中央军三十万,准备以河南为基地,最后解决陕北红军。如果没有命运之神的眷顾,中国现在的历史已经改写了。要知道,红军是很厉害,可他们毕竟不是神仙。
江西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一直都说是因为王明左侵路线的结果。但在斯诺的<西行漫记>里,其实已经说的很客观明白。最后一次围剿,是蒋的"步步为营","堡垒封锁"的战略取得了胜利。中央苏区最后黔驴技穷,不得以给挤了出来。那么可以想象一下,在经营了十年的江西,鄂豫皖,都无法立足的红军,在人生地不熟,吃饭都成问题的陕北,如何坚持下去,是很成问题的。
更加严重的是,陕北在地理上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封锁的地方。西路军的下场,实际上就是整个中共可能要面对的结局,他们跑都没地方跑。
当时,只有联蒋抗日是生存下去的唯一机会了。
3. 东北军剿共连战连败。损失了三个师,其中有一个还是精锐。
但是,这并没有让东北军元气大伤,而且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东北军在小张指挥下战斗力之差,打回东北老家只是妄想。
看看东北军早期抗战表现就知道: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一枪不放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日军进犯关内,榆关抗战爆发。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日军再进热河。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蒋对张还是很讲义气的,调他去陕西剿共,是因为觉得那时候红军已经不堪一击,给他个容易的果子吃而已,并不是想利用共产党搞垮东北军,而且一看他失利,立刻调集中央军来帮助战。
4. 至于说到小张想入党,被共产国际拒绝。这种话当八卦听听就好了。且不说张那样的生活作风怎么能真心入党,他真的入了党,他这么大个东北军的摊子叫中共怎么消化得了?
而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唯一的意义,就是救了共产党。这就是为什么快八十年了共产党都对张学良感恩戴德,那真是在千均一发的关头救了我党我军,有再造之功。难怪当时主席一收到西安事变的电报,高兴的一拍桌子跳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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