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的深圳大讲堂演讲

为什么要建设理性?因为理性有了一部分，还需要逐步的建设。本文是由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提供的白岩松的深圳大讲堂演讲，欢迎阅读：

白岩松的深圳大讲堂演讲

讲什么呢?今年是深圳特区30周年，原来想讲的是“公民”、“幸福”这样的字眼，但是在来的路上觉得深圳在中国人的感觉中是突然间离世界最近的地方，同时也是离中国的未来似乎最近的地方，而深圳也是离从市民到公民走向过程中，在我看来非常近的地方。我们今天就讲“世界、中国和我们自己”。

刚才让我给大讲堂留一个祝福，我就写了一行字“从市民到公民”，30年的深圳一定会有一些困惑，特区向哪儿走呢?特区还特在哪儿呢?是，有很多东西我们已经不特了。从飞机场出来的时候不用再拿着身份证，拿着进特区特别的证，然后在关口的时候被盘问半天了。到了深圳，你会发现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买了，据我所知，最近深圳的人民倒很有热潮的到香港去买东西，甚至连酱油都买，也就是说深圳的食品也让深圳的老百姓会有一些不安全感。从经济发展的道路来看，比深圳能折腾的地方也很多了，因为现在必须拥有更加平等公平的范畴，在各种经济的优惠政策上，有的地方比你更能折腾。中国的三级改革是从以深圳为代表的广东、珠三角，接下来进入90年代以浦东为代表的长三角，到新千年，现在开始拉开的是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代表的环渤海，也许深圳在30年的时候会有一些回头的兴奋和向前走的迷盲，这非常正常。

但是，我在节目里明确的说过，深圳为特区之特，恐怕还有长存的必要。未必还是在经济上如何有突破或探索，未必是到这儿来能买一些原来买不到的东西，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去中英街溜达。但是，在公民社会的建立上，在民主以及政治体制的改革等等很多层面上，在政府和社会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上，深圳依然领先，我期待它有更大的领先中国的地方。也就是说深圳头30年利用特区的地位，几乎完成了在经济层面为中国趟一条血路这样的特区之路，接下来深圳应该非常主动的承担一种为社会改革、为中国下一步那些无法用数字衡量目标的实现去趟出一条血路。因此这两年的时间我因为非常敏感，关注深圳所有和那些数字无法衡量的目标去实现、去突破，比如说公民的问题，比如说深圳的志愿者，也就是深圳人叫的义工的问题，还有政府的举措，哪些是被表扬，哪些是被批评的，然后深圳的老百姓如何扮演公民的角色，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渠道参政议政，并且推动这个社会进步的问题。我觉得深圳人没有必要迷盲，如果要从一个外来人的角度来说，我对深圳对这个方面的“特”还是有相当多期待的，深圳也应该主动的认领这个任务。

白岩松的深圳大讲堂演讲

经济方面如果还指望我们一枝独秀，我在节目中公开说，那将是我们的悲哀。如果深圳依然在经济领域里很多东西都是领先的，从制度层面，到改革层面，到品牌层面等等依然在全国是领先的，其他地方望其项背一路绝尘而去，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太失败了。还好，没这么失败。所以从公民社会的建立来说，深圳大有可为。

这算是一个开场白，也算是一个从这个地方开始会念深圳的“圳”这个字，我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全体中国人民学会念深圳的“圳”，不念“深川”开始的。也算是我寄托了我个人对这30年特区之路，对自己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学会了深圳这个“圳”字的念法的纪念和感谢。当然作为媒体人，在这里更多寄存是期待。30年马上就要结束了，30年有时候连一个逗号都算不上，更不要说句号，顶多在回忆的当中是一些感叹号。很多年前我去袁庚老爷子家里采访他，南面的窗户就是怪石嶙峋的海滩，并不是优美的、沙滩连绵的海滩。但是老爷子非常平静，给我讲很多往事，让我感慨万千，有很多往事，我猜想那是中国权力最大的官不大的人，他的级别没那么高，但是要从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可能权力足够大。之所以能够平静，我觉得在于已经拥有了一种很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虽然还有很多的不如意，这个深圳人自己知道，从蛇口的角度等等，但是毕竟迈出那么大一步。我今年还看了一个写袁庚老人的东西，也很感慨，所以别忘了这30年里过去的人们，甚至是那些犯过错误的人们，一个城市要足够的宽容，不仅仅要感谢那些立过功的人，也要感谢那些曾经想立功，却不幸犯了错误的人，因为特区之特就在于对各种问题的包容，立功者当然应该赢得掌声，而犯错者何尝不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让后人借鉴呢?如果不是他仅仅为了私利而犯错，那是不可饶恕的，那要交由法律决定，但是有很多的错误其实是出于特区之特，出于改革，出于多走两步的用意，那些错误、那些失败也成为后来我们的经验，所以学会感谢他们，不妨邀请现场的各位为过去30年在这块土地上成功过，甚至失败过的人们鼓一次掌，了断这30年。(掌声……)#p#副标题#e#

为什么要讲世界、中国和我们自己?两年前在我的直播节目《新闻1+1》中我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我说60年前的1949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60年前中国结束了挨打的时代。经过32年的改革，中国结束了挨饿的时代。现在，中国正式进入到一个挨骂的时代。我们与世界的关系现在微妙而奇怪，夸张的表扬与夸张的批评迎面而来，最高的礼遇和最恶毒的打击迎面而来，我们可以一方面在媒体的评选上，胡锦涛超过奥巴马成为对全世界影响最大的人，排在第一位，你知道这事儿挺夸张的。另一方面它又会把和平奖给刘晓波，发生在同一年。萨科齐曾经非常不理智、不礼貌，差点葬送了中法之间那么多年所积累下来的友谊，但是这一次胡锦涛去法国访问，萨科齐到机场迎接，然后全程陪同，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你想一个领导人全程陪同(上厕所除外、睡觉除外)，这几乎是一个最高的礼仪，因此全世界很多的媒体也在分析为什么。但是让你感到奇怪的时候，一切都迎面而来。有全程陪同，也有当初差点把中法关系逼到死路去见__等等这样的事情。你会思考哪一张面孔是真的，世界看中国的哪一张面孔是真的。哪一张面孔是世界看中国的面孔?是胡锦涛超过奥巴马成为对世界影响力最高的人?还是诺贝尔和平奖给了刘晓波?是萨科齐的全程陪同?还是当初去见__葬送了中法关系?我们不要只获益一张面孔，如此错综复杂的面孔就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未来10年，甚至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都将面临这样的世界环境。不适应吗?要适应。为什么?不为什么。你在别人的眼睛里还是觉得有一些另类。

突然间在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力和实际权力的俱乐部里闯进了一个礼仪不是那么优雅，穿着打扮在身上混搭，上半身一看世界名牌，下半身一看是秀水买的，拎一个包分不清是A货还是真货，充满着泥沙俱下的活力。缺礼貌、有活力，很多人会不适应。更何况相当多的外国朋友，对世界的了解和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有距离，千万不要认为国外的朋友除了月亮火星没去过其他地方都去过，相当多的美国人一辈子没离开过他那个小镇，你能指望他对中国有一个清晰的判断?1995年的时候我去美国(还好是纽约)，在纽约住宾馆，进了一个打扫卫生的黑人男同胞，非常友善，一边打扫卫生一边指着冰箱，告诉我们说这是冰箱，夏天用来储藏食品，不让食品坏的。给我们介绍完了以后非常友善的问我们：“请问在中国一般用什么方式来储藏食品?”也就是说他天然地会认为中国是没有冰箱的，我在怀疑他一会儿关门出去的时候会想：“这几个中国人为什么没留辫子”。

前几天诺贝尔奖评委会的秘书长在进行演讲的时候回答提问也谈到他对中国不是很了解，不是很了解，你怎么就这么轻率的做出了一个诺贝尔奖的政治决定呢?他也承认这是一个政治决定。不要去想很多人对我们非常了解，更何况相当多的国外的朋友还把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想象成前苏联和现北朝鲜。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在国际论坛和国际媒体的交流中要告诉他们，不要再拿着前苏联和前中国(“”，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全体人民不认识深圳的“圳”字之前的中国)，以及现在的朝鲜去衡量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不懂中国人的智慧，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跟过去已经划清界线了。但是相当多的人不知道。所以我总结归纳，世界上有一部分人喜欢中国。接下来又扩大的比例，会有更多的人喜欢中国人民，但是所有的人都喜欢中国人民币。这就是这个面孔现在如此复杂的最根本的原因。喜欢中国的人相对少，喜欢中国人民的人增多了，但是都喜欢中国人民币。因此不同的利益、不同的事情的面前，它就展现出了不同的面孔。

这时候对中国的考验就变得格外的严峻，比如说关于钓鱼岛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沸沸扬扬，很难。中日两国的历史问题大家都觉得很棘手，可是历史问题相对于领土问题来说还是有斡旋空间的。一到领土问题的时候，没有斡旋空间。就像日本的一个中国教授给我打电话，他忧心忡忡，我跟他说：没办法，领土问题没得谈，领土问题你会退半步吗?谁也不会退。历史问题还可以寻找斡旋空间，所以现在的中日关系就变得非常麻烦。接下来看G20峰会会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解除它。双方政府希望理智，但是很难，中日两国主要的问题在国民感情上，尤其领土问题是一个无法退让的问题，更麻烦。包括中国跟亚洲其他的邻居，随着南海问题的出现，菲律宾、越南等等。更不要说跟中国角力的另一方是美国，很多事情的背后都有美国的引资，昨天奥巴马到印度，印度非常高规格的接待，奥巴马强调：印度是我们进行亚洲关系最重要的基石。为什么奥巴马要到印度?背后当然有冲着中国的很多因素，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最错综复杂的世界局势面前，而且躲无可躲。邓小平在世的时候曾经给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定了一个基调，叫“韬光养晦，不当头”。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对外和面对世界的政策基本上是在韬光养晦不当头这样一个立场上延续下来。但是，当一个国家的GDP成为世界第二，当你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力和其他的权力时，想韬光养晦都很难，一个人绝不是说你想低调就能低调的，树欲静风还不止。因此，这是最难的时候，难就难在欲韬光养晦都不能，你有些事情要承担责任，但又不能承担太多的责任。#p#副标题#e#

中国与世界之间除了我们面对的这种不同的面孔之外，还有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大家要相信一点，在外交另外没有永远的朋友，当然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任何一个国家首先是建立在对本国利益高度的保护和捍卫上发展其他国家的关系，您还觉得国际上有雷锋?不可能。所以在这种前提下，中国就要更智慧。还有一个挑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三年里中国在很多的国际场合面临着相当多的挑战就是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的问题，你希望拥有越来越多的权力，但是别人希望你承担越来越多的义务。所以中国一直强调我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国际上相当多的国家是让你承担发达国家的义务。比如说去年的哥本哈根的气候的峰会上，相当重要的分歧其实就出在中国希望自己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承担发展中国家该承担的义务，但是谈判方就希望你是作为发达国家来承担这个义务，那中国觉得自己扛不起。所以现在在世界上还有相当大的博弈，就是中国的权利与义务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和资格面对的问题，这其实也是一个相当麻烦的事情。你不可能总不去承担义务，只想拥有权力，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切事情就错综复杂地摆放在这里。

另外，中国现在提出了关于软实力的问题，所以我为什么会对深圳接下来寄托希望的很多的东西，在我看来也是软实力的一部分，就是那些无法用数字衡量的很多目标。中国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中国面临一个在国际形象上(我的同行也在做与这个有关的论文，他也在探讨在传媒方面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的问题)第一点，要取决于你拥有了多大的实力，一般情况下成正比，少数国家不成正比。比如说希腊对全世界的影响与它的经济实力就不太成正比，因为它依靠的是强大的文化遗存、文化历史，让世界对它有更大的认同。像希腊这种国家是很少见的，但是大部分国家它的实力跟它的影响力是成正比的，比如说美国制造，日本制造走遍全球，所有的美国制造和日本制造就会带着美国和日本的一切东西进来。我们可能也有宣传部的人在这里，大家会觉得，只有中国才有宣传部，美国没有宣传部，但是美国的宣传工作在我看来做得更猛，尤其体现在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价值观的传递上。美国好莱坞的电影让你以买票的方式最后接受了他的价值观。还有这么玩宣传的吗?你什么时候见过美国的电影不宣传它的主流价值观?但是它以让你买票的方式就宣传了。麦当劳里、肯德基里全是美国文化，这就是它软实力的输出。有人说中国的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日本，我说那是老祖宗。过去这五六十年是日本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女士的衣服、发型，汉语里的很多词汇，“邮局”、“公安”、“派出所”等等这些东西，好像都是从日语里来的。所以，得脸红一下。

这几十年咱们对人类和世界的贡献不多。即使中日之间这几十年也是人家影响你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都是在《阿童木》、《多拉A梦》下长大的，你没有听说过几代日本孩子是在咱们的什么形象影响下长大的，除非你说孙悟空，那是在他们爷爷辈那里的，所以我们要脸红。除了脸红之外我们要做点什么?“中国制造”的产品已经大规模的走向了世界，为你获得夸张的表扬和夸张的骂提供了机会，为什么现在全世界夸张的表扬和夸张的骂你?因为你跟他有实实在在的关系，他躲不开你。什么时候你听到全世界的人都在表扬或者骂马达加斯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没听说过，但是他会夸张地表扬、夸张地骂中国，因为他跟他的关系太近了，他离不开你，拉开窗帘就看见你，走到哪儿都看见你，到处中国化。我到国外，去美国也好、去澳洲也好，挺恐怖的，我一看基本上见外国人比见中国人都难了。在悉尼我进任何一家商店(我英语很烂，我学俄语的)，只要流露出我英语不好，马上会走出一个中文讲得非常流利的人，没有一家店让我失望，到处都是中国人。所以你说他能不非常警觉地看待你吗?过去身边没这样一个人，现在有了，他能不警觉地看你吗?所以很正常。最后反过来逼我们的一种心态，我觉得我们要拖很多的名，我们看待世界要有一种更长远的角度，我们除了要有经济指标的自豪之外，也要给人类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价值贡献、理念贡献和务实地推动。慢慢的是世界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世界，都有。龙永图在1994年曾经教过我一句话，他说：“小白，知道什么叫谈判吗”?“不知道”。“谈判就是双方妥协的艺术。任何指望谈判是单方面获胜的人，那不叫谈判，那叫征服，甚至叫欺凌”。这句话深深地影响了我。我不会再像我年少的时候那么冲动地永远只希望单方面地获胜。因为我们跟人生在谈判，我们跟时间在谈判，我们跟国家在谈判，我们跟世界在谈判。不管跟谁谈判，你不都要明白得双方妥协吗?哪能只别人让步你不让步呢?就像我踢球受伤，后来我发现这就是我跟时间谈判的我的挫折所在。你已经老了，40多岁了，还按自己20多岁不妥协的方式踢球，你不受伤才怪。所以接下来得学会双方妥协。我的这个岁数接受我还在踢球，这个岁数的我得接受我用这个岁数的方式踢球，双方妥协才能和谐。大部分的事情恐怕都如此。我们不能再指望一夜之间的革命，革命不过是喊着革命口号的人用革命的理由去做了一种征服，他没多久就成了下一拨应该被革命的人，历史不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吗?有多少革命者能够自我更新呢?#p#副标题#e#

所以，现在共产党不也从“十五大”、“十六大”(尤其从“十六大”)开始慢慢地从革命党转变到了执政党，其实潜台词里已经放弃了“革命”这个概念。革命党是什么概念?革命党就是率领一拨人修理另一拨人。执政党面对所有的人，甚至是不喜欢我的人也要提供服务(不要为我担心，我是党的十六大的代表)。这是共产党发生的非常深刻的一个变化，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我觉得这是想明白了。不说这个大话，说我们个体同样如此，说中国也同样如此，恐怕中国在跟世界交往的过程中，也是一种谈判，双方妥协的艺术，你也必须要变，世界也要变，这才有一个将来大家和谐相处的根基。就跟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里的核心来自与中国的古文化“君子和而不同”，君子之间相处，能够和睦相处，去各自保持着各自的不同，所以这是中国和谐世界的根基，君子和而不同。反过来的那句话叫“小人同而不和”。小人之间相交往，表面上都一样，其实暗地里互相拆台，绝不和睦。所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以中国提出了和谐世界就是希望这个世界能够像君子之交一样和而不同，这是大根基，还是来自于老祖宗。世界的我就谈了这么长了，看到没给“国家”和“个人”留多长时间。

接下来谈中国。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我现在愿意，而且也应该用“公民”这个词，咱们从寡民，从13亿中的一个数，到老百姓、市民，我觉得一定要走向公民，并不仅仅是天下为公，每一个人天然的就是公民)，你说你能在这个社会上独善其身吗?你的幸福、你的快乐，你所有的事情都跟周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今天心情很好，比如说有一天我心情很好，虽然坐轮椅(受伤最严重的时候)，你预约一个轮椅，已经交了很多钱(我不知道深圳怎么样，在北京的首都机场预约一个轮椅，那么近的路，用一次400块钱，我说这是抢钱。但是你受了伤，没办法你得用)。飞机给你停在不是廊桥的地方，你最后一个走，看着所有的乘客走完了，颤颤巍巍把服务员叫过来：“我怎么下去”?“轮椅在下面”。我说：“我怎么下去”。“我搀着您吧”。“您要能搀的话，我还用叫轮椅”?他不会考虑你任何尊严。就像我刚才过来，这里有一个楼梯，我说将来把它改成坡道。谁说坐轮椅的人里没有可以有资格的人在这里演讲的人?而且在我看来，深圳这样一个城市，本身未来的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一个楼梯变成一个坡道，里头所蕴藏的所有的伟大的和对人尊重的地方。因为我在做亚残会的形象大使，19号我要给邓朴方做残疾人的积善嘉年华活动，这是第6年了。我就说就从我们的用词改起，过去我们叫“残废人”，现在叫“残疾人”，不，将来把他改成“残障人士”。但是光改这个称谓还不行，你还得把我们由“正常人”变成“健全人”，这个平等就慢慢的靠近了，有时候就是一丝一点的。

拿它举例是想说明，中国自身的问题要比面对世界的问题复杂得多。刚才讲世界已经上大家一脑门子的汗了，但是要讲我们自己的问题，八脑门子的汗都装不下。此时此地在中国还有多少强拆的呢?我看到现场有很多的老人，现在这一代的老人有很多的挑战，比如说十年前退休，二十年前退休，工资都各不相同，我估计能到这儿来交流的，可能这方面都还好一点，还有很多的老人一肚子委屈。但是我想说的是，你们这一代老人比我们幸福多了。我都不能想象我们这一代老了的时候又是什么样。那天我看天津的一个老人有四个孩子，三个是女儿，在他养老的时候，有两个女儿被迫退休伺候他，很艰难。可是我做节目的时候，我说首先我看到的他不是艰难，而是羡慕，因为这个老人有4个孩子为他养老，我们将来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比我们小的一代人，几乎没有想过是被孩子养老，都想的是在福利院里打麻将。由打麻将变成斗地主，然后下象棋，最后一个人干点什么，如果剩下那个是你的话。老年的问题将是非常大的挑战，中国现在超过60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13%到14%之间，这个比例很可爱，也就意味着中国起码还有10年的人口红利可吃，因为从人口的比例上还没有完全进入到一个让人恐怖和担心的老龄化的时代。60岁以上占总人口的13%到14%，我告诉你日本是多少，日本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25%，4个人里有一个65岁以上的，日本的男人是全世界平均寿命排第二的，女人是全世界排第一的，在日本随地可见老人，还是岁数挺大的人，60岁左右的基本上是中年人。那天我跟人家聊天，我说首都偌大一个机场，30部轮椅，投诉越来越高，根本不够用，我说你们准备轮椅的时候，脑海中也许只有残障人士这一点，这都不够，更不要想到已经到来的老龄化对轮椅的需求有多大，你老了以后不用轮椅?你善待今天的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这个问题将来又巨大。有很多人说日本从90年代一直到现在的20年是被美国人黑了，日元升值如何如何。日本失去的20年首要的问题是它人口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消费的能力开始减弱，国内的变化能力不强带来的。日本的首席经济学者在给我们做一个很小范围的谈话的时候，首先他讲到的就是人口问题，尤其是老龄化的问题，所以中国一定会到来，不幸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将伴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全面到来，到时候会排山倒海一样压过来。所以现在的老人还是幸福的。#p#副标题#e#

都不谈这些了，那中国现在面临的更多的挑战是什么?我谈到的还仅仅是细节。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就是从由前30年的效率第一现在开始逐步转向为关注效率，关注公平，如何使效率和公平这方面的平衡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不幸的是富士康又出现了一起坠楼身亡的事件。毫无疑问，富士康的这种代工模式是效率的代表，达到了极致，但是之所以从今年开始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媒体高度地关注富士康跳楼的事件，就在于我们现在对效率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看重，我们现在对公平看重。公平里包含了很多，有人权、民主、自由等等因素，因此对这个格外的在意。富士康也没少做工作，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涨工资，他的成本加大了很多，但是现在只是拉长了坠楼的时间，还并没有彻底的根治。我想很长的一段时间想彻底根治，不是说富士康，包括全国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企业里都很难。因为现在的年轻人跟他的父辈是不一样的，80后、90后的这批打工者跟50后、60后的打工者是不一样的。50后、60后的第一批、第二批来到深圳的打工者上来就做好了吃一切苦的准备，他的所有目标是为了家庭生活的改善，不是为他自己，因此他能忍一切不能忍之忍。所以，很少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还有一点是那个时候城乡之间的反差更大一点，因此他有的时候感受的反而还不错，一是能吃所有不能吃的苦，能忍所有不能忍的忍，同时在这种巨大的城乡反差面前还有点小小的幸福，因此还相对稳定，出的问题少。但是现在80后、90后的这批外出的打工者，他不再是为了改变家庭的命运，而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比例越升越高。一旦他的出发点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他大部分又是初中毕业，还有相当多的是高中毕业，文化素养很高，兜里有手机、MP4，经常上网吧玩电脑，这样一批人的心理需求跟他的父辈是不一样的，对公平的渴望更强。他的父母那时候见到城里人开车，或者说在豪华的宾馆饭店里消费，他觉得天经地义，很正常，这也是他能忍一切不能忍之忍的重要所在，但是80后、90后的这批打工者，看到不公平，他就会不舒服，就会反馈给自己形成一种很大的压力和刺激，心理方面的问题已经成了全社会的问题。所以，接二连三出现这样的问题，不幸的是富士康是最大的，因此它就成了矛头所在，其实有很多不如它大的同样有这样的问题。

中国现在面临的相当大的挑战就是效率和公平重新的博弈。中国最早的时候要快，经济发展要快，后来改成了“又快又好”，再然后变成了“又好又快”。可别小瞧这一倒腾，什么叫“又好又快”?“快”集中代表的是对效率的追求，“好”集中代表的是对效率追求的时候要适当向公平倾斜。我们现在所有的博弈都在这儿，你说强拆，强拆背后是什么?10年之前没有人议论强拆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没有《物权法》，还在于那时候的效率低，城市要快速的发展，人们生活要快速的改善，基础设施要快速的增加，因此强拆司空见惯。现在不行，公权利与私权利之间的博弈，不能因为他仅仅是一个人，私权利就可以覆盖他，这是中国现在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包括贫富的差距不也是隐藏在效率和公平的过程中吗?有很多人说我在这个时代里该怎么做一个干部?你先仔细看看“十七大”报告。中国是一个非常讲究政治学习的地方，各个单位都学过十七大报告，但是真正看过“十七大”报告的有几个?包括再在台上给你们讲“十七大”报告的人他看过吗?或者说他看懂了吗?我屡屡的在外头悄悄的试，都证实了我的看法，相当多的人是没有看过“十七大”报告的，甚至他曾经坐在这儿给大家讲“十七大”报告。“十七大”报告非常好看，如果你看懂了的话，如果你真打算这么干的话。

“十七大”报告有两个“民”，第一个“民”被媒体玩命的放大——“民生”，第二个“民”——“民主”，媒体躲了，一是没看着，而是不懂，三是不敢。其实你要看准了就没什么，“十七大”的闭幕式，也就是、委员长、他们9个人出来之前，我在直播，由于他们出来晚了，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一直在跟党校的副校长在谈民主，很多人觉得：岩松你胆够大的，你在这时候居然敢大谈民主。我说：不是我谈民主，“十七大”报告里有一半是谈民主。“十七大”报告里明确的谈到了“民主是社会的生命”，而且公民的有序参与，包括最后一章里关于党建的部分，很多的在我看来都是程序、时间表、做法都谈得很明确，比如说“领导干部是由上级党委和群众推荐相结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懂行的人应该能读出是什么意思，过去的领导就是上级任命，将来是上级党委推荐和群众推荐相结合，包括实行票决制，这是什么意思?当然这还不是最关键的，首先大的根基是两个“民”。

老百姓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很多人觉得是2008年才提出来的，是在改革开放30年的讲话中提出的，错，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有，这不说了，我说“十七大”报告的前半截。“十七大”报告前半截里有一个对当代中国很多事情判断的精确的表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弄明白这个词。“十七大”报告里面有一个司空见惯的词叫“统筹兼顾”，什么叫统筹兼顾，所有会做官的人，或者会观察这个社会的人就应该明白，“十七大”报告里用“统筹兼顾”这四个字已经准确的告诉你该怎么干，统筹兼顾就是让你走平衡木，光快还不行，光效率不行，要公平，一切都要有分寸和平衡感，这是这个时代中国的特质，“统筹兼顾”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词，但是让大家忽略了这时候对当下中国一些事情的判断，所以很多事情是过犹不及，这是一个需要平衡的时代。也许再过几年我们要开始玩命的谈公平，对效率不是那么在意了。但是此时此刻还不能仅为公平而牺牲效率，但是也不能再为了追求效率而不顾公平，这是这个时代的特质。有很多东西都是，环保、收入、成本。比如说从《劳动法》出来到现在，社会上的议论是很多的，有很多人认为《劳动法》出早了，我们还没有到一个可以全面地让《劳动法》得以实施，最后它会把中国改革的速度拖下来。#p#副标题#e#

我曾经举了一个例子，我说中国现在必须寻找一种平衡，中国就像一辆自行车，只要骑着它就不倒，只要动、不断地骑，它就不倒，只要一停下来就倒。所以中国现在所有的问题必须掌握一种动态平衡，在向前走的过程中解决。骑自行车不意味着不晃悠，但是只要在骑的时候，怎么晃悠都能找到平衡，因为你随时在进行调整。但是一停下来就倒了，中国就是这辆自行车。在目前的中国有无数的问题困扰着我们，贫富差距、接下来大家期待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公民社会的建立、声音的重要等等。昨天我还在跟《南方周末》的人聊互联网的问题，我说先不要说互联网对媒体其他方面的影响，首先互联网已经开始熏中国人的民主味就很值得人尊敬，互联网当然有天使和魔鬼的一面，比如说在互联网上我“被自杀”过，“被挂职”过，但是我不能因为这一面而抹煞他的天使的面，而要放大天使的这一面，很多人在网上熏民主的氛围，你要接受那些你不喜欢的声音和你喜欢的声音同时存在，你要接受一个事情出来了，四面八方各种各样的声音对它的议论，有道理的、没道理的。请注意，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接受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要接受那些看似没有道理的声音。只有没有道理的声音也能存在的社会，那些真理才能够真正地存在。任何一个社会妄图扼杀所有没有道理的声音，最后的结果一定是真理被扼杀了。所以，互联网就在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非常有价值。让我们学会民主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我不同意你说话的内容，但是我要维护你说话的权利。

最后谈我们自己，世界很大，中国也不小，最后发现我们离世界很近，离中国期待的目标还有距离，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中国人离自己是最远的，比我们离世界还远。我发现中国人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我要”，然后你问他到底要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我很奇怪，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中年人恐怕不如老年人更有幸福感，人生的幸福指数是一个V字型，最惨的时候在中年，那就是没想明白，或者是中年危机的时候。我有很多的观察细节都会让你感慨万千。曾经有外国人这样评价，中国让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红绿灯一点用都没有，这还不说，接下来他是发自内心的夸你，“但是我反而因此更佩服中国人，从来不出事”。中国是一个乱中有大智的民族，咱们擅长在混乱当中建立一种安全，真很少有人出事，不比那些遵守秩序的国家的出事率高太多，这是中国人的本事。但是有的时候我在红灯那儿经常见到让你感慨万千的是什么呢?车水马龙，好多人非得冲过去，“急，老板等着开会”等等，冲过去，制造了无数的危险冲过去了，冲过去之后乐呵呵的在对面一站，扭头等自己的同伴，感情他没事。我在北京开车，比如说开在三环的最里道，然后就见旁边有一车跟疯狂老鼠似的，来回钻，一会儿一个急刹车，弄得周围非常不安全，10多公里以后，发现他还在我身边。大家之所以乐，是因为都见过这样的景象，这样的情形多了之后我们要思考，中国人怎么了?穷怕了，人太多得抢，先占到手里再说，这就是一种苦难的遗传。过去10个人当中只有3个馒头，中国人能干的事就是先把馒头抢到手里，然后再决定我是饿还是不饿。所以当这个苦难已经成为一种背景，已经消逝了很久的时候，这种遗传依然还再，抢。那么你指望什么?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指望的。比如说岁数稍微大一点的人都讲过孔融让梨，现在我觉得孔融让梨应该不讲了，我发现现在新的像我孩子这一代的孩子手松着呢，“来，把这个苹果给奶奶吃”。他马上递过来了。“把这个梨给爷爷吃”。也马上递过来了。为什么?转身还有。当转身还有的时候，孔融让梨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讲孔融让梨这个故事的历史背景已经消失了，绝大部分的孩子之所以不用再讲这个故事，手都很松。我们那时候才面临这个抉择，就一个苹果，放到你手里了，但是你妈说给你哥切一半，这才面临孔融让梨的问题，现在不会了。所以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以后，他不那么抢，不那么挤，但是也不一定，有很多东西遗传。就像我看到现在的80后、90后的文笔中看到了曾经爷爷奶奶的“”腔，长江后浪不总是推前浪，前浪也不总是被拍死在沙滩上，所以历史有时候在曲折中前进，不要认为新的一代人永远上一代更优秀，不一定，更何况人的进化是非常慢的。别的我不关心，我现在只关心中国人到底要什么，我们该要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所有追求的都是那些可以用数字衡量的目标，GDP翻两番、小康等等，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数字衡量。我们接下来要追求的是那些无法用数字衡量的东西，比如说今年温家宝把“尊严”二字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请问尊严该用百分之几来衡量?尊严是什么?他念完以后，当天晚上我做《新闻1+1》的时候就说，有尊严这个目标比成为世界第一还难。还有幸福、民主、自由等等，怎么用数字来衡量呢?没法用数字衡量。现在还不能放弃对可衡量目标的追求，如果没有GDP的增长，中国这么一个复杂的国度，如果“自行车”不能保持一定的速度，停下立即就倒了，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我们逐渐的追求那些无法用数字衡量的目标靠近，但是我们反过来问，个体到底要什么?什么到底是最重要的?有时候我看到身边的人每天玩命的赚钱，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他十几年有过花钱的时间?这时候我很困惑，钱挣下来了，从来没花过，那钱根本不是你的，只有花出去的钱才是你的。还有很多的人非常的声名显赫，可是你感觉到他已经非常的可怜，因为他已经不是为自己工作，他在为别人打工，我们说得好听点是为社会打工，但是有的人不仅仅是为社会打工，为周围所有的人打工。一个老板的收入超过几千万，你认为他还是为自己打工吗?已经开始变了。就像我当时看一篇文章，写温州的王均瑶，那么大的富豪，生命最后的几年有一半的饭是吃方便面，当然这是你非常值得尊敬的地方，可是另一方面你也会想，我们一定有哪些地方出问题了，我们该要什么。就像前几天做减肥药的节目时，我看到美国的一个学者和医学专家说的话：减肥，追求的是要活着健康，可别忘了“活”在“健康”的前面。就跟“温饱”，“温”在“饱”的前面。深圳人不会体会的，在北方，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保持在一定的温度之内，可比让人吃饱还重要。美国的医学专家就说减肥不可过度，因为活的健康，前提是“活”，我们现在很多真正玩命减肥的人都是那些真正不需要减肥的人，真正需要减肥的人现在一般玩命减肥的人很少，这就是肥胖作为一种疾病已经被女性给时尚化了，一时尚化了之后就会把减肥药原本作为一个处方药给当成保健品吃，所以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陷阱，哪里有热潮，哪里就有危险，所以女同胞和孩子的钱是最好挣的，但是在好挣的过程中就有很多的问题，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也走偏了?#p#副标题#e#

去年的时候有一篇杂志约我写一篇文章叫《底线》，当时我在文章中就写的这样一句话“捍卫底线”，我们已经没有底线了，谈何捍卫?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就是中国人逐渐丧失底线的历程。我们的奶粉里可以有三聚氰胺，我们的宝马车可以把一个孩子来回压四回，我们没有畏惧，所以底线就不断地被突破了。我为什么40岁的时候给自己12个字——“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为什么叫捍卫常识呢?因为常识就在这儿，需要你捍卫，1+1=2，我们的栏目就叫“新闻1+1”。1+1=2，很简单，在座的人都知道。不一定，稍微有一定的利益的变化，说你只要说1+1=3就会得到什么，就会有相当的人脸不红，心不快跳的说1+1就是等于3。过去我们很多情况下不说常识，不说真话，是因为畏惧“”那个荒.唐的年代，现在我们是为了利益，满大街的伪常识。就说健康领域里，我的媒体同行就会公然的给伪常识提供方便。有一次我是真急了，台湾来的某人讲“无毒一身轻”，他说中国人吃的东西都不能吃，只能吃他说的红薯。我说这事一看就不靠谱，我找卫生部的新闻发言人毛全安，我说这你还不管?赶紧让专家出来以正视听，这是常识。后来他们也找了，但是找了专家之后，我发现常识经常在一段时间之内干不过伪常识，伪常识会包装、会宣传，他依然畅通无阻，又从湖南到北京，没隔多久，台湾的司法机构把这哥们抓回去判了。当然我们自身也有责任，不要指望天上掉馅饼，天上掉的一定是铁饼，从秦始皇开始就寻找长寿仙丹，谁找到过?凭什么你认为你喝一点红茶菌，你就找到了秦始皇都没有找到的东西?还是回到常识，管住你的嘴、多动腿，心情舒畅，睡觉是最好的补药。“管住嘴”，现在中国人相当多的疾病是由于管不住嘴造成的，我问在座的各位，你们有多久没有真正的饿过?只要很久没有真正的饿过了，说明你上一顿都吃多了，因为胃比你反映慢，等你嘴上觉得饱的时候已经120%了，检验自己每顿吃得对不对，是以下一顿吃饭之前半小时到一小时你饿了就对了。只要下一顿吃饭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饿了，你上一顿就吃对了，你来进行微调。接下来是多动腿。现在中国人懒了，为什么街上堵得一塌糊涂?因为走路的人越来越少。当然，中国的城市建设非常糟糕，中国的城市已经越来越不适合人走路了，人们说散步对身体最好，你到长安街给我散散步?恐怖片。当然在上海这样的地方还留了很多可以让人散步的街。马路需要的是人行道与人行道之间的距离不是那么远才舒服。像我们走深南大道，你散步去?你从这头走到那头试试。当然深圳还有一些散步的地方，我觉得最大的不当就是北京。人只能骂自己生活的那个城市，千万别得罪别人生活的那个城市。我说要捍卫常识很难，因为现在利益决定了伪常识满天飞。

为什么要建设理性?因为理性有了一部分，还需要逐步的建设。但是为什么要寻找信仰?因为信仰都没有。大家有时候一谈信仰就谈宗教，不对，中国人过去跟宗教的关系叫临时抱佛脚，有求了许愿，所以中国人发明了一个还愿(那位阿姨的眼睛立即就亮了，刚才还困的，现在不困这都是在庙里许过愿的，没准也还过愿)。儿媳妇结婚好几年了没孩子，到观音那里交点钱。所以许纪霖教授前不久在上海的《解放日报》上登了一个，中国人跟宗教的关系是互惠互利。北京每到四五月份的时候，卧佛寺的香火都火透了，大学生都到卧佛寺去烧香，为什么?卧佛寺的发音跟Office差不多，希望能找一个去公司的工作。中国人的宗教观就是临时抱佛脚，所以中国人才绝，道观里分得非常细，财神爷的地方在这里烧香，这一块是药王殿，你有求什么都有各自的地方，就相当于财政局、审计署。所以甭认为中国是有一个长久宗教信仰的国度，中国的信仰长久以来的是儒释道的一种杂糅，是唐诗、宋词，是爷爷奶奶讲给你的故事，是别人约束你的眼光所形成的约定俗成的东西，比如说什么都不能太过分、适可而，然后要尊重自然、尊老爱幼，这是根深蒂固的东西。但是从五四运动到“”全都毁掉了，毁完以后一片空白，接下来是改革开放，欲望扑面而来，奔腾在没有信仰的中国人中，最后底线层层下降，最后你不幸福，我不幸福，大家都不幸福，什么都有，除了幸福之外。我们要重心寻找信仰，这个信仰恐怕还不是回到宗教的系统中，而是要回到中国人信奉的东西。我为什么说信仰重要?信仰中有敬畏。“敬”就是意味着你知道什么是好的，你要按照好的来，“畏”是你知道什么是差的，会有一个底线，这时候人生和社会的允许幅度就在一定的限定内。不会像现在恶到宝马车压孩子四回，好到郭明义那种。但郭明义在几十年前可能也正常，现在就不正常，因为不正常，所以成劳模了，因为没几个人这样。所以我们怎么了?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出发的时候就是为了去人民币里找信仰吗?去权力里找信仰吗?不是，我们是为了幸福出发的，我们是为了让自己开心，为了让自己的人生有价值，是为了让自己的人生获得那些没法用数字衡量的东西，包括尊严等等而出发的吧。但是为什么走着走着就走偏了呢?所谓异化。我这个年岁的人在80年代的时候都知道异化这个词的含义，我觉得现在的中国人就异化了，我们原本是一路奔幸福而去的，结果现在为GDP而去了，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即将会面临一个折返点。我们要走到这个折返点了。有些东西继续向前，而有些东西继续向回转。#p#副标题#e#

我的家乡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草原，在我年少的时候，到北京来上学，然后就天天感慨着北京的楼之高、道之宽、车之好，总是非常不好意思和很自卑地回望自己的家乡小城。但是当我人过40的时候，每当我在家乡的时候都怜悯的看着北京。我说历史和时代一定有一天还是会走到像呼伦贝尔这样的地方拯救北京、上海的地步。曾经有人问我：家乡是什么?我说家乡就是那个年少的时候天天想离开，而现在天天想回去的地方，因为那儿才能安抚你的内心。30多年的改革，中国人已经没有故乡跟故居了。中国一个又一个的父亲会领着孩子走到广场上说：这是你爸曾经住过的地方。后来你才明白中国为什么叫“China”，30多年就是“拆了”，把我们的故乡和故居都拆掉了，这还不算完，最重要的是拆掉了你内心的安宁之乡，所以一定会回来，我们就在这个折返点上。像深圳一个小雨的周末，一个市民的讲堂，一个不会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的地方，不像家乐福今天优惠。但是依然来了这么多人，尤其是那些站着的朋友，一定是你内心有另外的需求，从不悲观，对未来中国的前景从不悲观。就像那天我跟北京的交管局的人说，现在有很多人很沮丧，开车的时候看到有很多加塞的。我说对那些加塞的人从来都感到很沮丧，但是我发现了一个现象，排队的车越来越长。你们稍微细心一点就可以看到，依然有加塞的，但是排队的车越来越长。最早的时候是所有的车都卡在那儿，现在排队的车很长，在漫长的排队的车里面偶尔有加塞的，在进步。所以，所有的周末的时间来到现场听，今天听白岩松，下午可能听戏曲，然后下周可能听其他什么的，都是带着某种或被点破，或没被点破的超越物质期待而来的人，这就是这个城市的方向，所以完全没必要悲观。

我能讲的就到此为止。(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