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营销传播案例【汇总三篇】
市场是企业的方向，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做全国性市场，一定要先做一个试销市场，要一点点来，快不得;做成了，真到做全国市场时，要快半步，慢不得!那么下面是读文网小编整理的2016营销传播案例，就随小编一起去看看吧，希望能够有所帮助。
2016营销传播案例1
华为：实现“二次替代”的竞争优势
随着通信设备市场的饱和，华为提出了“云管端”战略，进入更加辽阔的“云”世界。“云管端”的立体结构，几乎涵盖了未来互联网的所有领域，既有巨大空间，同时也使华为置身于不同以往的竞争领域。竞争对手(“友商”)不再仅仅是爱立信、诺西、思科、北电等“老伙伴”，而是谷歌、亚马逊、IBM、苹果等IT巨头。
按照任正非的说法，华为可以做“管”上的“铁皮”即“云”体系中的通信和网络部分;而最近华为宣布开发“超宽带”产品，就是在“管”上发力的一个标志。在“端”的层面，华为手机在“海思”芯片的助力下，价值链更有优势，战略回旋余地更大，也有利于顾客体验的创新。目前已进入全球手机第一阵营，未来将会和苹果、三星展开波澜壮阔的“三国杀”。“荣耀”手机独立运作，为未来面向年轻消费人群、拓展消费类电子市场开辟了通路。
华为是一家有“野心”(战略抱负)的企业，在“云”的广阔舞台上，未来很有可能成为耀眼的明星。此外，华为正在开辟新的战场，开始进入与互联网相关的新能源领域。
国内市场的“第一次替代”
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华为以及同期崛起的“巨大中华”(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中的其他企业，都是从国内市场起步的。当时国内通信设备与国外相比差距很大，以数字程控交换机为例，国内市场上没有国产产品，全部是进口货(美国、欧洲、日本等国的产品报价非常高)。
华为创立后不久，不满足于低端产品的代理和仿制，集中力量甚至孤注一掷地主攻数字程控交换机，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取得突破，既赢得了市场空间，也迫使国外进口产品大幅度降价。除数字程控交换机外，华为后来陆续开发的网络通信产品(比如路由器等)，也基本上是按照“模仿——创新——替代”的路径在国内市场逐渐取得优势的。
国内市场上对国外产品的替代，我们称之为“一次替代”。这种“替代”对于后发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是后发经济体实现工业化、追赶发达经济体的必由之路。如果在主要的产业都实现了这种替代，则民族工业体系基本形成。综观我国工业部门，通信设备领域的替代是最成功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政策的作用(对民族工业予以一定的保护)，另一方面是因为以华为为代表的一批市场化程度高的企业卓有成效的努力。
相比之下，民用汽车的进口替代是最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非市场化的方式向外资开放市场并保护原有国有汽车制造企业(向外资企业开放了市场但并没有真正换来技术;通过强制外资汽车企业与国有汽车企业合资，保证了后者的“管制红利”，但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都没有发育起来。一定程度的垄断推高了产品价格，影响了消费者利益。而民营汽车企业一直处于“边缘化生存”的状态)。
可见，没有真正的市场竞争，就不可能有产业的发育和壮大。目前，在装备、材料、电子元器件等领域，国内市场上的进口替代正持续发生。
国际市场的“第二次替代”
当华为在国内市场已有一定地位和优势、人力资源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及时将战略重心转向国际市场，将“替代”的故事在国外又上演了一回。只不过这回渗透进入了国外产业巨头的市场领地。如果说本土市场上的“一次替代”有赖于与地缘相关的因素和条件的话，那么“二次替代”才真正见证了企业的竞争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二次替代”从不发达国家市场转到发达国家市场(欧洲)时，“替代”的内涵有所变化：长期由国外品牌占主角的部分高端市场开始出现松动。这与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有关，因为国外老牌运营商也在压缩投资，寻找价廉物美的新兴设备及系统供应商。从这个意义上说，衰退周期对于华为这样的挑战者来说，或许具有一定的正向意义。
朋友们一定会问：华为怎么能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实现“两个替代”?“替代”背后的原因、理由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和竞争优势：产品性价的优势，客户导向的技术创新优势和客户关系管理优势。
不可抗拒的产品性价的优势
华为作为后发的挑战者，总体上说属于技术的学习者和消化者(不排除某些方面技术领先)，其优势主要在于“客户效用”和“顾客代价”(产品价格加上交易成本，以前者为主)的比值。直白地说，即在产品性能满足客户基本要求，与国外竞品接近、相当甚至局部有所超越的情形下，价格更具竞争力。相对于“高高在上”的国际主流品牌，华为的做法基本上属于“破坏性创新”。
通信及网络产品的主要成本在于开发，其中的主要部分是知识型员工的劳动报酬(按照经济学的说法，这些产品凝聚了大量的智力劳动)。华为产品性价比优势的背后是知识型人才的性价比优势。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大多数人对中国人口红利以及劳动力资源优势的认识限于低端劳动力时(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大批加工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兴起)，任正非敏锐地发现，全球人力资源市场上，中国高端劳动力的优势同样巨大。
首先是供给充分。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虽然广受诟病，但自20世纪50年代大学院系调整后，工科教育相对完整、品质较高。中国拥有几乎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工程师人群(缺少的是高端创新型领军人才)。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20余年时间内，国有企业及科研机构吸纳工程技术人员的能力下降，大量民营企业对技术人才尚未重视，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华为，无论是地缘还是待遇以及组织氛围(华为以“奋斗者为本”，许多传统国企以“人际关系”为本)均有吸引力，吸纳了大批工程技术专业的毕业生及年轻人。在这方面，华为与许多“草根”型的民营企业相比更有眼光、更有远见(在战略思想上提出“人力资本优先增长”)，在行动上也更加有力，甚至有“掠夺性”人才引进的说法。至今人们仍在传说华为创业初期如何“垄断”几所邮电大学毕业生的故事。
其次是“价格”低廉。20世纪末，我国工程师的平均报酬大体上是相当于美国、日本、欧洲成熟人力资源市场同类人员的五十分之一(甚至高达百分之一)。当中国工程师的月薪只有1000余元人民币时，欧美已达到数万元(折算成人民币)。这样的人力资源市场为华为提供了获取优质人才的良好条件，使华为可以通过利益杠杆、事业愿景迅速积聚、增值人力资本。
由于““””十年，中国大学基本上没有招生，华为缺少有经验的研发人员，也无法形成阶梯式的技术团队，只能重用“学生兵”，将一群稚气未消、任正非眼中的“孩子”推到技术开发一线。天助华为，若干“天才少年”创立了奇功。这种将人才职业生命周期向前移动以及压缩的做法，放大了人力资源成本优势(同样的职位，华为用的是年龄较轻的人，人力成本相对于使用年龄较大的通常要低一些)。
近几年来，我国工程技术人才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合格供给减少。大学扩招导致教育资源被稀释，不利于教育质量的提升;优秀学生愿意从事工程技术工作的比例减少;即使不考虑扩招因素，近年来大学教育品质令人担忧(风气浮躁，教育伦理受到冲击);新一轮的出国留学潮已然形成……其次是薪酬上扬。由于稀缺以及高房价、通货膨胀因素，我国人力资源市场上，工程技术人员薪酬一路上升，和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我国部分发达地区(“北上广深”)已经缩小至3至5倍。这一趋势如果继续下去，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将不断缩小甚至消失殆尽。
客户导向的技术创新
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创业之初技术基础薄弱。唯有依据客户需求，在应用技术层面进行创新，改进产品的局部功能、“人—机”界面或者降低产品的运行、使用成本。这种做法的关键在于深刻、准确洞察客户被忽视和漠视的愿望，并在技术及产品上做出有针对性的回应。当总体技术落后时，我们可以在理解客户层面略胜一筹，以此牵引技术持续的、集腋成裘式的进步。这是追赶型企业成长的关键。
下面列举几次华为创立以来，人们公认里程碑式的技术创新：
第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CC08”交换机开发时，用光纤替代欧美国家普遍使用的铜缆，解决了中国农村市场远程通信网络建设和运行维护问题。
第二次是21世纪初，华为针对欧洲客户存在的机站选址困难、运维成本高等难题，开发出了“分布式无线基站解决方案”，机站及设备可选址的空间范围大大增加(街道柱子、楼顶、过道、地下室、楼梯间等)，建设费用及运维成本大幅度降低。
第三次是近年来，华为根据中国三大运营商三足鼎立、分别建网且制式不一、快速迭代(2G、3G、4G……)的特殊国情，首创性地开发出“Single RAN”网络解决方案(平台)——“一个网络架构、一次工程建设、一个团队维护”，解决了运营商在网络布局、建设、运维方面的不便、低效和困难，使运营商顺畅、快捷地过渡升级到新一代技术，并节约了大量的成本。
目前，华为在部分技术领域已成为全球领先者，正走在从“fastfollower”(快速的跟随者)到“ICT领导者、客户问计对象”的宽广道路上。近20年来华为累计获批专利近4万件。据我一位在国家有关部门工作的朋友称，华为的自主创新成果占到全国所有企业全部成果的2/3。
华为为什么能超越大量的国内企业，真正实现了技术驱动呢?华为持续技术进步的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前面提到的人力资源优势之外，主要的因素在于理念、政策的导向以及机制的设计。概言之，是关注长期成长及竞争要素的战略行为所致。
第一，从导向角度看，华为强调所有的新技术开发、应用，要注重“交付价值”(即最终客户得到的功能和利益)。
也就是说，不为技术而技术。行业内的领先企业，尤其有技术优势的企业，往往会陷入创新陷阱，即超越客户的需求进行技术创新——这就是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在《创新者的窘境》中所分析的“大企业失败”的原因，也是任正非念兹在兹、严加防范的情形。在华为看来，只要坚持客户导向的技术创新，加之灵活的组织形态和机制，就能避开“创新者的窘境”。
第二，华为在资源配置上持续向研发环节倾斜和“压强”(2016年研发费用预期超过销售额的10%);即便在创业初期条件艰苦、资金奇缺的情况下，也坚持向“技术”投资。
华为在成长战略上信奉“深淘滩，低作堰”，前一句指的就是企业即使在困难时期或是行业不景气时，也要苦练内功，锻造核心技术能力。而国内许多企业虽然大谈技术导向，但需要真金白银投入时就含糊、退缩了，显现出“小生产”的“叶公”本色。
第三，按照全球客户资源的分布以及研发人才的禀赋状况在全世界范围内设置研发机构。
比如俄罗斯人数学好，那就主攻算法软件;法国人浪漫、艺术感觉好，那就主要研究设计美学……
第四，将研发活动以及机构分层，将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产品技术分离开来，着眼于长期战略和未来优势，配置资源进行基础性研究。
大家都知道，华为有一个研究机构取名“2012”，源于一部灾难性电影名，既是为了增强企业发展的危机意识，同时也寓指从人类社会未来生存毁灭角度探索解决问题的技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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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营销传播案例2
车便利：从渠道商到服务商的转型之路
在“互联网+”的形势下，从全球范围来看，B端电商作为本质上的渠道商，必会面临一次大的战略转型。毋庸置疑，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的可能。但渠道商如果不做战略上的转型和调整，不拥抱互联网，不进行上下游的资源链接，那么其生存的价值将不复存在。
而车便利的模式，对于经销商而言，可谓是另一种新的转型与整合模式。
线上平台与线下渠道的链接
车便利是由新日电动车的郑州经销商宋永正与另外两位电动车经销商(一位是爱玛经销商，一位是雅迪经销商)共同发起，他们三家基本占到了郑州市电动车市场的大部分份额。
据宋永正说，萌生车便利的想法是在2011年年底，2012年12月31日批文下来，正式开创了车便利品牌，定位为汽车后市场的运营平台。
在当时还未出现“互联网+”，车便利就已打出了线上线下的概念。
车便利的主业设置以售后服务为切入点，具体展开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线下统一形象。车便利整合了多品牌的服务店面，将其改为统一的商标和统一的形象，把原来比较散乱的组织形式改为一个统一的模式对外传递线下服务体系。
第二，线上发布APP。车便利的线上服务软件，基本模式与滴滴打车相同，目的是打通线上和线下。入口有轻量级微信端和重量级APP两个，任何消费者通过车便利平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出一个指令(比如修车)，在线状态的所有网点维修技师，包括内部技师和社会技师，都可以对它进行响应。通过和技术公司的深度合作，车便利可以精确定位到1米之内的范围。后台通过数据进行匹配，用数据决定谁来抢单，而不是人工抢单。交互点评、网上商城的功能，也都围绕着维修这一业务而展开。
第三，跨界服务。数据累积到大数据可以操作的程度时，车便利会进行服务外切。
1.快递服务。目前申通快递与车便利已签订合同，在申通覆盖不到的地方，车便利线下的网点可以代其设置收货点，承接申通落地的功能，同时车便利也可以为其承接派送服务。
2.网络线路。车便利将来还会代电信局装宽带，做线路的基本维护。
3.线上商户。车便利还是淘宝线上电动车配附件的郑州落地商，负责淘宝商城电动车产品的配送和组装服务。
4.车辆租赁。目前仅限于两轮车。车便利也研究了纯电动汽车，在杭州做了第一轮调研，用互联网方式租，直接交付用户使用，但暂未投放市场。
目前，车便利的核心是必须把服务做好，把品牌打响，以爽点快修业务为切入点再进一步延伸至其他业务。
金融与社会资源的整合
在宋永正看来，所有工作做好才可能产生金融，金融是企业的最高表现形式。车便利目前主要的金融表现是支付，等到爽点快修APP和微信端上线后，车便利将全部改为线上支付。
目前车便利的线下网点已整合37家，登记在册的有136家。宋永正计划分为三步：第一步，在郑州、杭州、北京、武汉这4个城市展开;第二步，在此基础上拓展10个省会级市场城市;第三步，拓展到地级市。整个周期分为3年，从2016年到2018年。宋永正的最终目标是在一个省会级城市分布到200家线下网点，一个地级市50家，而这些都是线下的加盟体系，通过线下体系确立品牌存在感，以线下为基础，以线上服务为灵魂，把有形的和无形的共同结合起来——线下网点为附近用户服务，也是员工休息的驿站和配件中转地;有形的店面经过郑州200家店面的测试，能够实现15分钟内响应线上指令。
问及社会资源整合的难度，宋永正说，服务质量的管控，就是依据消费者点评。连续一个月3次投诉，3个月超过6次投诉，就不能再进行抢单服务。还有暗访和第三方测评，以此把电动车行业的服务标准制定出来，不需要社会资源给出任何承诺，穿车便利的工装，使用车便利统配的车辆，按照车便利的运营规则即可。
基于消费者角度的考虑，车便利产生了大整合的体系。对于消费者而言，最重要的是能够提供信誉支持和体系规模服务的品牌，而不是像原来那样的散、乱、差，修车没有任何质保和承诺，如此一来，车便利减少了运营成本，提升了服务速度，消费者也增强了服务信任感。
任何一家企业未来要想真正持续发展，就必须从个体思维转向联盟思维，从封建思维转为民主思维，把自己的品牌当作社会的品牌，把自己的服务当作社会的服务。
而B端仅仅作为渠道商肯定是要被稀释掉的，究竟它会以什么形式重生呢?除了车便利的服务商转型模式以外，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形式出现，只要你想生存。让我们拭目以待。#p#副标题#e#
2016营销传播案例3
老狼和他的摇滚朋友们：人脉有温度才够味儿
在近期落幕的《我是歌手4·歌王之战》中，老狼的情怀“礼物”，让久违的摇滚老炮儿们重聚舞台，本身就超越了舞台，他们唤醒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老狼的人脉一下子打开人性的天窗，让人们拨云见日，直接感受到“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人脉是一个人手中的资源和资本，在商业竞争中，和谐顺畅的人脉会为你的事业一路助跑。若照二八法则来分析，一个人成功的因素，20%来自知识，80%则来自人脉。优质的人脉组合也许并不能带来立竿见影的赞誉，并不能赢得令人羡慕的财富，但它所蕴含的情怀往往会加速自身品牌体系的重新整合，让自己在跨界营销中优化延伸。
就像4月8日落幕的《我是歌手4·歌王之战》中，老狼的情怀“礼物”，让久违的摇滚老炮儿们重聚舞台，本身就超越了舞台。尽管汪峰、栾树、丁武、高旗、李延亮、周晓鸥、马上又、陈劲们一开口让人颇感岁月唏嘘，但他们已经唤醒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而这已足够。只因老狼的人脉一下子打开人性的天窗，让人们拨云见日，豁然开朗，直接感受到“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成长的节拍
人脉的力量是给品牌带来享受，产生增值的一种无形资产，对于个人来说同样如此。可如果你自身不够优秀，人脉是不值钱的，它不是追求来的，而是吸引来的。如果你能花一点时间夯实自己的品牌底蕴，用心维持你的品牌，那么在一个行业发展下去，只要把它亮出来，一切都会水到渠成。
一个优秀的音乐人首先是一个有着独特生命感悟的人，正是这种内在的独特性才使他有可能在艺术上超凡脱俗。同时，他的独特的自我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是大众的代言人，他的灵魂的叹息与呐喊必须引起人内心强烈而广泛的共振，如此，这种音乐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被认同音乐。
80年代末90年代初，除了国外的一些重金属摇滚乐，和国内慢慢传唱开的流行乐，另一支完全不同于二者的音乐风格在大学校园里轻轻吹过，清新的曲风，青春的字眼，飘来飘去，看似和摇滚风格迥异的曲风，其实它们内在有着必然联系，大时代让它们彼此欣赏彼此借鉴，倘若仔细斟酌便可发现，摇滚里不时有宁静，民谣里不时有激情。窦唯、张楚、何勇、许巍等就是这样的佼佼者。以至于高晓松也说：“在那个年代，校园民谣只是平时唱歌后，最后拿出来给大家献丑的‘骚柔歌曲’。”
所以，从答应登台《我是歌手》开始，老狼就不再属于民谣。回顾老狼参赛的整个“历程”，不难看出他不仅民谣，他还想玩摇滚回到初心。只因它属于所有内地音乐最美好的期待，它能呼唤理想走出心理困境，让人动容。在宋柯、高晓松的撺掇下，以朴树的《旅途》华丽登场，更像多年后老朋友的不期而遇，一种淡淡的情怀和时间的况味。这之后，老狼与高晓松合作的《冬季校园》，追忆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老狼的歌声是诉说式的温情，也许不够刺激，可再次复活的“校园民谣”却让《我是歌手》的音乐编年体更加完整了。
“老狼”这个品牌的青春是一群人的青春，他弹唱的音符是一个时代的印记。那个时代有的是听众，缺少的是作品。那个时代没什么技术，有的是精神。
那时，丁武、张炬执着自信的摇滚风采让人折服，他们的“唐朝”可能是中国最杰出的摇滚乐队，他们1992年录制的第一张专辑《唐朝》，在亚洲便卖了200万张，为初试啼声的中国摇滚乐带来了响亮的希望;黑豹乐队是内地在世界上专辑销量最多的乐队，也是华人在世界上专辑销量最多的摇滚乐队;汪峰与鲍家街43号更是异军突起，“学院派”严格的自我要求和踏实认真的治学态度，使乐队得以在尽量排除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安静从容地潜心磨炼，达到终极意义上的自我完善;高旗、韩鸿宾、赵牧阳组成的超载乐队是中国第一支激流金属风格的乐队……
在成长的路上寻找节拍，是这帮摇滚老炮儿立足世界的真理，无论什么学说或理论，他们总能以其独立的思想把“节拍”融进自己的人生哲学中。无疑，这对“主流音乐圈”来说这么一种晦涩的音乐，不伦不类——无论是摇滚人独立的制作方式，还是其独立思潮，这些并不是那么通俗易懂。而这些摇滚音乐制作人，往往像所有精彩的哲学家一样，沉湎于自己高深或病态的思想中而不能自拔，而这又造成了新一轮的音乐迷惑。
其实，稍有市场意识就会明白，摇滚老炮儿们的这种情感性是可以让品牌通过音乐的情拨动顾客善感的心，使之产生共鸣，愉快完成营销目标的。
营销大师菲利普·科特勒曾说，市场定位是整个市场营销的灵魂。的确，成功的品牌都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始终如一的形式将品牌的功能与消费者的心理需要连接起来，并能将品牌定位的信息准确传达给消费者。而音乐是情感的艺术，任何一首歌曲或乐曲都是艺术家情感的产物，它通过音乐特有的方式来表现，或活泼或婉转或庄严或凄凉的情感，使人们从中受到美的熏陶和情操的冶炼。“乐由情起”，摇滚创造了与消费者情感上的交流。这是说摇滚由情感而引起，也正是这种“情”牵动着无数颗心，使之受到美的感染。摇滚圈里最重要的人脉也是这种感染力，这种情谊不是酒肉穿肠过的无聊颓废，而是寻找节拍定位的过程。因此兄弟间不断涌现民谣、说唱、实验、噪音、金属、朋克、爵士、电子所有分类基本与国际接轨，更重要的是，几乎每一种风格里都有出类拔萃的角色，他们的存在使得各个风格都有继续发展的希望。
新生的鼓点
一个品牌最有价值的魅力，在于它以及它的人脉能为社会创造财富与价值，因此当财富与价值增益的方式变革时，这个品牌必须通过变革来输出相应的需求，否则被时间抛弃将无情地进入倒计时。从营销角度来看，老狼是一个理想时代的品牌，他的情怀很难被改变，但很难改变不是说不能去改变。
“有情怀”的歌者转型的第一步不在于工具的变化和平台的变化，而在于现有产品思维、品牌定位的变化，要努力将焦点注重在具有互联网影响力的特定标签化人群层面。
互联网时代，品牌营销其实没有消费者存在，因为每个人购买产品的目的不是让企业赚钱，而是为了实现自己需要的价值。互联网时代的品牌就是能够帮助顾客进行轻松决策的重要参考。当一个品牌帮助顾客选择了自己，而又能够真正地满足顾客的需求时，在体验和分享中，顾客会把自己对产品、对服务、对购买和使用过程中的感觉，通过手机快速地分享给这个世界。当顾客通过购买产品以及相关的服务得到满足后，品牌自然会建立起来。
比如，“歌王之战”在没有正式开场前，老狼和他的摇滚老炮儿们就已被渲染得令人热血沸腾，尽管理想丰满，现实骨感，但人们不再被动地全盘接收媒介信息，人们情愿兴趣互动，通过圈子效应，达成口碑传播。PC端、移动端就是人们之间沟通讨论的平台，两端对品牌的讨论和评价，俨然就是人们对“老狼”品牌的购买指南。
事实上，参加节目录制，老炮儿们联袂本身就在改变，要知道老狼这种标签化的歌者以前是很排斥这种真人秀节目的，他一直觉得这种节目有PS的痕迹，不真实，但他还是变了，这不是妥协，是新生。他心里清楚，对人的关注是互联网时代创造的进步，可能以前的音乐市场他看到的产品往往是千篇一律，强调纪律、统一和标准化，但面对个性化需求的市场，固有的产品模式确实难以满足人群的需要。而通过互联网应用的多重工具实现交易闭环，品牌效应所产生的口碑效果，恰恰是老狼人脉竞争力的重要表现。这样的焦点效果，不仅没有丢弃整体效果，反而得到了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
总之，一个品牌在转型过程中，模式的变革堪称最大的痛点，僵化固有套路的必须放下高高在上的权威角色，去成为产品与营销的服务者、支持者。同时将决策流程、市场策略、产品定位和品牌营销重新整合后，合力打破传统人脉中已经形成的阶层意识，真正实现市场为导向、用户体验为价值的互联品牌性格。这对很多还在“沉睡”的摇滚老炮儿而言，堪称再生之旅。
不得不承认，摇滚在中国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特殊就在于它自身的肿胀和虚胖，它总是以一副高大、冷艳、愤怒但也慈悲的姿态现世。这种被哄抬而出的音乐形式远远超出它本身的内容和内涵。不过，无论音乐形式怎么玩跨界，它的人脉目的都是希望最大化覆盖合作方受众。一句话，品牌营销人脉很重要，而有温度的人脉更重要。#p#副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