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市场营销成功案例分析范文【汇编五篇】
市场调查是现代企业了解市场行情,制定营销策略的一种重要方法。那么下面是读文网小编整理的2017年市场营销案例分析，就随小编一起去看看吧，希望能够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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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市场营销案例分析2
三个案例告诉你悲情营销怎么玩
开春的寒流不时掠过街角那位衣衫褴褛的失明老人的身体。老人面前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自幼失明”。路人行色匆匆，皆无动于衷，无人施舍一点给这位可怜的老人。英国诗人拜伦经过，看到这一幕，他轻轻蹲下，用粉笔在牌子上添了一句话：“春天来了，我却看不见她。”诗人离去后，奇迹出现了，人们纷纷把钱施舍给这位老人，让老人十分惊讶。
“春天来了，我却看不见她。”这句话激发了人们的同情心，让人们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孟子·告子上》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看见他人痛苦，就像自己受苦，同情心驱使我们去帮助别人。古时候，人们防范灾难的能力低下，在巨大的灾难与痛苦面前，人们经常产生畏惧与绝望的情绪，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同舟共济、相互关心，分担别人的痛苦和不幸，帮助别人渡过难关。这样，同情就逐渐发展成为人类的一种内在美德。
同情心是人类道德的基石。美国教育家威廉·贝内特(William J. Bennett)在《美德书》里指出，如果说勇气是当别人面对困难时与他站在一起，那么同情就是当别人感到悲痛时与他站在一起，同情是一种认真对待别人的现实，不仅是他的生活境况，还有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感情。它是一种与处于困境或不幸中的人结成伙伴，支持他，为他分忧的积极态度。
同情的生理基础——催产素
神经生理学家发现，人类大脑分泌的催产素是一种与建立情感联系、共情有关的激素，能够安抚神经系统，让人产生积极的情绪。科学家让受试者观看一则身患癌症的小男孩的故事，在观看过程中，检测到受试者的大脑都释放了催产素，并且产生量与受试者的悲伤程度相关。
共情，又称同理心、同感等，是指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别人、体验别人内心世界的能力，这是现代心理咨询师的一项基本技能。
催产素不仅能提升人们的同情心、共情心和情感共鸣，还能让人们更慷慨、更宽容、更信任别人，减少恐惧，帮助人们维持健康的人际关系。科学家通过实验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受到催产素影响的实验组给慈善组织的捐款明显增多。如果这种化学物质在某人身上被抑制，他就会更多地显示出自私的性格。
如果企业的营销活动能使人们的大脑释放催产素，人们就会觉得品牌或产品比较可信，从而容易建立信任关系。
悲情营销案例集
经营同情心的方法较多，加多宝的“对不起”体、微信收费事件、蒙牛崛起等案例都很精彩，值得学习参考。
案例一：加多宝的“对不起”体
加多宝花费10多年时间将租借来的“王老吉”商标打造成国内驰名的凉茶品牌。由于商标使用权到期，所以要将其交还广州药业集团。将商标交还广药之后，为了延续此前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加多宝通过文案技巧向消费者暗示，现今的加多宝凉茶就是从前的王老吉凉茶，但是这种打“擦边球”的模糊说辞遭到广药的起诉。2013年1月，法院判决加多宝停止使用“王老吉改名为加多宝”“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为加多宝”等宣传用语。
眼见大势已去，加多宝的营销团队该怎么做呢?
传统做法不外乎是：从舆论上痛斥广药不正当竞争，玩文字游戏改广告词继续宣传，从法律上反诉广药垄断霸权，声明要上诉等。但是，老百姓无所谓谁是谁非，也不关心市场竞争——这些事情太无聊了!
2013年2月4日14时，加多宝官方微博开始“泪流满面”，连发4条哭诉微博，以“对不起”体表明自己的立场。每张“对不起”图片上都有一句话，每幅图片中都有一个哭泣的小宝宝。
对不起!是我们太笨，用了17年的时间才把中国的凉茶做成唯一可以比肩可口可乐的品牌。
对不起!是我们无能，卖凉茶可以，打官司不行。
对不起!是我们出身草根，彻彻底底是民企的基因。
对不起!是我们太自私，连续6年全国销量领先，没有帮助竞争队友修建工厂、完善渠道、快速成长……
加多宝的这4幅“对不起”图片，调侃对手，正话反说，表面上是道歉、自嘲，实际上是喊冤、抗议，这种向公众示弱，向对手示强，笑着自揭伤疤示人的风度，立刻博得了大众的同情。不到2小时，“对不起”迅速成为“刷屏王”，被转发4万多次，获得评论1万多条。
加多宝这次“喊冤”微博的配图堪称经典，含泪哭泣的小宝宝们充满了委屈，让人瞬间产生怜悯之心，不少网友喊出了“宝宝，加油!”的口号。
加多宝推出“对不起”体后，广药推出了“没关系篇”，可口可乐推出了“都怪我篇”，百事可乐推出了“别闹了篇”，网友推出了“无所谓篇”等，热闹非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案例二：“微信收费”事件
微信要吸引用户，就需要具有市场热度，让大众持续关注、不断谈论。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制造一个“微信收费”的话题，就会有很多人反对，就会议论纷纷、热热闹闹，就有媒体免费传播，必定能吸引大众的关注。
2013年年初，腾讯制造的“微信收费”话题，似乎“地球人都知道了”。在微信朋友圈、QQ群、微博、论坛等场合，到处都是关于微信要收费的传言和讨论，很多人都在痛斥通信运营商，力挺微信，运营商成为众矢之的，而腾讯则从昔日互联网行业的“公敌”变成了需要同情和保护的弱者。
事实上，从没有哪家通信运营商说过要对微信收费，只是腾讯自己“担心”运营商要收费。用户已经向运营商交了移动数据流量费，运营商绝对不可能再向用户收取“微信费”;即使收费，也是由运营商向腾讯收取，或者由腾讯向用户收取。但是，腾讯就是不说明“到底是谁要收费”和“是否要向用户收费”。腾讯高管表示：“微信作为基础服务，不应该有额外的收费，因为用户已经在流量上付了最基础的费用。”其实，这种说法可能会误导大众，让人觉得腾讯不想收费，有人逼着腾讯向用户二次收费。这样一来，公众的认知变成：运营商要收用户的钱，大家要团结起来，与运营商大干一场，阻止运营商收费。
腾讯通过“示弱”将运营商推向公众的对立面，吸引大量愤愤不平的用户替自己反对运营商;而自己作为“弱者”，收获了大家的同情。无论是否真有其事，能否维权成功，广大用户与腾讯共同反击“垄断魔头”的难忘经历将大大增强双方的感情，使微信的用户量迎来又一拨爆炸性的增长。
案例三：蒙牛向对手“示弱”
1999年，牛根生创立了蒙牛。当时，内蒙古乳品市场的第一品牌是伊利，蒙牛名不见经传。要想提高蒙牛的知名度，只能出奇制胜。蒙牛把标杆定为伊利，打出“争创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的口号，使消费者通过伊利知道蒙牛，产生“蒙牛似乎也很大”的印象。
1999年4月1日，呼和浩特市市民一觉醒来，发现呼市主要街道上的300多块广告牌全是蒙牛的广告：“向伊利学习，为民族工业争气，争创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一石激起千层浪，“蒙牛”成了呼市市民热衷谈论的话题。人们记住了蒙牛，也记住了蒙牛是“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5月1日，就在老百姓讨论“蒙牛”的余热未散之时，呼市的300多块“蒙牛”广告牌却在一夜之间被砸得面目全非，此案最终也未能告破，但蒙牛却利用这一事件再次吸引了全社会的关注。
广告牌可以被砸，但是把广告印在产品包装纸上，对手应该无可奈何了吧。于是，蒙牛在冰淇淋的包装上打出“为民族工业争气，向伊利学习”的字样。
牛根生白手起家，受尽竞争对手的刁难和打压，他硬生生地捆绑行业老大，借老大之势，同时以“弱者”之姿博得舆论的同情，在重重围剿之中杀出了一条血路。
2017年市场营销案例分析3
车便利：从渠道商到服务商的转型之路
在“互联网+”的形势下，从全球范围来看，B端电商作为本质上的渠道商，必会面临一次大的战略转型。毋庸置疑，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的可能。但渠道商如果不做战略上的转型和调整，不拥抱互联网，不进行上下游的资源链接，那么其生存的价值将不复存在。
而车便利的模式，对于经销商而言，可谓是另一种新的转型与整合模式。
线上平台与线下渠道的链接
车便利是由新日电动车的郑州经销商宋永正与另外两位电动车经销商(一位是爱玛经销商，一位是雅迪经销商)共同发起，他们三家基本占到了郑州市电动车市场的大部分份额。
据宋永正说，萌生车便利的想法是在2011年年底，2012年12月31日批文下来，正式开创了车便利品牌，定位为汽车后市场的运营平台。
在当时还未出现“互联网+”，车便利就已打出了线上线下的概念。
车便利的主业设置以售后服务为切入点，具体展开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线下统一形象。车便利整合了多品牌的服务店面，将其改为统一的商标和统一的形象，把原来比较散乱的组织形式改为一个统一的模式对外传递线下服务体系。
第二，线上发布APP。车便利的线上服务软件，基本模式与滴滴打车相同，目的是打通线上和线下。入口有轻量级微信端和重量级APP两个，任何消费者通过车便利平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出一个指令(比如修车)，在线状态的所有网点维修技师，包括内部技师和社会技师，都可以对它进行响应。通过和技术公司的深度合作，车便利可以精确定位到1米之内的范围。后台通过数据进行匹配，用数据决定谁来抢单，而不是人工抢单。交互点评、网上商城的功能，也都围绕着维修这一业务而展开。
第三，跨界服务。数据累积到大数据可以操作的程度时，车便利会进行服务外切。
1.快递服务。目前申通快递与车便利已签订合同，在申通覆盖不到的地方，车便利线下的网点可以代其设置收货点，承接申通落地的功能，同时车便利也可以为其承接派送服务。
2.网络线路。车便利将来还会代电信局装宽带，做线路的基本维护。
3.线上商户。车便利还是淘宝线上电动车配附件的郑州落地商，负责淘宝商城电动车产品的配送和组装服务。
4.车辆租赁。目前仅限于两轮车。车便利也研究了纯电动汽车，在杭州做了第一轮调研，用互联网方式租，直接交付用户使用，但暂未投放市场。
目前，车便利的核心是必须把服务做好，把品牌打响，以爽点快修业务为切入点再进一步延伸至其他业务。
金融与社会资源的整合
在宋永正看来，所有工作做好才可能产生金融，金融是企业的最高表现形式。车便利目前主要的金融表现是支付，等到爽点快修APP和微信端上线后，车便利将全部改为线上支付。
目前车便利的线下网点已整合37家，登记在册的有136家。宋永正计划分为三步：第一步，在郑州、杭州、北京、武汉这4个城市展开;第二步，在此基础上拓展10个省会级市场城市;第三步，拓展到地级市。整个周期分为3年，从2017年到2018年。宋永正的最终目标是在一个省会级城市分布到200家线下网点，一个地级市50家，而这些都是线下的加盟体系，通过线下体系确立品牌存在感，以线下为基础，以线上服务为灵魂，把有形的和无形的共同结合起来——线下网点为附近用户服务，也是员工休息的驿站和配件中转地;有形的店面经过郑州200家店面的测试，能够实现15分钟内响应线上指令。
问及社会资源整合的难度，宋永正说，服务质量的管控，就是依据消费者点评。连续一个月3次投诉，3个月超过6次投诉，就不能再进行抢单服务。还有暗访和第三方测评，以此把电动车行业的服务标准制定出来，不需要社会资源给出任何承诺，穿车便利的工装，使用车便利统配的车辆，按照车便利的运营规则即可。
基于消费者角度的考虑，车便利产生了大整合的体系。对于消费者而言，最重要的是能够提供信誉支持和体系规模服务的品牌，而不是像原来那样的散、乱、差，修车没有任何质保和承诺，如此一来，车便利减少了运营成本，提升了服务速度，消费者也增强了服务信任感。
任何一家企业未来要想真正持续发展，就必须从个体思维转向联盟思维，从封建思维转为民主思维，把自己的品牌当作社会的品牌，把自己的服务当作社会的服务。
而B端仅仅作为渠道商肯定是要被稀释掉的，究竟它会以什么形式重生呢?除了车便利的服务商转型模式以外，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形式出现，只要你想生存。让我们拭目以待。
2017年市场营销案例分析4
大雷物流贸易：放大经销商的连接价值
“去中间化”“消灭中间商”已经成为这个互联网时代的主流声音，但是大连大雷物流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调味品经销商商会会长刘大雷却不这么认为。
在他看来，作为厂家与终端的中间环节，经销商的连接价值恰恰是其最大的价值，这种价值是任何企业、任何时代都取代不了的。
大雷物流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主要从事调味品的代理，起初凭借自身的物流服务能力赢得了家乐福、沃尔玛等大型KA卖场的合作，并跟随它们的脚步快速将网络遍布东三省。但随着现代渠道的不断发展，大型卖场特别是国际KA系统如沃尔玛、家乐福等在东北地区也完成了区域性总仓的建立。面对这一变化，刘大雷对公司网络的整体布局进行了调整，各地分公司的职能从客户开发、物流配送转变为日常的市场维护。但是没过多久，随着市场发展，成熟品牌和成熟产品的利润逐渐降低，整个经销商群体再次面临转型的抉择，但与上次的情况不同，这一次仅仅靠内部调整是不够的，必须寻找新的突破点。
经销商做品牌更有优势
这个突破点后来刘大雷找到了，就是“品牌化+平台化”。为什么选择这个方向转型?刘大雷的解释是经销商做品牌比厂家有优势：第一，经销商长期服务终端、直面市场，比厂家更了解终端商和消费者的需求，知道市场的需求点在哪里，尤其是对于调料这种区域性很强的产品而言，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经销商的渠道开发和服务维护能力是厂家不具备的，尤其是与夫妻小店的点对点对接能力，厂家谈一单销售没有管理，而经销商本身就有导购员、理货员，所以无论是推大单品还是促销都有优势;第三，成熟品牌由于渠道费用的增长，给予终端的利润越来越低，而新创品牌却不一样，还有很高的利润空间，这对于终端拓展来说很有说服力。
当然与厂家相比也有劣势，那就是产品。不过在刘大雷看来，这也不算问题，因为可以用自己的渠道资源换取优质厂家的合作，进行贴牌生产。刘大雷创立的调味品品牌叫“中调”，定位于中高端调味品，采用的就是代工贴牌模式，自身只负责品牌的运营和渠道维护，目前已经有榨菜、酱油、醋、麻油、腐乳等300个产品品类。
为什么刘大雷能建立起这么庞大的渠道资源?这就得说一下他的另一个转型思路——平台化。他认为，作为个体的经销商都是分散的、力量微弱的，面对这种变局必须抱团合作，共同搭建起一个共赢的平台。刘大雷除了是调味品经销商，还担任着另外一个职务，就是中国调味品经销商会的执行会长，通过这层关系，他逐渐吸纳商会会员入股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共同运营中调品牌，这些会员经销商的渠道资源自然就纳入了进来，刘大雷讲，他要找的经销商不像厂家找代理那样只是卖货的，而是找合伙人，通过股权的形式捆绑在一起。持股联销体、平台化、扁平化、局部市场化是刘大雷品牌化和平台化运作的几个核心。
做品牌商选品很关键
对于经销商转型品牌商，刘大雷认为需要把握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产品，一定要品质过硬，而且形成差异化特色。比如中调在选品上非常严格，前期对市场和终端充分调研，了解他们各自的需求，然后寻找资源，再对接生产厂家，最后根据市场反馈的信息来设计包装和定价。如何选品?刘大雷的做法就是发掘原产地的产品，比如中调的腐乳是找咸亨生产的，大家都知道王致和，其实咸亨是腐乳的原产地，比王致和还早，是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醋他们找恒顺生产，料酒去绍兴寻找生产厂家。刘大雷非常注重原产地的价值，他认为这样的产品本身有历史，会说话。
2017年市场营销案例分析5
方所：文化的例外还是例外的文化?
方所与例外的跨界混搭
方所与例外是毛继鸿做的两个相对独立的商业品牌：前者主营图书，创立于2011年11月，先后在广州、成都、重庆等地的顶级商业中心开出体验店;后者做的是中式偏现代服装，创立于1996年，目前有100家左右实体店，宣称年销售额10亿元。两者结合起来，方所里面卖衣服，外面配图书，再混搭以咖啡、植物及其他20多个国外设计师品牌，就氤氲和合为毛继鸿经常对外强调的“美学生活”，或是“中国价值”。
不可否认，从服装品牌传播的角度上看，例外的这种混搭跨界模式无疑有相当的创新之处。这种创新加上产品本身一定的温度，甚至有意无意引来第一夫人的青睐，并借着后者国家品牌与明星品牌的双重杠杆，摄取了巨量的消费者心智资源，让例外服饰一飞冲天。即使是方所，也似乎因此成为图书文化中的一种“例外”。按照毛继鸿的说法，当所有图书渠道都在承受微利甚至亏损的压力，而不得不遵循低成本运营铁律时，前者却任性地高举高打，把首家店开在广州太古汇这样顶级商业中心，且“两年后就实现了赢利”，2014年营业额更是高达6000万元。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众所周知，太古汇月租一般为每平方米1900元左右，根据方所官方公布的数据，其广州店总面积1800平方米以上，其中方所图书占地500平方米，营业额占2014年总额的35%，因此，2014年方所图书收入应为2100万元。由于图书价格比较透明，一般渠道毛利为码洋价的40%，初步得出方所2014年图书毛利大概在840万元左右。由此推算，即使不考虑其他成本，方所图书业务还在亏损。
这个亏损必然由例外服饰或其他国外设计师品牌来埋单。也就是说，方所目前还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书店来生存，必须依赖于前者。因此，至少目前来讲，方所还不是文化的例外，这是所有文化投资人应该清醒的地方。
方所成为例外的文化符号
当然，如果仅把方所看作是例外的一种品牌文化延伸，或者只是例外的一种品牌传播手段，又是极其成功的。根据有关数据进一步推算，2014年广州方所例外服饰及其他品牌总营业额约为3900万元，店租成本加上人工等其他成本及方所图书方面的亏损，即使有赢利，也谈不上乐观。但这样的财务数据，如果把它仅看作是体量近10亿元、却从来没花一分钱做过广告的例外服装的一种广告投放“正成本”，无疑是当下中国所有品牌传播案例中超级成功的典型。打广告不花钱甚至赚钱，除了例外服饰，目前国内企业中能够做到的还是少之又少。
何况，考虑到例外服饰依靠主流意识形态文化，通过“暴利性商业中心照样支撑起微利性的文化项目”这矛盾所营造的话语，在社会文化、商业文化领域所掀起的巨大的新闻效应，以及方所作为一种“类文化流行”本身给消费者带来的貌似毫无功利企图的全新体验，对于传播和提升例外服饰品牌文化形象的战略作用，更是任何财务数据都无法评估的。我们依稀看到了韩国品牌、日本品牌面临自身品牌弱势时转而进行“文化先行”的身影。
价值终点：从传播文化到创造文化
值得警醒的只是，携带日韩甚至美国迪斯尼等品牌的“先行文化”中，一般都带有鲜明的价值取向与文化个性，而例外服饰中的“方所文化”虽然同样不乏阴阳、虚实、矛盾以及“无用之用”等代表中国文化的整体、辩证类文化意象，但其中蕴含更多的还是英国早期作家伦勃朗描述的那种炫耀性“明显消费”与“明显有闲”的“有闲阶层”生活方式。
当然，例外毕竟只是一个艺术性品牌，是商业上的“非主流”，结合例外自身品牌弱势、甚至国家品牌相对弱势的具体语境考量，毛继鸿这样做，也许一方面是一种短期商业策略上的明智之举，另一方面也透着一种长期战略模糊、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但无论如何，方所目前所呈现出的文化形态都不应、也不会成为例外的“主流文化”，更不是中国服饰的“主流文化”。
日本学者藤本隆宏曾把制造企业能力体系分解成三个层次：核心竞争力(即系统组织能力，包括提供比竞争对手更低的成本、更高的质量和更短交货期的产品制造能力，通过生产现场的改进活动或新产品的开发、不断改进生产工序和提高产品水平的自我改善能力，持续学习的进化能力)——深层竞争力(生产效率、生产周期、开发周期、产品合格率)——表层竞争力(产品外在设计、价格、通路效率、广告)，三个层次的能力体系也适用于例外服饰。只要例外还想作为服饰品牌代表“中国价值”走向国际市场，就应继续加强以上“中国例外”式的表层竞争力，即品牌价值传播文化，还应着重自身深层竞争力、组织力的培育，即品牌价值创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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