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的只能是老板而不是员工【热门4篇】
企业的独裁者
事实上,政治上的独裁者时代已经过去,可在局部的企业帝国里,独裁者的故事,还可以变本加厉地延续。管理独裁,行事严酷,好用权谋,企业像太平军进南京时的壁垒军营,而私生活甚至能像洪秀全一样,按着编码管理后宫。
私生活也很活跃的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就是这样一位原教旨主义的企业独裁者。有意思的是,他自己也大言不惭地把位于深圳宝安区的富士康园区比作紫禁城,他的口头禅是“总裁我”,一类专制王朝时期的“孤家寡人”。如果继续考证,这种声口极可能来自于军营文化,自太平军名将陈玉成以下,掌权军人颇喜欢牛哄哄地自称,比如陈玉成死前就自称“本总裁”。
郭台铭生于1950年,那时台海两岸的政治文化,均为绝对服从的丛林法则。民主的开始是你敢于自杀,而专制的特性是你不敢自杀。如果你要自杀,我就杀你全家。郭台铭和几乎所有那个时代的国民一样,害怕它,服从它,爱上它。做事说话都是领袖和总司令的声口。
郭台铭幸福的是,直到2007年之前,富士康的臣民中,还有大量比他晚生十年二十年的大陆公民。这些中青年人成长于前改革开放时代,他们既不了解城市,也无意了解。他们更大的梦想是赚取钱财,回家乡盖房子,至于罔顾《劳动法》地夜以继日工作、低廉而且经常被克扣的工资、动辄被辱骂的屈辱生活,实在算不得什么。
好视自己为独裁者的台海两岸企业家,应该明白,政治独裁者的时代早已过去,而没有暴力机器相配合的区区商人,怎能还沉迷于独裁的美梦?
台海两岸的企业家,经常容易产生一种幻觉,其实,虽然他只是一个商人,却总觉得自己是君临天下的独裁者。
必须改变的老板
我们需清醒的一点是,中国平民有暴烈的武力诉求平等的传统,此点是写入儒教经典的。且现代革命本身亦借此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员工对企业专制的反抗,正表现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自虐倾向。此种反抗特性是,既然我反抗不了不公,那么我可以毁灭我自己。
“自杀式反抗”是新群体运动形态。其本质是:如果我不能打动你,那我就打动整个世界;如果我不能使你同情,那我就通过我自己的毁灭使你绝望。这种对社会心理的摧毁,必然带来牵连世界的多米诺效应。
管理者如果再不采取有效措施,必将非常危险。“自杀式反抗”如被反复被习惯,必然使社会存在的心理基础崩溃,同时衍生具有规模效应的恐怖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最近已经连发几篇评论,官方学者也在发表言论,核心议题就是如何解决国民收入分配问题、税负问题、户籍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这可以视作一个好信号,也是当前解决跳楼罢工等一切危机的必由之路。
遭遇“千禧一代”
然而时代变了。
2008年开始,生于红旗下、长在开放中的“85后”和“90后”登场,并迅速成为富士康帝国臣民—一线工人主体。在做惯臣民的父辈眼里,这些“千禧一代”(1984~1995年生的和电脑长大的一代)具备了太多让他们看不顺眼的缺陷,诸如自私、孤僻、自我、懒惰和不安分。但公平地说,这些所谓缺点,换个角度看,不过是这帮家伙不具备做听话臣民的特点罢了。而如果换个标准,自私可能是捍卫独立,孤僻可能是注重心灵,自我可能是自信梦想,懒惰可能是惬意人生。如果是重视公民权和机会均等的社会,没准这些都是好品质。而他们诸如创造、活力、藐视权威、相信梦想的品质,更可绽放光华。
无论郭台铭多么强悍,改变规则和文化的只能是他自己,而非富士康里占据大多数的80后甚至85后。两岸企业独裁者,他们相当多人成长于独裁社会,接受并履行那个时代的生存法则,并视为理所当然。然而近30年,自由的种子已经复苏,人性的魔盒已经打开,现在的年轻人不可能再主动接受那个规则。他们是对的。
好视自己为独裁者的台海两岸企业家,应该明白,政治独裁者的时代早已过去,而没有暴力机器相配合的区区商人,怎能还沉迷于独裁的美梦。
当然,我们不得不说,郭台铭已经算是台海两岸企业家里非常能照顾员工福利的企业主,人们更愿意如此分析富士康:精神上的血汗工厂。这是郭台铭的委屈,也是他的悲剧。某种程度上应该感谢他,山西黑砖窑里是较少自杀现象的,因为那里没有最苦,只有更苦。郭台铭这样的企业主,因为开启了企业文明,逗引了员工梦想,使得青年有了追寻美好生活的欲望,只不过壁垒森严的管理桎梏了这一切,让他们容易在反差中难以自拔。者,就算郭台铭变成善人弥勒佛,可能也难以解决这种反差。
郭台铭已经做了自己所能做,连续为内地员工加薪。但从中国国民生存来说,由于迁徙自由被剥夺,保障严重缺陷,加上高房价彻底剥夺人们安居的梦想,使得企业就算大幅度增加工资,业已成为杯水车薪,完全无解国民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