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人民养老的出路(热门10篇)

1.机构养老

目前，我国的养老机构主要分为两类：公办养老机构和民办养老机构。公办养老机构享受国家为其确定的事业编制和财政经费额度，入住率接近100%，常常存在一床难求的现象。甚至在一些原本接收“三无”老人、“五保”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公办养老院，因“物美价廉”而成为“特权老人”争相抢夺的“蛋糕”。据媒体报道，眼下通过找关系、打招呼“插队”入住公办养老院已是业内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

与之相照，民营养老机构则由于投资回报率低，民间资本进入的意愿和热情不高，现有数量仅占全国养老服务机构总数的10%(刘晓梅，2012)。再加上民营养老机构收入来源只能依靠入院费，被迫推行市场化价格，这使得经济拮据的老人有养老需求而不得入门。总的来看，目前民营养老机构面临着融资难、人员少以及公私地位不平等三方面的发展困境(见专栏7)。

国外典型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

当前，国外社区养老模式比较成功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英国的社区照顾养老方式。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根据家庭功能不断弱化的现状，引入了社区照顾理念，对老年人采取了社区照顾模式。该模式以社区为依托，通过提供居家服务、家庭照顾、托老所等形式，为老人提供完善的生活照料服务。同时，引入养老机构、引进市场机制，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服务成本。在社区照顾的机构中，既有政府出资的非赢利机构，也有私营的、商业化的服务机构。其服务人员既有政府雇员，又有民间专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从而形成多主体、多层次的服务体系。该模式能使老人像过去一样在自己熟悉的社区环境里生活，而不会有被抛弃感，故而广受欢迎。

二、美国的持续照料退休社区模式(CCRC)。该模式通常选择在距离市中心50~100公里、交通便利的周边地区建设退休社区，社区提供安全保障、各种生活配套设施和娱乐活动场所。一个典型的CCRC由三部分组成：独立生活住宅、辅助生活住宅和护理之家。CCRC将健康、医疗、护理服务与养老保险相结合，通过市场化运作产生规模效益，较好地体现了对老年人的人文关怀。在该模式下，政府的作用是制定法律法规，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通过老年护理保险制度、补贴等间接方式对社会养老机构进行管理。

三、日本的家庭——社区共同服务模式。该模式主要有四种形式：1)政府组织，政府负责经费来源;2)社会福利协会等民间组织，经费部分由财政补助，部分靠收取较低的服务费用;3)志愿者服务，分为免费和低收费两种类型;4)企业式的养老服务，即企业通过保险方式筹措资金为老年人提供低收费服务。总之，日本模式突出了社会福利的有偿提供和企业化经营，形成了公助、共助和互助相结合的多层次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有效解决了政府养老负担过重问题。

结合国情，中国式养老亟需以社区为依托。在操作层面上，可借助“十二五”发展契机，以社区为单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政府补贴、民间注资、少量收费等方式建立健全社区养老模式。考虑到人手问题，可在具备一定条件的社区建立智能化养老服务呼叫系统，满足社区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推进和谐社区建设。此外，还可通过社区低龄老人向高龄老人提供互助服务等方式(即结对搭成“老伙伴”)，充分利用老年劳动力资源，降低社会养老负担，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从上海的经验来看，低龄老人向高龄老人提供互助服务在社区养老服务中就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黄浦区各街道1720位“老伙伴”志愿者已为8600名高龄老人提供上门拜访11.4万余人次，电话慰问39.6万余人次 。“老伙伴”志愿者时不时上门、电话嘘寒问暖，使独居老人有了更多照应。如此，既可以提升老年人的照料水平，也利于及时疏导老年人的情绪，减少老年自杀和老年犯罪现象，提升老年人的效用水平。

3、创建中国特色的新型养老模式

关于中国式养老，坊间议论已久，比如养儿防老、以房养老、理财养老等，这些大多属于具体的养老支持方式。本文所探讨的养老模式，是以养老承担主体来划分的，主要有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三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养老模式值得重视。《规划》说：“充分发挥家庭和社区功能，着力巩固家庭养老地位，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构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创建中国特色的新型养老模式”。现在，我们结合国情对各模式做简要分析。

4.社区养老

从发达国家养老模式的发展变化过程看，由政府投资建造的大型老年福利机构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式”的养老服务，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状况的日益加剧而给政府财政带来沉重负担。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后，发达国家的养老政策开始转向扩大社会养老功能，居家养老和社会服务相结合的社区养老模式开始盛行。其中，比较成功的如专栏6所示。#p#副标题#e#

5.居家养老

就目前来说，居家养老仍是最主要的养老模式。2009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家庭成员供养的比例依然很高，达34.4%，其中男性为22.2%，女性为46.4%。但随着未富先老、家庭结构小型化以及老年抚养比快速攀升的国情，中国的养老问题显然不能只依靠个人和家庭。《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74.1%的人表示生活工作压力大，照顾父母力不从心;68.4%的人表示要承担多位老人的养老负担;50.1%的人表示生活在两地，无法把父母接到身边照顾;42%的人表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不同城市无法互通;37.7%的人表示养老院等社会养老机构无法让人放心 。尽管只是一项网上民意调查，但它折射出了在青年一代中普遍存在的养老焦虑感，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观察甚为契合。因此，我们不得不积极寻求新的居家养老途径(见专栏5)。

6、挑灯看剑：中国养老“三规划”

为应对老龄化的挑战，中国政府分别在2011年9月17日、2011年12月16日和2012年6月14日颁布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和《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等关乎养老的文件。这三份文件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有必要予以简介。

在《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十二五”期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的目标。主要有：建立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体系基本框架，制定实施老龄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初步实现全国老年人人人享有基本养老保障;健全老年人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辖区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开展健康管理服务，普遍建立健康档案;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健全;全面推行城乡建设涉老工程技术标准规范、无障碍设施改造和新建小区老龄设施配套建设规划标准;增加老年文化、教育和体育健身活动设施，进一步扩大各级各类老年大学(学校)办学规模;加强老年社会管理工作等。

《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提出的建设目标是：到2015年，基本形成制度完善、组织健全、规模适度、运营良好、服务优良、监管到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30张;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健全。并将建设任务分解为以下几方面：改善居家养老环境，健全居家养老服务支持体系;在居家养老层面，支持有需求的老年人实施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在城乡社区养老层面，重点建设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老年人活动中心、互助式养老服务中心等社区养老设施，推进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增强养老服务功能，使日间照料服务基本覆盖城市社区和半数以上的农村社;在机构养老层面，重点推进供养型、养护型、医护型养老设施建设;提高社会养老服务装备水平;加强养老服务信息化建设等。

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和社保基金会联合制定的《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二五”期间要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保障人群的基本覆盖，到“十二五”期末，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3.57亿人，新农保参保人数达到4.5亿人等发展目标。该规划特别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提出要“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基本解决制度缺失问题”。毕竟，保障制度建设的滞后会催生社会焦虑。从内容来看，此番制度建设主要分为三方面：一是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保障政策。二是建立健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三是继续做大做强社会保障战略储备资金等。

综合上述三份《规划》，可看出中国政府早已意识到老龄化问题的严峻性，并在积极的采取应对措施。这些规划也彰显了政府为人民服务、谋福祉的诚意。若能深入贯彻实施，想来民众的福利状况会有极大改善。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将这些规划看作“顶层设计”，那么，这样的“顶层设计”是否触及到了问题的本质?在我们看来，这三份规划总体上只是就养老谈养老、就保障谈保障，而没有深入触及老龄化危机的内在机制 。究竟什么是老龄化危机的内在机制?根据上文的分析，城乡分治、劳动力市场分割、金融安排滞后、生育政策以及政府的财税政策等皆可看作中国未富先老的制度性成因，是老龄化危机内在机制。

民营养老机构面临的发展困境

当前，部分社会资本已进入养老产业。但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效果并不理想，多数民办养老机构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的状态。问题主要来自三方面：融资难、人员少以及公私地位不平等。这使得更多的民间资本望而却步。

融资难是民营养老机构遇到的最大问题。除从银行等传统金融渠道融资困难外，养老机构由于其微利性也很难从小额贷款等途径获得融资。专业从业人员，尤其是护理员的严重短缺，也制约了其专业性的提高。而公私地位的不平等是民营养老机构反映较多的问题。公办养老机构是政府直接创办的，土地、资金、人员、工资、业务指导都有保障，基本不存在经营风险。相形之下，民营养老机构存在着成本较高、硬件落后、多头管理等经营困境。

无论是从理论上讲还是就实践出发，在社会养老体系中，机构养老都发挥着支撑作用，而具有“托底”功能的公办养老院更是重中之重。针对公办养老院出现的高端化、特权化倾向，我们可借鉴保障房理念，建设朴素实用的“普惠型”公办养老院。这一能扩大机构养老的“托底”容量，二来也能避免豪华设施诱人走“终南捷径”。对于民办养老机构所面临的困境，需要政府转变认识，更加重视民办养老机构的作用，营造有利于公办养老机构和民办养老机构平等发展的法律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譬如，政府可对公益性的民办养老机构予以财政补贴，改革金融制度，提升融资水平等。

值得说明的是，在养老问题上，我们还应当注意发掘、发扬儒家传统孝道文化的合理部分。在儒家看来，离弃老人是不孝的，会遭受耻笑和谴责。这种道德规范至今仍在约束着国人的行为。客观地说，尽管“孝”是传统农业社会的赡养观念，但仍不失为一种优良传统。毕竟，老年人不仅需要物质、资金方面的支持，也需要亲情温暖。但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迁，家庭的养老功能也在弱化，主要是随着中青年一代工作生活各方面的压力增大，对老人养老也逐步呈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鉴于此，我们对“孝”的理解也要与时俱进。

一言以蔽之，中国的老龄化是在未富先老、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历史欠账较多、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平衡、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形势下发生的，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基于此背景，中国的养老问题绝非某一方所能全部包揽，而需要政府、企业、市场和个人“四个肩膀”来共担，需多方参与、通力合作。

从趋势来看，社会化是中国未来养老服务的必由之路，产业化是其现实途径，而专业化则是提高养老服务水平的基本保证。但这一切，皆有赖于充分发挥政府的保障和引导作用。既要有着眼于宏观的“顶层设计”，也要有具体的政策“抓手”。同时也要注重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注意养老的公平性，适当平衡养老资源。诚如是，中国式养老方能脱困制胜，中国经济才能健康可持续发展。

8、路在何方：一般性政策讨论

报告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等发展目标。这可看成是未来社会保障、养老等民生建设的导向性文件。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此基础上就缓解老龄化危机、破除增长魔障做更为具体的政策分析。

从本质上讲，解决中国式养老问题最重要的是要跳脱传统的城乡二元分治思维和部门利益，从更大范围通盘考量。题中之义是改革户籍制度，建设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逐步实现城乡二元并轨。就养老而言，目前依然存在着“养老双轨制”。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养老双轨制”是城乡分割经济政策演变的结果。只有改变这种从城市利益出发、由城市单方面制定人口流动政策的局面，从分割到融合的转变才能够实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城市偏向的政策已经在改革，但只要户籍制度存在，就存在着政策反复的可能性。就长期而言，改革户籍制度有利于激发经济活力、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能提升整个社会的财富水平。

在人口政策方面，既有的计划生育政策曾为人口年龄结构优势的获取、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协调做出巨大贡献，但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变，原有的生育政策已不适应新的“土壤”，反而成为未富先老的政策加速器。在此情境下，需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可以先扩大试点，再根据实际效应决定是否予以终止 。事实上，中共中央在1980年发布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而根据《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提法，计划生育仍为基本国策。显然，这样的改革难度是很大的。关节点在于，一是难以达成共识，二是已造就了一个特殊利益群体，放开或终止计划生育政策，意味着要适当补偿该群体。

就当下而言，如何应对人口红利的丧失可能是更为具体的问题。随着大批劳动者开始进入退休年龄，人口会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人们的退休时间可能会推后，工作年限会提高，二是进入老龄生活的人也更多。这样的人口结构对增加资产会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因为退休者的养老金将发挥作用，除开政府或家庭为他们的养老提供保障，其个人积蓄也将进入投资和消费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老龄化并不等于衰退。问题是，中国的老龄化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与对第二个人口红利期的畅想相比，我们更当尽力避免“萧条的老龄化”。毕竟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劳动者低工资、低保障的成本优势。何况，若仅从老龄化时期的储蓄动机来考察，尚不足以构成在推动经济增长上与第一次人口红利相媲美的第二次人口红利。还应该看到在健康寿命延长的情况下，老年人不啻宝贵的人力资源。尽管与青年人相比，老年人体力上稍显劣势，但其工作经验、知识积累总体上远胜于青年人。基于此，第二次人口红利也只有从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视角来考察，才会有显著意义(蔡昉，2012)。中国的现状是，法定的退休年龄男性为60周岁、女性为50周岁(女干部为55周岁)。与预期寿命相较，这样的退休年龄显然定得太早了。就此而言，可以考虑延长退休年龄 ，开发二次人口红利。这一来可以减轻养老金负担，同时也能激发投资和消费热情、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这是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见专栏3)。当然，延长退休年龄需适当兼顾劳动供给性质与供给意愿。因为受身体的局限，体力劳动者往往难以在体力工作岗位上延长退休年龄。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说，老年人就业趋势已在美国、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逐渐兴起，将在今后数十年内改变这些发达国家的就业市场格局。调查数据显示，超过65岁仍在工作的美国老人中，有10万多名农民和牧场工人、大约10万名巴士和出租车司机、2.5万名音乐人士、1.7万名交通协管员，以及超过8万名企业高管(包括股神巴菲特)。一些老年人在专业领域享有“高龄也高薪”的优势，例如律师。更多老年人谋得的是低薪岗位，如零售店店员和看门人。从2010年1月至今，55岁以上求职者“瓜分”了美国70%新增就业机会。同时，越来越多企业和工厂也愿意为老人提供工作岗位，认为他们为人可靠、经验丰富。

作为老龄化程度全球第二的德国，老年人工作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60岁至64岁的德国女性就业率从2000年的12%提高至2011年的36%。在同一时期，该年龄段的男性的就业率也由28%增至52%。

在产业政策方面，要注意优化产业和就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经验研究表明，在相同的产值下，第三产业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而且，与老年人相关的老龄产业大多属于第三产业范畴，比如老年旅游、老年健身、老年护理等。因此，发展第三产业不仅能提高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包括大学生就业)，也有利于开发老年市场。在适当延长退休年龄的情况下，老人可借助其人力资本积累优势，从事教育、培训等服务型工作，形成第二次人口红利，最终化解养老危机。这可看作是对报告提出“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的具体回应。

就财税政策而言，仍需调整国民财富的分配和支出结构，理顺地方与中央、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尽量避免“国富民穷”的局面。通过“做大蛋糕”、“分好蛋糕”，达成“国富民富”愿景。具体来说，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关注民生，充实养老基金，消除未富先老情境下的社会焦虑。此外，改革金融制度、建设和完善金融市场对养老也尤为重要。在现代社会，金融市场健康繁荣与否事关养老金的可持续性。欧债危机的一个重要启示便是：在稀释老龄化的诸多途径中，不仅要调动个人的积极性，还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郑秉文，2012)。就当今中国而言，养老金可按照“可操作、可持续、有增长”原则，通过完善国有股减转持相关政策、做好国有上市公司追溯部分的国有股份划转工作和扩大彩票发行等渠道，参与市场，走多元化、市场化、国际化投资策略，收保值、增值之效。对于个人，应积极开拓以金融产品为主的“非人格化养老”路径，不能过于倚重以血缘、地缘为依托的“人格化养老”路径。#p#副标题#e#

天津八种居家养老服务形式让老人老有所养

近年来，天津市居家养老服务不断发展，逐步形成具有天津特色的几种服务形式：一、政府购买服务。即运用财政补贴办法，为困难老年群体购买服务，解决居家养老之忧。二、日间照料服务。在社区建设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站)等养老服务设施，为居住在家、白天无人看护的老年人开展日间照料服务。目前，天津市已建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站)577个，市财政补贴资金累计支出6911万元。三、协议服务。由社区组织发动驻区单位、楼栋长或邻里，与社区困难老人签订帮扶协议。四、互助服务。一些空巢、身体较好的老人结成互助小组，互相帮助，实现“白天有人照料，夜间有人陪伴”。五、养老机构延伸服务。依托养老机构专业护理能力强、服务水平高的优势，为居住在家、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提供服务。六、呼叫服务。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立呼叫服务系统，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服务。七、市场有偿服务。对经济条件好、需要提供家政服务的老年人，由所在社区组织提供有偿服务或自主购买服务。八、志愿者服务。天津市已有各类志愿者队伍1800多支，注册社区志愿者40万人，为老年人服务是其重要内容。

10、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模式

就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模式而言，国际上主要有以下几种：建立在现收现付基础上的统筹账户模式、建立在完全积累基础上的个人账户模式、建立在现收现付基础上的个人账户模式、建立在现收现付基础上的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结合模式等。中国的养老保险属于建立在现收现付基础上的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统账结合”模式。该模式由中国于1993年独创。其中，社会统筹依然实行现收现付制，个人账户实行基金积累制。改革的初衷是想结合两种制度的优点，力图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结合。但因制度转轨成本和人口结构等问题，社会统筹基金依然收不抵支。这样，为保证养老金当期发放，不得不挪用个人账户基金，导致个人账户是空的、名义上的，个人账户的作用只是计发养老待遇的手段。人们对养老金可持续性的担忧也主要是基于个人账户记账额与做实账户之间的缺口。

基于此，当前及今后的一大政策着眼点是“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见报告)。目前，我国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已相应调整了基础养老金标准，如北京、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市在中央财政的基础上，分别增加了不等的补贴金额。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目前的养老保险费率是偏高的 。这会给中国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带来负面效应，而且高额的缴费率易引发严重的代际冲突。许多年轻人因此不愿意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增加了扩大覆盖面的阻力。那么，有没有在降低在职人员缴费率的同时，提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水平的可能呢?彭浩然、陈斌开(2012)从理论上证明了这种可能性。其研究表明，在稳态时中国现收现付养老保险缴费率的阈值为15.6%。鉴于论证严谨有力，结果比较稳健，该结论对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制定极具参考价值。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多方位考虑养老保障资金的来源与收益问题，而不仅仅将其看成是公共财政的责任。公共资源与私人资源、国内资源与国际资源，皆可成为养老资金的来源。在这方面，政府可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取国有资产变现收入和国有企业分红作为养老金的源，降低养老金缺口风险，体现国有经济全民所有的性质，逐步解决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转轨成本问题，让发展成果为全民共享。同时，适当降低社会统筹部分的缴费率，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真正建立起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效机制。此外，要拓宽眼界，改变僵化的理财思维与模式，综合利用各种金融资源和融资机制，走多元化、市场化、国际化道路，积极拓展养老金筹资渠道。特别是要注意吸收社会资本参与养老建设，从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用地优惠等多个方面减轻民营养老机构的负担，增强其自身发展动力(见专栏4)。因为养老产业是个特殊的产业，既具营利性，又兼有福利性。只有对溢出的正外部效应予以恰当补贴，才有利于加大养老供给。

目前，北京共有养老床位8.2万张，但每百名老人拥有不到3张，与发达国家5至7张相比有明显差距，也与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有较大差距。究其原因，除养老机构布局不合理外，各项优惠政策扶持不到位，建设用地供应不足，项目审批复杂、周期长，也影响了社会力量投资养老机构。

鉴于此，北京将按照“低端有保障、中端有供给、高端有市场”的原则，通过政策扶持、制度规范、资金引导、奖励督导等手段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业，制定出台土地供应、税费减免、资金补贴、信贷支持、市场准入等综合配套优惠政策、措施，通过“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形式，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培育一批养老服务行业组织和龙头企业。

毋庸置疑，加强养老基金的监督和管理，“建立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制度，确保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也甚为关键。由《全国社会保障资金审计结果》可知，截至2011年底，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8500.41亿元，远远超过“新农保”、“城居保”和“城乡居保”三项结余之和(为1635.53亿元)。可见企业年金是养老保障的重要支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公开的企业年金运营数据显示，企业年金近5年的总体收益率达到8.87%，跑赢了CPI。在人口迅速老龄化时期，提高养老金的投资收益率是弥补养老金缺口的重要途径。既然企业年金运营效果很好，我们不妨提高其运营比例。在这里，有必要消除养老基金投资、个人养老投资“只有在资本市场成熟后才能进入”的认识误区。其实，参与市场与市场完善是相互影响的，问题与措施也是在博弈过程中逐步呈现的。我们还应当把养老保障体制看作是生产性的，而不仅仅是消费性的制度安排。理由在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开发是以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为主要特征的，需要较为完备的养老保障体系作为支撑。